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手账最近有点写不下去了,看了好几篇祭文,好容易才等到王维的《山中与裴秀才迪书》,相比之前几篇,算是有点空气清新的文字,“草木蔓发,春山可望”,也不过寥寥数语,《唐宋文举要》和《古文观止》一样,假正经、道貌岸然的文章多,这就是中国祖先流传下来的文学模板,儒家的文字主打是文以载道,可讽刺的是,林语堂觉得道家拯救了中国文学,好看的都是道家的文字,懒散、自由,不像儒家那么一本正经。条条框框很多,就像过去舞台上的大合唱,表情浮夸,喜怒哀乐步调一致。相比之下道家更像是靡靡之音。
孔子删改诗书,要兴观群怨,古风三千,孔子删去大半,阿狸说孔子没这个能耐,其实这个要算起来,要从周公确定礼乐制度算起。之前商朝重巫尚鬼,周公开始制订礼乐制度,上古典籍肯定有所侧重地、有选择性地保留了下来,自然也淘汰或者说抛弃了很多东西。说一次文化大革命也不算过分。阿狸兄提到《疯癫与文明》一书,介绍了一个概念“文化理性”,这个前不久我阅读的李泽厚似乎也提到类似的东西,他的叫法是“民族文化心理”。
李泽厚虽然是崇奉儒家思想的,但与新儒家划清了界限,他认为研究儒家思想要追溯到上古巫教时期,慢慢发展成巫君合一,巫师的宗教情愫如“忠”“诚”“敬”“畏”慢慢演化为内在的道德操守,并落实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他称之为儒家的“实践理性”。儒家文化何以被称为“乐感文化”,在于孔子的人生观,如李泽厚说的“一个世界”,即不语怪力乱神,不谈生死,不营造彼岸世界,不崇拜人格神,只在此生现世中追求幸福,实现理想。这种文化心理或者说“文化理性”便在此时确立下来,完成形塑。这样的文化理性,说好了,确实自然生成一种特有的“乐感文化”,人在现世中仰不愧天俯不坐地,知足常乐。当然,缺点也是显著的,李泽厚深知这一点,但没有明说,在对手刘晓波那里说的清楚,那就是缺少对命运的思索和抗争,缺少悲剧精神(孔儒是绝不允许人通过自己聪明才智去改变命运的),其最终只会造就一批批的奴才。而只有对生命归宿给予思考,才能促成文学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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