本帖最后由 童天一 于 2024-1-19 09:29 编辑
02 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地理标志
2-1、广州：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地理标志 第一个“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地理标志”，应立在越秀北路222号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旧址。中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理论的超前探索者卓炯、孙孺、曾牧野、郑炎潮、梁桂全等一批“华南学派”的学者，就曾在这里工作。
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珠江三角洲的成功实践》一文中，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兼总干事童大林(1919-2010)说：“在珠江三角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之所以发展很快，首先是指导思想和理论观点先行，并且贯彻始终。卓炯同志和广东的一部分经济理论研究人员，从60年代初就不屈不挠地主张发展商品经济。”[1]
华生的导师、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1927－2004）生前说：“早在1961年他（卓炯）就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而且对此作了相当充分的论证。这在国内外都是绝无仅有的。在我国，人们普照遍接受这个论点已经是20多年以后的事了……可以肯定，没有包括卓老在内的前人奠定的基础，日后高耸入云的理论大厦是无从建立的。”[2]
董辅礽：可以肯定，没有包括卓老（卓炯）在内的前人奠定的基础，日后高耸入云的理论大厦是无从建立的。
1978年1月24日，经济学家卓炯在《广州日报》公开发表的《坚持社会主义的商品制度》一文，[3]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是中国经济学“华南学派”的第一声呐喊，拉开了中国城市经济改革的序幕。为了坚持商品经济的真理，卓炯曾经以死抗争。详见《8-1、为真理而用生命抗争的卓炯》。
10个月之后——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小岗村18户农民才在“秘密契约”上按手印“大包干”。[4]小岗村有经济学家吗？有《小岗村日报》吗？敢发表“大包干”宣言吗？中国农村经济改革落后于城市经济改革。
近11月之后——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在北京举行。[5] 2年7个月之后——1980年8月26日，广东深圳特区才正式成立。[6] 6年7个月之后——1984年9月3—10日，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即“莫干山会议”才在浙江召开。[7]
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1978年从广州开始，而不是1984年从莫干山会议开始。
新中国成立后，广东由于特殊地理位置（对敌前线），长期不属于国家投资建设的重点地区。“一五”时期，国家156个重点项目没有一个放在广东。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国家投资集中在“大三线”，广东不仅得不到新的投资，甚至部分工厂还内迁至其他省份，1953年-1980年，广东累计工业投资只占全国同期工业总投资的3.4%，工业基础十分薄弱。[8]
“鱼米之乡”的广东，当年流行这种说法：“四季如春没菜吃，鱼米之乡没鱼吃。”因为排队买不到鱼，广州市民将兑现不了的鱼票（五毛钱）寄到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那里。[9]
这就是“华南学派”开创者卓炯高喊《坚持社会主义的商品制度》的历史背景。
广州市民将兑现不了的鱼票寄到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那里（大型纪录片《头啖汤》）
当年新上任的习仲勋和接任的任仲夷为广东大批冤假错案平反。对中国改革开放来说，真正意味深长的，是习仲勋、任仲夷为“反地方主义”运动中大批受到牵连处分的地方干部恢复名誉，重新安排工作。[10]详见《4-3、习仲勋为“反地方主义”运动受害者平反》。
广东“先行的地方性、解放的地方性”，从此成为驱动整个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强大力量。
广东方志馆《广东改革开放大事记展》：1978年12月25日，广州在全国率先成立一家国营河鲜货栈，放开部分河鲜价格，1979年3月又在全国率先推出水产品改革。
第二个“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地理标志”，应立在广州一德路国营河鲜贸易货栈原址。
广东方志馆《广东改革开放大事记展》介绍一德路水产市场：“1978年12月25日，广州在全国率先成立一家国营河鲜货栈，放开部分河鲜价格，1979年3月又在全国率先推出水产品改革。广州水产品和蔬菜价格改革，为全国农副产品购销制度改革起到示范作用。”[11] 在广州电视台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纪录片《头啖汤·市场》中，当事人回忆一德路水产市场：
“那时候不敢叫货栈。货栈好像解放前议价，能不能行得通呢？行不通的话到时怎么收场？不如改叫服务部，不如先叫服务部，试探性进攻。”原广州水产食品商业集团副总经理关汝伟回忆说。
“开始的时候大家心中很无底，不知道这样成立行不行，连会议都不敢在办公室开。”原广州鱼市场党支部书记何丽卿说。“很多人围观，觉得很新鲜，卖手唱价，价高者得。这条鱼我开价是多少钱，还有没有人要？还有没有人要？”
“半年就已经搞了1万吨，79年就翻了一番，超过2万吨。数量很充足，品质相当好。”原广州水产食品商业集团副总经理关汝伟说。[12]
原广州鱼市场党支部书记何丽卿说：“很多人围观，觉得很新鲜，卖手唱价，价高者得。这条鱼我开价是多少钱，还有没有人要？还有没有人要？”（大型纪录片《头啖汤·市场》）
原广州水产食品商业集团副总经理关汝伟说：“半年就已经搞了1万吨，79年就翻了一番，超过2万吨。”（大型纪录片《头啖汤·市场》）
《广东改革开放大事记展》的解说文字称“国营河鲜贸易货栈”，上述回忆者的关键词却是“服务部”，不敢叫“货栈”，时间线索是“半年就已经搞了1万吨，79年就翻了一番”，可见实际发生的时间，要比《广东改革开放大事记展》说的早很多，更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
我在《幻象1》中引原广州市长及广东省长朱森林的话说：
“广东改革不是先从农村改革开始而是先从城市价格放开开始。1978年芳村最先放开河鲜、蔬菜、塘鱼价格，此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召开，这是广东最早的改革。1981年—1983年，全市蔬菜、塘鱼、水果等价格陆续放开。”[13]
原广州市长及广东省长朱森林说：“广东改革不是先从农村改革开始而是先从城市价格放开开始。”
广州最早放开水产市场价格的地方，究竟是在芳村，还是一德路？
或许两个地方甚至三个地方都是。为了规避风险，广东人只做不说的事实在太多了。重要的是，广州在经济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上都早于安徽小岗村，而且是地方党报广州日报和国营河鲜贸易货栈带的头。
朱森林说广州芳村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放开水产市场价格；《广东改革开放大事记展》则说，一德路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三天放开水产市场价格：1978年12月25日。这种为了规避风险而故意迎合顶层叙事的地方叙事，具有深刻的历史人类学和“改革解释学”意义——地方性自下而上的国家建构叙事背后，掩藏着地方性的真相。
这或许就是历史人类学“华南学派”的宋怡明所说的——“被统治的艺术”吧？[14]当年广东民间流行“打左灯往右拐”的说法，就是“被统治的艺术”。
历史人类学“华南学派”宋怡明专著《被统治的艺术》
在今天“双轨制”的强势话语影响下，广东一些改革开放亲历者的回忆文章也用上了主流的“双轨制叙事”。相反，卓炯在毛泽东、华国锋和邓小平主政时期，始终坚持自己的真理，高喊“商品经济万岁论”，不管怎么批判、批斗和强迫劳动改造，软磨硬扛，假认罪真抗争，咬定青山不放松，直到中央文件也用上了他的说法。
卓炯最精彩的“地方性叙事”和“底层性叙事”，是“于凤村”三个字。1961年5月至1962年底，卓炯带队去广东德庆县凤村公社解决“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问题，同时用“于凤村”的笔名写文章——华南底层乡村叙事，反思和解释来自西方并占据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资本论》，与远在北方的于光远、骆耕漠、孙冶方商榷，找到了“商品经济万岁论”的解决方案。[15]详见《11、广东“三人团”与精神分裂的资本家》。
前广州市长、广东省长及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在《南风窗》发表的《我是你们的大司务长》一文中说：
“广州蔬菜的价格开放了，曾经出现猛涨。八二年春节，鱼曾经涨到三元一斤，现在已经降到一块八左右了，最便宜还出现过八角钱一斤。总之我说，价格放了，‘闻涨莫惊’，闻降莫喜’，会有调节的，过喜过惊都不必。”[16] “我们这些领导人是供给制出来的，从前不管家，‘吃饭不知柴米价’。当然，管财贸的同志是知道的。现在呢，像紫yang同志这样远在北京，广州的菜价他都很注意，一清二楚。万里同志到广州来，还特地去看了清平市场。”[17]
1984年，章以武、黄锦鸿编剧，珠影导演张良执导的电影《雅马哈鱼档》，背景就是广州水产市场的改革。这是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文学和电影的地方性叙事。
1984年，章以武、黄锦鸿编剧，珠影导演张良执导的电影《雅马哈鱼档》，背景就是广州水产市场的改革。
推动广州流通体制改革的前广州市长、广东省长及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
叶选平在1985年4月《南风窗》创刊号《我是你们的大司务长》中，介绍了当年广州流通体制改革。
张卓元编著的《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第十四章由常修泽教授编写，内容是《1984年中青年经济学家讨论会——“莫干山会议”》，常修泽教授说：“到1984年……农村改革已经有所起色，但城市改革尚未起步”。[18]
请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广东改革开放史》记载：“1978年8月，在广州试点，放开部分蔬菜价格，按质议价，议价成交。12月，广州率先恢复第一间国营河鲜货栈，引鱼货进城，随行就市，议价成交，迈出了农副产品放开价格的第一步。”[1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广东改革开放史》：1978年8月，在广州试点，放开部分蔬菜价格，按质议价，议价成交。
再看中共党史出版社的《价格闯关史录：1978至1992年广东价格改革》记载：“1978年7月，在省委、省政府支持下，广州市对蔬菜流通体制率先进行改革，实行产销见面，部分大宗品种幅度议价成交，小品种自由议价的购销方式。7月21日，广州市首先放开5%的蔬菜品种价格，浮动升幅规定在40%之内。蔬菜价格一经放开，市民哗然，市委、市政府接听的告状电话一个接一个，收到的告状信一封又一封，由蔬菜价格问题引发了一场风波。在各方压力下，广州市将蔬菜价格浮动幅度调整至15%之内。”[20]
中共党史出版社《价格闯关史录：1978至1992年广东价格改革》：“1978年7月，在省委、省政府支持下，广州市对蔬菜流通体制率先进行改革，实行产销见面，部分大宗品种幅度议价成交，小品种自由议价的购销方式。
由此可见，广州流通体制改革确实是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比1978年11月18日安徽省小岗村农民按手印“大包干”更早，比1984年9月提出“价格双轨制”的莫干山会议早6年，而且是地方政府与底层市民之间互动式的价格改革。
当年小岗村进行过“流通体制”改革吗？小岗村的历史地理条件能成为省会城市的蔬菜和水产交易中心吗？
先行一步的地方性改革在中央认同之前，充满了风险。广州有个叫叶经绪的水产收购部经理，曾因放开鱼价受冤坐牢，[21]详见《7-4、叶经绪坐牢4年，因广州改革开放》。
实际上，广东西部农民“大包干”，比安徽小岗村农民更早，过去不敢说。
2023年5月16日，我们去湛江考察，发现湛江博物馆再现历史的方式，具有深刻的历史人类学和“改革解释学”意义：湛江市召集1977年海康、遂溪等自发包产到户的农民，与大队干部吴堂胜谈心、拍照。展板配上习仲勋当年去湛江考察的照片，标题叫“良好的开局”。
我查《习仲勋主政广东》一书：1980年8月27至9月2日，湛江市郊和徐闻、海康、遂溪等县受强台风袭击，习仲勋去灾区考察。[22]
湛江博物馆再现了1977年湛江农民包产到户的情景——比安徽小岗村农民更早。这种事后追认的先锋性具有深刻的历史人类学和“改革解释学”意义。
展板配上习仲勋当年去湛江考察的照片，标题叫“良好的开局”。
《习仲勋主政广东》记载：1980年8月27至9月2日，湛江市郊和徐闻、海康、遂溪等县受强台风袭击，习仲勋去灾区考察。
2023年5月，本文作者钟健夫考察徐闻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路过雷州半岛的红土地时留影。
[1] 童大林：《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珠江三角洲的成功实践》，原文刊登于1992年2月《南方日报》，1992年7月收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书，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第39页。 [2] 卓炯：《<资本论>体系与社会主义经济——扩大商品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7月，董辅礽《序》。 [3] 卓炯：《坚持社会主义商品制度》，1978年1月24日，广州日报，第4版。 [4] 王茂跃：《揭开大包干“契约”真伪之谜》，《中国档案》1999年05期。小岗村“大包干”日期有不同说法，王茂跃文章说：1978年11月24日——这一日期现已被凤阳县委、县政府一致通过作为大包干对外宣传的确切日期。另外，我在下面三部书中没有找到小岗村“大包干”的具体日期：曹普《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人民出版社，2016年6月；中共安徽改省委党史办《安徽改革开放大事记（1977.6——2008.6）》，安微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朵生春的《中国改革开放史》，红旗出版社，1998年7月。 [5] 曹普：《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上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6月第一版，2021年7月北京第16次印刷，第147页。 [6] 深圳博物馆：《深圳改革开放史》，文物出版社，2010年3月，第33页。 [7] 枊红：《1984：莫干山会议》，东方出版社，2019年9月，总序，第1页。 [8] 《广东改革开放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9月，第24页。 [9]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价格闯关史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6月，第7页。 [10] 《广东改革开放史》课题组：《广东改革开放史（1978—2018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第33页。张江明：《回忆任仲夷访谈广东反“地方主义”平反问题》，广东人民出版社《怀念任仲夷同志》，2007年1月，第94－97页。 [11] 广州方志馆：《广东改革开放大事记展》，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618号，3楼。 [12] 广州市委宣传部与广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由广州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制作的大型纪录片《头啖汤》，每集50分钟，以《市场》、《开放》、《文艺》、《乡镇》、《热土》、《制造》、《科技》、《枢纽》8个不同主题，全方位、多角度讲述广州改革开放40年不同领域的精彩故事》。 [13] 易振球、周林生等：《亲历广东改革》，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12月第一版，《序》第2页。 [14] 〔加〕宋怡明：《被统治的艺术——中华帝国晚期的日常政治》，中国华侨出版社，2019年12月。 [15] 杨永华：《卓炯传》，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4月，第246页。 [16] 叶选平：《我是你们的大司务长》，1985年4月，《南风窗》创刊号，第8页。 [17] 叶选平：《我是你们的大司务长》，1985年4月，《南风窗》创刊号，第8页。 [18] 张卓元《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3月第二次印刷，第177页。 [19] 《广东改革开放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9月，第103页。 [20]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价格闯关史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6月，第8页。因遭受旱灾，安徽省委1978年9月作出“借地度荒”，见《改革开放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8月，第22页。 [21]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亲历改革开放2》，2008年12月，广州出版社，第109页。 [22] 《习仲勋主政广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7月，第329页。
（未完待续）
| 
楼主: 童天一
雷达卡
发表于 2024-1-17 11:14
显身卡
发表于 2024-1-17 11:17
发表于 2024-1-17 1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