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南越国文物印证岭南先进造船技术 广州西汉南越文王墓是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的陵墓,墓中出土的不少珍贵航海文物见证了当时以番禺为中心的海上贸易盛况。此间出土的文物中有九件大小不一的铜提筒,大小相套,其中一件羽人船纹铜提筒的表面刻画有四艘海船的纹饰,这是目前考古发现规模最大、最完备的海船图形。 纹饰上的四艘船前后相接,首尾高翘,船体明显绘出甲板,船内分隔成五舱或六舱,满载着战利品。每船上有五位羽人,头戴羽冠,上身赤裸,下身穿羽毛状短裙。第二位羽人都坐于一器物上,似在敲鼓或演奏某种乐器;第五位羽人都操持着一条大弧度的狭长物体。 据推测,船上第五位羽人操持的狭长工具应为当时的尾橹,这是目前关于橹的最早形象证据。橹至迟在汉代已出现,它比桨更高效、便捷,能将桨的间歇划水变为连续划水,大大加快了船的航行速度,还兼有操纵和控制航向的作用,体现了船舶推进工具的重大革新。 这组船纹展现的应是战争凯旋之后欢庆的场景,也有学者认为和祭祀水(海)神有关,其形态上与后世的龙舟已有类似。该船纹铜提筒的发现证明两千多年前,广州已拥有相当规模的造船能力与先进的技术水平,为今人了解秦汉时期岭南造船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图像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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