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弟夫妇从杭州回来,过来吃饭,我顺便叫了老家几个朋友,由于不顾众人强烈反对,把酒开了一瓶又一瓶,终于又喝多了。小李子忍无可忍,选择向我母亲告发。这告发据说很有艺术,电话拨通了并没有费劲地讲话,只是抽泣,然而收到奇效,我母亲很快携二弟夫妇赶到。
骂声与巴掌齐飞,只能在卧室里躲躲闪闪,丑态百出,那种任凭风吹雨打我自闲庭信步的从容,我并没有。这酒一喝多就会出现断片,第二天除了记得身上挨过巴掌,还有母亲的怒骂,完全不记得其它。
经过事后旁敲侧击,总算明白了母亲为何发怒,因为醉酒状态的我拒绝认错。
第二天中午在母亲那边吃饭,又是一轮批斗,我试图转移话题,指出既然二弟夫妇下午就要回杭州,合理的氛围应当依依惜别,不应该继续出现火药味,然而可耻地失败了。喜欢往伤口上撒盐的小李子,甚至向母亲打听一些陈年往事,妄图把我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母亲坦言,她最喜欢揍的人就是我,因为我从小就皮厚。
我母亲年轻时节,无论下田插秧做农活,还是养猪搞副业,都有人佩服,不过她的脾气也很火爆。我如果犯了什么事,基本会遭到近似毒打的待遇。记得有一次母亲手执柳枝,父亲在门口堵住去路,我逃无可逃,被打得在地上不停翻滚,嘴里发出杀猪一样的惨叫。母亲毫不心软,仍然一下一下,让柳条非常匀速地降落下来。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停止徒劳的惨叫,并闭上眼睛佯装昏迷。只听母亲叫了声“冬天的蛤蟆做假死”,柳条抽得更加凶猛,使得我只能把惨叫进行到底。
有时看来,我小时之所以被母亲的柳条格外垂青,应该跟我那愚蠢的倔强有关。大约七八岁时,父亲跟他的兄弟去县城购买打谷机,我和二弟自然也想跟着进城,遭到拒绝后,我二弟放弃了纠缠,我却在拖拉机扬起来的灰尘里奔跑,追撵。即便跌倒了,也要在地上手脚并用,往前爬行,一双膝盖被土路上的石粒磨得血肉模糊。后来,我如愿以偿进了城,吃棒冰,下馆子,还被父亲带进电影院,看了《少林寺》。
至于回家有没有挨揍,我已记不起来,当时自然也不会在乎。
另外一个跟我喜欢看闲书也有关。读小学时,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隔壁班的二弟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眼皮底下,动作娴熟地从抽屉里翻出小人书与其它闲书,然后得意地叫我以后必须听话,否则就要向母亲告状,我只能咬着牙表示同意。
母亲小时家里成份不好,条件也差,只上过一两年小学,后来并不识字。所以那些32开,跟课本差不多的闲书,往往会被我堂而皇之摆上桌,手里还捏着一支笔,作刻苦攻读状。在旁边织麻的母亲,有时会投过来狐疑的目光,问一声“你看的是课本”?那个时候,我必然用力地点头,绝不拖泥带水。
上初中那年,有一回我居然没去学校,而是跑到自家的田地上,爬上一颗茶树,躺在枝桠里看小说。岁月静好之际,万没料到我母亲会去地里干活,结果逮个正着。母亲非常生气,虽然我一溜烟跑出了五里地,回家后,母亲还是逼我把墙上那些奖状亲手撕了下来,当场烧掉。
我好像哭了。我伤心的是那张作文比赛一等奖的奖状化成了飞灰,记得当初开赛时,由于我上课喜欢跟语文老师唱对台戏,还喜欢拆台,被他所不喜,根本没叫我去参加。后来班主任进教室,见我坐在那里发愣,才大手一挥,命我即刻出征,结果也没让他失望,半途入场居然拿了个第一。
当然,母亲肯定比我还要伤心,因为失望。
我上午问母亲,昨天是不是下手挺重,怎么我早晨起来浑身都疼,其实是玩笑话。盛怒下的母亲,手掌只是落在我的后背上,隔着衣服一点儿也不疼。她已慢慢在老去,不复当年勇猛之万一。
如果岁月可以倒流,我宁愿在一个阳光凶猛的午后,母亲笑着向捉到知了回来的我招手:“儿啊,你过来,娘不打你。”等我犹豫着近身时,母亲一手狠狠攥住我瘦小的胳膊,另一只手里的柳条漫天飞舞。
少年响起来的嚎叫,和母亲当年的眼睛一样充满力量,像一个不屈的灵魂在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