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文学大家之中,擅长刻划女子的着实不少。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及较近的王安忆、苏童等,都是此道高手。鲁迅作为一个杰出的小说家,对典型人物、典型性格的塑造自是不遗余力,不过平心而论,他笔下的女性却不如男性形象那么多姿多彩,那么鲜明可感。他对女性角色的主观重视也似不及男性。一提鲁迅,我们首先想到的恐怕还是阿Q、狂人、孔乙己、吕纬甫、魏连殳,包括那些偷船看戏、偷吃罗汉豆的男孩子们。这从侧面证明了他小说的赫赫成就主要还是建立在对以男性为代表的中国人的国民性的深刻精细的剖析上。然而伟大的作家之所以伟大也就在这里:“她们”也许比不上“他们”,但若横向与其他众多作家的“她们”相比,却又能稳占一席。走马观花,对鲁迅作品中的女性做一下爬剔梳理,想来应不是件乏味的事。
第一类我称之为愚昧无知型,比如《药》中的华大妈,《明天》中的单四嫂子。她们溺爱自己的子女,全心全意为他们打算,可是子女生了病,母亲的对策,若不是打卦问卜,就是和男人一样迷信人血馒头的奇迹,下场自然是断送了下一代的的性命(就算不死,也一定会毒害到子女的灵魂)。正因为她们的舔犊之情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这份“好心办坏事”的愚昧才愈使人震怖。爱说“一代不如一代”的九斤老太情况稍有不同,她的愚昧表面上只表现为自身的麻木,并未祸及他人,但她是没有机会施展她的“母爱”,一旦条件允许,我相信她不会比华大妈之流高明到哪里去。
二是善良仁厚型,比如《故乡》、《社戏》中的母亲(似以鲁迅的母亲作为原型),《祝福》中的四婶。这一型的人大多观念守旧,见识不广,心里对处境不太满意,也只能委委屈屈向现实妥协。可是她们本心纯良,常常在不损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与人为善;虽不是广大的时代的负荷者,却自有其值得尊敬的风节与操守,某种程度上甚至闪现出人性的空贵——虽然那高贵往往也是昙花一现。她们是鲁迅女性画廊中较具暖色调的一群。
三是貌似泼辣,实则软弱型。《肥皂》中的四铭太太牙尖齿利,甚而使丈夫颇有几分惧内。可她经济上既不能自立,再“刚烈”也还是处于依附、从属的地位,正像旧中国绝大多数家庭妇女一样。《风波》里的七斤嫂也是如此。那位“圆规”杨二嫂,“豆腐西施”的外号,早已隐晦地点出她为了生存,而在男性主导的世界中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她是一个有着喜剧外壳的悲剧人物,有着泼辣外壳的软弱女人。《离婚》中的爱姑最是其中翘楚。她在孤立中仍可“勇敢”、“放肆”、“粗鲁”,仿佛是有一往无前的锐气了,可惜七大人一声“来兮”,她即刻被“威严”震慑,偃旗息鼓,一腔斗志付东流,要“专听七大人吩咐”了。旧时女人的不彻底性在这一型人物身上得到传神的反映。
四是知识女性。这类女性敢于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因接触新思想而能以实际行动争取爱情,争取自由。她们不像爱姑们那样外强中干,勇于挑战旧礼教,成为反封建大潮中实实在在的一员。但鲁迅对此的评价竟是“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鲁迅书信集》上卷《一九二O年五月四日致宋崇义信》)他这个论断涵盖男学生与女学生,大约认为后者过于憧憬“革命加恋爱”的美好,天真的以为有了自由就有了一切,结果一碰到现实生活中诸如柴米油盐、鸡儿狗儿、邻里关系、夫妻关系之类的琐碎,马上感到幻灭,不明白挣脱了枷锁怎么没能赢来光明。《伤逝》里的子君从精神上的深深失望到肉体上的最终消亡,为处于新旧转型时期尴尬进退的娜拉式的“新女性”作了最好的注脚。
五是在旧时代及本人的某些个性特征的双重合力下家破人亡,一步步迈向毁灭的女性。这在鲁迅作品的女子群像中其实只有祥林嫂一个。她是鲁迅着力勾勒的血肉丰满的牺牲者形象,我们从她的遭遇中不仅看到了社会的残酷迫害,百姓的冷漠自私,同时也较全面、多视角的把握了她的性格:她敢出逃,敢抗争,但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抗者;她爱子如命,却会不小心让狼拖走了儿子,多少说明她的粗心与缺少相应的常识;她初出现时整洁丰润,干练细致,端严自持(颇有几分像白先勇写的《玉卿嫂》,当然以后的走向完全两样),后来连遭打击便脸色枯瘦,日渐消沉,不复振作,除了念叨“阿毛”外更无他事……由于鲁迅赋予她如此多的似乎互相矛盾的品格,才使祥林嫂能够立于他笔下众多男性典型中,毫不逊色。女性角色而达到这样的艺术高度,她是唯一的一个。
除了《故事新编》,鲁迅小说世界中的女子大多罗列在这里了。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女子虽然除祥林嫂外,在各自的故事中,甚至从未能够得到第一主人公的地位,有时还有类型化的弊病,但依然有她们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她们对于鲁迅的小说创作来说,分量虽或较男性为轻,却依然是现当代文学史上令人掩卷难忘的形象。鲁迅对于她们,时而讥讽针砭,时而满怀悲悯,乍一看不动声色的背后,蕴含了百味杂陈的感情,加上他对技巧的娴熟运用,终使这些女性在读者心中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
题外话是,我们对鲁迅更应平视而不是仰视。他固然是一位大小说家,却不必将之神化。他笔下众生固然穷形极相,惟妙惟肖,却并非每一个都无可挑剔,正如同祥林嫂是成功的,却不是每一位女性都写得如此成功。在《无法直面的人生》中,王晓明说道:“我不再像先前那样崇拜他了,但我自觉在深层的心理和情感距离上,似乎是离他越来越近;我也不再将他视作一个崇高的偶像,他分明就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一样在深重的危机中苦苦挣扎。”这样客观的、正常的心态,在“鲁学”界反倒罕见,确也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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