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的闲人”陈西滢与凌叔华 1990年5月某天,北京市各大报纸的记者几乎全部出动,跟随担架,与医院的护士们,一同陪着刚刚过了九十大寿的凌叔华,来到史家胡同54号。
这里有二十八间房子,当年曾是凌叔华的嫁妆,现在已经改成了幼儿园。得知中国最著名的书画家、作家凌叔华来访,幼儿院的师生们集体列队欢迎。躺在担架上的凌叔华央求护士,“多带我转几圈,几十年没来了。这些宅子还是老样子。”随着护士们的脚步一圈圈地围着这些老宅转,凌叔华的眼中渐渐变得晶莹起来。 在邓颖超、冰心、巴金等老朋友关切的目光下,老画家的泪终于落下来,在洁白的病号服上洇开一个大大的水渍。“记得当年啊,我和胡适、徐志摩这些人天天吟诗作画、谈笑风生。我还专门给徐志摩画了一张贺卡:一群孩子在海滩上,把折下来的花插在沙子里,然后给花浇水,兴高采烈的样子,这画的名字叫《海滩上种花》。明知花儿必死,还是乐观的快乐。看到这些老宅子,我这一生的心愿也就了了。人生自古谁无死呢?我家先生当年被人骂了一辈子,结果呢,这个‘走狗文人’,这个‘有恶意的闲人’倒是比那个骂人者多活了几十年。我呢,陪着那走狗文人一辈子磕磕绊绊,甚至比这走狗文人还活得久。这不正是海滩上种花吗?绝望中的自由自在,所谓知足,不过如此吧?” 1.恶意的闲人三一八惨案之后,报上刊登了著名的《记念刘和珍君》,在这篇轰动全国的文章里作者纵笔如刀,不仅抨击了当局的残暴,还不点名的批评某人“论调很阴险”,是“流言”,并说这种流言“比刀枪更令人惊心动魄”,“耳不忍闻”并“感到悲哀”,称这个人是“恶意的闲人”。 这个恶意的闲人是什么人?如果读过1926年3月27日的《现代评论》就知道答案了。《现代评论》的主编陈西滢对三一八大屠杀的总结,是因为死者中有一部分人是女人和孩子,从人道的意义上出发,这样激烈的抗议活动,不应当让那些弱女子参与,这些人的老师和家长要负起责任来。而鲁迅正是针对“匹夫有责,还是女幼靠边”这个论调将陈西滢划为“走狗文人”之中。 在三一八事件的论争之前,二人持续了一年多的“女师大风潮”辩论中,“语丝派”的鲁迅和“现代评论派”的陈西滢早已经有了前嫌。在报上你来我往打得不可开交。交战的目的无非都是警世救人,只是手段略异,鲁迅的强硬是建立在坚决的反抗和“宁肯流血牺牲”上的,而陈西滢则更倾向于人道主义的对弱者的保护,方式方法偏向温和。鲁迅以革命旗帜的身份对陈西滢大批特批,欲将陈氏“流血让女人和小孩走开”这种置身事外的闲散主义彻底打倒。 那些天,面对铺天盖地的指责和谩骂,《现代评论》的主编陈西滢情绪低落。夜里无眠就起来喝酒,拍着窗棂长吁短叹。接下来的两期《现代评论》中,陈西滢的专栏上空空如也。每期三页的版面上只写了“无言”“无语”“有冤情”几个字。 窗上贴着的“喜”字还没有褪色。 与鲁迅的三一八论战之前半个月,陈西滢才结婚。新婚妻子是《现代评论》的主力写手,同时也是新月社的中坚、燕京大学的学生凌叔华。新婚的妻子换着花样给丈夫做他喜欢的无锡名点,什么马蹄酥、梅花糕,每晚陪着丈夫去河边散步,甚至停了学业,整日寸步不离。那段日子,陈西滢每天念叨的就是那么几句,“我没有恶意,我不是闲人,不是走狗。” 凌叔华靠着丈夫的肩,紧紧地攥着他的手,“吃点苦,日子才有味道。革命的方式有很多种,无论对错,主观上也都是革命的。那么多大风大浪都过来了,小磨难也没什么大不了。你看我们,经了多少磨难才走在一起啊。我们的日子就跟那喜字一样,鲜活着呢。” 2.“一个嫁了强盗一个嫁了小偷”两个人的结合的确是经过了不少磨难。 凌叔华和冰心女士同样生于1900年。冰心还是高她两届的学姐,两个人私交甚好,做了一辈子的好姐妹。她那与康有为同榜进士的父亲是个老古董,虽然与齐白石、陈寅恪等名家过往甚密,但给晚清做了好多年记部主事的父亲封建思想极深,他给女儿请了慈禧太后的御用画师做老师,教她琴、棋、书、画,致力于把女儿打造成一个典型的大家闺秀,但这个思想新潮的女儿却很让父亲头疼。
知道父亲顽固,和陈西滢师生恋了两年多,她始终没敢告诉父亲,自己已经有了意中人,而说到这个意中人,还要感谢大诗人泰戈尔。 1924年5月泰戈尔访华,作为北大英文系主任的陈西滢负责接待。燕京大学师生代表团的代表凌叔华也参加了接待工作。当时是借用了凌叔华家的一幢别院做临时接待,年轻气盛的凌叔华以精致的宫廷点心款待了泰戈尔一行。当谈到中国美术和世界美术的差异时,自幼学习美术,并得到知名山水画家王竹林和女画家郝漱玉指点的凌叔华突然兴起,当面问大诗人,“您以诗著称于世,可是我们谈论的是美术,请问您懂画吗?” 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胆敢对闻名世界的大诗人如此不敬,随行的胡适、徐志摩、林徽茵等人都惊呆了。人群中的陈西滢远远地望着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姑娘,眼前一亮。 从那天起,这个小他四岁的女孩子就住进了陈西滢的心里。直到凌淑华从燕京大学毕业,陈西滢才找到胡适等名家小心翼翼地向凌淑华父亲挑明了婚事。 没想到凌淑华父亲连中国第一文人胡适的面子也不给,师生恋,在他眼里简直就是胡闹嘛,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就约等于乱伦。 “反正是不分开,踢我、打我、骂我,也不。”那段时间陈西滢只要一见到凌叔华就抓着她的衣襟不放手,生怕她跑掉。 他们去学校后边的河上采风画画,凌叔华安静写生的时候,陈西滢就端了水站在一边静静看着,常常看着看着就落下泪来。凌叔华会放下笔轻轻依偎着他,这是无言的安慰。 美好之所以来之不易,是因为要付出很多努力。历尽黄沙始到金,胡适等当时声动全国的名家,天天在凌父身边用陈西滢这三个字轮番轰炸,凌叔华的母亲也在其中周旋了一年,才终于让陈西滢抱得美人归。 他们的婚礼是胡适主持的。胡适先生说:“中国夫妇只知相敬不知道相爱,外国夫妇只知相爱而不知相敬,陈君与凌女士若能在新思想的完善中完成相敬又相爱之原则,婚姻之目的方始达成。”这样别开生面的致辞里,不软不硬地暗讽了凌父的顽固和僵化。让这位进士出身的老学究,在女儿婚后还对胡适大骂不止,一边骂一边笑,笑完了就跟女婿说,“有空找胡先生来家吃酒。” 冰心女士说:“人都说江阴强盗(冰心女士的丈夫吴文藻为江阴人)无锡贼(陈西滢为无锡人),咱们俩可真是命苦,一个嫁了强盗一个嫁了小偷。”当时陈西滢还哈哈大笑。没过几天,他就笑不出了。刚刚新婚就遭遇棒杀。 多年以后,凌叔华在回忆录中辩解,“西滢在《现代评论》的专栏名字就叫《闲话》,而且是一直以轻松的冷幽默为笔调。当然,三一八这样的惨剧是不应该太过轻松的笔触,另一方面,西滢论调中的让女人和孩子远离流血本就是出于道义,而并非是革命的绊脚石,如此就走狗了,显然也是不公。” 只是当时的陈西滢显然已经没了辩解的兴趣和心情,刚刚还晴空万里的新婚之喜被一顿棒杀打得阴云密布。凌叔华劝他,“日本京都大学让我过去研读芥川龙之介和菊池宽,不如我们去日本吧,就当度蜜月了。” 几个月后,申京丸号邮轮在京都靠岸。他们的蜜月就从芥川龙之介开始了。当时凌叔华正处于创作的高峰期,著作颇丰,与冰心、林徽茵、韩素梅并称文教界四大美女,又与苏雪林、袁昌英合称珞珈三女杰。风华正茂又笔锋老辣,与张爱玲、苏青等人的浪漫现实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成为朴素现实主义文学的领军人物。 夫妇二人每天各处一室,互不相扰。 凌淑华开玩笑地对丈夫说,“你不屑与旁人争,却独独和我争,看看吧,我的每一篇文字都被你批得体无完肤。我的字,没发表前你是谢绝参观的哦。” “那你也休想看我的字,我的书房不许你进,想看我的字,买早点的时候,顺便去大街上带份报纸回来吧。”陈西滢如此回应,然后夫妻两个就相视莞尔,哈哈大笑。 陈西滢在写作之余,习惯替夫人背了画夹,两个人去野外写生作画。然后挨家去敲画廊的门推销夫人的画。若是能换回些零用钱,就嘻嘻哈哈地挤商场,若是被画廊拒收,他也会安慰说,“小事,我们都被打到日本来了不也过得好好的?我在,你在,就足够好。还有什么是看不开放不下的呢?我们还有好多好多的精力,画好多好多的画,写好多好多的好文章。” 闲暇时候,凌叔华会陪着丈夫去街头巷尾看樱花,繁花似锦,一瞬飘零。生活如花开,有锦绣也有落拓,只要相爱的人在身边,一切都可以忍受。 花好月圆,可以是锦上添花,也可以是风雪夜归,等待的灯光和壁炉里微温的炭火,有时候,只要爱人的一个拥抱就已足够。 3.“我不愿像白俄一样在路边卖地毯”1929年,陈西滢受聘出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及外国文学系主任,夫妻二人回国,好像美好的生活重新开始了。 凌叔华的多篇小说作品影响巨大,同时她除了文学和绘画日臻成熟之外,还涉足出版业,主编《武汉文艺》,成为当时除了冰心之外中国大陆最著名的女文学家和艺术家。 抗日战争开始之后,一向“闲心大”的陈西滢被国民政府委派,赴伦敦就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区代表。第二年,国内战火正炽,加之丈夫当年“恶意的闲人”之祸根还在,国内多家刊物和文学组织开始疏远凌叔华。她的画原来摆在燕京大学的正厅,和多位国内外的大师作品一同展览,渐渐地也被挪到仓库里任由虫蚀鼠咬。1947年,多年动荡之后,凌叔华带着女儿陈小滢到伦敦与丈夫团聚,从此定居欧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区代表,其实是个闲职。国内打得乱套,这样一个文化界的松散组织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上的学术活动,陈西滢也成了政府不管,联合国也不管的真正的闲人了。甚至有一年多的时间里连工资都拿不到。他在教科文组织机构中本来有房租可以报销,后来也渐渐取消了。一家人不得不搬离了伦敦市区,只在两个月一次的机构会议时,才临时租住在租金昂贵的市中心。 凌叔华又开始了她的卖画生涯。当时她的作品在欧洲已经很有名气,但二战硝烟未尽,战争让生活变得贫瘠、现实,人们除了闲暇时候在展馆里竖一竖大拇指外,很少有人舍得掏钱买画。单靠写作也无力承担一家人的开销。凌叔华虽然是大家闺秀,却是持家的好主妇。那双手拿得了画笔,也拿得了扫把和铲子。她的坚韧和乐观给了丈夫莫大的安慰。 随着抗战的胜利,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提升,陈西滢那段与“不打折扣的坚强文人”论战的过往,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也会被人提起,走在街上,常常会有人认出他们,在背后指指点点。文人脆弱的自尊心,就像玻璃一样易碎。陈西滢已经很少动笔了,每天与烟卷和老酒相伴。无论家里家外,都靠凌淑华替他撑起一片天。 旅欧多年,凌叔华多次在巴黎和波士顿开办画展。《世界报》、《费加罗报》等法国一线大报对她在文学和绘画上的贡献大加赞赏,而她的英文版自传体《古歌集》出版后大卖特卖,被英国读书协会评为当年最畅销名著,《泰晤士报》专版评论,使得这位中国小女人成为欧洲美术和文学界的双料天后。 “可是,我不想像白俄主妇那样蹲在街边卖地毯。”虽然无论作为画家、文学家还是戏剧家,更或者只是一个贤内助,凌叔华都毫不逊色,但是小家已全,却是有国难回。在国内,丈夫依然还是那个“恶意闲人”、“污点证人”。有一次,陪着丈夫在窗前喝茶说话的时候,她指着对面街角那些同样流落异国,有家难归的白俄罗斯小贩如此感慨。 为了替丈夫洗脱污点,她几十年如一日地通过各种渠道为丈夫当年的事辩解。 鲁迅、林语堂为代表的“语丝派”与胡适、陈西滢、徐志摩为代表的“现代评论派”的论战几乎贯穿了整部民国史。从根本上说,两派的对立其实无非是文学走向和理论上的分歧,只是在那样一个激进的年代,无论任何的敌对,最终都不可幸免地转移到“从本质上打倒”。毕竟,这是短平快的压倒对手的最佳方式。 现代评论派的代表人物中徐志摩因故早亡,胡适与陈西滢都无法在国内立足。陈西滢远飘欧洲多年,胡适也与其一样,受国民政府委托出任美国大使。但胡适并没有像陈西滢一样消沉下去,一生拿了数十个博士头衔,著作等身、名利双收。胡适并不为自己辩解什么,无论多大的风浪都一笑而过,不放在心上。相比之下,陈西滢一家则更想在自己的祖国得到认可,哪怕是“过往不咎的原谅。” 只是,“刚性文学”风头正劲,有谁会听一个女人为自己的丈夫做出的无力辩解呢? 4.海滩上种花1970年3月,半生风云际会、半生默默消沉的陈西滢在英国逝世。逝世之前,因国际关系断裂,中国停发了他做为大使的一切经费和工资,英国政府要求他降下中国国旗,他始终不允,每日以稀粥充饥。国内文人“依着旧例”,要这个不齿文人的失败的政客负罪回国接受文学和政治的双重审判,但在西方,文学界称其为“这是婉约派文学在中国的最后一点绿色”,欧洲文艺界则说,“政治需要文艺,而文艺不应该以政治的名义强奸和杀人,文艺可以是政治的武器,但政治不应该以牺牲文艺作为代价。陈先生的死,对中国文学界是一次地震。先生之死,使英国丧失了一种与现代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一个时代仅存的联系。” 的确,论文笔,陈西滢不亚于与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大家,和林语堂、徐志摩、胡适等人比肩而立也毫不逊色,但是他根底里缺乏胡适的淡然大度,也没有林语堂“乱中求隐”的坦然,对于当年自己的言论,他既有自责也有冤屈,更多的是欲哭无泪、欲述还休的无奈。 唯一欣慰的是死后陈西滢终于可以落叶归根,在老家无锡太湖边上的陈氏墓园里立着他的碑。而凌叔华一个人飘在欧洲,似乎只有那里,才有丈夫的影子和气息。她随身带着丈夫的一本《闲话》,每天临睡前都要看一看。她的床对面,贴着那幅名为《海滩上种花》的画。画中的花依旧鲜艳,只是没有根,也没有可供生存的土壤。
伦敦亚当逊街十四号,一幢孤零零的四层小楼,凌叔华习惯了不开灯,把自己放逐在黑暗里。房间里静悄悄的,纯粹的中式装修,古玩字画都是自己和丈夫多年收罗来的珍品,满屋子飘着“绝望中的自由。 丈夫去世后不久她在给冰心的一封信里,苦闷地说,“三个月内,先是郑林庄(凌叔华陈西滢的至友)后是西滢,天道是无情的,还说什么?总是一次比一次朋友少了,好比秋风落叶,一回相见一回稀了……我在此一肚子苦恼,谁也不要听,只好憋着,过着惨澹的时日。”而在另一封信中,她也说,“近年殊感懊恼,有家归不得,看来或许终生沦落天涯也说不定……” 丈夫去世后不到一年,一生只会弄笔挥墨的凌叔华遭人算计,把三楼以下的房产卖掉。结果半夜里工人拆掉了整幢楼的窗子,害得女儿陈小滢染上了伤寒,两个星期后又被逼着卖掉了整幢房子,不得不搬家。搬家时又不慎跌了一跤,从此脊背受伤,行走困难。 1989年元旦,经无锡市委多方援助,孤苦无援的美女画家、著名作家凌叔华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只是,九十高龄的老人是被人用担架抬下飞机的。随后就被送往石景山医院。次年三月,九十大寿上,医生护士和一群同样鬓发花白的故友们第一次看到老人落泪,老人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讲着一幅名叫《海滩上种花》的画…… 6月8日,她的骨灰被送往无锡,他的丈夫就在太湖边上等着她。 不求同日生,但求死同穴。中国自古所有的悲剧爱情若是求圆满,多是以同穴而眠作为表现形式的。不管生时怎样曲折凄苦,能死后同穴,好像就是一种完美的结局。 时任苏格兰中国友好协会公共关系主任的女儿陈小滢,为父母的合葬重新打了块墓碑,“先父作家学者陈源(陈西滢本名陈源)西滢、先母作家画家陈凌叔华瑞棠(凌叔华本名凌瑞棠)之墓”,旁边除了柳依依花摇摇之外,还有荣毅仁生母荣老夫人的墓以及竺可桢夫人陈汲之墓。 这一对苦命伉俪,一生在峰尖谷底里煎熬,终于可以在故乡安度晨昏,再也不需要辩解,再也不需要认同,再也没有委屈。 人物小传: 陈西滢,(1896--1970)江苏无锡人。名源,字通伯,“西滢”为其笔名,为五四时期著名的文学流派“现代评论派”的主将,与胡适、、徐志摩并称为五四以来五大散文家之一。 美国爱丁堡大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常驻代表。 凌叔华(1900--1990),广东番禺人,父亲凌福彭与康有为同榜进士。燕京大学教授,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教授,伦敦大学、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客座教授。 现代著名文学家、画家,与苏雪林、袁昌英合称“珞珈三女杰”,其作品清丽出尘,如玉脂过肌,在现代女性文学流派中同冰心、庐隐的闺秀派和丁玲、白薇的新女性派之外的“新闺秀派”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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