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来说, 社会主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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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来说, 社会主义是什么?
                                                                                                    作者： 李陀


       【人境网，编者按】《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来说，社会主义是什么》，是著名学者李陀的最新文章，他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放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视野下进行思考，提出了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历史命题，如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列宁”新经济政策“和列宁主义及斯大林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关于五种经济成分和改革开放后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异同，以及对改革开放和当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总体判断等等，具有极其重要的讨论价值，值得深入辨析。人境网转载此文的目的亦在于此，欢迎各方人士发表不同意见，来稿请寄：379448642@qq.com

       李零建议我在这次讨论里，可以就知识分子的问题说上几句，老实说，这题目太大，我讲不了。不过，在“两个运动”那篇访谈里确实有不少和知识分子相关的内容，那就接着访谈里所涉及的一些方面说几句。我是做文学批评的，比较注意实际，所以今天想说的也是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当下知识分子该怎么看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应该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但是这次绕个远，从历史说起，从列宁说起。

       一
       在“两个运动”那篇访谈里，我有一个看法：认识社会主义的复杂性，最好能够宏观一些，注意研究社会主义运动史的实际发展，特别是要研究这个实际发展中一个往往被忽略的方面——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始终伴随着持续不断的社会实验，它们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然而，今天回顾起来，可以清楚地看到，不间断的社会实验其实是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但是在“两个运动”那篇访谈里，这个想法没有展开，现在借这个讨论会的机会，把这个想法展开，多说几句。
       这不能不涉及历史，尤其是社会主义的实践史。

       回顾一下，这种社会“实验”早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初期，在空想社会主义阶段就已经有了。其中，欧文于1824年到美国去，在印第安纳州南部沃巴什河岸边买下1214公顷土地，进行的“新和谐公社”社会实验曾经轰动世界。虽然这个梦想的世外桃源，只坚持了四年就失败了，但是，它毕竟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建设理想社会的第一次尝试，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把它看作一个了不起的新历史的开端。

       半个世纪之后，巴黎公社进行了一次更伟大的实验。
       巴黎公社的胜利仅仅维持了72天。在这短短的72天里，巴黎无产阶级不仅建立了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府，而且他们推出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举措，比如废除常备军和国家官吏，废除官员的高薪制，取消议会制，各级公务员实行民主普选，不仅在建立于私有制基础上的历史发展里，是前所未有的，并且从人类社会实践史的层面来看，公社的所有革命举措都是第一次，为此它们自然都具有实验的性质——革命实验。

       虽然这实验只坚持了短短72天，就由于血腥的镇压而淹没在血泊中，但马克思在《巴黎公社一周年纪念大会决议》中指出：“英勇的三月十八日运动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在这曙光的照耀下，后来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革命目标的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发展曲折，但是各种革命实验此起彼伏，从未停止——这是巴黎公社为社会主义革命遗留下来的一个最宝贵的遗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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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著名的“红色维也纳”在城市建设上所做的改革实验，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1918年至1934年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曾经在维也纳有过一段执政经历，被称为“红色维也纳”。利用这个机会，社民党在维也纳市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也可以说是一次民主社会主义的实验。这个实验中最突出的，是针对维也纳工人阶级的生活环境恶劣的状况，实行的兴建公共住宅工程：截至1934年，维也纳建成近65000座公共住宅，构成了有很强的社会主义色彩的348个新居住区；其中，很有名的一座大型建筑，是1924年建成的卡尔·马克思大院。“大院”是一座庞大的公共住房单元，不仅包括可以为5000人提供居所的1400套公寓住房，还包括大型洗衣房、公共浴室、牙医诊所、妇产科医院、公共图书馆、药房等多个大小公共设施建筑。由于设计上充分考虑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合理调节，住在这公寓里的工人，都享有良好的居住条件和公共服务。
       一切事情都有结局：由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是一个走议会道路的坚持改良主义路线的政党，所以在1934年纳粹上台后，这个主要限于城市建设的社会主义实验也就戛然而止了。

       三
       不过，今天回顾“红色维也纳”这个改良主义的社会实验，有另一种作用——拿它做参照系，我们可以从“实验”的角度重新思考列宁于1921年春宣布要进行“战略退却”，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改行新经济政策这一段历史实践的重大意义——它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而且为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对于列宁在其生命晚期完成的如此重大的转变，以往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专门的领域，论说著述很多。为此，关于列宁为什么宣布“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并且放弃对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代之以实行一次迂回，“退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阵地上去，从‘强攻’转为‘围攻’”，这里就不再做重述式的回顾、分析和讨论。

       不过，今天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梳理、探究和著述，虽然意义繁多且歧义丛生，但是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对于刚刚诞生不过三年，可以说脚跟还没有站稳的苏维埃政权，实行这样惊人的革命策略的转换，其实在实践上有很大的实验性——列宁为“迂回地”实现社会主义的过渡所进行的“一连串的退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连串的“实验”。

       如果更宏观地看，1917年的十月革命自身就是一次革命实验：在一个谈不上实现了工业化，并且是以农奴制为基础的落后的农业大国实行无产阶级革命，这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来，是不可能的，也是完全背离19世纪以来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经验的。为此，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对于列宁认为要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里最薄弱的环节入手进行革命的理论，完全不买账，不认同。也为此，不用说第二国际那些正统理论家从来就对布尔什维克和列宁领导的革命抱否定的态度，即使在基本赞成列宁路线，却对列宁的具体实践有怀疑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由于困惑而取批评立场的人也不在少数。而且，由此发生的思想和理论争论，一百多年来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中国的理论界和知识界，情况也差不多，特别是进入后“文革”和改革开放时期，围绕十月革命历史的思考和争论，一直是一个很热的研究领域，但是同样，对内在于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的实验性，都讨论不多。这种情况也影响了我们对列宁于1921年开始进行的重大战略转折（放弃“正面攻击”和“直接过渡”，而代以“迂回的办法”，绕个弯子来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认识和理解，以至于往往会忽略这个“迂回的办法”中的艰险和困难，忽略它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提出了多么严重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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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关于这些挑战，列宁都有明确的论述，特别是在《论粮食税》《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十月革命四周年》《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论合作社》这些写作于晚年的重要文献里，列宁不但一面不断回溯新经济政策实施前后的历史，做了严肃的检讨和自我批评，吸取其中种种失败的经验教训，并且再三指出苏维埃新政权在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还将会遇到更多的困难，更多的挑战。例如在《论粮食税》这一对新经济政策具有特别关键作用的文献里，列宁就明确提出不要“期待历史会顺利、平静、轻易、简单地产生出‘完整的’社会主义来”，“它只有经过一系列建立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不尽完善的具体尝试才会成为现实”。不仅如此，针对那种认为俄国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不相称，根本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条件，因而布尔什维克就不应该夺取政权，十月革命是犯了不可救药的错误的荒谬舆论，列宁给予了尖锐的抨击：“他们忘记了，‘相称’是永远不会有的，在自然界的发展中，也和在社会的发展中一样，这样的相称都是不可能有的，只有经过多次的尝试——其中每次单独的尝试都会是片面的，都会有某种不相称的毛病——才能从一切国家无产者的革命合作中建立起胜利的社会主义。”

       列宁这些观点，与有关“迂回地”实现社会主义过渡这一总主题的其他著述综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脉络，内容非常丰富，也非常复杂。但就实践层面而言，其中的关键可以集中到一点：社会主义建设不要梦想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能够在某一时刻马上得到实现。
       不能追求直接实现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这是列宁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出的一个新的战略思想，意义重大。

       如果我们系统地回望一下列宁于1921年前后所实行的“一连串的退却”，虽然战术上变化多端，每一次“退却”都有特定的政策举措，如实行粮食税，恢复小工业和小农经济，恢复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鼓励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等——这每一个“退却”，可以说都是对小农经济的自发势力和商业资本主义因素（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实行的某种妥协，但总起来，它们都是不再要求直接地实现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这个总战略思想的具体实践，都是实施这个总战略的一个个具体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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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退却”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后果。
       批评和否定的声音来自四面八方。
       首先是来自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领导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嘲笑和攻击。例如，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鲍威尔就直接批评说：“他们在退向资本主义；我们一直说，他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路标转换》杂志则攻击说：“你们正在滚进通常的资产阶级泥潭”，而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思想也很不统一，不少人对于“退却”有抵制，有的老党员直接向列宁抗议：“您讲国营商业干什么呢？在监狱里又没有人教过我们做生意！”即使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里思想也不统一，列宁和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之间，在理论和策略各个层面都有过激烈的争论。这给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

       何况，1921年前后，一方面，刚结束内战的“俄国就像是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另一方面，列宁和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寄予希望的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浪潮相继失败，使俄国革命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处境。更严重的是，国内各种险情一时并举：工业发展停滞，农业减产，出现严重饥荒，农民由反对余粮收集制引发的不满愈演愈烈，有的地区甚至发生了暴乱。苏维埃政权可以说处在重重危机之中。然而，正是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最终决定在经济领域实行大改革，实施一系列传统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从未有过的革命行动，这不仅在理论上是个重大的挑战，在实践上更面临极大的风险。

       关于列宁当年如何团结全党应对这样的挑战，克服具体实践中的一个个危机，世界和国内理论界都已经有了大量研究，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但是，在用“迂回的办法”来开辟一条实现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的实践里充满了实验性，因而格外崎岖坎坷，我觉得不应该被忽略——列宁并不是没有预料到探索这条新路有很大的风险，甚至可能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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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对这失败的风险，列宁是不是有充分的估计呢？
       还是看看列宁的想法。
       1921年4月21日，列宁在《论粮食税》中说：“社会主义的导师们之所以说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要有一整个过渡时期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强调新社会诞生时的那种‘长久的阵痛’也不是没有缘故的，并且这新社会还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它只有经过一系列建立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不尽完善的具体尝试才会成为现实。”

       1921年10月14日，在《十月革命四周年》的演说里，列宁又说：“前一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后一革命可以巩固前一革命的事业。斗争，只有斗争，才能决定后一革命能比前一革命超出多远”。

       过了半个月，11月3日和4日，列宁《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中更进一步强调：“在决定整个阶级的命运、决定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个问题的战争中，是否有合理的根据设想第一次解决这个课题的人民一下子就能找到唯一正确无误的方法呢？有什么根据作这样的设想呢？毫无根据！经验证明恰恰相反。在我们所完成的任务中，没有一项是不经过反复而一次完成的。失败了再来，一切重新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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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了一年，1922年3月27日，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中，列宁再次重申：“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的报刊和我们的党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染上了知识分子习气，堕入了自由主义，自作聪明地来理解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去翻看旧本本。可是那些书里写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写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没有一本书写到过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片言只语，他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

       1923年1月，列宁在病体恶化的情况下，口授了《论合作社》这篇论及国家制度创新的重要文章，文中又一次强调：“我们的敌人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我们在一个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里推行社会主义是冒失行为。但是他们错了，我们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了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

       我们今天再重温列宁的这些论说，不能不把它们和列宁去世之后的社会主义运动史联系起来，不能不重新检阅这段历史中的具体实践，不能不注意这段历史中的很多曲折和失败，都和列宁一再指出的不能进行直接过渡以求实现“完整的”的社会主义这一思想有关——建设社会主义如果不怕迂回和退却，不追求“唯一正确无误的方法”，不“去翻看旧本本”以确定道路和方向，而是履行“各种各样的、不尽完善的具体尝试”，那么，落到实践里，很多“具体尝试”不可避免地具有实验性质。

       这也就是说，不间断的社会实验是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内在于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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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在1949年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中，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与列宁新经济政策中的理论和实践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连接和发展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课题，讨论和著述已经不少。可是，我觉得在有一些方面，如在社会主义的“过渡”这个问题上，列宁关于不能简单地直接实现“‘完整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及其实践中具体政策的实施，在中国的革命实践里如何被继承，又如何被毛泽东做了创造性的发挥和发展，以及其中的成败得失，还可以做更细致的探究。

       例如，若不直接实现“‘完整的’社会主义”，就必然会面临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一个核心问题——列宁所说的“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应该如何理解？在具体实践中应该如何实现？其制度形态可能或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些问题在《论粮食税》等著述中虽然有所阐发，可是没有来得及在实践中实施、检验和解决，列宁就于1924年去世了。而后继的斯大林主义，完全离开了列宁的思想和路线，不但自己编制了另外一个剧本，以至最后导演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彻底失败的悲剧，同时还给社会主义运动留下巨大的难题。

       那么，作为列宁最坚定的继承者的毛泽东，是如何处理和解决这个难题的？
       今天要理解中国革命，特别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进入并且思考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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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都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可是阅读毛泽东的有关著作，特别是《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以及《毛泽东文集》中的相关著述，还有在他主持下写作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及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等历史文献，我们就不能忽视，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与列宁新经济政策中的理论和实践之间虽然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但是两个革命有着巨大差异。比较之下，1949年后新中国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面对的困难和问题更为广泛，其实践活动也更为复杂，成功经验最多，失败经验也最多，不但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更富于创造性的革命，更强调“运动”的生动性和灵活性的革命，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为社会主义的未来留存了更多可能性的革命。

       这是我们审视两个革命的继承关系时绝不能忽视的。
       也为此，如何解决列宁留下的难题，自然是我们认识中国革命和中国改革时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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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经济制度）设想，并认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全面提出社会主义体制中多种所有制可以并存并行的思想（这个思想在近年改革开放的环境里，常常被经济学界概括为“所有制的多元化”或“混合所有制”，这在理论上是不够严谨的，还是取列宁的说法更准确）。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如此明确地提出人民共和国的社会所有制将以五种经济在结构上并存，是一件大事；即使放在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史来看，也是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不过这个想法，并非凭空而来，其中很多萌芽式的思考和实验性的实践，可以追溯到中华苏维埃时期和解放区根据地的一些经济政策和活动。其中一个特别要重视的来源，是张闻天多年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

       还是1922年，在美国勤工俭学的张闻天注意到一份英文刊物上刊载了一篇《苏维埃俄罗斯政策之发展》的材料，这是一篇经列宁亲自审定过的文字，对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背景和理论做了仔细的说明。敏锐的张闻天立刻意识到其重要性，立刻把这篇文字译成中文，并且寄回国内，在上海的《民国日报》上刊载。这应该是最早在中国介绍列宁新经济政策的言论，其时，这个大转折其实不过刚刚开始。后来，无论在漫长的土地革命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即使离开了总书记的中央领导岗位，张闻天依然保持着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研究，并且做了很多调查研究，不但写出《发展新式资本主义》等论文，还几次向党中央提出，在革命政权下可以大力发展农村资本主义的设想。在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的《七届二中全会绘制的新中国建设蓝图》一节里，就特别指出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常委的张闻天，在全会即将召开之际，向中央提交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这个文件经刘少奇修改后，毛泽东又做了修改并明确提出：就“整个经济政策来说，是限制私人资本的”，但也要“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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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56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做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报告之后，陈云在中共八大上做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以后的新问题》的报告，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著名观点，认为在坚持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可以允许个体经济、自由市场的发展，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补充。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确定后，周恩来也提出要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在一些地区有计划地建立自由市场。由此可见，社会主义体制中多种所有制可以并存并行的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内是有过长时间的酝酿、思考和讨论的。这个想法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被凝固和肯定，后来又在八大会议期间被重提和讨论，这都绝不是偶然的。
       不过，这个思想在具体实践里的实现，却是一波三折。

       今天回头看，50年代初的农业合作化，在“三反”“五反”中注意团结民族资产阶级，1956年前后以“公私合营”方式实行工商业的和平改造，以及相继进行的全国手工业的改造，这些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实行，应该说基本上都是多种所有制可以并存并行的思路，而且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回首这些成功的时候，很多人会忽略，它们解决的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难题——对比一下苏联，这些难题在苏共的社会主义实践里都没有获得妥善的解决，后来之所以产生苏联解体的悲剧，其实是那时候种下的祸根。不过，进入50年代后半期，中国社会主义遭遇了严重的挫折：1958年党的八届二次会议制定和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之后，全国掀起“快字当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及从属于这一运动的其他群众运动，它们轰轰烈烈的发展，让全党全国人民一时都相信，共产主义已经不远，就在明天。然而，不过一年多的时间，这些运动前后都相继失败了。特别是“文革”时期，毛泽东借在全国建立“临时革命机构”的机会，又做了一次努力，再次实验建立以巴黎公社为样板的革命公社（上海公社、北京公社），但是这最后的努力也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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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今天，如何认识交织在这个历史阶段的成功和失败，探讨其中的原因，以及它们对社会主义运动长远的影响，已经是中国革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中的大课题。围绕这个课题展开的研究，已经遍及左翼和右翼的很多理论和学术领域。其中，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败，讨论最多，批评也最为尖锐，但普遍存在一种忽略：最早对这个失败的批评和检讨，其实来自共产党内部。就在1959年，“大跃进”不过进行了一年左右，在著名的1959年2月27日召开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并批评“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此后，从1959年初到1962年初的三年时间，毛泽东先后在党内不同层次、不同范围内作了十次左右的自我检讨和自我批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不但仔细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借此检讨以往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并且还从理论上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这已经不单是对“大跃进”运动的反思了。

       与1921年战时共产主义受挫之后，列宁立刻决定战略“退却”，并立即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相似，“大跃进”失败之后的“退却”，于1960年就开始了。而且，在1962年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明确规定了“生产队是人民公社中的基本核算单位”，“这种制度定下来以后，至少三十年不变”——这“退却”速度之快，也让人想起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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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今天再思考和检讨毛泽东于50年代中期的一些思想和实践，例如其中受到最多批评的“左倾”错误，由于时过境迁，今非昔比，我们是不是应该采取更历史化的态度？在50年代中期那一阶段，毛泽东没有坚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五种经济成分（所有制）并存以发展经济的途径，而是想通过“人民公社”的实验，越过“迂回”，寻找另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能不能用“左倾”错误就可以解释清楚？是不是没有把它和中国革命史上其他一些“左倾”错误区别开来？是不是缺少了必要的历史分析？从1924年于广州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那个时代开始，毛泽东就开始了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的不断探索——这些漫长的思考和探索，不可能不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并且影响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特别是对中国社会主义走什么道路的理解。

       如果仔细研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冒进，及其实践中所表达的理论思考和种种复杂思虑，我们就不能不联系他从60年代开始，总是更多强调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一再思考如何才能避免资本主义从内部瓦解和颠覆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些是不是和毛泽东总是强调中国革命发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有关？和强调“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有关？还有，和50年代开始的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出现分歧，并在60年代开始进行中苏之间的公开论战有关？当然有关。正是这一切历史和现实的因素汇合在一起，形成“三面红旗”“大跃进”出现的历史环境。

       如果这样把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我们就不能只研究“左倾”问题的具体错误，还要思考它们与毛泽东独特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的内在关系，以及进一步把它们放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大背景里，研究它们与不断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的内在关系。例如，今天看人民公社的实践，与列宁关于“只有经过一系列建立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不尽完善的具体尝试才会成为现实”这个思想显然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它可不可以看作一个“不尽完善的具体尝试”？或者，人民公社运动，其实是一种试图不迂回，不绕弯子，直接过渡实现“‘完整的’社会主义”的实验？或者，人民公社的失败，是不是反过来又证明了直接过渡实现“‘完整的’社会主义”的不可行？

       这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不只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成功需要我们珍惜，其中的失败，作为未来实践中的宝贵经验和路标，如果能够有足够的检讨和反省，其实对我们同样有重要意义，同样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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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对于关切1958年“三面红旗”兴衰的反思和检讨的人来说，以上言及的很多材料并不陌生。这里之所以再次重复，不过是想强调，我们能不能换一种眼光来重新看待它们——不把它们局限于中国这个特定的具体历史时空当中，不把它们看作犯错误和纠正错误的具体的历史，而是从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历史的角度审视它们，把其中所有的成功、失败、前进、退却、转折、反复，都和内在于社会主义运动的某些必然性联系起来，和内在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实验性联系起来。当年列宁以斩钉截铁的口气说：“没有一本书写到过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片言只语，他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这不仅是在说，社会主义没有事先设计的蓝图，其实也在告诫十月革命的后来者：社会主义者都只能白手起家，从头做起。既然实践证明，无论俄国还是中国，在一个工业化落后的环境里不可能通过直接过渡实现“‘完整的’社会主义”，而必须迂回，必须绕弯子，必须实行“一系列建立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不尽完善的具体尝试”，去探索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路，那么一路上这样那样的实验就是不可避免的。

       社会主义运动是一个充满实验性的运动。
       这种实验性在80年代的改革时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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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在1985年，邓小平对来访的阿尔及利亚和日本代表团都强调过，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都是书本上没有的，路子走得是否对，要看一看。
       基辛格曾对邓小平说：“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改革是任何人都没有尝试过的，世界上还没有别的国家尝试过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如果你们成功了，就将从哲学上同时向计划经济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提出问题。”

       如果当年还说要“看一看”，今天已经很清楚：80年代开始的中国改革——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实验——不是中国人智慧的一次突然爆发，更不简单是为摆脱危机而被迫寻找出路，它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合理的发展。这特别表现于：中国的改革经过一系列探索和实验，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且，它在以后长达几十年的经济奇迹中不断得到证明——实验是成功的。
       这开启了社会主义运动史的一个新阶段。

       20世纪很多社会主义国家都进行过改革，自50年代中期开始，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前后都实行过内容不一、方法不一的改革。虽然直接目标大多都是破除“苏联模式”的束缚，以进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已经进入的工业化历史进程，而客观上，它们都不可避免地要在政治体制及经济所有制这些核心问题上进行某种改革实验——正是在这些核心问题上，这些改革前后都失败了。而且，这些失败最后导致这些国家纷纷红旗落地——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自此走入空前的低潮。

       回顾这样的历史，我们不能不反复思考，为什么只有中国的改革获得了成功？为什么只有中国完成了所有制的改革？不仅如此，为什么中国在经济上于90年代之后进入了全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并没有根本改变其意识形态体系的主要特征，也没有在根本上改变其政治和经济体制，不仅仍然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的一种新形态的继续，而且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形成的大分裂、大动荡、大改组的新历史环境里，在实验一种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社会主义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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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关于自80年代开始的改革，中国思想界和理论界几十年中不断有跟踪式的研究和总结，有了很多文章和著述。但是，如果更多地联系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把它放在种种成功和失败的历史中，放在这个历史中常常被人忽略的社会主义实验性中，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以更细致、更具体、更复杂的眼光来评价和审视它们？

       即以80年代启动的改革和列宁当年的新经济政策的关系而论，中国明显是列宁思想的继承者；但是仔细比较，中国的改革和当年列宁的做法有很大区别，以至在具体实践中，如何实行“退却”，如何进行“迂回”，以及如何针对过去的错误或不当做法进行改革和试验，也自然形成种种区别。追究起来，这些区别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比较一下列宁和毛泽东，他们的革命在道路、方针、方法、策略上明显有很多不同，正是这些不同，历史地形成了中国革命复杂性的有机成分，同时也是当代中国改革复杂性的有机成分。
       因此，认识这种复杂性，就不能不与毛泽东的思想和理论的历史发展联系起来，既要具体地研究他和列宁在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的思想和策略的一些差异，还要具体研究他们各自把马克思主义和本国革命结合，又各自有自己的创造方面的差异。

      例如，研究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的著述不少，但是这个文献中所表达的毛泽东的很多创造性思想，就很少被放在十月革命道路和从井冈山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革命道路之间的差异来分析——差异早在井冈山和早期苏维埃红色政权时代就萌芽了——这个差异绝不仅仅是革命策略和方法的差异，其中其实已经隐含着对社会主义理解的差异。如果再追究一下，今天的改革其实又和《论十大关系》有着或隐秘或直接的联系。如果说在80年代改革初期，这一点还不明显，那么到了改革发展越来越深入的今天，它们之间的联系就相当清晰了。不过，那清晰并不是简单的继承关系，而是既有接受，也有不接受，其间肯定否定的辩证相当复杂。

       总之，中国革命是复杂的，中国的改革也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是历史地形成的，和漫长而又曲折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有着难以分割的紧密关系。今天我们要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就不能不注意这种复杂性。
       忽略这种复杂性，我们有可能在认识上犯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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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但是我们今天看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往往会忽略这复杂性，特别是知识分子，就更容易忽略。
       正面或全面思考和研究这种复杂性，是一个大工程，不是我的能力所及。不过面对中国当下的现实，特别是面对当下改革（包括其中的种种实验）并没有停止、还在不断有新发展的现实，一些最容易出错，或者最容易产生片面认识的问题，觉得还是可以说一说。

       其中之一，是很多人对中国改革的一个先决因素——这是从列宁的改革中承接过来的——即不追求通过直接过渡来实现“‘完整的’社会主义”这一思想，总是认识不够，或者完全忽视。不仅如此，由于多年形成的成见，他们心中的那张社会主义蓝图，其实是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一个只要进行改革，就可以实现在各个方面都能“达标”的理想的社会主义。因此，他们所理解的改革，像是在修剪一棵生长得不够规矩、不合标准的大树，虽然修剪不易，但只要方法正确，社会主义这棵大树就会一举恢复精神，生气勃勃。

       也因此，虽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这样的多种所有制可以并存并行的思想。但是很多人并没有把这些思想和现实的改革联系起来，没有想到今日的改革，就是回过头来重新实行五种经济在社会主义体制内并存发展；更没有认识到，这其实就是不通过直接过渡来实现“‘完整的’社会主义”，就是实行“迂回”，绕弯子，而且很可能要绕一个很大的弯子（这绕弯子的过程不可避免地需要做很多实验）来探索一条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可以说，很多人对这样的改革之路，基本上没有思想准备，或者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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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面对目前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符合社会主义精神和原则的种种问题，诸如阶级固化的倾向日益严重、贫富差距日益拉大（中国的基尼系数曾一度超过了美国）、机会和资源的不均衡分配、社会严重“内卷”化、私人大企业垄断性发展以及普遍的腐败对权力的严重腐蚀等现象，始终相信并一直期待实现“‘完整的’社会主义”的人，就会生出种种疑惑，以致怀疑改革是否方向对头，甚至怀疑中国目前还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不过，对这些怀疑，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们归结为认识上的错误。因为在“五种经济”中，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以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四种经济，在实际的改革中更容易和市场经济融合，而且，通过这种融合释放出很大的能量，甚至创造出种种奇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就是在肯定这种能量。因此，当那些心里还在追求立即实现“‘完整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们，眼见了这种能量的释放，却又眼见它们和社会主义的理想、价值以及公平诉求有着严重的矛盾，从而对它们采取否定态度的时候，简单地把这种态度看作一种错误并不合适，因为人家看到的是客观事实，是今天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实际变化。

       何况，对一些熟悉哈耶克的著作或类似批判社会主义的著作，且对他们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对自发秩序和个人自由思想有认同的一些知识分子来说，情形就更复杂一些；因为他们对看见什么和对什么视而不见，是有意识形态选择的，“事实”对于他们，其意义完全不同。
       总之，理解改革不容易，理解社会主义的复杂性更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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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我不懂经济学，因此，对于怎么认识社会主义的复杂性，即使从经济学看来是比较初步的知识层面来谈这个问题，也做不到。我只想从比较常识、比较实际的方面提一些看法。
       我的想法比较简单——我们能不能换一个角度，看我们改革之后的社会主义做了哪些事，是今天资本主义不能做也不可能做的？这是个笨办法，但是有个好处，看问题从实际入手，从具体入手。
       用这个办法，我们对今天的中国就能够有新的认识。

       我想从“要想富，先修路”说起——这句话已经成了口头禅，其实不简单，在改革实践中，其含义随着各种基本建设的实施而不断演化，实际上不仅成了国民共识，而且成了体现改革战略的一个象征性口号。
       先说路。
       不错，美国现有铁路运营长度高达25万公里，已经接近中国铁路线路的两倍，不过，中国高速铁路建成约3.61万公里，而美国高铁里程为0——表面看似乎各有长短，但有一个重大区别：美国这些铁路都是私营的，它们各自为政的一个客观表现，就是事故多得可怕。依照美国交通统计局1975~2021年的数据显示，每年平均有1704次火车脱轨事故，也就是说，平均每天有4.7次。当然，美国铁路今天这么落后，有具体国情的原因——地广人稀，决定了航空运输是当代美国人在交通上的首选。根据美国NPIAS的数据，截至2018年，美国共有19627个飞机场，公共机场5099个（相比之下，我国目前共有814个机场）。但细做些分析，且不说其中私人机场占了14528个，能够直接在网站上买票的机场也不过几百个，问题是这些机场大多已经很老旧，都急需更新。何况，不只机场，各航空公司所配套的很多设备和基础设施，也都已经相当老旧，急需更新。更麻烦的是，自疫情肆虐以来美国的航空业整体陷入各种危机，事故频发，这屡屡见诸新闻，已经司空见惯，成了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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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问题是，和前边所说的铁路情况一样，这些急迫的问题本来都急需解决，可就是不能很快解决，而且一时看不到解决的前景。为什么情况会这么糟？答案其实一样，进入航空业的市场主体绝大部分都是私营企业——面对利润、成本、竞争和市场其他经济因素的诸多压力，它们没有一揽子解决问题的办法，甚至是无计可施。说美国的交通，作为生活在汽车轮子上的国家，其庞大的公路交通当然不能忽略。但只要看一个数字，美国一共有617000座桥梁，其中42%是50年前造的，而基础设施使用寿命大都约为50年。这还仅是桥梁，其实整个美国的基建系统，其设备都因为老旧过时急需维修或重建。根据ASCE的测算，到2025年之前，美国基建资金缺口将超过2万亿美元。如果了解一下美国近来的财政情势，谁都会替他们发愁：这2万亿美元从哪儿来？

       也许我这里对近年美国交通方面的一些情况，介绍得有点啰嗦，但是这有个好处，可以为我们着重谈中国的“要想富，先修路”这个大战略的时候，提供一个可以做比较、参照的大背景。在这比较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我们实施的很多公共工程，特别是大型工程，为什么一般所谓的“先进国家”做不到？即使是美国这个最富的超级大国，也同样做不到？

       对比之下，就容易明白它们为什么做不到。
       首先是“八纵八横”的高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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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资本的眼睛（为了避免一些枯燥的经济学概念，用了这么一个说法，有点偷懒，可是生动）来看，那是赔本的生意。高铁建设不但需要巨额的投资，只铁路建设这一项，每公里成本就高达1.2亿~1.5亿元人民币，而且运营成本也很高。何况，“八纵八横”并不是每一“纵”和每一“横”都能在短时间里产生经济效益；相反，其中很多条路线都处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想一本万利，吃金吸玉，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站在纯市场经济立场看，“八纵八横”都是很不合理的，违反规律的。可是，我们国家顶住各种批评，背着不懂经济的恶名，抗住光烧钱不赚钱的巨大经济压力，一直坚持在做，预计到2030年前后可以基本完成。

       和高铁建设相比，更“不合理”的是贵州的桥——贵州省这些年修建公路桥梁已经有28023座，贯通了21万公里的公路。世界前100座的高桥，一半在贵州，前10座的最高的桥，那里有4座。贵州过去一直有“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的名声，是中国最穷、最落后、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即使在改革开始一段时间之后，仍是经济非常落后的一个省。那么，我们就不能不问一下，为什么在贵州修建了那么多桥？两万八千多座大桥啊！有什么必要，出于什么理由？为发展一个比较偏远、比较贫困的地区的经济，做这么大的投入，合理吗？也许，比较关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熟悉东南亚大政治形势的人，会举出一些理由，来说明贵州战略地位的重要，以此说明修建这些桥梁的必要性。但是，这明显也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我们还是要问，如果用资本的眼睛看，出于什么样的理由，一个规模巨大的投资，会去做这种长期得不到回报，甚至最后可能打水漂的事呢？当然不会，因为这压根儿就违反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如果没有了利润的追求，资本的回报率可以忽略，那么所谓市场主体、所谓市场必需的自由竞争，有什么理由存在？

       也许关于贵州桥梁建设我说的太多了，但这有一个理由，我们应该正视这样一个现实：在今天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里，虽然发展市场经济是改革的基本方针，是国之大策，但其中有很多实际作为，又是不符合市场经济，特别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和规矩的。
       这里有深刻的矛盾，我们不能不正视这些矛盾，不能不在理论层面做出相应的解释，而且是有说服力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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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可以再举一个大型建设工程为例——“西电东送”。
       严格地说，“西电东送”不过是全国大规模的电源、电网、电力建设工程的一部分。不过，这里还是把“西电东送”独立出来，它自身也是一个伟大的工程，是一个世界奇迹。“西电东送”，重点在“送”：三条几千公里的电力通道，用特高压输电技术形成的输电网，从南到北，从西到东，跨过高山大漠和纵横川河，由北、中、南三路把西部能源源源不断送往全国。为此，前后三十多年，该工程累计投资已经达到4.4万亿元人民币。在这里，同样的问题需要回答，如果是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会有投资主体投资这样的工程吗？回答也是一样的：出于资本回报上的思量斟酌，这是不可能的。

       “西电东送”使国家经济资源得到“一盘棋”的合理配置，以促使东西部协调发展，以实现全国“共同富裕”的经济愿景。这些愿景和思虑，是任何一个生存于自由经济市场里的投资主体或市场主体都不可能关心的，只要无利可图，他们当然会袖手旁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至于这个工程另一个了不起的后果：居住着几亿农民的中国广大农村，在今天实现了村村通电、通水、通网络——它的意义又远超出工程本身，那不只是现代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乌托邦并不完全是梦想的某种见证。
       而这一切，我再强调一下：它们都是纯粹的市场经济不能做到的，更是资本主义所不可能做到的。

       以上几个例子，我不嫌啰嗦，说得比较具体，是因为在今天市场经济非常活跃的环境里，这些工程不容易被“看见”，不容易进入“中国故事”，更不容易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日常话题。原因其实很简单：它们锁定的经济效益，又大又公；而作为“公”字带头的经济活动，无论其形式，还是其内容，都不如市场经济的活动那样容易引发种种社会效应，那样容易和“我”的衣食住行、日常消费、工资收入、居住环境、文化娱乐等日常生活发生联系，那样直接和“我”的利益相关。当然，对这些大工程，新闻媒体也不是完全没有报道，但是往往相当简略，没有细节，没有故事，也没有人物，更没有对于它们如何在更深刻的层次影响和决定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现实和未来的具体分析。记得在50年代和80年代，“报告文学”一度非常盛行，那其实就是在今天很热的一种非虚构写作。

       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我很怀念那个时代的“报告文学作家”们，他们很像是一群勤奋的矿工，总是在最日常、最普通生活的深处挖掘，探索普通人隐藏在情感和内心的秘密。当下非虚构写作热起来了，文学写作重新又把注意力转向了真实的日常生活，那么，作家们能不能把一部分注意力转向当代经济建设领域的人和事呢？在那里，根本用不着“虚构”，那里有当代最可爱的人和最美丽的故事——只要作家能看得见，写得出来。

河海森林

闻闻，你一天到晚老研究这些东西是不是最后把自己都整晕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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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字带头的经济活动，还可以举另一个更不容易被我们于日常经验中感受到的例子，那就是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不断进行的各种经济综合区的“实验”。强调实验，不仅是因为它们形式多种多样——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经济开发区、自由贸易试验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都是经济领域具有创新意义的新鲜事，还因为它们都是现代化历史中没有过的经济活动形式。所谓“综合区”，虽然和传统经济学上的经济区域一样，具备一定的合理组织和配置资源的功能，但在国家力量的强力介入之下，其空间组织功能无论在质上，还是在量上，都被大大扩展、改造了：工业、农业、贸易、金融、保险、运输、旅游、房地产、文教科技等多个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生产活动，都按照经济综合区的不同功能，对该空间中相关的诸经济要素、生产要素和资源要素做了不同形式的整合——这种整合不是拉郎配，而是自上而下，由各级政府创造合适的条件，依照市场规律形成一定的搭配、重组和建构。

       宏观地看，这种整合的创新性和重要性更在于，它实际上是对这些经济空间内的所有经济和生产构成要素，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再组织化和再结构化。面对如此规模和如此激烈的“整顿”，我们往往会视而不见，似乎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然而，这在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也不可能有的——这样的改革如何理解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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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把“八纵八横”的高铁、“西电东送”的大工程以及各类经济综合区的创立这三项经济建设联系起来看，它们客观上都在不同层次和不同空间里，对经济要素、生产要素以及资源要素实行了这样或那样的重新组合，并且其客观效应已经大大溢出了这些工程各自的空间，扩及或影响了其他经济组织实体或地域经济空间（大到都市经济圈，小到以产业链发展为中心的生态圈，甚至波及以“小区”为单元的日常社会生活空间）。考虑到中国不只在历史轴线上是一个大国，在空间向度上更是一个对今天世界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大国，特别是考虑到当下“一带一路”对外开放总纲领于近年实施中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这些对经济区域内的构成要素进行重新组合的种种实践，就获得了新的重要意义：它们不只在思想上，还在具体实践上，为在更大规模的空间里，依照社会主义的理想实现经济的再结构化和再组织化，提供了一个宏伟前景。

       可以肯定，这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想想看，这一切难道不都是现代历史中一个空前的大实验吗？
       这个大实验的结果如何？我想就不用多说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给出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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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关于“要想富，先修路”说了不少了，可还想再延伸一下。
       为什么高铁、“西电东送”和综合经济区的建设（其实在改革里，性质类似的经济作为，大大小小，还有不少）如此重要，可是它们在社会上，包括在知识界、文化界，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它们不能像马云发明的淘宝网、蚂蚁金服，或者马化腾创立的腾讯公司那样，立刻被看作经济发展中的新事物，是改革的重要标记和成果，这是为什么？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仍然是当下社会对改革中呈现的社会主义的复杂性，普遍不够重视，甚至完全漠视。这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在很多人看来，“改革”改什么？不就是全力发展市场经济吗？不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吗？不就是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吗？——这是一种纯经济主义的发展观和改革观，可是近些年相当流行，而且，改革越成功，就越流行。

       回顾一下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对经济主义我们一点也不陌生，不用追溯更远，苏联于90年代之所以一下子解体，就和整个斯大林时代未能从根本上摆脱经济主义，而且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愈演愈烈、变本加厉，以至后来所谓的“500天纲领”完全演化为带有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三家印记的经济主义改革，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这段历史其实是在当代现实里一直回响着的警钟，它提醒我们：对于“不忘初心”的共产党人来说，对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如此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只是一次不得已的“迂回”，是在一个建设不“‘完整的’社会主义”的具体阶段中，实验着把市场经济融入社会主义经济，再把它们整合为一个新的经济体系的艰苦努力。

       对于社会主义运动来说，这开启了新的历史。
       这个历史不可能不充满复杂性，也不可能不体现于改革中。
       但是，要如此去看改革，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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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把市场经济融入社会主义经济，再把它们整合为一个新的经济体系，并不是实行一个纯经济的改革方案，也绝不是单纯的经济实践。一旦我们摆脱经济主义，换一个角度，把改革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和社会上各种此起彼伏的思潮联系起来，和思想界、知识界各种公开的或私下的争论联系起来，其实就不难看见，与这实践紧密相连，并且与之互为表里的，是一些充满对立、冲突、矛盾的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在改革中彼此竞争，并且都想通过改革“实现自我”。所以，它们也可以表述为，这些思想和知识体系，在改革中都不甘寂寞，都各自试图在改革里找寻并实现自己的物质形式。
       把改革看作纯粹经济实践的人，很难理解这样的看法。

       近些年理论界对改革实践，尤其是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了很多研究；但是对改革实践活动里隐含着的思想冲突和动荡，往往不够注意；而对冲突中还存在着一个充满对立、冲突及矛盾的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那就更不够注意。我们今天的讨论会请了陈越和吴子枫两位学者，我非常高兴。一段时期以来，他们两位一直在做阿尔都塞的翻译和研究。特别是陈越，自2003年在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哲学与政治：阿尔杜塞读本》以来，二十多年来不但编辑有“阿尔都塞著作集”，而且一直在努力推进国内阿尔都塞研究的系统化和规模化。可遗憾的是，我们理论界对阿尔都塞重视不够，甚至在倾向左翼的知识分子圈子里，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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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大视野来看，阿尔都塞的思想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他在对哲学史中一切脱离大众、脱离政治实践的“眼睛不是盯着大地，而是盯着观念的天空”的“高深”传统哲学做了决绝式的尖锐批判的同时，还一贯到底地反复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践。这使得他的理论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兴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尤其与那些在“后现代”思想环境中发育、发展起来的种种左翼理论，有着性质上的不同。正是这个不同，使他的思想不但在检讨社会主义运动史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获得批判性的视角，而且在检讨当代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时，也能帮助我们注意接地气，实事求是。
       对于认识改革的复杂性，这样的理论态度非常重要。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地图中，阿尔都塞的《论再生产》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这部著作重构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完整地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以及与之一体两面的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理论。与马克思和列宁有关国家问题的论述相比，在阿尔都塞的国家理论里关键的概念是意识形态。在对以往各种传统意识形态概念，也包括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经典的意识形态概念，做了解析、批评、再认识、再阐释之后，他提出了对意识形态的全新认识：意识形态不纯粹是精神活动，不是观念的存在，而是一种物质的存在，它总是存在于一些机构当中，特别是存在于国家/国家机器当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使国家机器得以运转的结构成分，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这把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向了新的实践。
       如果要对近些年流行的经济主义改革观进行批评，并且通过这种批评认识改革实践中存在的思想斗争，阿尔都塞的理论，特别是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不但是我们宝贵的理论资源，而且是可以立即产生威力的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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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在阿尔都塞的理论框架内，意识形态具有实践性，因此意识形态和经济生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阴阳两分的两个世界。相反，它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实存在于一个世界。甚至可以说，在现代社会里，既没有完全脱离意识形态的经济生产，也没有完全脱离经济生产的意识形态。这当然与历史上有关意识形态的种种解释都不相同，阿尔都塞不但否定了意识形态的精神性，也不再把意识形态看成“上层建筑”——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意识形态存在于国家的一切活动之中。他为此有一个著名的比喻：如果把国家和社会看作一座大厦，意识形态很像水泥，这座大厦里没有一个角落、没有一个层面、没有一个空间离得开水泥这个元素——意识形态水泥渗透于国家大厦中的一切部分，不仅包括人的现实生活，也渗透于发生在这大厦里的所有人的实践活动之中，更渗透到了经济实践和政治实践的关系之中。

       因此，比之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关系的论述，阿尔都塞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用另一种新鲜的眼光看改革，看改革中市场经济的作用，看国家在经济改革和发展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当然也看当前经济生活各个层面都有什么意识形态因素在现实地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比如，“西电东送”工程的成功建设让我们国家有了充足的电，有条件实现村村通电、通水、通网络，这三通无疑都是经济行为，但为什么，没有也不可能有私人投资做这件事？表面看，这似乎很自然，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投资有没有回报，是再实际不过的实际问题。但是追到这“实际”后面，那是“经济理性人”对人的经济行为的严格管束。而不声不响躲在这个严格管束后面的，让“经济理性人”得以成立的，是包含古典经济学、社会学和近代哲学的一个庞大有序的知识体系，是不折不扣的意识形态——“经济理性人”是一个巨人。
       没有纯粹的经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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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可以联系改革的一些具体经济活动做进一步的分析。
       从社会主义运动史的连续性来看，当年毛泽东为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提出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所有制）并存发展的路线，在80年代启动的经济改革里虽然有些调整，但依然是经济发展的主要路径。然而，五种经济是什么？仅仅是五种经济活动的形式吗？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是多少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都知道那是五种所有制，而其中每一种所有制都代表着一种生产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的改革是在五种生产关系构成的网络里进行的，可是我们过去很少注意到这个环境，很少琢磨这样的环境是多么复杂；在理论界和经济学界，在有关改革的研究里，也很少有人把它列为研究的专题。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以往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里，几种生产关系这么长时间地纠缠在一起，是很少见的。过去的社会主义研究，应该说也没有处理过这样的理论对象，甚至会苦恼于不知道如何提出问题。然而，如果用阿尔都塞的眼光，用他关于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理论去做些分析，我们就可以找到解释和思考这种复杂性的路径。

       依照阿尔都塞的国家理论，社会主义中国由于建立了革命政权，掌握了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当然会动用包括学校教育、家庭生活、宗教传播、文化和通信，以及必需的政治治理等各种国家机器的能力，来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可是，不能忽视的是，我们现实的市场经济的改革政策，又容许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生存和发展，那么，它们要进行某种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很自然的。
       同时，它们各自的“再生产”彼此间不可能不发生竞争，并且，它们也不可能不与“国营经济”发生一定的竞争。无论从理论层面看，还是从实际层面看，这些竞争一方面发挥各自的积极性，为整体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环境，为改革带来种种灵动和变化因素；另一方面，它们也会利用除政治机器（它牢牢控制在社会主义国家手中，用阿尔都塞的话说，那是国家的“坚硬果核”）以外的多种形式的国家机器，甚至包括意识形态机器，实现各自的再生产。

       为此，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多层面、多空间、多方向的再生产，是不是构成改革经济发展复杂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当前改革中之所以有种种对立、冲突的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是让我们难以看清社会上流行的经济主义改革观的原因？
       这些都是新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琢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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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高铁、贵州桥梁和综合经济区的建设这三个话题引起的一些感想，没想到说了这么多。
       最后还想强调一下，认识今天的社会主义的困难，往往还是由于对今天改革的复杂性认识不够，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以及贯穿于其中的社会主义实验性认识不够，特别是，对于我们现在还是处于迂回阶段，还不是在建设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认识不够。但是，中国改革的实践证明，正视这些复杂性，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发展中认识这些复杂性，恰恰是我们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现实中不断推进改革，从而为实现社会主义开辟新的可能性的一个历史条件。
       中国的改革绝不是单纯的经济改革，而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革命。

        不过，就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全局来看，社会主义目前不仅处于前所未有的低潮，而且处于严重危机之中。更麻烦的是，这些危机很多都来自运动内部，来自号称是“社会主义左翼”的知识分子当中，他们往往把自己打扮成新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例如拉克劳和墨菲，就是实际在取消或破坏社会主义运动的危险人物。因此，社会主义的实际发展不是没有风险，不会没有斗争，不过这已经是另一个大话题。

       就说这么多吧，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