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无蕊 于 2024-3-15 09:42 编辑
昨晚翻完《李白与杜甫》,全集的第四卷算是翻了一遍了,《屈原研究》给我印象最深,然而深的印象不是在屈原,而是作者所提供的屈原所生活的那样一个社会背景。 借这本书,是因为看见里面有以前读过的《甲申三百年祭》,这一回翻,感觉没有第一次在书店里翻的时候好了,《李白与杜甫》闻名已久,很想一读的,这篇近三百页的长文看得我失望透顶,尤其是写杜甫的部分。作者的态度照样是旗帜鲜明的,扬李抑杜。李本不需扬,只是向来抑李扬杜的人很不少,这一回只算是拨乱反正吧,而且是“人民本位”的拨乱反正,也就是说,看看这两位大诗人谁更具人民性。人民性是什么,我不知道,大概是指对于人民的同情吧。如果诗人不属人民之列,仅仅表一点同情,就算是人民性了么。人民是什么,众口尚且难调,其性质就更难揣测了。我不能想象一个诗人以人民本位来写诗,那一定也要弄成八股文的样子吧,替人民立言与替圣人立言,就其不可以发自本心而言,有什么分别。《李白与杜甫》就是以人民本位写出来的文章。 读了《屈原研究》,就期待着从《李白与杜甫》中读到一点唐朝的背景,所谓盛唐气象与安史之乱,以及当时的人如何生活如何思想什么的,唯一的一点收获是文中提到了两个诗人的宗教信仰,李白是信奉道教的,而且“认真地传受了道录”,是“一名真真正正的道士”。而杜甫则是禅宗的信徒,之前也信过道教。作者写这个,也是扬李抑杜的,因为李白在临终之际从道教中解脱出来了。作者解读了李白去世之年的春天所写的一首诗,《下途归石门旧居》,认为是:“在了解李白的生活上是具有关键性的作品”,“是李白最好的诗之一,是他六十二年生活的总结。这里既解除了迷信,也不是醉中的豪语。人是清醒的,诗也是清醒的。”而杜甫呢,作者说:“其实杜甫对于道教和佛教的信仰很深,在道教方面他虽然不曾象李白那样成为真正的‘道士’,但在佛教方面他却是禅宗信徒,他的信仰是老而愈笃,一直到他的辞世之年。”可谓执迷不悟。 我认为这篇文章的主旨就是要摘掉杜甫的“人民诗人”的帽子,而大有把摘下的帽子扣到李白头上去的意思。李杜都是嗜酒的人,“旧时的乡村酒店,爱在灯笼或酒帘上写出‘太白世家’或‘太白遗风’等字样,这是对于李白的自发性的纪念。杜甫也同样好酒,但没有看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任何地方的酒店打出过‘少陵世家’或‘少陵遗风’的招牌。人民的喜爱毕竟和士大夫或者知识分子不同,人民是有人民自己的选择的。” 文章最后,作者提到一名与李杜同时且有过往来的诗人苏涣,这人只留下四首诗,造过反。作者说:“造反诗人苏涣,在封建时代毫无疑问是一位突出的人物。他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他的诗虽然只剩下四首(毁灭了的一定还有更好的作品),但他的造反精神是愈会被后人重视的。如果要从封建时代的诗人中选出‘人民诗人’,我倒很愿意投苏涣一票。” 文章的小标题很说明问题,第一部分“关于李白”的小标题是: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李白的家室索隐;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第一次大失败——待诏翰林与赐金还山;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第二次大失败——安禄山叛变与永王嶙东巡;李白在长流夜郎前后;李白的道教迷信及其觉醒;李白与杜甫在诗歌上的交往。第二部分“关于杜甫”的小标题是:杜甫的阶级意识;杜甫的门阀观念;杜甫的功名欲望;杜甫的地主生活;杜甫的宗教信仰;杜甫嗜酒终身;杜甫与严武;杜甫与岑参;杜甫与苏涣。 关于李白还有一点点考证,“李白与杜甫在诗歌上的交往”总算与诗歌有一点关系,其实只是说诗歌交往中反应出的两个人的关系,作者认为,晚年的李白对杜甫是有点失望的,“他所期待着的知己,虽然同处在困境,但并不如十几年前那样的真正的知己了。” 《李白与杜甫》是以李杜二人的诗歌来说话的,作者对二人的诗歌可谓了如指掌,作者本身又是诗人,作者不从诗歌的角度来评定李杜,而是以人民本位来将一顶虚妄的“人民诗人”的帽子摘来扣去,读罢除了失望,也有一点点费解。这书初版于一九七一年,那是怎样一个年份呢。 对于李杜二人的生活背景交代的比较模糊这一点,不能怪作者,《历史人物》的序的前两段说得很明白,也可以给整卷书做个注脚: “我是有点历史癖的人,但关于历史的研究,秦以前的一段我比较用过一些苦功,秦以后的我就不敢夸口了。中国的历史实在太长,史料也实在太浩瀚,以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要想把全部都要弄精通,恐怕是不可能的事吧。 “不过关于秦前后的一些历史人物,我倒作过一些零星的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更简单地说,主要是凭自己的好。因为出于恶,而加以研究的人物,在我的工作里面究竟比较少。我的好恶的标准是什么呢?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 三月二十四日 (录有竹字头,嶙为王字旁)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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