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米的故事》之四
转眼我已经在上海商厦干了三年多,我已经二十岁。我妈妈给克罗米当私人膳食助理也有一段时间了。我的恋爱也还在不痛不痒地持续着。 这期间我去读了一个商业中专。我只是好玩莫名其妙去参加了一场考试,不知怎么就考上了。可我不想放弃工作,所以我打算不去读这个中专了。有一天,克罗米回租屋去吃我妈妈做好的午饭,他把我也叫过去。他说,“哎,赵雨,中专考上了还是要去读的,哎,赵雨妈妈,你说是吧,读书多总归好的,哎,赵雨我跟你说,阿丽莎跟我都很支持你去读这个中专的……”我低头扒饭,不说话。我不善于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好像对克罗米也谈不上感激,是一种模糊的亲情。就这样我就去读中专了,每天下午三点放学后再回上海商厦上班。我不在的时候产生的工作,克罗米帮我顶下来。商厦很多人看我的眼光开始意味深长。我知道她们的意思,她们无非就是怀疑我妈妈或者是我跟克罗米有一腿。 那年端午前后,我家从北京来了一个堂哥。这位堂哥小时候读书得到过我爸爸的资助,所以,他怀着报恩的心情来接我爸爸也就是他的叔叔去北京玩一玩。我爸爸很高兴地跟他去了。前面说过,我爸爸是一个很正派又很过时的基层干部,他那一年已经六十出头了。他对社会有很多不满,比如说不相信医院。他觉得到医院去,没病医生也会说你有病。所以,这时候我爸爸是不知道自己可能有血压高之类的隐患疾病的,而且他又好酒,尤其喜好烈性酒,比如北京的二锅头。 我爸爸在北京呆了二十来天之后,突发脑溢血。 堂哥来电,让我们这边赶快去人。不但得去人,肯定还必须得带一笔钱过去,总不能一切都让堂哥掏腰包。在这里,我愿意很明了地解释一下我的家境,我们家很穷。虽然写到这里,我始终没正面说过,但细心的读者,我相信你感觉的到。我们家这种穷的气质,简直和清高的气质是成正比的。 亲戚朋友都知道我爸爸在北京得了急病,急需用钱。但我妈妈没有借到什么钱,都说没钱,只是送个一百,或者了不得两百。这时候,小建也送来两百,说是他父母的一点意思。我们谈了这么多年,关系基本都公开了。这点钱根本没有用的。我和我妈妈是想带钱去北京给我爸爸治病,不是凑一笔奔丧的路费。我不让我妈妈接小建的两百块,他竟然又露出了生气的表情。这一次,我理都没理他,就把头别了过去。他踟蹰了一会后,对我说,“我可以陪你们一起去北京。”我心里说,我要你陪我们去北京干嘛?多浪费一个人的来去路费,顺便还让世人觉得我俩的关系板上钉钉!去你妈的! 那已是盛夏,昌南的珠山大街两排梧桐树撑起一路绿树如茵,但炽烈的阳光从树叶间投下来,形成斑驳的光影,格外明丽,也格外凄楚。我行色惶然走在珠山大街上。我想到我的爸爸在几千里之外一个叫做北京的地方,他正静默地往死亡的路上去。我突然在树荫的光影里胃痛似地蹲下身来,放声痛哭! 我肿着眼泡走进了上海商厦。我什么人也不看,走进了办公室。我扑在桌上,眼泪再次哗哗涌了出来。我不知道克罗米是什么时候站到我身边的。也许他已经看着我哭了有一会儿了。 “哎,赵雨,你听我说……哎,我和阿丽莎汇报了一下你的情况,哎,阿丽莎也同意了,哎,按照财务程序,哎,你写个借条,到出纳那里借两万块钱,哎,不要再耽误辰光了,哎,快点和你妈妈……” 就这样,我从上海商厦借了两万块钱,和妈妈直奔北京。 其实,事实如许多置身事外的局外人所料,我爸爸等不到这两万块救命。他在我和妈妈赶到北京的当天下午就走了。 上海商厦借给我的两万块钱,包装成和我每次去送进货款一模一样的造型。先用报纸包一层,然后用黑马夹袋扎起来。只是比那一摞一摞进货款的厚度要薄很多。我们根本没有用到这笔钱。 我爸爸来到北京还没来得及上长城。我捧着他的骨灰盒去了长城。回家的路上,在火车上,我把爸爸的骨灰盒装在一个黑袋子里,我一直抱着。有的旅客建议我将袋子放到行李架上,我只是摇摇头,我也不想吓到他们。火车抵达昌南时是深夜。我把我爸爸的骨灰盒从袋子里请出来,很多人看见这个四四方方的盒子一时半会还反应不过来是什么东西。我妈妈从她包里拿出一块红绸子盖在骨灰盒上,“好歹你爸爸也过了六十的……”我妈妈哽咽说。 夜灯凄迷,夜风凄凉,出站的人流汹涌。然后我拦腰系住一根长长的白孝带,双手捧着盖了红绸的骨灰盒出站。我一边缓步走着,一边看着骨灰盒说,“爸爸,我们到家了。”我心里似乎并不特别悲伤。我仿佛一个横空出世的鬼,令人对我躲避不及。于是,我和妈妈,不,是我和我的爸爸妈妈,我们就这样相携着出了站。 爸爸的丧事办完之后,我了断了和小建的恋爱关系。我知道他不愿意,他心里对我有怨意。我何尝不是?最关键的是,虽然我们持续做了几年爱,但我也许对他早已无爱意。 然后我揣着那个原封未动的黑马夹袋去还钱。 我妈妈说,要带一点礼物,又说,要下班后找时间上门,这是礼数。 我第一次在夜间走进这条熟悉的小巷,就是离开上海商厦不远的一条小巷,克罗米他们的一幢租屋在这条巷子里。我拎着一袋水果,包里揣着那个包了两万块钱的黑马夹袋,我在克罗米租屋楼下,一边拍打铁门,一边高喊,“克罗米经理……” 想起来真是很傻的一幕,但那时候我家还没有装电话。不过,我家至今用的电话号码,却是当年上海商厦的老号码。 克罗米从四楼的窗户探出了头,说一声,“哎,来了……”,就蹬蹬瞪跑下楼给我开门。我拎着水果,跟在克罗米后头从那窄窄的楼梯上楼。 我把黑马夹袋掏出来还给克罗米,我说“谢谢”。克罗米像父辈对待孩子似地摸了摸我的头发,很难得地没有说了一句不带“哎”的话,“以后就是长大的孩子嘞,要好好孝顺妈妈,晓得伐,哎……”“哎”字还是出来了。我没有想哭的感觉,但是红了眼圈。 我讲了我和妈妈在北京如何操办爸爸的丧事,还讲了回昌南出站的情形。克罗米喜欢听我讲故事。克罗米说,以后我可以经常去和他聊天。除了白天在上海商厦工作,晚上他几乎从不外出,他想必也是寂寞的。他说,“哎,如果你确定哪天来看我,下班前就告诉我晚上几点来,哎,我会准备好吃的点心,到时候就下来给你开门,哎,这样你也不会在夜色中大叫大嚷的……”克罗米实在是一个很细致的人。 转眼秋风就凉了。我和克罗米混熟了。四楼的麻纱沙发坐垫上,有许多我吃的时候掉落的饼干屑和零食渣渣。沙发前的玻璃茶几上,经常摆放着两只红茶杯子或两只红酒杯子。偶尔我带去翻看的一本书,也会在茶几下面留存过夜。我妈妈第二天收拾这些场景,并做午饭。不久之后,我妈妈以“身体不好”为由,辞去了私人膳食助理一职。我妈妈并没有反对过我去克罗米那里聊天,她只是忧心忡忡又欲言又止,然后嘱咐我早点回来。 我和克罗米的第一次性关系,就发生在那张熟悉的麻纱沙发上。那些甜蜜的饼干屑和零食渣渣见证了我强奸克罗米这一凶猛时刻。 我们早就接吻了。克罗米喜欢亲吻我的大脑门额头,而我喜欢亲吻他太阳穴处的那块老人斑。我知道这块老人斑是什么变的,我对这里情有独钟。我们的嘴部接吻和我与就小建完全不同,我们就是碰碰嘴唇。好像我们不是为了性欲,就是享受亲吻时的那份温馨。我很迷恋克罗米的居家气息,我对他说过,我觉得你有一点像我妈妈。克罗米当时听了哈哈大笑,说,“哎,我是男人,你妈妈是女人,哎,我怎么会像你妈妈呢,哎,瞎三话四嘛……”我也笑起来。但我就是觉得像的。他俩在一起总是有说不完的家常话。如同对我讲的各种故事感兴趣一样,我知道克罗米对我母亲讲述的各种家长里短同样感兴趣。等我和克罗米的关系发生了质的改变之后,有一回,他坐在沙发上,我正将他骑在身下,我突然审问他,“说,你和我妈妈有没有搞过一腿?”克罗米当时马上就阳痿了。他一边穿裤子,一边作势要削我,“哎,你怎么想得出来?哎,你就算这么想我,你又怎么可以这么想你妈妈?哎,再说,就是你,哎,你说,是我还是你……哎,你你你……”我总算释怀了。克罗米和我妈妈才是真正纯洁的关系。但我和克罗米的关系因为我们做爱就不纯洁了吗?我并不觉得。我甚至有点心满意足和洋洋得意。 克罗米女性气质的某些方面确和我妈妈有类似之处,而他终究又是一个男人,且是一个年龄可以做我父亲的男人。我之所以一往无前所向披靡地将我与克罗米的关系发展到这个地步,从最深的人性里讲,我缺爱,我渴望爱,我渴求将父亲、母亲的亲情和男女之情完满融合成一杯酒,供我一饮而尽,我用了这样一种剑走偏锋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