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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归隐宋朝 于 2015-9-4 19:59 编辑
看了几篇关于鲁迅的文字,有探究他兄弟反目成仇真相的,有谈到他为人处事性格缺陷的,还有考量他的成就与名声是否名副其实的。我才回过神来,乱七八糟码了好多的字,没留下关于鲁迅的只言片语,真是愧对这些年对他的喜欢。
记得读书时代,教科书对鲁迅的定性是: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老师还一再重申,这三个“家”不是并列关系,顺序不能调换。当时就觉得惊奇,看人家孔子大教育家、大思想家,也没说有先后顺序呀。但当我更深接触时,也发现这个顺序最合理:我所偏爱的他对杂文、小说、散文等的准确拿捏,无不显示了他在文学领域的造诣,而他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对国民劣根性的无情披露,其思想性和革命性也彰显无遗,但因为其所处的特定时期,革命性次于文学性也在情理之中——严格意义来说,他不是一个战士,而仅仅是个刀笔吏,算披露者身份罢。下面,我闲侃几点认知:
一、关于爱情和婚姻
我觉得不该是他被诟病的。因为家庭的缘故他娶了朱安。旧式礼教下,不娶不行,离婚也不行,任何的选择,都会断了朱安的活路,他不得不背负这个包袱。在朱安面前,他是禁欲主义者,也由此可以看出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性格。由始至终,他不肯妥协,没有爱过朱安,也不打算将就过日子,甚至在朱安让他纳妾时,表现出厌憎。直到许广平出现,点燃了他深埋的火种,《两地书》传递的浓情蜜意,给人们展示了另一个形象。
都说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鲁迅对朱安除了责任,也只剩下了责任,谁也没法强迫他把责任转化为爱情。他和许广平的恋爱和结合,与喝过洋墨水或富贵显达者喜新厌旧,昧着良心闹家庭革命,抛弃糟糠妻的无耻之徒有本质区别。这也是我讨厌徐志摩,看不起胡适,却无法对鲁迅说三道四的缘由。
徐志摩抛妻弃子,四处追寻所谓真爱,胡适若非妻以命相拼,也早已负心另娶——彼时,很多男人都玩这花招,以婚姻的名义占有女人,又以爱情为幌子招蜂引蝶。而鲁迅从来没有给过朱安希望,是封建礼教将朱安变成了菟丝子,抵死缠绕在婚姻里无法独立。如果说朱安是悲剧的化身,鲁迅又何尝不是受着煎熬?
换位思考,若你是彼时的先生,你有着强烈的爱憎,母亲大人以命为挟塞个女人给你,而这个女人塞到你手里,就把命悬挂在你脖子上,你是否能做得比先生更好?所以,就不要太多置喙了吧。
二、关于为人处事
从前的从前,有位朋友跟我说,你知道吗,很多人怕你?后来我明白了,因为我太坦率,不懂避讳,直截了当。于是,我学着修改自己,力求圆融一点,但修改不彻底,依旧有人嫌我尖刻、犀利——在大多数人眼里,这是不给后路,不留情面,甚至是胸襟不够。实则并非如此,性情使然而已。竹筒倒豆子,留不住话,心里简单明净,不留暗区和死角。
正因为如此,我特别能理解先生,他的刚直不阿,他的嫉恶如仇,他如孩童般的赤子之心。有人说先生“逮谁跟谁急”,就连先生临终那句“我一个也不宽恕”,也被人诟病,说他失察了,原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而我的理解恰恰相反,先生所谓的“不宽恕”,并非他的胸襟、气度不够,容不下“任何人”,而是绝不宽恕恶人、恶行。世间若真有恶行者,为什么要宽恕呢?便连我这样的庸人,也是绝不宽恕的!
先生有自己的价值观和认知力,当然也有偏差的时候,例如他对胡适的批驳就涉嫌感情用事了。性情不同,价值观有差异,处事自然有不同,胡适擅长理性说话,且一码事归一码事,而先生却是急脾气,动辄龇牙咧嘴起来,按惯性思维说话,便将胡适也扫倒了。每次想起胡适的无奈,就忍俊不禁,先生横冲直撞,当真是活色生香了。
但先生并不真正若人们误解的,尖酸刻薄,容不下他人,以他和郭沫若之间的冲突来看,实则是郭屡次攻击先生,而先生却在包容、谅解,先生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里提到:“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由此可见,先生并非睚眦必报,倒反而宽怀大量,他所口诛笔伐的,都是他认为损害民众利益的,有着强烈民族自尊心的先生,绝不宽恕那些人、那些事——或有错责之时,但其情可悯,不是吗?
三、关于兄弟反目
先生和二弟闹掰了,各种推测都有,焦点集中在先生与弟媳关系上。例如先生偷窥弟媳沐浴,例如先生与弟媳苟且,例如价值观导致分歧等。真相只有一个,除了当事人,谁也没法知道了,我也不打算探究,没福尔摩斯的本事,更没元芳可以询问,不妨就让它搁置吧,我只说说题外话就好。
羽太信子,周作人之妻,执掌家庭经济的主妇。在这场兄弟反目里,扮演着导火线的角色,无论发生了什么,或发生过什么,甚至没发生什么,只有她心知肚明。她不是个善良者,这是显而易见的,设若换个女人,以她的性情和能力,要警告所谓偷窥的大伯子,甚至要断绝所谓的暧昧关系,完全能掌控在无人的背后进行,大可不必把丈夫推出去,何况周作人素来懦弱、寡断,并不很能独挡一面。
唯一的解释是,这个女人容不下先生了,她要利用丈夫驱逐这颗砂子,故而特意在枕头风里做文章。说她捏造事实诬陷也好,说她据实告知也罢,起因、经过都不再重要,我们所看到的,是周作人写绝交信,说知道了什么,并要求先生自重,不要再到内院去云云。先生初始表现得极为惊愕,试图与二弟沟通,遭到无声拒绝之后,不惜借贷另觅住所,携朱安搬离了大宅院。扪心自问,在那种情况下,谁还呆得下去?何况先生素来烈性、刚直,更是断然不能屈尊的。
很多人都认为周作人绝交信写得极冷漠,实则在我看来,恰恰是兄弟情之下的极大隐忍,试想在被妻子煽动之下,还能极力克制自我,强忍痛心疾首,不是情谊又是什么?既没有大打出手,更没有破开大骂,甚至没有愤而离家,只请先生“自重”,请先生别搅内院清净——多年以后,周作人也曾亲口说,他并没要先生离家的意思。而先生呢,宅院是他买的,耗尽了他的积蓄,却因了嫌隙,毫无怨言搬走,且不试图辩解,或自证清白等。由始至终,人前人后,兄弟俩看似陌路,但都不提及内幕。彼此留存颜面,不肯撕裂对方,这才是骨肉亲情。
所以,在我看来,兄弟反目的真相,其实真不重要。重要的是,反目不成仇,陌路仍有情,不是吗?这个已经值得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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