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镜中》这首诗的梦幻气氛中我们看到了TS艾略特称为“客观对应物”的东西,这首写于1984年的诗,即使现在读,也会感到,一如艾略特在《批评的界限》文中所说,“以前出现过的任何东西都不能解释的东西”。它宣告了某种不同于单纯的意象拼贴而是注重句法的诗歌方法论的出现,它一气呵成,没有任何拖泥带水的痕迹,故对读者不构成强迫性,似乎一个天赐的瞬间自动获得了展开的形式,它奇迹般地满足了“好诗不可句摘”的完整性的古典主义信条,与当代常见的那些呼吸急促、乱了方寸的胡诌诗或意识形态图解式的口号诗拉开了足够远的距离,以至于一个久违的美丽灵魂被召唤了回来,舒缓地进入镜子般通幽的文本。“危险的事固然美丽/不如看她骑马归来”,我们不知道这个“她”是谁,自从刘半农发明了“她”这个人称代词以来,女性在汉语中首次得到阴性的命名,赎回了女儿身,现在,“教我如何不想她”这一“命名的庆典”(张枣语)在六十四年后一首新写出的诗中出人意料地以灵视的超验方式再现了内在可能性的外化场景。于是,依旧缺乏专名的“她”变成了神话主体的一个面具。这个神话主体是“一生中后悔的事”的一个未明言的诱因,而隐去通常作为发声源的“我”恰是此诗的高明之处,这使得一行诗成为另一行诗的声音的折射。特别是首尾句式呼应的回旋结构,制造了一个回音壁的效果,是此诗最显著的特点
我不能确知《镜中》的灵感来源,仅从设境来看,它的联想空间完全不受限于历史时间,戴着多重声音面具的主体在文本中淡进淡出,转换自如,其主题的不确定性不是靠缺乏过渡能力的藏拙或玩弄闪烁其词的暧昧,而是由出自生命呼吸的“声气”创造的。一般来说,张枣不表现暧昧,而是表现微妙,正如钟鸣所说:“张枣写作讲究‘微妙’,在我理解,这‘微妙’首先表现在善于过渡”(《笼子里的鸟儿和外面的俄尔甫斯》),不知不觉的过渡技巧避免了将诗变为宣谕的武断,往往旁敲侧击地接近所言之物,在“表现自己和隐藏自己”之间使词的物性得以彰显。而正是个人语境对当代公共语境的疏离造成这首诗理解上的困难,将《镜中》当作宫体诗的现代版肯定是一种误读,而读作一则爱的寓言——严酷的社会规训下不可能之爱的现代寓言或许更接近作者意图,“因为一首诗是一个象征行动,是制造它的诗人的象征行动——这种行动的本质在于,它作为一个结构或客体而存在下去,我们作为读者可以让它重演。”(肯尼斯勃克)诗中的一系列动作只是“象征行动”的若干步骤:1,游泳到河的另一岸,登上一株松木梯子;2,骑马归来,低下头,回答着皇帝;3,坐到镜中;望着窗外。它们简直是被保守的新儒家斥之为“淫奔”的《诗经》“郑风”或“卫风”中的一幅图景。倘若将诗中的“她”置换成“我”,以虚拟的女性主体说话,那么首句和尾句就不难作为内心独白来理解,而这种手法恰恰在“郑风”里是颇多运用的,例如“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丰》首章),朱熹评价说“卫犹为男悦女之辞,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诗集传》),进而以此为据认为“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矣”(同上),这里我暂不就历代对《诗经》的误读发表意见,因为那不是本文的目的,对一首诗的道德归罪中外都有案例,可见阅读伦理常凌驾于写作之上,诗人亦常因冒犯了公众趣味而遭谴,从这个角度看,写作本身不也是一件“危险的事”吗?在这首仅十二行的短短的诗中,诗人讲述的是一个匿名者的故事:一个女子的越界行动。她的感应力大到可以叫梅花应念而落,与其让巨大的悔意埋葬一生,不如在惩罚降临前做点什么。可待追忆的一生中的“后悔”,乃催生成一次“无悔”的果敢。设想,那女子为何“面颊温暖/羞惭”?回答皇帝的问话时为何低下头?要知道,“皇帝”这一关键词素,在诗中可是规训的一个提喻,代表着可以向任何私密之行动行使权力的约束性力量,这一点可以从“她”和“皇帝”的不对称见出,“她”始终是一个匿名者,她的形体即使作为镜中的影像,也是匿名地在场。当然,书写者的匿名状态不局限于某一首诗中的人称变化这一层面的技巧运用,具有诗学发现价值的是,匿名化意味着隐身于神话原型和历史元叙事之中,从而使书写者让位给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