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叶城 于 2015-3-6 16:20 编辑
旧话重提---关于文学风气中故作美好状的再次的个人思考
（由重读罪与罚想到的许多疯言疯语和最终的谬论）
这篇文章是由于重读罪与罚的过程中产生的思索引起的，所谓旧话重提，指的是我曾经在一篇论中国文学陈词滥调的文学评论中提过当今文学趋向有普遍好故作美好状这一问题。由于这次的思索再次触及这一话题，因此这篇文字就算是旧话重提吧。（前文可参见空间中2010年文章《关于中国文学的陈词滥调的几句闲话》）
这是第三遍读陀氏的罪与罚了，陀氏历来善于描写苦难，特别是富有戏剧性高潮的苦难，在这一点上，放眼古往今来的文学史，恐怕无人能及，唯有雨果在悲惨世界中的一些描写，和左拉在其晚年一些艺术成就达到高峰期的作品中(比如《三名城》），多少能有所企及，但也仅仅是企及而已，终究不能与陀氏相提。
陀氏的苦难文字具有穿透性，并且自始至终闪耀着苦难的光彩，那不是一种黯淡的苦难，而是闪耀着人性挣扎的光辉的苦难，然而又终究苦难到极致，能把无论多么坚强的心，瞬间击倒。究其原因，我认为在于他忠于自己的生活所见。忠于生活的文字总是具有无穷的力量，在我大学期间，曾有一个被我引入外国文学殿堂的朋友孙,他最初不读外国文学，只读中国现当代的，后来对我感叹，贾平凹的《高老庄》就很打动人，我听了一笑，说你读悲惨世界吧，读读雨果看看，结果他还没读完，只读了第一部的一半，也就不到100页，就对我说行了，这本书我服了。然而此人口味极其挑剔，不久之后对雨果也感觉厌倦，说我需要更苦难的力量，这些文字还不够苦难，我需要看到属于生活的苦难的文字来打击我的心。我说那你就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吧，于是他读了陀氏，读的第一本是白痴，我记得那天我去了学校教室里不见他，于是上宿舍楼找他，一推门发现他自己躺在床上，正在失声痛哭，我以为发生了什么，结果他说，我正在读白痴，我读着读着就觉得不行了，太悲惨了。我受不了。
这个朋友固然有些性情中人，我曾经见他好几次为了目睹别人艰难的生活和他心中美好的事物的不能长久而放声痛哭，我在第一篇小说中司令的原型其实就是融合我和他两人塑造的。也许主要是为了他塑造的。所以他能如此入戏，一方面有他自身性格的原因，另一方面也确实证明了陀氏的力量，或者说真实的力量。
除了苦难这一宏大的主题外，陀氏还善于描写畸形的人，或者至少是不太正常的人，其实不只是陀氏，我早就注意到，国外的伟大作家几乎都是喜欢去描写不太正常的人，不完美的人，比如福克纳笔下的人物，几乎没有一个完人，甚至他喜欢直接从一个白痴的视角去写。萨特、加缪、卡夫卡等笔下的人物，无不如此，也许有懂的一些外国文学的朋友会说，你举得几个人都是当代文学流派的，他们本身就故意反传统的，那么我完全可以再举一个美国文学史上被视为传统现实文学手法大家的一个作家，美国文学史奉为一代领袖宗师的作家，其笔下人物也是忠于他看到的生活原型而完全不怎么美好的，那就是德莱塞。再比如日本文学两位泰斗人物，川端康成和夏目漱石笔下的人物，其实同样的例子我还可以举很多，以证明真正的文学大家从来不故作美好，但我觉得没必要一一列举了。即使中国，也曾经有这样的作家，他从不写故作美好的人物和文字，而专门在深入观察生活的基础上，塑造出来一个“狂人”的形象，那就是鲁迅。
但到了现当代，国内的作家则恰恰相反，总是喜欢完人形象。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在那篇中国文学的陈词滥调中就曾经提到过这种中外作家不同之处。就我个人认为，在真正的生活中，不太美好的人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是真实的生活写照，而中国作家笔下，比如 霍达在穆斯林中塑造的人物，路遥在平凡中塑造的人物，美好有余，但其打动人心的力度远远不够。因为这种程度的美好很大一部分是出于作家自己的一厢情愿，和自我想象。这种人物读来固然能让人体会到一些美好的特质，然而，放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作为文学人物折射生活的力度上，便大打折扣，从这个意义上说，凡是塑造出来这样故作美好的人物的同时，几乎就已经从艺术水平上将对应的这部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的水准上打入了二流甚至三流的行列，可惜，这一点，似乎很多中国现当代作家不但没有意识到，他们反而一直热衷于去不断的继续塑造完人形象，并在自我想象中不断的继续提高其完人的美好程度，这其实恰恰使得他们距离世界文学的高峰越来越远。也许我这个论断有些极端，但确实我经过好长时间的思考之后，得出的是这样的结论，甚至我个人以为，就以路遥为例，他是一个很勤奋的作家，然而，他能获得中国的矛盾文学奖，我个人以为，已经是对他最大的回报了。因为，如果他不是那么固执的去故作美好，用终生的努力写作去故意塑造一些飘渺而虚无的故做美好状的人物，那么他塑造的人物水准也许还能够有机会进入世界文学之林，但是，恰恰是他用终生的努力，去塑造一些并不真实的完人形象，那么从世界文学的高峰望下去，（请注意，我说的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峰望下去）其结果是他通过自己的终生努力亲手将自己的作品打出了全世界一流大师作品的行列之外，所以，他能在中国这个特殊的环境中获得承认是必然，但是他同时也证明了自己不能列入世界文学大师的行列，也是必然了。这就是中国的当代文学顶级作家路遥和几乎与他描写同类性质的作品的世界文学中顶级作家肖洛霍夫的区别，也同时就是《平凡的世界》所以远远不能和《静静的顿河》相提并论的原因。
从某种意义上，我还是很为路遥惋惜的。
不能怪诺贝尔奖不钟情于中国人，也许斯德哥尔摩的评委团那些老家伙在操作时确实有一些评奖的偏见在里面作怪，但从很多因素仔细分析下来，还是不能不承认，确实是我们自己的文学方向甚至心态有些问题。
其实到现在说来，早已经不能说诺贝尔奖没有授予过华人，2000年的诺贝尔奖终于授予了华人文学，然而，搞笑的是，当华人文学终于获奖之后，中国政府第一反应却是逃避，不能接受，甚至打压。中央宣传部甚至在颁奖消息传来后连夜召开紧急会议，通知全国媒体低调处理。甚至有不少人对高行健的法国国籍大肆攻击，宣称这次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又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叫板的一次挑衅,（这种打压造成了当年华人得奖的现实至今都被很多国人不知，高行健的名字至今在大陆不能广为流传）。其实只要接触过高行健文字的人，很容易看出问题在哪里，虽然人家入了法国国籍，但他毫无疑问属于华人，他的大量文字都是在国内写作完成的，真实的展现了国内人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但这在官方看来，就成为不承认他的理由。当然，也许问题是多方面的，但是至少其中有一个方面就是，高行健的文字是真实的，但在中国政府的口中，说出来的理由就是他的文字反社会主义，真有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在我看来，我并不曾看到《灵山》里有什么反社言论，他只是忠于他看到和感受到的生活。并且在他的文字中，那份对于真实生活中的人群深厚的人文关怀是当代国内作家没有几个人能拥有的。而这，也许就是为什么高能在世界文坛上获诺贝尔奖，而路遥只能在中国文坛上获矛盾奖的原因。
很悲哀，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现当代政府啊，这是你们的悲哀，还是文学的悲哀，或者只是我们忠心热爱文学的人的悲哀？
中国政府对于高行健的打压，让我想起了诺奖中好几桩类似的打压事件，当年帕斯捷尔纳克获奖的时候，苏联不也是曾经这样打压过吗？其结果造成了帕斯捷尔纳克被迫拒绝领奖，然而结果怎么样呢，那一届诺奖照授不误，苏联可以对作家施加压力，使得他缺席领奖，甚至对他进行终生迫害，然而在文学史上，1958年的诺奖永远的写在了《日瓦戈医生》这部作品上，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也照样永垂青史，而苏联政府呢，而今安在？
同样的，索尔仁尼琴的获奖也何尝不是如此？他同样由于苏联政府的压力没有能领奖，甚至因此被祖国驱逐出境，但真正的文学永远不应该为某一个政府存在，在文学原则与政治原则的斗争中最终的胜利只能，也永远属于文学，在2007年，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37年但不能被祖国承认之后，索尔仁尼琴终于在自己的祖国获得了肯定，普京亲自给他颁发2006年度俄罗斯人文领域最高成就奖---俄罗斯国家奖 ，这更让我想起了另一桩往事，在索尔仁尼琴流亡颠沛的生活条件下，他开始悄悄写作鸿篇巨著《红轮》，这是一部真正由一个人完成的史诗，这部小说一共20卷，每卷二到四部不等，一般是三部，每部40万-70万字，也就是说，平均每部都是3、4百页厚厚的一本书，我几乎无法想象，索尔仁尼琴是克服了多少困难最终坚持耗尽毕生之力完成了此书的创作，此书被称为一部奇书，人类文学史上篇幅最长的小说，当之无愧。关键是，此书是真正凭良心写作的产物，从1914年8月的一战开始，写到1916年的俄国民权运动、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直至1945年苏联卫国战争，构成了俄罗斯生活的一部百科全书，重现了整个20世纪俄国和苏联的历史。而 几乎同时，由苏联政府指定御用文人高尔基带头的集合了好多“名家”的编写组也大张旗鼓的开始了官修苏联史的编写，在斯大林的一次次干预下，高尔基违背自己的良心一次次将苏联史进行调整修改，这一工作耗费了他大量时间和心血，而《红轮》完成的时候，同样卷帙繁浩 的苏联史也终于宣告完成，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部官修巨作一完成的同时，里面的政治观点，立场也几乎同时宣告过时，高尔基带领一帮御用文人巨大的心血努力，只留下了一堆近乎垃圾的为政治服务的文字，而索尔仁尼琴历经苦难坚持写作完成的为良心服务的《红轮》，却终于冉冉上升了。（“全世界成百上千万人把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创作与俄罗斯本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的科学研究和杰出的文学著作，事实上是他全部的生命，都献给了祖国”-----普京在颁奖典礼上的发言。索尔仁尼琴后来被称为代表了俄罗斯的良知）
其实，高尔基做的违背良心的事还并不只这一桩，我最近读到一件事情，20世纪20年代，苏联索洛维茨岛劳改营，一个犯人从岛上逃走，在英国出版了一本带有自传性的书《在地狱岛上》，揭露他们在劳改营受到的非人待遇，在欧洲引起了极大反响。为了消除影响，苏联决定派一个政治上可靠而且在国际上享有声望的作家亲赴岛上视察，然后让他来证明“那卑鄙的国外伪造出版物”。他们相中了高尔基。经过当局精心安排，岛上的环境特意做了改变，尽管这样，高尔基还是看出了问题。躺在长椅上休息的犯人，手捧报纸津津有味地读着，可是报纸全是倒拿的——他们想以此示意给高尔基，他所看到的全是假的。但高尔基只是默不作声地走到他们身边，将报纸正了过来。但是他访问工棚的时候，一个14岁的小男孩对他说：“您看到的都是假的，我告诉您真的吧”，高尔基让别人都出去了，他单独听这个小男孩讲了整整一个半小时真实的生活，孩子把监狱里所有的饥饿、阴谋、鞭打和虐待都对他说了，但回到莫斯科，他立刻在苏联和世界各大报刊上发表文章，“以雄鹰和海燕的名义，宣称拿索洛维茨劳改营恐吓人民是毫无根据的”。他宣称亲眼看到犯人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之好，改造得也很好。而实际上，这只革命的海燕刚从岛上视察离开，和海燕谈话的那个14岁的男孩就被枪毙了。然而社会主义的海燕却活着。活着的高尔基注定还要讲更多的谎话。
这就是为什么在有世界声望的作家中，我独独对高尔基不感兴趣的原因，除了他的文字乏味之外，他的人格也让我无话可说。甚至我在心里觉得他是个笑料。是个无视社会和人民生活的现实，为了自我的生存利益完全附和当权领导者的代表。对此，在我手边的书里所能看到的资料中，我还可以抄出这么几个例子，1932年4月苏联取缔了所有文学艺术联合会，官办“苏联作家协会”成了唯一合法的组织。而文学艺术创作中唯一合法的流派，便是所谓的革命现实主义。高尔基在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淋漓尽致地表述了他对亲爱的“斯大林同志”这道路线的拥护和无限忠诚。此后苏联各地便根据作家协会的运作模式建立了一系列官僚化协会，如作曲家协会、艺术家协会、舞蹈家协会等，其领导人一概由苏共指定。这些官办协会的成果便是造出了严重扭曲历史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影响深远的“经典作品”。现在看只能沦为笑柄。还有一件例子，30年代苏联著名的哲学家、造诣很深的洛谢夫出版了一本哲学专著《神话的辩证法》。在当时革命样板理论下出现个人性格的言论观点让斯大林不能接受，于是忠于“斯大林同志”的高尔基便撰写批判洛谢夫的文章，称其“大字不识几个”还要著书立说。其实，我想高尔基并非没有文学修养之人，他也并非真的和当权者一样对于文艺浅薄不懂，并非看不出当时社会矛盾和文学创作中真正的问题所在，但为了对当权者斯大林示好，他不予余力的违背良心阿谀奉承，到处宣扬“江山一片红”，宣扬所谓的人为想象的美好，这不仅反映在他的言行中，同样反应在他的作品中。就像对洛谢夫的恶意抹杀，难道他真的不明白人家那是真正专业的哲学著作吗？岂容你随意用政治的目的污蔑？我想他应该懂得，但是他照样按当权者的意见去污蔑，这种违背良心的阿谀奉承和充当打手，简直到了只计生前事，不顾身后名的地步了。现在，终于有人提出这样的结论，认为在苏联的文艺革命中，高尔基是知识分子堕落的典型代表。对于这个观点，我坦承，于我心大快！而最终，文学史也自有公论，他的作品，终于在文学史上，只能被归于社会主义文学，他也只能成为那个时代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我觉得，他的确无愧于“社会主义文学奠基人”这一称号，他也的确用了终生的奋斗和努力在不遗余力的为争取到这个称号，实现这一伟大目标而奔走呼号。但我同时又觉得，（当然，这个完全只是我个人觉得）所谓这个社会主义文学这种标签，本身就是一种讽刺，使得这个伟大的作家在我心中成为笑料，（同样在我心里作为笑料的还有中国的那个高玉宝，不过把他和高尔基并提还是太抬举他了，毕竟，高尔基还算是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写过一些具有文学色彩的文字，而高玉宝之流，完全是个江湖骗子，欺世盗名之辈，根本不懂文学之为何物，纯粹因为顺应了时代潮流，附和了当时政治宣传需要，被忽悠成为一个“作家”，用以满足当时的舆论需要。）因为他代表的，始终是所谓的社会主义文学，而我始终认为，文学，真正的文学，根本从来就不应该为某一个政府的主义服务。即便是为社会主义，也不行，甚至即便是为共产主义，也不行。
她应该永远，只为人类的良心服务，如同雨果，陀氏，左拉，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这些前辈作家所写下的文字，所作的那样。 201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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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5-3-6 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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