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村的历史颇具传奇性。不知是那一年,一个下着春雨的日子,有出门熬活的父子俩人路过这里,在一处土崖下躲避春雨。他们往北看,是绵延不绝的山,西面远处是山,近处是梁,南面多是高高低低的大小山峁,站脚的土崖下面是一面缓坡,坡底下是一条南北通向的迂回曲折的山沟,沟底那条河刚刚开化,春水夹带着冰块叮咚响着往南流去。缓坡上的黄土层并不十分瘠薄,是可以生长万物的土地。父子俩当即决定不走了,留在这里种一季庄稼试试。
他们在避雨的那面土崖旁掏挖窑洞,在山坡上开垦荒地,种下谷子、高粱、玉米。老天没有漠视父子俩洒下的辛勤汗水,这一年风调雨顺,到了秋天,父子俩有了一个不错的收成。
第二年秋后,从弯弯曲曲的山道上抬来一顶花轿,老汉的儿子娶亲了。再一年,窑洞的土炕上响起了新生儿响亮的啼哭。再以后,长满经年荒草的山梁上不断有人经过,他们看到这里的炊烟,有些人留下来了,在这里开荒种地,山沟里渐渐的多了人声鸡啼犬吠,俨然是一个村庄的摸样了。到一九四七年解放时,这里的人口已达到历史最高峰八十四人,被正式登记在册,成为一个自然村。
一百年的时光过去了,村址在缓慢的延伸着,扩张着,战火和硝烟并没有惊扰过它,但是小村的人口总数并没有增加,就是在建国初期国家鼓励生育的年月里,村里人也没有把人口数量推上去。村里有个八十三岁的老婆子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这故事还是她嫁过来的时候她婆婆讲给她的。
四十年代初的时候,村里有一户人家已经接连生了三个女孩了,媳妇第四次怀上的时候,这家的汉子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婆婆跟他说话:你到山上找一根灵芝,再拿一根蜡烛到牛棚去,把蜡烛搁在牛槽里点燃,然后就静等着牛拉粪,把灵芝和燃剩下的蜡烛埋进新鲜牛粪里就行了。不这样做,就会多生女女少生男。
那汉子醒来清晰地记得梦境,但他并没有把它当成神谕,以为就是个瞎瞎梦呗,再说灵芝这宗东西都说是老山深处才有,他还没看见过,十冬腊月,到没有人迹的深山里去找灵芝可不是玩的,再说家家只有油灯,没有蜡烛,要买也得走老长的路,出了山才行。
他没有按照老婆婆的吩咐去做,从此以后灾难来了,他家大生小产总共有十三个女孩,直到媳妇腰干,也没带换样的。不只是他家,村里家家都是多生女女少生男,就拿四花子家来说,她娘家是姐妹八个,没有兄和弟,婆家辈辈单传,辈辈男人早逝。她男人在六个月大时公公就死了,婆婆带着四个女儿一个儿子艰难度日,每到寒冬,都得带上年幼的儿女,到外村已经出嫁的大女儿家过冬,跟大女儿一家挤在一个窑洞里。后来婆婆死了,四个姐姐把弟弟拉扯到十七岁,她男人就回到村里在老窑洞一个人生活,直到她嫁过去。现年五十七岁的四花子也丧偶十年了。
四花子的大姑姐家是七个女两个儿,二姑姐家是两个女一个儿,三姑姐早逝,小姑姐家三个女一个儿,四花子自己是三个女一个儿,她儿媳家是五个女没有儿。掰着指头算算,村里这几年出生的、五六岁以下的孩子,是七个女,三个儿。
其实村里人一直没有少生孩子,只是女女们长大了留不住,都外嫁了把户口迁出去,而为数不多的“儿”们,也不一定都能娶到媳妇生下孩子,打光棍是司空见惯的事,这里所说的是头茬光棍,还不包括丧、离以后再打光棍的。山里也搞计划生育,虽然没像莫言写的那么恐怖,但罚款是必须要交的,没有减免缓,从最初的超生一胎罚款三千块钱到现在的三万元,村里每户人家都给计生部门交过钱,他们省吃俭用辛苦劳作,似乎就是为了交罚款生孩子,可是“儿”们总是迟迟疑疑的不肯来投胎。
生了儿子的人家也有苦恼,这些年,山里定媳妇的彩礼钱也是一涨再涨,现在已经到了八万至十万块钱,这需要两代人共同努力拼命挣钱,出门打工,出卖自家地里出产的水果玉米小米大枣,一点一点的凑那笔数额巨大的钱。没有彩礼钱,这家的儿子就得是头茬光棍。
人们都愿意把女儿嫁到山外去,能嫁给山外的人家,多是不提彩礼的,男方给多少算多少,没人争黑争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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