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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林徽音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一期发表《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
旧时伦理道德讲“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新时代提倡女权和妇女解放,但是知识女性仍然信守着“助丈夫事业成功为第一,教养子女成人为第二,自己事业的成功为第三”那样一种准则。林徽音自己肩上挑起“两担云彩”,还得担负协助丈夫、照料家庭两副重担。抗战之前在北总布胡同三号,家里最热闹的时候是十六七口人,除了自己小家五口之外,还有五口亲戚和他们老妈子,另外有六七个仆人,徽音担任家庭经理的角色。
抗战时期只有家里五口,可又雇不起保姆,柴米油盐锅碗瓢盆洗洗涮涮缝缝补补,全靠徽音一人,这时她已是重病之人,每天累得半死,上床呻吟,她哀叹她为什么还活着。社会上已经认识到,营造学社不过思成一人而已,李庄时候,思成代理社长,每年到重庆去为申请经费而小跑,徽音还得替他照料整个营造学社。以至于他们自我挖苦地说,思成是火车站,徽音是站长,有时候又反过来。
1943年8月,刘敦桢离开营造学社应聘到重庆中央大学任教,徽音给费慰梅写信说:“现在刘先生一走,大家很可能作鸟兽散。”果然,刘敦桢走后,他的助手陈明达也到西南公路局去了。思成说的“在战争时期的艰苦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归功于她”。思成说的语重情长,可全是实话。徽音的毅力惊人、贡献突出,她和思成的同学陈植后来回忆,仍然赞叹不已。
抗战胜利后复员回北平,思成应梅贻琦之聘,到清华大学创办营建系,徽音一到校立即为教师设计胜因院住宅。她投身教学,开了不少的课。当时教师不多,思成去美国讲学考察建筑教育和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建筑师顾问团中国代表期间,徽音带年轻教师主持教学。这期间她身体很坏,1947年底不得不住院做肾切除手术,她已经给费慰梅写了诀别信,又作了一首诗《写给我的大姊》,也是当作诀别的遗嘱。《恶劣的心绪》也是手术前写下的。1946年至1948年徽音写了几首小诗,又接受杨振声、金岳霖的建议,整理一些以前的诗作发表。这几年她心情低沉,《恶劣的心绪》的诗题似乎可以代表整个时期的心境。她在抗战时期写的《哭三弟恒》也是这时发表,诗中说的“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更代表着她心境中的积极一面。
从1949年到1955年不幸故去这六年多,是林徽音作为建筑学家和设计师鞠躬尽瘁,发出最后辉煌的时期。这个时期她完全告别了文学创作,文章风格也有了变化。这个时期的辉煌业绩,至少有六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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