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白先勇短篇小说分享

啼妃

　　作家简介：

　　当代著名作家。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小学和中学时深受中国古典小说和“五四”新文学作品的浸染。童年在重庆生活，后随父母迁居南京、香港、台湾、台北建国中学毕业后入台南成功大学，一年后进台湾大学外文系。1958年发表第一篇小说《金大奶奶》。1960年与同学陈若曦、欧阳子等人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发表了《月梦》、《玉卿嫂》、《毕业》等小说多篇。1961年大学毕业。1963年赴美国，到衣阿华大学作家工作室研究创作，1965年获硕士学位后旅居美国，任教于加州大学。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散文集《蓦然回首》，长篇小说《孽子》等。白先勇吸收了西洋现代文学的写作技巧，融合到中国传统的表现方式之中，描写新旧交替时代人物的故事和生活，富于历史兴衰和人世沧桑感。

啼妃

　　游园惊梦
　　
　　钱夫人到达台北近郊天母窦公馆的时候，窦公馆门前两旁的汽车已经排满了，大多是官家的黑色小轿车，钱夫人坐的计程车开到门口她便命令司机停了下来，窦公馆的两扇铁门大敞，门灯高烧，大门两侧一边站了一个卫士，门口有个随从打扮的人正在那儿忙着招呼宾客的司机，钱夫人一下车，那个随从便赶紧迎了上来，他穿了一身藏青哗叽的中山装，两鬓花白。钱夫人从皮包里掏出了一张名片递给他，那个随从接过名片，即忙向钱夫人深深的行了一个礼，操了苏北口音，满面堆着笑容说道:
　　
　　“钱夫人，我是刘副官，夫人大概不记得了？”
　　
　　“是刘副官吗？”钱夫人打量了他一下，微带惊愕的说道，“对了，那时在南京到你们大悲巷公馆见过你的。你好，刘副官。”
　　
　　“托夫人的福。”刘副官又深深的行了一礼，赶忙把钱夫人让了进去，然后抢在前面用手电筒照路，引着钱夫人走上一条水泥砌的汽车过道，绕着花园直往正屋里行去。
　　
　　“夫人这向好？”刘副官一行引着路，回头笑着向钱夫人说道。
　　
　　“还好，谢谢你，”钱夫人答道，“你们长官夫人都好呀？我有好些年没见着他们了。”
　　
　　“我们夫人好，长官最近为了公事忙一些。”刘副官应道。
　　
　　窦公馆的花园十分深阔，钱夫人打量了一下，满园子里影影绰绰，都是些树木花，围墙周遭，却密密的栽了一圈椰子树，一片秋后的清月，已经升过高大的椰子树干子来了。钱夫人跟着刘副官绕过了几丛棕桐树，窦公馆那座两层楼的房子便赫然出现在眼前，整座大楼，上上下下灯光通明，亮得好像烧着了一般；一条宽敞的石级引上了楼前一个弧形的大露台，露台的石栏边沿上却整整齐齐的置了十来盆一排齐胸的桂花，钱夫人一踏上露台，一阵桂花的浓香便侵袭过来了。楼前正门大开，里面有几个仆人穿梭一般来往着，刘副官停在门口，哈着身子，做了个手势，毕恭毕敬的说了声：
　　
　　“夫人请。”
　　
　　钱夫人一走入门内前厅，刘副官便对一个女仆说道：“快去报告夫人，钱将军夫人到了。”
　　
　　前厅只摆了一堂精巧的红木几椅，几案上搁着一套景泰蓝的瓶樽，一只观音樽里斜插了几枝万年青；右侧壁上，嵌了一面鹅卵形的大穿衣镜。钱夫人走到镜前，把身上那件玄色秋大衣卸下，一个女仆赶忙上前把大衣接了过去。钱夫人往镜里瞟了一眼，很快的用手把右鬓一绺松弛的头发抿了一下，下午六点钟才去西门叮红玫瑰做的头发，刚才穿过花园，吃风一撩，就乱了。钱夫人往镜子又凑近了一步，身上那件墨绿杭绸的旗袍，她也觉得颜色有点不对劲儿，她记得这种丝绸，在灯光底下照起来，绿汪汪翡翠似的，大概这间前厅不够亮，镜子里看起来，竟有点发乌。难道真的是料子旧了？这份杭绸还是从南京带出来的呢，这些年都没舍得穿，为了赴这场宴才从箱子底拿出来裁了的。早知如此，还不如到鸿翔绸缎庄买份新的。可是她总觉得台湾的衣料粗糙，光泽扎眼，尤其是丝绸，哪里及得上大陆货那么细致，那么柔熟？
　　
　　“五妹妹到底来了。”一阵脚步声，窦夫人走了出来，一把便搀住了钱夫人的双手笑道。
　　
　　“三阿姐，”钱夫人也笑着叫道，“来晚了，累你们好等。”
　　
　　“哪里的话，恰是时候，我们正要入席呢。”
　　
　　窦夫人说着便挽着钱夫人往正厅走去。在走廊上，钱夫人用眼角扫了窦夫人两下，她心中不禁舰敲起来：桂枝香果然还没有老。临离开南京那年，自己明明还在梅园新村的公馆替桂枝香请过三十岁的生日酒，得月台的几个姐妹淘都差不多到齐了——桂枝香的妹子后来嫁给任主席任子久做小的十三天辣椒，还有她自己的亲妹妹十七月月红——几个人还学洋派凑份子替桂枝香定制了一个三十寸双层的大寿糕，上面足足插了三十根红蜡烛，现在她总该有四十大几了吧？钱夫人又朝窦夫人瞄了一下。窦夫人穿了一身银灰洒朱砂的薄纱旗袍，足上也配了一双银灰闪光的高跟鞋，右手的无名指上戴了一只莲子大的钻戒，左腕也笼了一副白金镶碎钻的手串，发上却插了一把珊瑚缺月钗，一对寸把长的紫瑛坠子直吊下发脚外来，衬得她丰白的面庞愈加雍容矜贵起来。在南京那时，桂枝香可没有这般风光，她记得她那时还做小，窦瑞生也不过是个次长，现在窦瑞生的官大了，桂枝香也扶了正，难为她熬了这些年，到底给她熬出了头了。
　　
　　“瑞生到南部开会去了，他听说五妹妹今晚要来，还特地让我向你问好呢。”窦夫人笑着侧过头来向钱夫人说道。
　　
　　“哦，难为窦大哥还那么有心。”钱夫人笑道。一走近正厅，里面一阵人语喧笑便传了出来。窦夫人在正厅门口停了下来，又握住钱夫人的双手笑道：
　　
　　“五妹妹，你早就该搬来台北了，我一直都挂着，现在你一个人住在南部那种地方有多冷清呢？今夜你是无论如何缺不得席的——十三也来了。”
　　
　　“她也在这儿吗？”钱夫人问道。
　　
　　“你知道呀，任子久一死，她便搬出了任家，”窦夫人说着又凑到钱夫人耳边笑道，“任子久是有几份家当的，十三一个人也算过得舒服了，今晚就是她起的哄，来到台湾还是头一遭呢。她把‘赏心乐事’票房里的几位朋友搬了来，锣鼓笙萧都是全的，他们还巴望着你上去显两手呢。”
　　
　　“罢了，罢了，哪里还能来这个玩意儿！”钱夫人急忙挣脱了窦夫人，摆着手笑道。
　　
　　“客气话不必说了，五妹妹，连你蓝田玉都说不能，别人还敢开腔吗？”窦夫人笑道，也不等钱夫人分辩便挽了她往正厅里走去。
　　
　　正厅里东一堆西一堆，锦簇绣丛一般，早坐满了衣裙明艳的客人。厅堂异常宽大，呈凸字形，是个中西合璧的款式。左半边置着一堂软垫沙发，右半边置着一堂紫檀硬木桌椅，中间地板上却隔着一张两寸厚刷着二龙抢珠的大地毯。沙发两长四短，对开围着，黑绒底子洒满了醉红的海棠叶儿，中间一张长方矮几上摆了一只两尺高青天细瓷胆瓶，瓶里冒着一大蓬金骨红肉的龙须菊。右半边八张紫檀椅子团团围着一张嵌纹石桌面的八仙桌，桌上早布满了各式的糖盒茶具。厅堂凸字尖端，也摆着六张一式的红木靠椅，椅子三三分开，圈了个半圆，中间缺口处却高高竖了一档乌木架流云蝙蝠镶云母片的屏风。钱夫人看见那些椅子上搁满了铙钹琴弦，椅子前端有两个木架，一个架着一只小鼓，另一个却齐齐的插了一排笙萧管笛。厅堂里灯光辉煌，两旁的座灯从地面斜射上来，照得一面大铜锣金光闪烁。
　　
　　窦夫人把钱夫人先引到厅堂左半边，然后走到一张沙发跟前对一位五十多岁穿了珠灰旗袍，带了一身玉器的女客说道：
　　
　　“赖夫人，这是钱夫人，你们大概见过面的吧？”
　　
　　钱夫人认得那位女客是赖样云的太太，以前在南京时，社交场合里见过几面。那时赖祥云大概是个司令官，来到台湾，报纸上倒常见到他的名字。
　　
　　“这位大概就是钱鹏公的夫人了？”赖夫人本来正和身旁一位男客在说话，这下才转过身来，打量了钱夫人半晌，款款的立了起来笑着说道。一面和钱夫人握手，一面又扶了头，说道：
　　
　　“我是说面熟得很！”
　　
　　然后转向身边一位黑红脸身材硕肥头顶光秃穿了宝蓝丝葛长袍的男客说：
　　
　　“刚才我还和余参军长聊天，梅兰芳第三次南下到上海在丹桂第一台唱的是什么戏，再也想不起来了。你们瞧，我的记性！”
　　
　　余参军长老早立了起来，朝着钱夫人笑嘻嘻的行了一个礼说道：
　　
　　“夫人久违了。那年在南京励志社大会串瞻仰过夫人的风采的。我还记得夫人票的是《游园惊梦》呢！”
　　
　　“是呀，”赖夫人接嘴道，“我一直听说钱夫人的盛名，今天晚上总算有耳福要领教了。”
　　
　　钱夫人赶忙向余参军长谦谢了一番，她记得余参军长在南京时来过她公馆一次，可是她又仿佛记得他后来好像犯了什么大案子被革了职退休了，接着窦夫人又引着她过去，把在坐的几位客人都一一介绍一轮。几位夫人太太她一个也不认识，她们的年纪都相当轻，大概来到台湾才兴起来的。
　　
　　“我们到那边去吧，十三和几位票友都在那儿。”
　　
　　窦夫人说着又把钱夫人领到厅堂的右手边去。她们两人一过去，一位穿红旗袍的女客便踏着碎步迎了上来，一把便将钱夫人的手臂勾了过去，笑得全身乱颤说道：
　　
　　“五阿姐，刚才三阿姐告诉我你也要来，我就喜得叫道：‘好哇，今晚可真把名角儿给抬了出来了！’”
　　
　　钱夫人方才听窦夫人说天辣椒蒋碧月也在这里，她心中就踌躇了一番，不知天辣椒嫁了人这些年，可收敛了一些没有。那时大伙儿在南京夫子庙得月台清唱的时候，有风头总是她占先，拗着她们师傅专拣讨好的戏唱。一出台，也不管清唱的规矩，就脸朝了那些捧角的，一双眼睛钩子一般，直伸到台下去。同是一个娘生的，性格儿却差得那么远。论到懂世故，有担待，除了她姐姐桂枝香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桂枝香那儿的便宜，天辣椒也算捡尽了。任子久连她姐姐的聘礼都下定了，天辣椒却有本事拦腰一把给夺了过去。也亏桂枝香有涵养，等了多少年才委委屈屈做了窦瑞生的偏房。难怪桂枝香老叹息说：是亲妹子才专拣自己的姐姐往脚下踹呢！钱夫人又打量了一下天辣椒蒋碧月，蒋碧月穿了一身火红的缎子旗袍，两只手腕上，铮铮锵锵，直戴了八只扭花金丝镯，脸上勾得十分入时，眼皮上抹了眼圈膏，眼角儿也着了墨，一头蓬得像鸟窝似的头发，两鬓上却刷出几只俏皮的月牙钩来。任子久一死，这个天辣椒比从前反而愈更标劲，愈更佻挞了，这些年的动乱，在这个女人身上，竟找不出半丝痕迹来。
　　
　　“哪，你们见识见识吧，这位钱夫人才是真正的女梅兰芳呢！”
　　
　　蒋碧月挽了钱夫人向座上的几位男女票友客人介绍道。几位男客都慌忙不迭站了起来朝了钱夫人含笑施礼。
　　
　　“碧月，不要胡说，给这几位内行听了笑话。”
　　
　　钱夫人一行还礼，一行轻轻责怪蒋碧月道。
　　
　　“碧月的话倒没有说差，”窦夫人也插嘴笑道，“你的昆曲也算得了梅派的真传了。”
　　
　　“三阿姐——”
　　
　　钱夫人含糊叫了一声，想分辩几句。可是若论到昆曲，连钱鹏志也对她说过：
　　
　　“老五，南北名角我都听过，你的‘昆腔’也算是个好的了。”钱鹏志说，就是为着在南京得月台听了她的《游园惊梦》，回到上海去，日思夜想，心里怎么也丢不下，才又转了回来娶她的。钱鹏志一径对她讲，能得她在身边，唱几句“昆腔”作娱，他的下半辈子也就无所求了。那时她刚在得月台冒红，一句“昆腔”，台下一声满堂采，得月台的师傅说：一个夫子庙算起来，就数蓝田玉唱得最正派。
　　
　　“就是说呀，五阿姐。你来见见，这位徐经理太太也是个昆曲大王呢。”蒋碧月把钱夫人引到一位着黑旗袍，十分净扮的年轻女客跟前说道，然后又笑着向窦夫人说，“三阿姐，回头我们让徐太太唱‘游园’，五阿姐唱‘惊梦’，把这出昆腔的戏祖宗搬出来，让两位名角上去较量较量，也好给我们饱饱耳福。”那位徐太太连忙立了起来，道了不敢。钱夫人也赶忙谦让了几句，心中却着实嗔怪天辣椒太过冒失，今天晚上这些人，大概没有一个不懂戏的，恐怕这位徐经理太太就现放着是个好角色，回头要真给抬了上去，倒不可以大意呢，运腔转调，这些人都不足畏，倒是在南部这么久，嗓子一直没有认真吊过，却不知如何了。而且裁缝师傅的话果然说中：台北不兴长旗袍喽。在座的——连那个老得脸上起了鸡皮皱的赖夫人在内，个个的旗袍下摆都缩得差不多到膝盖上去了，露出大半截腿子来。在南京那时，哪个夫人的旗袍不是长得快拖到脚面上来了？后悔没有听从裁缝师傅，回头穿了这身长旗袍站出去，不晓得还登不登样，一上台，一亮相，最要紧，那时在南京梅园新村请客唱戏，每次一站上去，还没有开腔就先把那台下压住了。
　　
　　“程参谋，我把钱夫人交给你了。你不替我好好伺候着，明天罚你作东。”
　　
　　窦夫人把钱夫人引到一位卅多岁的军官面前笑着说道，然后转身悄声对钱夫人说：“五妹妹，你在这里聊聊，程参谋最懂戏的，我得进去招呼着上席了。”“钱夫人久仰了。”程参谋朝着钱夫人，立了正，利落的一鞠躬，行了一个军礼。他穿了一身浅泥色凡立丁的军礼服，外套的翻领上别了一副金亮的两朵梅花中校领章，一双短筒皮靴靠在一起，乌光水滑的。钱夫人看见他笑起来时，咧着一口齐垛垛净白的牙齿，容长的面孔，下巴剃得青光，眼睛细长上挑，随一双飞扬的眉毛，往两鬓插去，一杆葱的鼻梁，鼻尖却微微下佝，一头墨浓的头发，处处都抿得妥妥帖帖的。他的身段颀长，着了军服分外英发，可是钱夫人觉得他这一声招呼里却又透着几分温柔，半点也没带武人的粗糙。
　　
　　“夫人请坐。”程参谋把自己的椅子让了出来，将椅子上那张海绵椅垫挪挪正，请钱夫人就了坐，然后立即走到那张八仙桌端了一盅茉莉香片及一个四色糖盒来，钱夫人正要伸出手去接过那盅石榴红的瓷杯，程参谋却低声笑道：
　　
　　“小心烫了手，夫人。”
　　
　　然后打开了那个描金乌漆糖盒，佝下身去，双手捧到钱夫人面前，笑吟吟的望着钱夫人，等她挑选。钱夫人随手抓了一把松瓤，程参谋忙劝止道：
　　
　　“夫人，这个东西顶伤嗓子。我看夫人还是尝颗蜜枣，润润喉吧。”
　　
　　随着便拈起一根牙签挑了一枚蜜枣，递给钱夫人，钱夫人道了谢，将那枚蜜枣接了过来，塞到嘴里，一阵沁甜的蜜味，果然十分甘芳。程参谋另外多搬了一张椅子，在钱夫人右侧坐了下来。
　　
　　“夫人最近看戏没有？”程参谋坐定后笑着问道，他说话时，身子总是微微倾斜过来，十分专注似的，钱夫人看见他又露了一口白净的牙齿来，灯光下，照得莹亮。“好久没看了，”钱夫人答道，她低下头去，细细的啜了一口手里那盅香片，“住在南部，难得有好戏。”
　　
　　“张爱云这几天正在国光戏院演《洛神》呢，夫人。”
　　
　　“是吗？”钱夫人应道，一直俯着首在饮茶，沉吟了半晌才说道，“我还是在上海天赡舞台看她演过这出戏——那是好久以前了。”“她的做工还是在的，到底不愧是‘青衣祭酒’，把个宓妃和曹子建两个人那段情意，演得细腻到了十分。”
　　
　　钱夫人抬起头来，触到了程参谋的目光，她即刻侧过了头去，程参谋那双细长的眼睛，好像把人都罩住了似的。
　　
　　“谁演得这般细腻呀？”天辣椒蒋碧月插了进来笑道，程参谋赶忙立起来，让了坐。蒋碧月抓了一把朝阳瓜子，跷起腿嗑着瓜子笑道：“程参谋，人人说你懂戏，钱夫人可是戏里的‘通天教主’，我看你趁早别在这儿班门弄斧了。”
　　
　　“我正在和钱夫人讲究张爱云的《洛神》，向钱夫人讨教呢。”程参谋对蒋碧月说着，眼睛却瞟向了钱夫人。
　　
　　“哦，原来是说张爱云吗？”蒋碧月噗哧笑了一下，“她在台湾教教戏也就罢了，偏偏又要去唱《洛神》，扮起宓妃来也不像呀！上礼拜六我才去国光看来，买到了后排，只见她嘴巴动，声音也听不到，半出戏还没唱完，她嗓子先就哑掉了——嗳唷，三阿姐来请上席了。”
　　
　　一个仆人拉开了客厅通到饭厅的一扇镂空“＋”字的桃花心木推门。窦夫人已经从饭厅里走了出来。整座饭厅银素装饰，明亮得像雪洞一般，两桌席上，却是猩红的细布桌面，盆碗羹箸一律都是银的。客人们进去后都你推我让，不肯上坐。
　　
　　“还是我占先吧，这般让法，这餐饭也吃不成了，倒是辜负了主人这番心意！”
　　
　　赖夫人走到第一桌的主位坐了下来，然后又招呼着余参军长说道：
　　
　　“参军长，你也来我旁边坐下吧。刚才梅兰芳的戏，我们还没有论出头绪来呢。”余参军长把手一拱，笑嘻嘻的道了一声：“遵命。”客人们哄然一笑便都相随入了席。到了第二桌，大家又推让起来了，赖夫人隔着桌子向钱夫人笑着叫道：
　　
　　“钱夫人，我看你也学学我吧。”窦夫人便过来拥着钱夫人走到第二桌主位上，低声在她耳边说道：
　　
　　“五妹妹，你就坐下吧。你不占先，别人不好人座的。”
　　
　　钱夫人环视了一下，第二桌的客人都站在那儿带笑瞅着她。钱夫人赶忙含糊地推辞了两句，坐了下去，一阵心跳，连她的脸都有点发热了。倒不是她没经过这种场面，好久没有应酬，竟有点不惯了。从前钱鹏志在的时候，筵席之间，十有八九的主位，倒是她占先的。钱鹏志的夫人当然上座，她从来也不必推让。南京那起夫人太太们，能僭过她辈份的，还数不出几个来。她可不能跟那些官儿的姨太太们去比，她可是钱鹏志明公正道迎回去做填房夫人的。可怜桂枝香那时出面请客都没份儿，连生日酒还是她替桂枝香做的呢。到了台湾，桂枝香才敢这么出头摆场面，而她那时才冒二十岁，一个清唱的姑娘，一夜间便成了将军夫人了。卖唱的嫁给小户人家还遭多少议论，又何况是入了侯门？连她亲妹子十七月月红还刻薄过她两句：姐姐，你的辫子也该铰了，明日你和钱将军走在一起，人家还以为你是她的孙女儿呢！钱鹏志娶她那年已经六十靠边了，然而怎么说她也是他正正经经的填房夫人啊，她明白她的身份，她也珍惜她的身份。跟了钱鹏志那十几年，筵前酒后，哪次她不是捏着一把冷汗，恁是多大的场面，总是应付得妥妥帖帖的？走在人前，一样风华蹁跹，谁又敢议论她是秦淮河得月台的蓝田玉了？
　　
　　“难为你了，老五。”钱鹏志常常抚着她的腮对她这样说道。她听了总是心里一酸，许多的委屈却是没法诉的。难道她还能怨钱鹏志吗？是她自己心甘情愿的。钱鹏志娶她的时候就分明和她说清楚了。他是为着听了她的《游园惊梦》才想把她接回去伴他的晚年的。可是她妹子月月红说的呢，钱鹏志好当她的爷爷了，她还要希冀什么？到底应了得月台瞎子师娘那把铁嘴：五姑娘，你们这种人只有嫁给年纪大的，当女儿一般疼惜算了。年轻的，哪里靠得住？可是瞎子师娘偏偏又捏着她的手，眨巴着一双青光眼叹息道：荣华富贵你是享定了，蓝田玉，只可惜你长错了一根骨头，也是你前世的冤孽！不是冤孽还是什么？除却天上的月亮摘不到，世上的金银财宝，钱鹏志怕不都设法捧了来讨她的欢心，她体验得出钱鹏志那番苦心。钱鹏志怕她念着出身低微，在达官贵人面前气馁胆怯，总是百般怂恿着她，讲排场，耍派头，梅园新村钱夫人宴客的款式怕不噪反了整个南京城，钱公馆里的酒席钱，“袁大头”就用得罪过花啦的。单就替桂枝香请生日酒那天吧，梅园新村的公馆里一摆就是十台，擫笛的是仙霓社里大江南北第一把笛子吴声豪，大厨师却是花了十块大洋特别从桃叶渡的绿柳居接来的。
　　
　　“窦夫人，你们大师傅是哪儿请来的呀？来到台湾我还是头一次吃到这么讲究的鱼翅呢。”赖夫人说道。“他原是黄钦之黄部长家在上海时候的厨子，来台湾才到我们这儿的。”窦夫人答道。
　　
　　“那就难怪了，”余参军长接口道，“黄钦公是有名的美食家呢。”
　　
　　“哪天要能借到府上的大师傅去烧个翅，请起客来就风光了。”赖夫人说道。“那还不容易？我也乐得去白吃一餐呢！”窦夫人说，客人们都笑了起来。“钱夫人，请用碗翅吧。”程参谋盛了一碗红烧鱼翅，加了一羹匙镇江醋，搁在钱夫人面前，然后又低声笑道：
　　
　　“这道菜，是我们公馆里出了名的。”钱夫人还没来得及尝鱼翅，窦夫人却从隔壁桌子走了过来，敬了一轮酒，特别又叫程参谋替她斟满了，走到钱夫人身边，按着她的肩膀笑道：
　　
　　“五妹妹，我们俩儿好久没对过杯了。”
　　
　　说完便和钱夫人碰了一下杯，一口喝尽，钱夫人也细细的干掉了。窦夫人离开时又对程参谋说道：
　　
　　“程参谋，好好替我劝酒啊。你长官不在，你就在那一桌替他做主人吧。”程参谋立起来，执了一把银酒壶，弯了身，笑吟吟便往钱夫人杯里筛酒，钱夫人忙阻止道：“程参谋，你替别人斟吧，我的酒量有限得很。”
　　
　　程参谋却站着不动，望着钱夫人笑道：“夫人，花雕不比别的酒，最易发散。我知道夫人回头还要用嗓子，这个酒暖得正好，少喝点儿，不会伤喉咙的。”
　　
　　“钱夫人是海量，不要饶过她！”坐在钱夫人对面的蒋碧月却走了过来，也不用人让，自己先斟满了一杯，举到钱夫人面前笑道：
　　
　　“五阿姐，我也好久没有和你喝过双盅儿了。”
　　
　　钱夫人推开了蒋碧月的手，轻轻咳了一下说道：
　　
　　“碧月，这样喝法要醉了。”
　　
　　“到底是不赏妹子的脸，我喝双份儿好了，回头醉了，最多让他们抬回去就是啦。”
　　
　　蒋碧月一仰头便干了一杯，程参谋连忙捧上另一杯，她也接过去一气干了，然后把个银酒杯倒过来，在钱夫人脸上一晃。客人们都鼓起掌来喝道：
　　
　　“到底是蒋小姐豪兴！”
　　
　　钱夫人只得举起了杯子，缓缓的将一杯花雕饮尽。酒倒是烫得暖暖的，一下喉，就像一股热流般，周身游荡起来了。可是台湾的花雕到底不及大陆的那么醇厚，饮下去终究有点割喉。虽说花雕容易发散，饮急了，后劲才凶呢。没想到真正从绍兴办来的那些陈年花雕也那么伤人。那晚到底中了她们的道儿！她们大伙儿都说，几杯花雕哪里就能把嗓子喝哑了？难得是桂枝香的好日子，姐妹们不知何日才能聚得齐，主人尚且不开怀，客人哪能尽兴呢？连月月红十七也夹在里面起哄：姐姐，我们姐妹俩儿也来干一杯，亲热亲热一下。月月红穿了一身大金大红的缎子旗袍，艳得像只鹦哥儿，一双眼睛，鹘伶伶地尽是水光。姐姐不赏脸，她说，姐姐到底不赏妹子的脸，她说道。逞够了强，捡够了便宜，还要赶着说风凉话。难怪桂枝香叹息：是亲妹子才专拣自己的姐姐往脚下踹呢。月月红——就算她年轻不懂事，可是他郑彦青就不该也跟了来胡闹了。他也捧了满满的一杯酒，咧着一口雪白的牙齿说道：夫人，我也来敬夫人一杯。他喝得两颧鲜红，眼睛烧得像两团黑火，一双带刺的马靴啪哒一声并在一起，弯着身腰柔柔的叫道：“夫人——。”
　　
　　“这下该轮到我了，夫人。”程参谋立起身，双手举起了酒杯，笑吟吟的说道。
　　
　　“真的不行了，程参谋。”钱夫人微俯着首，喃喃说道。
　　
　　“我先干三杯，表示敬意，夫人请随意好了。”程参谋一连便喝了三杯，一片酒晕把他整张脸都盖了过去了。他的额头发出了亮光，鼻尖上也冒出几颗汗珠子来。钱夫人端起了酒杯，在唇边略略沾了一下。程参谋替钱夫人拈了一只贵妃鸡的肉翅，自己也夹了一个鸡头来过酒。
　　
　　“嗳唷，你敬的是什么酒呀？”
　　
　　对面蒋碧月站起来，伸头前去嗅了一下余参军长手里那杯酒，尖着嗓门叫了起来，余参军长正捧着上只与众不同的金色鸡缸杯在敬蒋碧月的酒。
　　
　　“蒋小姐，这杯是‘通宵酒’哪。”余参军长笑嘻嘻的说道，他那张黑红脸早已喝得像猪肝似的了。“呀呀啐，何人与你们通宵哪！”蒋碧月把手一挥，操起戏白说道。
　　
　　“蒋小姐，百花亭里还没摆起来，你先就‘醉酒’了。”赖夫人隔着桌子笑着叫道，客人们又一声哄笑起来，窦夫人也站了起来对客人们说道：“我们也该上场了，请各位到客厅那边宽坐去吧。”客人们都立了起来，赖夫人带头，鱼贯而入进到客厅里，分别坐下，几位男票友却走到那档屏风面前几张红木椅子就了座，一边调弄起管弦来。六个人，除了胡琴外，一个拉二胡，一个弹月琴，一个管小鼓拍板，另外两个人立着，一个擎了一对铙钹，一个手里却吊了一面大铜锣。
　　
　　“夫人，那位杨先生真是把好胡琴，他的笛子，台湾还找不出第二个人呢，回头你听他一吹，就知道了。”程参谋指着那位操胡琴姓杨的票友，在钱夫人耳根下说道。钱夫人微微斜靠在一张单人沙发上，程参谋在她身旁一张皮垫矮圆凳上坐了下来。他又替钱夫人沏了一盅茉莉香片，钱夫人一面品着茶，一面顺着程参谋的手，朝那位姓杨的票友望去。那位姓杨的票友约莫五十上下，穿了一件古铜色起暗团花的熟罗长衫，面貌十分清瘦，一双手指修长，洁白得像十管白玉一般。他将一柄胡琴从布袋子里抽了出来，腿上垫上一块青搭布，将胡琴搁在上面，架上了弦弓，随便咐呀的调了一下。微微将头一垂，一扬手，猛地一声胡琴，便像抛线一般窜了起来，一段《夜深沉》，奏得十分清脆嘹亮。一奏毕，余参军长头一个便跳了起来叫了声：“好胡琴！”客人们便也都鼓起掌来。接着锣鼓齐鸣，奏出了一只《将军令》的上场牌子来。窦夫人也跟着满客厅一一去延请客人们上场演唱，正当客人们互相推让间，余参军长已经拥着蒋碧月走到胡琴那边，然后打起丑腔叫道：“启娘娘，这便是百花亭了。”蒋碧月双手捂着嘴，笑得前俯后仰，两只腕上几个扭花金镯子，铮铮锵锵的抖响着。客人们都跟着喝彩，胡琴便奏出了《贵妃醉酒》里的四平调。蒋碧月身也不转，面朝了客人便唱了起来，唱到过门的时候，余参军长跑出去托了一个朱红茶盘进来，上面搁了那只金色的鸡缺杯，一手撩了袍子，在蒋碧月跟前做了半跪的姿势，效那高力士叫道：
　　
　　“启娘娘，奴婢敬酒。”蒋碧月果然装了醉态，东歪西倒的做出了种种身段，一个卧鱼弯下身去，用嘴将那只酒杯衔了起来，然后又把杯子当啷一声掷到地上，唱出了两句：
　　
　　人生在世如春梦
　　
　　且自开怀饮几盅
　　
　　客人们早笑得滚做了一团，窦夫人笑得岔了气，沙着喉咙对赖夫人喊道：
　　
　　“我看我们碧月今晚真的醉了！”
　　
　　赖夫人笑得直用绢子揩眼泪，一面大声叫道：
　　
　　“蒋小姐醉了倒不要紧，只是莫学那杨玉环又去喝一缸醋就行了。”
　　
　　客人们正在闹着要蒋碧月唱下去，蒋碧月却摇摇摆摆的走了下来，把那位徐太太给抬了上去，然后对客人们宣布道：
　　
　　“‘赏心乐事’的昆曲台柱来给我们唱《游园》了，回头再请另一位昆曲皇后梅派正宗传人——钱夫人来接唱《惊梦》。”
　　
　　钱夫人赶忙抬起了头来，将手里的茶杯搁到左边的矮几上，她看见徐太太已经站到了那档屏风前面，半背着身子，一只手却扶在插笙萧的那只乌木架上。她穿了一身净黑的丝绒旗袍，脑后松松的缩了一个贵妇髻，半面脸微微向外，莹白的耳垂露在发外，上面吊着一丸翠绿的坠子。客厅里几只喇叭形的座灯像数道注光，把徐太太那窈窕的身影，溺溺娜娜的推送到那档云母屏风上去。
　　
　　“五阿姐，你仔细听听，看看徐太太的《游园》跟你唱的可有个高下。”
　　
　　蒋碧月走了过来，一下子便坐到了程参谋的身边，伸过头来，一只手拍着钱夫人的肩，悄声笑着说道。
　　
　　“夫人，今晚总算我有缘，能领教夫人的‘昆腔’了。”
　　
　　程参谋也转过头来，望着钱夫人笑道。钱夫人睇着蒋碧月手腕上那几只金光乱窜的扭花镯子，她忽然感到一阵微微的晕眩，一股酒意涌上了她的脑门似的，刚才灌下去的那几杯花雕好像渐渐着力了，她觉得两眼发热，视线都有点朦胧起来。蒋碧月身上那袭红旗袍如同一团火焰，一下子明晃晃的烧到了程参谋的身上，程参谋衣领上那几枚金梅花，便像火星子般，跳跃了起来。蒋碧月的一双眼睛像两丸黑水银在她醉红的脸上溜转着，程参谋那双细长的眼睛却眯成了一条缝，射出了逼人的锐光，两张脸都向着她，一齐咧着整齐的白牙，朝她微笑着，两张红得发油光的面靥渐渐的靠拢起来，凑在一块儿，咧着白牙，朝她笑着。笛子和洞萧都鸣了起来，笛音如同流水，把靡靡下沉的萧声又托了起来，送进《游园》的《皂罗袍》中去——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良辰美景奈何天
　　
　　赏心乐事谁家院——
　　
　　杜丽娘唱的这段“昆腔”便算是昆曲里的警句了。连吴声豪也说：钱夫人，您这段《皂罗袍》便是梅兰芳也不能过的。可是吴声豪的笛子却偏偏吹得那么高（吴师傅，今晚让她们灌多了，嗓子靠不住，你换支调门儿低一点儿的笛子吧。）吴声豪说，练嗓子的人，第一要忌酒；然而月月红十七却端着那杯花雕过来说道：姐姐，我们姐妹俩儿也来干一杯。她穿得大金大红的，还要说：姐姐，你不赏脸。不是这样说，妹子，不是姐姐不赏脸，实在为着他是姐姐命中的冤孽。瞎子师娘不是说过：荣华富贵——蓝田玉，可惜你长错了一根骨头。冤孽啊。他可不就是姐姐命中招的冤孽了？懂吗？妹子，冤孽。然而他也捧着酒杯过来叫道：夫人。他笼着斜皮带，戴着金亮的领章，腰干扎得挺细，一双带白铜刺的长筒马靴乌光水滑的啪哒一声靠在一起，眼皮都喝得泛了桃花，却叫道：夫人。谁不知道南京梅园新村的钱夫人呢？钱鹏公，钱将军的夫人啊。钱鹏志的夫人。钱鹏志的随从参谋。钱将军的夫人。钱将军的参谋。钱将军。难为你了，老五，钱鹏志说道，可怜你还那么年轻。然而年轻人哪里会有良心呢？瞎子师娘说，你们这种人，只有年纪大的才懂得疼惜啊。荣华富贵——只可惜长错了一根骨头。懂吗？妹子，他就是姐姐命中招的冤孽了。钱将军的夫人。钱将军的随从参谋。将军夫人。随从参谋。冤孽，我说。冤孽，我说。（吴师傅，换枝低一点儿的笛子吧，我的嗓子有点不行了。哎，这段《山坡羊》。）
　　
　　没乱里春情难遣
　　
　　蓦地里怀人幽怨
　　
　　则为俺生小婵娟
　　
　　栋名门一例一例里神仙眷
　　
　　甚良缘把青春抛的远
　　
　　俺的睡情谁见
　　
　　那团红火焰又熊熊的冒了起来了，烧得那两道飞扬的眉毛，发出了青湿的汗光。两张醉红的脸又渐渐的靠拢在一处，一齐咧着白牙，笑了起来。笛子上那几根玉管子似的手指，上下飞跃着。那袭袅袅的身影儿，在那档雪青的云母屏风上，随着灯光，仿仿佛佛的摇曳起来。笛声愈来愈低沉，愈来愈凄咽，好像把杜丽娘满腔的怨情都吹了出来似的。杜丽娘快要入梦了，柳梦梅也该上场了。可是吴声豪却说，“惊梦”里幽会那一段，最是露骨不过的。（吴师傅，低一点儿吧，今晚我喝多了酒。）然而他却偏捧着酒杯过来叫道：夫人。他那双乌光水滑的马靴啪哒一声靠在一处，一双白铜马刺扎得人的眼睛都发疼了。他喝得眼皮泛了桃花，还要那么叫道：夫人。我来扶你上马，夫人，他说道，他的马裤把两条修长的腿子绷得滚圆，夹在马肚子上，像一双钳子。他的马是白的，路也是白的，树干子也是白的，他那匹白马在猛烈的太阳底下照得发了亮。他们说：到中山陵的那条路上两旁种满了白桦树。他那匹白马在桦树林子里奔跑起来，活像一头麦秆丛中乱窜的白兔儿。太阳照在马背上，蒸出了一缕缕的白烟来。一匹白的。一匹黑的——两匹马都在淌着汗。而他身上却沾满了触鼻的马汗。他的眉毛变得碧青，眼睛像两团烧着了的黑火，汗珠子一行行从他额上流到他鲜红的颧上来。太阳，我叫道。太阳照得人的眼睛都睁不开了。那些树干子，又白净，又细滑，一层层的树皮都卸掉了，露出里面赤裸裸的嫩肉来。他们说：那条路上种满了白桦树。太阳，我叫道，太阳直射到人的眼睛上来了。于是他便放柔了声音唤道：夫人。钱将军的夫人。钱将军的随从参谋。钱将军的——老五，钱鹏志叫道，他的喉咙已经咽住了。老五，他暗哑的喊道，你要珍重吓。他的头发乱得像一丛枯白的茅草，他的眼睛坑出了两只黑窟窿，他从白床单下伸出他那只瘦黑的手来，说道，珍重吓，老五。他抖索索的打开了那只描金的百宝匣儿，这是祖母绿，他取出了第一层抽屉。这是猫儿眼。这是翡翠叶子。珍重吓，老五，他那乌青的嘴皮颤抖着，可怜你还这么年轻。荣华富贵——只可惜你长错了一根骨头。冤孽，妹子，他就是姐姐命中招的冤孽了。你听我说，妹子，冤孽呵。荣华富贵——可是我只活过那么一次。懂吗？妹子，他就是我的冤孽了。荣华富贵——只有那一次。荣华富贵——我只活过一次。懂吗？妹子，你听我说，妹子。姐姐不赏脸，月月红却端着酒过来说道，她的眼睛亮得剩了两泡水。姐姐到底不赏妹子的脸，她穿得一身大金大红的，像一团火一般，坐到了他的身边去。（吴师傅，我喝多了花雕。）
　　
　　迁延，这衷怀哪处言
　　
　　淹煎，泼残生除问天——
　　
　　就在那一刻，泼残生——就在那一刻，她坐到他身边，一身大金大红的，就是那一刻，那两张醉红的面孔渐渐的凑拢在一起，就在那一刻，我看到了他们的眼睛：她的眼睛，他的眼睛。完了，我知道，就在那一刻，除问天——（吴师傅，我的嗓子。）完了，我的喉咙，摸摸我的喉咙，在发抖吗？完了，在发抖吗？天——（吴师傅，我唱不出来了。）天——完了，荣华富贵——可是我只活过一次，——冤孽、冤孽、冤孽——天（吴师傅，我的嗓子。）——就在那一刻：就在那一刻，哑掉了——天——天——天——
　　
　　“五阿姐，该是你‘惊梦’的时候了。”蒋碧月站了起来，走到钱夫人面前，伸出了她那一双戴满了扭花金丝镯的手臂，笑吟吟的说道。
　　
　　“夫人——”程参谋也立了起来，站在钱夫人跟前，微微倾着身子，轻轻的叫道。
　　
　　“五妹妹，请你上场吧。”窦夫人走了过来，一面向钱夫人伸出手说道。
　　
　　锣鼓笙萧一齐鸣了起来，奏出了一只《万年欢》的牌子。客人们都倏地离了座，钱夫人看见满客厅里都是些手臂交挥拍击，把徐太太团团围在客厅中央，笙萧管笛愈吹愈急切，那面铜锣高高的举了起来，敲得金光乱闪。
　　
　　“我不能唱了。”钱夫人望着蒋碧月，微微摇了摇两下头，喃喃说道。
　　
　　“那可不行，”蒋碧月一把捉住了钱夫人的双手，“五阿姐，你这位名角儿今晚无论如何逃不掉的。”
　　
　　“我的嗓子哑了。”钱夫人突然用力摔开了蒋碧月的双手，嗄声说道，她觉得全身的血液一下子都涌到头上来了似的，两腮滚热，喉头好像让刀片猛割了一下，一阵阵的刺痛起来，她听见窦夫人插进来说：
　　
　　“五妹妹不唱算了——余参军长，我看今晚还是你这位黑头来压轴吧。”。
　　
　　“好呀，好呀，”那边赖夫人马上响应道，“我有好久没有领教余参军长的《八大锤》了。”
　　
　　说着赖夫人便把余参军长推到了锣鼓那边。余参军长一站上去，便拱了手朝下面道了一声“献丑”，客人们一阵哄笑，他便开始唱了一段金兀术上场时的《点绛唇》；一面唱着，一面又撩起了袍子，做了个上马的姿势，踏着马步便在客厅中央环走起来，他那张宽肥的醉脸涨得紫红，双眼圆睁，两道粗眉一齐竖起，几声呐喊，把胡琴都压了下去。赖夫人笑得弯了腰，跑上去，跟在余参军长后头直拍着手，蒋碧月即刻上去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不停的尖起嗓子叫着：“好黑头！好黑头！”另外几位女客也上去跟了她们喝彩，团团围走，于是客厅里的笑声便一阵比一阵暴涨了起来。余参军长一唱毕，几个着白衣黑裤的女佣已经端了一碗碗的红枣桂圆汤进来让客人们润喉了。
　　
　　窦夫人引了客人们走到屋外露台上的时候，外面的空气里早充满了风露，客人们都穿上了大衣，窦夫人却围了一张白丝大披肩，走到了台阶的下端去。钱夫人立在露台的石栏旁边，往天上望去，她看见那片秋月恰恰的升到中天，把窦公馆花园里的树木路阶都照得镀了一层白霜，露台上那十几盆桂花，香气却比先前浓了许多，像一阵湿雾似的，一下子罩到了她的面上来。
　　
　　“赖将军夫人的车子来了。”刘副官站在台阶下面，往上大声通报各家的汽车。头一辆开进来的，便是赖夫人那架黑色崭新的林肯，一个穿着制服的司机赶忙跳了下来，打开车门，弯了腰毕恭毕敬的候着。赖夫人走下台阶，和窦夫人道了别，把余参军长也带上了车，坐进去后，却伸出头来向窦夫人笑道：
　　
　　“窦夫人，府上这一夜戏，就是当年梅兰芳和金少山也不能过的。”
　　
　　“可是呢，”窦夫人笑着答道，“余参军长的黑头真是赛过金霸王了。”
　　
　　立在台阶上的客人都笑了起来，一齐向赖夫人挥手作别。第二辆开进来的，却是窦夫人自己的小轿车，把几位票友客人都送走了。接着程参谋自己开了一辆吉普军车进来。蒋碧月马上走了下去，捞起旗袍，跨上车子去，程参谋赶着过来，把她扶上了司机旁边的座位上，蒋碧月却歪出半个身子来笑道：
　　
　　“这辆吉普车连门都没有，回头怕不把我摔出马路上去呢。”
　　
　　“小心点开啊，程参谋。”窦夫人说道，又把程参谋叫了过去，附耳嘱咐了几句，程参谋直点着头笑应道：
　　
　　“夫人请放心。”
　　
　　然后他朝了钱夫人，立了正，深深的行了一个礼，抬起头来笑道：
　　
　　“钱夫人，我先告辞了。”
　　
　　说完便利落的跳上了车子，发了火，开动起来。
　　
　　“三阿姐再见！五阿姐再见！”
　　
　　蒋碧月从车门伸出手来，不停的招挥着，钱夫人看见她臂上那一串扭花镯子，在空中划了几个金圈圈。
　　
　　“钱夫人的车子呢？”客人快走尽的时候，窦夫人站在台阶下问刘副官道。
　　
　　“报告夫人，钱将军夫人是坐计程车来的。”刘副官立了正答道。
　　
　　“三阿姐——”钱夫人站在露台上叫了一声，她老早就想跟窦夫人说替她叫一辆计程车来了，可是刚才客人多，她总觉得有点堵口。
　　
　　“那么我的汽车回来，立刻传进来送钱夫人吧。”窦夫人马上接口道。
　　
　　“是，夫人。”刘副官接了命令便退走了。
　　
　　窦夫人回转身，便向着露台走了上来，钱夫人看见她身上那块白披肩，在月光下，像朵云似的簇拥着她。一阵风掠过去，周遭的椰树都沙沙的鸣了起来，把窦夫人身上那块大披肩吹得姗姗扬起，钱夫人赶忙用手把大衣领子锁了起来，连连打了两个寒噤，刚才滚热的面腮，吃这阵凉风一逼，汗毛都张开了。
　　
　　“我们进去吧，五妹妹，”窦夫人伸出手来，搂着钱夫人的肩膀往屋内走去，“我去叫人沏壶茶来，我们俩儿正好谈谈心——你这么久没来，可发觉台北变了些没有？”
　　
　　钱夫人沉吟了半晌，侧过头来答道：
　　
　　“变多喽。”
　　
　　走到房子门口的时候，她又轻轻的加了一句：
　　
　　“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了——起了好多新的高楼大厦。
　　
　　

啼妃

　　
    谪仙记

    慧芬是麻省威士礼女子大学毕业的。她和我结了婚这么些年经常还是有意无意的要提醒我：她在学校里晚上下餐厅时，一径是穿着晚礼服的。她在厨房里洗蔬菜的当儿，尤其爱讲她在威土礼时代出风头的事儿。她说她那时候的行头虽然比不上李彤，可是比起张嘉行和雷芷苓来，又略胜了一筹，她们四个人都是上海贵族中学中西女中的同班同学。四个人的家势都差不多的显赫，其中却以李彤家里最有钱，李彤的父亲官做得最大。那时她们在上海开舞会，总爱到李彤家虹桥路那幢别墅去。一来那幢德国式的别墅宽大堂皇，花园里两个大理石的喷水泉，在露天里跳舞，泉水映着灯光，景致十分华丽；二来李彤是独生女，他的父母从小把她捧在掌上长大的，每次宴会，她母亲都替她治备得周到异常，吃的，玩的，布满了一园子。
　　
　　慧芬说一九四六年她们一同出国的那天，不约而同的都穿上了一袭红旗袍，四个人站在一块儿，宛如一片红霞，把上海的龙华机场都照亮了，她们互相看看，忍不住都笑弯了腰。李彤说她们是“四强”——二次大战后中美英俄同被列为“四强”。李彤自称是中国，她说她的旗袍红得最艳。没有人愿意当俄国，俄国女人又粗又大，而且那时上海还有许多白俄女人是操贱业的。李彤硬派张嘉行是俄国，因为张嘉行的块头最大。张嘉行很不乐意，上了飞机还在跟李彤斗嘴。机场里全是她们四人的亲戚朋友，有百把人，当她们踏上飞机回头挥手告别的当儿，机场里飞满了手帕，不停地向她们招摇，像一大窝蝴蝶似的。她四个人那时全部是十七八岁，毫不懂得离情别意，李彤的母亲搂着李彤哭得十分伤心，连她父亲也在揩眼睛，可是李彤戴着一副很俏皮的吊梢太阳镜，咧着嘴一径笑嘻嘻的。一上了飞机，四个人就叽哩呱啦谈个没了起来，飞机上有许多外国人，都看着她们四个周身穿得红通通的中国女孩儿点头微笑。慧芬说那时她们着实得意，好像真是代表“四强”飞往纽约开世界大会似的。
　　
　　开始的时候，她们在威士礼的风头算是出足了，慧芬总爱告诉我周末约她出去玩的男孩子如何如何之多，尤其当我不太逢迎她的时候，她就要数给我听，某某人曾经追过她，某某人对她又如何如何，经常提醒我她当年的风华。我不太爱听她那些轶事，有时心里难免捻酸，可是当我看到慧芬那一双细白的手掌在厨房里让肥皂水泡得脱了皮时，我对她不禁格外的怜惜起来。慧芬倒底是大家小姐，脾气难免娇贵些，可是她和我结婚以后，家里的杂役苦差，她都操劳得十分奋勇，使得我又不禁对她敬服三分，慧芬说在威士礼时她们虽然各有千秋，可是和李彤比起来，却都矮了一截。李彤一到威士礼，连那些美国的富家女都让她压倒了。威士礼是一个以衣相人的地方。李彤的衣裳多而别致，偏偏她又会装饰，一天一套，在学校里晃来晃去，着实惹目，有些美国人看见她一身绫罗绸缎，问她是不是中国的皇帝公主。不多久，她便成了威士礼的名人，被选为“五月皇后”。来约她出游的男孩子，难以数计。李彤自以为长得漂亮，对男孩子傲慢异常。有一个念哈佛法学院叫王珏的男学生，人品学问都是第一流，对李彤万分倾心，可是李彤表面总是淡淡的，玉珏失了望便不去找她了。慧芬说她知道李彤心里是喜欢王珏的，可是李彤装腔装惯了，一下子不愿迁就，所以才没有和王珏好起来，慧芬说她敢打赌李彤一定难过了好一阵子，只是李彤嘴硬，不肯承认罢了。
　　
　　不久李彤家里便出了事，国内战事爆发了，李彤一家人从上海逃难出来，乘太平轮到台湾，轮船中途出了事，李彤的父母罹了难，家当也全淹没了，李彤得到消息时在医院里躺了一个多月，她不肯吃东西，医生把她绑起来，天天打葡萄糖和盐水针，李彤出院后沉默了好一阵，直到毕业时，她才恢复了往日的谈笑，可是她们一致都觉得李彤却变得不讨人喜欢了。况且那个时候，每个人的家里都遭到战乱的打击，大家因此没有心情再去出风头，只好用功读书起来。慧芬提到她在威士礼的时代，总要冠上：当我是Sophomore的时候，后两年，她是不大要提的。
　　
　　我亲自看到李彤，还是在我和慧芬的婚宴上，我和慧芬是在波士登认识的，我那时在麻省理工学院念书，慧芬在纽约做事，她常到波城来探亲。可是慧芬却坚持要在纽约举行婚礼，并且以常住纽约为结婚条件之一。她说她的老朋友都在纽约做事，只有住在纽约才不觉得居住在外国，我们的招待会在LongIsland的新居举行，只邀了我们两人要好的朋友。慧芬卸了新娘礼服出来便把李彤、张嘉行和雷芷苓拉到我跟前正式介绍一番。其实她不必介绍我已经觉得她们熟得不能再熟了。慧芬老早在我跟前把她们从头到脚不知形容了多少遍。见面以后，张嘉行和雷芷苓还差不了哪里去，张胖雷瘦，都是神气十足的女孩子。至于李彤的模样儿我却觉得慧芬过分低估了些。李彤不仅自以为漂亮，她着实美得惊人。像一轮骤从海里跳出来的太阳，周身一道道的光芒都是扎得人眼睛发疼的。李彤的身材十分高挑，五官轮廓都异常飞扬显突，一双炯炯露光的眼睛，一闪便把人罩住了，她那一头大卷蓬松的乌发，有三分之二掠过左额，堆泻到肩上来，左边平着耳际却插着一枚碎钻镶成的大蜘蛛，蜘蛛的四对足紧紧蟠在鬓发上，一个鼓圆的身子却高高的飞翘起来。李彤那天穿了一袭银白底子飘满了枫叶的闪光缎子旗袍，那些枫叶全有巴掌大，红得像一球球火焰一般。女人看女人到底不太准确，我不禁猜疑慧芬不愿夸赞李彤的模样，恐怕心里也有几分不服。我那位十分美丽的新娘和李彤站在一起却被李彤那片艳光很专横的盖过去了，那天逢着自己的喜事，又遇见慧芬那些漂亮的朋友，心中感到特别喜悦。
　　
　　“原来就是你把我们的牌搭子拆散了，我来和你算账？”
　　
　　李彤见了我，把我狠狠的打量了几下笑着说道。李彤笑起来的样子很奇特，下巴翘起，左边嘴角挑得老高，一双眼皮儿却倏地挂了下来，好像把世人都要从她眼睛里撵出去似的，慧芬告诉过我，她们四个女孩子在纽约做事时，合住在一间四房一厅的公寓里，下了班常聚在一起搓麻将，她们自称是四强俱乐部。慧芬搬出后，那三个也各自散开另外搬了家。
　　
　　“那么让我加入你们的四强俱乐部交些会费好不好？”我向李彤她们微微的欠了一下身笑着说道，我的麻将和扑克都是在美国学的，这里的朋友聚在一起总爱成个牌局，所以我的牌艺也跟着通练了。三个女孩听见我这样说，都笑了起来说道：
　　
　　“欢迎！欢迎！幸亏你会打牌，要不然我们便不准黄慧芬嫁给你了，我们当初约好，不会打牌的男士，我们的会员是不许嫁的。”
　　
　　“我早已打听清楚你们的规矩了。”我说，“连你们四强的国籍也记牢了。李彤是‘中国’对吗？”
　　
　　“还提这个呢！”李彤嚷着答道，“我这个‘中国’逢打必输，输得一塌糊涂。碰见这几个专和小牌的人，我只有吃败仗的份，你去问问张嘉行，我的薪水倒有一半是替她赚的呢。”
　　
　　“自己牌不行，就不要乱赖别人！”张嘉行说道。
　　
　　“李彤顶没有Sportsmanship。”雷芷苓说。
　　
　　“陈寅，”李彤凑近我指着张嘉行她们说道，“我先给你一个警告：和这几个人打牌——包括你的新娘子在内——千万不要做大牌。她们都是小和大王，我这个人打牌要就和辣子，要不就宁愿不和牌！”
　　
　　慧芬和其他两个女孩子都一致抗议，一齐向李彤攻击。李彤却微昂着首，倔强的笑着，不肯输嘴。她发鬓上那枚蜘蛛闪着晶光乱转，很是生动，我看见这几个漂亮的女孩子互相争吵，非常感到兴味。
　　
　　“我也是专喜和大牌的，”我觉得李彤在三个女孩子的围攻下显得有点孤单，便附和她说道。
　　
　　“是吗？是吗？”李彤亢奋的叫了起来，伸出手跟我重重的握了一下，“这下我可找到对手了！过几天我们来较量较量。”
　　
　　那天在招待会上，只见到李彤一个人的身影穿来插去，她那一身的红叶子全在熊熊的燃烧着一般，十分的惹目。我那些单身的男朋友好像遭那些火头扫中了似的，都显得有些不安起来。我以前在大学的同房朋友周大庆那晚曾经向我几次打听李彤。
　　
　　我和慧芬度完蜜月回到纽约以后，周大庆打电话给我要请我们去CentralPark的TavernontheGreen去吃饭跳舞，他要我替他约李彤做他的舞伴，周大庆在学校喜欢过几个女孩子，可是一次也没有成功。他的人品很好，长得也端正，可是却不大会应付女孩们。他每次爱上一个人都十分认真，因此受过不少挫折。我知道他又喜欢上李彤了，我去和慧芬商量时，慧芬却说关于李彤的事情我最好不要管，李彤太过任性。我知道周大庆是个非常诚实的人，所以一定央及慧芬去帮他约李彤出来。
　　
　　我们去把李彤接到了CentralPark，她穿了一袭云红纱的晚礼服，相当潇洒，可是她那枚大蜘蛛不知怎的却爬到了她的肩膀的发尾上来，甩荡甩荡的，好像吊在蛛丝上一般，十分刺目。周大庆早在TavernontheGreen里等我们，他新理了头发，耳际上两条发线修得十分整齐，他看见我们时立刻站了起来，脸上笑得有点僵硬，还像在大学里站在女生宿舍门口等候舞伴那么紧张。我们坐定后，周大庆打开了桌子上一个金纸包的玻璃盒，里面盛着一朵紫色的大蝴蝶兰。周大庆说那是给李彤的礼物。李彤垂下眼皮笑了起来，拈起那朵蝴蝶兰别在她腰际的飘带上。周大庆替我们叫了香槟，李彤却把侍者唤来换了一杯Manhattan。
　　
　　“我最讨厌香槟了，”李彤说道，“像喝水似的。”
　　
　　“Manhattan是很烈的酒呢，”周大庆看见李彤一口便将手中那杯酒喝掉一半，脸上带着忧虑的神情向李彤说道。
　　
　　“就是这个顶合我的胃口，”李彤说道，几下便把一杯Manhattan喝尽了，然后用手将杯子里那枚红樱桃撮了起来塞到嘴里去。有一个侍者走过来，李彤用夹在手指上那截香烟指指空杯说道：
　　
　　“再来一杯Manhattan。”
　　
　　李彤一面喝酒，一面同我大谈她在Yonkers赌马的事情。她说她守不住财，总是先赢后输。她问我会不会扑克，我说很精通，李彤便伸出手来隔着台子和我重重握了一下，然后对慧芬说道：
　　
　　“黄慧芬，你的先生真可爱，把他让给我算了，我和他可以合开一家赌场。”
　　
　　我们都笑了起来。周大庆笑得有点局促，他什么赌博都不会。李彤坐下来后一直不大理睬他，他有几次插迸嘴来想转开话题，都遭李彤挡住了。
　　
　　“那么你把他拿去吧。”慧芬推着我的肩膀笑着说道。李彤立了起来拉着我的手走到舞池里，头靠在我肩上和我跳起舞来。舞池是露天的，周围悬着许多琥珀色的柱灯，照在李彤的鬓发及衣服上十分好看。
　　
　　“周大庆很喜欢你呢，李彤。”我在李彤耳边说道，周大庆和慧芬也下到了舞池里来。
　　
　　“哦，是吗？”李彤抬起头来笑道，“叫他先学会了赌钱再来追我吧。”
　　
　　“他的人很好。”我说。
　　
　　“不会赌钱的人再好也没用。”李彤伏在我肩上又笑了起来。
　　
　　一餐饭下来，李彤已喝掉了五六杯酒，李彤每叫一杯，周大庆便望着她讪讪的笑着。
　　
　　“怎么？你舍不得请我喝酒是不是？”李彤突然转过头来对周大庆道，她的两颧已经泛起了酒晕，嘴角笑得高高的挑起，周大庆窘住了，赶快嗫嚅的辩说道：
　　
　　“不是的，我是怕这个酒太凶了。”
　　
　　“告诉你吧，没有喝够酒，我是没劲陪你跳舞的。”说着李彤朝侍者弹了一下手指又要了一杯Manhattan。喝完以后，她便立起身来邀周大庆去跳舞。乐队正在奏着一只“恰恰”，几个南美人敲打得十分热闹。
　　
　　“我不大会跳恰恰。”周大庆迟疑的立起身来说。
　　
　　“我来教你。”李彤径自走进了舞池，周大庆跟了她进去。
　　
　　李彤的身子一摆便合上了那只“恰恰”激烈狂乱的拍子。她的舞跳得十分奔放自如，周大庆跟不上她，显得有点笨拙。起先李彤还将就着周大庆的步子，跳了一会儿，她便十分忘形的自己舞动起来。她的身子忽起忽落，愈转圈子愈大，步子愈踏愈颠躜，那一阵“恰恰”的旋律好像一流狂风，吹得李彤的长发飘带一起扬起，她发上那枚晶光四射的大蜘蛛衔在她的发尾横飞起来，她飘带上那朵蝴蝶兰被她抖落了，像一团紫绣球似的滚到地上，遭她踩得稀烂。李彤仰起头，垂着眼，眉头皱起，身子急切的左右摆动，好像一条受魔笛制住了的眼镜蛇，不由己在痛苦的舞动着，舞得要解体了一般，几个乐师愈敲愈起劲，奏到高xdx潮一齐大声喝唱起来。别的舞客都停了下来，看着李彤，只有周大庆还在勉强的跟随着她。一曲舞罢，乐师们和别的舞客都朝李彤鼓掌喝彩起来，李彤朝乐师们挥了一挥手，回到了座位，她脸上挂满汗珠，一络头发覆到脸上来了。周大庆一脸紫涨，不停的在用手帕揩汗。李彤一坐下便叫侍者要酒来，慧芬拍了一拍李彤的手背止住她道：
　　
　　“李彤，你再喝就要醉了。”李彤双手按住慧芬的脖子笑道：
　　
　　“黄慧芬，我的好黄慧芬，今晚你不要阻拦我好不好？你不知道我现在多么开心，我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
　　
　　李彤指着她的胸口一叠声嚷着，她眼睛里射出来的光芒好像烧得发黑了一般。她又喝了两杯Manhattan才肯离开，走出舞厅时，她的步子都不稳了，门口有个黑人侍者替她开门，她抽出一张十元美金给那个侍者摇摇晃晃的说道：
　　
　　“你们这儿的Manhattan全世界数第一！”
　　
　　回到家中慧芬埋怨了我一阵说：
　　
　　“我叫你不要管李彤的事，她那么任性，我真替周大庆过意不去。”
　　
　　我和慧芬在纽约头一两年过得像曼赫登的地下车那么闹忙那么急促，白天我们都上班，晚上一到家，便被慧芬那班朋友撮了出去，周末的两天，总有盛宴，日程常常一两个月前已经排定。张嘉行和雷芷苓都有了固定的男友。张的是一个姓王的医生；雷的是一个叫江腾的工程师。他们都爱打牌，大家见面，不是麻将便是扑克。两对恋人的恋爱时间，倒有泰半是在牌桌上消磨过去的，李彤一直没有固定的对象，她的男伴经常调换。李彤对于麻将失去了兴趣，她说麻将太温吞。有一个星期六，李彤提议去赌马，于是我们一行八人便到了Yonkers跑马场。李彤的男伴是个叫邓茂昌的中年男人，邓是从香港来的，在第五街上开了一个相当体面的中国古玩店。李彤说邓是个跑马专家，十押九中，那天的太阳很大，四个女孩子都戴了阔边遮阳帽，李彤穿了一条紫红色的短裤子，白衬衫的领子高高倒翻起来，很是好看。
　　
　　马场子里挤满了人，除了邓茂昌外，我们都不谙赛马的窍门。他非常热心，跑上跑下替我们打听消息，然后很带权威的指挥我们你押这一匹，押那一匹。头一二场，我们都赢了三四十块。到第三场时邓茂昌说有一匹叫Luckv的马一定中标，要我们下大注，可是李彤却不听他的指示说道：
　　
　　“我偏不要这一匹，我要自己选。”
　　
　　“李彤，你听我这次话好不好？Lucky一定中彩的。”邓茂昌焦急的劝说李彤，手里捏着一大叠我们给他下注的钞票。李彤翻着赛马名单指给邓茂昌道：
　　
　　“我要买BoldLad。”
　　
　　“Lucky一定会赢钱的，李彤。”邓茂昌说。
　　
　　“我要买BoldLad，他的名字好玩，你替我下五十块。”
　　
　　“李彤，那是一匹坏马啊。”邓茂昌叫道。
　　
　　“那样你就替我下一百块。”李彤把一叠钞票塞到邓茂昌手里，邓茂昌还要和李彤争辩，张嘉行向邓茂昌说道：
　　
　　“反正她一个月赚一千多，你让她输输吧。”
　　
　　“怎么见得我一定会输？”李彤扬起头向张嘉行冷笑道：“你们专赶热门，我偏要走冷门！”
　　
　　那一场一起步，Lucky果然便冲到了前面，两三圈就已经超过别的马一大段了，张嘉行雷芷苓和慧芬三个人都兴奋得跳了起来。李彤押的那匹BoldLad却一直落在后面。李彤把帽子摘了下来，在空中拼命摇着，大声喊道：
　　
　　“Comeon，myboy！Comeon！”
　　
　　李彤蹦着喊着，满面涨得通红，声音都嘶哑了，可是她那匹马仍旧没有起色，遥遥落在后面。那一场下来，Lucky中了头彩，我们每人都赢了一大笔，只有李彤一个人却输掉了。下几场，李彤乱押一阵，专挑名字古怪的冷马下注。赛完后，我和慧芬赢得最多，两人一共赢了五百多元，而李彤一个人却输掉了四百多。慧芬很高兴，她提议我们请吃晚饭，大家一同开到百老汇上一家中国酒馆去叫一大桌酒席。席间邓茂昌一直在谈他在香港赌马的经验，张嘉行她们听得很感兴味，不停的向他请教，李彤却指着邓茂昌道：
　　
　　“今天就是你穷捣蛋，害得我输了那么多。”
　　
　　“要是你听我的话就不会输了。”邓茂昌笑着答道。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李彤放下筷子朝着邓茂昌道，她那露光的眼睛闪得好像要跳出来了似的。
　　
　　“好啦，好啦，下次我们去赌马，我不参加意见好不好……”邓茂昌赔笑说道。
　　
　　“谁要下次跟你去赌马？”李彤斩断了邓茂昌的话冷冷说道，“要去，我一个人不会去？”
　　
　　邓茂昌没有再答话，一径望着李彤尴尬的赔着笑脸，我们也觉得不自然起来，那顿饭大家都没有吃舒服。
　　
　　在纽约的第三个年头，慧芬患了严重的失眠症。医生说是她神经过于紧张的缘故，然而我却认为是我们在纽约的生活太不正常损害到她的健康。没有等到慧芬同意，我便向公司请调，到纽约州北部Buffalo的分公司去当工程师。搬出纽约的时候，慧芬嘴里虽然不说，心中是极不愿意的。张嘉行却打电话来责备我说，把她们的黄慧芬拐跑了。在Buffalo住了六年，我们只回到纽约两次，一次是因为雷芷苓和江腾结婚，另一次却是赴张嘉行和王医生的婚礼，两次婚礼上都碰到李彤，张嘉行结婚，李彤替她做伴娘。李彤消瘦了不少，可是在人堆子里，还是那么突出，那么扎眼。招待会是在王医生CentralParkWest上的大公寓里举行的，王医生的社交很广，与会的人很多，两个大厅都挤得满满的，李彤从人堆里闪到我跟前要我陪她出去走走，她把我拉到慧芬身边笑着说道：
　　
　　“黄慧芬，把你先生借给我一下行不行？”
　　
　　“你拿去吧，我不要他了。”慧芬笑道。
　　
　　“当心李彤把你丈夫拐跑了。”雷芷苓笑道。
　　
　　“那么更好，我便不必回Buffalo去了。”慧芬笑着说。
　　
　　我和李彤走进centralpark的时候，李彤对我说道：
　　
　　“屋子里人多得要命，闷得我气都透不过来了。老实告诉你吧，陈寅，我是要你出来陪我去喝杯酒去。张嘉行从来不干好事，只预备了香槟，谁要喝那个。”
　　
　　我们走到TavernontheGreen的酒吧间，我替李彤要了一杯Manhaiian，我自己要了一杯威士忌。李彤喝着酒和我聊了起来，她说她又换了工作，原来的公司把她的薪水加到一千五一个月，她不干，因为她和她的主任吵了一架。现在的薪水升高，她升成了服装设计部门的副主任，不过她不喜欢她的老板，恐怕也做不长，我问她是不是还住在Village里，她说已经搬了三次家了。谈笑间，李彤已经喝下去三杯Manhattan。
　　
　　“慢点喝，李彤，”我笑着对她说道，“别又像在这里跳舞那天晚上那样喝醉喽。”
　　
　　“亏你还记得，”李彤仰起头大笑起来，“那天晚上恐怕我真的有点醉了，一定把你那个朋友周大庆吓了一跳。”
　　
　　“他也倒没有吓着，不过他后来一直说你是他看过最漂亮的女孩。”
　　
　　“是吗？”李彤笑道，“我想起来了，前两个月我在Macv门口还碰见他，他陪他太太去买东西。他给了我他的新地址。说要请我到他家去玩。”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我说。
　　
　　“他确实很好，每年他都寄张圣诞卡给我，上面写着：祝你快乐，”李彤说着又笑了起来，“他很有意思，可惜就是不会赌钱。”
　　
　　我问李彤还去不去赌马，李彤一听到赛马劲道又来了，她将半杯酒一口喝光，拍我的手背嚷道：
　　
　　“我来告诉你：上星期六我一个人去Yonkers押了一匹叫GallantKnighi的马，爆出冷门！独得了四百五。陈寅，这就算是我一生最得意的一件事了。你还记得邓茂昌呀，那个跑马专家滚回香港结婚去了。没有那个家伙在这里瞎纠缠，我赌马的运气从此好转，每押必中。”
　　
　　李彤说着笑得前俯后仰，一叠声叫酒保替她添酒，我们喝着聊着，外面的天都暗了下来。李彤站起来笑道：
　　
　　“走吧，回头慧芬以为我真是把她的丈夫抢走了。”
　　
　　在Buffalo的第二年，我们便有了莉莉。莉莉五岁进幼稚园的时候，慧芬警告我说：如果我再在Buffalo呆住下去，她便一个人带莉莉回纽约，仍旧去上班。她说她宁愿回纽约失眠去，我也发觉在Buffalo的生活虽然有规律，可是这种沉闷无聊的生活对我们也是非常不健康的，于是我们全家又搬回纽约，在LongIsland上买了一幢新屋。慧芬决定搬进新房子的第一个周末大宴宾客，把我们的老朋友一齐请来。那天请了张嘉行和雷芷苓两对夫妇，李彤是一个人来的。此外还有王医生带来的几个朋友。慧芬为了这次宴客准备了三天三夜，弄了一桌子十几样中国菜，吃完饭成牌局的时候，慧芬要张嘉行、雷芷苓和李彤四个人凑成一桌麻将，她说要重温她们“四强俱乐部”时代的情趣，可是李彤打了四圈便和扑克牌这一桌的一位男客对调了，她说她几年都没有碰过麻将，张子都忘掉了。为了使慧芬安心玩牌，我没有加入牌局，替她两边招呼着，当大家玩定了以后，我便到内厅以男客为主的扑克牌桌去看牌。可是我到那几时，却没有看到李彤。男客们说李彤要求暂退出几盘，离开了桌子。我在屋内找了一轮都没有寻见她，当我打开连着客厅那间纱廊的门时，却看见李彤在里面，靠在一张乘凉的藤摇椅上睡着了。
　　
　　纱廊里的光线暗淡，只点着一盏昏黄的吊灯。李彤半仰着面，头却差不多歪跌倒右肩上来了。她的两只手挂在扶手上，几根修长的手指好像脱了节一般，十分软疲的悬着。她那一袭绛红的长裙，差不多拖跌在地上，在灯光下，颜色陈暗，好像裹着一张褪了色的旧绒毯似的。她的头发似乎留长了许多，覆过她的左面，大绺大绺的堆在胸前，插在她发上的那枚大蜘蛛，一圈银光十分生猛的伏在她的腮上。我从来没有看到李彤这样疲惫过，无论在什么场合，她给我的印象总是那么佻挞，那么不驯，好像永远不肯睡倒下去似的，我的脚步声把她惊醒了，她倏地坐了起来，掠着头发，打了一个呵欠说道：
　　
　　“是你吗，陈寅？”
　　
　　“你睡着了，李彤。”我说。
　　
　　“就是说呀，刚才在牌桌上有点累，退了下来，想在这里休息一会儿，想不到却睡了过去——你来的正好，替我弄杯酒来好吗？”
　　
　　我去和了一杯威士忌苏打拿到纱廊给她，李彤吞了一大口，叹了一下说道：
　　
　　“喔唷，凉得真舒服，我刚才在牌桌上的手气别扭极了。一晚上也没拿着一副像样的牌，你知道打Showhand没有好牌多么泄气，我的耐性愈来愈坏，玩扑克也觉得没什么劲道了。”
　　
　　客厅里面慧芬、张嘉行、雷芷苓三个人不停的谈笑着。张嘉行的嗓门很大，每隔一会儿便听见她的笑声压倒众人爆开起来。扑克牌那一桌也很热闹，清脆的筹码，叮叮当当的滚跌着。
　　
　　“大概张大姐又在摸清一色了。”李彤摇了一摇头笑道，李彤看上去又消瘦了些，两腮微微的削了下去，可是她那一双露光的眼睛，还是闪烁得那么厉害。
　　
　　“再替我去弄杯酒未好吗？”李彤把空杯子递给我说道。
　　
　　我又去和了一杯威士忌拿给她。正当我们在纱廊里讲话的当儿，我那个五岁大的小女儿莉莉却探着头跑了进来。她穿了一身白色的绒睡袍，头上扎了一个天蓝的冲天结，一张胖嘟嘟的圆脸，又红又白，看着实在叫人疼怜，莉莉是我的宠儿，每天晚上总要和我亲一下才肯去睡觉，我弯下身去，莉莉垫起脚来和我亲了一下响吻。
　　
　　“不和auntie亲一下吗？”李彤笑着对莉莉说道，莉莉跑过去扳下李彤的脖子，在李彤额上重重的亲了一。下，李彤把莉莉抱到膝上对我说道：
　　
　　“像足了黄慧芬，长大了也是个美人儿。”
　　
　　“这是什么，auntie？”莉莉抚弄着李彤手上戴着的一枚钻戒问道。
　　
　　“这是石头。”李彤笑着说。
　　
　　“我要。”莉莉娇声嚷道。
　　
　　“那就给你。”李彤说着就把手上那枚钻戒卸了下来，套在莉莉的大拇指上。莉莉举起她肥胖的小手，把那枚钻戒舞得闪闪发光。
　　
　　“那么贵重的东西不要让她玩丢了。”我止住李彤道。
　　
　　“我真的送给莉莉的，”李彤抬起头满面认真的对我说道，然后俯下身在莉莉脸上亲了一下说道，“Goodgirl，给你做陪嫁，将来嫁个好女婿好吗？去，去，拿去给你爸爸替你收着。”
　　
　　莉莉笑吟吟的把那枚钻戒拿给我，便跳蹦蹦去睡觉了，李彤指着我手上的大钻戒说道：
　　
　　“那是我出国时我妈给我当陪嫁的。”
　　
　　“你那么喜欢莉莉，给你做干女儿算了。”我说道。
　　
　　“罢了，罢了，”李彤立起身来，嘴角又笑得高高的挑了起来说道，“莉莉有黄慧芬那么好的妈妈还要我干什么？你看看，我也是个做母亲的人吗？我们进去吧，我已经输了好些筹码，这下去捞本去。”
　　
　　这次我们回到纽约来，很少看到李彤，我们有牌局，她也不大来参加了。有人说她在跟一个美国人谈恋爱，也有人却说她和一个南美洲的商人弄得很不清楚。一天，我和慧芬开车下城，正当我们转入河边公路时，有一辆庞大金色的敞篷林肯，和我们的车擦身而过，超前飞快驶去，里面有一个人大声喊道：
　　
　　“黄——慧——芬！”
　　
　　慧芬赶忙伸头出去，然后啧着嘴叹道：
　　
　　“李彤的样子真唬人！”
　　
　　李彤坐在那辆金色敞车的右前座，她转身向后，朝着我们张开双手乱招一阵，她头上系了一块黑色的大头巾，被风吹起半天高，那辆金色车子像一丸流星，一眨眼，便把她的身影牵走了。她身旁开车的那个男人，身材硕大，好像是个外国人。那是我们最后一次看见李彤。
　　
　　雷芷苓结婚的第四年才生头一个孩子，两夫妻乐得了不得，她的儿子做满月，把我们请到了她Riverdale的家里去。我们吃完饭成上牌局，打了几轮扑克，张嘉行两夫妇才来到。张嘉行一进门右手高举着一封电报，便大声喊道：
　　
　　“李彤死了！李彤死了！”
　　
　　“哪个李彤？”雷芷苓迎上去叫道。
　　
　　“还有哪个李彤？”张嘉行不耐烦的说道。
　　
　　“胡说，”雷芷苓也大声说道，“李彤前两个星期才去欧洲旅行去了。”
　　
　　“你才胡说，”张嘉行把那封电报塞给雷芷苓，“你看看这封电报，中国领事馆从威尼斯打给我的。李彤在威尼斯游河跳水自杀了。她没有留遗书，这里又没有她的亲人，还是警察从她皮包里翻到我的地址才通知领事馆打来这封电报，我刚才去和这边的警察局接头，打开她的公寓，几柜子的衣服——我都不知怎么办才好！”
　　
　　张嘉行和雷芷苓两人都一齐争嚷着：李彤为什么死？李彤为什么死？两个人吵着声音都变得有点愤慨起来，好像李彤自杀把她们两人都欺瞒了一番似的。慧芬把那封电报接了过去。却一直没有做声。
　　
　　“这是怎么说？她也犯不着去死呀！”张嘉行喊道，“她赚的钱比谁都多，好好的活得不耐烦了？”
　　
　　“找劝过她多少次：正正经经去嫁一个人。她却一直和我嘻皮笑脸，从来不把我的话当话听。”雷芷苓说道。
　　
　　“这么多人追她，她一个也不要，怪得谁？”张嘉行说。
　　
　　雷芷苓走到卧房里拿出一张照片来递给大家说道。
　　
　　“我还忘记拿给你们看，上个礼拜我才接到李彤从意大利寄来的这张照片——谁料得着她会出事？”
　　
　　那是一张彩色照。李彤站着，左手捞开身上一件黑大衣，很佻挞的扠在腰上，右手却戴了白手套做着招挥的姿势，她的下巴扬得高高的，眼睑微垂，还是笑得那么倔强，那么孤傲，她背后立着一个大斜塔，好像快要压到她头上来了似的。慧芬握着那张照片默默的端详着，我凑到她身旁，她正在看相片后面写着的几行字。
　　
　　亲爱的英美苏：
　　
　　这是比萨斜塔
　　
　　中国一九六○年十月
　　
　　张嘉行和雷芷苓两人还在一直争论李彤自杀的原因，张嘉行说也许因为李彤被那个美国人抛掉了，雷芷苓却说也许因为她的神经有点失常。可是她们都一致结论李彤死得有点不应该。
　　
　　“我晓得了，”张嘉行突然拍了一下手说道，“李彤就是不该去欧洲！中国人也去学那些美国人，一个人到欧洲乱跑一顿。这下在那儿可不真成了孤魂野鬼了？她就该留在纽约，至少有我们这几个人和她混，打打牌闹闹，她便没有工夫去死了。”
　　
　　雷芷苓好像终于同意了张嘉行的说法似的，停止了争论。一时大家都沉默起来。雷芷苓和张嘉行对坐着，发起怔来，慧芬却低着头一直不停的翻弄那张照片。男客人坐在牌桌旁，有些拨弄着面前的筹码，有些默默的抽着烟。先头张嘉行和雷芷苓两人吵嚷得太厉害，这时突然静下来，客厅里的空气骤地加重了一倍似的，十分沉甸起来。正当每个人都显得有点局促不安的时候，雷芷苓的婴儿在摇篮里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宏亮的婴啼冲破了渐渐浓缩的沉寂。雷芷苓惊立起来叫道：
　　
　　“打牌！打牌！今天是我们宝宝的好日子，不要谈这些事了。”
　　
　　她把大家都拉回到牌桌上，恢复了刚才的牌局。可是不知怎的，这回牌风却突然转得炽旺起来，大家的注愈下愈大。张嘉行捞起袖子，大声喊着：
　　
　　“Showhand！Showhand！”
　　
　　将面前的筹码一大堆一大堆豁瑯瑯推到塘子里去。雷芷苓跟着张嘉行也肆无忌惮的下起大注来。慧芬打扑克一向谨慎，可是她也受了她们感染似的，一动便将所有的筹码掷进塘子里。男客人们比较能够把持，可是由于张嘉行她们乱下注，牌风愈翻愈狂，大家守不住了，都抢着下注，满桌子花花绿绿的筹码，像浪头一般一忽儿涌向东家，一忽儿涌向西家，张嘉行和雷芷苓的先生一直在劝阻她们，可是她们两人却像一对战红了眼的斗鸡一般，把她们的先生横蛮的挡了回去，一赢了钱时便纵身趴到桌子上，很狂妄的张开手将满桌子的筹码扫到跟前，然后不停的喊叫，笑得泪水都流了出来。张嘉行的声音叫得嘶哑了，雷芷苓的个子娇小，声音也细微，可是她好像要跟张嘉行比赛似的，拼命提高嗓子，声音变得非常尖锐，十分的刺耳。输赢大了，一轮一轮下去，大家都忘了时间，等到江腾去拉开窗帘时，大家才发觉外面已经亮了。太阳升了出来，玻璃窗上一片白光，强烈的光线闪进屋内，照得大家都眯上了眼睛，张嘉行丢下牌，用手把脸掩起来。江腾叫雷芷苓去暖咖啡，我们便停止了牌局。结算下来，慧芬和我都是大输家。
　　
　　我和慧芬走出屋外时，发觉昨晚原来飘了雪，街上东一块西一块，好像发了霉似的，冰泥块上，都起了一层薄薄的白绒毛，雪层不厚，掩不住那污秽的冰泥，沁出点点的黑斑来。Rivedale附近，全是一式酱色陈旧的公寓房子。这是个星期天，住户们都在睡懒觉，街上一个人也看不见，两旁的房子，上上下下，一排排的窗户全遮上了黄色的帘子，好像许多只挖去了瞳仁大眼睛，互相空白的瞪视着。每家房子的前方都悬了一架锯齿形的救火梯，把房面切成了迷宫似的图样。梯子都积了雪，好像那一根根黑铁上，突然生出了许多白毛来，太阳升过了屋顶，照得一条街通亮，但是空气寒冽，鲜明的阳光，没有丝毫暖意。
　　
　　慧芬走在我前面，她披着一件大衣，低着头，看着地，在避开街上的污雪，她的发髻松散了，垂落到大衣领上，显得有点凌乱，我忘了带手套，两手插在大衣口袋里，仍旧觉得十分僵冷，早上的冷风，吹进眼里，很是辛辣。昨晚打牌我喝多了咖啡，喉头一直是干干的。我们的车子也结了冻，试了好一会儿才发燃火。当车子开到百老汇上时，慧芬打开了车窗。寒气灌进车厢来，冷得人很不舒服。
　　
　　“把窗子关起来，慧芬。”我说。
　　
　　“闷得很，我要吹吹风。”慧芬说。
　　
　　“把窗子关起来，好吗？”我的手握着方向盘被冷风吹得十分僵疼，慧芬扭着身子，背向着我，下巴枕在窗沿上，一直没有做声。
　　
　　“关起窗子，听见没有？”我突然厉声喝道，我觉得胸口有一阵按捺不住的烦躁，被这阵冷风吹得涌了上来似的。慧芬转过身来，没有说话，默默的关上了车窗，当车子开进TimesSquare的当儿，我发觉慧芬坐在我旁边哭泣起来了。我侧过头去看她，她僵挺挺的坐着，脸朝着前方一动也不动，睁着一双眼睛，空茫失神的直视着，泪水一条条从她眼里淌了出来，她没有去揩拭，任其一滴滴掉落到她的胸前，我从来没有看见慧芬这样灰白这样憔悴过。她一向是个心性高强的人，轻易不肯在人前失态，即使跟我在一起，心里不如意，也不愿露于形色，可是她坐在我身旁的这一刻，我却感到有一股极深沉而又极空洞的悲哀，从她哭泣声里，一阵阵向我侵袭过来。她的两个肩膀隔不了一会儿便猛烈的抽搐一下，接着她的喉腔便响起一阵喑哑的呜咽，都是那么单调，那么平抑，没有激动，也没有起伏。顷刻间，我感到我非常能够体会慧芬那股深沉而空洞的悲哀，我觉得慧芬那份悲哀是无法用话语慰藉的，这一刻她所需要的是孤独与尊重，我掉过头去，不再去看她，将车子加足了马力，在TimesSquare的四十二街上快驶起来，四十二街两旁那些大戏院的霓虹灯还在亮着，可是有了阳光却黯淡多了。街上没有什么车辆，两旁的行人也十分稀少，我没有想到纽约市最热闹的一条街道，在星期日的清晨，也会变得这么空荡，这么寂寥起来。

啼妃

啼妃 发表于 2016-3-17 13:04
　　
    谪仙记

李彤，李彤……

啼妃

　　
    国葬
   
    一个十二月的清晨，天色阴霆，空气冷峭，寒风阵阵的吹掠着。台北市立殡仪馆门口，祭奠的花圈，白簇簇的排到了街上。两排三军仪仗队，头上戴着闪亮的钢盔，手里持着枪，分左右肃立在大门外。街上的交通已经断绝，偶尔有一两部黑色官家汽车，缓缓的驶了进来。这时一位老者，却拄着拐杖，步行到殡仪馆的大门口。老者一头白发如雪，连须眉都是全白的；他身上穿了一套旧的藏青哔叽中山装，脚上一双软底黑布鞋。他停在大门口的牌坊面前，仰起头，觑起眼睛，张望了一下，“李故陆军一级上将浩然灵堂”，牌坊上端挂着横额一块。老者伫立片刻，然后拄着拐杖，弯腰成了一把弓，颤巍巍的往灵堂里，蹭了进去。
　　
　　灵堂门口，搁着一张写字桌，上面置了砚台、墨笔并摊着一本百褶签名簿。老者走近来，守在桌后一位穿了新制服、侍从打扮的年轻执事，赶紧做了一个手势，请老者签名。
　　
　　“我是秦义方，秦副官。”老者说道。
　　
　　那位年轻侍从却很有礼貌的递过一枝蘸饱了墨的毛笔来。
　　
　　“我是李将军的老副官。”
　　
　　秦义方板着脸严肃的说道，他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说完，他也不待那位年轻侍从答腔，径自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往灵堂里走去。灵堂内疏疏落落，只有几位提早前来吊唁的政府官员。四壁的挽联挂得满满的，许多幅长得拖到地面，给风吹得飘浮了起来。堂中灵台的正中，悬着一幅李浩然将军穿军礼服满身佩挂勋章的遗像，左边却张着一幅绿色四星上将的将旗，台上供满了鲜花水果，香筒里的檀香，早已氤氲的升了起来了。灵台上端，一块匾额却题着“轸念勋猷”四个大字。秦义方走到灵台前端站定，勉强直起腰，做了一个立正的姿势。立在灵台右边的那位司仪，却举起了哀来，唱道：
　　
　　“一鞠躬——”
　　
　　秦义方也不按规矩，把拐杖撂在地上，挣扎着伏身便跪了下去，磕了几个响头，抖索索的撑着站起来，直喘气，他扶着拐杖，兀自立在那里，掏出手帕来，对着李将军的遗像，又擤鼻涕，又抹眼泪，他身后早立了几位官员，在等着致祭。一位年轻侍从赶忙走上来，扶着他的手膀，要引他下去。秦义方猛的挣脱那位年轻侍从的手，回头狠狠的瞪了那个小伙子一眼，才径自拄着拐杖，退到一旁去。他瞪着那几位在灵堂里穿来插去、收拾得头光脸净的年轻侍从，一股怒气，像盆火似的，便煽上了心头来。长官直是让这些小野种害了的！他心中恨恨的咕噜着，这起吃屎不知香臭的小王八，哪里懂得照顾他？只有他秦义方，只有他跟了几十年，才摸清楚了他那一种拗脾气。你白问他一声：“长官，你不舒服吗？”他马上就黑脸。他病了，你是不能问的，你只有在一旁悄悄留神守着。这起小王八羔子，他们哪里懂得？前年长官去花莲打野猪，爬山滑了一跤，把腿摔断了，他从台南赶上来看他。他腿上绑了石膏，一个人孤零零的靠在客厅里沙发上。“长官，你老人家也该保重些了。”他劝他道。他把眉头一竖，脸上有多少不耐烦的模样。这些年没有仗打了，他就去爬山，去打猎。七十多岁的人，还是不肯服老呢。
　　
　　秦义方朝着李将军那幅遗像又瞅了一眼，他脸上还是一副倔强的样子！秦义方摇了一摇头，心中叹道，他称了一辈子的英雄，哪里肯随随便便就这样倒下去呢？可是怎么说他也不应该抛开他的，“秦义方，台南天气暖和，好养病。”他对他说。他倒嫌他老了？不中用了？得了哮喘病？主人已经开了口，他还有脸在公馆里赖下去吗？打北伐那年起，他背了暖水壶跟着他，从广州打到了山海关，几十年间，什么大风大险，都还不是他秦义方陪着他度过去的？服侍了他几十年，他却对他说：“秦义方，这是为你好。”人家提一下：“李浩然将军的副官。”他都觉得光彩得不得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侍从喽，还要让自己长官这样撵出门去。想想看，是件很体面的事吗？住在荣民医院里，别人问起来，他睬都不睬，整天他都闭上眼睛装睡觉，那晚他分明看见他骑着他那匹“乌云盖雪”奔过来，向他喊道：“秦副官，我的指挥刀不见了。”吓得他滚下床来，一身冷汗，他就知道：“长官不好了！”莫看他军队带过上百万，自己连冷热还搞不清楚呢。夫人过世后这些年，冬天夜里，常常还是他爬起来，替他把被盖上的。这次要是他秦义方还在公馆里，他就不会出事了。他看得出他不舒服，他看得出他有病，他会守在他旁边。这批新人！这批小野种子！是很有良心的吗？听说那晚长官心脏病发，倒在地板上，跟前一个人都不在，连句话也没能留下来。
　　
　　“三鞠躬——”
　　
　　司仪唱道。一位披麻戴孝，架着一副眼镜的中年男人走了出来，也跪在灵台边，频频向吊唁的客人频频答谢。
　　
　　“小爷——”
　　
　　秦义方颤巍巍的赶着蹭了过去，走到中年男人面前，低声唤道。
　　
　　“少爷，我是秦副官。”
　　
　　秦义方那张皱成了一团的老脸上，突然绽开了一抹笑容来。他记得少爷小时候，他替他穿上一套军衣马裤，一双小军靴，还扣上一张小军披风。他拉着他的手，急急跑到操场上，长官正骑在他那匹大黑马上等着，大黑马身后却立着一匹小白驹，两父子倏地一下，便在操场上跑起马来。他看见他们两人一大一小，马背上起伏着，少爷的小披风吹得飞张起来。当少爷从军校装病退下来，跑到美国去，长官气得一脸铁青，指着少爷喝道：
　　
　　“你以后不必再来见我的面！”
　　
　　“长官——他——”
　　
　　秦义方伸出手去，他想去拍拍中年男人的肩膀，他想告诉他：父子到底还是父子。他想告诉他：长官晚年，心境并不太好。他很想告诉他：夫人不在了，长官一个人在台湾，也是很寂寞的。可是秦义方却把手又缩了回来，中年男人抬起头来，瞅了他一眼，脸上漠然，好像不甚相识的模样。一位穿戴得很威风的主祭将官走了上来，顷刻间，灵堂里黑压压的早站满了人。秦义方赶忙退回到灵堂的一角，他看见人群里，一排一排，许多将级军官，凝神屏气的肃立在那里。主祭官把祭文高举在手里，操着嘹亮的江浙腔，很有节奏的颂读起来：
　　
　　桓桓上将。时维鹰扬。致身革命。韬略堂堂。北伐云从，帷幄疆场。同仇抗日。筹笔赞襄——
　　
　　祭文一念完，公祭便开始了。首先是陆军总司令部，由一位三星上将上来主祭献花圈，他后面立着三排将官，都是一式大礼服，佩戴得十分堂皇。秦义方觑起眼睛，仔细的瞅了一下，这些新升起来的将官们，他一位都不认识了，接着三军各部、政府各院，络绎不绝，纷纷上来致祭。秦义方踮起脚，昂着头，在人堆子里尽在寻找熟人，找了半天，他看见两个老人并排走了上来，那位身穿藏青缎袍。外罩马褂，白须白髯、身量硕大的，可不是章司令吗？秦义方往前走了一步，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他一直在香港隐居，竟也赶来了。他旁边那位抖索索、病恹恹，由一个老苍头扶着，直用手帕揩眼睛的，一定是叶副司令了。他在台北荣民医院住了这些年，居然还在人世！他们两人，北伐的时候，最是长官底下的红人了，人都叫他们“钢军司令”。两人在一块儿，直是焦赞盂良，做了多少年的老搭档。刚才他还看到他们两个人的挽联，一对儿并排挂在门口。
　　
　　“我有三员猛将，”长官曾经举起三只手指十分得意的说过：“章健、叶辉、刘行奇。”可是这位满面悲容的老和尚又是谁呢？秦义方拄着拐杖又往前走了两步。老和尚身披玄色袈裟，足登芒鞋，脖子上挂着一串殷红念珠，站在灵台前端，合掌三拜，翻身便走了出去。
　　
　　“副长官——”
　　
　　秦义方脱口叫了出来，他一眼瞄见老和尚后颈上一块巴掌大的红疤。他记得清清楚楚，北伐龙潭打孙传芳那一仗，刘行奇的后颈受了炮伤，躺在南京疗养院，长官还特地派他去照顾他。那时刘行奇的气焰还了得？又年轻、又能干、又得宠，他的部队尽打胜仗，是长官手下头一个得意人，“铁军司令”——军队里提着都咋舌头，可是怎么又变成了这副打扮呢？秦义方赶忙三脚两步，拄着手杖，一颠一拐的，穿着人堆，追到灵堂外面去。
　　
　　“副长官，我是秦义方。”
　　
　　秦义方扶着手杖，弯着腰，上气不接下气，喘吁吁的向老和尚招呼道。老和尚止住了步，满面惊讶，朝着秦义方上下打量了半天，才迟疑的问道：
　　
　　“是秦义方吗？”
　　
　　“秦义方给副长官请安。”
　　
　　秦义方跟老和尚作了一个揖，老和尚赶忙合掌还了礼，脸上又渐渐转为悲戚起来，半晌，他叹了一口气：
　　
　　“秦义方——唉，你们长官——”
　　
　　说着老和尚竟哽咽起来，掉下了几滴眼泪，他赶紧用袈裟的宽袖子，拐了一温眼睛。秦义方也掏出手帕，狠狠得了一下鼻子，他记得最后一次看到刘行奇，是好多年前了。刘行奇只身从广东逃到台湾，那时他刚被革除军籍，到公馆来，参拜长官。被俘一年，刘行奇整个人都脱了形，一脸枯黑，毛发尽摧，身上瘦得还剩下一把骨头，一见到长官，颤抖抖的喊了一声：
　　
　　“浩公——”便泣不成声了。
　　
　　“行奇，辛苦你了——”长官红着眼睛，一直用手拍着刘行奇的肩膀。
　　
　　“浩公——我非常惭愧。”刘行奇一行咽位，一行摇头。
　　
　　“这也是大势所趋，不能深怪你一个人。”长官深深的叹了一口气，两个人相对黯然，半天长官才幽幽说道：
　　
　　“我以为退到广东，我们最后还可以背水一战。章健、叶辉跟你——这几个兵团都是我们的子弟兵，跟了我这些年，回到广东，保卫家乡，大家死拼一下，或许还能挽回颓势，没料到终于一败涂地——”长官的声音都哽住了，“十几万的广东子弟，说来——咳——真是教人痛心。”说着两行眼泪竟滚了下来。
　　
　　“浩公——”刘行奇也满脸泪水，凄他的叫道，“我跟随浩公三十年，从我们家乡开始出征，北伐抗日，我手下士卒立的功劳，也不算小。现在全军覆没，败军之将，罪该万死！浩公，我实在无颜再见江东父老——”刘行奇放声大恸起来。
　　
　　大陆最后撤退，长官跟章司令、叶副司令三个人，在海南岛龙门港八桂号兵舰上，等了三天，等刘行奇和他的兵团从广东撤退出来。天天三个人都并立在甲板上，盼望着，直到下了开船令，长官犹自擎着望远镜，频频往广州湾那边瞭望。三天他连眼睛也没合过一下，一脸憔悴，骤然间好像苍老了十年。
　　
　　“你们长官，他对我——咳——”
　　
　　老和尚摇了一摇头，太息了一声，转身便要走了。
　　
　　“副长官，保重了。”
　　
　　秦义方往前赶了两步叫道，老和尚头也不回，一袭玄色袈裟，在寒风里飘飘曳曳，转瞬间，只剩下了一团黑影。灵堂里哀乐大奏，已是启灵的时分，殡仪馆门口的人潮陡地分开两边，陆军仪仗队刀枪齐举，李浩然将军的灵枢，由八位仪仗队军官扶持，从灵堂里移了出来，灵柩上覆着青天白日旗一面。一辆仪仗队吉普车老早开了出来，停在殡仪馆大门口，上面伫立一位撑旗兵，手举一面四星将旗领队，接着便是灵车，李浩然将军的遗像竖立车前。灵枢一扶上灵车，一些执绋送殡的官员们，都纷纷跨进了自己的轿车内，街上首尾相衔，排着一条长龙般的黑色官家汽车。维持交通的警察宪兵，都在街上吹着哨子指挥车辆。秦义方赶忙将一条白麻孝带胡乱系在腰上，用手拨开人群，拄着拐杖急急蹭到灵车那边，灵车后面停着一辆敞篷的十轮卡车，几位年轻侍从，早已跳到车上，站在那里了，秦义方踅到卡车后面，也想爬上扶梯去，一位宪兵马上过来把他拦住。
　　
　　“我是李将军的老副官。”
　　
　　秦义方急切的说道，又想往车上爬。
　　
　　“这是侍卫车。”
　　
　　宪兵说着，用手把秦义方拨了下来。
　　
　　“你们这些人——”
　　
　　秦义方倒退了几个踉跄，气得干噎，他把手杖在地上狠狠顿了两下，颤抖抖的便喊了起来：
　　
　　“李将军生前，我跟随了他三十年，我最后送他一次，你们都不准吗？”
　　
　　一位侍卫长赶过来，间明了原由，终于让秦义方上了车。秦义方吃力的爬上去，还没站稳，车子已经开动了。他东跌西撞乱晃了几下，一位年轻侍从赶紧揪住他，把他让到车边去。他一把抓住车栏杆上一根铁柱，佝着腰，喘了半天，才把一口气透了过来。迎面一阵冷风，把他吹得缩起了脖子。出殡的行列，一下子便转到了南京东路上，路口有一座用松枝扎成的高大牌楼，上面横着用白菊花缀成的“李故上将浩公之丧”几个大字。灵车穿过牌楼时，路旁有一支部队正在行军，部队长看见灵车驶过，马上发了一声口令。
　　
　　“敬礼！”
　　
　　整个部队士兵倏地都转过头去，朝着灵车行注目礼。秦义方站在车上，一听到这声口令，不自主的便把腰干硬挺了起来，下巴颏扬起，他满面严肃，一头白发给风吹得根根倒竖。他突然记了起来，抗日胜利，还都南京那一年，长官到紫金山中山陵去谒陵，他从来没见过有那么多高级将领聚在一块儿，章司令、叶副司令、刘副长官，都到齐了。那天他充当长官的侍卫长，他穿了马靴，戴着白手套，宽皮带把腰杆子扎得挺挺的，一把擦得乌亮的左轮别在腰边。长官披着一袭军披风，一柄闪亮的指挥刀斜挂在腰际，他跟在长官身后，两个人的马靴子在大理石阶上踏得脆响。那些驻卫部队，都在陵前，排得整整齐齐的等候着，一看见他们走上来，轰雷般的便喊了起来：
　　
　　“敬礼——”

啼妃

　　一把青

　　
　　上
　　
　　抗日胜利，还都南京的那一年，我们住在大方巷的仁爱东村，一个中下级的空军眷属区里。在四川那种闭塞的地方，煎熬了那些年数，骤然回返那六朝金粉的京都，到处的古迹，到处的繁华，一派帝王气象，把我们的眼睛都看花了。
　　
　　那时伟成正担任十一大队的大队长。他手下有两个小队刚从美国受训回来，他那队飞行员颇受重视，职务也就格外繁忙。遇到紧要差使，常由他亲自率队出马。一个礼拜，倒有三四天，连他的背影儿我也见不着。每次出差，他总带着郭轸一起去。郭轸是他的得意门生，郭轸在四川灌县航校当学生的时候，伟成就常对我说：郭轸这个小伙子灵跳过人，将来必定大有出息。果然不出几年，郭轸便窜了上去，爬成小队长留美去了。
　　
　　郭轸是空军的遗族。他父亲是伟成的同学，老早摔了机，母亲也跟着病殁了。在航校的时候，逢年过节，我总叫他到我们家来吃餐团圆饭。伟成和我膝下无子，看着郭轸孤单，也常照顾他些。那时他还剃着青亮的头皮，穿了一身土黄布的学生装，举止虽然处处露着聪明，可是口角到底嫩稚，还是个未经世的后生娃仔。当他从美国回来，跑到我南京的家来，冲着我倏地敬个军礼，叫我一声师娘时，我着实吃他唬了一跳。郭轸全身都是美式凡立丁的空军制服，上身罩了一件翻领镶毛的皮夹克，腰身勒得紧峭，裤带上却系着一个Rav-Ban太阳眼镜盒儿。一顶崭新高耸的军帽帽沿正压在眉毛上；头发也蓄长了，渗黑油亮的发脚子紧贴在两鬓旁。才是一两年工夫，没料到郭轸竟出挑得英气勃勃了。
　　
　　“怎么了，小伙子？这次回来，该有些苗头了吧？”我笑着向他说道。
　　
　　“别的没什么，师娘，倒是在外国攒了几百块美金回来。”郭轸说道。
　　
　　“够讨老婆了！”我笑了起来。
　　
　　“是呀，师娘，正在找呢。”郭轸也朝着我龇了牙齿笑道。
　　
　　战后的南京，简直成了我们那些小飞行员的天下。无论走到哪里，街头巷尾，总碰到个把趾高气扬的小空军，手上挽了个衣着人时的小姐，潇潇洒洒，摇曳而过。谈恋爱——个个单身的飞行员都在谈恋爱。一个月我总收得到几张伟成学生送来的结婚喜帖。可是郭轸从美国回来了年把，却一直还没有他的喜讯。他也带过几位摩登小姐到我家来吃我做的豆瓣鲤鱼。事后我问起他，他总是摇摇头笑着说：
　　
　　“没有的事，师娘，玩玩罢了。”
　　
　　可是有一天，他却跑来告诉我：这次他认了真了。他爱上了一个在金陵女中念书叫朱青的女孩儿。
　　
　　“师娘，”他一股劲的对我说道，“你一定会喜欢她，我要带她来见你。师娘，我从来没想到会对一个女孩子这样认真过。”
　　
　　郭轸那个人的性格，我倒摸得着一二。心性极为高强，年纪轻，发迹早，不免有点自负。平常谈起来，他曾对我说，他必得要选中一个称心如意的女孩儿，才肯结婚。他带来见我的那些小姐，个个容貌不凡，他都没有中意，我私度这个朱青大概是天仙一流的人物，才会使得郭轸如此动心。
　　
　　当我见到朱青的时候，却大大的出了意料之外。那天郭轸带她来见我，在我家吃午饭。原来朱青却是一个十八九岁颇为单瘦的黄花闺女，来做客还穿着一身半新旧直统子的蓝布长衫，襟上掖了一块白绸子手绢儿。头发也没有烫，抿得整整齐齐的垂在耳后。脚上穿了一双带绊的黑皮鞋，一双白色的短统袜子倒是干干净净的。我打量了她一下，发觉她的身段还未出挑得周全，略略扁平，面皮还泛着些青白。可是她的眉眼间却蕴着一脉令人见之忘俗的水秀，见了我一径半低着头，腼腼腆腆，很有一股教人疼怜的怯态。一顿饭下来，我怎么逗她，她都不大答得上腔来，一味含糊的应着。倒是郭轸在一旁却着了忙，一忽儿替她拈菜，一忽儿替她斟茶，直怂着她跟我聊天。
　　
　　“她这个人就是这么别扭，”郭轸到了后来急躁的指着朱青说道，“她跟我还有话说，见了人却成了哑巴。师娘这儿又不是外人，也这么出不得众。”
　　
　　郭轸的话说得暴躁了些，朱青扭过头去，羞得满面通红。
　　
　　“算了，”我看着有点不过意，忙止住郭轸道，“朱小姐头一次来，自然有点拘泥，你不要去戳她。吃完饭还是你们两人去游玄武湖去罢，那儿的荷花开得正盛呢。”
　　
　　郭轸是骑了他那辆十分招摇的新摩托车来的。吃完饭，他们离开的时候，郭轸把朱青扶上了后车座，帮着她系上她那块黑丝头巾，然后跳上车，轻快的发动了火，向我得意洋洋的挥了挥手，倏地一下，便把朱青带走了。朱青偎在郭轸身后，头上那块丝中吹得高高扬起。看着郭轸对朱青那副笑容，我知道他这次果然认了真了。
　　
　　有一次，伟成回来，脸色沉得很难看，一进门便对我说道：
　　
　　“郭轸那小伙子越来越不像话！我倒没料到他竟是这样一个人”
　　
　　“怎么了？”我十分诧异，我从来没有听见伟成说过郭轸一句难听的话。
　　
　　“你还问得出呢！你不是知道他在追一个金陵女中的学生吗？我看他这个人谈恋爱谈昏了头！经常闯进人家学校里去，也不管人家在上课，就去引逗那个女学生出来。这还不算，他在练机的时候，竟然飞到金陵中的上空，在那儿打转子，惹得那些女学生都从课室里伸头出来看热闹。人家校长告到我们总部来了，成个什么体统？一个飞行员这么轻狂，我要重重的处罚他！”
　　
　　郭轸被记了过，革除了小队长的职务。当我见到郭轸时，他却对我解说道：
　　
　　“师娘，不是我故意犯规，惹老师生气，是朱青把我的心拿走了。真的，师娘，我在天上飞，我的心都在地上跟着她呢。朱青是个规规矩矩的好女孩，就是有点怕生，不大会交际罢了。现在学校把她开除了，她老子娘从重庆打电报来逼她回去。她死也不肯，和他们也闹翻了。她说她这一辈子跟定了我，现在她一个人住在一间小客栈里还没有着落呢。”
　　
　　“傻子，”我摇头叹道，没想到聪明人谈起恋爱来，也会变得这般糊涂，“既是这么痴，两人结婚算了。”
　　
　　“师娘，我就是要来和你商量这件事，要请你和老师做我们的主婚人呢。”郭轸满面光彩对我说道。
　　
　　郭轸和朱青结婚以后，也住在我们仁爱东村里。郭轸有两个礼拜的婚假，本来他和朱青打算到杭州去度蜜月的，可是还没有去成，猛然间国内的战事便爆发了。伟成他们那个大队被调到东北去。临走的那天早上，才蒙蒙亮，郭轸便钻进我的厨房里来，我正在升火替伟成煮泡饭。郭轸披着件军外套，头发蓬乱，两眼全是红丝，胡须也没剃，一把攥住我手，嗓子嘎哑，对我说道：
　　
　　“师娘，这次无论如何要拜托你老人家了——”
　　
　　“晓得了，”我打断他的话道，“你不在，自然是我来照顾你老婆啦。”
　　
　　“师娘——”郭轸还在唠叨，“朱青还不大懂事，我们空军里的许多规矩，她不甚明了，你要当她自己人，多多教导她才好。”
　　
　　“是了，”我笑道，“你师娘跟着你老师在空军里混了这十来年，什么还没见过？不知多少人从我这里学了乖去呢。朱青又不笨，你等我来慢慢开导她。”
　　
　　伟成和郭轸他们离去后，我收拾了一下屋子便走到朱青家去探望她。公家配给郭轸他们的宿舍是一幢小巧的木板平房。他们搬进去以前，郭轸特别找人粉刷油漆过一轮，挂上些新的门帘窗幔，相当起眼。我进到他们的房子里，看见客厅里还是新房般的打扮。桌子椅子上堆满了红红绿绿的贺礼，有些包裹尚未拆封。桌子跟下却围着一转花篮，那些玫瑰剑兰的花苞儿开得十分新鲜，连凤尾草也是碧绿的。墙上那些喜幛也没有收去，郭轸同学送给他的一块乌木烫金的喜匾却悬在厅的中央，写着“白头偕老”。
　　
　　朱青在她房里，我走进去她也没有听见。她歪倒在床上，脸埋在被窝里，抽抽搭搭的哭泣着。她身上仍旧穿着新婚的艳色丝旗袍，新烫的头发揉乱了，发尾子枝桠般生硬的张着。一床绣满五彩鸳鸯的丝被面被她搓得全是皱纹。在她脸旁被面上，却浸着一块碗大的湿印子。她听见我的脚步惊坐了起来，只叫出一声“师娘”，便只有哽咽的份儿了。朱青满面青黄，眼睛肿得眯了起来，看着愈加瘦弱了。我走过去替她抿了一下头发，绞了一把热手巾递给她。朱青接过手中，把脸捂住，重新又哭泣起来。房子外头不断的还有大卡车和吉普车在拖拉行李，铁链铁条撞击的声音，非常刺耳，村子里的人正陆续启程上任，时而女人尖叫，时而小孩啼哭，显得十分惶乱。我等朱青哭过了，才拍拍她的肩膀说道：
　　
　　“头一次，乍然分离，总是这样的——今晚不要开伙，到我那儿吃夜饭，给我做个伴儿。”
　　
　　伟成和郭轸他们一去便了无踪迹。忽而听见他们调到华北，忽而又来信飞到华中去了，几个月来一次也没回过家。这个期间，朱青常常和我在一起。有时我教她做菜，有时我教她织毛衣，也有时我却教她玩几张麻将牌。
　　
　　“这个玩意儿是万灵药，”我对她笑着说道，“有心事，坐上桌子，红中白板一混，什么都忘了。”
　　
　　朱青结婚后，放得开多了，可是仍旧腼腆怯生，除掉我这儿，村子里别家她一概没有来往。村子里那些人的身世我都知晓，渐渐儿的，我也拣了一些告诉她听，让她熟悉一下我们村里那些人的生活。
　　
　　“你别错看了这些人，”我对她说，“她们背后都经过了一番历练的呢。像你后头那个周太太吧，她已经嫁了四次了。她现在这个丈夫和她前头那三个原来都是一个小队里的人。一个死了托一个，这么轮下来的。她那些丈夫原先又都是好朋友，对她也算周到了。还有你对过那个徐太太，她先生原是她小叔，徐家两兄弟都是十三大队里的。哥哥殁了，弟弟顶替。原有的几个孩子，又是叔叔又是爸爸，好久还叫不清楚呢。”
　　
　　“可是她们看着还有说有笑的。”朱青望着我满面疑惑。
　　
　　“我的姑娘，”我笑道，“不笑难道叫她们哭不成？要哭，也不等到现在了。”
　　
　　郭轸离开后，朱青一步远门也不肯出，天天守在村子里。有时我们大伙儿上夫子庙去听那些姑娘们清唱，朱青也不肯跟我们去。她说她怕错过总部打电话传来郭轸的消息，一天夜里，总部带信来说，伟成那一队经过上海，有一天多好停留，可能赶到南京来。朱青一早便跳出跳进，忙着出去买了满满两篮子菜回来。下午我经过她门口，看见她穿了一身蓝布衣裤，头上系了一块旧头巾，站在凳子上洗窗户。她人又矮小，踮起脚还够不着，手里却揪住一块大抹布挥来挥去，全身的劲都使出来了似的。
　　
　　“朱青，那上头的灰尘，郭轸看不见的。”我笑着叫道。
　　
　　朱青回头看见我，红了脸，讪讪的说道：
　　
　　“不知怎的，才几个月，这问房子便旧了，洗也洗不干净。”
　　
　　傍晚的时分，朱青过来邀了我一块儿到村口搁军用电话的那间门房里去等候消息。总部那边的人答应六七点钟给我们打电话通消息。朱青梳洗过了，换上一件杏黄色的薄绸长衫，头上还络了一根苹果绿的丝带，嘴上也抹了一些口红，看着十分清新可喜。起初朱青还非常开心，跟我有说有笑，到了六点多钟的光景，她便渐渐紧张起来了，脸也绷了，声也噤了，她一边织着毛线却不时的抬头去看桌上那架电话机。我们左等右等，直到九点多钟，电话铃才响了起来。朱青倏地跳起来，怀里的绒线球滚到一地，急忙向电话奔去，可是到了桌子边却回过头来向着我声音颤抖的说道：
　　
　　“师娘——电话来了。”
　　
　　我去接过电话，总部里的人说，伟成他们在上海只停留了两小时，下午五点钟已经起飞到苏北去了。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朱青，朱青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非常难看，她呆站着，半晌没有出声，脸上的肌肉却微微的在抽搐。
　　
　　“我们回去吧。”我向她说道。
　　
　　我们走回村子里，朱青一直默默跟在我后面，走到我家门口时，我对她说：
　　
　　“莫难过了，他们的事情很没准的。”
　　
　　朱青扭过头去，用袖子去擂眼睛，嗓子哽咽得很厉害。
　　
　　“别的没有什么，只是今天又空等了一天——”
　　
　　我把她的肩膀搂过来说道：
　　
　　“朱青，师娘有几句话想跟你讲，不知你要不要听。飞将军的太太，不容易当。廿四小时，那颗心都挂在天上，哪怕你眼睛朝天望出血来，那天上的人未必知晓。他们就像那些铁鸟儿，忽而飞到东，忽而飞到西，你抓也抓不住。你嫁进了我们这个村子里，朱青，莫怪我讲句老实话，你就得狠起心肠来，才担得住日后的风险呢。”
　　
　　朱青泪眼模糊的瞅着我，似懂非懂的点着头儿。我扳起她的下巴颏，笑着叹道：
　　
　　“回去吧，今夜早点上床。”
　　
　　民国三十七年的冬天，我们这边的战事已经处处失利了，北边一天天吃紧的当儿，我们东村里好几家人都遭了凶讯。有些眷属天天到庙里去求神拜菩萨，算命的算命，摸骨的摸骨。我向来不信这些神神鬼鬼，伟成久不来信，我便邀隔壁邻舍来成桌牌局，熬个通宵，定定神儿。有一晚，我跟几个邻居正在斗牌儿，住在朱青对门的那个徐太太跑来一把将我拖了出去，上气不接下气的告诉我说总部刚来通知，郭轸在徐州出了事，飞机和人都跌得粉碎。我赶到朱青那儿，里面已经黑压压挤满了一屋子的人。朱青歪倒在一张靠椅上，左右一边一个女人揪住她的膀子，把她紧紧按住，她的头上扎了一条白毛巾，毛巾上红殷殷的沁着巴掌大一块血迹。我一进去，里面的人便七嘴八舌告诉我：朱青刚才一得到消息，便抱了郭轸一套制服，往村外跑去，一边跑一边嚎哭，口口声声要去找郭轸。有人拦她，她便乱踢乱打，刚跑出村口，便一头撞在一根铁电线杆上，额头上碰了一个大洞，刚才抬回来，连声音都没有了。
　　
　　我走到朱青跟前，从别人手里接过一碗姜汤，用铜羹匙撬开朱青的牙关，扎实的灌了她几口。她的一张脸像是划破了的鱼肚皮，一块白，一块红，血汗斑斑。她的眼睛睁得老大，目光却是散涣的。她没有哭泣，可是两片发青的嘴唇却一直开合着，喉头不断发出一阵阵尖细的声音，好像一只瞎耗子被人踩得发出吱吱的惨叫来一般。我把那碗姜汤灌完了，她才渐渐的收住目光，有了几分知觉。
　　
　　朱青在床上病了许久。我把她挪到我屋子里。日夜守住她，有时连我打牌的时候，也把她放在跟前。我怕走了眼，她又去寻短见。朱青整天睡在床上。也不说话，也不吃东西。每天都由我强灌她一点汤水。几个礼拜，朱青便瘦得只剩下了一把骨头，面皮死灰，眼睛凹成了两个大窟窿。有一天我喂完她，便坐在她床沿上，对她说道：
　　
　　“朱青，若说你是为了郭轸，你就不该这般作践自己。就是郭轸在地下，知道了也不能心安哪。”
　　
　　朱青听了我的话，突然颤巍巍的挣扎着坐了起来，朝我点了两下头，冷笑道：
　　
　　“他知道什么？他跌得粉身碎骨哪里还有知觉？他倒好，轰地一下便没了——我也死了，可是我却还有知觉呢。”
　　
　　朱青说着，面上似哭似笑的扭曲起来，非常难看。
　　
　　守了朱青个把月，自己都差不多累倒了。幸而她老子娘却从重庆赶了来。她老子看见她一句话都没有说，她娘却狠狠的啐了一口：
　　
　　“该呀！该呀！我要她莫嫁空军，不听话，落得这种下场！”
　　
　　说着便把朱青蓬头垢面的从床上扛下来，用板车连铺盖一齐拖走了。朱青才走几天，我们也开始逃难，离开了南京。
　　
　　下
　　
　　来到台北这些年，我一直都住在长春路，我们这个眷属区碰巧又叫做仁爱东村，可是和我在南京住的那个却毫不相干，里面的人四面八方迁来的都有，以前我认识的那些都不知分散到哪里去了。幸好这些年来，日子太平，容易打发，而我们空军里的康乐活动，却并不输于在南京时那么频繁，今天平剧。明天舞蹈，逢着节目新鲜，我也常去那些晚会去凑个热闹。
　　
　　有一年新年，空军新生社举行游艺晚会。有人说历年来就算这次最具规模。有人送来两张门票，我便带了隔壁李家念中学那个女儿一同去参加。我们到了新生社的时候，晚会已经开始好一会儿了。有些人挤做一堆在抢着摸彩，可是新生厅里却是音乐悠扬跳舞开始了。整个新生社塞得寸步难移，男男女女，大半是年轻人，大家嘻嘻哈哈的，热闹得了不得。厅里飘满了红红绿绿的气球，有几个穿了蓝色制服的小空军，拿了烟头烧得那些气球砰砰嘭嘭乱炸一顿，于是一些女人便趁势尖叫起来。夹在那些混叫混闹的小伙子中间，我的头都发了晕，好不容易才和李家女儿挤进了新生厅里，我们倚在一根厅柱旁边，观看那些人跳舞。那晚他们弄来空军里一个大乐队，总有二十来人。乐队的歌手也不少，一个个上来，衣履风流，唱了几个流行歌，却下到舞池和她们相识的跳舞去了。正当乐队里那些人敲打得十分卖劲的当儿，有一个衣着分外妖烧的女人走了上来，她一站上去，底下便是一阵轰雷般的喝彩，她的风头好像又比众人不同一些。那个女人站在台上，笑吟吟地没有半点儿羞态，不慌不忙把麦克风调了一下，回头向乐队一示意，便唱了起来。
　　
　　“秦婆婆，这首歌是什么名字？”李家女儿问道，她对流行歌还没我在行。我的收音机，一向早上开了，睡觉才关的。
　　
　　“《东山一把青》。”我答道。
　　
　　这首歌，我熟得很，收音机里常收得到白光灌的唱片，倒是难为那个女人却也唱得出白光那股懒洋洋的浪荡劲儿。她一只手拈住麦克风，一只手却一径满不在乎的挑弄她那一头蓬得像只大鸟窝似的头发。她翘起下巴颏儿，一字一句，清清楚楚的唱着：
　　
　　东山哪，一把青。
　　
　　西山哪，一把青。
　　
　　郎有心来姐有心，
　　
　　郎呀，咱俩儿好成亲哪——
　　
　　她的身子微微倾向后面，晃过来，晃过去，然后突地一股劲儿，好像从心窝里迸了出来似的唱道：
　　
　　嗳呀嗳嗳呀，
　　
　　郎呀，咱俩儿好成亲哪——
　　
　　唱到过门的当儿，她便放下麦克风，走过去从一个乐师手里拿过一双铁锤般的敲打器，吱吱嚓嚓的敲打起来，一面却在台上踏着伦巴舞步，颠颠倒倒，扭得颇为孟浪。她穿了一身透明紫纱洒金片的旗袍，一双高跟鞋足有三寸高，一扭，全身的金锁片便闪闪发光起来。一曲唱完，下面喝彩声，足有半刻时辰，于是她又随意唱了一个才走下台来，即刻便有一群小空军迎上去把她拥走了。我还想站着听几个歌，李家女儿却吵着要到另外一个厅去摸彩去。正当我们挤出人堆离开舞池的当儿，突然有人在我身后抓住了我的膀子叫了一声：
　　
　　“师娘！”
　　
　　我一回头，看见叫我的人，赫然是刚才在台上唱“东山一把草”的那个女人。来到台北后，没有人再叫我“师娘”了，个个都叫我秦老太，许久没有听到这个称呼，蓦然间，异常耳生。
　　
　　“师娘，我是朱青。”那个女人笑吟吟的望着我说道。
　　
　　我朝她上下打量了半天，还没来得及回话，一群小空军便跑来，吵嚷着要把她挟去跳舞。她把他们摔开，凑到我耳根下说道：
　　
　　“你把地址给我，师娘，过两天我接你到我家去打牌，现在我的牌张也练高了。”
　　
　　她转身时又笑吟吟的悄声对我说道：
　　
　　“师娘，刚才我也是老半天才把你老人家认出来呢。”
　　
　　从前看京戏，伍子胥过昭关一夜便急白了头发，那时我只道戏里那样做罢了，人的模样儿哪里就变得那么厉害。那晚回家，洗脸的当儿，往镜子里一端详，才猛然发觉原来自己也洒了一头霜，难怪连朱青也认不出我来了。从前逃难的时候，只顾逃命，什么事都懵懵懂懂的，也不知黑天白日。我们撤退到海南岛的时候，伟成便病殁了。可笑他在天上飞了一辈子，没有出事，坐在船上，却硬生生的病故了。他染了痢疾，船上害病的人多，不够药，我看着他屙痢屙得脸发了黑。他一断气，船上水手便把他用麻包袋套起来，和其他几个病死的人，一齐丢到了海里去，我只听得“嘭”一下，人便没了。打我嫁给伟成那天起，我心里已经盘算好以后怎样去收他的尸骨了。我早知道像伟成他们那种人，是活不过我的。倒是没料到末了连他尸骨也没收着。来到台湾，天天忙着过活，大陆上的事情，竟逐渐淡忘了。老实说，要不是在新生社又碰见朱青，我是不会想起她来了的。
　　
　　过了两天，朱青果然差了一辆计程车带张条子来接我去吃晚饭。原来朱青就住在信义路四段，另外一个空军眷属区里。那晚她还有其他的客人，是三个空军小伙子，大概周未从桃园基地来台北度假的，他们也顺着朱青乱叫我师娘起来，朱青指着一个白白胖胖，像个面包似的矮子向我说道：
　　
　　“这是刘骚包，师娘，回头你瞧他打牌时，那副狂骨头的样儿就知道了。”
　　
　　那个姓刘的便凑到朱青跟前嬉皮笑脸的嚷道：
　　
　　“大姐，难道今天我又撞着你什么了？到现在还没有半句好话呢。”
　　
　　朱青只管吃吃的笑着，也不去理他，又指着另外一个瘦黑瘦黑的男人说道：
　　
　　“他是开小儿科医院的，师娘只管叫他王小儿科就对了。他和我们打了这么久的麻将，就没和出一副体面的牌来。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鸡和大王。”
　　
　　那个姓王的笑歪了嘴，说道：
　　
　　“大姐的话先别说绝了，回头上了桌子，我和老刘上下手把大姐夹起来，看大姐再赌厉害。”
　　
　　朱青把面一扬，冷笑道：
　　
　　“别说你们这对宝器，再换两个厉害的来，我一样有本事教你们输得当了裤子才准离开这儿呢。”
　　
　　朱青穿了一身布袋装，肩上披着件红毛衣，袖管子甩荡甩荡的，两筒膀子却露在外面。她的腰身竟变得异常丰圆起来，皮色也细致多了，脸上画得十分入时，本来生就一双水盈盈的眼睛，此刻顾盼间，露着许多风情似的。接着朱青又替我介绍了一个二十来岁叫小顾的年轻男人。小顾长得比先头那两个体面得多，茁壮的身材，浓眉高鼻，人也厚实，不像那两个那么嘴滑。朱青在招呼客人的时候，小顾一径跟在她身后，替她搬挪桌椅，听她指挥，做些重事。
　　
　　不一会，我们入了席，朱青便端上了头一道菜来，是一盆清蒸全鸡，一个琥珀色的大瓷碗里盛着热气腾腾的一只大肥母鸡，朱青一放下碗，那个姓刘的便跳起来走到小顾身后，直推着他嚷道：
　　
　　“小顾，快点多吃些，你们大姐炖鸡来补你了。”
　　
　　说着他便跟那个姓王的笑得发出了怪声来。小顾也跟着笑了起来，脸上却十分尴尬。朱青抓起了茶几上一顶船形军帽，迎着姓刘的兜头便打，姓刘的便抱了头绕着桌子窜逃起来。那个姓王的拿起羹匙舀了一瓢鸡汤送到口里，然后舐唇咂嘴的叹道：
　　
　　“小顾来了，到底不同，大姐的鸡汤都炖得下了蜜糖似的。”
　　
　　朱青丢了帽子，笑得弯了腰，向那姓刘的和姓王的指点了一顿，咬着牙齿恨道：
　　
　　“两个小挨刀的，诓了大姐的鸡汤，居然还吃起大姐的豆腐来！”
　　
　　“大姐的豆腐自然是留给我们吃的了。”姓刘的和姓王的齐声笑道。
　　
　　“今天要不是师娘在这里，我就要说出好话来了，”朱青走到我身边，一只手扶在我肩上笑着说道，“师娘，你老人家莫见怪。我原是召了这群小弟弟来侍候你老人家八圈的，哪晓得几个小鬼头平日被我惯坏了，嘴里没上没下混说起来。”
　　
　　朱青用手戳了一下那个姓刘的额头，说道：
　　
　　“就是你这个骚包最讨人嫌！”
　　
　　说着便走进厨房里去了。小顾也跟了进去帮朱青端菜出来。那餐饭我们吃了多久，姓刘的和姓王的便和朱青说了多久的风话。
　　
　　自那次以后，隔一两个礼拜，朱青总要来接我到她家去一趟。可是见了她那些回数，过去的事情，她却一句也没有提过。我们见了面总是忙着搓麻将。朱青告诉我说，小顾什么都不爱，惟独喜爱这几张。他一放了假，从桃园到台北来，朱青就四处去替他兜搭子，常常连她巷子口那家杂货店一品香老板娘也拉了来凑脚。小顾和我们打牌的当儿，朱青便不入局，她总端张椅子，挨着小顾身后坐下，替小顾点张子。她跷着脚，手肘子搭在小顾肩上，嘴里却不停的哼着歌儿，又是什么《叹十声》，又是什么《怕黄昏》，唱出各式各样的名堂来。有时我们打多久的牌，朱青便在旁边哼多久的歌儿。
　　
　　“你几时学得这么会唱歌了，朱青？”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她道，我记起她以前讲话时，声音都怕抬高些的。
　　
　　“还不是刚来台湾找不到事，在空军康乐队里混了这么些年学会的。”朱青笑着答道。
　　
　　“秦老太，你还不知道呀，”一品香老板娘笑道，“我们这里都管朱小姐叫‘赛白光’呢。”
　　
　　“老板娘又拿我来开胃了，”朱青说道，“快点用心打牌吧，回头输脱了底，又该你来闹着熬通宵了。”
　　
　　遇见朱青才是三四个月的光景，有一天，我在信义路东门市场买卤味，碰见一品香的老板娘在那儿办货，她一见了我就一把抓住我的膀子叫道：
　　
　　“秦老太，你听见没有？朱小姐那个小顾上礼拜六出了事啦！他们说就在桃园的飞机场上，才起飞几分钟，就掉了下来。”
　　
　　“我并不知道呀。”我说。
　　
　　一品香老板娘叫了一辆三轮车便和我一同往朱青家去看她去。一路上一品香老板娘自说自话叨登了半天：
　　
　　“这是怎么说呢？好好的一个人一下子就没了。那个小顾呀，在朱小姐家里出入怕总有两年多了。初时朱小姐说小顾是她干弟弟，可是两个人那么眉来眼去，看着又不像。我们巷子里的人都说朱小姐爱吃‘童子鸡’，专喜欢空军里的小伙子。谁能怪她呀？像小顾那种性格的男人，对朱小姐真是百依百顺，到哪儿去找？我替朱小姐难过！”
　　
　　我们到了朱青家，按了半天铃，没有人来开门，不一会儿，却听见朱青隔着窗子向我们叫道：
　　
　　“师娘，老板娘，你们进来呀，门没有闩上呢。”
　　
　　我们推开门，走上她客厅里，却看见原来朱青正坐在窗台上，穿了一身粉红色的绸睡衣，捞起了裤管跷起脚，在脚趾甲上涂寇丹，一头的发卷子也没有卸下来。她见了我们抬起头笑道：
　　
　　“我早就看见你们两个了，指甲油没干，不好穿鞋子走出去开门，叫你们好等——你们来得正好，晌午我才炖了一大锅糖醋蹄子，正愁没人来吃。回头对门余奶奶来还毛线针，我们四个人正好凑一桌麻将。”
　　
　　正说着余奶奶便走了进来。朱青慌忙从窗台上跳了下来，收了指甲油，对一品香老板娘说道：
　　
　　“老板娘，烦你替我摆摆桌子，我进去厨房端菜来。今天都是太太们，手脚快，吃完饭起码还有二十四圈好搓。”
　　
　　朱青进去厨房，我也跟了进去帮个忙儿。朱青把锅里的糖醋蹄子倒了出来，又架上锅头炒了一味豆腐。我站在她身旁端着盘子等着替她盛菜。
　　
　　“小顾出了事，师娘该听到了？”朱青一边炒菜，头也没有回，便对我说道。
　　
　　“刚才一品香老板娘告诉我了。”我说。
　　
　　“小顾这里没有亲人。他的后事由我和他几个同学料理清楚了。昨天下午，我才把他的骨灰运到碧潭公墓下了葬。”
　　
　　我站在朱青身后，瞅着她，没有说话，朱青脸上没有施脂粉，可是看着还是异样的年轻朗爽，全不像个三十来岁的妇人，大概她的双颊丰腴了，肌肤也紧滑了，岁月在她的脸上好像刻不下痕迹来了似的。我觉得虽然我比朱青还大了一大把年纪，可是我已经找不出什么话来可以开导她的了。朱青利落的把豆腐两翻便起了锅，然后舀了一瓢，送到我嘴里，笑着说道：
　　
　　“师娘尝尝我的‘麻婆豆婆’，可够味了没有？”
　　
　　我们吃过饭，朱青便摆下麻将桌子，把她待客用的那副苏州竹子牌拿了出来。我们一坐下去，头一盘，朱青便撂下一副大三元来。
　　
　　“朱小姐，”一品香老板娘嚷道，“你的运气这样好，该去买‘爱国奖券’了！”
　　
　　“你们且试着吧，”朱青笑道，“今天我的风头又要来了。”
　　
　　八圈上头，便成了三归一的局面，朱青面前的筹码堆到鼻尖上去了。朱青不停的笑声，嘴里翻来滚去哼着她常爱唱的那首《东山一把青》。隔不了一会儿，她便哼出两句：
　　
　　嗳呀嗳嗳呀，
　　
　　郎呀，采花儿要趁早哪——
　　
　　

啼妃

梁父吟

一个深冬的午后，台北近郊天母翁寓的门口，一辆旧式的黑色官家小轿车停了下来，车门打开，里面走出来两个人。前面是位七旬上下的老者，紧跟其后，是位五十左右的中年人。老者身着黑缎面起暗团花的长袍，足登一双绒布皂鞋，头上戴了一顶紫貂方帽，几络自发从帽沿下露了出来，披覆在他的耳背上，他的两颐却蓄着一挂丰盛的银髯。老者身材硕大，走动起来，胸前银髯，临风飘然，可是他脸上的神色却是十分的庄凝。他身后那位中年人穿了一身深黑的西服，系着一根同色领带。他戴了一副银丝眼镜，头发也开始花白了，他的面容显得有点焦黄疲惫。老者和中年人一走近大门，里面一个苍老的侍从老早打开了门，迎了出来，那个侍从也有六十开外了，他穿着一身褪了色的蓝布中山装，顶上的头发已经落尽，背却佝偻得成了一把弯弓，他向老者和那位中年人不停的点着头说道：

    “长官回来了？雷委员，您好？”

    雷委员向那个老侍从还了礼，然后便转过来微微欠身向老者恭敬的说道：

    “朴公累了一天，要休息了吧？我要告辞了。”

    “不要紧，进来坐坐，我还有话要跟你说。”朴公摆了摆手，并没有回头，却踏着迟缓而稳健的步子，径自往门内走了进去，雷委员也跟着走了进来。那个老侍从便马上过去把大门关上。

    “赖副官。”朴公叫道。

    “有。”赖副官赶忙习惯的做了一个立正的姿势，两手贴在腿侧上，可是他的背却仍旧佝偻着，伸不直了。

    “沏两杯茶，拿到我书房来。”

    “是，长官。”赖副官一行应着，一行却弯着身子走了。

    宅内的院子里，别的树木都没有种，单沿着围墙却密密的栽了一丛紫竹，因是深冬，院子的石径上都飘满了脱落的叶箨。朴公和雷委员走向屋内时，踏在焦脆的竹叶片上，一直发着哗剥的碎声。朴公和雷委员走进屋内书房时，赖副官早已经端着两盅铁观音进来，搁在一张嵌了纹石的茶几上了，然后他又弯着身点着头向雷委员说：

    “雷委员请用茶。”

    朴公进到书房里，并没有摘下帽子，便径自走到茶几旁边一张紫檀木太师椅上坐了下来，捧起了一盅热茶，暖了一暖手，吹开浮面的茶叶，啄了一口，然后才深深的舒了一口气。他举目看见雷委员仍旧立着时，便连忙用手示了一下意，请雷委员在另一张太师椅上坐下。

    书房内的陈设十分古雅，一壁上挂着一幅中堂，是明人山水，文征明画的寒林渔隐图。两旁的对子却是郑板桥的真迹，写得十分苍劲雄浑：

    锦江春色来天地

    玉垒浮云变古今

    另一壁也悬了一副对联，却是汉魏的碑体，乃是展堂先生的遗墨。上联题着“朴园同志共勉”。下联书明了日期：民国十五年北伐誓师前夕。联语录的是《国父遗嘱》：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努力

    靠窗左边是一张乌木大书桌，桌上的文房四宝一律齐全。一个汉玉鲤鱼笔架，一块天籁阁珍藏的古砚，一只透雕的竹笔筒里插着各式的毛笔，桌上单放着一部翻得起了毛的线装《资治通鉴》。靠窗的右边，有一个几案，案头搁着一部大藏金刚经，经旁有一支饕餮纹三脚鼎的古铜香炉，炉内积满了香灰，中间还插着一把烧剩了的香棍。“你们老师——”朴公坐下后，沉思良久，才开言道。“是的，朴公。”朴公说了一句，没有接下去，雷委员便答腔道。

    “你们老师，和我相处，前后总有五十多年了——”朴公顿了一顿才又说道，“他的为人，我知道得太清楚。”

    “是的，朴公，”雷委员答道，“恩师和朴公的厚谊我们都知道。”

    “‘狂狷’二字是你老师的好处，可是他一辈子吃亏，也就是这个上头。孟养——他的性子是太刚了些。”朴公点着头叹了一口气。

    “恩师的为人，实在是叫人景仰的。”雷委员说道。

    “虽然这样说，跟他共事就有点难了，”朴公转向雷委员，“你做过他这些年的幕僚，你当然知道。”

    “是的，是的，”雷委员赶快接口道，“恩师行事，一向令重如山，口出必行，那是没有人敢违背的。”

    “你们背地下都把他比做七月里的大太阳——烈不可当，是吗？”朴公侧过身去，微笑着问道。雷委员会心的笑了一下，却没敢答腔。朴公把头上的貂皮帽摘了下来，用手搔了一下头上那几络白发，又独自沉思起来。

    “其实，他晚年也是十分孤独的——”隔了半晌，朴公才喃喃自语的说道。

    “嗯，朴公？”

    “我说，”朴公转头过去提高了声音，“孟养，他的性子太烈了。做了一辈子的事，却把世人都得罪了。就是我和仲默两人还能说说他。”

    “恩师对朴公和仲公二位一向推崇备至。”雷委员欠身转向朴公，脸上充满了敬意的说道。朴公捋了一捋他胸前那挂银须，微微的笑了一下。

    “我和仲默倒未必真有什么地方叫他折服。不过，我们三人当初结识，却颇有一段渊源——这个，恐怕连你也不太清楚呢。”

    “我记得恩师提过：他和朴公、仲公都是四川武备学堂的同学。”

    “那倒是。不过，这里头的曲折，说来又是话长了——”朴公轻轻的叹了一下，微微带笑的合上了目。雷委员看见朴公闭目沉思起来，并不敢惊动他，静等了一刻工夫，才试探着说道：

    “朴公讲给我们晚辈听听，日后替恩师作传，也好有个根据。”

    “唔——”朴公吟哦了一下，“说起来，那还是辛亥年间的事情呢，仲默和他夫人杨蕴秀，刚从日本回来，他们在那边参加了同盟会，回来是带了使命的：在四川召集武备学堂的革命分子，去援助武汉那边大举起义。那时四川哥老会的袍哥老大，正是八千岁罗梓舟，他带头掩护我们暗运军火入武昌。其实我们几个人虽然是先后同学，彼此并不认识，那次碰巧都归成了一组。我们自称是‘敢死队’，耳垂上都贴了红做暗记的，提出的口号是‘革命倒满·倒满革命’。一时各路人马，揭竿而起，不分昼夜，兼水陆纷纷入鄂。仲默的夫人杨蕴秀到底不愧是个有胆识的女子！”朴公说着不禁赞佩的点了几下头。

    “仲公的夫人确实是位巾帼英雄。”雷委员也附和着称赞道。

    “你知道吗？那天运军火进武昌，就是由杨蕴秀扮新娘。炸弹都藏在她的花轿里。孟养和我呢，就打了红包头扮抬轿夫，仲默却是一身长袍马褂骑在马上做新郎官。加上几个袍哥同志，吹吹打打便混进了正阳门。那晓得一进城，里面早已风声鹤唳，人心惶惶了。原来文学社的几个同志走漏事机，总督下令满城捕人，制台衙门门前已经悬上了我们革命同志的头颅了。我们马上接到胭脂巷十号的命令：事出仓猝，提前发难，当晚子时，以炮鸣为号。任务是炸制台衙门，抢救狱中同志。我们几个人便藏到了杨蕴秀姐姐家，伺机而动。那天夜晚，也真好像天意有知一般，竟是满城月色，景象十分悲肃。我们几个人都换上了短打，连杨蕴秀也改了男装。大家几杯烧酒一下肚，高谈国家兴亡，都禁不住万分慷慨起来。你老师最是激昂，我还记得，他喝得一脸血红，把马刀往桌上一拍，拉起我和仲默两个人，便效那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在院子里献血为盟，对天起誓：‘不杀满奴，誓不生还。’约定日后大家有福共享，有难同当。那时倒真是都抱了必死之心的，三个人连姓名生辰都留下了。算起来，我是老大，仲默居二，你老师年纪最小。是老幺。他那时才不过二十岁——”

    “哦？”雷委员惊讶的插话道，“我倒不曾知道，原来恩师和朴公、仲公，还有这么一段渊源呢！”

    “你哪里能得知？”朴公又捋了一下他胸前的银髯，笑道，“那段过往，确实是我们三个人的秘密。那晚我们才等到十时左右，城东工程营那边便突然间枪声震响起来了。几个人正还犹疑，你老师便跳了起来，喊道：‘外面都动了兵器了，我们还在这里等死吗？’说着便抢了几枚炸弹，拖起马刀往外面冲去，我们也纷纷拥了出去。原来外面人声汹汹，武昌城内早已火光冲天了。混战了一夜，黎明的光景，大势已定，武昌城内，到处都飘满了我们革命军的白旗了。于是我们一队人便走向蛇山楚望台去集合，经过黄鹤楼的时候，你老师突然兴致大发，一下子跑到了上面去，脱下了一件血迹斑斑的白布褂子，用竹竿挑起，插到了楼檐上去，然后他站到黄鹤楼的栏杆上，挥着一柄马刀，朝了我们呼喊道：‘革命英雄——王盂养在此。’他那时那股豪狂的劲道，我总还记得。”朴公又微微的笑了一下，停下来喝了一口铁观音。

    “要不是朴公今天提起，恩师那些事迹竟埋没了，”雷委员说道，“这些都该写入传里去的。”

    “可以写，”朴公点首赞许道，“你老师年轻时那些任侠事迹，只有我才最清楚。那次起义，虽然事出仓猝，由几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闯成了革命，可是也就是那么一闯，却把个民国给闯了出来呢。第二天我们便通电全国，称中华年号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朴公沉吟了片刻，又缓缓的说道，“也就是从那时起，日后几十年间，我们三个人东征西讨，倒也真还能做到‘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地步。你老师当了总司令的时候，官位比我们都高，背着人，我和仲默一样叫他‘老幺’。”朴公朝雷委员点头笑了一下，雷委员也笑了起来。“他也始终把我和仲默以兄长看待，所以只有我和仲默还够拘阻他一些。我一生谨慎，吃亏的地方少。仲默厚道，与人无争。不过，平心而论，讲到才略机智，我要首推你们老师——”朴公竖起了一双寿眉，举起了大拇指说道，“我老早背地下就和仲默说过：‘老二，日后叱咤风云，恐怕还要看我们那个小的呢。’后来果然应了我的话，你老师的成就确实在我们之上。”

    “恩师的才智实在是令人钦服的，”雷委员说道，“只可惜还没能展尽就是了。”

    “不是这样说，”朴公摆了一摆手止住雷委员道，“他倒真是做过了一番事业的。不过你老师发迹得早，少年得志，自然有他许多骄纵的地方，不合时宜。这不能怨天尤人，还是要怪他自己的性格。孟养——”朴公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

    “他确实太刚烈了。”说完朴公和雷委员对坐着，各自又默默的沉思起来，隔了一刻工夫，雷委员才轻轻的喟叹了一声说道：

    “不过——今天总算是风光了。难为人到得那么齐全，连王钦公、李贤公、赵冕公竟也亲自来了。”

    “是吗？”朴公微感惊讶的问道，“他们也来了吗？我怎么没见着呢？”

    “他们来得很早，一会儿工夫就告辞了。”

    “哦——”朴公若有所思的说道，“我也有多少年没有见着他们了。他们几个送来的挽联，挂在灵堂里，我倒看到了。虽然王钦之和你老师有过一段恩怨，可见他对你老师也还是十分推重的。”

    “是的，朴公。”雷委员赶忙应道。

    “今天的公祭倒也还罢了，”朴公说道，“虽说身后哀荣，也不能太离了格。我看孟养的那个男孩子，竞不大懂事。大概在外国住久了，我们中国人的人情礼俗，他不甚了解。”

    “家骥兄刚从美国回来，他对国内的情形是比较生疏一点。”雷委员解说道。

    “治丧委员会的人，和他商量事情，他一件件都给驳了回来，我主持这个治丧会，弄得很为难，他是亡者的家属，又是孝子，我也不便太过专揽。后来我实在看不过去，便把他叫到一旁，对他说道：‘当然古训以哀戚为重，可是你父亲不比常人，他是有过功勋的。开吊这天，是国葬的仪式，千人万众都要来瞻仰你父亲的遗容。礼仪上有个错失，不怕旁人物议，倒是对亡者失敬了。’我的话只能说到这一步，我看他的情形，竟有点不耐烦的样子。”

    “家骥兄办事，确实还少了一点历练。”雷委员点头附和道。

    “还有一件事，我也对他直说了，孟养的夫人早过世，孟养在医院卧病这两年，侍候汤药，扶上扶下，都还靠他那位继室夫人。他们这次发讣文，竟没有列她的名字。她向我哭诉，要我主持公道。以我和你老师的情分，我不能不管。可是这到底是他们的家事，我终究还是个外人，不便干预。最后我只得委婉的和盂养那个男孩子说了：‘看在你亡父的分上，日后生活，你们多少照顾些。’”朴公说到这里，却太息了一下，愀然说道：

    “看见这些晚辈们行事，有时却不由得不叫人寒心呢。”

    雷委员也跟着点头，唏嘘了一番。朴公手里一直捧着那盅早已凉掉了的铁观音，又默然沉思起来。雷委员看见朴公面上，已经有了些倦容，他便试探着说道：

    “朴公身体乏了吧，我该——”

    朴公抬起头看看雷委员，又望望窗外，说道：

    “天色已经不早了。这样吧，你索性留在我这里，陪我对一盘棋，吃了晚饭再走。”

    说着他也不等雷委员同意，便径自走向棋桌，把一副围棋摆上，雷委员也只得跟着坐到棋桌边。刚坐下去，朴公抬头瞥见几案的香炉里，香早已烧尽，他又立了起来，走到几案那里，把残余的香棍拔掉，点了一把龙涎香，插到那只鼎炉内。一会儿功夫，整个书房便散着一股浓郁的龙涎香味了。朴公和雷委员便开始对弈起来。下了两三手的当儿，书房门突然打开了，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子走了进来，他穿了一身整洁的卡其学生制服，眉眼长得十分清俊，手里捧碗热气腾腾的汤药。

    “爷爷，请用药。”他小心翼翼的把那碗汤药搁在茶几上便对朴公说道。朴公抬头看见他，脸上马上泛出了一丝笑容，但是却厉声喝道：

    “还不快叫雷伯伯？”

    “雷伯伯。”男孩子赶快做了一个立正的姿势，朝着雷委员深深的行了一个礼。

    “这位就是令孙少爷了吧？”雷委员赶忙还礼笑道。

    “我的小孙子——效先。”朴公指了一指他的孙子。

    “好聪明的长相！”雷委员夸赞道。

    “他今年小学三年级了，在女师附小念书，”朴公介绍道，“他是在美国生的，我的男孩子两夫妻都在那边教书。前几年，他祖母把他接了回来。他祖母过世后，便一直跟着我。他刚回来的时候，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简直成了个小洋人！现在跟着我念点书，却也背得上几首唐诗了。”

    “哦——？”雷委员惊讶道。

    “你能背首诗给雷伯伯听吗？”朴公捋了一捋他的银胡须。

    “背哪一首诗，爷爷？”

    “你还能记得多少首？”朴公喝道，“上礼拜教给你的那首《凉州词》还记得吗？”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朴公的孙子马上毫不思索摇着头琅琅的把那首《凉州词》背了出来。

    “了不得！了不得！”雷委员喝彩道，“这点年纪就有这样的捷才。朴公，”他转向朴公又说道，“莫怪我唐突，将来恐怕‘雏凤清于老风声’呢。”

    “不要谬奖他，”朴公说道，脸上不禁泛满了得意的笑容，向他的孙子说了句“去吧”。

    朴公的孙子离开书房后，朴公便把那碗热汤药捧起来，试着喝了几口。

    “朴公近来贵体欠安吗？”雷委员停下了棋，关怀的问道。

    “倒也没有什么，”朴公答道，“你还记得我和你老师北伐打龙潭那一仗吗？我受了炮伤。”

    “是的，是的，我记得。”雷委员赶忙应道。

    “那时还年轻，哪里在意，现在上了年纪，到底发着了，天寒的时候，腰上总是僵痛，电疗过几次，并不见效，我便到奚复一那里去抓了一帖药，服着好像还克化得动似的。”朴公说着，已经把那一碗汤药饮尽，然后又开始和雷委员对奔起来。下到二十手的光景，雷委员有一角被朴公打围起来，勒死了，他在盒子里一直抓弄棋子，想了差不多十来分钟才能下手。

    “朴公——”他抬头时，发觉原来朴公坐在那里，垂着头，已经矇然睡去。他赶忙立了起来，走到朴公身旁，在朴公耳边，又轻轻的唤了一声：

    “朴公——”

    “嗯？”朴公睁开了惺松的睡眼，含糊的问道，“该我下了吗？”

    “朴公该休息了，打扰了一个下午，我想我还是先告辞了吧。恩师那边还有许多后事等我去了结呢。”

    朴公怔怔的思索了半晌，终于站了起来说道：

    “也好，那么你把今天的谱子记住。改日你来，我们再收拾这盘残局吧。”

    朴公送雷委员到院子里的时候，雷委员再三请朴公止步，朴公并没有理会，径自往大门走去，走到门口时，他却若有所思的停了下来，对雷委员说道：

    “下月二十五日，是你老师的‘七七’。”

    “是的，朴公。”

    “你老师那边打算在家里做呢？还是到寺里去呢？”

    雷委员的脸上现出了难色，隔了半晌，终于说道：

    “此事我跟家骥兄商量过了。他说他们几个人都是信基督教的，不肯举行佛教的仪式。”

    “哦——”朴公点头沉吟道，“那么这样吧，那天由我出名，在善导寺替孟养念经超渡好了。下月也是仲默的周忌，正好替他两人一齐开经，仲默的夫人也要参加的。”

    朴公说着，又歪过了身子，凑到雷委员耳根下，低声说道：

    “你老师打了一辈子的仗，杀孽重。他病重的时候，跟我说常常感到心神不宁。我便替他许下了愿，代他手抄了一卷金刚经，刚刚抄毕。做‘七七’那天，拜大悲忏的时候，正好拿去替他还愿。”

    朴公说毕，赖副官已经把汽车叫过来送客，打开车门在那里等候着了。正当雷委员要跨上车的时候，朴公又招住了他，把他叫到跟前，对他说道：

    “还有一句话，是你老师临终时留下来的：日后回大陆，无论如何要把他的灵柩移回家乡去。你去告诉他的那些后人，一定要保留一套孟养常穿的军礼服，他的那些勋章也要存起来，日后移灵，他的衣裳佩挂是要紧的。”

    “是的，朴公，我一定照办。”

    “唔——”朴公吟哦了一下，最后说道：“你老师生前，最器重你。他的后事，你多费点心。至于他那些后辈，有什么不懂事的地方，你担待些，不要计较了。”

    “这点请朴公绝对放心。”雷委员向朴公深深的行了一个礼便跨进汽车里去。

    “赖副官，开饭了吧。”朴公目送雷委员离开后，便吩咐赖副官道。

    “是，长官。”赖副官连忙弯着腰做了个立正的姿势应道，然后蹒跚的走过去把大门关上。

    朴公回到院子里的时候，冬日的暮风已经起来了，满院里那些紫竹都骚然的抖响起来。西天的一抹落照，血红一般，冷凝在那里。朴公踱到院子里的一角，却停了下来。那儿有一个三叠层的黑漆铁花架，架上齐齐的摆着九盆兰花，都是上品的素心兰，九只花盆是一式回青白瓷璃龙纹的方盆，盆里铺了冷杉屑。兰花已经盛开过了，一些枯褐的茎梗上，只剩下三五朵残苞在幽幽的发着一丝冷香。可是那些叶子却一条条的发得十分苍碧。朴公立在那几盆萧疏的兰花面前，背着手出了半天的神，他胸前那挂丰盛的银髯给风吹得飘扬了起来。他又想起了半个世纪以前，辛亥年间，一些早已淡忘了的佚事来，直到他的孙子效先走来牵动他的袖管，他才扶着他孙子的肩膀，祖孙二人，一同入内共进晚餐。

啼妃

思旧赋

一个冬日的黄昏，南京东路一百二十巷中李宅的门口，有一位老妇人停了下来，她抬起头，觑起眼睛，望着李宅那两扇朱漆剥落，已经沁出点点霉斑的桧木大门，出了半天的神。老妇人的背脊完全佝偻了，两片崚赠的肩胛，高高耸起，把她那颗瘦小的头颅夹在中间；她前额上的毛发差不多脱落殆尽，只剩下脑后挂着一撮斑白的发髻。老妇人的身上，披着一件黑色粗绒线织成的宽松长外套，拖拖曳曳，垂到了她的膝盖上来。她的身躯已经干枯得只剩下一袭骨架，裹在身上的衣服，在风中吹得抖索索的。她的左手弯上，垂挂着一只黑布包袱。

    李宅是整条巷子中唯一的旧屋，前后左右都起了新式的灰色公寓水泥高楼，把李宅这栋木板平房团团夹在当中。李宅的房子已经十分破烂，屋顶上瓦片残缺，参差的屋檐，缝中长出了一撮撮的野草来。大门柱上，那对玻璃门灯，右边一只碎掉了，上面空留着一个锈黑的铁座子。大门上端钉着的那块乌铜门牌，日子久了，磨出了亮光来，“李公馆”三个碑体字，清清楚楚地现在上面。老妇人伸出了她那只鸟爪般瘦棱的右手，在那两扇旧得开了裂的大门上，颤抖地摸索了片刻。她想去揿门上的电铃，但终于迟疑地缩了回来，抬起头，迷们地环视了一下，然后蹒跚地离开了李宅大门，绕到房子后门去。

    “罗伯娘——”

    老妇人伫立在李宅后门厨房的那扇窗户底下，试探着叫了一声，她听见厨房里有人放水的声音。那扇幽暗的窗户里，倏地便探出了一只头来。那也是一个老妪，一头蓬乱的白发，仍然丰盛得像只白麻织成的网子一般；她的面庞滚圆肥大，一脸的苍斑皱纹，重重叠叠，像只晒得干硬的袖子壳；两个眼袋子乌黑地浮肿起来，把眼睛挤成了两条细缝；一双肥大的耳朵挂了下来，耳垂上穿吊着一对磨得泛了红的金耳环子。

    “二姊，是我——顺恩嫂。”顺恩嫂佝着背仰起面叫道，她的声音尖细颤抖。

    “老天爷！”罗伯娘便在里面粗着喉咙喊了起来，她的嗓门洪大响亮。接着一阵登登脚步声，顺恩嫂便看见罗伯娘打开了后门，摇摇摆摆，向她迎了过来。罗伯娘的身躯有顺恩嫂一倍那么庞大，她穿了一件粗蓝布棉袄，胸前一个大肚子挺得像只簸箕，腰上系得一块围裙，差不多拖到了脚背上。她踏着八字脚，走一步，大肚子便颠几下，那块长围裙也跟着很有节奏地波动起来。

    “老妹子，”罗伯娘走出去，一把便搀住了顺恩嫂细瘦的膀子，扶住她往门内厨房中引去，“我的左眼皮跳了一天，原来却应在你身上！”

    罗伯娘把顺恩嫂安置在厨房中的一张矮凳上，接过了她的包袱，然后端了一张凳子坐在她的对面。两个老妇人坐定后，罗伯娘朝着顺恩嫂叹了一口气，说道：

    “老妹，我以为你再也不来看我们了。”

    “二姊——”顺恩嫂赶忙乱摇了几下那双鸟爪般的瘦手止住罗伯娘，微带凄楚地叫了一声，“这种话，亏你老人家说得出来。离了公馆这些年，哪里过过一天硬朗的日子？老了，不中用了，身体不争气——”。

    “可是呢，老妹，”罗伯娘端详了顺恩嫂一下，“你的精神看着比前几年又短了些。近来血压可平服了？”

    顺恩嫂摇了一摇瘦小的头颅，苦笑道：

    “哪里还能有那种造化？在台南这几年，大半都是床上睡过去的。头晕，起不来。拖得七生那一家也可怜。”

    “总算你有福气！”罗伯娘伸出肥大粗黑的手，拍了一下顺恩嫂的肩膀，“有个孝顺儿子送你的终。像我无儿无女，日后还不知道死在什么街头巷尾呢？”

    “二姊——”顺恩嫂执住了罗伯娘的胖手，“你在公馆几十年，明日你上西天，长官小姐还能少得了你一副衣棺吗？”

    罗伯娘挣脱了顺恩嫂的双手，瞅着她，点了几下头，隔了半晌，才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老妹子，你这么久没有上来，怨不得你不懂得我们这里的事儿了——”

    顺恩嫂却颤巍巍地立了起来，把搁在灶台上她那只黑包袱打开，里面全是一个个雪白的大鸡蛋。

    “七生媳妇养了几十只来亨鸡。这些双黄蛋是我特别挑来送给长官小姐他们吃的。二姊，你去替我到长官面前回一声，就说顺恩嫂来给长官老人家请安。”

    “好大的鸡蛋！”罗伯娘拣了两个鸡蛋在耳边摇了两下，“你尽管搁着吧。长官不舒服，又犯了胃气，我刚服侍他吃了药睡下了，有一阵子等呢。”

    “这次怎么我都挣扎着上来。我这把年纪，看得到他们一回算一回了。”顺恩嫂叹道。

    “你早就该来看看他们喽——”罗伯娘身也没回便答道。她从碗柜里拿出一个饼干盒来，把那些鸡蛋小心翼翼地装进铁盒里去，随手她又拿起了灶台上那块碱，继续弯着身子吃力地磨洗起案台上的油腻来。顺恩嫂站在案台边的水槽旁，替罗伯娘把水槽中浸着的两块发了黑的抹布，搓了几下，取出来扭干。她一边扭，两只细弱的手臂在发抖。

    “二姊——”顺恩嫂手里紧执着那两块抹布，若有所思地叫罗伯娘道，“夫人——”

    “嗯？”罗伯娘鼓着腮帮子，喘吁吁地，磨得案台上都是灰卤卤的油腻水。

    “夫人——她临终留下了什么话没有？”顺恩嫂悄声问道。

    罗伯娘停了一下，捞起围裙揩了一揩额上的汗水，闭上眼睛思索良久，才答道：

    “我仿佛听见长官说，夫人进医院开刀，只醒过来一次，她喊上一句：‘好冷。’便没有话了。”

    “这就对了——”顺恩嫂频频地点着头，脸上顿时充满了悲戚的神色。罗伯娘却从她手里把那两块抹布一把截了过去，哗啦几下把案上的污水揩掉。

    “二姊，你还记得我们南京清凉山那间公馆，花园里不是有许多牡丹花吗？”

    “有什么记不得的？”罗伯娘哼了一下，挥了一挥手里的抹布，“红的、紫的——开得一园子！从前哪年春天，我们夫人不要在园子里摆酒请客，赏牡丹花哪？”

    “一连三夜了，二姊，”顺恩嫂颤抖的声音突然变得凄楚起来，“我都梦见夫人，她站在那些牡丹花里头，直向我招手喊道：‘顺恩嫂，顺恩嫂，快去拿件披风来给我，起风了。’前年夫人过世，我正病得发昏，连她老人家上山，我也没能来送，只烧了两个纸扎丫头给她老人家在那边使用，心里可是一直过意不去的。这两年，夫人不在了，公馆里——”顺恩嫂说到这里就噎住了。

    罗伯娘把两块抹布往水槽里猛一砸，两只手往腰上一叉，肚子挺得高高的，冷笑了一声，截断了顺恩嫂的话：

    “公馆里吗？还不是靠我这个老不死的在这里硬撑？连‘初七’还没做完，桂喜和小王便先勾搭着偷跑了，两个天杀的还把夫人一箱玉器盗得精光。”

    “造孽啊——”顺恩嫂闭上了眼睛，咂着干瘪的嘴巴直摇头。

    罗伯娘突然回过手去揪住她那一头白麻般的发尾子，拈起了案上一把明晃晃的菜刀，在砧板上狠命地砍了几下哼道：

    “我天天在厨房里剁着砧板咒，咒那两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天打雷劈五鬼分尸。’桂喜还是我替夫人买来的呢，那个死丫头在这个屋里，绫罗绸缎，穿得还算少吗？小王是他老子王副官临死托给长官的，养了他成二十年，就是一只狗，主人没了，也懂得叫三声呀！我要看看，那两个天杀的心，到底是什么做的？”

    顺恩嫂一直闭着眼睛，嘴里喃喃念念，瘦小的头颅前后晃荡着。

    罗伯娘放下菜刀，直起身子，反过手去，在腰上扎实地捶了几下。

    “桂喜和小王溜了不打紧，可就坑死了我这个老太婆。这一屋，里里外外，什么芝麻绿豆事不是我一把抓？清得里面来，又顾不得了外面。单收拾这间厨房，险些没累断了我的腰。”

    罗伯娘说着又在腰上捶了几下，顺恩嫂走过来，捧起了罗伯娘那双磨起老茧的胖手。

    “算你疼惜他们，二姊，日后小姐出嫁，再接你去做老太君吧。”

    “我的老太太！”罗伯娘摔开了顺恩嫂的手叫道，“你老人家说得好，可借我没得那种命，小姐？”罗伯娘冷笑了一声，双手又叉到腰上去，肚子挺得高高的。

    “我实对你说了吧，老妹。今年年头，小姐和一个有老婆的男人搞上了，搞大了肚子，和长官吵着就要出去，长官当场打得她贼死，脸都打肿了。那个女孩子好狠，眼泪也没一滴，她对长官说：‘爸爸，你答应，我也要出去，不答应，我也要出去，你只当没有生过我这个女儿就是了。’说完，头也没回便走了。上个月我还在东门市场看见她提着菜篮，大起个肚子，蓬头散发的，见了我，低起头，红着眼皮，叫了我一声：‘嬷嬷。’一个官家小姐，那副模样，连我的脸都短了一截。”

    “造孽啊——”顺恩嫂又十分凄楚地叫了起来。

    “我们这里的事比不得从前了，老妹，”罗伯娘摇动着一头的白发，“长官这两年也脱了形，小姐一走，他气得便要出家，到基隆庙里当和尚去。他的那些旧部下天天都来劝他。有一天，我看着闹得不像样子，便走进客厅里，先跑到夫人遗像面前，跪下去磕了三个响头，才站起来对长官说道：‘长官，我跟着夫人到长官公馆来，前后也有三十多年了。长官一家，轰轰烈烈的日子，我们都见过。现在死的死，散的散，莫说长官老人家难过，我们做下人的也是心酸。小姐不争气，长官要出家，我们也不敢阻拦。只是一件事：我已经七十多岁了，一半早进了棺材，长官一走，留下少爷一个人，这副担子，我可扛不动了。’长官听了我这番话，顿了一顿脚，才不出声了。”

    “二姊，你说什么？少爷——他从外国回来了吗？”顺恩嫂伸出她那双鸟爪般的瘦手，颤抖抖地抓住了罗伯娘的膀子，嗫嚅地问道。

    罗伯娘定定地瞅着顺恩嫂半晌，才点着头说：

    “老妹子，可怜你真的病昏了。”

    “二姊——”顺恩嫂低低地叫了一声。罗伯娘也没答理，她径自摆脱了顺恩嫂的手，把腰上的围裙卸下来，将脸上的油汗乱揩了一阵，然后走过去，把放在米缸上淘干净的一锅米，加上水，搁到煤球炉上，才转过身来对顺恩嫂说道：

    “他是你奶大的，你总算拉扯过他一场，我带你去看看吧。”

    罗伯娘搀了顺恩嫂，步出厨房，往院中走去。院子的小石径上，生满了苍苔，两个老妇人，互相扶持着，十分蹒跚。石径两旁的蒿草，抽发得齐了腰，非常沃蔓，一根根肥大的茎秆间，结了许多蛛网，网上粘满了虫尸。罗伯娘一行走着，一行用手拨开斜侵到径上来的蒿草，让顺恩嫂通过去。当罗伯娘引着顺恩嫂走到石径的尽头时，顺恩嫂才赫然发现，蒿草丛后面的一张纹石圆凳上，竟端坐着一个胖大的男人，蒿草的茎叶冒过了他的头，把他遮住了。他的头顶上空，一群密密匝匝的蚊蚋正在绕着圈子飞。胖男人的身上，裹缠着一件臃肿灰旧的呢大衣，大衣的钮扣脱得只剩下了一粒。他的肚子像只塞满了泥沙的麻包袋，胀凸到了大衣的外面来，他那条裤子的拉链，掉下了一半，露出了里面一束底裤的带子。他脱了鞋袜，一双胖秃秃的大脚，齐齐地合并着，搁在泥地上，冻得红通通的。他的头颅也十分胖大，一头焦黄干枯的短发，差不多脱落尽了，露出了粉红的嫩头皮来。脸上两团痴肥的腮帮子，松弛下垂，把他一径半张着的大嘴，扯成了一把弯弓。胖男人的手中，正抓着一把发了花的野草在逗玩，野草的白絮子洒得他一身。

    罗伯娘搀着顺恩嫂，一直把她引到了胖男人的眼前。顺恩嫂佝着腰，面对着那个胖男人，端详了半晌。

    “少爷——”顺恩嫂悄悄地叫了一声。胖男人张着空洞失神的眼睛，征忡地望着顺恩嫂，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

    “少爷，我是顺恩嫂。”顺恩嫂又凑近了一步，在胖男人的耳边轻轻叫道。胖男人偏过头去，瞪着顺恩嫂，突然他咧开了大嘴，嘻嘻地傻笑起来，口水从他嘴角流了下来，一挂挂滴到了他的衣襟上。顺恩嫂从腋下抽出了一块手帕来，凑向前去，替胖男人揩拭嘴角及衣襟上的口涎，揩着揩着，她忽然张开瘦弱的手臂，将胖男人那颗大头颅，紧紧地搂进了她的胸怀。

    “少爷仔，——你还笑——你最可怜——夫人看见要疼死喽——”

    顺恩嫂将她那干枯的瘦脸，抵住胖男人秃秃的头顶，呜咽地干泣了起来。

    “他们家的祖坟，风水不好。”罗伯娘站在旁边，喃喃自语地说道。

    “少爷仔——少爷仔——”顺恩嫂的手臂围拥着胖男人的头颅，瘦小的身子，前后摇晃。

    她一直紧闭着眼睛，干瘪下塌的嘴巴，一张一翕在抖动，一声又一声，凄症地呼唤着。

    一阵冬日的暮风掠过去，满院子里那些芜蔓的蒿草都萧萧瑟瑟抖响起来，把顺恩嫂身上那件宽大的黑外衣吹得飘起，覆盖到胖男人的身上。罗伯娘伫立在草丛中，她合起了双手，抱在她的大肚子上，觑起眼睛，仰面往那暮云沉沉的天空望去，寒风把她那一头白麻般的粗发吹得统统飞张起来。

啼妃

　　永远的尹雪艳

一
　　
　　尹雪艳总也不老。十几年前那一班在上海百乐门舞厅替她捧场的五陵年少，有些天平开了顶，有些两鬓添了霜；有些来台湾降成了铁厂、水泥厂、人造纤维厂的闲顾问，但也有少数却升成了银行的董事长、机关里的大主管。不管人事怎么变迁，尹雪艳永远是尹雪艳，在台北仍旧穿着她那一身蝉翼纱的素白旗袍，一径那么浅浅地笑着，连眼角儿也不肯皱一下。
　　
　　尹雪艳着实迷人。但谁也没能道出她真正迷人的地方。尹雪艳从来不爱擦胭抹粉，有时最多在嘴唇上点着些似有似无的蜜丝佛陀；尹雪艳也不爱穿红戴绿，天时炎热，一个夏天，她都混身银白，净扮的了不得。不错，尹雪艳是有一身雪白的肌肤，细挑的身材，容长的脸蛋儿配着一副俏丽甜净的眉眼子，但是这些都不是尹雪艳出奇的地方。见过尹雪艳的人都这么说，也不知是何道理，无论尹雪艳一举手、一投足，总有一份世人不及的风情。别人伸个腰、蹙一下眉，难看，但是尹雪艳做起来，却又别有一番妩媚了。尹雪艳也不多言、不多语，紧要的场合插上几句苏州腔的上海话，又中听、又熨帖。有些荷包不足的舞客，攀不上叫尹雪艳的台子，但是他们却去百乐门坐坐，观观尹雪艳的风采，听她讲几句吴侬软话，心里也是舒服的。尹雪艳在舞池子里，微仰着头，轻摆着腰，一径是那么不慌不忙地起舞着；即使跳着快狐步，尹雪艳从来也没有失过分寸，仍旧显得那么从容，那么轻盈，像一球随风飘荡的柳絮，脚下没有扎根似的。尹雪艳有她自己的旋律。尹雪艳有她自己的拍子。绝不因外界的迁异，影响到她的均衡。
　　
　　尹雪艳迷人的地方实在讲不清，数不尽。但是有一点却大大增加了她的神秘。尹雪艳名气大了，难免招忌，她同行的姊妹淘醋心重的就到处吵起说：尹雪艳的八字带着重煞，犯了白虎，沾上的人，轻者家败，重者人亡。谁知道就是为着尹雪艳享了重煞的令誉，上海洋场的男士们都对她增加了十分的兴味。生活悠闲了，家当丰沃了，就不免想冒险，去闯闯这颗红遍了黄浦滩的煞星儿。上海棉纱财阀王家的少老板王贵生就是其中探险者之一。天天开着崭新的开德拉克，在百乐门门口候着尹雪艳转完台子，两人一同上国际饭店二十四楼的屋顶花园去共进华美的宵夜。望着天上的月亮及灿烂的星斗，王贵生说，如果用他家的金条儿能够搭成一道天梯，他愿意爬上天空去把那弯月牙儿掐下来，插在尹雪艳的云鬓上。尹雪艳吟吟地笑着，总也不出声，伸出她那兰花般细巧的手，慢条斯理地将一枚枚涂着俄国乌鱼子的小月牙儿饼拈到嘴里去。
　　
　　王贵生拚命地投资，不择手段地赚钱，想把原来的财富堆成三倍四倍，将尹雪艳身边那批富有的逐鹿者一一击倒，然后用钻石玛瑙串成一根链子，套在尹雪艳的脖子上，把她牵回家去。当王贵生犯上官商勾结的重罪，下狱枪毙的那一天，尹雪艳在百乐门停了一宵，算是对王贵生致了哀。
　　
　　最后赢得尹雪艳的却是上海金融界一位热可炙手的洪处长。洪处长休掉了前妻，抛弃了三个儿女，答应了尹雪艳十条条件。于是尹雪艳变成了洪夫人，住在上海法租界一幢从日本人接收过来华贵的花园洋房里。两三个月的工夫，尹雪艳便像一株晚开的玉梨花，在上海上流社会的场合中以压倒群芳的姿态绽发起来。
　　
　　尹雪艳着实有压场的本领。每当盛宴华筵，无论在场的贵人名媛，穿着紫貂，围着火狸，当尹雪艳披着她那件翻领束腰的银狐大氅，像一阵三月的微风，轻盈盈地闪进来时，全场的人都好像给这阵风熏中了一般，总是情不自禁地向她迎过来。尹雪艳在人堆子里，像个冰雪化成的精灵，冷艳逼人，踏着风一般的步子，看得那些绅士以及仕女们的眼睛都一齐冒出火来。这就是尹雪艳：在兆丰夜总会的舞厅里、在兰心剧院的过道上，以及在霞飞路上一幢幢侯门官府的客堂中，一身银白，歪靠在沙发椅上，嘴角一径挂着那流吟吟浅笑，把场合中许多银行界的经理、协理、纱厂的老板及小开，以及一些新贵和他们的夫人们都拘到跟前来。
　　
　　可是洪处长的八字到底软了些，没能抵得住尹雪艳的重煞。一年丢官，两年破产，到了台北来连个闲职也没捞上。尹雪艳离开洪处长时还算有良心，除了自己的家当外，只带走一个从上海跟来的名厨司及两个苏州娘姨。
　　
　　二
　　
　　尹雪艳的新公馆落在仁爱路四段的高级住宅区里，是一幢崭新的西式洋房，有个十分宽敞的客厅，容得下两三桌酒席。尹雪艳对她的新公馆倒是刻意经营过一番。客厅的家俱是一色桃花心红木桌椅。几张老式大靠背的沙发，塞满了黑丝面子鸳鸯戏水的湘绣靠枕，人一坐下去就陷进了一半，倚在柔软的丝枕上，十分舒适。到过尹公馆的人，都称赞尹雪艳的客厅布置妥贴，叫人坐着不肯动身。打麻将有特别设备的麻将间，麻将桌、麻将灯都设计得十分精巧。有些客人喜欢挖花，尹雪艳还特别腾出一间有隔音设备的房间，挖花的客人可以关在里面恣意唱和。冬天有暖炉，夏天有冷气，坐在尹公馆里，很容易忘记外面台北市的阴寒及溽暑。客厅案头的古玩花瓶，四时都供着鲜花。尹雪艳对于花道十分讲究，中山北路的玫瑰花店常年都送来上选的鲜货，整个夏天，尹雪艳的客厅中都细细地透着一股又甜又腻的晚香玉。
　　
　　尹雪艳的新公馆很快地便成为她旧雨新知的聚会所。老朋友来到时，谈谈老话，大家都有一腔怀古的幽情，想一会儿当年，在尹雪艳面前发发牢骚，好像尹雪艳便是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京沪繁华的佐证一般。
　　
　　“阿媛，看看干爹的头发都白光喽！侬还像枝万年青一式，愈来愈年轻！”
　　
　　吴经理在上海当过银行的总经理，是百乐门的座上常客，来到台北赋闲，在一家铁工厂挂个顾问的名义。见到尹雪艳，他总爱拉着她半开玩笑而又不免带点自怜的口吻这样说。吴经理的头发确实全白了，而且患着严重的风湿，走起路来，十分蹒跚，眼睛又害沙眼，眼毛倒插，常年淌着眼泪，眼圈已经开始溃烂，露出粉红的肉来。冬天时候，尹雪艳总把客厅里那架电暖炉移到吴经理的脚跟前，亲自奉上一盅铁观音，笑吟吟地说道：“哪里的话，干爹才是老当益壮呢！”
　　
　　吴经理心中熨贴了，恢复了不少自信，眨着他那烂掉了睫毛的老花眼，在尹公馆里，当众票了一出“坐宫”，以苍凉沙哑的嗓子唱出：“我好比浅水龙，被困在沙滩。”
　　
　　尹雪艳有迷男人的功夫，也有迷女人的功夫。跟尹雪艳结交的那班太太们，打从上海起，就背地数落她。当尹雪艳平步青云时，这班太太们气不忿，说道：凭你怎么爬，左不过是个货腰娘。当尹雪艳的靠山相好遭到厄运的时候，她们就叹气道：命是逃不过的，煞气重的娘儿们到底沾惹不得。可是十几年来这班太太们一个也舍不得离开尹雪艳，到了台北都一窝蜂似地聚到尹雪艳的公馆里，她们不得不承认尹雪艳实在有她惊动人的地方。尹雪艳在台北的鸿祥绸缎庄打得出七五折，在小花园里挑得出最登样的绣花鞋儿，红楼的绍兴戏码，尹雪艳最在行，吴燕丽唱“孟丽君”的时候，尹雪艳可以拿得到免费的前座戏票，论起西门町的京沪小吃，尹雪艳又是无一不精了。于是这班太太们，由尹雪艳领队，逛西门町、看绍兴戏、坐在三六九里吃桂花汤团，往往把十几年来不如意的事儿一古脑儿抛掉，好像尹雪艳周身都透着上海大千世界荣华的麝香一般，熏得这班往事沧桑的中年妇人都进入半醉的状态，而不由自主都津津乐道起上海五香斋的蟹黄面来。这班太太们常常容易闹情绪。尹雪艳对于她们都一一施以广泛的同情，她总耐心地聆听她们的怨艾及委曲，必要时说几句安抚的话，把她们焦躁的脾气一一熨平。
　　
　　“输呀，输得精光才好呢！反正家里有老牛马垫背，我不输，也有旁人替我输！”
　　
　　每逢宋太太搓麻将输了钱时就向尹雪艳带着酸意地抱怨道。宋太太在台湾得了妇女更年期的痴肥症，体重暴增到一百八十多磅，形态十分臃肿，走多了路，会犯气喘。宋太太的心酸话较多，因为她先生宋协理有了外遇，对她颇为冷落，而且对方又是一个身段苗条的小酒女。十几年前宋太太在上海的社交场合出过一阵风头，因此她对以往的日子特别向往。
　　
　　尹雪艳自然是宋太太倾诉衷肠的适当人选，因为只有她才能体会宋太太那种今昔之感。有时讲到伤心处，宋太太会禁不住掩面而泣。
　　
　　“宋家阿姐，‘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谁又能保得住一辈子享荣华，受富贵呢？”
　　
　　于是尹雪艳便递过热毛巾给宋太太揩面，怜悯地劝说道。
　　
　　宋太太不肯认命，总要抽抽搭搭地怨怼一番：“我就不信我的命又要比别人差些！像侬吧，尹家妹妹，侬一辈子是不必发愁的，自然有人会来帮衬侬。”
　　
　　三
　　
　　尹雪艳确实不必发愁，尹公馆门前的车马从来也未曾断过。老朋友固然把尹公馆当做世外桃源，一般新知也在尹公馆找到别处稀有的吸引力。尹雪艳公馆一向维持它的气派。尹雪艳从来不肯把它降低于上海霞飞路的排场。出入的人士，纵然有些是过了时的，但是他们有他们的身份，有他们的派头，因此一进到尹公馆，大家都觉得自己重要，即使是十几年前作废了的头衔，经过尹雪艳娇声亲切地称呼起来，也如同受过诰封一般，心理上恢复了不少的优越感。至于一般新知，尹公馆更是建立社交的好所在了。
　　
　　当然，最吸引人的，还是尹雪艳本身。尹雪艳是一个最称职的主人。每一位客人，不分尊卑老幼，她都招呼得妥妥贴贴。一进到尹公馆，坐在客厅中那些铺满黑丝面椅垫的沙发上，大家都有一种宾至如归、乐不思蜀的亲切之感，因此，做会总在尹公馆开标，请生日酒总在尹公馆开席，即使没有名堂的日子，大家也立一个名目，凑到尹公馆成一个牌局。一年里，倒有大半的日子，尹公馆里总是高朋满座。
　　
　　尹雪艳本人极少下场，逢到这些日期，她总预先替客人们安排好牌局；有时两桌，有时三桌。她对每位客人的牌品及癖性都摸得清清楚楚，因此牌搭子总配得十分理想，从来没有伤过和气。尹雪艳本人督导着两个头干脸净的苏州娘姨在旁边招呼着。午点是宁波年糕或者湖州粽子。晚饭是尹公馆上海名厨的京沪小菜：金银腿、贵妃鸡、抢虾、醉蟹——
　　
　　尹雪艳亲自设计了一个转动的菜牌，天天转出一桌桌精致的筵席来。到了下半夜，两个娘姨便捧上雪白喷了明星花露水的冰面巾，让大战方酣的客人们揩面醒脑，然后便是一碗鸡汤银丝面作了宵夜。客人们掷下的桌面十分慷慨，每次总上两三千。赢了钱的客人固然值得兴奋，即使输了钱的客人也是心甘情愿。在尹公馆里吃了玩了，末了还由尹雪艳差人叫好计程车，一一送回家去。
　　
　　当牌局进展激烈的当儿，尹雪艳便换上轻装，周旋在几个牌桌之间，踏着她那风一般的步子，轻盈盈地来回巡视着，像个通身银白的女祭司，替那些作战的人们祈祷和祭祀。
　　
　　“阿媛，干爹又快输脱底喽！”
　　
　　每到败北阶段，吴经理就眨着他那烂掉了睫毛的眼睛，向尹雪艳发出讨救的哀号。
　　
　　“还早呢，干爹，下四圈就该你摸清一色了。”
　　
　　尹雪艳把个黑丝椅垫枕到吴经理害了风湿症的背脊上，怜恤地安慰着这个命运乖谬的老人。
　　
　　“尹小姐，你是看到的。今晚我可没打错一张牌，手气就那么背！”
　　
　　女客人那边也经常向尹雪艳发出乞怜的呼吁，有时宋太太输急了，也顾不得身份，就抓起两颗骰子啐道：“呸！呸！呸！勿要面孔的东西，看你霉到甚么辰光！”
　　
　　尹雪艳也照例过去，用着充满同情的语调，安抚她们一番。这个时候，尹雪艳的话就如同神谕一般令人敬畏。在麻将桌上，一个人的命运往往不受控制，客人们都讨尹雪艳的口采来恢复信心及加强斗志。尹雪艳站在一旁，叼着金嘴子的三个九，徐徐地喷着烟圈，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壮年的、曾经叱咤风云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狂热地互相厮杀，互相宰割。
　　
　　四
　　
　　新来的客人中，有一位叫徐壮图的中年男士，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毕业生；生得品貌堂堂，高高的个儿，结实的身体，穿着剪裁合度的西装，显得分外英挺。徐壮图是个台北市新兴的实业巨子，随着台北市的工业化，许多大企业应运而生，徐壮图头脑灵活，具有丰富的现代化工商管理的知识，才是四十出头，便出任一家大水泥公司的经理。徐壮图有位贤慧的太太及两个可爱的孩子。家庭美满，事业充满前途，徐壮图成为一个雄心勃勃的企业家。
　　
　　徐壮图第一次进入尹公馆是在一个庆生酒会上。尹雪艳替吴经理做六十大寿，徐壮图是吴经理的外甥，也就随着吴经理来到尹雪艳的公馆。
　　
　　那天尹雪艳着实装饰了一番，穿着一袭月白短袖的织锦旗袍，襟上一排香妃色的大盘扣；脚上也是月白缎子的软底绣花鞋，鞋尖却点着两瓣肉色的海棠叶儿。为了讨喜气，尹雪艳破例地在右鬓簪上一朵酒杯大血红的郁金香，而耳朵上却吊着一对寸把长的银坠子。客厅里的寿堂也布置得喜气洋洋。案上全换上才铰下的晚香玉，徐壮图一踏进去，就嗅中一阵沁人脑肺的甜香。
　　
　　“阿媛，干爹替侬带来顶顶体面的一位人客。”吴经理穿着一身崭新的纺绸长衫，佝着背，笑呵呵地把徐壮图介绍给尹雪艳道，然后指着尹雪艳说：“我这位干小姐呀，实在孝顺不过。我这个老朽三灾五难的还要赶着替我做生。我忖忖：我现在又不在职，又不问世，这把老骨头天天还要给触霉头的风湿症来折磨。管他折福也罢，今朝我且大模大样的生受了干小姐这场寿酒再讲。我这位外甥，年轻有为，难得放纵一回，今朝也来跟我们这群老朽一道开心开心。阿媛是个最妥当的主人家，我把壮图交把侬，侬好好地招待招待他吧。”
　　
　　“徐先生是稀客，又是干爹的令戚，自然要跟别人不同一点。”尹雪艳笑吟吟地答道，发上那朵血红的郁金香颤巍巍地抖动着。
　　
　　徐壮图果然受到尹雪艳特别的款待。在席上，尹雪艳坐在徐壮图旁边一径殷勤地向他劝酒让菜，然后歪向他低声说道：“徐先生，这道是我们大司傅的拿手，你尝尝，比外面馆子做的如何？”
　　
　　用完席后，尹雪艳亲自盛上一碗冰冻杏仁豆腐捧给徐壮图，上面却放着两颗鲜红的樱桃。用完席成上牌局的时候，尹雪艳经常走到徐壮图背后看他打牌。徐壮图的牌张不熟，时常发错张子。才是八圈，徐壮图已经输掉一半筹码。有一轮，徐壮图正当发出一张梅花五筒的时候，突然尹雪艳从后面欠过身伸出她那细巧的手把徐壮图的手背按住说道：“徐先生，这张牌是打不得的。”
　　
　　那一盘徐壮图便和了一副“满园花”，一下子就把输出去的筹码赢回了大半。客人中有一个开玩笑抗议道：“尹小姐，你怎么不来替我也点点张子，瞧瞧我也输完啦。”
　　
　　“人家徐先生头一趟到我们家，当然不好意思让他吃了亏回去的喽。”徐壮图回头看到尹雪艳朝着他满面堆着笑容，一对银耳坠子吊在她乌黑的发脚下来回地浪荡着。
　　
　　客厅中的晚香玉到了半夜，吐出一蓬蓬的浓香来。席间徐壮图喝了不少热花雕，加上牌桌上和了那盘“满园花”的亢奋，临走时他已经有些微醺的感觉了。
　　
　　“尹小姐，全得你的指教，要不然今晚的麻将一定全盘败北了。”
　　
　　尹雪艳送徐壮图出大门时，徐壮图感激地对尹雪艳说道。
　　
　　尹雪艳站在门框里，一身白色的衣衫，双手合抱在胸前，像一尊观世音，朝着徐壮图笑吟吟地答道：“哪里的话，隔日徐先生来白相，我们再一道研究研究麻将经。”
　　
　　隔了两日，果然徐壮图又来到了尹公馆，向尹雪艳讨教麻将的诀窍。
　　
　　五
　　
　　徐壮图太太坐在家中的藤椅上，呆望着大门，两腮一天天削瘦，眼睛凹成了两个深坑。
　　
　　当徐太太的干妈吴家阿婆来探望她的时候，她牵着徐太太的手失惊叫道：“嗳呀，我的干小姐，才是个把月没见着，怎么你就瘦脱了形？”
　　
　　吴家阿婆是一个六十来岁的妇人，硕壮的身材，没有半根白发，一双放大的小脚，仍旧行走如飞。吴家阿婆曾经上四川青城山去听过道，拜了上面白云观里一位道行高深的法师做师父。这位老法师因为看上吴家阿婆天资禀异，飞升时便把衣钵传了给她。吴家阿婆在台北家中设了一个法堂，中央供着她老师父的神像。神像下面悬着八尺见方黄绫一幅。据吴家阿婆说，她老师父常在这幅黄绫上显灵，向她授予机宜，因此吴家阿婆可以预卜凶吉，消灾除祸。吴家阿婆的信徒颇众，大多是中年妇女，有些颇有社会地位。经济环境不虞匮乏，这些太太们的心灵难免感到空虚。于是每月初一十五，她们便停止一天麻将，或者标会的聚会，成群结队来到吴家阿婆的法堂上，虔诚地念经叩拜，布施散财，救济贫困，以求自身或家人的安宁。有些有疑难大症，有些有家庭纠纷，吴家阿婆一律慷慨施以许诺，答应在老法师灵前替她们祈求神助。
　　
　　“我的太太，我看你的气色竟是不好呢！”吴家阿婆仔细端详了徐太太一番，摇头叹息。徐太太低首俯面忍不住伤心哭泣，向吴家阿婆道出了许多衷肠话来。
　　
　　“亲妈，你老人家是看到的，”徐太太流着泪断断续续地诉说道，“我们徐先生和我结婚这么久，别说破脸，连句重话都向来没有过。我们徐先生是个争强好胜的人。他一向都这么说：‘男人的心五分倒有三分应该放在事业上。’来台湾熬了这十来年，好不容易盼着他们水泥公司发达起来，他才出了头，我看他每天为公事在外面忙着应酬，我心里只有暗暗着急。事业不事业倒在其次，求祈他身体康宁，我们母子再苦些也是情愿的。谁知道打上月起，我们徐先生竟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经常两晚三晚不回家。我问一声，他就摔碗砸筷，脾气暴的了不得。前天连两个孩子都挨了一顿狠打。有人传话给我听说是我们徐先生在外面有了人，而且人家还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亲妈，我这个本本分分的人那里经过这些事情？人还撑得住不走样？”
　　
　　“干小姐，”吴家阿婆拍了一下巴掌说道：“你不提呢，我也就不说了。你知道我是最怕兜揽是非的人。你叫了我声亲妈，我当然也就向着你些。你知道那个胖婆儿宋太太呀，她先生宋协理搞上个甚么‘五月花’的小酒女。她跑到我那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要我替她求求老师父。我拿她先生的八字来一算，果然冲犯了东西。宋太太在老师父灵前许了重愿，我替她念了十二本经。现在她男人不是乖乖的回去了？后来我就劝宋太太：‘整天少和那些狐狸精似的女人穷混，念经做善事要紧！’宋太太就一五一十地把你们徐先生的事情原原本本数了给我听。那个尹雪艳呀，你以为她是个甚么好东西？她没有两下，就能拢得住这些人？连你们徐先生那么个正人君子她都有本事抓得牢。这种事情历史上是有的：褒姒、妲己、飞燕、太真——这起祸水！你以为都是真人吗？妖孽！凡是到了乱世，这些妖孽都纷纷下凡，扰乱人间。那个尹雪艳还不知道是个甚么东西变的呢！我看你呀，总得变个法儿替你们徐先生消了这场灾难才好。”
　　
　　“亲妈，”徐太太忍不住又哭了起来，“你晓得我们徐先生不是那种没有良心的男人。每次他在外面逗留了回来，他嘴里虽然不说，我晓得他心里是过意不去的。有时他一个人闷坐着猛抽烟，头筋叠暴起来，样子真唬人。我又不敢去劝解他，只有干着急。这几天他更是着了魔一般，回来嚷着说公司里人人都寻他晦气。他和那些工人也使脾气，昨天还把人家开除了几个。我劝他说犯不着和那些粗人计较，他连我也喝斥了一顿。他的行径反常得很，看着不像，真不由得不叫人担心哪！”
　　
　　“就是说呀！”吴家阿婆点头说道，“怕是你们徐先生也犯着了什么吧？你且把他的八字递给我，回去我替他测一测。”
　　
　　徐太太把徐壮图的八字抄给了吴家阿婆说道：“亲妈，全托你老人家的福了。”
　　
　　“放心，”吴家阿婆临走时说道，“我们老师父最是法力无边，能够替人排难解厄的。”
　　
　　然而老师父的法力并没有能够拯救徐壮图。有一天，正当徐壮图向一个工人拍起桌子喝骂的时候，那个工人突然发了狂，一把扁钻从徐壮图前胸刺穿到后胸。
　　
　　六
　　
　　徐壮图的治丧委员会吴经理当了总干事。因为连日奔忙，风湿又弄翻了，他在极乐殡仪馆穿出穿进的时候，一径拄着拐杖，十分蹒跚。开吊的那一天灵堂就设在殡仪馆里。一时亲戚友好的花圈丧帐白簇簇的一直排到殡仪馆的门口来。水泥公司同仁挽的却是“痛失英才”四个大字。来祭吊的人从早上九点钟起开始络绎不绝。徐太太早已哭成了痴人，一身麻衣丧服带着两个孩子，跪在灵前答谢。吴家阿婆却率领了十二个道士，身着法衣，手执拂尘，在灵堂后面的法坛打解冤洗业醮。此外并有僧尼十数人在念经超度，拜大悲忏。
　　
　　正午的时候，来祭吊的人早挤满了一堂，正当众人熙攘之际，突然人群里起了一阵骚动，接着全堂静寂下来，一片肃穆。原来尹雪艳不知什么时候却像一阵风一般地闪了进来。
　　
　　尹雪艳仍旧一身素白打扮，脸上未施脂粉，轻盈盈地走到管事台前，不慌不忙地提起毛笔，在签名簿上一挥而就地签上了名，然后款款地步到灵堂中央，客人们都倏地分开两边，让尹雪艳走到灵台跟前，尹雪艳凝着神，敛着容，朝着徐壮图的遗像深深地鞠了三鞠躬。这时在场的亲友大家都呆如木鸡。
　　
　　有些显得惊讶，有些却是忿愤，也有些满脸惶惑，可是大家都好似被一股潜力镇住了，未敢轻举妄动。这次徐壮图的惨死，徐太太那一边有些亲戚迁怒于尹雪艳，他们都没有料到尹雪艳居然有这个胆识闯进徐家的灵堂来。场合过分紧张突兀，一时大家都有点手足无措。尹雪艳行完礼后，却走到徐家太太面前，伸出手抚摸了一下两个孩子的头，然后庄重地和徐太太握了一握手。正当众人面面相觑的当儿，尹雪艳却踏着她那风一般的步子走出了极乐殡仪馆。一时灵堂里一阵大乱，徐太太突然跪倒在地，昏厥了过去，吴家阿婆赶紧丢掉拂尘，抢身过去，将徐太太抱到后堂去。
　　
　　当晚，尹雪艳的公馆里又成上了牌局，有些牌搭子是白天在徐壮图祭悼会后约好的。吴经理又带了两位新客人来。一位是南国纺织厂新上任的余经理；另一位是大华企业公司的周董事长。这晚吴经理的手气却出了奇迹，一连串的在和满贯。吴经理不停地笑着叫着，眼泪从他烂掉了睫毛的血红眼圈一滴滴淌下来。到了第十二圈，有一盘吴经理突然双手乱舞大叫起来：“阿媛，快来！快来！‘四喜临门’！这真是百年难见的怪牌。东、南、西、北——全齐了，外带自摸双！人家说和了大四喜，兆头不祥。我倒霉了一辈子，和了这付怪牌，从此否极泰来。阿媛，阿媛，侬看看这副牌可爱不可爱？有趣不有趣？”
　　
　　吴经理喊着笑着把麻将撒满了一桌子。尹雪艳站到吴经理身边，轻轻地按着吴经理的肩膀，笑吟吟地说道：“干爹，快打起精神多和两盘。回头赢了余经理及周董事长他们的钱，我来吃你的红！

啼妃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
    当台北市的闹区西门町一带华灯四起的时分，夜巴黎舞厅的楼梯上便响起了一阵杂沓的高跟鞋声，由金大班领队，身后跟着十来个打扮得衣着入时的舞娘，绰绰约约的登上了舞厅的二楼来，才到楼门口，金大班便看见夜巴黎的经理童得怀从里面窜了出来，一脸急得焦黄，搓手搓脚的朝她嚷道：
　　
　　“金大班，你们一餐饭下来，天都快亮喽。客人们等不住，有几位早走掉啦。”
　　
　　“哟，急什么？这不是都来了吗？”金大班笑盈盈的答道。“小姐们孝敬我，个个争着和我喝双杯，我敢不生受她们的吗？”金大班穿了一件黑纱金丝相间的紧身旗袍，一个大道士髻梳得乌光水滑的高耸在头顶上；耳坠、项链、手串、发针，金碧辉煌的挂满了一身，她脸上早已酒意盎然，连眼皮盖都泛了红。
　　
　　“你们闹酒我还管得着吗？夜巴黎的生意总还得做呀！”童经理犹自不停的埋怨着。
　　
　　金大班听见了这句话，且在舞厅门口煞住了脚，让那群咭咭呱呱的舞娘鱼贯而入走进了舞厅后，她才一只手撑在门柱上，把她那只鳄鱼皮皮包往肩上一搭，一眼便睨住了童经理，脸上似笑非笑的开言道：
　　
　　“童大经理，你这一箩筐话是顶真说的呢，还是闹着玩，若是闹着玩的，便罢了。若是认起真来，今天夜晚我倒要和你把这笔账给算算。你们夜巴黎要做生意吗？”金大班打鼻子眼里冷笑了声。“莫怪我讲句居功的话：这五六年来，夜巴黎不靠了我玉观音金兆丽这块老牌子，就撑得起今天这个场面了？华都的台柱小如意萧红美是谁给挖来的？华侨那对姊妹花绿牡丹粉牡丹难道又是你重大经理搬来的吗？天天来报到的这起大头里，少说也有一半是我的老相识，人家来夜巴黎花钞票，倒是捧你童某人的场来的呢！再说，我的薪水，你们只算到昨天。今天最后一夜，我来，是人情；不来，是本份。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我金兆丽在上海百乐门下海的时候，只怕你童某人连舞厅门槛还没跨过呢。舞场里的规矩，哪里就用得着你这位夜巴黎的大经理来教导了？”
　　
　　金大班连珠炮似的把这番话抖了出来，也不等童经理答腔，径自把舞厅那扇玻璃门一摔开，一双三寸高的高跟鞋跺得通天价响，摇摇摆摆便走了进去。才一进门，便有几处客人朝她摇着手，一叠声的“金大班”叫了起来。金大班也没看清谁是谁，先把嘴一咧，一只鳄鱼皮皮包在空中乱挥了两下，便向化妆室里溜了进去。
　　
　　娘个冬采！金大班走进化妆室把手皮包豁啷一声摔到了化妆台上，一屁股便坐在一面大化妆镜前，狠狠的啐了一口。好个没见过世面的赤佬！左一个夜巴黎，右一个夜巴黎。说起来不好听，百乐门里那间厕所只怕比夜巴黎的舞池还宽敞些呢，童得怀那副脸嘴在百乐门掏粪坑未必有他的份。金大班打开了一瓶巴黎之夜，往头上身上乱洒了一阵，然后对着那面镜子一面端详着发起怔来。真正霉头触足，眼看明天就要做老板娘了，还要受这种烂污瘪三一顿鸟气。金大班禁不住摇着头颇带感慨的吁了一口气。在风月场中打了二十年的滚，才找到个户头，也就算她金兆丽少了点能耐了。当年百乐门的丁香美人任黛黛下嫁棉纱大王潘老头儿潘金荣的时候，她还刻薄过人家：我们细丁香好本事，钓到一头千年大金龟。其实潘老头儿在她金兆丽身上不知下过多少功夫，花的钱恐怕金山都打得起一座了。那时嫌人家老，又嫌人家有狐臭，才一脚踢给了任黛黛。她曾经对那些姊妹淘夸下海口：我才没有你们那样饿嫁，个个去捧块棺材板。可是那天在台北碰到任黛黛，坐在她男人开的那个富春楼绸缎庄里，风风光光，赫然是老板娘的模样，一个细丁香发福得两只膀子上的肥肉吊到了柜台上，摇着柄檀香扇，对她说道：玉观音，你这位观音大士还在苦海里普渡众生吗？她还能说什么？只得牙痒痒的让那个刁妇把便宜捞了回去。多走了二十年的远路，如此下场，也就算不得什么轰烈了。只有像萧红美她们那种眼浅的小婊子才会捧着杯酒来对她说：到底我们大姐是领班，先中头彩。陈老板，少说些，也有两巴掌吧？刚才在状元楼，夜巴黎里那一起小娼妇，个个眼红得要掉下口水来了似的，把个陈发荣不知说成了什么稀罕物儿了。也难怪，那起小娼妇哪里见过从前那种日子？那种架势？当年在上海，拜倒她玉观音裙下，像陈发荣那点根基的人，扳起脚趾头来还数不完呢！两个巴掌是没有的事，她老早托人在新加坡打听得清清楚楚了：一个小橡胶厂，两栋老房子，前房老婆的儿女也早分了家。她私自估了一下，三四百万的家当总还少不了。这且不说，试了他这个把月，除了年纪大些，顶上无毛，出手有点抠扒，却也还是个实心人。那种台山乡下出来的，在南洋苦了一辈子，怎能怪他把钱看得天那么大？可是阳明山庄那幢八十万的别墅，一买下来，就过到了她金兆丽的名下。这么个土佬儿，竟也肯为她一掷千金，也就十分难为了他了。至于年纪哩，金大班凑近了那面大化妆镜，把嘴巴使劲一咧，她那张涂得浓脂艳粉的脸蛋儿，眼角子上突然便现出了几把鱼尾巴来。四十岁的女人，还由得你理论别人的年纪吗？饶着像陈发荣那么个六十大几的老头儿，她还不知在他身上做了多少手脚呢。这个把月来，在宜香美容院就不知花了多少冤枉钱。拉面皮、扯眉毛——脸上就没剩下一块肉没受过罪。每次和陈老头儿出去的时候，竟像是披枷带锁，上法场似的，勒肚子束腰，假屁股假奶，大七月里，绑得那一身的家私——金大班在小肚子上猛抓了两下——发得她一肚皮成饼成饼的热痱子，奇痒难耐。这还在其次，当陈老头儿没头没脸问起她贵庚几何的当儿，她还不得不装出一副小娘姨的腔调，矫情的捏起鼻子反问他：你猜？三十岁？娘个冬采！只有男人才瞎了眼睛。金大班不由得噗嗤的笑出了声音来。哄他三十五，他竟吓得嘴巴张起茶杯口那么大，好像撞见了鬼似的。瞧他那副模样，大概除了他那个种田的黄脸婆，一辈子也没近过别的女人。来到台北一见到她，七魂先走了三魂，迷得无可无不可的。可是凭他怎样，到底年纪一大把了。金大班把腰一挺，一双xx子便高高的耸了起来。收拾起这么个老头儿来，只怕连手指头儿也不必翘一下哩。
　　
　　金大班打开了她的皮包，掏出了一盒美国骆驼牌香烟点上一支，狠狠的抽了两口，才对着镜子若有所悟的点了一下头，难怪她从前那些姐妹淘个个都去捧块棺材板，原来却也有这等好处，省却了多少麻烦。年纪轻的男人，哪里肯这么安分？哪次秦雄下船回来，不闹得她周身发疼的？她老老实实告诉他：她是四十靠边的人了，比他大六七岁呢，哪里还有精神来和他穷纠缠？偏他娘的，秦雄说他就喜欢比他年纪大的女人，解事体，懂温存。他到底要什么？要个妈吗？秦雄倒是对她说过：他从小便死了娘，在海上漂泊了一辈子也没给人疼过。说实话，他待她那份真也比对亲娘还要孝敬。哪怕他跑到世界那个角落头，总要寄些玩意儿回来给她：香港的开什米毛衣，日本的和服绣花睡袍，泰国的丝绸：啰啰嗦嗦，从来没有断过；而且一个礼拜一封信，密密匝匝十几张信纸，也不知是从什么尺牍抄下来的：“兆丽吾爱”——没的肉麻！他本人倒是个痴心汉子，只是不大会表情罢了。有一次，他回来，喝了点酒，一把抱住她，痛哭流涕。一个彪形大汉，竟倒在她怀中哭得像个小儿似的。为了什么呢？原来他在日本，一时寂寞，去睡了一个日本婆，他觉得对不起她，心里难过。这真正从何说起？他把她当成什么了？还是个十来岁的女学生，头一次谈恋爱吗？他兴冲冲的掏出他的银行存折给她看，他已经攒了七万块钱了，再等五年——五年，我的娘——等他在船上再做五年大副，他就回台北来，买房子讨她做老婆。她对他苦笑了一下，没有告诉他，她在百乐门走红的时候，一夜转出来的台子钱恐怕还不止那点。五年——再过五年她都好做他的祖奶奶了。要是十年前——金大班又猛吸了一口烟，颇带惆怅的思量道——要是十年前她碰见秦雄那么个痴心汉子，也许她真的就嫁了。十年前她金银财宝还一大堆，那时她也存心在找一个对她真心真意的人。上一次秦雄出海，她一时兴起，到基隆去送他上船，码头上站满了那些船员的女人，船走了，一个个泪眼汪汪，望着海水都掉了魂似的。她心中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这次她下嫁陈发荣，秦雄那里她连信也没去一封。秦雄不能怨她绝情，她还能像那些女人那样等掉了魂去吗？四十岁的女人不能等。四十岁的女人没有工夫谈恋爱。四十岁的女人——连真正的男人都可以不要了。那么，四十岁的女人到底要什么呢？金大班把一截香烟屁股按熄在烟缸里，思索了片刻，突然她抬起头来，对着镜子歹恶的笑了起来。她要一个像任黛黛那样的绸缎庄，当然要比她那个大一倍，就开在她富春楼的正对面，先把价钱杀成八成，让那个贫嘴薄舌的刁妇也尝尝厉害，知道我玉观音金兆丽不是随便招惹得的。
　　
　　“大姐——”
　　
　　化妆室的门打开了，一个年轻的舞娘走了进来向金大班叫道。金大班正在用粉扑扑着面，她并没回过头去，从镜子里，她看见那是朱凤。半年前朱凤才从苗栗到台北，她原是个采茶娘，老子是酒鬼，后娘又不容，逼了出来。刚来夜巴黎，朱凤穿上高跟鞋，竟像踩高跷似的。不到一个礼拜，便把客人得罪了。童得怀劈头一阵臭骂，当场就要赶出去。金大班看见朱风吓得抖索索，缩在一角，像只小兔儿似的，话都说不出来。她实在憎恶童得怀那副穷凶极恶的模样，一赌气，便把朱风截了下来。她对童得怀拍起胸口说过：一个月内，朱风红不起来，薪水由她金兆丽来赔。她在朱凤身上确实费了一番心思，舞场里的十八般武艺她都一一传授给她，而且还百般替她拉拢客人。朱凤也还争气，半年下来，虽然轮不上头牌，一晚上却也有十来张转台票子了。
　　
　　“怎么了，红舞女？今晚转了几张台子了？”金大班看见朱凤进来，黯然坐在她身边，没有做声，便逗她问道。刚才在状元楼的酒席上，朱凤一句话也没说，眼皮盖一直红红的，金大班知道，朱风平日依赖她惯了，这一走，自然有些慌张。
　　
　　“大姐——”
　　
　　朱凤隔了半晌又颤声叫道。金大班这才察觉朱凤的神色有异。她赶紧转过身，朝着朱凤身上，狠狠的打量了一下，刹那间，她恍然大悟起来。
　　
　　“遭了毒手了吧？”金大班冷冷问道。
　　
　　近两三个月，有一个在台湾大学念书的香港侨生，夜夜来捧朱凤的场，那个小广仔长得也颇风流，金大班冷眼看去，朱凤竟是十分动心的样子。她三番四次警告过她：阔大少跑舞场，是玩票，认起真来，吃亏的总还是舞女。朱凤一直笑着，没肯承认，原来却瞒着她干下了风流的勾当，金大班朝着朱凤的肚子盯了一眼，难怪这个小娼妇勒了肚兜也要现原形了。
　　
　　“人呢？”
　　
　　“回香港去了。”朱凤低下了头，吞吞吐吐的答道。
　　
　　“留下了东西没有？”金大班又追逼了一句，朱凤使劲的摇了几下头，没有做声。金大班突然觉得一腔怒火给勾了起来，这种没耳性的小婊子，自然是让人家吃的了。她倒不是为着朱凤可惜，她是为着自己花在朱凤身上那番心血白白糟蹋了，实在气不忿。好不容易，把这么个乡下土豆儿脱胎换骨，调理得水葱儿似的，眼看着就要大红大紫起来了，连万国的陈胖婆儿陈大班都跑来向她打听过朱凤的身价。她拉起朱凤的耳朵，咬着牙齿对她说：再忍一下，你出头的日子就到了。玩是玩，耍是耍，货腰娘第一大忌是让人家睡大肚皮。舞客里哪个不是狼心狗肺？哪怕你红遍了半边天，一知道你给人睡坏了，一个个都捏起鼻子鬼一样的跑了，就好像你身上沾了鸡屎似的。
　　
　　“哦——”金大班冷笑了一下，把个粉扑往台上猛一砸，说道，“你倒大方！人家把你睡大了肚子，拍拍屁股溜了，你连他鸟毛也没抓住半根！”
　　
　　“他说他回香港一找到事，就汇钱来。”朱凤低着头，两手搓弄着手绢子，开始嘤嘤的抽泣起来。
　　
　　“你还在做你娘的春秋大梦呢！”金大班霍然立了起来，走到朱凤身边，狠狠啐了一口，“你明明把条大鱼放走了，还抓得回来？既没有那种捉男人的屄本事，裤腰带就该扎紧些呀。现在让人家种下了祸根子，跑来这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哪一点叫我瞧得上？平时我教你的话都听到哪里去了。那个小王八想开溜吗？厕所里的来沙水你不会捧起来当着他灌下去？”金大班擂近了朱风的耳根子喝问道。
　　
　　“那种东西——”朱凤往后闪了一下，嘴唇哆嗦起来，“怕痛啊——。”
　　
　　“哦——怕痛呢！”金大班这下再也耐不住了，她一手扳起了朱风的下巴，一手便戳到了她眉心上，“怕痛？怕痛为什么不滚回你苗栗家里当小姐去？要来这种地方让人家搂腰摸屁股？怕痛？到街上去卖家伙的日子都有你的份呢！”
　　
　　朱凤双手掩起面，失声痛哭起来。金大班也不去理睬她，径自点了根香烟猛抽起来，她在室内踱了两转，然后突然走到朱风面前，对她说道：
　　
　　“你明天到我那里来，我带你去把你肚子里那块东西打掉。”
　　
　　“啊——”朱风抬头惊叫了一声。
　　
　　金大班看见她死命的用双手把她那微微隆起的肚子护住，一脸抽搐着，白得像张纸一样。金大班不由得怔住了，她站在朱凤面前，默默的端详着她，她看见朱风那双眼睛凶光闪闪，竟充满了怨毒，好像一只刚赖抱的小母鸡准备和偷它鸡蛋的人拼命了似的。她爱上了他了，金大班暗暗叹息着，要是这个小婊子真的爱上了那个小王八，那就没法了。这起还没尝过人生三昧的小娼妇们，凭你说烂了舌头，她们未必听得入耳。连她自己那一次呢，她替月如怀了孕，姆妈和阿哥一个人揪住她一只膀子，要把她扛出去打胎。她捧住肚子满地打滚，对他们抢天呼地的哭道：要除掉她肚子里那块肉吗？除非先拿条绳子来把她勒死。姆妈好狠心，到底在面里暗下了一把药，把个已经成了形的男胎给打了下来。一辈子，只有那一次，她真的萌了短见：吞金、上吊、吃老鼠药、跳苏州河——偏他娘的，总也死不去。姆妈天天劝她：阿媛，你是聪明人。人家官家大少，独儿独子，哪里肯让你毁了前程去？你们这种卖腰的，日后拖着个无父无姓的野种，谁要你？姆妈的话也不能说没有道理。自从月如那个大官老子，派了几个卫士来，把月如从他们徐家汇那间小窝巢里绑走了以后，她就知道，今生今世，休想再见她那个小爱人的面了。不过那时她还年轻，一样也有许多傻念头。她要替她那个学生爱人生一个儿子，一辈子守住那个小孽障，哪怕街头讨饭也是心甘情愿的。难道卖腰的就不是人吗？那颗心一样也是肉做的呢。何况又是很标致的大学生。将朱凤这种刚下海的雏儿，有几个守得住的？
　　
　　“拿去吧，”金大班把右手无名指上一只一克拉半的火油大钻戒卸了下来，掷到了朱凤怀里，“值得五百美金，够你和你肚子里那个小孽种过个一年半载的了，生了下来，你也不必回到这个地方来。这口饭，不是你吃得下的。”
　　
　　金大班说着便把化妆室的门一摔开，朱凤追在后面叫了几声她也没有答理，径自跺着高跟鞋便摇了出去。外面舞池里老早挤满了人，雾一般的冷气中，闪着红红绿绿的灯光，乐队正在敲打得十分热闹，舞池中一对对都像扭股糖儿似的粘在了一起摇来晃去。金大班走过一个台子，一把便让一个舞客捞住了，她回头看时，原来是大华纺织厂的董事长周富瑞，专来捧小如意萧红美的。
　　
　　“金大班，求求你做件好事。红美今夜的脾气不大好，恐怕要劳动你去请请才肯转过来。”周富瑞捏住金大班的膀子，一脸焦灼的说道。
　　
　　“那也要看你周董事长怎么请我呢。”金大班笑道。
　　
　　“你和陈老板的喜事——十桌酒席，怎样？”
　　
　　“闲话一句！”金大班伸出手来和周富瑞重重握了一下，便摇到了萧红美那边，在她身旁坐下，对她悄悄说道：
　　
　　“转完这一桌，过去吧。人家已经等掉魂了。”
　　
　　“管他呢，”萧红美正在和桌子上几个人调笑，她头也不回就驳回道，“他的钞票又比别人的多值几文吗？你去跟他说：新加坡的蒙娜正在等他去吃消夜呢！”
　　
　　“哦，原来是打翻了醋罐子。”金大班笑道。
　　
　　“呸，他也配？”萧红美尖起鼻子冷笑了一声。
　　
　　金大班凑近萧红美耳朵对她说道：
　　
　　“看在大姐脸上，人家要送我十桌酒席呢。”
　　
　　“原来你和他暗地里勾上了，”萧红美转过头来笑道，“干嘛你不去陪他？”
　　
　　金大班且不答腔，乜斜了眼睛瞅着萧红美，一把两只手便抓到了萧红美的xx子上，吓得萧红美鸡猫子鬼叫乱躲起来，惹得桌上的客人都笑了。萧红美忙讨了饶，和金大班咬耳说道：
　　
　　“那么你要对那个姓周的讲明白，他今夜完全沾了你的光，我可是没有放饶他。你金大姐是过来人，‘打铁趁热’这句话不会不懂，等到凉了，那块铁还扳得动吗？”
　　
　　金大班倚在舞池边的一根柱子上，一面用牙签剔着牙齿，一面看着小如意萧红美妖妖烧烧的便走到了周富瑞那边桌子去。萧红美穿了一件石榴红的透空纱旗袍，两筒雪白滚圆的膀子连肩带臂肉颤颤的便露在了外面，那一身的风情，别说男人见了要起火，就是女人见了也得动三分心呢。何况她又是个头一等难缠的刁妇，心黑手辣，耍了这些年，就没见她栽过一次筋斗。那个姓周的，在她身上少说些也贴了十把二十万了，还不知道连她的骚舐着了没有？这才是做头牌舞女的材料，金大班心中暗暗赞叹道，朱凤那块软皮糖只有替她拾鞋子的份，虽然说萧红美比起她玉观音金兆丽在上海百乐门时代的那种风头，还差了一大截，可是台北这一些舞厅里论起来，她小如意也是个拔尖货了。当年数遍了上海十里洋场，大概只有米高梅五虎将中的老大吴喜奎还能和她唱个对台。人家都说她们两人是九天妖女白虎星转世，来到黄浦滩头扰乱人间的；可是她偏偏却和吴喜奎那只母大虫结成了小姊妹，两个人晚上转完台子便到惠而康去吃炸子鸡，对扳着指头来较量，那个的大头耍得多，耍得狠，耍得漂亮。伤风败德的事，那几年真干了不少，不晓得害了多少人，为着她玉观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后来吴喜奎抽身得早，不声不响便嫁了个生意人。她那时还直纳闷，觉得冷清了许多。来到台北，她到中和乡去看吴喜奎，没料到当年那只张牙舞爪的母大虫，竟改头换面，成了个大佛婆。吴喜奎家中设了个佛堂，里面供了两尊翡翠罗汉，她家里人说她终年吃素念经，连半步佛堂都不肯出。吴喜奎见了她，眼睛也不抬一下，摇着个头，叹道：啧，啧，阿丽，依还在那种地方惹是非吓。听得她不由心中一寒。到底还是她们乖觉，一个个鬼赶似的都嫁了人，成了正果。只剩下她玉观音孤鬼一个，在那孽海里东飘西荡，一磋跎便是二十年。偏他娘的，她又没有吴喜奎那种慧根。西天是别想上了，难道她也去学吴喜奎起个佛堂，里面真的去供尊玉观音不成？作了一辈子的孽，没有玷辱了那些菩萨老爷！她是横了心了，等到两足一伸，便到那十八层地狱去尝尝那上刀山下油锅的滋味去。
　　
　　“金大班——”
　　
　　金大班转过头去，她看见原来靠近乐队那边有一台桌子上，来了一群小伙子，正在向她招手乱嚷，金大班认得那是一群在洋机关做事的浮滑少年，身上有两文，一个个骨子里都在透着骚气。金大班照样也一咧嘴，风风标标的便摇了过去。
　　
　　“金大班，”一个叫小蔡的一把便将金大班的手捏住笑嘻嘻的对她说道，“你明天要做老板娘了，我们小马说他还没吃着你炖的鸡呢。”说着桌子上那群小伙子都怪笑了起来。
　　
　　“是吗？”金大班笑盈盈的答道，一屁股便坐到了小蔡两只大腿中间，使劲的磨了两下，一只手勾到小蔡脖子上，说道：“我还没宰你这头小童子鸡，哪里来的鸡炖给他吃？”说着她另一只手暗伸下去在小蔡的大腿上狠命一捏，捏得小蔡尖叫了起来。正当小蔡两只手要不规矩的时候，金大班霍然跳起身来，推开他笑道：“别跟我闹，你们的老相好来了，没的教她们笑我‘老牛吃嫩草’。”
　　
　　说着几个转台子的舞女已经过来了，一个照面便让那群小伙子搂到了舞池子中，贴起面婆娑起来。
　　
　　“喂，小白脸，你的老相好呢？”
　　
　　金大班正要走开的时候，却发现座上还有一个年轻男人没有招人伴舞。
　　
　　“我不大会跳，我是来看他们的。”那个年轻男人嚎嚅的答道。
　　
　　金大班不由得煞住了脚，朝他上下打量了一下，也不过是个二十上下的小伙子，恐怕还是个在大学里念书的学生，穿戴得倒十分整齐，一套沙市井的浅灰西装，配着根红条子领带，清清爽爽的，周身都露着怯态，一望便知是头一次到舞场来打野的嫩脚色。金大班向他伸出了手，笑盈盈的说道：
　　
　　“我们这里不许白看的呢，今晚我来倒贴你吧。”
　　
　　说着金大班便把那个忸怩的年轻男人拉到了舞池里去。乐队正在奏着《小亲亲》，是一支慢四步。台上绿牡丹粉牡丹两姊妹穿得一红一绿，互相搂着腰，妖妖烧烧的在唱着：
　　
　　你呀你是我的小亲亲，
　　
　　为什么你总对我冷冰冰？
　　
　　金大班借着舞池边的柱灯，微仰着头，端详起那个年轻的男人来。她发觉原来他竟长得眉清目秀，趣青的须毛都还没有长老，头上的长发梳得十分妥帖，透着一阵阵贝林的甜香。他并不敢贴近她身体，只稍稍搂着她的腰肢，生硬的走着。走了几步，便踢到了她的高跟鞋，他惶恐的抬起头，腼腆的对她笑着，一直含糊的对她说着对不起，雪白的脸上一下子通红了起来。金大班对他笑了一下，很感兴味的瞅着他，大概只有第一次到舞场来的嫩脚色才会脸红，到舞场来寻欢竟也会红脸——大概她就是爱上了会红脸的男人。那晚月如第一次到百乐门去，和她跳舞的时候，羞得连头都不抬起来，脸上一阵又一阵的泛着红晕。当晚她便把他带回了家里去，当她发觉他还是一个童男子的时候，她把他的头紧紧的搂进她怀里，贴在她赤裸的胸房上，两行热泪，突的涌了下来。那时她心中充满了感激和疼怜，得到了那样一个羞龈的男人的童贞。一刹那，她觉得她在别的男人身上所受的玷辱和亵渎，都随着她的泪水流走了一般。她一向都觉得男人的身体又脏又丑又臭，她和许多男人同过床，每次她都是偏过头去，把眼睛紧紧闭上的。可是那晚当月如睡熟了以后，她爬了起来，跪在床边，借着月光，痴痴的看着床上那个赤裸的男人。月光照到了他青白的胸膛和纤秀的腰肢上，她好像头一次真正看到了一个赤裸的男体一般，那一刻她才了悟原来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肉体，竟也会那样发狂般的痴恋起来的。当她把滚热的面腮轻轻的偎贴到月如冰凉的脚背上时，她又禁不住默默的哭泣起来了。
　　
　　“这个舞我不会跳了。”那个年轻的男人说道。他停了下来，尴尬的望着金大班，乐队刚换了一支曲子。
　　
　　金大班凝望了他片刻，终于温柔的笑了起来，说道：
　　
　　“不要紧，这是三步，最容易，你跟着我，我来替你数拍子。”
　　
　　说完她便把那个年轻的男人搂进了怀里，面腮贴近了他的耳朵，轻轻的。柔柔的数着：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九六八年《现代文学》第三十四期

啼妃

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

他们是在基隆附近，一个荒凉的海滩上，找到王雄的。他的尸体被潮水冲到了岩石缝中，夹在那里，始终没有漂走。舅妈叫我去认尸的时候，王雄的尸体已经让海水泡了好几天了。王雄全身都是乌青的，肚子肿起，把衣衫都撑裂了；他的头脸给鱼群叮得稀烂，红的红、黑的黑，尽是一个一个的小洞，眉毛眼睛都吃掉了。几丈外，一阵腐尸的恶臭，熏得人直要作呕。要不是他那双大得出奇的手掌，十个指头圆秃秃的，仍旧没有变形的话，我简直不能想象，躺在地上那个庞大的怪物，竟会是舅妈家的男工王雄。

    王雄之死，引起了舅妈家中一阵骚动。舅妈当晚便在花园里烧了一大叠钱纸，一边烧，一边蹲在地上念念喃喃讲了一大堆安魂的话。她说像王雄那般凶死，家中难保干净。我告诉舅妈，王雄的尸首已经烂得发了臭，下女喜妹在旁边听得极恐怖地尖叫了起来，无论舅妈怎么挽留，她都不肯稍停，当场打点行李，便逃回她宜兰家中去了。只有表妹丽儿，我们瞒住了她，始终没有让她知道，因为怕她害怕。舅妈和我到王雄房中去收捡他的遗物，她对我赌咒，挨过这次教训，她一辈子再也不会雇用男工人了。

    我第一次见到王雄，是两年前的一个春天里。我在金门岛上服大专兵役，刚调回台北，在联勤司令部当行政官。我家住在台中，台北的亲戚，只有舅妈一家，一报完到，我便到舅妈家去探望她们。舅舅生前是做大生意的，过世得早，只生下表妹丽儿一个人。舅舅留下了一笔很可观的产业，因此舅妈和表妹一向都过着十分富裕的生活。那时舅妈刚搬家，住在仁爱路四段，一栋三百多坪的大花园洋房里。我到舅妈家的那天，她正在客厅里打牌，心不在焉地问了我几句话，便叫我到花园里去找表妹丽儿去了。我母亲告诉过我，丽儿是舅妈含在嘴里长大的，六岁大，舅妈还要亲自喂她的奶，惯得丽儿上六年级了，连鞋带都不肯自己系。可是丽儿的模样儿却长得实在逗人疼怜，我从来没有见过哪家的孩子生得像她那样雪白浪圆的：圆圆的脸、圆圆的眼睛，连鼻子嘴巴都圆得那般有趣；尤其是当她甩动着一头短发，咯咯一笑的时候，她那一份特有的女婴的憨态，最能教人动心，活像一个玉娃娃一般。然而她那一种娇纵任性的脾气，也是别家孩子少有的，半点不遂她的意，什么值钱东西，拿到了手里便是一摔，然后往地上一坐，搓着一双浑圆的腿子，哭破了喉咙也不肯稍歇，无论什么人，连舅妈在内，也扭她不过来。

    舅妈家的花园十分宽敞，新植的草木花树都打点得非常整齐，中间是一块绿茸茸的朝鲜草坪，四周的花圃里却种满了清一色艳红的杜鹃花，许多株已经开始打苞了。我一进到园内，便听到丽儿一连串清脆滑溜的笑声。当我绕过那丛芭蕉树的时候，赫然看见丽儿正骑在一个大男人的身上，那个男人手脚匍匐在草坪上，学着兽行，丽儿却正跨在他的背上，她白胖的小手执着一根杜鹃花的核子，当着马鞭子一般，在空中乱挥，丽儿穿了一身大红的灯心绒裙子，两条雪白滚圆的腿子露在外面不停地踢蹬，一头的短发都甩动了，乐不可支地尖笑着。

    “表哥，看我骑马嘟嘟——”丽儿发觉我时，丢掉了手上的树枝，两手朝我乱招一顿，叫道，然后她跨过那个男人的头跳了下来，跑到我跟前来。那个男人赶忙爬了起来，向我笑着嗫嚅地叫了一声：

    “表少爷——”

    我发觉原来他竟高大得出奇，恐怕总有六呎上，一颗偌大的头颅，头皮剃得青亮，黑头黑脸，全身都黑得乌钢一般发出了亮光来，他朝我咧着嘴，龇着一口的白牙齿，有点羞赧似的，一直搓着他那双巨掌，他的十个指头却秃得有点滑稽。他穿着一条洗得发了白的军裤，膝盖上沾满了泥草。

    “表哥，”丽儿指着那个男人对我说道，“王雄说，他可以那样爬着走好几里路呢。”

    “那是从前打仗的时候啊——”王雄赶忙辩道，他的口音带着浓浊的湖南土腔。

    “胡说！”丽儿皱起眉头打断他的话道，“你那天明明说过：你可以让我骑着上学校去呢。”

    王雄讪讪地瞅着丽儿，说不出话来，浑黑的脸上竟泛起红晕来了，好像丽儿把他和她两人之间的什么秘密泄漏了一般。

    “表哥，我带你去看，王雄替我捉来了好多蝈蝈儿。”丽儿说着便跑在我前头，引着我向屋内走去，跑了几步，她好像又突然记起了什么似的，停下来，转过身，向王雄伸出了她那双雪白滚圆的手臂叫道：

    “王雄，来。”

    王雄踌躇了一下，终于走上了前去，丽儿一把便捞住了他那粗黑的膀子，和他手牵手，径自蹦着跳着，往屋内跑去，王雄拖着他那庞大的身躯也跟着丽儿迟笨地奔跑起来。

    到了晚间，舅妈打完牌，和我闲聊起来，才告诉我，原来王雄就是她新雇的男工。本来是行伍出身的，刚退了下来，人是再老实不过了，舅妈颇为赞许道，整天一声不响，就会闷着头做事，而且，看不出他那么个粗人，打理起花木来，却别有一番心思呢。舅妈说，园子里那成百株杜鹃花，一棵棵都是王雄亲手栽的。为什么要种那么些杜鹃花呢？舅妈叹了一口气解说道，还不是为了丽儿。就是因为那个小魔星喜欢杜鹃花的缘故。

    “我从来也没见过，”舅妈突然笑得用手掩起了嘴来，“一个四十岁的大汉子，竟让个女娃娃牵着鼻子走，什么都依全了她。”

    最后舅妈摇着头赞叹道：难得他们两个人有缘！

    丽儿和王雄确实有缘。每次我舅妈家去，总看见他们两人在一块儿玩耍。每天早上，王雄踏着三轮车送丽儿去上学，下午便去接她回来。王雄把他踏的那辆三轮车经常擦得亮亮的，而且在车头上插满了一些五颜六色的绒球儿，花纸铰的凤凰儿，小风车轮子，装饰得像风辇宫车一般。每次出去接送丽儿，王雄总把自己收拾得头干脸净的，即使是大热天，也穿戴得体体面面。当丽儿从外头走进大门来时，扬起脸，甩动着她那一头短发，高傲得像个小公主一般，王雄跟在她身后，替她提着书包，挺着腰，满面严肃，像足了丽儿的护驾卫士。一回到家里，丽儿便拉着王雄到花园中嬉游去了。王雄总是想出百般的花样，来讨丽儿的欢心。有一次，我看见王雄独个儿坐在屋檐下，脚旁边地上摆着一大堆红红绿绿的玻璃珠子，他手里拈着根金线，聚精会神地串着那些珠儿。当他伸出他那双黑秃秃的巨掌，满地去捕捉那些滑溜乱滚的玻璃珠子时，显得十分的笨拙有趣。那天丽儿回家后，王雄在花园里，便替她戴满了一身玻璃珠子串成的手观儿和项链子。丽儿头上戴了两圈，两只膀子上，一边箍了五六个，她把鞋子也踢掉了，打了一双赤足，捞起了裙子，露出她雪白的腿子来，她的足踝上，也套了好几个五彩玻璃脚圈子。丽儿嘴里咿呀唔呀地唱着笑着，手里擎着两球艳红的杜鹃花，挥动着她那白胖的小膀子，在那片绿茸茸的草地上，跳起她学校里教的山地舞来。王雄也围着丽儿，连蹦带跳，不停地拍着他那双大手掌。他那张大黑脸涨得鲜红鲜红的，嘴巴咧得老大，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来。他们两个人，一大一小，一黑一白，蹦着跳着，在那片红红的花海里，载歌载舞起来。

    在联勤总司令部服役那段时期，一个礼拜，总有两三天，我在舅妈家留宿，舅妈要我替丽儿补习功课，因为夏天她就要考中学了。在舅妈家出入惯了，我和王雄也渐渐混熟了，偶尔他也和我聊起他的身世来。他告诉我说，他原是湖南乡下种田的，打日本人抽壮了给抽了出来。他说他那时才十八岁，有一天挑了两担谷子上城去卖，一出村子，便让人截走了。

    “我以为过几天仍旧回去的呢，”他笑了一笑说道，“哪晓得出来一混便是这么些年，总也没能回过家。”

    “表少爷，你在金门岛上看得到大陆吗？”有一次王雄若有所思地问我道。我告诉他，从望远镜里可以看得到那边的人在走动。

    “隔得那样近吗？”他吃惊地望着我，不肯置信的样子。

    我在金门的时候，营里也有几个老士兵，他们在军队里总有十来年的历史了，可是我总觉得他们一径还保持着一种赤子的天真，他们的喜怒哀乐，就好像金门岛上的烈日海风一般，那么原始、那么直接。有时候，我看见他们一大伙赤着身子在海水里打水仗的当儿，他们那一张张苍纹满布的脸上，突地都绽开了童稚般的笑容来，那种笑容在别的成人脸上是找不到的。有一天晚上巡夜，我在营房外面海滨的岩石上，发觉有一个老士兵在那儿独个儿坐着拉二胡。那天晚上，月色清亮，没有什么海风，不知是他那垂首深思的姿态，还是那十分幽怨的胡琴声，突然使我联想到，他那份怀乡的哀愁，一定也跟古时候戍边的那些士卒的那样深。那样远。

    “王雄，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有一晚，我和王雄在园子里乘凉，王雄和我谈起他湖南湘阴乡下的老家时，我问他道。

    “有个老娘，不晓得还在不在，”王雄说道，“还有——”

    突然间，他变得有点忸怩起来了，结结巴巴地告诉我，原来他没有出来以前，老早便定下亲了。是他老娘从隔壁村庄买来的一个小妹仔。

    “那时她才十岁，只有这么高——”王雄说着用手比了一下。

    他那个小妹仔好吃懒做，他老娘时常拿扫把打她的屁股，一打她，她就躲到他的身后去。

    “小妹仔长得白白胖胖，是个很傻气的丫头。”王雄说，他咧着嘴笑了起来。

    “给你一挂鱿鱼吃。”下女喜妹突然走到王雄身后伸过手来，把一挂烤鱿鱼拎到王雄的脸上。她刚洗完头，也到园子里来乘凉。喜妹是个极肥壮的女人，偏偏又喜欢穿紧身衣服，全身总是箍得肉颤颤的，脸上一径涂得油白油白，画着一双浓浓的假眉毛，看人的时候，乜斜着一对小眼睛，很不驯地把嘴巴一撇，自以为很有风情的样子。舅妈说，王雄和喜妹的八字一定犯了冲，王雄一来便和她成了死对头，王雄每次一看见她就避得远远的，但是喜妹偏偏却又喜欢去撩拨他，每逢她逗得他红头赤脸的当儿，她就大乐起来。

    王雄很自莽地把喜妹的手一拨，闷吼了两下，扭过头去，皱起了眉头，便不肯出声了。喜妹噗哧地笑了起来，她仰起头，把那挂烤鱿鱼往嘴巴里一送，摇着一头湿淋淋的长发，便走到那丛芭蕉树下一张藤靠椅上，躺了下去，园子里一轮黄黄的大月亮刚爬过墙头来，照得那些肥大的芭蕉树叶都发亮了。喜妹一面摇着一柄大蒲扇，啪嗒啪嗒地打着她的大腿在赶蚊子，一面却用着十分尖细的声音哼起台湾的哭调《闹五更》来。王雄霍然立起身，头也不回，拖着他那庞大的身体，便向屋内走了进去。

    丽儿到底是一个十分聪敏的孩子，暑假中，我只替她补习了几个礼拜，她很轻巧地便考上了省立二女中。舅妈笑得合不拢嘴来，一放了榜，便带着丽儿出去缝制服，买书包文具。开学的那天，一屋人都忙得团团转，舅妈亲自替丽儿理书包、烫制服，当丽儿穿着她那一身毕挺的童军制服，挂得一身的佩件，很俏皮地歪戴着一顶童军帽，提着一只黑皮新书包，摇摇摆摆，神气十足地走出大门口时，顷刻间，她好像长大了许多似的，俨然是一副中学生的派头了。王雄老早便推着三轮车在门口候着了，丽儿一走出去，王雄好像猛吃了一惊似的，呆望着丽儿，半晌都说不出话来，丽儿把书包往三轮车上一扔，很轻快地便跳上了车去，朝着我们挥了一挥手，然后把王雄猛推了一把叫道：

    “走啊，王雄。”

    丽儿对她的中学生活十分着迷，头几天，放学回来，制服也不肯脱，在镜子面前看了又看，照了又照，一有空，便捧起一本远东英语读本，得意洋洋地大声念起英文来。有一天，她立在通到花园的石阶上，手里擎着她那本英语读本，王雄站在石阶下面，仰着头，聚精会神地望着丽儿在听她念英文。

    “Iamagirl．”丽儿指了一指自己的胸膛念道，然后又指了一指王雄。

    “Youareaboy．”王雄微张着嘴，脸上充满了崇敬的神情。

    “Iamastudent．”丽儿又念了一句，她瞥了王雄一眼，然后突然指着他大声叫道：

    “Yorareadog．”

    丽儿咯咯地笑了起来，笑得前俯后仰，一头的短发都甩动了。王雄迷惘地眨了几下眼睛，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旋即他也跟着丽儿咧开了嘴，开心地笑了起来。

    开了学的三个礼拜后，一个星期六的中午，丽儿从学校回来，我们都在客厅里等着她吃午饭。丽儿进来时，把客厅门一摔开，满面怒容，王雄跟在她身后，手里替她提着书包。

    “下礼拜起，我不要王雄送我上学了。”丽儿一坐下来便对舅妈说道。我们都感到十分意外，舅妈赶忙询问丽儿为了什么缘故。

    “人家都在笑我了。”丽儿猛抬起头，一脸通红。

    “这有什么可笑的呢？”舅妈走过去，用手绢替丽儿揩拭她额上的汗，柔声地安慰她道，“坐三轮车上学的人也有的是啊。”

    丽儿一把推开舅妈的手，突然指向王雄道：

    “同学们都在说——他像一头大猩猩！”

    丽儿斜睨住王雄，脸上登时显出了鄙夷的神色来。舅妈打量了王雄一下，撑不住笑了。喜妹却捞起了裙角，笑得弯了腰。王雄捏着丽儿的书包，站在那儿，十分羞惭似的，黧黑的面孔一下子都紫涨了起来，他偷偷瞅了丽儿一眼，嘴唇一直抖动着，好像要向她赔一个笑脸，却笑不出来。

    自从丽儿改骑脚踏车上学后，她便很少跟王雄在一块儿了。她在学校里十分活跃，经常带领一大伙同学回到家中来玩。有一个星期日的下午，丽儿又带了七八个同学——全是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到家中的花园里来踢毽子，丽儿是个踢毽子的能手，一口气可以踢上百来个。我正站在石阶上，望着那群小女孩儿，个个捞起裙子，兴高采烈地踢着毽子，忽然看见王雄从那丛芭蕉树后问了出来，朝着丽儿直招手，悄悄地叫道：

    “丽儿——”

    “你来干什么？”丽儿走了过来，有点不耐烦地问道。

    “你看，我给你找了什么东西来？”王雄从一个牛皮纸袋里，拿出了一只精致的玻璃水缸来，里面有两条金鱼在游动着。我从前买过一缸金鱼送给丽儿，丽儿非常喜爱，挂在她的窗台上，天天叫王雄喂红虫给鱼吃，后来让隔壁一只猫跑来捣翻吃掉了。丽儿哭得十分伤心，我哄着她答应替她再买一缸，后来竟把这件事情忘掉了。

    “谁还要玩那个玩意儿？”丽儿把面一扬，很不屑地说道。

    “我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两条呢。”王雄急切地说道。

    “我踢毽子去了。”丽儿一扭头便想跑开。

    “这是两条凤尾的——”王雄一把抓住了丽儿一只膀子，把那缸金鱼擎到丽儿脸上让她看。

    “放开我的手。”丽儿叫道。

    “你看一看嘛，丽儿——”王雄乞求道，他紧紧地捏住丽儿，不肯放开她。丽儿挣了两下，没有挣脱，她突然举起另外一只手把那只玻璃水缸猛一拍，那只金鱼缸便哐啷一声拍落到地上，砸得粉碎。丽儿摔开了王雄的手，头也没回便跑掉了。缸里的水溅得一地，那两条艳红的金鱼便在地上拼命地跳跃起来。王雄惊叫了一声，蹲下身去，两手握住拳头，对着那两条挣扎的金鱼，不知该怎么去救它们才好。那两条娇艳的金鱼最后奋身猛跳了几下，便跌落在地上不能动弹了。王雄佝着头，呆呆地望着那两条垂死的金鱼，半晌，他才用手拈起了那两条金鱼的尾巴，把鱼搁在他的手掌上，捧着，走出了花园。

    自从那次以后，王雄变得格外地沉默起来。一有空他便避到园子里浇花。每一天，他都要把那百来株杜鹃花浇个几遍，清晨傍晚，总看到他那个庞大的身躯，在那片花丛中，孤独地徘徊着。他垂着头，微微弯着腰，手里执着一根长竹竿水瓢，一下又一下，哗啦哗啦，十分迟缓的、十分用心的，在灌溉着他亲手栽的那些杜鹃花。无论什么人跟他说话，他一概不理睬。有时舅妈叫急了，他才嗄哑着嗓子应着一声：“是，太太。”旋即他又问声不响，躲到花园里去。直到出事的前一天，喜妹在园子里的水龙头接水洗被单，王雄老早便在龙头上挂着一只水桶，盛水浇花了。喜妹把王雄那只装得半满的水桶取了下来，将自己的洗衣盆搁到龙头下面去。王雄突然走了过来，也不做声，一脚便把水盆踢翻了，盆里的水溅得喜妹一身。喜妹登时恼怒得满面排红，她把长发往后一挽，一闪身便站到了王雄面前，用身子挡住水龙头，对王雄喝道：

    “今天谁也别想用水！”

    喜妹扬着脸，叉着腰，胸脯挺得高高的，她满面挂着水珠子，裙角也在淋淋沥沥地滴着水，她把木展踢掉了，赤了一双脚，很不逊地和王雄对峙着。王雄闭着嘴，定定地望着她。喜妹打量了王雄一下，突然间，她放纵地浪笑了起来，笑得全身都颤抖了，一边笑，一边尖叫着：

    “大猩猩——大猩猩——”

    喜妹的话还没有落音，王雄一把便伸出了他那双巨手抓住了喜妹肥胖的膀子，拚命地前后摇撼起来，一边摇着，他的喉头不住发出呜咽咆哮的声音来，好像一头受了重伤的野兽，在发着悲愤的吼声一般。喜妹痛得一脸扭曲起来，大概惊呆了，一下子喊不出声音。正当我赶过去阻止王雄的时候，喜妹才尖叫了一声，王雄一松手，喜妹赶忙捞走裙子便跑开了。一面跑她一面揉着她的膀子，跑到老远她才回过头来，朝着王雄吐了一泡口沫骂道：

    “考背！”

    王雄仍旧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重重地喘着息，额头上的汗珠子，大颗大颗地滚下来，一双眼睛红得要喷火了似的。我突然发觉，原来王雄的样子竟走了形。他满脸的胡子植，头发长出了寸把来也没有剃，全头一根根倒竖着，好像个刺猬一般，他的眼塘子整个都坑了下去，乌黑乌黑的，好像多少夜没睡过觉似的。我没有料到才是几天的工夫，王雄竟变得这般憔悴，这般暴戾起来。

    出了事，好几天，舅妈都不肯相信，她说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像王雄那么个老实人，竟会干出那种事情。

    “那个死鬼——”喜妹一提到王雄就捞起裙子掩面痛哭，一面抚着她的颈子，犹带余悸似的。

    那天早上，我们发现喜妹的时候，以为她真的死了。她躺在园子里，昏迷在一丛杜鹃花的下面，她的衣裙撕得粉碎，上体全露了出来，两只Rx房上，斑斑累累，掐得一块一块的瘀青，她颈子上一转都是指甲印。同一天，王雄便失了踪。他遗留下来的那些衣物，舅妈都叫我拿去分给了我们连上那些老士兵。在他箱子里，翻出了一大包五颜六色的玻璃珠子来，是那次他替丽儿串手钏子用剩的。

    退役后，我便回台中家里去了，直到第二年春天，我到台北来找事，才又到舅妈家去。舅妈病了很久，一直躺在床上，她显得非常苍白无神。舅妈说，自从她家发生过那桩不吉利的事情以后，她的身体就没有好过，夜夜失眠。她挣扎着起来，紧紧地执着我的手，悄悄说道：

    “天天夜里，我都听见有人在园子里浇水的声音。”

    母亲说过，舅妈是个神经极衰弱的女人，一辈子专爱讲鬼话。当我走到园子里的时候，却赫然看见那百多株杜鹃花，一球堆着一球，一片卷起一片，全部爆放开了。好像一腔按捺不住的鲜血，猛地喷了出来，洒得一园子斑斑点点都是血红血红的，我从来没看见杜鹃花开得那样放肆、那样愤怒过。丽儿正和一群女孩子在园子里捉迷藏，她们在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丛中穿来穿去。女孩子们尖锐清脆的嬉笑声，在春日的晴空里，一阵紧似一阵地荡漾着。

啼妃

花桥荣记

提起我们花桥荣记，那块招牌是响当当的。当然，我是指从前桂林水东门外花桥头，我们爷爷开的那家米粉店。黄天荣的米粉，桂林城里，谁人不知？哪个不晓？爷爷是靠卖马肉米粉起家的，两个小钱一碟，一天总要卖百把碟，晚来一点，还吃下着呢。我还记得奶奶用红绒线将那些小铜板一串串穿起来，笑得嘴巴都合不拢，指着我说：妹仔，你日后的嫁妆不必愁了。连桂林城里那些大公馆请客，也常来订我们的米粉，我跟了奶奶去送货，大公馆那些阔太太看见我长的俏，说话知趣，一把把的赏钱塞到我袋子里，管我叫“米粉丫头”。

    我自己开的这家花桥荣记可没有那些风光了。我是做梦也没想到，跑到台北又开起饭馆来。我先生并不是生意人，他在大陆上是行伍出身的，我还做过几年营长太太呢。哪晓得苏北那一仗，把我先生打得下落不明，慌慌张张我们眷属便撤到了台湾。头几年，我还四处打听，后来夜里常常梦见我先生，总是一身血淋淋的，我就知道，他已经先走了。我一个女人家，流落在台北，总得有点打算，七拼八凑，终究在长春路底开起了这家小食店来。老板娘一当，便当了十来年，长春路这一带的住户，我闭起眼睛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来了。

    来我们店里吃饭的，多半是些寅吃卯粮的小公务员——市政府的职员喽、学校里的教书先生喽、区公所的办事员喽——个个的荷包都是干瘪瘪的，点来点去，不过是些家常菜，想多榨他们几滴油水，竟比老牛推磨还要吃力。不过这些年来，也全靠这批穷顾客的帮衬，才把这爿店面撑了起来。

    顾客里，许多却是我们广西同乡，为着要吃点家乡味，才常年来我们这里光顾，尤其是在我们店里包饭的，都是清一色的广西佬。大家聊起来，总难免攀得上三五门子亲戚。这批老光杆子，在我家里包饭，有的一包三年五载，有的竟至七年八年，吃到最后一口饭为止。像那个李老头，从前在柳州做大木材生意，人都叫他“李半城”，说是城里的房子，他占了一半。儿子在台中开杂货铺，把老头子一个人摔在台北，半年汇一张支票来。他在我们店里包了八年饭，砸破了我两打饭碗，因为他的手扯鸡爪疯，捧起碗来便打颤。老家伙爱唱《天雷报》，一唱便是一把鼻涕，两行眼泪。那晚他一个人点了一桌子菜，吃得精光，说是他七十大寿，那晓得第二天便上了吊。我们都跑去看，就在我们巷子口那个小公园里一棵大枯树上，老头子吊在上头，一双破棉鞋落在地上，一顶黑毡帽滚跌在旁边。他欠的饭钱，我向他儿子讨，还遭那个挨刀的狠狠抢白了一顿。

    我们开饭馆，是做生意，又不是开救济院，哪里经得起这批食客七拖八欠的，也算我倒媚，竟让秦癞子在我店里白吃了大半年。他原在市政府做得好好的，跑去调戏人家女职员，给开除了，就这样疯了起来，我看八成是花痴！他说他在广西榕县当县长时，还讨过两个小老婆呢。有一次他居然对我们店里的女顾客也毛手毛脚起来，我才把他撵了出去。他走在街上，歪着头，斜着眼，右手伸在空中，乱抓乱捞，满嘴冒着白泡子，吆喝道：“滚开！滚开！县太爷来了。”有一天他跑到菜场里，去摸一个卖菜婆的奶，那个卖菜婆拿起根扁担，罩头一棍，当场打得他额头开了花。去年八月里刮台风，长春路一带淹大水，我们店里的桌椅都漂走了。水退的时候，长春路那条大水沟冒出一窝窝的死鸡死猫来，有的烂得生了蛆，太阳一晒，一条街臭烘烘。卫生局来消毒、打捞的时候，从沟底把秦癞子钩了起来，他裹得一身的污泥，硬邦邦的，像个四脚朝天的大乌龟，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掉到沟里去的。

    讲句老实话，不是我卫护我们桂林人，我们桂林那个地方山明水秀，出的人物也到底不同些。榕县、武宁，那些角落头跑出来的，一个个龇牙咧嘴。满口夹七夹八的土话，我看总带着些苗子种。哪里拼得上我们桂林人？一站出来，男男女女，谁个不沾着几分山水的灵气？我对那批老光杆子说：你们莫错看了我这个春梦婆，当年在桂林，我还是水东门外有名的美人呢！我替我们爷爷掌柜，桂林行营的军爷们，成群结队，围在我们米粉店门口，像是苍蝇见了血，赶也赶不走，我先生就是那样把我搭上的。也难怪，我们那里，到处青的山，绿的水，人的眼睛也看亮了，皮肤也洗得细白了。几时见过台北这种地方？今年台风，明年地震，任你是个大美人胎子，也经不起这些风雨的折磨哪！

    包饭的客人里头，只有卢先生一个人是我们桂林小同乡，你一看不必问，就知道了。人家知礼识数，是个很规矩的读书人，在长春国校已经当了多年的国文先生了。他刚到我们店来搭饭，我记得也不过是三十五六的光景，一径斯斯文文的，眼也不抬，口也不开，坐下去便闷头扒饭，只有我替他端菜添饭的当儿，他才欠身笑着说一句：不该你，老板娘。卢先生是个瘦条个子，高高的，背有点佝，一杆葱的鼻子，青白的脸皮，轮廓都还在那里，原该是副很体面的长相；可是不知怎的，却把一头头发先花白了，笑起来，眼角子两撮深深的皱纹，看着很老，有点血气不足似的。我常常在街上撞见他，身后领着一大队蹦蹦跳跳的小学生，对街的时候，他便站到十字路口，张东西跑过街去。不知怎的，看见他那副极有耐心的样子，总使我想起我从前养的那只性情温驯的大公鸡来，那只公鸡竟会带小鸡的，它常常张着双翅，把一群鸡仔孵到翅膀下面去。

    聊起来我才知道，卢先生的爷爷原来是卢兴昌卢老太爷。卢老大爷从前在湖南做过道台，是我们桂林有名的大善人，水东门外那问培道中学就是他办的。卢老奶奶最爱吃我们荣记的原汤米粉，我还跟着我们奶奶到过卢公馆去过呢。

    “卢先生，”我对他说道，“我从前到过你们府上的，好体面的一间公馆！”

    他笑了一笑，半晌，说道：

    “大陆撤退，我们自己军队一把火，都烧光喽。”

    “哦，糟蹋了。”我叹道。我还记得，他们园子里种满了有红有白的芍药花。

    所以说，能怨我偏向人家卢先生吗？人家从前还不是好家好屋的，一样也落了难。人家可是有涵养，安安分分，一句闲话也没得。哪里像其他几个广西苗子？摔碗砸筷，鸡猫鬼叫。一肚子发不完的牢骚，挑我们饭里有砂子，菜里又有苍蝇。我就不由得光火，这个年头，保得住命就是造化，不将将就就的，还要刁嘴呢！我也不管他们眼红，卢先生的菜里，我总要加些料，牛肉是腥子肉，猪肉都是瘦的。一个礼拜我总要亲自下厨一次，做碗冒热米粉：卤牛肝、百叶肚：香菜麻油一浇，洒一把油炸花生米，热腾腾的端出来，我敢说，台北还找不出第二家呢，什么云南过桥米线！这碗米粉，是我送给卢先生打牙祭的，我这么巴结他，其实还不是为了秀华。

    秀华是我先生的侄女儿，男人也是军人，当排长的，在大陆上一样的也没了消息。秀华总也不肯死心，左等右等，在间麻包工厂里替人织麻线，一双手都织出了老茧来，可是她到底是我们桂林姑娘，净净扮扮，端端正正的。我把她抓了来，点破她。

    “乖女，”我说，“你和阿卫有感情，为他守一辈子，你这分心，是好的。可是你看着你婶娘，就是你一个好榜样。难道我和你叔叔还没有感情吗？等到今天，你婶娘等成了这副样子——不是我说句后悔的话，早知如此，十几年前我就另打主意了，就算阿卫还在，你未必见得着他，要是他已经走了呢？你这番苦心，乖女，也只怕白用了。”

    秀华终于动了心，掩面痛哭起来。是别人，我也懒得多事了，可是秀华和卢先生都是桂林人，要是两人配成了对，倒是一段极好的姻缘。至于卢先生那边，连他的家当我都打听清楚了。他房东顾太太是我的麻将搭子，那个湖北婆娘，一把刀嘴，世人落在她口里，都别想超生，可是她对卢先生却是百般卫护。她说她从来也没见过这么规矩的男人，省吃省用，除了拉拉弦子，哼几板戏，什么嗜好也没得。天天晚上，总有五六个小学生来补习。补得的钱便拿去养鸡。

    “那些鸡呀，就是卢先生的祖爷爷祖奶奶！”顾太太笑道，“您家还没见过他侍候那些鸡呢，那份耐性！”

    每逢过年，卢先生便提着两大笼芦花鸡到菜市场去卖，一只只鲜红的冠子，光光亮的羽毛——总有五六斤重，我也买过两只，屁股上割下一大碗肥油来。据顾太太估计，这么些年来，做会放息，利上裹利，卢先生的积蓄，起码有四五万，老婆是讨得起的了。

    于是一个大年夜，我便把卢先生和秀华都拘了来，做了一桌子的桂林菜，烫了一壶热热的绍兴酒。我把他们两个，拉了又拉，扯了又扯，合在一起。秀华倒有点意思，尽管抿着嘴巴笑，可是卢先生这么个大男人，反而害起臊来，我怂着他去跟秀华喝双杯，他竟脸红了。

    “卢先生，你看我们秀华这个人怎么样？”第二天我拦住他问道。他忸怩了半天也答不上话来。

    “我们秀华直赞你呢！”我瞅着他笑。

    “不要开玩笑了——”他结结巴巴的说。

    “什么开玩笑？”我截断他的话，“你快请请我，我替你做媒去，这杯喜酒我吃定了——”

    “老板娘，”是卢先生突然放下脸来，一板正经的说道，“请你不要胡闹，我在大陆上，早订过婚了的。”

    说完，头一扭，便走了。气得我浑身打颤，半天说不出话来，天下也有这种没造化的男人！他还想吃我做的冒热米粉呢！谁不是三百五一个月的饭钱？一律是肥猪肉！后来好几次他跑来跟我搭讪，我都爱理不理的，直到秀华出了嫁，而且嫁得一个很富厚的生意人，我才慢慢的消了心头那口气，到底算他是我们桂林人，如果是外乡佬！

    一个九月中，秋老虎的大热天，我在店里流了一天的汗，到了下午五六点，实在熬不住了，我把店交给我们大师傅，拿把蒲扇，便走到巷口那个小公园里，去吹口风，透口气。公园里那棵榆树下，有几张石凳子，给人歇凉的。我一眼瞥见，卢先生一个人坐在那里。他穿着件汗衫，拖着双木板鞋，低着头，聚精会神的在拉弦子。我一听，他竟在拉我们桂林戏呢，我不由的便心痒了起来。从前在桂林，我是个大戏迷，小金凤、七岁红他们唱戏，我天天都去看的。

    “卢先生，你也会桂林戏呀！”我走到他跟前说道。

    他赶忙立起来招呼我，一面答道：

    “并不会什么，自己乱拉乱唱的。”

    我在他身旁坐下来，叹了一口气。

    “几时再能听小金风唱出戏就好了。”

    “我也最爱听她的戏了。”卢先生笑着答道。

    “就是呀，她那出《回窑》把人的心都给唱了出来！”

    我说好说歹求了卢先生半天，他才调起弦子，唱了段《薛平贵回窑》。我没料到，他还会唱旦角呢，挺清润的嗓子，很有几分小金凤的味道：十八年老了王宝钏——听得我不禁有点刺心起来。

    “人家王三姐等了十八年，到底把薛平贵等着了——”卢先生歇了弦子，我吁了一口气对他说，卢先生笑了一笑，没有做声。

    “卢先生，你的未婚妻是谁家的小姐呀？”我问他。

    “是罗锦善罗家的。”

    “哦，原来是他们家的姑娘——”我告诉卢先生听，从前在桂林，我常到罗家缀玉轩去买他们的织锦缎，那时他们家的生意做得很轰烈的。卢先生默默的听着，也没有答话，半晌，他才若有所思的低声说道：

    “我和她从小一起长大的，她是我培道的同学。”卢先生笑了一下，眼角子浮起两撮皱纹来，说着他低下头去，又调起弦子，随便的拉了起来。太阳偏下去了，天色暗得昏红，起了一阵风，吹在身上，温湿温湿的，吹得卢先生那一头花白的头发也颤动起来。我倚在石凳靠背上，闭起眼睛，听着卢先生那喉咿呀呀带着点悲酸的弦音，朦朦胧胧，竟睡了过去。忽儿我看见小金凤和七岁红在台上扮着《回窑》，忽儿那薛平贵又变成了我先生，骑着马跑了过来。

    “老板娘——”

    我睁开眼，却看见卢先生已经收了弦子立起身来，原来早已满天星斗了。

    有一阵子，卢先生突然显得喜气洋洋，青白的脸上都泛起一层红光来。顾太太告诉我，卢先生竟在布置房间了，还添了一床大红丝面的被窝。

    “是不是有喜讯了，卢先生？”有一天我看见他一个人坐着，抿笑抿笑的，我便问他道。卢先生脸上一红，往怀里掏了半天，掏出了一封信来，信封又粗又黄，却是折得端端正正的。

    “是她的信——”卢先生咽了一下口水，低声说道，他的喉咙都哽住了。

    他告诉我，他在香港的表哥终于和他的未婚妻连络上，她本人已经到了广州。

    “要十根条子，正好五万五千块，早一点我也凑不出来——”卢先生结结巴巴的对我说。说了半天我才解过来他在讲香港偷渡的黄牛，带一个人入境要十根金条。卢先生一面说着，两手却紧紧的捏住那封信不肯放，好像在揪住他的命根子似的。

    卢先生等了一个月，我看他简直等得魂不守舍了，跟他说话，他也恍恍惚惚的，有时一个人坐在那里，突地低下头去，自己发笑。有一天，他来吃饭，坐下扒了一口，立起身便往外走，我发觉他脸色灰败，两眼通红。我赶忙追出去拦住他。

    “怎么啦，卢先生？”

    他停了下来，嘴巴一张一张，咿咿呜呜，半天也迸不出一句话来。

    “他不是人！”突然他带着哭声的喊了出来，然后比手划脚，愈讲愈急，嘴里含着一枚橄榄似的，讲了一大堆不清不楚的话：他表哥把他的钱吞掉了，他托人去问，他表哥竟说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我攒了十五年——”他歇了半晌，嘿嘿冷笑了一声，喃喃自语的说道。他的头一点一点，一头花白的头发乱蓬蓬，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卢先生养的那些芦花鸡来，每年过年，他总站在菜市里，手里捧着一只鲜红冠子黑白点子的大公鸡，他把那些鸡一只只喂得那么肥。

    大概有半年光景，卢先生一直茶饭无思，他本来就是个安静人，现在一句话也没得了，我看他一张脸瘦得还有巴掌大，便又恢复了我送给他打牙祭的那碗冒热米粉，哪晓得他连我的米粉也没胃口了，一碗总要剩下半碗来。有一个时期，一连两个礼拜，他都没来我们店里吃饭，我以为他生病，正要去看他，却在菜场里碰见了他的房东顾太太，那个湖北婆娘一看见我，一把揪住我的膀子，一行走，一行咯咯的笑，啐两声，骂一句：

    “这些男人家！”

    “又有什么新闻了，我的顾大奶奶？”我让她揪的膀子直发疼，这个包打听，谁家媳妇偷汉子，她都好像守在人家床底下似的。

    “这是怎么说？”她又狠狠的啐了一口，“卢先生那么一个人，也这么胡搞起来。您家再也猜不着，他跟什么人姘上了？阿春！那个洗衣婆。”

    “我的娘！”我不由得喊了起来。

    那个女人，人还没见，一双xx子先便擂到你脸上来了，也不过二十零点，一张屁股老早发得圆鼓隆咚。搓起衣裳来，肉弹弹的一身。两只冬瓜奶，七上八下，鼓槌一般，见了男人，又歪嘴，又斜眼。我顶记得，那次在菜场里，一个卖菜的小伙子，不知怎么犯着了她，她一双大奶先欺到人家身上，擂得那个小伙子直往后打了几个踉跄，噼噼叭叭，几泡口水，吐得人家一头一脸，破起嗓门便骂，干你老母鸡歪！那副泼辣劲，那一种浪样儿。

    “阿春替卢先生送衣服，一来便钻进他房里，我就知道，这个台湾婆不妥得很。有一天下午，我走过卢先生窗户底，听见又是哼又是叫，还当出了什么事呢。我垫起脚往窗帘缝里一瞧，呸——”顾太大赶忙朝地下死劲吐了一泡口水，“光天化日，两个人在房里也那么赤精大条的，那个死婆娘骑在卢先生身上，蓬头散发活像头母狮子！撞见这种东西，老板娘，您家说说，晦气不晦气？”

    “难怪，你最近打牌老和十三幺，原来瞧见宝贝了。”我不由得好笑，这个湖北九头鸟，专爱探人阴私。

    “嚼蛆！”

    “卢先生倒好，”我叹了一口气说，“找了一个洗衣婆来服侍他，日后他的衣裳被单倒是不愁没有人洗了。”

    “天下的事就怪在这里了，”顾太太拍了一个响巴掌，“她服侍卢先生？卢先生才把她捧在手上当活宝贝似的呢，人家现在衣服也不洗了，指甲擦得红通通的，大模大样坐在那里听收音机的歌仔戏，卢先生反而累得像头老牛马，买了个火炉来，天天在房中炒菜弄饭给她吃。最气人的是，卢先生连床单也自己洗，他哪里洗得干净？晾在天井里，红一块，黄一块，看着不知道多恶心。”

    第二天，我便在街上碰见了卢先生和阿春，两个人迎面走来。阿春走在前头，扬起头，耸起她那个大胸脯，穿得一身花红柳绿的，脸上鲜红的两团胭脂。果然，连脚趾甲都涂上了蔻丹，一双木展，劈劈啪啪踏得混响，很标劲，很嚣张。卢先生却提着个菜篮子跟在她身后，他走近来的时候，我猛一看，吓了一大跳。我原以为他戴着顶黑帽子呢，那晓得他竟把一头花白的头发染得漆黑，染得又不好，硬邦邦的张着；脸上大概还涂了雪花膏，那么粉白粉白的，他那一双眼睛却坑了下去，眼塘子发乌，一张惨白的脸上就剩下两个大黑洞，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从前在桂林看戏，一个叫白玉堂的老戏子来，五十大几了，还唱扇子生。有一次我看他的《宝玉哭灵》，坐在前排，他一唱哭头，那张敷满了白粉的老脸上，皱纹陡地统统现了出来，一张嘴，便露出了一口焦黑的烟屎牙，看得我心里直难过，把个贾宝玉竟唱成了那副模样。卢先生和我擦肩而过，把头一扭，装着不认识，跟在那个台湾婆的屁股后头便走了。

    卢先生和阿春的事情，我们长春路的人都传反了，我是说卢先生遭阿春打伤了那桩公案。阿春在卢先生房里偷人，偷那个擦皮鞋的马仔，卢先生跑回去捉好，马仔一脚把他踢倒地上，逃跑了，卢先生爬起来，打了阿春两个耳光子。

    “就是那样闯下了大祸！”顾太太那天告诉我，“天下也有那样凶狠的女人？您家见过吗？三脚两跳她便骑到了卢先生身上，连撕带扯，一口过去，把卢先生的耳朵咬掉了大半个。要不是我跑到街上叫救命，卢先生一定死在那个婆娘的手里！”

    顾太太一直喊倒霉，家里出了那种丑事。她说依她的性子，当天就要把卢先生撵出去，可是卢先生实在给打狠了，躺在床上动都动不得。卢先生伤好以后，又回到了我们店里包饭了。他身上耗剩了一把骨头，脖子上的几条青疤还没有褪；左边耳朵的耳垂不见了，上面贴着一块白胶布，他那一头染过的头发还没洗干净，两边太阳穴新冒出的发脚子仍旧是花白的，头顶上却罩着一个黑盖子，看着不知道有多滑稽，我们店里那些包饭的广西老，一个个都挤眉眨眼瞅着他笑。

    有二天，我在长春国校附近的公共汽车站那边，撞见卢先生。他正领着一群放学的小学生，在街上走着。那群小学生叽叽喳喳，打打闹闹的，卢先生走在前面，突然他站住回过头去，大喊一声：

    “不许闹！”

    他的脸紫涨，脖子粗红，额上的青筋都叠暴起来，好像气得什么似的。那些小学生都吓了一跳，停了下来，可是其中有一个小毛丫头却骨碌骨碌的笑了起来。卢先生跨到她跟前，指到她脸上喝道：

    “你敢笑？你敢笑我？”

    那个小毛丫头甩动着一双小辫子，摇摇摆摆笑得更厉害了。卢先生啪的一巴掌便打到了那个小毛丫头的脸上，把她打得跌坐到地上去，“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卢先生又叫又跳，指着坐在地上的那个小毛丫头，骂道：

    “你这个小鬼，你也敢来欺负老子？我打你，我就是要打你！”

    说着他又伸手去揪那个小毛丫头的辫子。那些小学生吓得哭的哭，叫的叫。路上的行人都围了过去，有的哄着那些小孩子，有两个长春国校的男老师却把卢先生架着拖走了。卢先生一边走，两只手臂犹自在空中乱舞，满嘴冒着白泡子，喊道：

    “我要打死她！我要打死她！”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卢先生，第二天，他便死了。顾太太进到他房间时，还以为他伏在书桌上睡觉，他的头靠在书桌上，手里捏着一管毛笔，头边堆着一叠学生的作文簿。顾太太说验尸官验了半天，也找不出毛病来，便在死因栏上填了“心脏麻痹”。

    顾太太嘱咐我，以后有生人来找房子，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卢先生是死在她家里的。她请了和尚道士到她家去念经超度，我也去买了钱纸蜡烛来，在我们店门口烧化了一番。卢先生在我们店里进进出出，总也有五六年了。李老头子、秦癫子，我也为他们烧了不少钱纸呢。

    我把卢先生的账拿来一算，还欠我两百五十块。我到派出所去拿了许可证，便到顾太太那儿，去拿点卢先生的东西来做抵押。我们做小生意的，哪里赔得起这些闲钱。顾太太满面笑容过来招呼我，她一定以为我去找她打牌呢。等她探明了我的来意，却冷笑了一声说道：

    “还有你的份？他欠我的房钱，我向谁讨？”

    她把房门钥匙往我手里一塞，便径自往厨房里去了。我走到卢先生房中，里面果然是空空的。书桌上堆着几本旧书，一个笔筒里插着一把破毛笔。那个湖北婆不知私下昧下了多少东西！我打开衣柜，里面挂着几件白衬衫，领子都翻毛了，柜子角落头却塞着几条发了黄的女人的三角裤。我四处打量了一下却发现卢先生那把弦子还挂在墙壁上，落满了灰尘。弦子旁边，悬着几幅照片，我走近一瞧，中间那幅最大的，可不是我们桂林水东门外的花桥吗？我赶忙爬上去，把那幅照片拿了下来，走到窗户边，用衣角把玻璃框擦了一下，借着亮光，觑起眼睛，仔细的瞧了一番。果然是我们花桥，桥底下是漓江，桥头那两根石头龙柱还在那里，柱子旁边站着两个后生，一男一女，男孩子是卢先生，女孩子一定是那位罗家姑娘了。卢先生还穿着一身学生装，清清秀秀，干干净净的，戴着一顶学生鸭嘴帽。我再一看那位罗家姑娘，就不由的暗暗喝起彩来。果然是我们桂林小姐！那一身的水秀，一双灵透灵透的风眼，看着实在叫人疼怜。两个人，肩靠肩，紧紧的依着，笑眯眯的，两个人都不过是十八九岁的模样。

    卢先生房里，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搜不出，我便把那幅照片带走了，我要挂在我们店里，日后有广西同乡来，我好指给他们看，从前我爷爷开的那间花桥荣记，就在漓江边，花桥桥头，那个路口子上。

啼妃

孤恋花

从前每天我和娟娟在五月花下了班，总是两个人一块儿回家的。有时候夏天夜晚，我们便叫一辆三轮车，慢慢荡回我们金华街那间小公寓去。现在不同了，现在我常常一个人先回去，在家里弄好消夜，等着娟娟，有时候一等便等到天亮。     金华街这间小公寓是我花了一生的积蓄买下来的。从前在上海万春楼的时候，我曾经攒过几文钱，我比五宝她们资格都老，五宝还是我一手带出头的；可是一场难逃下来，什么都光了，只剩下一对翡翠镯子，却还一直戴在手上。那对翠镯，是五宝的遗物，经过多少风险，我都没肯脱下来。     到五月花去，并不是出于我的心愿。初来台湾，我原搭着俞大傀头他们几个黑道中的人，一并跑单帮。哪晓得在基隆码头接连了几次事故，俞大傀头自己一点老本搞干不算，连我的首饰也统统赔了进去。俞大傀头最后还要来剥我手上那对翠镯，我抓起一把长剪刀便指着他喝道：你敢碰一碰我手上这对东西！他朝我脸上吐了一泡口水，下狠劲啐道：婊子！婊子！做了一辈子的生意浪，我就是听不得这两个字，男人嘴里骂出来的，愈更龌龊。     酒家的生意并不好做，五月花的老板看中了我资格老，善应付，又会点子京戏，才专派我去侍候那些从大陆来的老爷们，唱几段戏给他们听。有时候碰见从前上海的老客人，他们还只管叫我云芳老六。有一次撞见卢根荣卢九，他一看见我便直跺脚，好像惋惜什么似的：     “阿六，你怎么又落到这种地方来了？”     我对他笑着答道：     “九爷，那也是各人的命吧？”     其实凭我一个外省人，在五月花和那起小查某混在一块儿，这些年能够攒下一笔钱，就算我本事大得很了。后来我泥着我们老板，终究捞到一个经理职位，看管那些女孩儿。五月花的女经理只有我和胡阿花两个人，其余都是些流氓头。我倒并不在乎，我是在男人堆子里混出来的，我和他们拼惯了。客人们都称我做“总司令”，他们说海陆空的大将——像丽君、心梅——我手下都占齐了。当经理，只有拿干薪，那些小查某的皮肉钱，我又不忍多刮，手头比从前紧多了，最后我把外面放账的钱，一并提了回来，算了又算，数了又数，终于把手腕上那对翡翠镯子也卸了下来，才拼凑着买下了金华街这幢小公寓。我买这栋公寓，完全是为了娟娟。     娟娟原来是老鼠仔手下的人，在五月花的日子很浅，平常打过几个照面，我也并未十分在意。其实五月花那些女孩儿擦胭抹粉打扮起来，个个看着都差不多，一年多以前，那个冬天的晚上，我到三楼三一三去查番。一推门进去，却瞥见娟娟站在那里唱台湾小调。手里一桌有半桌是日本狎客，他们正在和丽君、心梅那几个红酒女搂腰的搂腰，摸奶的摸奶，喧闹得了不得。一房子的烟，一房子的酒气和男人臭，谁也没在认真听娟娟唱。娟娟立在房间的一角，她穿着一件黑色的缎子旗袍，披着件小白褂子，一头垂肩的长发，腰肢扎得还有一捻。她背后围着三个乐师，为首的是那个林三郎，眨巴着他那一双烂得快要瞎了的眼睛，拉起他那架十分破旧，十分凄哑的手风琴，在替娟娟伴奏。娟娟是在唱那支《孤恋花》。她歪着头，仰起面，闭上眼睛，眉头蹙得紧紧的，头发统统跌到了一边肩上去，用着细颤颤的声音在唱，也不知是在唱给谁听：     月斜西月斜西真情思君君不知——     青春枞谁人爱变成落叶相思栽——     这首小调，是林三郎自己谱的曲。他在日据时代，是个小有名气的乐师，自己会写歌。他们说，他爱上了一个蓬莱阁叫白玉楼的酒女，那个酒女发羊病疯跌到淡水河里淹死了，他就为她写下了这首《孤恋花》。他抱着他那架磨得油黄的手风琴，眨着他那双愈烂愈红的眼睛，天天奏，天天拉，我在五月花里，不知听过多少酒女唱过这支歌了。可是没有一个能唱得像娟娟那般悲苦，一声声，竟好像是在诉冤似的。不知怎的，看着娟娟那副形相，我突然想起五宝来。其实娟娟和五宝长得并不十分像，五宝要比娟娟端秀些，可是五宝唱起戏来，也是那一种悲苦的神情。从前我们一道出堂差，总爱配一出《再生缘》，我唱孟丽君，五宝唱苏映雪，她也是爱那样把双眉头蹙成一堆，一段二黄，满腔的怨情都给唱尽了似的。她们两个人都是三角脸，短下巴，高高的颧骨，眼塘子微微下坑，两个人都长着那么一副飘落的薄命相。     娟娟一唱完，便让一个矮胖秃头的日本狎客拦腰揪走了，他把她揿在膝盖上，先灌了她一盅酒，灌完又替她斟，直推着她跟邻座一个客人斗酒。娟娟并不推拒，举起酒杯，又咕嘟咕嘟一口气饮尽了。喝完她用手背揩去嘴角边淌流下来的酒汁，然后望着那个客人笑了一下。我看见她那苍白的小三角脸上浮起来的那一抹笑容，竟比哭泣还要凄凉。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容易让客人摆布的酒女。像我手下的丽君，心梅，灌她们一盅酒，那得要看押狎的本事。可是娟娟却让那几个日本人穿梭一般，来回的猛灌，她不拒绝，连声也不吭，喝完一杯，咂咂嘴，便对他们凄苦的笑一下。一番当下来，娟娟总灌了七八杯绍兴酒下去，脸都有点泛青了。她临走时，立起身来，还对那几个灌她酒的狎客点着头说了声对不起，脸上又浮起她那个十分僵硬、十分凄凉的笑容来。     那天晚上，我收拾妥当，临离开时，走进三楼的洗手间去，一开门，却赫然看见娟娟在里头，醉倒在地上，朝天卧着。她一脸发了灰，一件黑缎子旗袍上，斑斑点点，洒满了酒汁。洗面缸的龙头开了没关，水溢到地上来，浸得娟娟一头长发湿淋淋的。我赶忙把她扶了起来，脱下自己的大衣裹在她身上。那晚，我便把娟娟带回到我的寓所里去，那时我还一个人住在宁波西街。     我替娟娟换洗了一番，服侍她睡到我床上去，她却一直昏醉不醒，两个肩膀犹自冷得打哆嗦。我拿出一条厚棉被来，盖到她身上，将被头拉起，塞到她的下巴底下，盖得严严的。我突然发觉，我有好多年没有做这种动作了。从前五宝同我睡一房的时候，半夜里我常常起来替她盖被。五宝只有两杯酒量，出外陪酒，跑回来常常醉得人事不知。睡觉的时候，酒性一燥，便把被窝踢得精光。我总是拿条被单把她紧紧的裹起来。有时候她让华三那个老龟公打伤了，晚上睡不安，我一夜还得起来好几次，我一劝她，她就从被窝里伸出她的膀子来，摔到我脸上，冷笑道：     “这是命，阿姐。”     她那雪白的胳臂上印着一排铜钱大的焦火泡子，是华三那杆烟枪子烙的。我看她痛得厉害，总是躺在她身边，替她揉搓着，陪她到大天亮。我摸了摸娟娟的额头，冰凉的，一直在冒冷汗，娟娟真的醉狠了，翻腾了一夜，睡得非常不安稳。     第二天，蒙蒙亮的时候，娟娟就醒了过来。她的脸色很难看，睁着一双炯炯的眸子，她说她的头痛得裂开了。我起来熬了一碗红糖姜汤，拿到床边去喂她。她坐起身来，我替她披上了一件棉袄。她喝了一半便不喝了，俯下头去，两手拼命在搓揉她的太阳穴，她的长头发披挂到前面来，把她的脸遮住了。半晌，她突然低着头说道：     “我又梦见我妈了。”娟娟说话的声音很奇怪，空空洞洞，不带尾音的。     “她在哪里？”我在她的身边坐了下来。     “不知道，”她抬起头来，摇动着一头长发，“也许还在我们苏澳乡下——她是一个疯子。”     “哦——”我伸出手去。替她拭去额上冒出来一颗一颗的冷汗珠子。我发觉娟娟的眼睛也非常奇特，又深又黑，发怔的时候，目光还是那么惊慌，一双眸子好像两只黑蝌蚪，一径在乱窜着。     “我爸用根铁链子套在她的颈脖上，把她锁在猪栏里。小时候，我一直不知道她是我妈妈，我爸从来不告诉我。也不准我走近她。我去喂猪的时候，常看见附近的小孩子拿石头去砸她，一砸中，她就张起两只手爪，磨着牙齿吼起来。那些小孩子笑了，我也跟着笑——”娟娟说着嘿嘿的干笑了几声，她那短短苍白的三角脸微微扭曲着：“有一天，你看——”     她拉开了衣领，指着她咽喉的下端，有一条手指粗，像蚯蚓般鲜亮的红疤，横在那里。     “有一天，我阿姨来了，她带我到猪栏边，边哭边说道：‘伊就是你阿母呵！’那天晚上，我偷偷拿了一碗菜饭，爬进猪栏里去，递给我妈，我妈接过饭去，瞅了我半天，咧开嘴笑了。我走过去，用手去摸她的脸，我一碰到她，她突然惨叫了起来，把饭碗砸到地上，伸出她的手爪子，一把将我捞住，我还没叫出声音来，她的牙齿已经咬到我喉咙上来了——”     娟娟说着又干笑了起来，两只黑蝌蚪似的眸子在迸跳着。我搂住她的肩膀，用手抚摩着她颈子上那条疤痕，我突然觉得那条蚯蚓似的红疤，滑溜溜的，蠕动了起来一般。     从前我和五宝两人许下一个心愿：日后攒够了钱，我们买一栋房子住在一块儿，成一个家，我们还说去赎一个小清倌人回来养。五宝是人牙贩子从扬州乡下拐出来的，卖到万春楼，才十四岁，穿了一身花布棉袄棉裤，裤脚扎得紧紧的，剪着一个娃娃头，头上就夹着只铜蝴蝶，我问她：     “你的娘呢，五宝？”     “我没得娘。”她笑道。     “寿头，”我骂她，“你没得娘？谁生你出来的？”     “不记得了。”她甩动着一头短发，笑嘻嘻的咧开嘴。我把她兜入怀里，揪住她的腮，亲了她两下，从那时起，我便对她生出了一股母性的疼怜来。     “娟娟，这便是我们的家了。”     我和娟娟搬进我们金华街那栋小公寓时，我搂住她的肩膀对她说道。五宝死得早，我们那桩心愿一直没能实现，漂泊了半辈子，碰到娟娟，我才又起了成家的念头。一向懒散惯了，洗衣烧饭的家务事是搞不来的，不过我总觉得娟娟体弱，不准她多操劳，天天她睡到下午，我也不忍去叫醒她。尤其是她在外陪宿了回来，一身憔悴，我对她格外的怜惜。我知道，男人上了床，什么下流的事都干得出来。有一次，一个老杀胚用双手死揿住我的颈子，揿得我差不多噎了气，气呼呼的问我：你为什么不喘气？你为什么不喘气？五宝点大蜡烛的那晚，梳拢她的是一个军人，壮得像只大牯牛，第二大早上，五宝爬到我床上，滚进我怀里，眼睛哭出了血来。她那双小小的xx子上，青青红红尽是牙齿印。     “是谁开你的苞的，娟娟。”有一天，娟娟陪宿回来，起身得特别晚，我替她梳头，问她道。     “我爸。”娟娟答道。     我站在她身后，双手一直蓖着她那一头长发，没有做声。     “我爸一喝醉了就跑到我房中来，”娟娟嘴里叼着根香烟，满面倦容，“那时我才十五岁，头一晚，害怕，我咬他。他揪起我的头在床上磕了几下，磕得我昏昏沉沉的，什么事都不知道了。以后每次他都从宜兰带点胭脂口红回来，哄着我陪他——”娟娟嘿嘿的干笑了两声，她嘴上叼着那根香烟，一上一下的抖动着。     “我有了肚子，我爸便天大把我抓到大门口，当着隔壁邻舍的人，指到我脸上骂：‘偷人！偷人！’我摸着我那鼓鼓的肚子，害怕得哭了起来。我爸弄了一撮苦药，塞到我嘴里，那晚，我屙下了一滩血块来——”娟娟说着又笑了起来。她那张小三角脸，扭曲得眉眼不分。我轻轻的摩着她那瘦棱棱的背脊，我觉得好像在抚弄着一只让人丢到垃圾堆上，奄奄一息的小病猫一般。     娟娟穿戴好，我们便一块儿走了出去，到五月花去上班，走在街上，我看见她那一头长发在晚风里乱飞起来，她那一捻细腰左右摇曳得随时都会断折一般，街头迎面一个大落日，从染缸里滚出来似的，染得她那张苍白的三角脸好像溅满了血，我暗暗感到，娟娟这副相长得实在不祥，这个摇曳着的单薄身子到底载着多少的罪孽呢？     娟娟经常一夜不归，是最近的事情。有一天晚上，一个闷热的六月天，我躺在床上，等着娟娟，一夜也没有合过眼，望着窗外渐渐发了白，背上都睡湿了。娟娟早上七八点才回来，左摇右摆，好像还在醉酒似的，一脸倦得发了白，她勾画过的眉毛和眼眶，都让汗水溶化了，散开成两个大黑套，好像眉毛眼睛都烂掉了。她走进房来，一声不响踢落了一双高跟鞋，挣扎着脱去了旗袍，身子便往床上一倒，闭上眼睛，一动也不动了。我坐到她身边，替她卸去奶罩，她那两只xx头给咬破了，肿了起来，像两枚熟烂了的牛血李，在淌着粘液。我仔细一看，她的颈脖子上也有一转淤青的牙齿印，衬得她喉头上那条蚯蚓似的红疤愈更鲜明了，我拿起她的手臂来，赫然发觉她的手弯上一排四五个青黑的针孔。     “娟娟！”我叫道。     “柯老雄——”娟娟闭着眼睛，微弱的答道。说着，偏过头，便昏睡过去了。     我守在娟娟身旁，前夜在五月花的事情，猛的又兜上了心头来。那晚柯老雄来到五月花，我派过丽君和心梅去，他都不要，还遭他骂了几句“干伊娘”，偏偏他却看上了娟娟。柯老雄三年前是五月花的常客，他是跑单帮的，聚赌吸毒，无所不来，是个有名的黑窝主。那时他出手大，要过几个酒女，有一个叫凤娟的，和他姘上不到一个月，便暴毙了。我们五月花的人都噪起说，是他整死的，因此才敛迹了几年。这次回来，看着愈更剽悍了。娟娟当番的时分，他已喝到了七八成，伙着一帮赌徒，个个嘴里都不干不净的吆喝着，柯老雄脱去了上衣，光着两只赤黑的粗膀子，胳肢窝下露出大丛黑毛来，他的裤头带也松开了，裤上的拉链，掉下了一半。他剃着个小平头，一只偌大的头颅后脑刮得青光光的，顶上却耸着一撮根根倒竖猪鬃似的硬发。他的脑后见腮，两片牙巴骨，像鲤鱼腮，往外撑张，一对猪眼睛，眼泡子肿起，满布着血丝，乌黑的厚嘴唇，翻翘着，闪着一口金牙齿，一头的汗，一身的汗，还没走近他，我已经闻到一阵带鱼腥的狐臭了。     娟娟走到他眼前，他翻起对猪眼睛，下狠劲朝娟娟身上打量了一下，陡地伸出了他那赤黑的粗膀子，一把捉住娟娟的手，便往怀里猛一带，露出他一嘴的金牙嘻笑了起来。娟娟脚下一滑，便跌坐到他大腿上去了，他那赤黑的粗膀子将娟娟的细腰夹得紧紧的，先灌了她一杯酒，她还没喝完，他却又把酒杯抢了去咂嘴舔唇的把剩酒喝光，尖起鼻子便在娟娟的颈脖上嗅了一轮，一双手在她胸上摩挲起来。忽然间，他把娟娟一只手臂往外拿开，伸出舌头便在她腋下舔了几下，娟娟禁不住尖笑起来，两脚拼命蹬踢，柯老雄扣住她紧紧不放，抓住她的手，便往她腹下摸去。     “你怕不怕？”     他涎着脸，问道。一桌子的狎客都笑出了怪声来，娟娟拼命挣扎，她那把细腰，夹在柯老雄粗黑的膀弯里，扭得折成了两截。我看见她苍白脸上那双黑蝌蚪似的眼珠子，惊惶得跳了出来。     不知娟娟命中到底冲犯了什么，招来这个魔头。自从她让柯老雄缠上以后，魂魄都好像遭他摄走了一般；他到五月花去找她，她便乖乖的让他带出去，一去回来，全身便是七痨五伤，两只膀子上尽扎着针孔子。我狠狠的劝阻她，告诉她这种黑道中人物的厉害，娟娟总是怔怔的瞅着我，恍恍惚惚的。     “懂不懂，娟娟？”我有时候发了急，揪住她的肩膀死摇她几下，喝问她，她才摇摇头，凄凉的笑一下，十分无奈的说道：     “没法子哟，总司令——”     说完她一丝不挂只兜着个奶罩便坐到窗台上去，佝起背，缩起一只脚，拿着瓶紫红的寇丹涂起她的脚趾甲来，嘴里还在有一搭没一搭的哼着《思想起》、《三声无奈》，一些凄酸的哭调。她的声音空空洞洞的，好像寡妇哭丧一般，哼不了几句，她便用叠草纸捍一下鼻涕，她已经渐渐的染上了吗啡瘾了。     有一次，柯老雄带娟娟去开旅馆，娟娟让警察逮了去，当她是野鸡。我花了许多钱，才把娟娟从牢里赎了出来。从那次起，我要娟娟把柯老雄带回家里来，我想至少在我眼底看着，柯老雄还不敢对娟娟逞凶，我总害怕，有一天娟娟的命会丧在那个阎王的手里。我拿娟娟的生辰八字去批过几次，都说是犯了大凶。     每次他们回来，我便让到厨房里去，我看不得柯老雄那一口金牙，看见他，我便想起华三，华三一打五宝，便龇起一嘴巴金牙齿喝骂：打杀你这个臭婊子！我在厨房里，替娟娟熬着当归鸡做消夜，总是竖起耳朵在听：听柯老雄的淫笑，他的叱喝，听娟娟那一声声病猫似的哀吟，一直到柯老雄离开，我才预备好洗澡水，到房中去看娟娟，有一次我进去，娟娟坐在床上，赤裸裸的，手里擎着一叠一百元的新钞票，数过来，数过去，重头又数，好像小孩子在玩公仔图一般。我走近她，看见她那苍白的小三角脸上，嘴角边粘着一枚指甲大殷红的于血块。     七月十五，中元节这天，终于发生了事故。     那晚柯老雄把娟娟带出去，到三重镇去吃拜拜，我回家比平日早些，买了元宝蜡烛，做了四色奠菜，到厨房后头的天台上，去祭五宝。那晚热得人发昏，天好像让火烧过了一般，一个大月亮也是泛红的。我在天台上烧完几串元宝，已经熏出了一头汗来，两腮都发烧了，平时不觉得，算了一算，五宝竟死了十五年了。我一想起她，总还像是眼前的事情，她倒毙在华三的烟榻上，嘴巴糊满了鸦片膏子，眼睛瞪得老大，那副凄厉的样子，我一闭眼便看见了。五宝口口声声都对我说：我要变鬼去找寻他！     差不多半夜里，柯老雄才夹着娟娟回来，他们两人都喝得七颠八倒了。柯老雄一脸紫涨，一进门，一行吐口水，一行咒着：干伊娘！干伊娘！把娟娟脚不沾地的便拖进了房中去。我坐在厨房里，好像火烧心一般，心神怎么也定不下来。柯老雄的吆喝声分外的粗暴，间或还有厮打的声音。突然我想起了五宝自杀前的那一幕来：五宝跌坐在华三房中，华三揪住她的头，像推磨似的在打转子，手上一根铜烟枪劈下去，打得金光乱窜，我看见她的两只手在空中乱抓乱捞，她拼命的喊了一声：阿姐——我使足了力气，两拳打在窗上，窗玻璃把我的手割出了血来——声穿耳的惨叫，我惊跳了起来，抓起案上一把菜刀，便往房中跑去。一冲开门，赫然看见娟娟赤条条的骑在柯老雄的身上，柯老雄倒卧在地板上，也是赤精大条的。娟娟双手举着一只黑铁熨斗，向着柯老雄的头颅，猛锤下去，咚，咚，咚，一下紧接一下。娟娟一头的长发都飞张了起来，她的嘴已张得老大，像一只发了狂的野猫在尖叫着。柯老雄的天灵盖给敲开了，豆腐渣似的灰白脑浆洒得一地，那片裂开的天灵盖上，还粘着他那一撮猪鬃似的硬发，他那两根赤黑的粗膀子，犹自伸张在空中打着颤，娟娟那两只青白的xx子，七上八下的甩动着，溅满了斑斑点点的鲜血。她那瘦白的身子，骑在柯老雄壮硕的赤黑尸体上，突然好像暴涨了几倍似的。我感到一阵头晕，手里的菜刀跌落到地板上。     娟娟的案子没有开庭，因为她完全疯掉了。他们把她押到新竹海边一个疯人院去。我申请了两个多月，他们才准我去探望她，林三郎跟我做伴去的。娟娟在五月花的时候，林三郎很喜欢她，教了她许多台湾小调，他自己写的那首《孤恋花》就是他教她唱的。     我们在新竹疯人院里看到了娟娟，她们给她上了手铐，说她会咬人。娟娟的头发给剪短了，发尾子齐着耳根翘了起来，看着像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她穿了一件灰布袍子，领子开得低低的，喉咙上那条蚯蚓似的红疤，完全露了出来。她不认识我们了，我叫了她好几声，她才笑了一下，她那张小小的三角脸，显得愈更苍白消瘦，可是奇怪得很，她的笑容却没有了从前那股凄凉意味，反而带着一丝疯傻的憨稚。我们坐了一阵子，没有什么话说，我把一篮苹果留了下来，林三郎也买了两盒掬水轩的饼干给娟娟。两个男护士把娟娟架了进去，我知道，他们再也不会放她出来了。     我和林三郎走出疯人院，已是黄昏，海风把路上的沙刮了起来，让落日映得黄濛濛的。去乘公共汽车，要走一大段路，林三郎走得很慢，他的眼睛差不多完全瞎掉了。他戴着一副眼镜，拄着一根拐杖，我扶着他的手臂，两个人在那条漫长的黄泥路上一步一步的行着。路上没有人，两旁一片连着一片稻田。秋收过了。干裂的田里竖着一丛丛枯残的稻梗子。走了半天，我突然觉得有点寂寞起来，我对林三郎说：     “三郎，唱你那支《孤恋花》来听。”     “好的，总司令。”     林三郎清了一清喉咙，尖起他的假嗓子，学着那些酒家女，细细的哼起他那首《孤恋花》来：     青春枞谁人爱     变成落叶相思栽——

啼妃

冬夜


台北的冬夜，经常是下着冷雨的。傍晚时分，一阵乍寒，雨，又淅淅沥沥开始落下来了。温州街那些巷子里，早已冒起寸把厚的积水来。余钦磊教授走到巷子口去张望时，脚下套着一双木屐。他撑着一把油纸伞，纸伞破了一个大洞，雨点漏下来，打到余教授十分光秃的头上，冷得他不由得缩起脖子打了一个寒噤。他身上罩着的那袭又厚又重的旧棉袍，竟也敌不住台北冬夜那阵阴湿砭骨的寒意了。

    巷子里灰濛濛的一片，一个人影也没有，四周沉静，只有雨点洒在远远近近那些矮屋的瓦檐上，发出一阵沙沙的微响。余教授在冷雨中，撑着他那把破纸伞，伫立了片刻，终于又踅回到他巷子里的家中去。他的右腿跛瘸，穿着木屐，走一步，拐一下，十分蹒跚。

    余教授栖住的这栋房子，跟巷中其他那些大学宿舍一样，都是日据时代留下来的旧屋。年久失修，屋檐门窗早已残破不堪，客厅的地板，仍旧铺着榻榻米，积年的潮湿，席垫上一径散着一股腐草的霉味。客厅里的家具很简陋：一张书桌、一张茶几。一对褴褛的沙发，破得肚子统统暴出了棉絮来。桌上、椅上、榻榻米上，七横八竖，堆满了一本本旧洋装书，有的脱了线，有的发了毛，许多本却脱落得身首异处，还有几本租来的牛皮纸封面武侠小说，也掺杂其中。自从余教授对他太太着实发过一次脾气以后，他家里的人，再也不敢碰他客厅里那些堆积如山的书了。有一次，他太太替他晒书，把他夹在一本牛津版的《拜仑诗集》中的一叠笔记弄丢了——那些笔记，是他二十多年前，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候，记下来的心得。

    余教授走进客厅里，在一张破沙发上坐了下来，微微喘着气。他用手在他右腿的关节上，使劲的揉搓了几下。每逢这种阴湿天，他那只撞伤过的右腿，便隐隐作痛起来，下午他太太到隔壁萧教授家去打麻将以前，还嘱咐过他：

    “别忘了，把于善堂那张膏药贴起来。”

    “晚上早点回来好吗？”他要求他太太，“吴柱国要来。”

    “吴柱国又有什么不得了？你一个人陪他还不够？”他太太用手绢子包起一扎钞票，说着便走出大门去了，那时他手中正捏着一张《中央日报》，他想阻止他太太，指给她看，报上登着吴柱国那张照片：“我旅美学人，国际历史权威，吴柱国教授，昨在中央研究院，作学术演讲，与会学者名流共百余人。”可是他大太老早三脚两步，跑到隔壁去了。隔壁萧太太二四六的牌局，他太太从来没缺过席，他一讲她，她便封住他的嘴：别捣蛋，老头子，我去赢个百把块钱，买只鸡来炖给你吃。他对他太太又不能经济封锁，因为他太太总是赢的，自己有私房钱。他跟他太太商量，想接吴柱国到家里来吃餐便饭，一开口便让他太太否决了。他目送着他太太那肥胖硕大的背影，突然起了一阵无可奈何的惆怅。要是雅馨还在，晚上她一定会亲自下厨去做出一桌子吴柱国爱吃的菜来，替他接风了。那次在北平替吴柱国饯行，吴柱国吃得酒酣耳热，对雅馨说：“雅馨，明年回国再来吃你做的挂炉鸭。”哪晓得第二年北平便易帜了，吴柱国一出国便是二十年。那天在松山机场见到他，许多政府官员、报社记者，还有一大群闲人，把吴柱国围得水泄不通，他自己却被人群摒在外面，连跟吴柱国打招呼的机会都没有。那天吴柱国穿着一件黑呢大衣，戴着一副银丝边的眼镜，一头头发白得雪亮，他手上持着烟斗，从容不迫，应对那些记者的访问。他那份恂恂儒雅，那份令人肃然起敬的学者风范，好像随着岁月，变得愈更醇厚了一般。后来还是吴柱国在人群中发现了他，才挤过来，执着他的手，在他耳边悄悄说道：

    “还是过两天，我来看你吧。”

    “钦磊——”

    余教授猛然立起身来，蹭着迎过去，吴柱国已经走上玄关来了。

    “我刚才还到巷子口去等你，怕你找不到。”余教授蹲下身去，在玄关的矮柜里摸索了一阵，才拿出一双草拖鞋来，给吴柱国换上，有一只却破得张开了口。

    “台北这些巷子真像迷宫，”吴柱国笑道，“比北平那些胡同还要乱多了。”他的头发淋得湿透，眼镜上都是水珠。他脱下大衣，抖了两下，交给余教授，他里面却穿着一件中国丝绵短袄。他坐下来时，忙掏出手帕，把头上脸上揩拭了一番，他那一头雪白的银发，都让他揩得蓬松零乱起来。

    “我早就想去接你来了，”余教授将自己使用的那只保暖杯拿出来泡了一杯龙井搁在吴柱国面前，他还记得吴柱国是不喝红茶的，“看你这几天那么忙，我也就不趁热闹了。”

    “我们中国人还是那么喜欢应酬，”吴柱国摇着头笑道，“这几天，天天有人请吃酒席，十几道十几道的菜——”

    “你再住下去，恐怕你的老胃病又要吃犯了呢。”余教授在吴柱国对面坐下来，笑道。

    “可不是？我已经吃不消了！今晚邵子奇请客，我根本没有下箸——邵子奇告诉我，他也有好几年没见到你了。你们两人——”吴柱国望着余教授，余教授摸了一摸他那光秃的头，轻轻吁了一口气，笑道：

    “他正在做官，又是个忙人。我们见了面，也没什么话说。我又不会讲虚套，何况对他呢？所以还是不见面的好。你是记得的：我们当年参加‘励志社’，头一条誓言是什么？”

    吴柱国笑了一笑，答道：

    “二十年不做官。”

    “那天宣誓，还是邵子奇带头宣读的呢！当然，当然，二十年的期限，早已过了——”余教授和吴柱国同时都笑了起来。吴柱国捧起那盅龙井，吹开浮面的茶叶，啜了一口，茶水的热气，把他的眼镜子蒸得模糊了。他除下眼镜，一面擦着，一面觑起眼睛，若有所思的叹了一口气，说道：

    “这次回来，‘励志社’的老朋友，多半都不在了——”

    “贾宜生是上个月去世的，”余教授答道，“他的结局很悲惨。”

    “我在国外报上看到了，登得并不清楚。”

    “很悲惨的——”余教授又喃喃的加了一句。

    “他去世的前一天我还在学校看到他。他的脖子硬了，嘴巴也歪了——上半年他摔过一跤，摔破了血管——我看见他气色很不好，劝他回家休息，他只苦笑了一下。我知道，他的环境困得厉害，太太又病在医院里。那晚他还去兼夜课，到了学校门口，一跤滑在阴沟里，便完了——”余教授摊开双手，干笑了一声。“贾宜生，就这么完了。”

    “真是的——”吴柱国含糊应道。

    “我仿佛听说陆冲也亡故了，你在外国大概知道得清楚些。”

    “只是人生的讽刺也未免太大了，”吴柱国唏嘘道，“当年陆冲还是个打倒‘孔家店’的人物呢。”

    “何尝不是？”余教授也莫奈何的笑了一下，“就拿这几个人来说：邵子奇、贾宜生、陆冲、你、我，还有我们那位给枪毙了的日本大汉奸陈雄——当年我们几个人在北大，一起说过些什么话？”

    吴柱国掏出烟斗，点上烟，深深吸了一口，吁着烟，若有所思的沉默了片刻，突然他摇着头笑出了声音来，歪过身去对余教授说道：

    “你知道，钦磊，我在国外大学开课，大多止于唐宋，民国史我是从来不开的。上学期，我在加州大学开了一门‘唐代政治制度’。这阵子，美国大学的学潮闹得厉害，加大的学生更不得了，他们把学校的房子也烧掉了，校长撵走了，教授也打跑了，他们那么胡闹，我实在看不惯。有一天下午，我在讲‘唐初的科举制度’，学校里，学生正在跟警察大打出手，到处放瓦斯，简直不像话！你想想，那种情形，我在讲第七世纪中国的考试制度，那些蓬头赤足，跃跃欲试的美国学生，怎么听得进去？他们坐在教室里，眼睛都瞅着窗外。我便放下了书，对他们说道：‘你们这样就算闹学潮了吗？四十多年前，中国学生在北京闹学潮，比你们还要凶百十倍呢！’他们顿时动容起来，脸上一副半信半疑的神情，好像说：‘中国学生也会闹学潮吗？’”吴柱国和余教授同时都笑了起来。

    “于是我便对他们说道：‘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一群北京大学领头的学生，为了反日本，打到一个卖国求荣的政府官员家里，烧掉了他的房子，把躲在里面的一个驻日公使，揪了出来，痛揍了一顿——’那些美国学生听得肃然起敬起来，他们口口声声反越战，到底还不敢去烧他们的五角大厦呢。‘后来这批学生都下了狱，被关在北京大学的法学院内，一共有一千多人——’我看见他们听得全神贯注了，我才慢慢说道，‘下监那群学生当中领头打驻日公使的，便是在下。’他们哄堂大笑起来，顿足的顿足，拍手的拍手，外面警察放枪他们也听不见了——”余教授笑得一颗光秃的头颅前后乱晃起来。

    “他们都抢着问，我们当时怎样打赵家楼的。我跟他们说，我们是叠罗汉爬进曹汝霖家里去的。第一个爬进去的那个学生，把鞋子挤掉了。打着一双赤足，满院子乱跑，一边放火。‘那个学生现在在哪里？’他们齐声问道。我说：‘他在台湾一间大学教书，教拜仑。’那些美国学生一个个都笑得乐不可支起来——”余教授那张皱纹满布的脸上，突然一红，绽开了一个近乎童稚的笑容来，他讪讪的咧着嘴，低头下去瞅了一下他那一双脚，他没有穿拖鞋，一双粗绒线袜，后跟打了两个黑布补钉，他不由得将一双脚合拢在一起，搓了两下。

    “我告诉他们：我们关在学校里，有好多女学生来慰问，一个女师大的校花，还跟那位打赤足放火的朋友结成了姻缘，他们两人，是当时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柱国，你真会开玩笑。”余教授一面摸抚着他那光秃的头顶，不胜唏嘘的笑道。他看见吴柱国那杯茶已经凉了，便立起身，一拐一拐的，去拿了一只暖水壶来，替吴柱国斟上滚水，一面反问他：

    “你为什么不告诉你学生，那天领队游行扛大旗的那个学生，跟警察打架，把眼镜也打掉了？”

    吴柱国也讪讪的笑了起来。“我倒是跟他们提起：贾宜生割开手指，在墙上写下了‘还我青岛’的血书，陈雄却穿了丧服，举着‘曹陆章遗臭万年’的挽联，在街上游行——”“贾宜生——他倒是一直想做一番事业的——”余教授坐下来，喟然叹道。“不知他那本《中国思想史》写完了没有？”吴柱国关怀的问道。“我正在替他校稿，才写到宋明理学，而且——”余教授皱起眉头说，“最后几章写得太潦草，他的思想大不如从前那样敏锐过人了，现在我还没找到人替他出版呢，连他的安葬费还是我们这几个老朋友拼凑的。”“哦？”吴柱国惊异道，“他竟是这样的——”余教授和吴柱国相对坐着，渐渐默然起来。吴柱国两只手伸到袖管里去，余教授却轻轻的在敲着他那只僵痛的右腿。

    “柱国——”过了半晌，余教授抬起头来望着吴柱国说道，“我们这伙人，总算你最有成就。”

    “我最有成就？”吴柱国惊愕的抬起头来。

    “真的，柱国，”余教授的声音变得有点激动起来，“这些年，我一事无成。每次在报纸上看见你扬名国外的消息，我就不禁又感慨、又欣慰，至少还有你一个人在学术界替我们争一口气——”余教授说着禁不住伸过手去，捏了一下吴柱国的膀子。“钦磊——”吴柱国突然挣开余教授的手叫道，余教授发觉他的声音里竟充满了痛苦，“你这样说，更是叫我无地自容了！”“柱国？”余教授缩回手，喃喃唤道。

    “钦磊，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就懂得这些年我在国外的心情了，”吴柱国把烟斗搁在茶几上，卸下了他那副银丝边的眼镜，用手捏了一捏他那紧皱的眉心，“这些年，我都是在世界各地演讲开会度过去的，看起来热闹得很。上年东方历史学会在旧金山开会，我参加的那一组，有一个哈佛大学刚毕业的美国学生，宣读他一篇论文，题目是：《五四运动的重新估价》。那个小伙子一上来便把‘五四’批评得体无完肤，然后振振有词的结论道：这批狂热的中国知识青年，在一阵反传统、打倒偶像的运动中，将在中国实行二千多年的孔制彻底推翻，这些青年，昧于中国国情，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迷信西方民主科学，造成了中国思想界空前的大混乱。但是这批在父权中心社会成长的青年，既没有独立的思想体系，又没有坚定的意志力，当孔制传统一旦崩溃，他们顿时便失去了精神的依赖，于是彷惶、迷失，如同一群弑父的逆子——他们打倒了他们的精神之父——孔子，背负着重大的罪孽，开始了他们精神上的自我放逐，有的重新回头拥抱他们早已残破不堪的传统，有的奔逃海外，做了明哲保身的隐士。他们的运动瓦解了、变质了。有些中国学者把‘五四’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我认为，这只能算是一个流产了的‘文艺复兴’。他一念完，大家都很激动，尤其是几个中国教授和学生，目光一齐投向我，以为我一定会起来发言。可是我一句话也没有说，默默的离开了会场——”

    “噢，柱国——”

    “那个小伙子有些立论是不难辩倒的，可是，钦磊——”吴柱国的声音都有些哽住了，他干笑了一声，“你想想看，我在国外做了几十年的逃兵，在那种场合，还有什么脸面挺身出来，为‘五四’讲话呢？所以这些年在外国，我总不愿意讲民国史，那次在加大提到‘五四’，还是看见他们学生学潮闹的热闹，引起我的话题来——也不过是逗着他们玩玩，当笑话讲罢了。我们过去的光荣，到底容易讲些，我可以毫不汗颜的对我的外国学生说：‘李唐王朝，造就了当时世界上最强盛、文化最灿烂的大帝国。’——就是这样，我在外国喊了几十年，有时也不禁好笑，觉得自己真是像唐玄宗的白发宫女，拼命在向外国人吹嘘天宝遗事了——”

    “可是柱国，你写了那么多的著作！”余教授几乎抗议的截断吴柱国的话。

    “我写了好几本书：《唐代宰相的职权》、《唐末藩镇制度》，我还写过一本小册子叫《唐明皇的梨园子弟》，一共几十万字——都是空话啊——”吴柱国摇着手喊道，然后他又冷笑了一声，“那些书堆在图书馆里，大概只有修博士的美国学生，才会去翻翻罢了。”

    “柱国，你的茶凉了，我给你去换一杯来。”余教授立起身来，吴柱国一把执住他的手，抬起头望着他说道：

    “钦磊，我对你讲老实话：我写那些书，完全是为了应付美国大学，不出版著作，他们便要解聘，不能升级，所以隔两年，我便挤出一本来，如果不必出版著作，我是一本也不会写了的。”

    “我给你去弄杯热茶来。”余教授喃喃的重复道，他看见吴柱国那张文雅的脸上，微微起着痉挛。他蹭到客厅一角的案边，将吴柱国那杯凉茶倒进痰盂里，重新沏上一杯龙井，他手捧着那只保暖杯，十分吃力的拐回到座位上去，他觉得他那只右腿，坐久了，愈来愈僵硬，一阵阵的麻痛，从骨节里渗出来。他坐下后，又禁不住用手去捏榨了一下。

    “你的腿好像伤得不轻呢。”吴柱国接过热茶去，关注着余教授说道。

    “那次给撞伤，总也没好过，还没残废，已是万幸了。”余教授解嘲一般笑道。

    “你去彻底治疗过没有？”

    “别提了，”余教授摆手道，“我在台大医院住了五个月。他们又给我开刀，又给我电疗，东搞西搞，愈搞愈糟，索性瘫掉了。我太太也不顾我反对，不知哪里弄了一个打针灸的郎中来，戳了几下，居然能下地走动了！”余教授说着，很无可奈何的摊开手笑了起来，“我看我们中国人的毛病，也特别古怪些，有时候，洋法子未必奏效，还得弄帖土药秘方来治一治，像打金针，乱戳一下，作兴还戳中了机关——”说着，吴柱国也跟着摇摇头，很无奈的笑了起来，跟着他伸过手去，轻轻拍了一下余教授那条僵痛的右腿，说道：“你不知道，钦磊，我在国外，一想到你和贾宜生，就不禁觉得内愧。生活那么清苦，你们还能在台湾守在教育的岗位上，教导我们自己的青年——”吴柱国说着，声音都微微颤抖了，他又轻轻的拍了余教授一下。

    “钦磊，你真不容易——”

    余教授默默的望着吴柱国，半晌没有做声，他搔了一搔他那光秃的头顶，笑道：

    “现在我教的，都是女学生，上学期，一个男生也没有了。”

    “你教‘浪漫文学’，女孩子自然是喜欢的。”吴柱国笑着替余教授解说道。

    “有一个女学生问我：‘拜仑真的那样漂亮吗？’我告诉她：‘拜仑是个跛子，恐怕跛得比我还要厉害哩。’那个女孩子顿时一脸痛苦不堪的样子，我只得安慰她：‘拜仑的脸蛋儿还是十分英俊的’——”余教授和吴柱国同时笑了起来。“上学期大考，我出了一个题目要她们论‘拜仑的浪漫精神’，有一个女孩子写下了一大堆拜仑情妇的名字，连他的妹妹Augusta也写上去了！”

    “教教女学生也很有意思的。”吴柱国笑得低下头去，“你译的那部《拜仑诗集》，在这里一定很畅销了？”

    “《拜仑诗集》我并没有译完。”

    “哦——”

    “其实只还差‘DonJuan’最后几章，这七八年，我没译过一个字，就是把拜仑译出来，恐怕现在也不会有多少人看了——”余教授颇为落寞了的叹了一口气，定定的注视着吴柱国，“柱国，这些年，我并没有你想像那样，并没有想‘守住岗位’，这些年，我一直在设法出国——”

    “钦磊——你——”

    “我不但想出国，而且还用尽了手段去争取机会。每一年，我一打听到我们文学院有外国赠送的奖金，我总是抢先去申请。前五年，我好不容易争到了哈佛大学给的福特奖金，去研究两年，每年有九千多美金。出国手续全部我都办妥了，那天我到美国领事馆去签证，领事还跟我握手道贺。哪晓得一出领事馆门口，一个台大学生骑着一辆机器脚踏车过来，一撞，便把我的腿撞断了。”

    “哎，钦磊。”吴柱国暧昧的叹道。

    “我病在医院里，应该马上宣布放弃那项奖金的，可是我没有，我写信给哈佛，说我的腿只受了外伤，治愈后马上出去。我在医院里躺了五个月，哈佛便取消了那项奖金。要是我早让出来，也许贾宜生便得到了——”

    “贾宜生吗？”吴柱国惊叹道。

    “贾宜生也申请了的，所以他过世，我特别难过，觉得对不起他。要是他得到那项奖金，能到美国去，也许就不会病死了。他过世，我到处奔走替他去筹治丧费及抚恤金，他太太也病得很厉害。我写信给邵子奇，邵子奇派了一个人，只送了一千块台市来——”

    “唉，唉。”吴柱国连声叹道。

    “可是柱国，”余教授愀然望着吴柱国，“我自己实在也很需要那笔奖金。雅馨去世的时候，我的两个儿子都很小，雅馨临终要我答应，一定抚养他们成人，给他们受最好的教育。我的大儿子出国学工程，没有申请到奖学金，我替他筹了一笔钱，数目相当可观，我还了好几年都还不清。所以我那时想，要是我得到那笔奖金，在国外省用一点，就可以偿清我的债务了。没想到——”余教授耸一耸肩膀，干笑了两声。吴柱国举起手来，想说什么，可是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又默然了。过了片刻，他才强笑道：

    “雅馨——她真是一个叫人怀念的女人。”

    窗外的雨声，飒飒娑娑，愈来愈大了，寒气不住的从门隙窗缝里钻了进来，一阵大门开阖的声音，一个青年男人从玄关走了上来。青年的身材颀长，披着一件深蓝的塑胶雨衣，一头墨浓的头发洒满了雨珠，他手中捧着一大叠书本，含笑点头，便要往房中走去。

    “俊彦，你来见见吴伯伯。”余教授叫住那个青年，吴柱国朝那个眉目异常英爽的青年打量了一下，不由得笑出了声音来。

    “钦磊，你们两父子怎么——”吴柱国朝着俊彦又指了一下，笑道，“俊彦，要是我来你家，先看到你，一定还以为你父亲返老还童了呢！钦磊，你在北大的时候，就是俊彦这个样子！”说着三个人都笑了起来。

    “吴伯伯在加大教书，你不是想到加大去念书吗？可以向吴伯伯请教请教。”余教授对他儿子说道。

    “吴伯伯，加大物理系容易申请奖学金吗？”俊彦很感兴趣的问道。

    “这个——”吴柱国迟疑了一下，“我不太清楚，不过加大理工科的奖学金比文法科多多了。”

    “我听说加大物理系做一个实验，常常要花上几十万美金呢！”俊彦年轻的脸上，现出一副惊羡的神情。

    “美国实在是个富强的国家。”吴柱国叹道，俊彦立了一会儿，便告退了。余教授望着他儿子的背影，悄声说道：

    “现在男孩子，都想到国外去学理工。”

    “这也是大势所趋。”吴柱国应道。

    “从前我们不是拼命提倡‘赛先生’吗？现在‘赛先生’差点把我们的饭碗都抢跑了。”余教授说着跟吴柱国两人都苦笑了起来，余教授立起身，又要去替吴柱国斟茶，吴柱国忙止住他，也站了起来说道：

    “明天一早我还要到政治大学去演讲，我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说着，他沉吟了一下，“后天我便要飞西德，去参加一个汉学会议，你不要来送我了，我这就算告辞了吧。”

    余教授把吴柱国的大衣取来递给他，有点歉然的说道：

    “真是的，你回来一趟，连便饭也没接你来吃。我现在这位太太——”余教授尴尬的笑了一下。

    “嫂夫人哪里去了？我还忘了问你。”吴柱国马上接口道。

    “她在隔壁，”余教授有点忸怩起来，“在打麻将。”

    “哦，那么你便替我问候一声吧。”吴柱国说着，便走向了大门去。余教授仍旧套上他的木履，撑起他那把破油纸伞，跟了出去。

    “不要出来了，你走路又不方便。”吴柱国止住余教授。

    “你没戴帽子，我送你一程。”余教授将他那把破纸伞遮住了吴柱国的头顶，一只手揽在他的肩上，两个人向巷口走了出去。巷子里一片漆黑，雨点无边无尽的飘洒着。余教授和吴柱国两人依在一起，踏着巷子里的积水，一步一步，迟缓、蹒跚、蹭蹬着。快到巷口的时候，吴柱国幽幽的说道：

    “钦磊，再过一阵子，也许我也要回台湾来了。”

    “你要回来？”

    “还有一年我便退休了。”

    “是吗？”

    “我现在一个人在那边，颖芬不在了，饮食很不方便，胃病常常犯，而且——我又没有儿女。”

    “哦——”

    “我看南港那一带还很幽静，中央研究院又在那里。”

    “南港住家是不错的。”

    雨点从纸伞的破洞漏了下来，打在余教授和吴柱国的脸上，两个人都冷得缩起了脖子。一辆计程车驶过巷口，余教授马上举手截下。计程车司机打开了门，余教授伸出手去跟吴柱国握手道别，他执住吴柱国的手，突然声音微微颤抖的说道：

    “柱国，有一件事，我一直不好意思向你开口——”

    “嗯？”

    “你可不可以替我推荐一下，美国有什么大学要请人教书，我还是想出去教一两年。”

    “可是——恐怕他们不会请中国人教英国文学哩。”

    “当然，当然，”余教授咳了一下，干笑道，“我不会到美国去教拜仑了——我是说有学校需要人教教中文什么的。”

    “哦——”吴柱国迟疑了，说道，“好的，我替你去试试吧。”

    吴柱国坐进车内，又伸出手来跟余教授紧紧握了一下，余教授踅回家中，他的长袍下摆都已经潮湿了，冷冰冰的贴在他的腿胫上，他右腿的关节，开始剧痛起来。他拐到厨房里，把暖在炉灶上那帖于善堂的膏药，取下来，热烘烘的便贴到了膝盖上去，他回到客厅中，发觉靠近书桌那扇窗户，让风吹开了，来回开阖，发出砰砰的响声，他赶忙蹭过去，将那扇窗拴上。他从窗缝中，看到他儿子房中的灯光仍然亮着，俊彦坐在窗前，低着头在看书，他那年轻英爽的侧影，映在窗框里。余教授微微吃了一惊，他好像骤然又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一般，他已经逐渐忘怀了他年轻时的模样了。他记得就是在俊彦那个年纪，二十岁，他那时认识雅馨的。那次他们在北海公园，雅馨刚剪掉辫子，一头秀发让风吹得飞了起来，她穿着一条深蓝的学生裙站在北海边，裙子飘飘的，西天的晚霞，把一湖的水照得火烧一般，把她的脸也染红了，他在《新潮》上投了一首新诗。就是献给雅馨的：

    当你倚在碧波上

    满天的红霞

    便化作了朵朵莲花

    托着你

    随风飘去

    馨馨

    你是凌波仙子

    余教授摇了一摇他那十分光秃的脑袋，有点不好意思的笑了起来。他发觉书桌上早飘进了雨水，把他堆在上面的书本都打湿了。他用他的衣袖在那些书本的封面上揩了一揩，随便拾起了一本《柳湖侠隐记》，又坐到沙发上去，在昏暗的灯光下，他翻了两页，眼睛便合上了，头垂下去，开始一点一点的，打起盹来，朦胧中，他听到隔壁隐约传来一阵阵洗牌的声音及女人的笑语。

    台北的冬夜愈来愈深了，窗外的冷雨，却仍旧绵绵不绝的下着。

啼妃

岁除


   除夕这一天，寒流突然袭到了台北市，才近黄昏，天色已经沉黯下来，各家的灯火，都提早亮了起来，好像在把这一刻残剩的岁月加紧催走，预备去迎接另一个新年似的。

    长春路底的信义东村里，那些军眷宿舍的矮房屋，一家家的烟囱都冒起了炊烟；锅铲声、油爆声，夹着一阵阵断续的人语喧笑，一直洋溢到街上来。除夕夜已渐渐进入高xdx潮——吃团圆饭——的时分了。

    信义东村五号刘营长家里的灯火这晚烧得分外光明。原来刘家厅堂里的窗台上，正点着一双尺把高，有小儿臂粗的红蜡烛，火焰子冒得熊熊的，把那问简陋的客厅，照亮了许多。

    “赖大哥，你老远跑来我们这里过个年，偏偏还要花大钱——又是酒，又是鸡，还有那对大蜡烛，亏你怎么扛来的。”

    刘营长太太端着一只烧得炭火子爆跳的铜火锅进到厅堂来，一面对坐在圆饭桌上首的一位男客笑着说道。刘太太是一个四十上下的中年妇人，穿了一身黑缎子起紫团花的新旗袍，胸前系着一块蓝布裙，头上梳了一个油光的发髻，脸上没有施脂粉，可是却描了一双细挑的眉毛。她的一口四川话，一个个字滚出来，好像不粘牙齿似的。

    “不瞒你弟妹说，”那位姓赖的男客拍了一下大腿说道，“这对蜡烛确实费了我一番手脚呢。台南车站今天简直挤得抢命。幸亏我个子高，把那对蜡烛举在头上，才没给人碰砸了。一年难得上来看你们一次，这个年三十夜定规要和你们守个岁。回头熬通宵，点起蜡烛来，也添几分喜气。”说着他便呵呵的笑了起来。他那一头寸把长的短发，已经花到了顶盖，可是却像铜刷一般，根根倒竖；黧黑的面皮上，密密麻麻，尽是苍斑，笑起来时，一脸的皱纹水波似的一圈压着一圈。他的骨架特大，坐着也比旁人高出一个头来，一双巨掌，手指节节瘤瘤，十枝树根子似的。他身上穿了一套磨得见了线路的藏青哗叽中山装，里面一件草绿毛线衣，袖口露了出来，已经脱了线，口子岔开了。他说话时嗓门异常粗大，带着浓浊的川腔。

    “大哥，你的话正合了我们韵华的意思。她连牌搭子都和你找好了。”

    刘营长接口道。刘营长还穿着一身军服，瘦长个子，一双削腮，古铜色的面皮绷得紧紧的，被烈日海风磨得发了亮，他的鬓脚子也起了花。说话时和那个姓赖的客人一模一样，也是一口的四川乡音。

    “我知道赖大哥好这两张，才特地把这一对留了下来。”

    刘营长大太把那只火锅搁在饭桌中央，指着坐在桌上两个青年男女说道。

    “骊珠表妹和俞欣也是难得。骊珠下午还在陆总医院值班呢。俞欣也是今天才从风山赶来的，大概两个人早就约好夜晚出去谈心了，给我硬押了下来，等下子陪赖大哥一齐‘逛花园’。”

    “‘逛花园’——我赖鸣升最在行！”赖鸣升叫道，“不到天亮，今夜谁也不准下桌子。骊珠姑娘，你要和这位俞老弟谈情说爱，你们在牌桌上只管谈，就当我们不在面前好了。”骊珠红着脸笑了起来，俞欣也稍显局促地赔笑着。骊珠是个娇小的女孩子，鲜红的圆脸上一双精光滴溜的黑眼睛，看上去才不过十六七，可是她已经在陆总当了两年护士了。俞欣坐在她身旁，腰杆子挺得直直的。他穿了一套刚浆洗过，熨得棱角笔挺的浅泥色美式军礼服，领上别了一副擦得金亮的官校学生领章，系着一条黑领带，十分年轻的脸上，修剃得整整齐齐，显得容光焕发，刚理过的头发，一根根吹得服服帖帖的压在头上。“我也要守夜。”刘营长十岁大的儿子刘英也在桌上插嘴道。“你吃完饭就乖乖的给我滚到床上去。还要守夜呢！”刘太太对刘英喝道。

    “赖伯伯答应十二点钟带我到街上去放爆仗的。”刘英望着赖鸣升焦急的抗辩道。

    “好小子！”赖鸣升伸出他那个巨掌在刘英剃得青亮的头皮上拍了一巴掌笑道，“你赖伯怕最会放爆仗。等下子放给你看：电光炮抓在手里爆！”“弟妹，”赖鸣升转向刘太太说道，“你莫小看了这个娃儿，将来恐怕还是个将才呢！”“将才？”刘太大冷嗤了一下，“这个世界能保住不饿饭就算本事，我才不稀罕他做官呢。”

    “将来你想干什么，小子？”赖鸣升询问刘英道。

    “陆军总司令！”刘英把面一扬，严肃的答道。

    桌子上的人都大笑了起来，连刘太太也撑不住笑了，赖鸣升笑得一脸皱纹，一把将刘英拖到怀里。“好大的口气！小子要得。你赖伯伯像你那么大，心眼比你还要高呢。”刘太大又进去端出了几盆火锅菜来：一盆毛肚、一盆腰花、两盆羊肉片子，还有五六碟加了红油的各色四川泡菜。刘太太特地把一碟送酒的油炸花生米搁在赖鸣升面前，便开始替各人斟酒。

    “这几瓶金门高粱也是赖大哥拿来的。”刘太太向大家宣布道，“大哥带两瓶来意思一下就算了，竟买了一打！我们这里哪有这么些酒桶子？”“我也没有特别去买，”赖鸣升指着茶几上那几瓶金门高粱说道，“是我从前一个老部下——在金门当排附，回到台南，带去送给我的。亏他还记得我这个老长官，我倒把他忘掉了。”“大哥，你也是我的老长官，我先敬你一杯。”刘营长站了起来。端着一杯满满的高粱酒，走到赖鸣升跟前，双手举起酒杯向赖鸣升敬酒。“老弟台，”赖鸣升霍然立起，把刘营长按到椅子上，粗着嗓门说道，“这杯酒大哥是要和你喝的。但是要看怎样喝法。论到我们哥儿俩的情份，大哥今晚受你十杯也不为过。要是你老弟台把大哥拿来上供，还当老长官一般来敬酒，大哥一滴也不能喝！一来你大哥已经退了下来了。二来你老弟正在做官。一个营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手下也有好几百人。你大哥呢，现在不过是荣民医院厨房里的买办。这种人军队里叫什么？伙夫头！”

    赖鸣升说着先自哈哈大笑起来，刘英也跟着他笑得发出了尖叫着。赖鸣升又在刘英青亮的头皮上拍了一巴掌说道：“你笑什么，小子？你莫错看了伙夫头。你赖伯伯从前就是当伙夫头当起官来的呢！所以我说，老弟，你堂堂一个营长，赶着个伙夫头叫老长官，人家听着也不像。”

    刘营长被赖鸣升按在椅子上，一直摇手抗辩。刘太太自己却端了一杯酒走到赖鸣升跟前笑道：

    “大哥的话说差了，莫说你们哥儿原是患难弟兄，你赖大哥当官的时候，他还不晓得在哪里呢。”“我吗？大哥在四川当连长，我正是大哥连里的勤务兵呢。”刘营长赶忙补充道。

    “所以说呀！大哥还不肯认是老长官吗？别说他该敬大哥酒，我也来敬大哥这个老长官一杯。”刘太太说着先自干了半杯酒，桌上的人个个都立了起来，一齐赶着赖鸣升叫“老长官”，要敬他的酒。赖鸣升胡乱推让了一阵，笑着一仰头也就把一杯金门高粱饮尽了，然后坐下来，咂咂嘴，涮了一撮毛肚过酒。于是刘太大又开始替众人添酒了。“怎么，俞老弟，你没有干杯呀？”刘太太正要替俞欣斟酒的当儿，赖鸣升忽然瞧见那个年轻的军校学生，酒杯里还剩了半杯高粱，他好像给冒犯了似的，立刻指着俞欣喝道。俞欣赶忙立了起来，满脸窘困的辩说道：

    “老前辈，我实在不大会喝酒——”

    “什么话！”赖鸣升打断了俞欣的话，“太太小姐们还罢了。军人喝酒，杯子里还能剩东西吗？俞老弟，我像你那点年纪的时候，三花、茅台——直用水碗子装！头一晚醉得倒下马来，第二天照样冲锋陷阵。不能喝酒，还能当军人吗？干掉，干掉。”

    俞欣只得端起杯子将剩酒喝尽，年轻的脸上，一下子便红到了眼盖。赖鸣升连忙又把刘太太手里的酒瓶一把夺了过去，直往俞欣的杯子里筛酒，俞欣讪笑着，却不敢答腔。骊珠坐在旁边，望着赖鸣升赔笑道：“赖大哥，他真的不会喝，前些日子喝了点清酒，便发得一身的风疹子。”“骊珠姑娘，你莫心疼。几杯高粱，一个小伙子哪里就灌坏了？老实说，今晚看见你们两个年轻人，郎才女貌，心里实在爱不过，定规要和你们喝个双杯。”

    赖鸣升替自己也斟上了两杯高粱，擎在手中，走到俞欣和骊珠眼前，慌得骊珠也赶忙立起身来。“俞老弟，我赖鸣升倚老卖老，和你说句老实话。军人天职当然是尽忠报国，可是婚姻大事也不可耽误了。你看看你们刘营长这一对，是不是叫人眼红？”

    “罢呀，赖大哥，”刘太太隔着桌子笑着叫道，“你逗逗那两个娃儿算了，还要拿我们两个老东西开胃！”“你的福气也不小，俞老弟。我们骊珠姑娘这种人材，你打起灯笼在台北怕也找不出第二个呢。所以说你要向你们刘营长看齐，日后好好的疼太太。若是你欺负了骊珠姑娘，我头一个要和你算账。”

    骊珠早羞得满面通红，低下头去。赖鸣升却举起了两杯酒，向俞欣和骊珠祝了一个福，连着两杯灌下去。

    “试着些呀，大哥，这是金门高粱呢！”刘太太隔着桌子叫道。赖鸣升却三步两跨地走到了刘太太身后，挥动着一双长臂，布满了苍斑的脸上，已经着了殷色，他把头凑近到刘太太耳根下说道：“弟妹，我们老弟得到你这么一位太太，是他前世修来的。你大哥虽然打了一辈子光棍，夫妻间的事情看得太多。你们这一对不容易，弟妹，不容易。”刘太太笑得俯倒在桌子上，然后又转过身来对赖鸣升说道：

    “大哥，你请我一次客，我保管给你弄个嫂子来。我们街口卖香烟的那个老板娘，好个模样，想找老板，大哥要不要？”“弟妹，你这番好意我心领了，”赖鸣升朝了刘太太双手一拱，嘎着喉咙说道：“这份福，等我下辈子再来享。不瞒你弟妹说：就是去年我动了这么一下凡心，才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去年退下来，我不是拿了三万多退役金吗？那笔钱给有钱的人看来呢，不值一个屁。可是我一辈子手里还没捏过那点钞票呢。本来是想搞点小本生意的，哪晓得有个同乡跑来拉线，说是花莲那边有个山地女人，寡婆子，要找男人。我去一看，原来是个二十大几的小女子，头脸也还干净。她娘家开口便是二万五，少一个都不行。一下子我便把那点退役金奉送了出去，外带金戒指、金镯头，把那个女人从头到脚装饰起来，哪里晓得山地野女人屁良心也没得。过门三天，逃得鬼影子不见半个。走的时候，还把老子的东西拐得精光，连一床破棉被她也有本事牵得走。”赖鸣升说着，也不用人劝，先自把手里一杯高粱干了，用手背把嘴巴一抹，突地又跳到了俞欣背后，双手搭到俞欣的肩上，把俞欣上下着实打量了一番，说道：“要是我还能像他一样，那个野女人——赶她走，她也舍不得走呀！”众人都大笑了起来，赖鸣升又对俞欣道，“俞老弟，不是我吹牛皮，当年我捆起斜皮带的时候，只怕比你还要威风几分呢。”“大哥当年是潇洒得厉害的。”刘营长赶忙附和笑道。“是呀，”刘太太也笑着插嘴，“要不然大哥怎么能把他营长的靴子都给割走了呢？”“什么‘割靴子’，表姐？”骊珠侧过头来悄悄问刘太太道。

    “这个我可不会说，”刘太太笑得掩了嘴巴，一只手乱摇，“你快去问你们赖大哥。”

    赖鸣升并不等骊珠开口便凑近她笑得一脸皱纹说道：“骊珠姑娘，你赖大哥今夜借酒遮脸，你要听‘割靴子’？我就讲给你听我当年怎么割掉了我们营长的靴子去。老弟，你还记得李麻子李春发呀？”

    “怎么不记得？”刘营长答腔道，“小军阀李春发，我还吃过他的窝心脚呢。”

    “那个龟儿子分明是个小军阀！”赖鸣升把上装的领扣解开，将袖子一捞，举起酒杯和刘营长对了一口。他的额头冒起了一颗颗的汗珠子，两颧烧得浑赤，他转向了骊珠和俞欣说道：“民国二十七年我在成都当骑兵连长，我们第五营就扎在城外头。我们营长有个姨太太，偏偏爱跑马。我们营长就要我把我那匹走马让给她骑，天天还要老子跟在她屁股后头呢，生怕把她跌砸了似的。有一天李麻子到城里头去了，他那个姨太太喊了两个女人到她公馆去打麻将，要我也去凑脚。打到一半，我突然觉得靴子上沉甸甸的，给什么东西压住了一般。等我伸手到桌子下面一摸，原来是只穿了绣花鞋的脚儿死死的踏在上面。我抬头看时，我们营长姨太太笑吟吟地坐在我上家，打出了一张白板来对我说道：“给你一块肥肉吃！”打完牌，勤务兵来传我进去，我们营长姨太大早炖了红枣鸡汤在房里头等住了，那晚我便割掉了我们营长的靴子去。”赖鸣升说到这里，怔了半晌，然后突然跳起身来把桌子猛一拍，咬牙切齿的哼道：“妈那个巴子的！好一个细皮白肉的婆娘！”他这一拍，把火锅里的炭火子都拍得跳了起来，桌子上的人都吓了一跳，接着大家哄然大笑起来。刘太太一行笑着，一行从火锅里捞出了一大瓢腰花送到赖鸣升碟子里去。“你知道吗，老弟？”赖鸣升转向刘营长说道，“李春发以为老子那次死定了呢。你不是记得他后来把我调到山东去了。那阵子山东那边打得好不热闹。李春发心里动了疑，那个王八蛋要老子到‘台儿庄’去送死呢！”“老前辈也参加过‘台儿庄’吗？”俞欣突然兴冲冲的问赖鸣升道。赖鸣升没有答腔，他抓了一把油炸花生米直往嘴巴里送，嚼得咔嚓咔嚓的，歇了半晌，他才转过头去望着俞欣打鼻子眼里笑了一下道：“‘台——儿——庄——’，俞老弟，这三个字不是随便提得的。”“上礼拜我们教官讲‘抗日战史’，正好讲到‘台儿庄之役’。”俞欣慌忙解说道。“你们教官是谁？”

    “牛仲凯，是军校第五期的。”“我认得他，矮矮胖胖的，一嘴巴的湖南丫子。他也讲‘台儿庄之役’吗？”

    “他正讲到日本矾谷师团攻打枣泽那一仗。”俞欣说道。“哦——”赖鸣升点了点头。突然间，他回过手，连挣带扯，气吁吁的把他那件藏青哗叽上装打开，捞起毛线衣，掀开里面的衬衫，露出一个大胸膛来。胸膛右边赫然印着一个碗口大，殷红发亮的圆疤，整个Rx房被剜掉了，塌下去成了一个坑塘。刘太太笑着偏过头去，骊珠也慌忙捂着嘴笑得低下了头。赖鸣升指了指他那块圆疤，头筋叠暴起来，红着一双眼睛说道：“俞老弟，我赖鸣升打了一辈子的仗，勋章倒没有捞着半个。可是这个玩意儿却比‘青天白日’还要稀罕呢！凭了这个玩意儿，我就有资格和你讲‘台儿庄’。没有这个东西的人，也想混说吗？你替我去问问牛仲凯：那一仗我们死了几个团长、几个营长？都是些什么人？黄明章将军是怎么死的？他能知道吗？”赖鸣升一面胡乱把衣服塞好，一面指手画脚的对俞欣说道：

    “日本鬼打枣泽——老子就守在那个地方！那些萝卜头的气焰还了得？战车论百，步兵两万，足足多我们一倍。我们拿什么去挡？肉身子！老弟。一夜下来，我们一团人不知打剩了几个。黄明章就是我们的团长。天亮的时候，我骑着马跟在他后头巡察，只看见火光一爆，他的头便没了，他身子还直板板坐在马上，双手抓住马缰在跑呢。我眼睛还来不及眨，妈的！自己也挨轰下了马来，我那匹走马炸得肚皮开了花，马肠子裹得我一身。日本鬼以为我翘掉了，我们自己人也以为我翘掉了。躺在死人堆里，两天两夜也没有人来理。后来我们军队打胜了来收尸，才把老子挖了出来。喏，俞老弟，”赖鸣升指了指他右边的胸膛，“就是那一炮把我半个胸膛轰走了。”“那一仗真是我们的光荣！”俞欣说道。

    “光荣？”赖鸣升哼了一下，“俞老弟，你们没上过阵仗的人，‘光荣’两个字容易讲。别的仗不提倒罢了，要提到这一仗，俞老弟，这一仗——”

    赖鸣升说到这里突然变得口吃起来，一只手指点着，一张脸烧得紫涨，他好像要用几个轰轰烈烈的字眼形容“台儿庄”一番，可是急切间却想不起来似的。这时窗外一声划空的爆响，窗上闪了两下强烈的白光。沉默了许久的刘英，陡然惊跳起来，奔向门口，一行嚷道：“他们在放孔明灯啦。”

    刘营长喝骂着伸出手去抓刘英，可是他已经溜出了门外，回头喊道：“赖伯伯，等下子来和我放爆仗，不要又黄牛噢！”“小鬼！”刘太太笑骂道，“由他去吧，拘不住他的了——赖大哥，快趁热尝尝我炒的‘蚂蚁上树’。”

    刘太太盛了一大碗白米饭搁在赖鸣升面前。赖鸣升将那碗饭推开，把那碟花生米又拉到跟前，然后筛上一杯金门高粱，往嘴里又一送，他喝急了，一半酒液淋淋沥沥泻得他一身。“慢点喝，大哥，莫呛了。”刘营长赶忙递了一块洗脸中给赖鸣升笑道。“老弟台！”赖鸣升把只空杯子往桌上猛一拍，双手攀到刘营长肩上叫道，“这点子台湾的金门高粱就能醉到大哥了吗？你忘了你大哥在大陆上，贵州的茅台喝过几坛子了？”“大哥的酒量我们晓得的。”刘营长赔笑道。

    “老弟台，”赖鸣升双手紧紧的揪住刘营长的肩带，一颗偌大的头颅差不多擂到了刘营长的脸上，“莫说老弟当了营长，就算你挂上了星子，不看在我们哥儿的脸上，今天八人大轿也请不动我来呢。”

    “大哥说的什么话。”刘营长赶忙解说道。

    “老弟台，大哥的话，一句没讲差。吴胜彪，那个小子还当过我的副排长呢。来到台北，走过他大门，老子正眼也不瞧他一下。他做得大是他的命，捧大脚的屁眼事，老子就是干不来，干得来现在也不当伙扶头了。上礼拜，我不过拿了我们医院厨房里一点锅巴去喂猪，主管直起眼睛跟我打官腔。老子捞起袖子就指到他脸上说道：‘余主任，不瞒你说。民国十六年北伐，我赖鸣升就挑起锅头跟革命军打孙传芳去了。厨房里的规矩，用不着主任来指导。’你替我算算，老弟——”赖鸣升掐着指头，头颅晃荡着，“今年民国多少年，你大哥就有多少岁。这几十年，打滚翻身，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没经过？到了现在还稀罕什么不成？老实说，老弟，就剩下几根骨头还没回老家心里放不下罢咧。”

    “大哥只顾讲话，我巴巴结结炒的‘蚂蚁上树’也不尝一下，你就是到川菜馆去，他们也未必炒得出我这手家乡味呢！”刘太太走过来，将身子插到赖鸣升和刘营长中间。“弟妹——”赖鸣升伸手到桌面，又想去拿那瓶喝掉了一半的金门高粱，却被刘太太劈手夺了过去，搂在怀里。“大哥，你再喝两杯，回头还熬得动夜吗？”赖鉒鸣升突然挣扎着立了起来，在胸膛上狠狠的拍了两下，沙哑着嗓子说道：

    “弟妹，你也大小看你大哥了。你大哥虽然上了点年纪，这副架子依旧是铁打的呢。不瞒你弟妹说，大哥退了下来，功夫却没断过。天天隔壁营里军号一响，我就爬起来了。毒蛇出洞、螳螂夺臂、大车轮、小车轮——那些小伙子未必有我这两下呢！”

    赖鸣升说着便离开了桌子，摆了一个架势，扎手舞脚的打起拳来，他那张殷红的脸上汗珠子如同水洗一般的流了下来，桌子上的人都笑得前俯后仰，刘太太赶忙笑着跑过去，捉住了他的手臂连拉带推的把他领到后面去洗脸，赖鸣升临离开厅堂又回过头来对刘太太说道：

    “你可看到了，弟妹？日后回四川，你大哥说的不行了，十个八个饭锅头总还抬得动的。”

    说得桌子上的人又笑了起来。赖鸣升进去以后，刘太太便在外面指挥着众人将饭桌收拾干净，换上了一张打麻将的方桌面。她把麻将牌拿出来，叫俞欣和骊珠两人分筹码，她自己却去将窗台上那双红蜡烛端了过来，搁在麻将桌旁的茶几上。那对蜡烛已经烧去了一大截，蜡烛台上淋淋沥沥披满了蜡油。正当刘太太用了一把小洋刀，去把那些披挂的蜡油剔掉时，屋内的盥洗室突然传来一阵呕吐的声音，刘营长赶忙跑了进去。

    “醉了，”刘太太把手里的小洋刀丢到茶几上，对俞欣和骊珠摇了一摇头叹说道，“我早就知道，每次都是这样的。我们大哥爱闹酒，其实他的酒量也并不怎么样。”

    “赖大哥喝了酒的样子真好玩。”骊珠咯咯的笑了起来，她向俞欣做了一下鬼脸，俞欣也跟着笑了。

    “大哥睡下了，”隔了一会儿，刘营长走了出来，压低了声音说道，“他要我替几手，回头他自己来接。”刘太太沉吟了一会儿，她打了一个呵欠，两只手揉着太阳穴说道：

    “我看算了吧。赖大哥这一睡下去，不晓得什么时候才醒得过来。闹了一天，我也累了。骊珠、俞欣，还是你们两人出去玩吧，倒是白拘了你们一夜。”骊珠连忙立了起来，俞欣替她穿上了她那件红大衣，自己也戴上了军帽，他又走到客厅一面镜子前头将领带整了一下，才和刘营长夫妇道了别。骊珠和俞欣走到巷子里时，看见信义东村那些军眷的小孩子都聚在巷子中央，有二三十个，大家围成了一个圆圈在放烟炮。刘家的儿子刘英正蹲在地上点燃了一个大花筒，一蓬银光倏地冒起六七尺高，把一张张童稚的笑脸都照得银亮。在一阵欢呼中，小孩子们都七手八脚的点燃了自己的烟炮，一道道亮光冲破了黑暗的天空。四周的爆竹声愈来愈密，除夕已经到了尾声，又一个新年开始降临到台北市来。

啼妃

《孽子》

啼妃

放逐

写给那一群，

    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

    独自彷徨街头，

    无所依归的孩子们。

   

    三个月零十天以前，一个异常晴朗的下午，父亲将我逐出了家门。阳光把我们那条小巷照得白花花的—片，我打着赤足拼命往巷外奔逃，跑到巷，回头望去，父亲正在我身后追赶着他那高大的身躯，摇摇晃晃，一只手不停的挥动着他那管从前在大陆上当团长用的自卫枪；他那一头花白的头发，根根倒竖，一双血丝满布的眼睛，在射着怒火；他的声音，悲愤，颤抖，嘎哑的喊道：畜生！畜生！布告

    查本校夜间部三下丙班学生李青于本月三日晚十一时许在本校化学实验室内与实验室管理员赵武胜发生淫亵行为为校警当场捕获该生品行不端恶性重大有碍校誉除记大过三次外并勒令退学以做效尤。

    特此公告

    省立育德中学校长高义天

    中华民国五九年五月五日

啼妃

在我们的王国里
1

    在我们的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天一亮，我们的王国便隐形起来了，因为这是一个极不合法的国度：我们没有府，没有宪法，不被承认，不受尊重，我们有的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国民。有时候我仍推一个元首一一个资格老，丰仪美，有架势‘吃得开的人物，然而我们又很随便，很任性的把他推倒，因为我们是一个个喜新厌旧不守规矩的国族。说起我们王国的疆域，其实狭小得可怜，长不过两三百公尺，宽不过百把公尺，仅限于台北市馆前街新公园里那个长方形莲花池周围一小撮的上地。我们国土的边缘，都栽着一些重重叠叠，纠缠不清的热带树丛：绿珊瑚、面包树，一棵棵老得须发零落的棕搁，还有靠着马路的那一排终日摇头叹息的大王椰，如同一圈紧密的围篱，把我们的王国遮掩起来，与外面世界，暂时隔离。然而围篱外面那个大千世界的威胁，在我们的国土内，却无时无朝不尖锐的感觉得

    到。丛林外播音台那边，那架喧嚣的扩音机，经常送过来，外面世界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中广公司那位女广播员，一口京腔，咄咄逼人的明道：美国太空人登陆月球！港台国际贩毒私枭今晨落网！水肥处贪污案开庭。

    我们一个个都竖起耳朵，好象是虎狼满布的森林中，一群劫后余生的糜鹿，异常警觉的聆听着。风吹草动，每一声对我们都是一种警告。只要那打着铁钉的警察皮靴，咯轧咯轧，从那片棕搁丛中，一旦侵袭到我们的疆域里，我们便会不约而同，候地一下，做鸟兽散。有的窜到播音台前，混入人堆中；有的钻进厕所里，撤尿的装撇尿，拉屎的装拉屎；有的逃到公园大门，那座古代陵墓般的博物馆石阶上，躲入那一根根矗立的石柱后面，在石校

    的阴影掩蔽下，暂时获得苟延残喘的机会。我们那个无政府的王国，并不能给予我们任何的庇护，我们都得仰靠自己的动物本能，在黑暗中摸索出一条求存之道。

    我们这个王国，历史暖昧，不知道是谁创立的，也不知道始于何时，然而在我们这个极隐秘，极不合法的藻尔小国中，这些年，却也发生过不少可歌可泣，不足与外人道的沧桑痛史。我们那几位白发苍苍的元老，对我们提起从前那些斑斑往事来，总是颇带感伤而又不兔稍稍自傲的叹息道：

    “唉，你们哪里赶得上那些日子？”

    据说若干年前，公园里那顷莲花池内，曾经栽满了红睡莲。到了夏天，那些睡莲一朵朵开放了起来，浮在水面上，象是一盏盏明艳的红灯笼。可是后来不知为了什么，市政府派人来，把一池红莲拔得精光，在池中央起了一座八角形的亭阁，池子的四周，也筑了几栋红柱绿瓦的凉亭，使得我们这片原来十分原始朴素的国土，凭空增添了许多娇饰的古香古色，一片世俗中透着几分怪异。我们那几位元老提起此事，总不免抚今追昔的惋叹：

    “那些鲜红的莲花呦，实在开得动人！”

    于是他们又互相道出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姓名，追怀起一些令人心折的古老故事来。那些故事的主角，都是若干年前，脱离了我们的国籍，到外面去闯江湖的英雄好汉。有的早巳失踪，音讯俱杏。有的天折，墓上都爬满了野草。可是也有的，却在五中、十中、十五年、二十年后，一个又深又黑的夜里，突然会出现在莲花池畔，重返我们黑暗的王国，围着池子急切焦灼的轮回着，好象在寻找自己许多年前失去了的那个灵魂似的。于是我们那些白发苍苍的元老们便点着头，半闭着眼，满面悲悯，带着智慧，而又十分感慨的结论道：

    “总是这样的，你们以为外面的世界很大么？有一天，总有那么一天，你们仍旧会乖乖的飞回到咱们自己这个老窝里来。”

    2

    昨天，台北市的气温，又升到了摄氏四十度。报纸上说，这是二十年来，最炎热，最干旱的一个夏天。整个八月，一滴雨水也没下过。公园里的树木，热得都在冒烟。那些棕搁、绿珊瑚、大王椰，一丛丛郁郁蒸蒸，顶上罩着一层热雾。公园内莲花池周围的水泥台阶，台阶上一道道的石栏杆，白天让太阳晒狠了，到了夜里，都在喷吐着热气。人站在石阶上，身上给热气熏得暖烘烘、痒麻麻的。天上黑沉沉，云层低得压到了地面上一般。夜空的一角，一团肥圆的大月亮，低低浮在椰树顶上，昏红昏红的，好象一只发着猩红热的大肉球，带着血丝。四周没有一点风，树林子黑魁魁，一棵棵静立在那里。空气又浓又热又闷，胶凝了起来—般。

    因为是周末的晚上，我们都到齐了，一个挨着一个，站在莲花池的台阶上，靠着栏扦，把池子围得密密的。池子的周围，浮满了人头，在黑暗中，一颗颗，晃过来，晃过去，在绕着池子打圈圈。在幽螟的夜色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浮着一枚残秃的头颅，那边飘着一绺麻白的发鬃，一双双睁得老大、闪着欲念的眼睛，象夜猫的瞳孔，在射着精光。低低的，沙沙的，隐秘的私语，在各个角落，嗡嗡营营的进行着。偶尔，一下孟浪的笑声，会唐突的进发到浓热的夜空里，向四处滚跳过去。当然，这阵放肆的笑声，是从我们的师博杨教头那儿发出来的。杨教头穿着一身绎红的套头紧身衫，一个胖大的肚子箍得圆滚滚的挺在身前，一条黑得发亮的奥龙裤子，却把个屁股包得扎扎实实隆在身后，好象前后都接着一只大气球似的。杨教头穿来插去，在台阶上来回巡逻，忙着眼大家打招呼。手中擎着一柄两尺长的大纸折扇，扇一张，便亮出扇面“清风徐来”，扇底“好梦不惊”八个龙飞风舞的大字来。杨教头喘吁吁的叫着，笑着，一走动，身前身后的肉皮球，便颤抖抖，此起彼落的波动起来，很嚣张，很有架势。杨教头自己封为公园里的总教头。他说，我们这个老窝里，地上有几根草他都数得出，在他手下调理出来的徒子徒孙，少说些，怕也不下三五十人。他常常挥舞着他手上那柄两尺长的折扇，一秆指挥捧似的，猛的戳到我们前来，喝骂道：

    “这起逼养的，师博在公园出道，你们还都在娘肠里头呢！敢在师傅面前逞强么？吃屎不知香臭的兔崽子们”

    有一次，小玉穿了一件猩红翻领衬衫，一条宝蓝喇叭裤，脚下的半统靴，磕跺磕跺，在台阶上亮来亮去，很俊，很帅，很骚包。不知怎的却触怒了我们师傅，他伸手一招锁骨擒拿法，便将小玉一只手扭到了背后去，冷笑道：

    “你这几根轻骨头，在亮给谁看？在师博面前献宝么？可知道师傅象你那点年纪，票戏还去杨宗保呢！你的骨头有几斤，我倒要来称一称。”

    说着另一只手，在小玉脖子狠狠一捏，小玉痛得直叫哎哟，一连讨了二十个饶。我们的师傅杨金海杨总教头，在公园里确实是个很有来历，很有身价的人物。他是我们的开国元老，公园里的人，他泰半相识，各人的脾性好恶，他通通摸得一清二楚。杨教头，手段圆滑，八面玲珑，面且背后还有几个有头有脸的人替他撑腰，所以在公园里很吃得开。从前杨教头在中山北路六条通里几家酒馆饭店都当过经理领班，各色人等都应付过，见闻广博，路子特多，许多酒店旅馆都有他的眼线。哈罗哈罗，洋泾兵的英文，他说得出一大串，多得死嘎，日本话也能来几句，因此人又明他六条通，条条都通。

    据说我们师博杨教头从前也是好人家的子弟。他老爸在大陆上还在山东烟台当地方官呢，跑到台湾却在台北桃源街开了一家叫桃源春吃宵夜的小酒馆来，扬教头便在酒馆子里替他父亲掌柜。那时候，公园里的人，夜夜都去桃源春捧场，生意着实兴盛了一阵。后来公园里的流氓也夹了进去，勒索生事，把警察招了去。有些人怕事，便不去上门了，生意一淡，关门大吉。后来别人又陆续开了潇湘、香槟、六福堂，但通通不成气候。公园里的人，至今还是怀念着杨教头那家桃源春。他们说，冬天夜里，公园里冷了，大家挤到桃源春去，暖一壶绍兴酒，来两碟卤菜。大家薰薰然，敲碗的敲碗，敲碟的敲碟，勾肩搭背，一齐哼几支流行曲于，那种情调实在是好的。扬教头提起桃源春，便很得意：

    “我那家桃源春么，就是个世外桃源，那些鸟儿躲在里头，外面的风风雨雨都打不到，又舒服又安全。我呢，就是那千手观音，不知道普渡过多少只苦命鸟！”

    后来杨教头跟他老爸闹翻了，跑了出来。原因是老头子银行里的存款，他狠狠地提走了一大笔。据说那笔钱，完全用在了我们师傅的宝贝干儿子原始人阿雄仔的身上。阿雄仔是山地郎，会发羊癫疯的，走着走着，嗤通就会倒下去，满嘴吐着白沫子。那次他昏倒在马路上，一双腿让汽车撞断了，在台湾疗养院住了半年，花了几十万，是杨教头出的钱。阿雄仔身高六尺三，通身漆黑，胸膛上的肌肉块子铁那么硬。一双手爪，大得出奇，熊掌一般。有时候，他跟我们开玩笑，傻楞楞的伸出一双大手，抱住我们，使劲一搂。他的臂力大得惊人，吃他箍一下，全身的骨头都轧碎了似的，痛得我们大叫起来。阿雄仔最好吃，我们逗他，拿根冰棒在他脸上晃一下，说：“叫声哥哥！”他便伸手来抢，咧开嘴傻笑，咬着大舌头，叫道：“高高、高高”其实他比我们要大十几岁，总有三十了。每次出来，他跟在杨教头身后，手里总是大包小包拎着：陈皮梅、加应子、花生酥，一面走一面往嘴里塞，见了我们便扬起手里的零食，叫道：“要不要？”我们每人，他都分一点。有时杨教头看不过去，便用扇子敲他一记脑袋，骂道：

    “你穷大方吧，回头搞光了，我买根狗吊给你吃！”

    “徒弟们，还傻站在这里干么？”我们师傅杨教头到我们堆子里来，一把扇子指点了我们一轮，喝道：“那些大鱼回头一条条都让三水街的小么儿钓走了，剩下几根隔夜油条，我看你们有没有胃口要？”

    说着杨教头唰一下，豁开了他那柄大折扇，“清风徐来”，“好梦不惊”，拼命扇动起来。原始人阿雄仔竖在杨教头身后，庞然大物，好象马戏团里的大狗熊一般。他穿着一件亮紫尼龙运动衫，崭新的，把他胸膛上的肌肉，绷得块块凸起。

    “嚯，阿雄仔，你这件新衣裳好帅，是老龟xx送给你的吧？”

    小玉伸出手去捶了一下阿雄仔的胸膛，我们都笑了起来我们想激我们师傅，就拿阿雄仔来开胃，老龟xx是个六十开外的老色鬼，颈子上长满了牛皮癣。公园里的人，谁也不理他，他只有躲在黑暗里，趁我们不防备，猛伸出手来，抓我们一把。有一次，他拿了一包煮花生，把阿雄仔哄走了。事后我们师傅气得发昏，揪住老龟xx，打得臭死。

    “你他妈狗娘养的，你那一身才是老龟xx送的呢！”杨教头一把扇子戮到小玉额上，骂道：“雄仔这件衣裳么，你问问他自己，是谁买给他的？”

    “达达买给我的，”阿雄仔咬着大舌头，痴笑道。

    “傻仔，在哪里买的？”

    “今日公司。”

    “多少钱？”

    “一百一”

    “他娘的，一百八！”杨教头一个响巴掌打到阿雄仔宽厚的背上，呵呵的笑了起来，“啊呦，这个小贼，原来躲在这里————”

    杨教头发现老鼠畏畏缩缩躲在小玉身后，抢前一把，揪住了老鼠的耳朵，把他拖了出来，捉住老鼠的手梗子，啐道：

    “你们快去拿把刀来，我来把这双贼爪子剁掉！这双贼手留来做什么？一天到晚只会偷鸡摸狗！找死也不找好日子，我介绍人给你，要你去打炮，谁许你偷别人东西的？师傅的脸都让你丢尽了！不等人家报警，我先把你这个死贼揪进警察局去狠狠的修理修理，明天我就去告诉乌鸦，叫他把你吊起来打！”

    “师傅”老鼠挣扎着，仓皇叫道，一张瘦黄的小三角脸，扭曲得变了怪相。

    “哦，”杨教头冷笑道，“你也知道害怕？上次不是我讲情，乌鸦早揍死你了，钢丝鞭的滋味你还记得么？”

    扬教头扬手便给了老鼠两下耳光，打得老鼠的头晃过来，晃过去，然后又用扇柄戳了他两下额头，才带着阿雄仔，扬长而去。他那一身肥肉，很有节奏的前后起伏波动着。

    “你又偷人家什么东西了？”小玉问道。

    “我不过拿了他一支钢笔罢例，什么屁稀奇”老鼠撇了一撇嘴，吐了一泡口水，‘那个死郎，讲好三百，只给了老子两百。“

    “哟，你什么时候又涨价了？三百？”小玉诧异道。

    老鼠讪讪的例开嘴，忸怩了半天，才吞吞吐吐道：

    “他要来那一套。”

    他伸出他那根细瘦的手臂，捞起袖子，露出膀子来。我们都凑过去看，藉着碎石径那边射过来的荧光灯，我们看见老鼠那青瘦的臂膀上冒着三枚乌黑的泡疮。

    “喔呦，这是什么玩意儿？”小玉用手去摸。

    “哎——”老鼠触电般跳了起来，“别碰，好痛，是火泡子那个死郎用香姻头烧的。”

    “你这个该死的贱东西，你又搞这一套了，”小玉指着老鼠的鼻尖说道，“总有一天你撞见鬼，把你剁成肉饼吃掉。”

    老鼠咬咬傻笑了两声，呲着他那一口焦黄的牙齿。

    “小玉，”老鼠低声恳求道，“你去替我向师傅讲一讲，千万别去告诉乌鸦好不好？”

    “我替弥讲情，你怎么谢我？请我去看新南阳的《吊人树》吧？”小玉揪了老鼠耳朵一下，“你这个小贼，以后偷了东西，别忘记跟小爷分脏。”

    “没有问题，”老鼠例开嘴笑道，他低下头去，抬起手臂，瞅着他自己臂上那儿枚马黑的燎泡，好象很感兴味似的。

    小玉去了一会儿，回来向老鼠说道：

    “师傅讲：暂且饶了你这条小狗命，下次再犯，一定严办！瞧瞧你那副德性，提到乌鸦便吓得屁滚尿流！我问你，你到底怕他什么？是不是他那个东西特别大，把你的魂吓掉了还是怎的？”

    我们都大笑起来，老鼠也跟着我们笑得吱吱叫。乌鸦是老鼠的长兄，老鼠说，他自小便没了爹娘，是在乌鸦家里长大的。乌鸦在江山楼晚香玉当保镖，脾气凶暴得了不得。老鼠在他那里，整天让他拳打脚踢，象个小奴隶一般。我们问老鼠为什么不跑出来。老鼠耸耸肩，也讲不出什么理，他说他跟乌鸦跟惯了。有一次，老鼠偷了一个客人一只手表，警察找到乌鸦家。乌鸦把鼠吊了起来，一根三尺长的钢丝鞭一顿狠抽，打得老鼠许久伸不直腰，见了我们佝起背，歪扯着脸，笑得一副怪摸样。

    “阿青。”

    小玉在我耳朵旁叫了一下，悄悄扯了我一把衣裳。我跟着

    他，走下台阶，钻进那丛樟木林中去。

    “拜托，拜托，”小玉抓住我的手臂，兴奋的央求道。

    “怎么样？又要我替你圆谎了？怎么请我吧。”

    “好兄弟，明天我带两个大芒果回来给你吃，”小玉笑道。“回头老周来找我，你就说我阿母生病，回三重埔去了。”

    “算了吧，”我摇手笑道，“上次也是说你老母有病，他还信么？”

    “管他信不信！”小玉冷笑道，“我又没有卖给他。懒得跟他吵罢咧”

    老周是小玉的干爹，两个人好好分分也有一年多了。老周在中和乡开了一家染织厂，手头还很宽，一天到晚给小玉买东西上个礼拜，老周才送给小玉—只精工表，小玉戴着那只精工表到处亮给人看：“是老周买给我的！”我问小玉，是不是跟定老周了，小玉却吁了一口气，叹道：“老头子对我不错的，就是管得太狠，吃不消！”老周逼小玉搬到中和乡跟他住，小玉不肯，只答应一个礼拜去三四天。小玉是匹小野马，老周降不住他，两人常

    常为了这个吵架。

    “这次又是个什么新户头啦？”我问道。

    “告诉你，千万替我保密，是个华侨。”

    “嘿，拜华侨干爹了呢！”

    “师傅告诉我，是从东京来的，本省人，据说很神气，我这就到六福客栈去见他去。”‘

    小玉说着，蹦蹦跳跳便往树林子外面跑去，一面又回头向

    我叫道：

    “老周那里千万拜托”

    树林中都是毒蚊子，站了片刻工夫，我的手臂已经给叮起好几个包了。我抓着痒，往外走去，突然身后有—只手，搭到我肩上。

    “谁？”

    我吓了一跳，猛回转身，却看见吴敏那张脸，在幽暗中，好象一张飘在空中的自纸一般。

    “是你吓！什么时候出院的？”

    “今天下中。”吴敏的声音微弱，颤抖。

    “你这个家伙，出来了也不告诉我们一声”

    “我就是来找你们的，刚才老鼠告诉我，你跟小玉到这里来了。”

    我朝莲池那边走去，吴敏却一把抓住我的手臂央求道：

    “不要到那边去好么？人那么多。”

    我回转身，往公园大门博物馆那边走去，小径两旁的荧光路灯，紫色的灯光，照在吴敏脸上，好象涂了一层蜡一般，惨自惨白，一点血色也没有。他那张原来十分清秀的面庞，两腮全削下去，一双乌黑露光的大眼睛，坑得深深的。他举起手，去擦额上的汗，我发觉他左腕上，仍然系着一圈纱布绷带，好象戴着一只白手铐似的。那天吴敏躺在台大医院急诊室里，左手腕上，割下了两寸长的一道刀痕，鲜红的筋肉都翻了出来，淌得一身的血。吴敏没钱交不出保证金，医院不肯替他输血。幸亏我、小玉、老鼠我们三人及时赶到，一个人输了五百cc的血给他，才保住了他一条性命。他见了我们两只失神的大眼睛眨巴眨巴，嘴巴张了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小玉却气得蹦跳，骂道：

    “你妈的，这种下作东西，为什么不去跳楼？摔死不干脆些？还要小爷来输血！”

    吴敏割腕的前一天，还到公园里来，见到我们，说道：

    “阿青，我不想活了。”

    他说时，笑笑的，我们都以为他在开玩笑。小玉接口道：“你去死，你去死，你死了我来替你烧纸钱。”‘

    谁知道他真的用把刀片把手腕子割得鲜血淋淋。

    “阿青——”吴敏嗫哺的叫了我一声，我们在博物馆石阶上，背靠着石柱坐了下来。

    ‘“恩？”我望着他。

    “你能借点钱给我么？”吴敏一直低着头，“我还没吃晚饭。”

    我伸手到裤袋掏了半天，掏出了三张绉瘪瘪带着汗臭的拾元钞票来，递了给他。

    “就是这点了。”

    “过两天再还给你，”吴敏含糊说道。

    “免啦，”我挥了挥手，“你没钱，为甚不向师傅去讨？”

    “不好意思再向他开口了，”吴敏干笑了一下，“住院的钱都

    是他垫的，一万多块呢。“

    “哇，这次师傅好大方！”我叫道，“到底你是他心爱的徒儿”

    “我答应他，以后一定要想办法还他的。”

    “这么多钱，你一辈子也还不清。我看你还是快点去找个有

    钱的干爹，替你还债吧，“我笑道。

    吴敏一直垂着头，那只绑着自纱布的手不停地在地上划字，

    半晌，幽幽的问道：

    “阿青，那天你到张先生家，到底见到张先生没有？他对你说些什么来着？”

    吴敏割腕那天下午，我到敦化窗路光武新村去找张先生。从前吴敏住在张先生家，我到那儿找过他一次，吴敏正跪在地板上，揪着一块大抹布，在擦地板。他打着赤膊，一双光足，一头的汗。他看见我非常高兴，从冰箱里拿了一瓶苹果西打来请我喝。他跪在地板上，一面奋力搽，一面跟我聊天。张先生那间公寓布置得非常华美，一套五件头黑漆皮高靠背的大沙发，几案都是银光闪闪克罗米架子镶玻璃面的。容厅正面墙有一座高酒柜，里面摆着各式各样的洋酒瓶。

    “张先生这个家真舒服，我一辈子能待在这里，也是愿的。”

    吴敏仰起面对我笑道，他一脸绯红，热汗淋淋。

    那天我到张先生家，张先生正靠坐在客厅里一张沙发上，翘着脚，在看电视，客厅里放着冷气，凉阴阴的。张先生只穿了一条铁灰的绸睡裤，脚下级着一双宝蓝缎子拖鞋。来开门的是萧勤快——我们都叫他小精怪。小精怪长得浓眉大眼，精壮得象匹小蛮牛，但是一把嘴却甜得象蜜糖，我们师傅杨教头对他说道：

    “小精怪，你那嘴巴那么会讲话，树上那只八哥儿你去替我哄下来。”

    “张先生，”我到客厅里便对张先生说道，“吴敏自杀了。”

    张先生起初吃了一惊。

    “人呢？死了么？”

    “在台大医院，手腕割开了，正在输血。”

    “哦——”

    张先生舒了一口气，却又转过头去看电视去了。彩色荧光幕上，映着《群星会》青山和婉曲两人正做着情人的姿态，在合唱：

    菠萝甜蜜蜜

    菠萝就象你

    萧勤快也折了过来，——屁股坐在张先生旁边，一只脚却蜷到沙发上，手在抠着脚丫子，两个人好象同时都给青山和婉曲的歌吸住了，看着电视，眼睛也不眨一下。青山挽着婉曲的腰，踱来踱去，一首歌都快唱完了，张先生才猛然记起了似的，转过头来，

    问我道：

    “吴敏自杀，你来找我干什么？”

    张先生大约四十上下，开了一家贸易洋行，专门出口塑胶玩具。他是个英健的男人，鼻梁修挺，头发抿得一丝不苟，鬃脚微微带着一丝花白。可是他那张削薄的嘴，右边嘴角却斜拖着一条深得发黑的痕迹，好象一径接着一抹冷笑似的。吴敏躺在急诊室里输血的时候，在我耳根下央求：请张先生到医院去一趟。可是我望着张先生嘴角那抹近乎凶残的笑容，一时舌结，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你来得正好，吴敏还有一包旧衣服留在这里，你顺便带给他吧”张先生说着却向萧勤快指示了一下，“去把那包衣服拿来。”

    萧勤快赶忙跳下沙发，跑到里面去，取出一包旧衣服来。那是几件发了黄绉成一团的内衣裤，还有两件破旧的花衬衫。萧勤快把那包旧衣服朝我手里一塞，连翻了几下他那双鼓鼓的金鱼眼，满脸得色。我回到台大医院，没有把那旧衣服拿出来，我对吴敏说：张先生不在家。

    “阿青，你知道，我在张先生家也住了一年多了。总是规规矩矩守在家里，一次都没有自己出来野过。张先生的脾气不好，可是我总是顺从他的。他爱干净，我天天都拼命擦地板。起初我不会烧菜，常挨骂。后来看食谱，看会了，张先生有次笑着对我说：”小吴，你的豆瓣鲤鱼跟峨媚的差不多了。“我高兴得了不得，以为张先生心里很喜欢呢。哪晓得他那天无缘无故发了一顿脾气，便叫我马上搬走，多一天都不许留。我没想到张先生竟是一个那样没有情义的人。阿青，你那天到底见着张先生没有？他还在生气么？一”

    吴敏的声音从黑睹中传来，颤抖抖的，听得人心烦。突然间，我好象又看到了张先生在嘴角上那道深深的，凶残的笑痕了似的，我打断了吴敏的怨诉：

    “我见着他了，他跟萧勤快两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群星会》。”

    “哦——”吴敏暖昧的叹了一口气，过了片刻，他立起身来。

    “我先走了，我去买点东西吃。”

    吴敏走下台阶，他那张白纸一样的脸，在黑暗里飘泊着。

    回到莲花池那边，已是半夜时分。播音台的扩音器，已经寂灭了，公园里的游人，都已离去。于是我们的王国，从黑暗里便倏地涌现了出来。莲花池的台阶上，黑影幢幢。三水街那一群小么儿，三三两两，木屐踏得劈劈啪啪，异常嚣张。亭子那边，我们那位年高望重的元老盛公，正拖着蹒跚的步子，蹭向我们的师傅杨教头，衰疲的探问道：“有新鲜的孩子么？”盛公已经老耋，而且背脊还患了严重的风湿。他找孩子作伴，只是为着陪他老人家宵个夜，喝杯烧酒罢了。盛公晚上常常失眠，他说他只要看看一张年轻的面魇，他那颗不甘寂寞的心，便如同服了一粒安眠药似的，才肯消歇。盛公是万年青影片公司的董事长，摄制过好几张超级文艺爱情影片，嫌了不少钱。据说盛公从前在上海自己也曾是位红小生，跟许多有名的女明星配过戏，可是他却无限感叹的对我们说道：“荣华富贵有什么用？孩子，青春才是世上最宝贵的东西哪”那个尾随在老鼠后面，气吁吁叫着“耗子精”的，是聚宝盆的江浙名厨卢司务，卢司务体重两百零五磅，笑起来，好象一尊欢喜佛。他对老鼠有偏爱：“老鼠么，我就喜欢他那儿根排骨，好象啃鸭翅膀，愈啃愈有味”远远在树林子那边，掩掩藏藏，不敢抛头露面的，是一群良家子弟的大学生；那几个还来不及脱去制服的是外岛回来，到台北渡假的充员士兵；还有一些三重镇到公园来打秋风登记有案的小流氓；还有西门町拍卖行、裁缝铺、皮鞋店的小伙计；也有心脏科的名医生，一位军法官，还有曾经红得发紫现在已经秃了头常戴着一顶巴黎帽的台语明星；还有那位皱得满面山川狂热的追求美的影子的艺术大师，艺术大师常常说一些我们不甚嘹明的话：“肉体，肉体哪里靠得住？只有艺术，只有艺术才能常存！”所以他把我们王国里的美少年，都画成了图画。当然，还有我们那位资格最老，历尽沧桑的老园丁郭老。郭老一个人远远的企立在那棵绿珊瑚的下面，白发白眉，睁着他那双老毛的眼睛，满怀悲悯的瞅着公园里这一群青春鸟，在午夜的黑暗里，盲目的，危急的，四处飞扑。郭老在长春路开了一家照相馆青春艺苑。他收集了我们的照片，贴成了一本厚厚的相簿，取名“青春鸟集”。他把我编成八十七号，命名为小苍鹰。

    在我们这个王国里，我们没有尊卑，没有贵贱，不分老少，不分强弱。我们共同有的，是一具具论欲望焚练得痛不可当的躯体。一颗颗寂寞得发疯发狂的心。这一颗颗寂寞得疯狂的心，到了午夜，如同一群冲破了牢笼的猛兽，张牙舞瓜，开始四处？？的猎狩起来。在那团昏红的月亮引照下，我们如同一群梦游症的患者，一个踏着一个的影子，开始狂热的追逐，绕着那莲花池，无休无止，轮回下去，追逐我们那个巨大无比充满了爱与欲的梦魇。

    在黑暗中，我踏上了莲花池的台阶，加入了行列，如同中了催眠术一般，身不由已，绕着莲花池，一圈一圈不停的转着。黑暗中，我看见那一双双给渴望企求、疑惧，恐怖，炙得发出了碧火的眼睛，象萤火虫似的，互相追扑着。即使在又浓又黑的夜里，我也尖锐的感觉得到，其中有一对眼睛，每次跟我打照面，就如同两团火星子，落到我的面上，灼得人发疼。我感到不安，我感到心悸，可是我却无法回避那双眼睛。那双炯炯的眼睛，是那样执着，那样的急切，好象拼命在向我探索，向我恳求什么似的。他是一个身材高瘦的陌生人，在公园里，我从来没有见他出现过。

    “去吧不碍事的，”我们师傅杨教头在我身后凑近我耳根低声指示道，“我看见他跟了你一夜了。”

    那个陌生客已走下了台阶，站在石径那端一裸大王椰下，面朝着我这边，高高的矗立在那里，静静的，然而却咄咄逼人的在那儿等待着。陌生客，平常我们都尽量避免，以免搭错了线，发生危险。我们总要等我们的师傅鉴定认可后，才敢跟去，因为杨教头看人，从来不会走眼。我走下台阶，步到那条通往公园路大门的石径上。我经过那位陌生客的面前，装作没看见他，径自往大门走去，我听见他跟在我身后的脚步声，踏在碎石径上。我走出公园大门一直往前，蹭到台大医院那边，没有人迹的一条巷子口路灯下，停下脚来，等候着。

    在路灯下，我才看清楚，那个陌生客，跟我站在一起，要比我高出大半个头，总有六尺以上，一身嶙峋的瘦骨，一根根往外撑起。他身上那件深蓝的衬衫，好象是绷在一袭宽大的骨架上似的。他那长方形的面庞，颧骨高耸，两腮深削下去，鼻梁却挺得笔直的，一双修长的眉毛猛的往上飞扬，一头厚黑的浓发，蓬松松的张起。他看起来，大约三十多岁，脸上的轮廓该十分直挺的，可是他却是那般的枯瘦，好象全身的肌肉都干枯了似的。只有他那双深深下陷，异常奇特的眼睛，却象原始森林中两团熊熊焚烧的野火，在黑暗中碧荧荧的跳跃着，一径在急切的追寻着什么。当他望着我，露出一丝笑容的时候，我便提议道：

    “我们到圆环去。”

    3

    瑶台旅社二楼三五号房的窗户，正遥遥向着圆环那边的夜市。人语笑声，一阵阵浪头似卷了上来，间或有一下悠长的小喇叭猛然奋起，又破又哑，夜市里有人在兜卖海狗丸。对面晚香玉、小蓬莱那些霓虹灯招牌，红红绿绿便闪进了窗里来。房中懊热异常，床头那架旧风扇轧轧的来回摇着头。风，吹过来，也是燥热的。

    在黑暗中，我们赤裸的躺在一起，肩靠着肩。在黑暗中，我也感得到他那双闪灼灼，碧荧荧的眼睛，如同两团火球，在我身上滚来滚去，迫切的在搜索，在觅求。他仰卧在我的身旁，一身嶙峋的瘦骨，当他翻动身子，他那尖棱棱的手肘不意撞中我的侧面，我感到一阵痛楚，喔的叫了一声。

    “碰痛你了，小弟？”他问道。

    “没关系。”我含糊应道。

    “你看，我忘了，”他把那双又长又瘦的手臂伸到空中，十指张开，好象两把钉耙一般，“这双手臂只剩下两根硬骨头了，有时戳着自己也发疼——从前不是这个样子的，从前我的膀子也跟你的那么粗呢，你信不信，小弟？‘

    “我信。”

    “你几岁了？”

    “十八。”

    “就是了，从前我象你那样助年纪，也跟你差不多。可是一个夏天，也不过三个月的光景，一个人的一身肉，会骤然间耗得精光，只剩下一层皮，一把骨头。一个夏天，只要一个夏天——”

    他的声音，从黑暗里传来，悠远，飘忽，好象是从一个深邃的地穴里，幽幽的冒了出来似的。

    常常在午夜，在幽瞑中，在一间隐蔽的旅栈阁楼，一铺破旧的床上，我们赤裸着身子，两个互相隐瞒着姓名的陌生人，肩并肩躺卧在一起，陡然间，一阵告悔的冲动，我们会把心底最隐秘、最不可告人的事情，互相吐露出来。我们看不清彼此的面目，不知道对方的来历，我们会暂时忘却了羞耻顾忌，将我们那颗赤裸裸的心，挖出来，捧在手上互相观看片刻。第一次跟我到瑶台旅社来的，是一个中学体育老师，北方人，两块腹肌练得铁板一样硬，那晚他喝了许多高梁，嘟嘟哝哝，讲了一夜的醉话。他说他那个北平太太是个好女人，对他很体贴，他却偏偏不能爱她。他心中暗恋的，是他们学校高中篮球校队的队长。那个校队队长，是他一手训练出来的，跟了他三年，情同父子。可是他却无法对那个孩子表露他的心意。那种暗恋，使他发狂。他替他提球靶、拿运动衫，用毛巾给他揩汗。但是他就不敢接近那个孩子。一直等到毕业，他们学校跟外校最后一次球赛，那天比赛激烈，大家情绪紧张。那个队长却偏偏因故跟他起了冲突。他一阵暴怒，一巴掌把那个孩子打得坐到地上去。那些年来，他就渴望着抚摸，想拥抱那个孩子一下。然而，他却不知道为了什么，失去控制，将那个孩子脸上打出五道红指印。那五道指印，象烙痕般，一直源深刻在他的心上，时时隐隐作痛。那个体育老师，说着说着，一个北方彪形大汉，竟呜鸣哭泣起来，哭得人心惊胆跳。那晚下着大雨，雨水在窗玻璃上婉蜒的流着。对面晚香玉的霓虹灯影，给混得红绿模糊一片。

    “五天前，我的父亲下葬了。”

    “恩？”我没有听懂他的话。

    “五天以前，我父亲下葬在六张犁极乐公墓，”他在抽一根烟，烟头在黑暗中亮起红红的一团火，“据说葬礼很隆重，我看见签名簿上，有好多政府要人的名字。可是我却不知道六张犁在哪儿，我从来没有去过。你知道么，小弟？”

    “我从信义路一直走下去，就到了，极乐公墓在六张犁山上。”

    “信义路四段下去么？台北的街道改得好厉害，通通不认识了，我有十年没有回来”他吸了一下烟，长长的吁了一口气，“前天夜里，我才从美国回来的，走到南京东路一百二十二巷我们从前那栋老房子，前后左右全是些高楼大厦，我连自己的家都认不出来了。从前我们家后面是一片稻田。你猜猜，田里有些什么东西？”

    “稻子。”

    “当然，当然，”他播着一杆瘦骨棱棱的手臂笑了起来，“我是说白鹭鸶，小弟。从前台北路边的稻田里都是鹭鸶，人走道，白纷纷的便飞了起采。在美国这么些中，我却从来没看见一只白鹭鸶。那儿有各种各样的老鹰、海鸥、野鸭子，就是没有白鹭鸶。

    小弟，有一首台湾童谣，就叫《白鹭鸶》你会唱么？“

    “我听过，不会唱。”

    白鹭鸶

    车粪箕

    车到溪仔坑————

    他突然用台湾话轻轻的哼了起来，《白鹭鸶》是一支天真而又哀伤的曲子，他的声音也变得幼稚温柔起来。

    “你怎么还记得？”我忍不住笑了。

    “我早忘了，一回到台北不知怎的又记起来了。这是我从前一个朋友教我的，他是一个台湾孩子。我仍两人常跑到我们家后面松江路那头那一片稻田里去，那里有成百的鹭鸶。远远看去好象田里开了一片野百合。那个台湾孩子就不停的唱那首童谣，我也听会了。可是这次回来，台北的白鹭鸶都不见了。”

    “你是美国留学生么？”我问道。

    “我不是去留学，我是去逃亡的”他的声音倏地又变得沉重起来，“十年前，我父亲从香港替我买到一张英国护照，把我送到高雄，搭上了一只日本邮轮，那只船叫白鹤丸，我还记得，在船上，吃了一个月的酱瓜。”

    他猛吸了两口烟，沉默了半晌，才严肃的说道：

    “我父亲临走时，对我说：”你这一去，我在世一天，你不许回

    来！“所以，我等到我父亲过世后，才回到台湾，我在美国，一等等了十年——”

    “小弟，你知道么？我的护照上有一个怪名字：stePhenNgo广东人把‘吴’念成‘恩，’所以那些美国人都从鼻子限里叫我‘恩，恩，恩，——”

    说着他自己先笑了起来，我听着很滑稽，也笑了。

    “其实我姓王，”他舒了一口气，“王夔龙才是我的真名字。那个‘夔’字真难写，小时候我总写错。据说夔龙就是古代一种孽龙，一出现便引发天灾洪水。不知道为什么我父亲会给我取这样一个不吉祥的名字。你的名字呢，小弟？”

    我犹豫起来，对陌生客，我们从来不肯吐露自己的真姓名的。

    “别害怕，小弟，”他拍了一拍我的肩膀，“我跟你，我们都是同路人。从前在美国，我也从来不肯告诉别人自己的真姓名。可是现在不要紧了，现在回到台北，我又变成王夔龙了。StePhenNg，那是一个多么可笑的名字呢stePhenNg死了，王龙又活了过来”

    “我姓李，”我终于暴露了自己随身份，“他们都叫我阿青。”

    “那么，我也叫你阿青吧。”

    “你是在美国旧金山么？”我试探着问道，我们公园里有一个五福楼的二厨，应聘出国，到旧金山唐人街一家饭馆当起大厨师来。他写信回来说，旧金山满街都是我们的同路人。

    “旧金山？我不在旧金山，”他猛吸了一日烟，坐起来，把烟头扔到床前的痰盂里，然后双手梳到脑后，仰卧到床上。

    “是纽约，我是在纽约上岸的，”他的声音，又飘忽起来，让那扇电风扇吹得四处回荡，“纽约全是一些几十层的摩天大楼，躲在下面，不见天日，谁也找不着你。我就在那些摩天大楼的阴影下面，躲藏了十年，常常我藏身在纽约最黑暗的地方——中央公园，你听说过么？”

    “纽约也有公园么？”

    “怎么没有？那儿的中央公园要比咱们的新公园大几十倍，黑几十倍，就在城中心，黑得象一潭无底深渊。公园里有好多黑树林，一丛又一丛，走了进去，就象迷宫一般，半天也转不出来。天一暗，纽约的人，连公园的大门也不敢进去。里面发生过好多次谋杀案，有一个人的头给砍掉了，身体却挂在一裸树上。还有一个人，一个年轻孩子，身上给戳了三十几刀”

    他说着却叹了一口气道，“美国到处都是疯子。”

    “中央公园里，也有我们同路人么？”我悄声问道。

    “唉，太多了，我上了岸，第三天晚上，便闯进中央公园里去。就在那个音乐台后面一片树林里，一群人把我拖了进去，我数不清，大概总有七八十个吧。有几个黑人，我摸到他们的头，头发好似一饼纠缠不清的铁丝一般。他们的声音在黑暗里啾啾的喘着，好象一群毛耸耸的饿狼，在啃噬着一块肉骨头似的。在黑暗中，我也看得到他们那森森的白牙。一直到天亮，一直到太阳从树顶穿了下来，他们才突然警觉，一个个夹着尾巴溜走了，只剩下一个又老又丑的黑人，跪在地上，抖瑟瑟的伸出手来，抓我的裤角。我走出林子外，早晨的太阳照得我的眼睛都张不开了——”他把那一双瘦棱棱象钉耙似的长手臂伸到空中，抓了两下，“一夜工夫，我觉得我手臂上的肉，都给他们啃掉了似的，红红紫紫，一块块的伤斑。那个夏天，我跟那些美国人一样，也疯了起来，疯得厉害。我看着自己身上的肉，象头皮屑，一块块纷纷掉落，就象那些麻疯病人一般，然而我一点知觉也没有。有一天，我坐在大街上，拿着一把刀片，在割自己的小腿，一刀刀割得鲜血直流——”

    “奥，为什么呢？”我问道，他讲得那样舒坦，好象是在割鸡割鸭似的。

    “我要试试，我还有没有感觉。”

    “不痛么？”

    “一点也不痛，我只闻到血腥味。”

    “哎，”我暖昧的叫了起来，我觉得风扇吹到身上，毛毛的。

    “有几个女人看见，吓得大叫—警察跑过来，把我送到了疯人院里去。你去过疯人院么，阿青？”

    “没有。”

    “疯人院里也有意思呢。”

    “怎么会？”

    “疯人院里有好多漂亮的男护士。”

    “是么？”我笑道，好奇起来。

    “我进的那家疯人院在赫逊河边，河上有许多白帆船，我天天就坐在窗口数帆船。我顶记得，有，一个叫大伟的男护士，美得惊人，一头闪亮的金发，一双绿得象海水的眼睛。他起码有六尺五，疯人院里的男护士都是大个子。他拿着两颗镇静剂；笑眯眯的哄我吞下去，我猛—把抓住他的手，按到我的胸房上，叫道：

    ‘我的心，我的心呢？我的心不见了，“他误会我向他施暴，用擒拿法一把将我掀到地上去。你猜为什么？我讲的是中文，他听不懂”

    说着我们两个人都笑了起来。

    “他们放我出去，夏天早巳过了，中央公园里，树上的叶子都掉得精光。我买了一包面包干，在公园里喂了一天的鸽子”

    他突然沉默起来，我侧过头去看他，在黑暗中，他那双眼睛，碧荧荧的浮在那里。床头那架风扇轧轧的扇过来一阵阵热风我背上湿漉漉的浸在汗水里。窗外圆环夜市那边，人语车声，又沸沸扬扬的涌了过来。兜卖海狗灾的破喇叭，吹得分外起劲，可是不知怎的，那样暗哑的一只喇叭，却偏不停的在奏那首《六月茉莉》一支极温馨的台湾小调，小时候，我常常听到的，现在让这些破喇叭吹得鸣呜咽咽，听着又滑稽，又有股说不出的酸楚。

    “那些莲花呢，阿青？”

    “什么？”我吃了一惊，沉寂了半天，他的声音突然冒了起来。

    “我是说公园里那些莲花，都到哪里去了？”

    “奥，那些莲花么？听说市政府派人去拔光了”

    “唉，可惜了。”

    “他们都说那些莲花很好看呢。”

    “新公园是全世界最丑的公园，”他笑道，“只有那些莲花是美的。

    “据说是红睡莲，对么？”

    “对了，鲜红鲜红的。从前莲花开了，我便去数。最多的时候，有九十九朵。有一次，费摘了一朵，放在一个人的掌心上，他捧着那朵红莲，好象捧着一团火似的。那时候，他就是你这样的年纪，十八岁——”我感到他那钉耙似的手，尖硬的手指，伸到我的头发里。轻轻的在耙梳着，他那双野火般跳跃的眼睛，又开始在我身上滚动起采，那样急切，那样强烈的乞求着，我感到一阵莫名的惧畏起来。

    “王先生，我得走了。”我坐起身来。

    “不能在这里过夜么？”他看见我在穿衣裤，失望的问道。

    “我得回去。”

    “明天可以见你么，阿青？”

    “对不起，王先生，明天我有约。”

    我低下身去系鞋带，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撒这个谎。我并没有约会，可是明天，至少明天，我不能见他。我害怕看到他那双眼睛，他那双眼睛，好象一径在向我要什么东似的，要得那么凶猛，那么痛苦。

    “那么什么时候再能见到你呢？”

    “我们在公园里，反正总会再碰面的，王先生。”

    我走到房门口时，回头说道。一口气，我跑下瑶台旅社那道黑漆漆，咯吱咯吱发响的木楼梯，跑出那条湿叽叽臭熏熏的窄巷，投身到园环那片喧嚣拥挤，到处挂满了鱿鱼、乌贼，以及油腻腻猪头肉的夜市中。我妨到一家叫醉仙的小食店门口，望着那一排倒钩着油淋淋焦黄金亮的麻油鸭。突然闻，我感到一阵猛烈的饥饿。我向老板娘要了半只又肥又大的麻油鸭，又点了一盅热气腾腾的当归鸡汤。咕嘟咕嘟我先把那盅带了药味滚烫的鸡汤，直灌了下去，烫得舌头都麻了，额上的汗水，簌簌的泻下来，我也不去揩拭，两只手，一只扯了一夹肥腿，一只一根翅膀，左右开弓的撕啃起来，一阵工夫，半只肥鸭，只剩下一堆骨头，连鸭脑子也吸光了。我的肚子鼓得胀胀的，可是我的胃仍旧象个无底大洞一般，总也填不满似的。我又向老板娘要了一碟炒米粉，悉悉嗦嗦，风扫残叶一般，也卷得一根不剩。结账下来，一共一百八十七。我掏出胸前口袋里那卷钞票，五张一百元的，从来没有人给过我那么多钱。刚才他把皮夹里所有的钞票都翻出来绘我了，还抱歉的说：刚回来，没有换很多台币。

    离开圆环，我漫步荡回锦州街的住所去。中山北路上，已经没有什么行人，紫白色的荧光灯，一路静荡荡的亮下去。我一个人，独自踏步在行人道上，我脚上打了铁钉的皮靴，击得人行道的水门汀磕、磕、磕发着空寂的回响。我把裤带松开，将身上湿透了的衬衫扯到裤子外面，打开了扣子。路上总算起了一阵凌晨的凉风。把我的湿衬衫吹得扬了起来。我全身的汗毛微微一张，我感到一阵沉滞的满足，以及过度满足后的一片麻木。

啼妃

弟娃
4

    我猛然惊坐起来，听见自己叫喊道。满地扎眼的阳光，已是中午时分，房中热气沸腾。背上的汗水一条条流下来，好象许多根毛虫在上面爬动，痒痒麻麻的。床上的草席印着一大块阴黑的汗迹，又是一个火烈的大热天。我跟小玉合租的这间房间，是三夹板隔出来的，只有五个榻榻米大，除了一张床，两只竹蔑笼子，什么都放不下了。因为朝西，一到下午，太阳凶狠的射进来，房里就象蒸笼，热得人惴惴不安。

    我坐在床上，头感到一阵刚睡醒的昏疲，喉头却干得在冒火。窗外传来一阵女人的尖笑，大概锦州街那些吧女都热得跑到巷子里去乘凉调笑去了。巷予里的酒吧还没有上市，收音机却开得大大的，喷出一流狂燥的爵士乐来。渐渐的，我仿佛记了起来，刚才朦胧间，我看见了弟娃。他就站在我的床头，穿着他的童军制服，有肩带的那一套。我清清楚楚的看到他那张雪白的娃娃脸，他笑嘻嘻的伸出手来，对我说道，

    “阿青，我的口琴呢？”

   

啼妃

去年弟娃生日，十五岁，我送了一管口琴给他，是在功学社买的，蝴蝶脾，两百七十块，花了我半个月的送报钱。弟娃爱得不忍释手，上学他把口琴插在裤子后面袋里，晚上他便放在枕头底下。睡到床上，还要拿出来吹两下，开始弟娃只会吹单音，后来我教他和声，他一学便会，而且吹得比我还要有板有眼。那时候学校里正在教《踏雪寻梅》，弟娃天天回家便吹奏这首轻快得象流水似的曲子。有时我们上了床，熄了灯，弟娃还要把口琴掏出来，把被窝蒙起头来吹，口琴声从被窝里透出来，闷得呜呜的响。有一次，把父亲吵醒了，他气冲冲跑进来，一把将弟娃被窝掀开，弟娃怕接揍，赶紧双手抱住头，编成一团。父亲看着，竞笑了。那是唯一的一次，我看见父亲那张苍纹满布严峻的脸上，绽开那样一抹慈蔼的笑容。我跳下床，从床底拖出我那只竹蔑笼子，从里面掣出了我送给弟娃的那管蝴蝶脾口琴来。几个月没有擦拭，口琴的白铜皮有点发黄了。我放到曰边随便吹了两下，声音还是十分清越的，只是有点霉味。我从家里跑出来的那天，这管口琴正好插在裤袋里。是我从家里唯一带出来的东西。

    三个多月了，这是第一次，我想起弟娃来，这三个多月，是一连串没有记亿的日子。白天，我们到处潜伏着，象冬眠的毒蛇，一个个分别蜷缩在自己的洞穴里。直到黑夜来临，我们才苏醒过来，在黑暗的保护下，如同一群蝙蝠，开始在台北的夜空中急乱的飞跃。在公园里，我们好象一队受了禁制的魂魄，在莲蕊池的台阶上，绕着圈圈，在跳着祭舞似的，疯狂的互相追逐，追到深夜，追到凌晨。我们窜逃到南阳街，一窝蜂钻进新南阳里，在那散着尿臊的冷气中，我们神出八爪鱼似的手瓜，在电影院的后排去捕捉那些面目模糊的人们，我们躲过西门町霓虹灯网的射杀，溜进中华商场上中下备层那些闷臭的公厕中。我们用眼神，用手势，用脚步，发出各种神秘的暗号，来联络我们的同路人。我们在万华，我们在圆环，我们在三水街，我们在中山北路——我们鬼祟的穿进一条条潮湿的死巷，闪入一间间黝暗腐

   

啼妃

朽日据时代残留下来的客栈里。直到夜深，直到夜真的深了，路上的行人绝了迹，我们才一个个从各个角落里，爬回到大街上来，这时，这些冷落的，不设防的街道，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我们手里接着一叠沁着汗水的新台币，在黎明前的一刻，拖着我们流干精液的身体，放肆而又虚脱，漫步蹭回各自的洞穴里去。

    这三个多月来，我的脑袋里，一直是空空的，好象有人将我的头盖揭开，把我的大脑一下子挖掉了一般，一点思念，一点感觉也没有了。弟娃，我最心爱的弟娃，我竟没有去想过他。可是刚才那一刻，他却明明站在我的床前，离得我那样近，伸手出来，笑嘻嘻的向我说道：阿青，我的口琴呢？我记得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他的手是冰凉的。就象那晚一样，父亲先去睡了，我一个人坐在弟娃身边守住他，我去捏他的手，他的手冰冷，冷得叫我打了一个寒嗓。我们在他身体下面垫了许多块砖头大的干冰。那些干冰一直在冒冷烟，弟娃如同睡在雾中一般。在市立殡仪馆，他们把他装进了一副小棺材里。他的小棺材，薄薄的，象只木箱，我趁他们不备，溜进了停尸间去，掀开了弟娃的棺材盖。弟娃十分局促的仰卧在里头，他们替他化了装，在他那张雪白的娃娃脸上，涂上了淡淡的胭脂。他们把他的双手合拢在胸前，他的肩膀都给挤得拱缩了起来。弟娃看来好象在装睡的模样……满面调皮滑稽，好象随时都忍不住要笑出来似的。我们把弟娃运到碧潭公墓去，两个抬棺的脚夫，粗手粗脚，棺材从车上抬下来，东碰西撞，棺材头撞在车门上砰砰响。我一阵暴怒，走过去，猛推了脚夫一把，喝道：

“轻些，知道么？”

    “还不起来？日头晒屁股了”

啼妃

丽月探头进来笑道，她只穿了奶罩三角裤，披着一件粉红绸子的短袖睡衣，一头发卷还没有拆去。

“小玉回来过么？”我问道。

“问你呀，那个小玻璃，昨晚又野到哪里去了，”丽月也斜着眼睛瞅着我，噗嗤一声笑了出来，“阿青，你老实招来昭，昨晚你钓到大鱼没有？是条青花还是条老泥鳅？”

    “还有饭么？”我不理会丽月。

“你上个月欠我的伙食还没还清，还想吃饭么？”

    “先还一百，这总可以了吧？”我从裤袋里掏出一张一百元的钞票来，丽月一把抢了过去，笑道：

“快去吧，早上做的稀饭都发馊啦。”

我跟着丽月，走到她隔壁房去。她的房间，只跟我们的隔了一层薄薄的三夹板。从前丽月那个美国大兵情人强尼和她同居的时候，她把我们这间房布置成一间小客厅。强尼抛下她回美国后，她便分租给小玉，只收他四百块一个月，还让他搭中饭。小玉认识老周后，常常不回来住，他便叫我搬了进来，分组他一半租钱。

    丽月是小玉的表姐，她很疼小玉，常常揪住小玉的腮叫他小玻璃。丽月体格很棒，而且风骚，在纽约吧里大红特红，那些美国兵都叫她丽丽。丽月用手捧起她那两团大xx子，面一扬，很不屑的说道：“怕什么？老娘有的是本钱。”有时候她白天去上班，家中阿巴桑忙着做事，便把她那个三岁大和强尼生的那个杂种仔小强尼赶到我们房间来，要我们看顾。那个杂种是个小可爱，一身洁白的娃娃肉，绿莹莹的眼珠子，却是一头乌黑微卷的头发。丽月本来把她的杂种仔丢给了孤儿院，后来舍不得，又去把他接了回来。丽月说，小杂种的老爸，是个很标致的美国郎。她案上有一张他穿了一身白色海军制服的照片，咧着嘴，一双眼睛花花的，风风流流的模样。丽月跟他同居，倒贴了他一年，还替他生了一个小杂种，他拍拍屁股，便溜回国去了。一共只来过三封信，寄了二十块美金给小强尼买圣诞礼物。丽月无可奈何的叹道：“美国鸟，是很有良心的么？”然而她说她并不恨他，她原谅他，他来了她还要跟他睡觉。

“啊呦，有鱿鱼吃！”

我看丽月房中饭桌上摆着一蝶酸菜炒鱿鱼，一碗白稀饭。

“丽月姐，你真是一个好人！”我摸了一下丽月扎实润凉的膀子。

“去你的，少拍老娘马屁，”丽月坐到我对面笑道，“我问你，五仔昨晚到底又到哪里去打野食去了？”

    “小玉么？找到一位华侨干爹啦，是从东京来的。”

    “伊娘咧！”丽月咯咯骚笑了起来，“那个小玻璃专爱吃‘沙西米’！去年有一个大阪来的华侨，开中华料理的。玉仔为了他失魂落魄，做了好几个月的樱花梦。昨天半夜老周还来找他，我替他撒谎，说他回三重镇去了。老周只是不信，抓住我诉苦，一口呢呢依依的上海话，我也听不大懂。我看那个胖阿公对玉仔还有几分真心。”

    “老周上星期才给小玉买了一只精工表，一千五，自动的，还有日历呢。”

    “我看到啦，玉仔戴在手上亮来亮去，”丽月笑叹道，“谁教那个胖阿公偏偏迷上这个没心肝的玻璃货，算他倒霉！”

    “阿母————”

阿巴桑带着小强尼走了进来，那个小杂种一看到他母亲，便摇摇晃晃，笑嘻嘻的一头撞进他母亲怀里叫道。丽月一把将小强尼抱了起来，剥开他的开挡裤，在他那混圆的小屁股上咬了一日，恨道：

“你这个小野仔，小杂种，你要了你阿母的命啦！”

阿巴桑是个大胖子，性情异常急躁，爬上楼半天还喘不过气来，脸上的汗水滴滴嗒嗒的。她把手里一对红蜡烛，两炷香，四五串锡箔元宝，还有一大叠纸钱往桌上一搁，便一五一十跟丽月算起账来，我猛然才想起，今天竟是七月十五，中元节了。

“你给谁烧冥钱，丽月姐，”我问道。

“给我那个死鬼阿爸呀！”丽月叹息道，她提起一串元宝来，悉悉嗦嗦的抖响着，“他在的时候，天天向我讨钱。死了，梦里头还要向我讨。不烧给他，我害怕，怕他到阎王面前去告状。”

    “丽月姐，你分一半元宝给我，我给钱给你，”我掏出了二十块钱来递给丽月。

“你又烧给谁啦？”丽月诧异道。

“我烧给我阿弟。”

    “他也向你要钱么？”

    “他向我要口琴，”我说，“今天是他的生日——十六岁了。”

    “口琴？”丽月哈哈大笑，“那个地方大概也有口琴卖的吧？人家说，阴间跟我们这里一样，什么都有。一定也有许多酒吧，我死翘翘了就到下面去当吧女去，要不然，越战打死那么多美国兵，怎么办？”

丽月笑得乱晃起来，两个大xx子战弹弹的，她指着我叫道，

“玻璃鬼！玻璃鬼！你和玉仔两人死了，一定也变成玻璃鬼。你活着是什么货，死了也是什么货，想改也改不了！”

我把两串元宝拿国房中，搁在床上，然后到澡房去冲了一个冷水澡，把头发也洗干净了。我换上了一套新买的衣服，一条深蓝达克龙的西装裤，一件套头蓝白条子的紧身衫。我把一头又长又硬桀骜不驯的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还抿上了一些小玉的发蜡。临走时，我将那管蝴蝶脾的曰琴，插到后面裤袋里。我经过丽月房门口，丽月吹了一声曰哨，叫道：

“这一身打扮，又去找郎客了。”

我头也没回，跑下楼去，闯进了外面的世界里。中山北路上上下下，好象都落满了白色冒烟的溶液一般，空气热得在闪闪颤动。我赶忙掏了我那副宽边深黑的墨镜来戴上，这副太阳眼镜，是一个客人遗留在旅馆里五斗招上的，我收了起来，据为已有。白天在人群里，我便戴上这副宽边墨镜，把脸遮去一半。这样。即使碰见熟人，也可以装着没有看见，回避过去。

    我在中山北路乘上公共汽车，坐到车子的最后一排角落里去，汽车里很燥热，刚洗完澡，一坐下来，一身又湿了。我要乘到西门町，然后转到南机场去。母亲就住在南机场那边。有五年多，没有见到母亲了。我得到关于她最后的消息，是她在南机场跟一个开地下茶室的男人同了居。那还是弟娃告诉我的，他曾经到南机场去看过母亲两三回。母亲带他到西门町一条龙去吃蒸饺，两人吃了三笼。可是母亲后来却吩咐弟娃：以后没有事。不要再去找她了。这次弟娃去世，母亲并不知道。好几次我都想去告诉她，不知怎的，总没有去成。因为许多年没有跟母亲见过面，怕见了大家尴尬，没有话说。

    想到母亲，想到弟娃，我又不禁想起我们那个七零八落，破败不堪的家来。

5

我们的家，在龙江街，龙江街二十八巷的巷子底里。就如同中国地图上靠近西伯利亚边陲黑龙江那块不毛之地一样，龙江街这一带，也是台北市荒漠的边疆地区。充军充到这里来的都是一些贫寒的小户人家。我们那条巷子里，大多是一些不足轻重的公家单位中下级人员的宿舍。两排木板平房一栋栋旧得发黑，木板上霉斑点点，门窗瓦檐通通破烂了，象—群褴褛的乞丐，拱肩缩背，挤在一堆。左边第一栋是秦参谋家，一扇大门给台风刮掉了，一直没有补上，好象秃着嘴巴，缺了一颗门牙似的。秦参谋喜欢坐在大门缺口一张矮凳上，手里抱着一把胡琴，自拉自唱，据他自己说他唱的是麒麟童麒派，嗓子沙哑得患了重伤风一般。去年他中了风，脸走了形，嘴巴歪掉了。可是他仍奋力的唱着《逍遥津》，很苍凉的在喊：欺寡人——。他一张嘴，下巴便好象掉下来了似的，一脸痛苦不堪的神情。右边第一栋住着萧队长和黄副队长两家，萧太太和黄太太吵了十几年的架，因为两家共用一个厨房。常常在深夜里从她们厨房中传出来一声声有板有眼的砧板咒。x，x，x的刀声，配着尖厉的诅咒，在寒风中，听得人毛骨惊然，萧太太是大块头，声音宏亮，总是占上风。黄太太却干瘦得象只缩了水的黄瓜，一径瘪着嘴，泪眼汪江，满面凄苦，好象给萧太太咒得永世不得超生了似的。大概大家的生活都很困难，一家家传出来，都是怨声。我记得，那么些年，我们那条巷子好象从来没有安宁过。这边哭声刚歇，那边吆喝怒骂又汹汹然扬了起来。然而我们那条二十八巷，却是一条叫人不太容易忘怀的死巷：它有一种特殊的腐烂臭味，一种特殊的破赃与荒凉。巷子两侧的阴沟，常年都塞满了腐烂的莱头、破布、竹篱、发锈的铁罐头，一沟浓浊污黑的积水，太阳一晒，郁郁蒸蒸，一般强烈的秽气，便冲了上来，在巷子里流转回荡。巷子中央那个敞口的垃圾箱，内容更是复杂。常常在堆积细山的秽物上，会赫然躺着一只肚子鼓得肿胀的死猫，暴着眼睛呲着白牙；不知是谁家毒死的，扔在那里，慢慢开始腐化；上面聚满了绿油油一颗颗指头大的红头苍蝇，人走过，嗡地一下都飞了起来，于是死猫灰黑的尸身上，便露出一窝白蠕蠕爬动的蛆来。巷子是黄泥地，一场大雨，即刻变成一片泥泞，滑叽叽的，我们打着赤足，在上面吱吱喳喳的走着，脚上裹满了泥浆，然后又把黄滚滚曲泥浆带到屋里去。如果天气久早，风一刮，整条巷予飞沙走石。于是一家家破缺的墙头撑出来的竹篙上，那些破得丝丝缕缕的尿布、三角裤、床单、枕头，在黄檬檬的风沙中，便异常热闹的招翻起来。

    这条死巷巷底，那栋最破、最旧、最阴暗的矮屋，便是我们的家。前年黛西台风过境，把我们的屋顶掀走了一角。我跟父亲用一块黑色的大油布铺在漏洞上，遮盖起来，上面压了许多红砖头。雨下得大，屋内还是会漏的，于是铅桶、面盆、有时连痰盂也用上，到处接水。如果雨一夜不歇，屋内便叮叮咚咚，响到天明。我们的房子特别矮，阳光射不进来，屋内的水泥地分外潮湿，好象一径湿漉漉在出汗一样，整栋屋子终年都在静静的，默默的，发着霉。绿的、黄的、黑的，一块块霉斑，从墙脚下，毛茸茸的往上爬，一直爬到天花板上。我们的衣服，老是带着一股辛辣呛鼻的霉味，怎么洗也洗不掉。

    然而父亲却说，我们能够弄到那样一幢房子，已经是万幸了。民国三十八中，父亲那个兵团在大别山和八路军交战，被围困了一个多礼拜，救兵赶不到，父亲被俘虏了。后来逃脱，来到台湾，革去了军籍。幸亏父亲一个旧日的老战友黄子伟黄处长，卖了一个人情，才让父亲暂时栖住在这栋矮小破烂的宿舍里。差不多每个星期天，父亲都到隔壁二十六巷黄子伟叔叔家里去，去的时候，总是拎着一瓶红露酒，一包盐脆花生；然后和黄叔叔两人对坐着，用水碗子装酒，你一腕我一碗的猛灌，嘴里的花生米嚼得xxxx.父亲本来就是一个刚毅木讷，不善言辞的人，喝了酒，更加——句话也没有了。他默默的坐在那里，一脸紫胀，两眼通红，一直挨到太阳下去，屋内黑了，父亲才立起身来，干咳一声，说道：‘

    “呃，不早了——”

    “在这里吃饭吧”黄叔叔也立起身来。

“改天再来。”

父亲也不等黄叔叔回话，便踏着他那受过严格训练的军人步伐，昂然离去。他的胸铺夸张的挺着，头高扬到滑稽的地步，一双穿得张了口的田皮靴，踏在地上，发着啪嗒啪嗒空洞的响声。

    据说父亲从前打日本人是立过功勋的——这是他自己告诉我们的。他讲到“长沙大捷”那一仗，突然间会变得滔滔不绝，操着他那浓浊的四川土腔，夹七夹八口齿不清的吐出一大堆我们半懂不懂的话来。他那张磨得灰败，皱纹满布的黑脸上，那一刻，会倏地闪起一片骄傲无比的光采。父亲说，那一仗下来，长沙郊外那条河河水染得通红，他那柄马刀，砍日本人的头砍得刀锋卷起。他房中案头上一张全身戎装的照片，捆着斜皮带，穿着长统马靴，手里捧着一顶穿了几个弹孔的日军军盔，脸上露着胜利的得色。那张照片，便是在长沙郊野战场上拍的，地上七横八竖都躺满了士兵的死尸。那时父亲刚升团长，并且还受了勋。父亲的床头搁着一只小小的红木箱，箱子用一把铜锁锁住，箱子里便珍藏着父亲那枚二等宝鼎勋章。在我考上育德中学高中那一年，有一天，父亲把我召进他房中，郑重其事的把他床头那只小红木箱捧到案上，小心翼翼的将箱子打开，里面搁着一枚五角星形的红铜镀金勋章，中间嵌着蓝白两色珐琅磁的宝鼎。镀金已经发乌了，花纹缝里金面剥落的地方，沁出了点点铜绿来。系在顶角的那条红蓝白三色缎带，也都泛了黄。父亲指着那枚旧勋章，对我说道：

“阿青，我要你牢牢记住：你父亲是受过勋的。”

我觉得那枚勋章很好看，便伸手去拿，父亲将我的手一把挡开，皱起眉头说道：

“站好I站好1”

等我立正站好，双手贴在裤缝上，父亲才拿起那被章，别在我的学生制服衣襟上，然后他也立了正，一声口令喝道：

“敬礼1”

我不由自主，赶忙将手举到额上，向父亲行了一个举手礼。我差不多笑出了声来，但是看见父亲板着脸，满面严肃，便拼命忍住了。父亲说，等我高中毕业，便正式将那枚宝鼎勋章授给我。他一心希望，我毕业的时候，保送风山陆军军官学校，继承他的志愿。

    父亲做了一辈子的军人，除了冲锋陷阵以外，别无所长，找事十分困难。又是靠黄叔叔的面子，才挤进了一家公私合营的信用合作社，接了一名顾问的闲职，月薪三千台币。在机关里，他连张办公桌也没有的，其实用不着天天去上班。可是父亲每天仍旧穿着他那唯一一套还象样的藏青哔叽中山装，手臂下夹着一只磨得泛了白，拉链只能拉拢一半的公事黑皮包，跑出跑进，踏着他那僵硬的军人步伐，风坐仆仆的去赶公共汽车。父亲眼里旧日的同僚，通通断绝了来往。有一次，有两个父亲的老部下，到我们家来探望他，父亲穿着内裤躲进了厕所里，隔着门对我俏声命令道，

“快去告诉他们，不在家1”

就在我们那间闷热潮湿，终中发着霉的客厅里，父亲顽强的坐在他那张磨得油亮的竹靠搞上，打着赤膊，流着汗，戴着老花眼镜，在客厅那盏昏缀的灯下，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在翻阅他那本起了毛、脱了线、上海广益书局出版的《三国演义》。有一年台北地震，我们屋顶的砖瓦震落了好几块，我们都吓得跑到巷子里去。等我们回返家中，却发觉父亲仍旧屹然端坐在客厅的竹搞上，手里冗自捏住他那本《三国演义》，他头上那盏吊灯，给震得象钟摆一般，来回的摆荡着。

    父亲独自坐在客厅里研究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道理时，母亲便一个人在客厅外的天井中，蹲在地上，弯着腰，在搓洗那些堆积如山无穷无尽的床单衣裳。因为贴补家用，母亲每天都去兜揽一大堆别人家的床单衣裳回来洗。她常年都埋葬在那堆脏衣裳里，弓着背，挤命的搓，奋力的洗，两只手在肥皂水里，一径泡得红通通的。她蹲在地上，捞超裙子，露出一双青白的小腿来，一头乌黑的长发扎成一刷大马尾，拖在身后。有时候，母亲一面搓洗一面一个人忘情的哼着台湾小调；搓着搓着，她会突然扬起面，皱着眉头，放声唱了起来：

    啊——啊——被人放弃的小城市——寂寞孤单影

    她的声音尖细，凌厉，颤抖抖的一声奋扬起来，听得人毛骨悚然，比《悲情城市》里那个台语悲旦白莺唱得还要叫人心酸。

    母亲的身世和来历都是十分暖昧不明的。据说她是桃园乡下一户养鸭人家的养女，养父是个酒鬼，百般虐待，幸亏养母还疼她，少受了许多罪。可是有一天，养父一把镰刀飞过去，把她额头上削去了一块皮，于是她便逃了出来，跑到中沥，在第一军团军营附近一家下等茶室，当起女招待来。那段日子，母亲的行为大概不甚检点，经常跟第一军团那些军爷们制造事件。有一次，两个少尉军官为她争风吃醋，动起武来，险些出了人命案子。事情闹大了，母亲在中沥立不住脚，才到台北来帮人做下女。黄婶婶怀孕时，请了母亲临时帮忙，就是那样，便跟父亲搭上了。那年父亲四十五，母亲才十九岁。黄婶婶提起这件事，总捂起嘴巴笑：

“我是叫你们阿母送红蛋去的，谁知你们阿爸红蛋留下，连人也留下了I”

母亲年轻时，大约的确是一个很有风情的女人。她长得身段娇巧，细细的腰肢，一头丰盛的长发，乌亮亮象匹黑缎子披到背上来。她那张雪白的娃娃脸，一小撮嘴巴，嘴角翘翘的，满脸稚气，看起来，好象是一个总也长不大的小女孩一般。可是她那双大大的，深坑下去的眼睛，一双乌亮的眸子里，却一径闪烁得象两只受了惊的小鹿一般，东躲西藏，充满了彷徨疑惧。有时候，她会突然眉头一锁，一双大眼睛便象两团黑火般燃烧了起来，好象心中一腔怨毒都点着了似的。

    母亲站在父亲身边，只到他的肩膀。两个人走在街上，父亲昂头挺胸，好象在阅兵，大步大步的跨着，母亲跟在他身后，碎步追赶，不住的两边张望。那样一个苍老灰败，满头自发倒竖的大男人，身后却跟着一个娃娃脸，惊惶不定的小女子——他们两人，是我们巷子中，一对极不相称，走在一起令人发嚎的老夫少妻。

    然而父亲大概也曾热爱过母亲的，只是他表示的方式却十分的暴烈。有一次，母亲在门口跟一个卖菜的小伙子调笑，她拿一根萝卜去敲那个中轻男人敞裸的胸膛，那个小伙子便乘机捏了一下母亲的膀子。父亲恰巧撞见了，回家以后，也不发言，倏地从门背后抽出一根藤鞭子，嗖，嗖，嗖在母亲背上便猛抽了三下。母亲跌倒在地，她细小的身躯蜷缩成一团，两只肩膀猛烈的抽搐着，一双青白的小腿，不断的在蹬踢。她躺在地上的那副样子，使我想起我们过年时宰杀的一只小母鸡，喉头割断了，躺在地上、两只鸡爪子，不断痉挛的蹬踢着，在做垂死的挣扎，一身雪白的羽毛，溅满了鲜红的血点子。母亲躺在地上，并不哭泣，也不叫喊，一脸青苍，一小撮嘴巴紧紧闭着。她那双大眼睛，望着父亲，好象要跳了出来似的。第二天，母亲没有起床。父亲回家时，却将一包花纸包着的盒子，往母亲床头一塞，急急转身便走了出去。盒子里是一件崭新的细麻纱连衣裙，豆绿的底子，起着大团大团的红芍药。母亲爬下床，将新衣裳换上，站在镜子面前左顾右盼起来。可是她露在外面的背项上，却添了两条手指粗的鞭痕，横斜在那里，青红青红的浮肿起来，象两条蛇，蟠爬在她那雪白的背上。

    我八岁的那中，有一天，母亲忽然失踪了。她带走了她所有的衣裳，也带走了父亲买给她的那条花裙子。她跟了小东宝歌舞团里一个小喇叭手，私奔而逃。她也参加了他们那个歌舞团，环岛巡回表演去了。小东宝歌舞团的宿舍，本来驻扎在长春路。母亲常常去领他们团员的衣服回来洗。有一次，我经过他们宿舍，窥见母亲正跟那些团员们混在一起，在唱歌。那个小喇叭手，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穿了一身绛红的制服，胸前两排金色钢扣，袖子上两道宽宽的金边，他爱戴着一顶白色金边的帽子，露着两片渗黑油亮的发鬃来。他双手举着一管闪烁的铜喇叭，仰着身子，吹奏得异常嚣张。母亲夹在一伙女团员中间，一齐笑嘻嘻的在唱《望春风》她的头上也歪戴着一顶白色金边的男人帽子，我从来没有看见她笑得那般开心过。

    母亲出走的那个晚上，父亲擎着他从前在大陆上当团长用的那管自卫手枪，虚恫的摇挥着，跑了出去，声称要去毙掉那对狗男女。可是他半夜回来，却醉得连路都走不稳了。他把我和弟娃叫去，咿呀晤晤训了一大顿我们不甚明了的话，讲到后来，他自己却失声痛哭起来，他那张皱纹满布灰败苍老的脸上，泪水纵横——那是我所见过，最恐怖，最悲怆的一张面容。弟蛙吓得大哭，我却感到全身的汗毛都张开了，寒意凛凛。

    母亲出走，我似乎并没有感到特别难过。大概因为母亲对我从小嫌恶，使我对她只有畏惧，没有依恋。母亲生我的时候，头胎难产，子宫崩血，差点送掉性命，因此，她一日咬定我是她前世的冤孽，来投胎向她讨命的。她常常用大拇指来搓平我的额头，对我说道，

“黑仔，莫要皱眉头，小孩子额头上有皱纹，要不得，犯凶的。”

母亲叫我黑仔，叫弟娃白仔。我长得象父亲，高大黢黑，弟娃却跟母亲脱了形。一身雪白，一张娃娃脸，他那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好象是从母亲那里借来的，可是却没有母亲跟里那般怨毒，一径眨巴眨巴，好象在憨笑似的。母亲说，她怀着弟娃时，梦见了送子观音，弟娃是观音娘娘特地送给她的，所以才长得跟她那样象。她亲自给弟娃缝了一套火红绸子的衣服，脖子上给他戴了一只镀银的白铜项圈，项圈上接着十二生肖的铃挡，弟娃满地一爬，那些龙蛇虎兔的铃销便叮叮挡挡的响了起来，于是母亲大乐，一把便将弟娃抱起搂入怀中、从他头顶十直亲到他那双胖胖嘟嘟圆滚滚的小腿上，亲得弟娃扎手舞脚，咯咯不停的傻笑。

    有一天，母亲在天井里替弟娃洗澡，她用她自己那块檀香皂，把弟娃一身都擦满了肥皂泡子，她坐在本盆边，佝着背，一头乌黑的长发，袅袅的婉伸到膝上，她一面掬起手，舀水浇到弟娃白白胖胖的身子上，一面柔柔的哼着《六月莱莉》弟娃笑，母亲也笑，他们母子俩清脆欢悦的笑声，在那金色的阳光照耀下，回荡着。等到母亲走进屋内去拿毛巾，我走了过去，站在木盆边，正当弟娃笑嘻嘻向我伸出手的那一刻，我一把抓住他的膀子，在他那白白嫩嫩的娃娃肉上，狠狠的咬下了八枚青红的牙齿印。母亲赶出来，举起火钳将我的膝盖打得乌青瘤肿，好几天，走路都是瘸的。我看着那青肿的膝盖，流出脓血来，心中只感到一阵报复的快意，我不哭，也不讨饶。那次后，母亲对我又添了几分嫌恶，说我一定是五鬼投的胎。

    然而母亲一走，我跟弟娃两个人却突然变得相依为命起来。弟娃一向是跟母亲睡的，母亲出走那天晚上，他却跑到我房中，爬到我床上，拼命挤到我怀里来，大概他心里害怕。那晚我自己也很疲倦，便搂住他，学母亲那样，拍着他的背，一块儿睡去。母亲离家后，我只见过她一次。那是她出走的第四个年头，我刚上初中。小东宝歌舞团回到台北，在三重镇美丽华戏院表演。我偷偷带着弟娃，乘公共汽车过台北桥到三重镇去。美丽华原来是演歌仔戏的，在重新路一个巷子口，戏院只是一个三夹板围起的大棚子，大门入口的地方，垂着两幅花布门幔，围墙板壁上，贴满了彩色广告海报：小家宝歌舞园青春热舞。上面印着许多露着大腿的舞女。一个戴着花纸帽的男人，站在入口处，举着一只讲话筒，大声呼喊；标致小姐！精彩表演！我带着弟接买了两张票，挤进了戏院，里面黑压压的人头，差不多满座了，闹哄哄的。戏棚里是水泥地，地上撤满了果皮、瓜子壳、香烟头、汽水瓶子。座位是一条条没有靠背的长板凳，挤得密密的。观众差不多全是男人，许多打着赤膊，汗叽叽的露着上体。大多数的人都汲着木屐，坐下来后，便将木屐踢掉，一只光脚板蜷到凳子上。里面的空气混浊，暖烘烘的一股子汗酸脚臭。我跟弟娃挤到院台左侧最边头的一张凳子上坐了下来。戏台上接着一张破旧的茶红幔子，台上有一排反射的座灯，把戏台照得通亮。戏台右边坐着歌舞团的乐队，有五个人，都穿着他们那绎红色铜扣金边的制服，在那里大吹大打，好象万华市场大拍卖时洋鼓洋号那股喧嚣，那样热闹。我发觉带着母亲私奔的那个小喇叭手，就坐在乐队前排，第二个座位上。他扬着头，鼓着腮帮子，眼睛瞪得老大，吹奏得很得意似的，手上的喇叭照得金光闪闪。他没有戴帽子，梳了一个十分标劲的飞机头，乌光水滑的。台上的司仅擎着麦克风出来报了幕，讲了几句风话，台下掀起一阵口哨飞来，突然间，六个舞女便从幕后跑了出来。她们都穿着短短的粉红裙子，白白的大腿全露在外面，每个人的头上箍着一圈亮晶晶的金色锁片子，两只手腕上也戴满了闪烁的手钏子。她们出来后，肩靠肩站成一排，等乐队换了一支曲于，她们倏地都甩出一只手来，往台下一指，一齐失声唱了起来：

    宝岛姑娘真美丽————

台下的观众更加兴奋起来，大声叫道：跳！跳！跳！乐队敲打得愈来愈急切，于是台上的舞女互相勾肩搭背，一宇排开，开始飞踢大腿，跳起舞来。她们一边踢，一边唱，手钏子铮铮铛铛。台下的男人们，拍手的拍手，叫好的叫好。司仪手执着麦克风，也在大声喊：嘿！嘿！黑！好象在替那些舞女加油似的。

    我和弟娃的座位很偏，看得不太清楚。我战了起来，张了半天，赫然发觉，原来台上左边第一个舞女，就是母亲。她们六个人，都搽得一脸大团大团红通通的胭脂，眉毛眼睛画得又是蓝又是紫，脸谱勾得一模一样，不容易分别。母亲已经三十出头了，可是她身材娇小，又那样打扮着，看起来，竟象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她比其他的舞女都矮小，踢起腿来，总比她们迟缓一些。她一径例着涂得红红的嘴巴，露着一曰自牙，做出一副笑容来。

    可是她那双大眼睛却一直急切的眨巴着，好象十分仓皇吃力的模样。我告诉弟娃，母亲也在上面跳舞，弟娃赶忙爬到凳子上去，寻找了片刻，突然，他叫了——声：

“阿母一”便站在凳子上哭泣起来了。

6

南机场克难街两边，都是卖西瓜的小贩，地上撤满了吃剩的西瓜皮西瓜子。稀烂鲜红的西瓜肉，东一块，西一块，招来许多嗡嗡的苍蝇。在太阳底下晒狠了，那些烂红的西瓜皮肉，都在冒着一般发了酵甜腻的嫂气。母亲住的那栋房子就在克难街底的一个贫民窟里。那是一栋十分奇特的建筑物，一所日据时代残留下来两层楼的一座水泥房子，墙壁坚厚，墙上没有窗户，只有一个个小黑洞，整座房子灰秃秃，象是一座残破的碉堡，据说是日本人驻军用的。我进到房子里，一道螺旋形的水泥楼梯，婉蜒上升，伸到那看不清的幽暗里去。里面阴森森，洋溢着一股防空洞里潮湿的霉味。一座楼里不知道住了多少户人家，里面人声嘈杂，大人的喝骂，小孩的啼哭，可是因为幽睹，只见黑影幢幢，却看不清人的面目。我扶着那道水泥栏杆，摸索着，爬到了二楼顶，母亲住的那家门口去。大门敲着，有一个老太婆坐在门口一张矮凳上，点着头在打盹。那个老太婆穿着一件黄白麻纱的敞领汗衫，她颈子上的皱肉，象鸡皮似的，松垂了下来；脑后挂着一小撮发鬓，前额上的毛发却掉光了，一大片粉红的发斑侵到她眉毛上，好象她前额上的头皮给揭掉了一般，露出鲜红的嫩肉来。

“阿巴桑，黄丽霞在么？”我卸掉了墨镜，招呼她道。

“恩？什么人？”老太婆睁开眼睛，嘎声问道。

“黄丽霞，阿丽。”

老太婆也不答话，清了一清喉咙，叭一下往地上吐了一日浓痰，朝我狠狠打量了一下，才用手往里面一间房间指了两下。我走进去，穿过一道砖砌的弄堂，弄堂底那间房，房门垂着一张酱黄的布帘。我捞开帘子，房中暗，甚么也看不见，只有随着帘缝射进去一道昏惨惨的日光。我探索着走进了房中，里面又闷又热，迎面扑来一阵腥檀的恶臭，好象是死鸡死猫身上发出腐烂的秽气一般。

“阿母”我悄悄叫了一声。

    我伫立片刻，等到眼睛渐渐习惯了房中的幽暗后，才模糊看到房中有张挂着一顶方帐的床，床上隆起好象躺着一个人。我走了过去，站在床前，又叫道：

“阿母，是我，阿青。”

    “阿青么？”

那是母亲的声音，尖细，颤抖，从黑暗中，幽幽的传了过来。一阵唏嘘摸索的声音，啪的一下，床头一盏晕黄的电灯打亮了。母亲佝偻着侧卧在床上，身上裹着一件黑色绒线外套，下半身也裹着一条花布套棉被。她的头深深的陷入了枕头里，枕头边堆着厚厚一叠粗黄的卫生纸；床上罩着的那顶方帐，污黑污黑的，好象是用旧了的抹布拼凑起来的一般，缀满了一块块的补钉。我走到她床头边，她掉过脸来，我猛吃一惊，她那张脸完全变掉了。她原来那张圆圆的娃娃脸，两颊的肉好象给挖摔了一样，深深的凹了进去，颧骨嶙峋的耸了起来，她的两只大眼睛整个陷落了下去，变成了两个大黑洞，眼塘子乌青，象两块淤伤，脸肉蜡黄，两边太阳穴贴了两片拇指大的黑膏药，一头长发睡成了一饼一饼的乱疙瘩。她的两只手紧紧抓拢，象一对蜷起的鸡爪子，她那本来十分娇小的身躯，给重重叠叠的衣裳被窝裹埋在床上，骤然看去，象是一个干缩了的老女婴。她伸出她那鸡爪般的手，一把捞住了我的手腕，尖起她凄厉的声音，迫促的叫道：

“你来得正好，阿青。快，快，把你阿母抱起来，床前有个痰盂，你看见吗？”

我把被窝掀开，将母亲从床上抱起来，她的身体干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我一只手托住她的背脊，我摸得到她背脊上突起来一节节的硬骨。她身上透着一股呛鼻的药味和汗臭。我把她放在痰盂上，痰盂里已装满了半盆黄浊浊的尿液，我进来时闻到那股奇异的腥膻，就是那里发出来的。母亲坐在痰盂上，佝着身子，怨怨艾艾的说道：

“刚才我唤破了喉咙也没有人理我，那个死老婆子在装聋呢！他们看见你阿母病得动不得了，便都来欺负我。她敢站在我房门口，对她儿子说：”那个查某不中用啦，还医她做么？——“母亲嗤嗤的冷笑了两声，”考背，偏偏你阿母又死不去，天天在这里拖！“

母亲解完小便，用几张粗黄的卫生纸揩干净。我把她从痰盂上抱起来，放回床上。‘

    “我怕冷，阿青，替我把被盖好。”母亲颤抖着声音叫道。我赶忙将被窝裹到她身上。她这间房间的窗户都紧紧关了起来，而且还蒙上了厚帘子，我的背上一直在淌汗。

“你知道么？阿青，他们都在等我死呢！”母亲压低了声音，她伸出她那瘦得只剩下一把筋骨乌黑的右手来给我看，她的无名指上犹松松的套着一枚磨得泛了红的金戒子。“他们等我一死，就要来脱我这只金戒子。别做他娘的春梦啦！我吞到肚子里去，也不会给那两个夭寿的！可是阿青，你阿母穷得要命，想吃片西瓜也没有钱买——”

母亲说着，她那双深坑的眼睛打量了我一下，突然笑道：

“嘿嘿，你这一身穿得蛮标致嘛，你发财了么，阿青？乖仔，给点钱给你阿母买东西吃好么？我饿了一天了，他们拿来的东西，是喂猪的糠，哪里人吃的？”

我掏出昨天剩下的两百块钱，分了一张一百元给母亲，母亲那双瘦得象鸡爪子的手，捏住那张钞票，直打颤。她那张变得丑怪破烂的脸却绽开了，笑得象个小女孩一般。她急忙把那张钞票塞到枕头底下，生伯别人看见，会抢走一般。她把钱藏好，拍拍枕头，仰卧下去，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医生说，毒跑到骨头去了，要锯掉——”母亲用手在她下身划了一下，“两条腿都要锯掉，锯一条腿要七千块钱呢！莫说我没钱，有钱我也不锯！医生说，毒已经散开了，攻心就要死了。死不是死，我这种女人还活着做什么——”母亲突然颤巍巍的撑起身来，她那双陷落的大眼睛灼灼的闪起光来，“阿青，你答应你阿母一件事好么？阿母从来没有求过你，你就替你阿母做这一件事好么？”

    “好的。”我应道。“

    “你阿母是活不长的了，阿母死了，你到庙里去，替你阿母上一蛀香，哪个庙都行。你去跪在佛祖面前，替你阿母向佛祖求情。你阿母一辈子造了许多许多罪孽，你求佛祖超生，放过你阿母，免得你阿母在下面受罪。你阿母一生的罪孽，烧成灰都烧不干净！死，你阿母是不怕的，就是怕到下面那些罪受不了——”

母亲说着，她那深坑的眼眶突然冒出两行眼泪来，流到她那凹下去的面颊上。我将床头那叠极黄的卫生纸递了两张给她。她接过去，揩了揩面上的泪水，擤了一擤鼻涕，才又倒卧到床上去。隔了半晌，她长长的吁了一口气，叹道：

“你们阿爸，其实他对我，也还不错的。只是，只是——”

她皱起眉头，顺了顺嘴。突然间，她嘴巴一撇，轻佻的笑了起来，问我道：

“怎么啦？老头子还好么？还天天呷酒么？”

    “不知道，”我摇了摇头，“我有三个多月没看见他了一阿母，我也离开家了。”

    “是么？是么？”母亲亢奋起来，眨着她那双下陷闪灼的眼睛。随即她却伸出手来，拍了一拍我的手背，点着头，叹道：

“你也跑出来了，阿青。”

    “是阿爸赶我出来的，”我说道。

“哦，是么？”

母亲喃喃应道，她的大眼睛默默的注视着我，手搁在我的手背上。一刹那，我感到我跟母亲在某些方面毕竟还是十分相象的。母亲一辈子都在逃亡、流浪、追寻，最后瘫痪在这张堆塞满了发着汗臭的棍被的床上，罩在污黑的账子里，染上了—身的毒，

    在等死。我毕竟也是她这具满载着罪孽，染上了恶疾的身体的骨肉，我也步上了她的后生，开始在逃亡，在流浪，在追寻了。那一刻，我竞感到跟母亲十分亲近起来。

“那么，现在只剩下弟娃一个人跟着你阿爸了？”母亲细颤的声音，变得酸楚起来。

“阿母——”我觉得我的喉头好象给塞住了，叫不出声音来了似的。

“阿青，弟娃到底是你的亲骨肉，你对他是要好的——”

    “阿母，弟娃死了，”我终于大声说了出来，好象胸中一块淤血，一下子吐了出来似的。母亲呆呆的望着我，似乎没有听懂我的话，“弟娃死了三个多月了，阿母——”

我坐到母亲头边，紧紧执住她那双瘦小的手爪子，我的手心在沁冷汗，我的牙关打着战，我俯下身去，向母亲急切的倾诉起来。我告诉她：弟娃是生肺炎死的。长春路康福医院的吴医生说他是重感冒，只给他打了一针退烧针。第三天，弟娃便昏迷了。他一夜咳嗽，全身烧得滚烫。我们送他到台大医院去急救。他们给他上了氧气，弟娃直着脖子喘了一夜，天亮时，才断的气。断气的时候，是我抱住他的。医院里的人，要把弟娃抬走。我用脚猛踢他们，不准他们碰他。后来阿爸将我拉开，医院里的人，用一块白布把弟娃盖了起来，抬走了。母亲静静的听着，没有作声，我讲完后，我们默默的相对了好一会儿突然间，母亲奋力挣脱了我的手，僵直直的便从床上坐了起来，一只手颤抖抖的指着我，厉声喝道：

“你们把我的白仔害死了！”

    “阿母。”我立起了身来。

“肺炎？什么肺炎？我不懂？你们把我的白仔害死了——”

母亲那双深坑的眼睛闪得好象要跳出来了似的，削瘦的脸，扭曲起来，又象哭，又象笑。“我知道，一定是你，你这个黑心的，你把我的白仔害死了，还跑来哄我，告诉我生什么肺炎死的。是你把我的白仔害死的，我要你赔命——”

母亲那双鸡爪似的手握着拳头捶起床来，一面放声悲嚎，一声比一声大，一声比一声惨烈。外面那个老太婆蹬蹬蹬跑了进来，双手乱挥，嚷道：

“疯了！疯了!”

我退了几步，跑出了母亲的房间，跌跌撞撞，从那道幽暗回旋的水泥楼梯，奔了下去，母亲那尖厉的惨嚎，一声声从楼上追逐下来。我逃到房子外面，脚下犹自不停的奔跑着。外面烈日，自得天旋地转，我感到一阵晕眩，冷汗从头上水泻一般；流了下来。我跑了一段路，才停下来，喘着气，回头望去，那碉堡似的水泥楼房，灰秃秃的矗立在烈日的太阳下，墙上布满了一个个小黑洞，好象一座大监狱似的。

7

西门町的野人咖啡室也是我们联络站之一，有的侯小玉、老鼠、吴敏我们几个人要互通消息，便到野人去留一张字条：“八点钟新南阳门口。”“九点半中华路商场二楼吴抄手。”下午四点钟，台北已经给八月的太阳烤得奄奄一息了，我钻进野人的地下室里，每张桌子早坐满了人，三三两两，全是青少年的头颅。他们身上穿着大红大黄，聚在一堆，并成了一朵朵的向日葵。里面灯光昏朦，乳白的冷气烟霭，在浮动着，冷气里充满了辛辣的烟味。那架大唱机正在扩着火爆的摇滚乐，披头四放肆地在喊：

ya——ya——ya——

我觑了半天，发现只有靠冷气机的那一角，有一张台子，是一个人坐着的，我走过去，问道：

“这里有人坐吗？”桌上摆着几只盛冷饮的空杯。

    他抬起头，摇了一下。我摘下墨镜，在他对面坐了下来，他指着两只空杯说：

“他们刚走。”

他是一个约莫十四五岁的男孩，穿着一件洗得泛了白的童军制服，上衣拉到裤子外面，也投有扣好，小腹露了出来。制服的两条肩带，一条纽子掉了，翻了起来。他的背靠着冷气机，腿跷到一张椅子上，脚上一双凉鞋，大脚趾露在外面，一翘一翘地动着。他面前的冷饮杯空掉了，里面那根麦管也给咬折了。他手里夹着根香烟，看见我坐下，赶忙塞到嘴里猛抽两下，可是他夹烟的姿势，一看就知道是个刚学抽烟的嫩脚色。

“刚才走的两个家伙，昨夜里偷了一架老美的汽车。”他告诉我，很兴奋的样子。

“什么牌子的汽车？”

    “宾士！”

    “喔唷，高级车嘛。”

    “他们开去兜风，开到仁爱路四段，一撞便撞到了电线杆上。两个小子爬出车来，鬼一样地溜掉了。他们说，那架崭新的宾士，撞得象只瘪了嘴的癞虾蟆！”

他说着，开心地笑了起来。我想到那部美国佬的汽车撞成癞虾蟆的模样，也禁不住笑了。他咯咯地笑个不停，那张晒得鲜红的圆脸上，咧着两颗又白又大的门牙。他的头发大概暑假刚留起来的，只有寸把长，鬈鬈地覆在额上。我看见他制服左胸上绣着恒毅中学五九三的学号。

“那两个小子是西门町兄弟帮的。”

    “你也是他们一伙的吧？”我问他。

“才不是！”他嘴巴一撇，十分不屑，“兄弟帮那些家伙最污了！”

我点了一杯蕃石榴汁，用麦菅吸了两口。我发觉他在干瞪着我，拚命在吸烟，我便对他说：

“分一半给你。”

他起先有点不好意思，迟疑了片刻，终于讪讪地笑着将空杯推了过来，我倒了一半蕃石榴汁给他。

“我喝了一杯凤梨汁、一杯芒果汁，就还没喝蕃石榴汁。我在这里泡了一个下午，四个多钟头，钱也喝光了。本来我还打算去看电影的。”他吮着蕃石榴汁笑道。

“你一个人在这里穷泡干什么？”

    “到哪里去呀？外头热得发昏！”他咋了一下舌头。

“去游水呀！”

    “昨天我才去东门游泳池，挤得象沙甸鱼，水是臭的！本来我打算留在家里看武侠小说。喂，你也练武功么？”

    “我的段数才高哩，我在小学就看《射雕英雄传》了！”

    “哈，哈，我也刚看完‘射雕’，”他拍起手来叫道，“我在恒毅住宿，天天晚上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看，好过瘾！有一天，给吴大块头捉到了，把那‘射雕’全部没收去了。吴大块头是我们的舍监，有两百磅，一讲话，就气喘，指着我骂道：‘侬这个小鬼头，顶勿守规矩！’”

    “你是上海瘪三么？”

他又咯咯地笑个不停。

“勿是！勿是！”他猛摇头，打着上海腔，“我后妈是上海女人，她一天到晚指我的额头骂：‘小赤佬！小赤佬！’她说要是恒毅开除我，她就把我送到阿里山上面那间中学去。你听过上海女人骂人么？她们的声音象刮玻璃那么尖！我后妈一喊，我老爸便捂起耳朵开溜。他从前还是飞行员哩，就是喷机也没有我后妈的嗓子刺耳！”

    “你老爸从前开什么飞机？”

    “轰炸机，B－25，轰－—”他用手做了一个飞机俯冲的姿势，“他现在在家里养鸡。”

    “什么？”唱机里正在放一支汤姆琼斯的歌，声音奇大，我听不清楚。

“他养鸡！”他大声叫道，“我们家有五百多只来亨鸡。”

我突然笑了起来，我觉得没有比开轰炸机的驾驶员养来亨鸡更滑稽的事了。

“我们家臭烘烘的，鸡屎臭！我老爸天天在鸡棚里捡鸡蛋，我后妈就在屋里搓麻将。从早上搓到半夜，从半夜搓到天亮。你猜我后妈为什么不喜欢我待在家里？”

    “你调皮捣蛋。”

    “勿是！勿是！”他又笑着摇头，“我在家，她就输钱。因为我爱看武侠小说，看‘书’把她看‘输’了。她说我是个倒霉鬼。”

    “倒霉鬼，你叫什么名字？”

    “赵英，赵子龙的赵，英雄的英。”

    “他们都叫我阿青。”

    “几点钟了，阿青。”他用手拨我的手表来看，随着又叹了一口气，说道：

“凄惨，才四点半，我后妈又在打麻将，要我八点钟以后再回家。”

    “我们看电影去。”我提议道。

    他从口袋里掏了半天，掏出一张五块钱的钞票。

“我出来时，带了五十块的，打弹子输掉了二十，”他又吐了一下舌头。

“我请你。”我说。

“真的么？”

    “我们去看新世界的‘独臂刀’。”

    “棒极了！”他叫了起来，“我最爱看王羽的武侠片，打得真过瘾。”

    “快点，”我立起身，“我们去赶四点半的那一场。”

我们钻出野人，连跑带跳，穿过西门町几条闹街，赶到新世界去。“独臂刀”是最后一天，又是星期日，好座位都卖光了。我们只买到两张前座第三排的票。坐在椅子上，头仰得高高的，银幕上的人头大得不得了，砍砍杀杀，血肉横飞，那些刀刀剑剑好象要飞到我们头上来了似的。我去买了一包五香牛肉干，跟赵英一边啃，一边看王羽满天里打跟头，他的动作干脆俐落，是真功夫，打得确实过瘾。

“应该还来个续集。”我们看完戏，走出戏院，赵英意犹未尽地说道：

“续集我来编。”我说道。

“你怎么编？”

    “编个‘无臂刀’，把王羽那一条手臂也砍掉。”

    “没有手怎么拿刀？”

    “傻子，不会运气功么？”我笑道。

    赵英也咧着两颗大门牙咯咯地笑了起来。我们穿过斑马线，一辆计程车驶过来，倏地停下，恰好停在赵英身边，赵英顺手便在车头上打了一掌，打得车头蓬的一响，他并起两根指，学电影里王羽那副姿势，指着计程车司机喝道：

“呔！小侠在此，不得无礼！”

我们跑过街去，只听得计程车司机在后面哇哇乱骂。六点多种，西门町的人潮开始汹涌起来，我们穿过一些大街小巷，总是人挤人，暖烘烘的，都是人气。我们吃多了牛肉干，嘴里闹渴，我摸摸口袋，只剩下二十多块钱了，便在一家冰果店买了两根红豆冰棒，一人一根，沿了武昌街，一路啃着，信步走到了西门町淡水河的堤岸上。淡水河上的夕阳，红得象团大火球，在河面上熊熊地烧着。

    淡水河堤五号水门这一带，是西门町闹区的边缘。那些高楼大厦排列到这边，倏地便矮塌了一大截，变成一溜破烂的平房，七零八落，好象被那些高楼大厦挤得摇摇欲坠，快坍到河里去了似的。西门町的繁华喧嚣，到了这里，突然消歇，变得荒凉起来。住在这些破烂矮屋的居民，大多是做木材生意的，附近的堤岸边，堆满了长条的滚木，这些滚木都在水里泡过，上面生了霉菌。我跟赵英越过滚木堆，爬到了堤岸上。堤上空荡荡的没有人，堤下的淡水河，好象给那团火球般的夕阳烧着了似的，滚滚浊浪，在迸跳着火星子。河对面的三重镇，上空笼罩着一片黑蒙蒙的煤烟，房屋模糊，好象是一大团稀脏的垃圾堆在河对岸。远处通往三重镇的中兴大桥，长长的横跨在河中央，桥上车辆来来往往，如同一队首尾相接的黑蚁。河面上有一只机帆，满载着煤，嘟嘟嘟在发着声音，一面巨大的黑帆，正缓缓地朝着天边那团大火球撞去。

“好红的太阳！”

赵英爬上了河堤叫道，朝着夕阳奔跑过去，风把他的衣角拂了起来，长长的河堤上，他那身影映着那轮火红的夕阳，伶俐地跳跃着。他跑到长堤尽头，停了下来，回头向我张开双臂招挥起来，我忙跟了过去，赵英犹自喘息着，笑道：

“你看，有人在钓鱼。”

河堤下面不远的沙滩岸边，地上插着两根钓鱼杆，钓鱼的人不知哪里去了，钓杆给钓丝拖得弯弯的。

“这里的鱼多得很，我也来钓过。”我说道。

“是么？有些什么鱼？”

    “鲫鱼、鲤鱼、鲢鱼，通通有。”

    “你钓到鱼了么？”

    “当然，钓过好多条。”

    “真的么？”

    “有一次我跟我弟弟来，钓到两条巴掌大的鲤鱼。”

    “喔唷，豆瓣鲤鱼很好吃呢！”赵英笑道。

“鲤鱼最容易钓，这里水脏，鲤鱼多。”

    “你用什么做钓饵？”

    “蚯蚓，就在河边可以挖得到，这里的蚯蚓好肥，有指头那么粗。”

    “棒透了！”赵英拍手道，他在堤上坐了下来，“哪天我们来挖蚯蚓，钓鱼好么？”

    “好的。”我应道，我也坐了下来，我感到裤子后面口袋有根硬东西梗在那里。我伸手去掏，是那管口琴。

“什么牌子的？”赵英瞅见我手上的口琴，问道。

“蝴蝶牌。”我将口琴递给他看。

“是名牌嘛。”赵英接过口琴，端详了片刻。

“你也会吹口琴么？”我向道。

“当然，”赵英昂起头，得意洋洋，“我是我们学校口琴社的社员，青年节我代表我们学校出去比寨，还得过第二名哩！”

    “那么你吹吹看。”我说道。

“你要听什么？”

    “你最近学了什么歌？”

    “有一首英文歌：YouAreMySunshine，你听过么？”

    “嘿，你还会洋歌呢！”

    “Youaremysunshine

    myonlysunshine

    Youmakemehappy

    Whenskiesaregray——一”

赵英咧着嘴，唱了两句。

“是我们学校里美国神父教我们的。”

赵英双手捧起口琴，试了两下，便吹奏起来了，他吹得十分纯熟滑溜，和声的拍子也扣得很准。

“硬要耍得嘛。”赵英奏毕，我拍手笑道。

“这管口琴声音简直棒极了！”赵英笑嘻嘻说道，“从前我有一管国光牌的，也很棒。可是放在宿舍里，不知给哪个小子偷掉了，气得我发昏！几天吃不下饭去。我要去买一管新的，你猜我后妈说什么？‘丢了正好，有了那个东西，你书也不念！’你说气不气人？”

赵英手里颠来倒去玩弄着那管口琴，捧到嘴边去吹一下，又用衣角去揩拭一下。

“这管口琴送给你。”我说道。

“真的？”赵英抬起头来，眼睛瞪得老大，不敢置信地笑道。

“你再吹一支歌来听，这管口琴就真的送给你。”

    “没问题，你还要听什么？”

    “‘踏雪寻梅’你会吹么？”

    “当然会！”

赵英赶忙又捞起衣角来把口琴用力擦了一下，试吹了两下，奏起一支“踏雪寻梅”来。他盘坐在地上，歪着头，捧着口琴，在嘴边来回灵敏地滑动着，双手一张一合。夕阳罩在他的身上，把他那张圆圆的脸照得又红又亮，他手上的口琴，闪着金红的光辉，一阵傍晚的暖风，从淡水河面拂了上来，将嘹亮的口琴声，拂得悠悠扬起。“踏雪寻梅”，我跟弟娃在学校里都学过的，是吴暖玉老师教的。弟娃的声音很好，最爱唱歌，洗澡的时候，也一个人自得其乐唱个不停，大概是母亲那儿传过来的。吴暖玉很喜欢弟娃，说他有音乐天才，把他推荐到怀灵堂的唱诗班去唱圣诗。礼拜天弟娃穿着白袍子，唱起诗来嘴巴张得圆圆的，很滑稽的模样。初中毕业晚会，吴暖玉让弟娃上台去唱“踏雪寻梅”，她钢琴伴奏。弟娃穿着一身童军制服，围了一条白领巾，领巾上锁着一枚银色的铜环，一张雪白的娃娃脸兴奋得通红。他太紧张了，声音都有些颤抖。唱完下来，一直追着我问：阿青，我唱得怎么样？并不怎么样，我说。弟娃急得一头的汗，吴老师还说不错嘛。你穷紧张，嗓子都发抖了。嗳、嗳，弟娃急得直顿足。不错！不错！唱得很有感情，象歌王卡罗素，我拍着弟娃的肩膀笑道。真的么？弟娃在我身后追着问道。真的么，阿青。你莫着急，弟娃，我说。弟娃，我来替你想办法。阿青，我不要去念大同工职，弟娃坐在河堤上，手里握看那管口琴，我要念国立艺专。不要紧，弟娃，我来慢慢想办法。可是阿爸说学音乐没有用，弟娃低着头，拱着肩，手里紧紧握着那管口琴。我来替你想办法，我说，弟娃，再等两年，等我做了事，我来供你念书。可是阿爸说学音乐要饿饭，弟娃的头垂得低低的，夕阳照在他手里那管口琴上，闪着红光。弟娃，莫着急，我说。阿爸说念大同出来，马上可以到工厂去做事。再等两年，弟娃。我不要到工厂去，弟娃的声音颤抖抖的。等我做了事，我来供你。我要去念艺专。再等两年，弟娃。弟娃手里那管口琴跳跃着火星子。弟娃。弟娃。弟娃的颈背给夕阳照得通红。弟娃，莫着急。弟娃。弟娃。弟娃——

    “啊——”

他惊叫道，他的两只手拚命挣扎。我的双手从他背后围到他前面，紧紧地箍住了他的身体。我的面颊抵住他的颈背。我的双臂使尽了力气，箍得自己的膀子都发疼了。他的一只手肘猛撞到我的肋上，一阵剧痛，我松开了手。他跳开了，转过身，一脸惊惶，不停地在喘气。半晌，当的一声，他把那管口琴掷到我脚跟前，抖着声音，说道：

“你这个人，你想干什么——”

火红的夕阳，照得我的眼睛都张不开了，我感到全身的血液倏地都冲进了脑门里一般，头胀得发疼，太阳穴迸跳起来，耳朵一直嗡嗡发晌。在夕照影里，我看见赵英的身子急切地跳跃着，转瞬间，变成了一个小黑点，消失在河堤的那一端。堤上空荡荡的，那管口琴，躺在地上，犹自闪着红光。我俯下身去，将口琴拾了起来，沿着堤岸，朝中兴大桥那边走去。桥上的荧光灯已经亮起，好象一拱白虹，远远跨在淡水河上。我猛回过头去，看见西门町那边上空，霓虹灯网已经张了起来，好象一座高锋入云的彩色森林一般。

8

里面是黝黑的，电灯坏了，只有靠铁路那边那扇窗户送进来西门町中华商场那些商店招牌闪烁的灯光。在黝黑中，我也看得到他那双眼睛，夜猫般的瞳孔，在射着渴切的光芒。他那肿大的身躯，庞然屹立在那里，急迫地在等待着。我立在洗手盆前，打开水龙头，哗啦哗啦，不停地在冲洗着双手。在燠热的黑暗里，强烈的膻臭味，一阵阵从小便池那边汹涌上来。楼下的几家唱片行，在打烊的前一刻，竟相播放着最后一支叫嚣的流行歌曲。自来水哗啦哗啦地流着，直流了十几分钟，他才拖着迟疑的步子，那肿大的身影，探索着移了过来。

    在幽森的黑暗里，我看到他那颗残秃得发了白的头颅在上下地浮动着。那天晚上，在学校的化学实验室中，我也看到赵武胜那颗光秃肥大的头颅，在急切地晃动。实验室里，满溢着硝酸的辛味，室中那张手术台似的实验桌上，桌面常年让硝酸腐蚀得崎岖不平，我仰卧在上面，背脊磕得直发疼。桌沿两排铁架上，试管林立，硝酸的辛辣，呛人眼鼻。那晚，我躺在那张实验桌上，脑里一直响着铁锤的敲击声音：咚、咚、咚，一下又一下，一直在我的天灵盖上敲打着。我看见他们将一枚枚五寸长的黑铁钉，敲进弟娃那块薄薄的棺材盖里。铁锤一下去，我的心便跟着紧缩起来，那么长的铁钉，刺下去，好象刺进弟娃的肉里一般。前一天的下午，弟娃刚下葬，脚伕们将他那副薄棺材缓缓地降入那个黑洞穴里，当棺材轰然着地的那一刻，我眼前一黑，昏死了过去。空隆——空隆——空隆——中华商场外面铁路上，有火车急驶过来，穿过西门町的心脏。车声愈来愈近，愈来愈响，就在窗下，陡然间，整座中华商场的大楼都震撼了起来。我企望着窗外那些闪烁的灯光，突然兴起一股奔逃的念头，往那扇窗户外面，飞跃出去。可是我并没有马上离开，我将一团温湿不知数目的钞票塞进裤袋里，又扭开了水龙头，哗啦哗啦，在黑暗中，一直让凉水冲洗我那双汗污的手。

啼妃

小苍鹰

9

    回到公园，在大门口，我碰到我们的老园丁郭老。他正企立在博物馆前的台阶上，白发白眉，一身玄黑，在向我打招呼。

    郭老是我来到公园头一晚遇见的人。那天下午，我给父亲逐出家门后，身上没有带钱，在台北街头流浪到半夜，终于走进了公园里。从前我曾听过一些公园的故事，那些故事，好象聊斋传奇。可是那晚，我独自立在公园大门博物馆石阶前，仰望着博物馆那座圆顶的建筑物，巍峨矗立在苍茫的夜空下，门前一排合抱的石柱，我真的觉得好象闯进了一座巨大的古代陵墓一般。穿过公园里黑黝黝的从林时，我心中充满了惧畏、好奇，以及一股惴惴然的兴奋。我摸索着闪进了莲花池中央那座八角亭阁内，缩在一角，摒息静气，从亭阁的窗棂窥望出去。在昏红的月光下，我头一次看到池畔的台阶上，那些憧憧黑影，围绕着莲花池，无休无止，在打着圈圈。我又饿又倦，支撑不住，蜷卧在亭内的椅子上，终于睡着了过去，直到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呼唤道：

    “小弟——”

    我才惊醒，倏地坐了起来。是郭老进来，把我唤醒了。

    “莫害怕，小弟。”郭老拍着我的肩膀安抚道。

    我睡得一身冰冷，牙关—直在发抖，答不出话来。郭老在我身边坐下，在朦胧的月光下，我也看得到郭老那一头长长的白发，覆到了耳后，好象一挂柔软的银丝一般，他那双雪白的长眉，直拖到眼角上。

    “是头一次进来吧？”郭老朝我点了点头，笑叹道，他的声音苍老、沙哑，“不用紧张，这里都是咱们同路人。你们一个个迟早总会飞到这个老窝里来的。我就是这里的老园丁，这里的人都叫我郭公公，你们来了，先要向我报到的。喏，你瞧”

    郭老指向外面莲花池台阶上，一个全身着黑，高高细细的人影，正晃荡着，踱过去。

    “那个瘦鬼是小赵，人都叫他赵无常。十二年前，他头一夜到公园里来报到，也是我来迎接他的。”

    “十二年前？”我惊讶道。

    “唉、唉，”郭老惋叹道，“十二年可不算短吓？对啦，十二年前一个夜里，就象你今晚一样，他闯进了咱们这个老窝来。那时候他不是这副鸦片鬼模样的，扎扎实实，还是个挺体面的小伙子哩！谁知道，几年下来，耗得只剩下了几根骨头，我看他现在边一百磅都不到了。刚进来，我还替他拍过几张相片，你看了再也不相信—一”

    郭老摇了两下头。

    “青春艺苑，你听过么？”郭老问我。

    “没有。”

    “傻小子，那么有名的照相馆你都没听说！”郭老笑道，“是我开的，就在长春路。从前我还是个小有名气的摄影师呢！其实我拍照单是为了兴趣，喜欢找些有灵气、有个性的人来拍。比如公园里这些娃娃，野虽野，一个个倒性格得很，最合我的胃口。他们的相片，我集了一大册呢。”

    郭老说着却立起了身来，对我说道：

    “小弟，这里睡不得的，睡着了要着凉。来，我带你回去，我那里还有糯米糕，绿豆稀板，你跟我回家，我给你瞧瞧我那些杰作，让我来慢慢讲些公园里的故事给你听。”

    郭老的青春艺苑在长春路二段的一条巷子里，两层楼，楼下是照相馆，窗橱内放置着许多幅艺术人像。

    “这是阳峰，你认识么？”郭老指着正当中一帧非常英俊的男人相片问我，我摇摇头，那个男人梳着一个标劲的飞机头，笑眯眯的。

    “十几年前，他是台语片的红小生，演‘港都夜雨’、‘悲情城市’出名的。”

    “我听说过‘悲情城市’，可是没有看过。”我说道，我记得母亲从前看“悲情城市”看了三次，看一回哭一回。

    “你当然没有看过，那是张好老好老的片子了，”郭老微笑道，“阳峰有时也会溜到公园来，现在他一迳戴着一顶巴黎帽，把脑袋遮住，他的头开了顶，秃光了。他演‘悲情城市’的时候，还神气得很呀！人家称他是台湾的宝田明——幸亏我替他拍了这张照，把他年轻时的样子留了下来。”

    郭老领着我上了楼，楼上是他的住所。客厅的墙壁上也挂满了影像，人物风景都有，全是黑白照。有的是一间坍塌的庙宇，有的是一枝刚绽开的杏花，有一张整幅都是一介皱得眉眼不分老人的脸，也有一张却是一个初生婴儿圆嘟嘟隆起的小屁股。

    “从前我参加过许多摄影比赛，我的人像还得过全省影展的金鼎奖呢。现在上了年纪，不行了，”郭老伸出他那双筋络虬结干枯的手给我看，“生风湿，拿起照相机，便发抖。”

    郭老命我坐下，他走到冰箱那边，取出了一碟白莹莹的糯米糕来，又舀了一碗绿豆稀饭，搁到我面前茶几上。我也不等郭老开口，伸出一只污黑的手，抓起一块糯米糕便往嘴里塞，第一块还没咽下去，第二块又塞进嘴里了，米糕扫光了，端起那碗绿豆稀饭，唏哩呼噜地便住嘴里倒，喝得太急，流得一下巴。

    “啧，啧，”郭老咂嘴道，“饿成这副德性，一天没吃东西了吧？是从家里逃出来的么？”

    我用手背揩去了下巴上的稀饭，没有作声。

    “连鞋子也没有穿！”郭老指着我那双泥裹裹的光脚叹道，他随手拾起了一双草拖鞋，搁到我脚跟前，“你不必告诉我，你的故事我已经猜中八九分了——拿你这样的野娃娃，这些年，我看的太多喽。你等我去换件衣裳，让我这个老园丁来讲讲公园里的历史给你听。”

    郭老蹭到房中，不一会儿出来，身上却披上了一袭宽大的白绸子睡袍，脚上趿着双黑缎面的拖鞋，飘飘曳曳地摇了过来，双手捧着一只黄布包袱，在我身边坐下。

    “小弟，我来给你瞧瞧我这件宝物，”郭老双手颤抖抖地解开了包袱的结，里面是一本沉红色绒面，五吋厚的大相簿，绒面上印着“青春鸟集”四个烫金大字。绒面旧得发了乌，烫金早已剥落得斑斑点点了。

    “公园的历史，都收在这个里头了—一”郭老缓缓地掀开了相薄的封面。

    相薄里，一页页排得密密的，都贴满了相片。大大小小，全是一些少年像，各种神情，各种姿势，各种体态都有。有的昂头挺胸，一脸十七八岁天不怕地不怕的孟浪，有的畏畏怯怯，一双睁得大大的眼睛里，充满了过早的忧伤、惊惧。有一个是兔唇，有一个断了一只腿，有许多鼻尖上犹自爆满了青春痘。但也有几个却长得端端正正、眉眼间透着一般灵秀聪明。每张相片下面，都编了号，注明了日期和名字。

    “呵、呵，这就是我的小麻雀了。”郭老用手轻轻地抚拭了一下一张像，脸上突然绽开一抹怜爱的笑容，郭老脸上皱纹重叠，一笑一脸便龟裂了一般。照片里的孩子剃着光头，打着赤膊，浑圆的脸上笑嘻嘻的两枚酒涡，门牙却缺掉了一颗。相片下面注着“四十三号小憨仔，民国四五年”。

    “小家伙，才十四岁，就从宜兰逃到台北来流浪了。撒谎、偷东西什么都来，是个毫不知羞耻的小东西！天天就会缠着我给他买小美冰淇淋吃。还会勒索呢，说什么也不肯让我替他照相。这一张，是我一桶椰子冰淇淋换来的。可是后来，到底也飞掉了。倒是留了一张字条：郭公公，我走了，拿了你五十块钱—一”

    郭老摇了一摇他那银发皤然的头颅。

    “两年后，我又碰见了那只小麻雀，他躲在三水街一条不见天日的死巷里，蹲在臭烘烘的阴沟旁，长满了一脸的毒疮。”

    郭老翻开了另一页，上面贴着一张横眉怒目的少年全身像，少年斜靠在一条陋巷巷口的一堵破墙上，穿了一件背心汗衫，一只手叉着腰，手膀子的肌肉块子节节瘤瘤地堆起，一从硬发，竖得高高的。

    “就是他！”郭老突然用手指重重戳了一下那张少年的照片。

    “你瞧，”他拉开睡袍的领子，他那松皱的颈皮上，齐在耳根，蜿蜒着一条三寸长的疤痕，“我这条老命也差点送在这个小流氓的手里。他叫铁牛，我把他比做枭鸟，凶残暴戾，就象那只恶鸟！去年年夜，他向我讨钱，我给他一百块，他嫌少，满嘴脏话，我气起来就打了他一记耳光，那个小凶手竟动起刀来了！”

    郭老忿忿地吁了一口气。

    “若说那个小家伙天良完全泯灭了呢，也不见得。那天半夜，他又跑了回来，我不开门，他就跳墙进来，扑倒我脚跟下，痛哭流涕，头磕得蹦蹦响，求我饶恕他，收容他，直叫我郭公公。上回他在公园里抽‘爱情税’，拿刀片去割人家女孩子的裙子，给警察捉了去，苦头吃足。本来要送到外岛去管训的，全靠我千方百计把他保了出来。我问他为什么毛病不改，他说他就是看不惯女人，我何他：‘你看不惯女人，你母亲不是女人吗？’你猜他说什么？‘谁知道她是不是！’”

    郭老摇头笑了起来。

    “这个小子横不横？不过他也有他的道理，他连他母亲是谁也不知道，他是在三重镇的阴沟里滚大的。这个混小子，麻烦多着呢，日后也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事故来！”

    郭老起身去沏了一壶酽酽的红茶，替我斟了一杯，我们一面饮茶，郭老抱住那本厚厚的相薄，一页页翻下去，一面讲给我听许许多多公园里传奇的故事。一个比一个引人入胜，一个比一个惊心动魄—一

    “喏，他叫桃太郎，你瞧瞧，是不是有点象小林旭？他爸爸是日本人，在菲律宾打仗打死的。莫看他长得清清秀秀，性子却是一团火。不知怎的，偏偏跟西门町红玫瑰一个理发师十三号爱上了，两个人双双逃到台南去。十三号原定了亲的，到底给家里人捉将回去，一逼便结了婚。成亲的那个晚上，桃太郎还去吃喜酒，喝得嘻嘻哈哈，跟新郎两人你一杯我一杯猛灌。谁知道他吃完喜酒，一个人走到中兴大桥，一纵身便跳到了淡水河里，连尸身也捞不到。十三号天天到淡水河边去祭，桃太郎总也不肯浮起。人家说他的怨恨太深，沉到河底，浮不上来了—一”

    “这一个，这—个是涂小福，上个月我还到市立精神疗养院去看他，给他带了两盒掬水轩的饼干。他见了我、一把拉住我的袖子，笑嘻嘻地问道：“郭公公，美国来的飞机到了么？’五年前，小涂跟一个从旧金山到台湾来学中文的华侨子弟缠上了，两个人轰轰烈烈地好了一阵子，后来那个华侨子弟回美国去，涂小福就开始精神恍惚起来，天天跑到松山机场西北航空公司的柜台去问：‘美国来的飞机到了吗？？’”

    “这些鸟儿，”郭老感慨道，“不动情则已，一动起情来，就要大祸降临了！”

    郭老翻到中间的一页，停了下来。整页只有一张大照片，差不多占满了，照片下面注着：

    五十号阿凤民国四十七年

    相片是八吋长六吋宽的一张黑白半身照，已经微微泛黄了，像中是一个面貌长得十分奇异的少年，约莫十七八岁。少年身上穿着一件深黑翻领衬衫，衬衫的钮扣全脱落了，衬衫角齐腹部打了一个大结，胸膛敞露，胸上刺着密密匝匝错综的凤凰、麒麟纹身，还有一条独角龙，张牙舞爪，蟠踞在胸口。少年一头又黑又粗的头发，大鬈大鬈，狮鬃一般怒蓬起来，把额头都遮去了，一双长眉，飞扬跋扈,浓浓的眉心却连结成一片。鼻梁削挺，犀薄的嘴唇，狠狠地紧闭着。一双露光的大眼睛，猛地深坑了下去，躲在那双飞扬的眉毛下，在照片里，也在闪烁不定似的.脸是一个倒三角，下巴兀的削下去，尖尖翘起。

    郭老对着这张影像，注视良久，他那一头柔丝般的银发，在颤颤地闪着光。

    “这些孩子里，他的身世，最是离奇，最是凄凉了—一”

    郭老那苍老、沙哑的声音，突然变得悲戚起来，开始缓缓地流着。

    10

    “阿凤，是在台北万华出生的，万华龙山寺那一带，一个无父无姓的野孩子。阿凤的母亲，天生哑巴，又有点痴傻，见了男人，就咧开嘴憨笑。但是哑巴女偏偏却长得逗人喜爱，圆滚滚一身雪白象个粉团，人都叫她‘粽子妹’，因为她从小便跟着她老爸在龙山寺华西街夜市摆摊子，卖肉粽。有人走过他们摊子，哑巴女便去拉住人家的衣角，满嘴咿咿哑哑，别人看见她好玩，便买她两只肉粽。后来哑巴女长大了，还是那样不懂顾忌。有时候她一个人乱逛，逛到宝斗里妓女户的区域去，她趿着一双木屐，手里拎着一挂烤鱿鱼，路啃一路摇摇摆摆，脚下踢踢踏踏，自由自在，冲着那些寻欢的男人，她也眯眯笑。附近一些小流氓，欺负她是哑巴，把她挟持了去睡觉。回家后，她向她老爸指手划脚，满嘴咿哑，她老爸看见她蓬头散发，裙子上溅了血，气得就是一顿毒打，每次哑巴女给她老爸打了，便打着赤足跑到龙山寺前面坐在路边一个人默默掉泪，邻近那些年轻摊贩们，看见哑巴女哭泣，互相使眼色，笑道：‘粽子妹又挨扎了！’哑巴女十八岁那一年，一个台风来临的黄昏，她收了摊子，推着车子回家，半路上便遭一群流氓劫走了，一共五个人。哑巴女那次却拚命拒抗，那几个流氓把她捆绑起来，连门牙都磕掉了一枚，事后把她抛到龙山寺后面的阴沟里，在大风雨中，哑巴女一身污秽爬了回去。就是那一夜，哑巴女受了孕。她父亲给她乱服草药，差点没毒死，大吐大泻，胎始终打不下来。怀足了十个月，难产两天多，才生个一个结结实实哭声宏亮的男婴来。哑巴女父亲多一刻也不许留，连夜便用一只麻包袋装起那个哇哇哭叫的男婴，送到了灵光育幼院里。阿凤便是在中和乡那家天主教的孤儿院里长大的。

    “从小阿凤便是一个禀赋灵异的孩子，聪敏过人，什么事一学便会，神父们教他要理问答，他看一遍，便能琅琅上口。院里有一位河南籍姓孙的老修士，特别喜欢他，亲自教他识字讲解圣经的故事。但是阿凤那个孩子的脾气，却是异乎常人的古怪，忽冷忽热，喜怒无常。他最不合群，在院里一向独来独往，别的孤儿惹了他，他拳打脚踢便揍过去。当他犯了众怒，那些孩子联合起来修理他，他却连手也不回，任他们泥巴沙子撒了一头一脸，然后独个儿到自来水龙头去慢慢冲洗干净。孙修士问起他脸上的青肿，他狠狠闭着嘴，一声也不吭。阿凤自小便有一个怪毛病，会无缘无故地哭泣，一哭一两个时辰停不下来，哭得全身痉挛。有时候，三更半夜，他会一个人躲到院中小教堂里，伏在椅子上呜呜抽泣。孙修士发觉了，问他哭什么，他总说心口发疼，不哭不舒服。阿凤渐浙长大，变得愈来愈乖戾了。一个圣诞夜，院长领着孩儿们在教堂做弥撒，他拒绝上前领圣体。院长申斥了他几句，他突然暴怒起来，跑到圣坛上，一把将几尊瓷圣像扫落地上，砸得粉碎。院长把他关了一个礼拜的禁闭，孙修士天天领着他跪颂玫瑰经。阿凤十五岁的那一年，他终于从灵光育幼院逃了出来，再也没有回去过。

    “阿凤一闯进公园，便如同一匹脱了缰的野马，横冲直撞，那一身勃勃的野劲，谁也降不住他，就是我的话，他还顺从三分。因为他刚出道时，便跟公园三重镇几个登记有案的流氓干上了，给捅了好几刀。是我把他带回家，替他医好的。他躺在床上，抚弄着自己腹上一道红肿的伤口，对我笑着道：

    “‘郭公公，再戳深一点，就省了你这些麻烦了！’

    “阿凤——他真是个公园里的孩子，公园里的一只野凤凰。他在莲花池畔的台阶上，逛来逛去，蓬着一头狮鬃似的黑发，昂头挺胸，一副目中无人的狂劲儿。当时还有不少老头子迷他呢！万年青电影公司的盛公就是其中的一个，盛公想收养他，把他带回到他八德路那间公馆里，将他从头到脚打扮起来，替他在西门町上海造寸缝了一套法兰绒淡灰的西装，又在亨得利买了一只银亮的劳力士戴在他的手腕上，把他装扮得阔少爷一般，然后带他上丽池去吃西餐。盛公倒是有意栽培，想送他进学校念书，将来让他拍电影，当明星。可是那只野凤凰在盛公公馆里，只待了一个星期便又飞回到公园里来了。西装手表当得精光，当了几千块，他把公园里那些野孩子一大伙带到杨教头开的那家桃源春去，点了两桌菜，跟那些野孩子猛吃猛喝，大打牙祭，喝醉了，他便爬到桌子上去唱歌，唱雨夜花。正当大家乐不可支，拍手喝彩，他却跳下桌子，一个人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因为他的脾气难缠，公园里的人，纵是有心，也不大敢去招惹。到了他十八岁那一年，合该气数已到，偏偏遇见了他那个煞星。对头是个大官的儿子，还是个独生子呢，因为属龙，小名叫龙子。龙子人长得体面，世家又显赫，大学毕业，在一家外国公司做事，本来都预备要出国留学了，原该是前程似锦的。哪晓得龙子跟阿凤—碰头，竟如同天雷勾动了地火，一发不可收拾起来。龙子在松江路底，租了一间公寓，悄悄筑了一个小窝巢，把阿凤藏到了里面。那时松江路底还是一片稻田，他们那幢小公寓就在田边，一打开窗子，就看得见一大顷绿油油的稻秧了。他们两个人打着赤膊光着脚，跑到田里去挖田螺捉泥鳅，糊得一身的烂泥，坐在田边，敲破一只香瓜，你一口我一口便大嚼起来，两个人确实过过一段快乐的日子的。但是那只野凤凰哪里肯那样安安分分守在巢里？有时半夜三更他便飞回到公园去了，骑在莲花池畔的石栏杆上，仰起头，在数星星。龙子追来了，要他回家，他说：‘这就是我的家，你要我回到哪里去？’偏生龙子也是一副狂风暴雨的脾气，两人一言不合，在公园里便揪斗成一团，一身的衣裳也扯得稀烂，打完了，又坐在台阶上，互相抱头痛哭。公园里的人，都笑他们，说他们得了‘失心疯’。那段时期，常常在深夜里，龙子坐了一部计程车，满台北找了去，见了人就问：‘你看见阿凤么？’公园里有些人吃醋，有些人幸灾乐祸，编出许多话来：‘阿凤到新南阳去了。’‘阿凤跟人到桃源春吃宵夜去了。’‘阿凤么？不是让盛公带走了么？’于是龙子就真的—一到那些地方去追寻，有时追到天都亮了，才一个人失魂落魄地回到公园里来，在那莲花池畔的台阶上，焦灼地来回走着，从这—头走到那一头，从那一头走回到这一头。

    “有一天晚上，阿凤跑到我这里来，一脸发青，一双深坑的眼睛闪得要跳出来似的。

    “‘郭公公——’他的声音都在发痛，‘我要离开他了，我再不离开他，我要活活地给他烧死了。我问他，你到底要我什么？他说，我要你那颗心。我说我生下来就没有那颗东西。他说：你没有，我这颗给你。真的，我真的害怕有一天他把他这颗东西挖出来，硬塞进我的胸口里。郭公公，你是知道的，从小我就会逃，从灵光育幼院翻墙逃出来，到公园里来浪荡。他在松江路替我租的那间小公寓，再舒服也没有了。他从家里偷偷搬来好多东西，电扇、电锅、沙发，连他自己那架电视也搬了来，给我晚上解闷。可是——可是不知怎的，我就是耐不住，一股劲想往公园里跑。郭公公，你记得么？我十五岁那年在公园里出道，头一次跟别人睡觉，就染上了一身的毒，还是你带我到市立医院去打盘尼西林的。我对他说：我一身的毒，一身的肮脏，你要来做什么？他说：你一身的肮脏我替你舔干净，一身的毒我用眼泪替你洗掉。他说的是不是疯话！我说：这世不行了，等我来世投胎，投到好好的一家人家，再来报答你吧。郭公公，我又要溜掉了，飞走了，开始逃亡了！’

    “阿凤失踪了两个多月，龙子找遍了全台北，找得红了眼，发了狂。在一个深夜里，那还是一个除夕夜，龙子终于在公围的莲花池畔又找到了阿凤。阿凤靠在石栏杆上，大寒夜穿着一件单衣，抖瑟瑟的，正在跟一个又肥又丑，满口酒臭的老头子，在讲价钱。那个酒鬼老头出他五十块，他立刻就要跟了去。龙子追上前拼命拦阻，央求他跟他回家，阿凤却一直摇头，望着龙子，满脸无奈。龙子一把揪住他的手说：‘那么你把我的心还给我！’阿凤指着他的胸口：‘在这里，拿去吧。’龙子一柄匕首，正正地便刺进了阿凤的胸膛。阿凤倒卧在台阶的正中央，滚烫的鲜血喷得一地——”

    郭老的声音嘎然中断，眼帘渐渐垂下，他那张龟裂般的皱脸，好象蒙上了一层蛛网似的。

    “后来呢？”沉默了半晌，我嗫嚅问道。

    “后来么——”郭老那苍哑的声音微微颤抖起来，“龙子坐在血泊里，搂住阿凤，疯掉了。”

    我在郭老家里居留了三天，听郭老把公园里的沧桑史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一遍。他教授我公园里许多的规矩，什么人可以亲近，什么人应该远离，什么时候风声紧，应当躲避。郭老的“青春艺苑”请了一位照相师傅，普通客人，便由照相师傅在楼下照。但我的像，郭老却亲自在楼上替我拍，自己拿到暗房去冲洗。拍了十几张，他才选中一张半身像，编进了他那本“青春鸟集”里。我的编号是八十七号，郭老说，我就是一只小苍鹰。临离开，郭老又找出了一套旧衣裳来给我换上，那套衣裳是铁牛留下来的，他跟我的身材差不多。郭老塞了一百块钱到我口袋里，双手按着我的肩膀，定定地注视着我，沉重地叮嘱道：

    “去吧，阿青，你也要开始飞了。这是你们血里头带来的，你们这群在这小岛上生长的野娃娃，你们的血里头就带着这股野劲儿，就好象这个岛上的台风地震一般。你们是一群失去了窝巢的青春鸟，如同一群越洋过海的海燕，只有拚命往前飞，最后飞到哪里，你们自己也不知道——”

    11

    “他终于又回来了。”

    郭老跟我两人步向莲花池的时候，自言自语说道。

    “你说谁，郭公公？”我侧过头去问他。

    “你昨天晚上遇见的那个人。”

    “你认识他么？”我诧异道。

    郭老点了点头，叹道：

    “我就知道总有一天，他又会回到这个地方来的。”

    我们走近台阶，郭老却停了下来，指向聚在台阶上那一伙人，对我说：

    “上去吧，你去听去，他们正在谈论他，已经闹了一夜了。”

    台阶上众星拱月一般，一大伙人围绕着我们师傅杨教头正在那里指手划脚，大家似乎都非常兴奋激动。老龟xx、赵无常，还有三水街的一帮小么儿也在竖着耳朵听。原始人阿雄仔昂头挺胸，立在杨教头身后，双手插着腰，庞然大物，如同一个耀武扬威的镖师一般。

    “小兔崽子，快给我过来！”杨教头一看见我，便倏地一下手上两尺长的扇于指向我，一叠声嚷道：“让师傅瞧瞧，身上少了块肉，扎了几小洞没有。”

    我走上台阶，杨教头一把将我揪过去，身前身后摸了几下，笑道：

    “算你命大，还活着回来。你知道昨晚你跟谁睡觉了？”

    “他叫王夔龙，刚从美国回来的。”

    “肉头！”杨教头一巴掌掀到我背上，“王夔龙是谁你也不知道？”

    “他知道个屁，”赵无常嘴巴一撇，“他那时只怕还穿着开裆裤哩！”

    赵无常一张鬼脸瘦得剩下三个指头宽，身子象根竹篙，裹着一件黑色套头衫，晃荡晃荡，颈脖扯得长长的。我们这一伙里，赵无常的资格最老，他喜欢向我们倚老卖老，夸耀他从前在公园里的风光。

    “乖乖，”赵无常的声音又破又哑，呱呱聒噪，好象老鸦，朝我张开一口焦黑的烟屎牙，“你昨晚下了水晶宫去陪龙子去啦！”

    “龙子和阿凤”的故事，在公园的沧桑史里，流传最广最深，一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地传下来，已经变成了我们王国里的一则神话。经过大家的渲染，龙子和阿凤都给说成了三头六臂的传奇人物。我怎么也想象不到，昨天晚上跟我躺在一块儿，伸张看一双钉耙似的手臂的那个人，就是我们传说中的那个又高又帅，经常穿着天青色衬衫跟公园里野孩子狂恋的龙子。

    “昨晚我就疑心了，”杨教头兴奋地扇着扇子，“可是他整个人好象刚从火炉里爬出来似的，烤得焦烂，哪里还认得出来？倒是他在台阶上，走来走去那副火烧心的急相，还是跟从前一模一样。有人说，这些年他一直关在疯人院里，又有人说，他老早出国躲了起来。谁料得到？十年后，深更半夜，他猛地又钻了出来！”

    “就是说啊，”赵无常又开始杯旧起来，“我顶记得他从前找寻阿凤那股疯劲了。我不该开了一句玩笑：‘阿凤跟盛公回家了！’他揪贼似的把我揪进了车子里，逼着我带他到盛公家，半夜去敲人家的门。盛公以为流氓捣乱，把警察都叫了来。后来我问阿凤：‘你怎么这祥冷心冷面？’阿凤扯开衣服，露出一身的刺青，指着胸口上那条张牙舞爪的独角龙，说道：‘我冷什么？我把他刺到身上了还冷什么？你哪里知道？总有一天，我让他抓得粉身碎骨，才了了这场冤债！’我们那时只当他说癫话，谁知日后果然应验了。”

    “那个姓王的，神气什么？真以为他是大官儿子了？一双眼睛长在额头上，”老龟xx突然气不忿地插嘴道，他在嚼槟榔，一张口一嘴血红，“有一晚，他独自坐在台阶上，大概在等他那个小贱人，我看见他孤怜怜，好心过去跟他搭讪，只问了一句：‘王先生，听说你父亲是做大官的呀。’他立起身便走，理也不理，老子身上长了麻疯不成？”

    “你这个老无耻！”杨教头笑骂道，“人家老子王尚德不是做大官是做什么的？要你这个老泼皮去巴结？我问你：你算老几？人家理你？癞蛤蟆也想吃天鹅？真正是个不要脸的老梆子！”

    我们都笑了起来，老龟xx搔了两下他颈子上那块长了鱼鳞似的牛皮癣，塞住了口。

    “前几天我在电视上才看到王尚德的葬礼，”赵无常插嘴道，“嚄，好大的场面！送葬的人白簇簇地挤满了一街，灵车前的仪仗队骑着摩托车，乱神气！”

    我也在报上看到王尚德逝世的消息，登得老大，许多要人都去祭悼了。王尚德的遗像和行述，占了半版。王尚德穿着军礼服，非常威风。他的行述我没有仔细看，密密匝匝，一大串的官衔。

    “要不是他老子做大官，他杀了人还不偿命么？”老龟xx余恨未消似的说道。

    “偿什么命？他人都疯了，”杨教头答道，“法官判他‘心智丧失’。开庭那天我去了的，检察官问他为什么杀人，他摇着双手大喊：‘他把我的心拿走了！他把我的心拿走了！’不是疯了是什么？”

    “那一阵子，闹得满城风雨，我还记得，”赵无常划燃了火柴点上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报纸上的社会版，天天登，龙子和阿凤两人的相片都上了报，有家报纸的标题还损得很：‘假凤虚凰，迷离扑朔。欲海情天，此恨绵绵’。开庭那天我也在，法院就在一女中的斜对面，挤得人山人海，招来好多女学生。王夔龙一出来，她们也跟者叫：‘龙子，龙子’——”

    “儿子们！”杨教头猛然将扇子一举，露出“好梦不惊”来，“散会吧，穿狗皮的来了！”

    远处有两个巡警，大摇大摆，向莲花池子这边跨了过来。他们打着铁钉的皮靴，在碎石径上，踏得喀轧喀轧发响。我们倏地都做了鸟兽散，一个个溜下了石阶，各分西东，寻找避难的地方去了。我们的师傅杨教头，领着原始人阿雄仔，极熟练，极镇定地，混入了扩音台前的人群里。于是，我们莲花池畔的那个王国，骤然间，便消隐了起来。

    “阿青！”

    我走进黑林子里，跟一个人迎面撞了一个满怀，是小玉。

    12

    “明天晚上八点正，在梅田，一分钟也不许晚！”

    我们坐在衡阳街大世纪的二楼，过道末端的一中鸳鸯座上，一个人吮着一杯冰柠檬水，小玉那双飞挑的桃花眼兴奋得炯炯发光。大世纪也是我们常到的联络站，比野人咖啡馆幽静多了。

    “梅田在哪里？”我问道。

    “驴蛋！”小玉捶了我一下，“梅田也没听过！就在中山北路国宾饭店过来两条巷子里。那里的台湾小菜，比青叶、梅子还要棒。明天晚上，他就请我们这几个人。”

    “台湾小菜有什么稀奇？他是华侨，你为什么不带他去上大酒馆？五福楼呀，聚宝盆呀。我们也沾沾光，去吃桌酒席？”

    “呵，说你不生性！”小玉世故起来，“人家林祥，离家这么多年，头一次回来，总想尝尝家乡味吓！大酒馆，你怕没有生意人请他？我喜欢梅田那个地方，乱有情调。烤花枝，凉拌九孔——美丽多多！”

    小玉告诉我：那个日本华侨叫林茂雄，有五十多岁了。本来是台北人，后来打仗，给日军征到中国大陆去，在东北长春军医院里，当了七八年的护理人员。后由他在东北娶了一个满州姑娘，生了一儿一女。战后他全家跟一个东北朋友一同到日本合伙经商，苦了好些年，最近才发迹起来。这次，他们在东京的那家成城药厂，派他到台湾来设立经销部，他才有机会重返故乡。

    “我今天带着林祥逛了一天的台北，两人逛得好开心！”小玉一睑容光焕发，“阿青，林祥人很好呢，你看——”他指着他身上那件红黑条子开什米龙的新衬衫，“是他买给我的。”

    “你这个势利鬼！”我笑道，“你一看见日本来的华侨，眼睛都亮了，难道你真的又去拜个华侨干爹不成？”

    小玉冷笑道：

    “华侨干爹为什么不能拜？我老爸本来就是华侨嘛—一他现在就在日本。”

    “哦？”我诧异道，“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又说你老爸早死掉了，葬在你们杨梅乡下。那天我还明明听见你向老周讨钱，说是买香烛替你老爸上坟。你哄死人不赔命！”

    “告诉你？”小玉打鼻孔眼里哼了一下，“为什么要告诉你？谁我也没告诉！”

    我们公园里的人，见了面，什么都谈，可是大家都不提自己的身世，就是提起也隐瞒了一大半，因为大家都有一段不可告人的隐痛，说不出口的。

    “阿青，我向你，”小玉突然歪起脖子，一脸歹意地觑着我笑道，“你有老爸么？”

    “什么话！”

    “你老爸姓什么？”

    “姓李！姓什么？”我有点恼怒起来，猛吸了两口柠檬水。

    “你老爸真的姓李？你真的知道你老爸是谁，呃？”小玉的嘴角挑起，笑得非常刁恶。

    “干你娘！”我忍不住一拳豁了过去。

    “呵，呵，”小玉却得意非凡地笑了起来，“你看，白问你一声，你就输不起了！”

    他俯下头去，默默地吮着他的柠檬水，半晌，他倏地头一昂，掉在额上的一绺长发一下甩回到头顶上，两颧鲜亮，一双桃花眼闪烁起来。

    “告诉你们？告诉你们我是一个无父的野种？我从来没见过我老爸，也不知道他是谁。我不姓王，那是我阿母的姓。我阿母告诉我，我阿爸是一个日本华侨，姓林，叫林正雄。他有个日本姓，中岛。我阿母叫他：‘那卡几麻’。我的身份证上，父亲那一栏填着‘殁’。人家问我：‘你老爸呢？’‘死啦。’‘老早死啦。’我总装做满不在乎——－”小玉耸耸肩，“可是我心里一直在想：那个马鹿野郎不知道现在在哪里？在东京？在大阪？还是掉到太平洋里去了？那年他回台湾做生意，替资生堂推销化妆品。他去上酒家，在东云阁碰到我阿母—一两人就那样姘上了。我阿母说，她上了那个马鹿野郎的大当！他回日本，说定一个月就要接我阿母去，我阿母已经怀了我了。哪晓得连他东京的地址都是假的，一封封信都退了回来。我从小就对我阿母说：‘阿母，莫着急，我去替你把‘那卡几麻’找回来。’从前我一天到晚跑那些观光旅馆：国宾、第一、六福客栈，通通跑过了，你猜我去干什么？”

    “去兜生意。”

    “卵椒！”小玉笑了起来，“我去旅馆柜台去查，查日本来的旅客名单。唉，艰苦呢！先查他的中国名字，又要查他的日本名字。我常常做大梦：我那个华侨老爸突然从日本回来，发了大财，来接我阿母跟我到东京去。”

    “又在做你的樱花梦啦！”我笑道。

    “阿青，你等着瞧，总有一天，我会飞到东京去，去赚大钱，赚够了，我便接我阿母去，我来养她，让她好好享几年福，了了她一辈子想到日本去的心愿。我要她离开她现在这个男人——那个混帐东西，不许我们母子见面呢！”

    “这又是为了什么？”

    “唉，”小玉叹了一口气，“我在他的面里下了半瓶‘巴拉松’。”

    “乖乖，你还会毒人哪！”我咋了一下舌头。

    “那个山东大汉，人并不坏。他整天叫‘入你奶奶。’‘俺入你奶奶。’”小玉笑道，“他是个货运司机，开大卡车的，从前在部队里当过驾驶兵。山东佬，壮得象条牛，我阿母一把就让他抓到床上去了。我跟他两人起先混得还不坏，他到台中运货回来，总带盒我最爱吃的凤梨干给我。喝了两口酒，他便捏起鼻子学女人声音唱河南梆子逗我笑。可是有一次，我在家里跟人打炮，却让山东佬当场捉到了！”

    “小无耻，怎么偷人偷到家里去了？”我叫道。

    “有甚么稀奇？”小玉耸了一下肩膀，“我十四岁就带人回家到厨房里打炮去了。我们住在三重镇，附近有好几个老头子对我好，常给我买东西：钢笔、皮鞋、衬衫。给我买一样，我就跟他们打一次炮，叫他们干爹。有一个卖牛肉汤的，是个大麻子，可是他最疼我。晚上我到他摊子去，他总给我盛一大碗牛肉汤，热腾腾的，又是牛筋，又是瘦肉，还有香菜，喝得受用得很！他家里有老婆的，我便带他回家，从后门溜进厨房里去。谁知那次却偏偏让那个山东佬撞了正着。你猜他拿什么家伙来打我？卡车上的铁链子！‘屁精！屁精！’他一边骂，一条铁链子劈头劈脸就刷了下来。要不是我阿母拦住，我这条小命早就归了阴了！你说，我要不要毒他？”

    小玉望着我，一脸无可奈何的神情。

    “幸好没毒死，”小玉吸了一口气，“他在医院里洗胃，我阿母却赶了回来，把我的衣服打了一个包袱，一条金链子套在我脖子上，对我说道：‘走吧，等他回来你就没命了！’就那样，我便变成了‘马路天使’。”

    说着小玉咯咯地笑了起来。

    “老周昨晚又来找过你了，”我突然记起了丽月的话，“丽月说，那个胖阿公气咻咻的。要是他知道你又在外面打野食，他不撕你的肉才怪！”

    “去他的，”小玉立起身来，拾起了桌上的帐单，“那个馊老头子，好麻烦。好兄弟，拜托拜托，你替我撒个谎吧，就说小爷割盲肠去了！”

    回到锦州街，丽月还没有下班。阿巴桑已经带着小强尼睡下了，全屋电灯都已熄灭。我摸到房里，在瞑暗中，却突然看到下午搁在床上的那一串锡箔元宝，正在微微地闪着银光。我提起那串抖瑟瑟的元宝，穿过厨房，走到外面的天台上去。天台一角，一只装满了沙的洋铁罐里，一柱香，还在燃着几点星火，大概是阿巴桑烧祭留下来的。我蹲下身去，划亮了一根火柴，点燃了手里那串锡箔。那些元宝烧得嘶嘶的响，一个个烧成了灰，一缕一缕，飘落到地上，颤颤地独自闪着暗红的火烬。我抬头望去，天上那轮七月十五日中元节的月亮，又红又大，偏西了，正压在远处高楼的顶尖上。

    返转房中，我连衣裳也没有脱，汗黏黏地便倒卧床上去。我的身休已经疲倦得发麻，四肢瘫痪在草席上，好象解体了一般，动弹不得。在黑暗中，我看见窗外反射进来那些酒吧的霓虹灯，象彩蛇般，在窜动着。渐渐地，我的脑子却愈来愈清醒起来。三个多月了，这是头一晚，我突然感到我竟是如此思念着弟娃，思念得那般渴切、猛烈。

    13

    晚上八点正，我们到了中山北路的梅田。我们的师傅杨教头只带了原始人阿雄仔跟我两人去，老鼠因为乌鸦不准出来，吴敏头晕，在杨教头家休息。杨教头穿得正正经经，一件泡泡纱草青条子的西装上衣，一身粽子一般，箍出了圆滚滚的几节肉来，还系着根宽领带，绿绸子底爬满了朱红的飘虫，一头一脸的热汗，白衬衫早沁得透湿。他把阿雄仔也打扮了一番，套上了一件不合身的花格子西装，袖子太短，露出里面一大截衬衫来，拱肩缩背象足了马戏团里穿着外衣的大黑熊。在梅田门口，杨教头转身叮嘱我们：

    “今晚规矩些，在人家华侨客面前，莫给师傅丢脸！”

    梅田果然有点情调，装潢是东洋风格，门口跨着一拱小桥，桥下水池，流水潺潺，桥尾迎面还有一座假山，山顶闪着一盏小青灯。里面收拾得窗明几净，冷气细细地凉着。四周墙上镶着扇形的壁灯，晶红的灯光，朦朦胧胧，几个女招待的笑靥上，都好象涂着一层毛毛的红晕一般。餐馆尽头，有人在演奏电子风琴，琴声悠悠扬起。一位女招待迎上来，把我们带上了二楼，楼上是隔间雅座，女招待揭开第二间的珠帘，小玉及那位华侨客林茂雄已经坐在里面等候着了。我们进去，林茂雄赶忙起身过来迎接，小玉紧跟在他身后。林茂雄是个五十上下的中年人，两鬓花白，戴着一银丝边眼镜，一张端正的长方脸，一笑，眼角拖满了鱼尾纹。他穿了一身铁灰色西装，系着根暗条领带，银领带夹上镶着一颗绿玉。杨教头抢上前去，先跟林茂雄重重地握了一下手，又替我跟阿雄仔两人引见了。林茂雄把杨教头让到上座，将我跟阿雄仔安插在杨教头左右。大家坐定后，杨教头一把扇子指向小玉，说道：

    “怎么样，林祥？我这个徒弟还听话吧？”

    “玉仔很乖哩，”林茂雄侧过头去，望着小玉笑道，他说得一口东北腔的国语，小玉挨坐在林茂雄身旁，笑吟吟的。他穿了一件水绿白翻领的衬衫，一头长发，梳得整整齐齐，好象刚吹过风，一副头干脸净的模样。

    “玉仔，他这几天做我的导游，我们看了不少地方。台北，我是完全不认识了——”

    林茂雄一手扶在小玉的肩上，微笑着。

    “今天中午，我才带林祥到华西街吃海鲜来，林祥说，比东京便宜多了，又好吃！”小玉面带得色地笑道。

    “你说吧，林祥，怎么谢我这个师傅，”杨教头唰地一下，打开摺扇，扇了起来。饭馆有冷气，杨教头的胖脸上，汗珠子仍然滚滚而下。

    “就是说啊，所以今晚特地要请杨师傅来喝杯酒呢！”林茂雄笑应道。

    “光喝酒是不够的，”杨教头摇头道，“日后咱们有机会到东京，林祥也得导游一番，叫咱们开开眼界。听说东京的孩子也标致得紧哪！”

    “杨师傅到东京来，我一定做向导，带你到新宿去观光。”

    “那些日本孩子看见我们师傅，只怕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了！”小玉在旁边插嘴道。

    “呔！我把你这个不孝的畜生！”杨教头手一扬，厉声喝道，旋即却放下手来叹了一声：“林祥，你不知道，徒弟大了，师傅难做，呕气得很！这几个东西，笨的笨，蠢的蠢，都上不得台盘，唯独这个小家伙，鬼灵精怪，一把嘴，又象刀，又象蜜，差点的人，也降不住他。林祥，我看他跟你竟有点投缘。”

    “玉仔跟我两人很合得来。”林茂雄笑着拍了一拍小玉的后脑袋瓜。

    一个十六七岁的女招待揭帘走了进来，端上一盆洁白的冰毛巾让我们揩面，又递给我们一人—张菜牌。林茂雄先让杨教头：

    “杨师傅，你是行家，请先点吧。今天是玉仔的主意，吃台湾小菜。”

    “我随和得很，什么都吃，连人肉也吃！”

    我们都笑了起来，女招待笑得用手捂住了嘴。

    “那么，就来碟西施舌吧，尝尝美人舌头的味道！”

    “嗨。”那个女招待赶忙应声写了下来。

    “玉仔，你想要吃什么？”林茂雄转头问小玉。

    “烤花枝，我要吃烤花枝！”小玉嚷道。

    林茂雄又让阿雄仔，阿雄咧开大嘴笑嘻嘻地说：

    “鸡、鸡——”

    “现什么宝？”杨教头低声笑骂道，“给他来道烤鸡腿吧！”

    “嗨。”女招待又赶忙应道。

    我点了一碟盐酥虾，林茂雄自己也加了几个菜，一道烧鳗，一道家常豆腐，一碟酸菜炒肚丝。

    “日本人不吃内脏，我有好些年没有吃到炒肚丝了。”林茂雄笑叹道。

    “先生要喝什么酒？”女招待怯生生地问道。

    “把你们的陈年绍兴热来，”杨教头命令道，“加酸梅！”

    女招待去暖了一壶绍兴酒来，一只高玻璃杯里盛着酸梅，她要替我们斟酒，小玉却赶忙接了过去道：

    “不必了，让我来。”

    女招待应着走了出去，小玉把酒筛到装酸梅的杯里，浸渍片刻，先替林茂雄斟上一杯，又把别人的酒杯都注满了，才立起身来，双手捧起酒杯，朝林茂雄敬道：

    “林祥，今晚是你给我面子。我先干了这杯酒，表示我一点敬意吧。”

    说着小玉便举杯，一口气咕嘟咕嘟将一杯酒饮尽了，一张脸顿时鲜红起来，一双飞挑的眼睛，眼皮也泛了桃花。

    “慢来、慢来，别呛着了。”林茂雄赶紧伸出手制止道。

    “我从来不喝急酒的。”小玉笑道，“今晚实在高兴，所以放肆了！”

    “啧、啧，”杨教头砸嘴道，“林祥，你本事大。这个小家伙脑后那块反骨大概给你抽掉了—一竟变得这般彬彬有礼起来！”

    “玉仔一直很懂礼貌。”林茂雄笑道，自己也吮了一口酒。

    “没有的事！”杨教头摆手道，“他在别人面前，张牙舞爪，就象只小斗鸡，你真是把他收服了！”

    “等一下菜来了，先吃点才喝，空肚子闹酒，要醉了，”林茂雄低声对小玉说道。

    “好的。”小玉点头应道。

    女招待送菜上来，头两道是烤花枝、烤鸡腿。林茂雄挟了一块烤花枝，搁在小玉碟子里。阿雄仔看见那盘焦黄油亮的肥鸡腿，伸出只大手爪便去抓。我整天只吃了两枚烧饼，老早饿得肚子不停地叽咕叽咕发响，一闻到那阵烤鸡腿的肉香，顿时一嘴巴的清口水，手上的筷子跟阿雄仔的手爪差不多同时伸到盘中最大那只鸡腿上。

    “喂，你们客气些！”杨教头喝道，转向林茂雄道歉道：“林祥，请多多包涵！我命苦，收了这么个傻仔，又加上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徒儿，处处出洋相！”

    “让他们去吧，”林茂雄笑道，“难得孩子们吃得这么开心！”

    林茂雄说着把外衣也卸了，小玉赶忙接了过去，挂到衣架上。杨教头也除下了西装，把领带也松开了。林茂雄双手端起酒杯来，向杨教头敬酒道：

    “杨师傅，请你先受了我这杯酒。”

    杨教头也慌忙不迭地举杯回敬道：

    “林祥是远客，我应当先敬。”

    两人对过杯以后，林茂雄沉思了片刻，却向杨教头郑重地说道：

    “杨师傅，今晚请你来，我还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玉仔是个聪明孩子，我看他也还懂得好歹，由他这样浪荡下去，恐怕糟踏了——”

    “林祥！”杨教头将扇子往桌上一拍，“你这句话，正说到我的心坎儿上！我是他师傅，难道还不望他好？他从前那些干爹，有的开店铺、有的开洋行。他肯上进，谋份正经差事，还不易如反掌？偏偏这个小家伙，天生一副贱骨头！没常性，三天两头，一言不合，大摇大摆地就开小差。他自己不爱好，我当师傅的，拿他也无可奈何。”

    “当然、当然，”林茂雄赔笑道，“师傅哪有不疼徒弟的道理？是这样的，咱们成城药厂，在台北松江路设了间经销处，要雇用一批人，我想把玉仔安插在公司里，有份差事，学个一技之长，对他日后是好的。所以先向师傅问准，备个案。”

    “那敢情好！”杨教头应道，“林祥肯提拔，是他的福。只是一件：要看他本人如何。小家伙肚里的鬼，只怕有一打！”

    “我已经问过他了，他自己说愿意。”林茂雄侧过头去望着小玉笑道。

    “替林祥做事，我尽心就是了。”小玉一脸正经地说道。

    “这回可是你自己说的，”杨教头指向小玉，“咱们等着瞧吧—一这倒好，日后伤风头痛，直到小玉那里拿药就是了！”

    “我们销的，大部分是补药，‘胖美儿’之类。”林茂雄笑道，“台湾市场小，西德货竞争又厉害，生意恐怕也不太好做。”

    “人事呀！这里什么都讲人事！要拉大医院，又要拉大医生，药品才销得出去。”

    “我们已经开始做广告，征经销员了——我的意思，就是想叫玉仔跑跑外务经销。”

    “那行，他那把嘴还要得！”杨教头嘉许道。

    谈笑间，我跟阿雄仔两人已经把鸡腿吃得只剩下几根骨头。一时菜都上齐了，而且林茂雄又一直叫我们不要拘束，我跟阿雄两个人，筷子调羹并用，虾子鳗鱼豆腐肚丝，一人盛满了一盘。梅田的台湾小菜果然胜过青叶梅子，味道精致得多。我心里想下次不知几时才有机会上馆子，吃够本再说。

    “这些年，我一直想回来看看——”林茂雄呷了一口酒，缓缓说道，“没料到台北竟变得这么繁华，好象十年前的东京一样。玉仔今天带我走过八条通——从前我们的老家就在那里——那在全是旅馆酒店，眼都看花了！”

    “那一带变动得厉害，”杨教头接嘴道，“从前咱们在六条通开了一家‘桃源春’，轰轰烈烈了一阵子——现在那家酒馆民经换了两个老板，改成什么‘阿里山’了！门口漆得大红大绿，走过那里我看着就刺心！林祥这次回来，亲人都看到了？”

    “老一辈的都不在喽，”林茂雄唏嘘道，“这次回来，我倒想找一位少年时代的朋友——”

    林茂雄若有所思地顿了下来，他的双颧，微微地泛起酒后的酡色，墙上的扇形壁灯，晶红的光照在他那一头花白的头发上，涂上了一层晕辉。他的嘴角漾着一抹怅然的微笑，眼角的皱纹都浮现了起来。

    “他叫吴春晖，我们住在一条巷子里，两个人很亲近，跟兄弟一样。那时我们一同上台北工业学校，学化工。两人还约好，日后一块儿到日本去学医，回来合开诊所。谁知道战事一来，我却给征到大陆东北，一去便是这么些年—一”

    “我也到过东北．冰天雪地，耳朵差点没给冻掉！”杨教头插嘴道。

    “是啊，我刚到长春的时候，生满了一脚的冻疮，寸步难行。”林茂雄摇头笑道，“后来才知道东北人的靴子里原来都塞满了乌拉草取暖的。”

    “那个吴春晖呢？”小玉好奇地问道。

    “暧，”林茂雄叹息道，“他可怜，给日军拉去东南亚打仗去了，下落不明，也不知道他现在还活着没有？”

    “他长得是什么样子？”小玉问道。

    “我只记得他年轻时候的面貌——”林茂雄沉吟了片刻，他打量了小玉一下，笑道，“说起来，你跟他，眉眼间倒有几分相似。”

    “是么？”小玉笑道，“那个容易，林祥，我陪你去找！”

    “傻仔，”林茂雄搔了一搔他那花白的发鬓，“隔了三十年，我们相见也不认识了呀！”

    “不要紧，只要痛下决心，一条街一条街，一个城一个城去找，总有一天找得到。”小玉颇为自信地说道。

    “其正是小孩子说话。”林茂雄摇头笑道。

    小玉起身拣了一块烤鳗鱼，敬到林茂雄的碟子里。林茂雄吃了一口，赞道：

    “这家烧烤，确实不错。”

    “听说东京的中国饭馆也多得很哪。”小玉探问道。

    “日本人爱吃中华料理，他们常常在中国饭馆宴客，在日本开餐馆很赚钱。东京有一家留园，是满洲皇族开的，气派大得很，普通人还吃不起哩，一道水晶鸡，日币三千元！”

    “林祥，我到东京去，在中国餐馆打工，行么？”小玉问道。

    “你会烧菜么？”

    “不会可以学嘛。”

    “那边餐馆常常请不到厨子。”

    “那么我赶快到烹饪学校报名，考个厨子执照去。”小玉笑道。

    “你不必打这些鬼主意了！”杨教头道，“林祥回日本，干脆把你装进箱子里，提走了事！林祥，听说这几年东京也繁荣得了不得！”

    “东京变得更厉害，”林茂雄叹道，“战后我们去，差不多炸平了，眼看着一栋栋高楼建了起来。我们老板有眼光，一去便在新宿番众町那一带买下一块地，就那样发了起来——他是我太太的舅舅，就是他把我们接去日本帮忙的——”

    “番众町那里有一家酒吧叫一番馆，里面的孩子穿着和服的。”小玉插嘴道。

    “你怎么知道？”林茂雄诧异道。

    “一番馆在番众町七十五番地。”小玉笑嘻嘻地说。

    “你这个孩子，”林茂雄摸了小玉的头一下，“好象东京去过多少次似的，这么熟！”

    “我有一本东京地图，”小玉笑道，“那些街道我都背熟了，我去了，一定不会迷路。有一天，我一定要到新宿一番馆去，瞧瞧那些穿和服的日本孩子去——林祥，要是我穿起和服来，会好看么？”

    “你穿上和服，倒象个日本娃娃。”

    “‘好色一代男’林祥看过么？”小玉问道，“是一部彩色古装片。”

    “‘好色一代男’？”林茂雄皱起眉头思索了片刻，“是好老的影片了吧？”

    “池部良演的，”小玉说道，“他在电影里穿了一件白绸子黑缎带的和服，乱潇洒一阵！林祥也有和服么？”

    “有一件，在家里穿穿。”

    “什么颜色？”

    “灰的。”

    “哦，我喜欢白绸子的。以后我也去买一件，不过听说好的贵得很。要是我在东京穿起和服来，他们真把我当作日本仔怎么办？我又不会说日本话，只会一句：我哈腰——果哉?一麻司。还是师傅教的。你肯教我说日文么，林祥？”

    “那要看，”林茂雄微笑道，“你在公司里做事努不努力！”

    “那我一定拚命干就是了！”小玉笑道。

    几碟菜我跟阿雄仔两个人，闷声不响扫掉了一大半，阿雄仔用手拉鸡腿吃，两手抓得油渍渍，啃完了鸡腿，又吮手指头。小玉点的烤花枝，他只吃了两夹，其余的我趁他说话，都暗暗地计算光了。几道菜，烤花枝最爽口，又香又脆。吃到最后，一只碟里只还剩下一枚盐酥虾，我挟起送进嘴里，连头带尾一齐吞了下去。吃完菜，我们把两瓶绍兴酒也捣鼓光了才散席。

    14

    “盛公家开‘派对’！”

    这个消息，象—则不胫而走的谣言，从早上开始，便在台北市我们这个隐秘的地下国度里，每一个角落，散布开来。从八德路传到中山北路，从中山北路流到西门町，从西门町越过淡水河吹到三重镇，然后再回头，落到万华三水街那条热臭污秽的死巷中。在大街上，在小巷中，在野人地下室，在新南阳的后排座椅上，当然，最后归集到我们的老窝公园里——大家见了面，都会心地一笑，互相传递，互相印证：

    “盛公又开‘派对’了。”

    “八德路二段。”

    “晚上十点钟。”

    十点钟，八德路二段一条弄堂里，早已停满了脚踏车、摩托车，还有一两部小轿车。盛公那幢两层楼的花园洋房，外面看去，一片昏暗，连门灯都没有开。楼房上下，门窗紧闭帘幕低垂。外人看见，都会以为宅内的人，早已安息，灯火俱灭。谁也不去查觉，那座外表十分安静规矩的巨宅里，一个秘密聚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只有走近客厅时，才听到里面隐隐约约的人语笑声以及管弦的悠扬。客厅门口，一排排，一行行，早已堆满了各式各样的鞋子，有尖着头系带子的老式皮鞋，有镂着小洞的白皮鞋，有泥滚滚发着胶臭的运动鞋，还有几双赤裸裸的高跟木屐。盛公家的客厅，十分宽大，容得下四五十人，可是里面一片黑压压都挤满了人头。客厅中央那盏大吊灯，旋转出红、绿、紫三种颜色的灯光，配着唱机播放出来“碎心花”的探戈节奏，转得偌大一间客厅，象只大水缸，各色水浪，波涛起伏。一个个人的身上脸上，时红时绿，好象—群色彩艳异的热带鱼，在五颜六色的水波中，载浮载沉。里面的人，都扯高了喉咙，叫着笑着跳着，可是谁也听不清谁的话。因为客厅那座两吨半的冷气机，正开足了马力，轰轰地喷射，把人语笑声，镇压下去。门窗关闭得紧，客厅里一迳散着一股清一色浓浊的男人味。

    主人盛公坐在客厅一端凸起的台上一张檀木的太师椅上，居高临下，睁着他那双老的眼睛，既感兴味而又无可奈何地瞅着那一群暖烘烘的青春肉体，半刻也不肯安分的蹦跳着，飞跃着。盛公穿了一件黑丝绸香港衫，左边胸袋上绣着一朵醉红的海棠花，头上残剩的一撮稀发，一绺绺梳得妥妥贴贴地覆在头顶上。因为常年风湿，盛公的背一迳痛得弯成—把弓，背后衬着两只软泡泡的黑丝绒的椅垫。盛公的万年青电影公司刚推出一部文艺片“灵与肉”，轰动港台，创下近年来的票房纪录。盛公心花怒放，便开起“派对”，来庆祝“灵与肉”的成功，连电影中那支主题曲“碎心花”也得了一个大奖。盛公对我们，确实是慷慨的，时常无缘无故，他会叫一桌酒席，让我们吃得兴高采烈，他夹在我们中间，拍着我们的背，说道：“能吃就吃吧，孩子。象我，连块排骨都啃不动喽。”盛公镶了一口的假牙，只能吃虾仁蒸蛋、鸡血豆腐。盛公喜欢诉说他过去辉煌的故事，他从前在上海，是天一公司的台柱小生，跟徐来、王人美都配过戏。他说徐来最美，不愧是标准美人。他把他从前那些剧照拿出来，给我们看，我们都笑了起来。盛公悻悻然喝道：“笑甚么？难道你们还不相信这就是我么？”我们确实不相信，相片里那个年轻英俊、眉眼灵秀的男人，竟会变成一个瘪嘴驼背的丑老头。上次盛公开“派对”，我们吃完喝完，大家成群结队，一哄而散，谁也不肯留下来陪盛公宵夜，喝红枣桂圆汤，听他那些讲了又讲的古老故事。在空旷的客厅里，盛公独自颓然靠在太师椅上，茶几上，烟尸酒罐，糖纸瓜子壳，堆积如山。盛公突然感伤起来，淌下了两滋衰老的眼泪，对杨教头慨叹道：

    “杨胖子，老来无子，到底是凄凉的。”

    杨教头是盛公唯一的知已，盛公的感慨，只有他才能了解。

    “算了吧，盛公，”杨教头安慰他道，“养儿子，不孝顺，也是枉然！”

    “那块料还不错，”盛公转向坐在左手边子上的杨教头说道，他正觑着老的眼睛，指向人群中一个身着火红紧身衫的少年。少年的身材很帅，长腿细腰，一个倒三角的胴体，宽厚的胸膛上，两块胸肌嚣张地隆起。少年扬面昂首，左顾右盼，一副目中无人的狂态，都堆在他那似笑非笑，上挑的嘴角上。盛公识人，“灵与肉”中的男主角林天，一经他提拔，登时平步青云，熠熠地便红了起来。

    “那个骚东西么？”

    杨教头用扇子遥点了红衣少年一下，歪过头去，凑到盛公耳下，报告了一段少年的履历：

    华国宝，人都叫他华骚包，一天到晚爱亮出他身上那几斤健身房练出的肌肉来。读过一年艺专，便自以为是电影明星了，是个刁狂无比的浮滑少年。然而人却聪明绝顶，也有才，倒真是一块料！看见么？跟在他身后，寸步不离，戴着一顶巴黎帽的，他是谁？是阳峰哪，“悲情城市”，“心酸酸”，从星台语片那个过了气的红小生。他整日在小华身后，就好象在追逐自己的影子一般。这两年阳峰的魂只怕也给他磨掉了，供他吃、供他住、供他读书。华国宝却冷冷地说道；“我并不稀罕！”

    老鼠在人群中窜来窜去，趁人不觉，从茶几上攫走了那包还未开封的“长寿”，迅速地塞进了裤子后面的口袋里，又挤到那张大理石面的八仙桌边，从一只朱漆的四色糖盒里，狠狠地抓起一大把金银纸包着的巧克力，正要往胸袋放，却让聚宝盆的卢司务一把捉住了手梗子。老鼠咧着一口焦黄的牙齿，无奈地笑道：“卢爷，要吃糖么？”卢胖子笑得象尊欢喜佛，大肚子顶到老鼠的胸上：“糖，我不要吃，我倒想啃你的骨头！”

    吴敏那张脸变得愈加苍白了，他退缩到客厅远远的一角，闪躲到那架字乌木屏风后面去，掏出手帕，揩拭他额上的冷汗。他左手上的绷带还没有除去，白白的一圈，套在腕上，手铐一般。张先生刚跨了进来，他穿了一套很体面天蓝色沙市井的夏天西装，头发抿得一丝不苟，下巴剃得铁青。他右边嘴角拖着的那一道深纹，在红艳艳绿森森的灯光下，如同一条阴黑的刀痕，斜横在那里，好象一迳在凶残地微笑着似的。萧勤快跟在他身后，浓眉大眼，茁壮得象头小公牛，见了人便咧开他的厚嘴唇，得意地笑道：“我们刚到华声去看戏：‘灵与肉’。”

    心脏科的名医史医生正伸出手去，按了一按三水街小么儿花仔的胸脯，说道：“花仔，你的心长歪了，难怪你这个人也是歪的。”史居生常常要我们到他的永乐诊所去检查身体，他给我们义诊，连金霉素也是赠送的。史医生的诊所里有人送他一块匾：仁心仁术。他确实是一个仁医，非常关心我们的健康，常常给我们讲解卫生常识。

    铁牛叉着腰，敞着胸，企立在那里，一头铁硬的怒发，根根倒竖，一条黑帆布的腊肠裤，箍得腿上的肌肉波浪起伏，皮带也不系，裤头滑得低低的，全身都在暴放着野蛮的男性——可是艺术大师说，他在铁牛的身上，终于找到了这个岛上的原始生命，就象这个岛上的台风海啸一般，那是一种令人震慑的自然美。他替铁牛画了好几张面像，他说，那才是他真正的杰作。艺术大师非常鄙薄那一群大学生，“文明和教育，把他们的生命力都撕(这个字又认不出来了，暂且代替)伤了，”他冷笑道：“他们象甚么？一束塑胶花！”然而那群大学生却独自围成了一个小圈圈，嘴里夹着洋文，沾沾自喜地在跳着探戈的花步。

    在盛公这间门窗紧闭、帘幕低垂、冷气机开得轰轰响的客厅里，我们一个个都放浪形骸地蹦跳起来，愈跳愈骠悍，愈猖狂，一个个都夸张地笑着，叫着，好象在向外面那个合法的世界挑战，报复一般。在那转得忽红忽绿的灯光下，我看到了盛公那衰老无奈的脸，阳峰那张追悼哀伤地脸，华国宝那张狂傲的脸，吴敏那张苍白的脸，张先生那张一迳浮着一抹凶残微笑的脸。这一张张年老的、年轻的、美貌的、丑陋的脸上，都漾着一股若有所失的暧昧神情，好象都在企图遮掩甚么似的，遮掩一些最黑暗最黑暗的隐痛？一颗常年流着血不肯结疤的心？在那盏旋转灯下，我又看到了那张古铜色高额削腮的脸——立在我面前的是那个头一次带我到瑶台旅社去、小腹练得铁板一般硬的中学体育教员，他正朝着我，伸出了他那筋络崎岖的手臂来。在旋转灯下，我看见了一只只的手：吴敏那只绑着白绷带受了重创的手，老鼠那只被烟斗烙起了燎泡的手，阳峰那只向华国宝伸了出来而又痛苦迟疑缩了回去的手。在这个封闭拥塞的小世界里，我们都伸出了一只只饥渴绝望的手爪，互相凶猛地抓着、掩着、撕着、扯着，好象要从对方的肉体抓回一把补偿似的。体育教员那只手，象钢爪一般，一把扣住我的右腕，拶得我的手骨直发疼。他是那样急切地望着我，红丝满布的眼里，好象又有千言万语要向我倾吐一般。我闻到他呼吸里喷出的酒味，他就象又醉了，就象那天夜里一样，醉得口齿不清，向我倾诉了一大堆他的伤心历史，那样一个北方大汉，竟会恸哭得令人手足无措。我感到非常尬尴，我实在不忍见到那张古铜色醉脸上泪水纵横的模样。在人堆中，肉磨着肉，我盲从奋力地蹦着跳着，一阵突如其来莫名的悲哀，千钧压顶陡然罩了下来。我觉得客厅里的氧气好象骤然抽掉，胸口一闷，令人窒息起来。我猛地挣脱了体育教员钢爪似的手，奋力推开人堆，窜逃到客厅外面去。在客厅门口，我从那堆混杂的鞋子中，找到了我那双打着铁钉张口的皮靴子。

    15

    午夜，公园里热浓的空气稍稍清凉下来。那从樟木林子，正在喷吐着一蓬蓬沁人脑脾的辛香。十七的月亮比十五的又昏黯了些，托在最高那棵大王椰的顶上，如同一团烧得快成灰烬的煤球，独自透着晕红晕红的余晖。四周沉寂，只有莲花池那边的台阶上，传来剁、剁、剁，一声又一声孤独的步音，焦灼、迫切，渐渐消失到远方，蓦地回头，却又转身过来，愈来愈急，愈来愈响。他那高大的身影，穿过来，穿过去，嶙峋、突兀，从台阶这一端蹭蹬到台阶那一端，无休无止地在徘徊，在踟蹰，直到他跟我撞了个照面，他才倏地煞住了脚，一双钉耙似的长手臂扣到我的肩上，他那双炯炯的眼睛，逼视着，如同原始森林中的两团野火，猛地跳跃了起来。

    “我一直在找寻你，阿青，找了好久了。”
  
  

啼妃

16

    “他们都说是我杀害了他，是么？”

    黑暗中，龙子的声音，好象久埋在地底的幽泉，又开始汨汨地涌现上来。

    “我杀死的不是阿凤，阿青，我杀死的是我自已。那一刀下去，正正插中我自己的那颗心，就那样，我便死去了，一死便死了许多年——”

    我们两个人，肩靠着肩，躺在一铺垫着浸凉藤席的沙发床上。在南京东路三段的一条巷子底，王夔龙父亲那幢日据时代留下来的古旧的官邸里，我们躺在龙子从前那间临靠后院的卧房内。床脚下，点着一饼浓郁的蚊烟香，香烟袅袅上升，床头的纱窗外，几扇芭蕉的阔叶，黑影参差，忽开，忽合，在扫动着。院子里有夏虫的呜声，颤抖，悠扬，一声短，一声长。

    “许多年，我藏在纽约的曼赫登上，中央公园斜对面七十二街一座公寓大厦的小阁楼里，变成了一小不见天日的野鬼。白天，我躲在百老汇一家地窖酒吧里，打零工，赚些零用钱。到了深夜，到了深深的夜里，我才露面，开始在曼赫登那些灯光灿烂，行人绝迹的街道上流荡起来，从四十二街一直走到第八街，走到两条腿酸疲得抬不动了，我便在华盛顿广场的喷水池边，坐了下来，坐在那里，坐到天明。有时候，我乘地下车，在纽约的地底下，横冲直闯，从一路车换到另一路，一直乘到方向完全迷失，才从地底下爬出来，跨入一片完全陌生的黑暗地带，在那些黑影憧憧的高楼中间，盲目地乱转起来。有一次，半夜三更，我闯进了哈林黑人区，那个夏天，黑人暴动，每夜都有警察在跟黑人揪斗，那晚我走到一团黑漆漆的人群中间，也给警察拳打脚踢赶上了警车，捉到拘留所去。可是那时我并不懂得害怕，因这我一点感觉也没有——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我站在河边公园的一棵大榆树下，雨水从树叶树枝上冲下来，浸得到全身透湿透湿，我的双足陷在泥沼里，愈陷愈深，泥浆灌进了我的鞋子内，冻得我一双脚都发了麻，我一直望着远处华盛顿大桥在风雨中闪烁着的灯光，全然忘却了还有一个人跪在我的脚下，在啃食着我的身体。又一个大雪纷纷的冬夜，我在时报广场一家专演黄色电影的通宵戏院里，倒在最后一排，昏昏睡了过去。醒来时，大概已是清晨，一间又黑又大的戏院里，上上下下只剩下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大银幕上人体乱跳，可是我完全没有看见，只是当我低头看表时，手腕上那只我在台湾考上大学时父亲送给我做纪念的劳力士却不翼而飞，让人家顺手剥走了。那些年，我在纽约的街头上流浪，前前后后，大约总吃了几百只牛肉饼了吧。可是我却一直不知道牛肉饼是什么味道，我失去了味觉，嚼什么东西，都如同木屑一般。有一次，我在格林威治村买了一只牛肉饼，一口下去，把舌尖咬下了一块肉来，一嘴的血，我自己也不知道，和着自己的血肉，把牛肉饼一齐吞下到肚里去。然而有一天，我突然恢复了知觉——

    “那是一个圣诞夜，纽约大街的圣诞树上都点满了红红绿绿的彩灯，到处都在唱平安夜。那晚落雷落得早，五六点钟，曼赫登巳经变白了，人们跟家人聚在屋内，开始圣诞晚餐。我也跟着一群人，在吃圣诞晚餐。我们一共有一百多个，有六七十岁全身松弛得象只空皮囊的老人，有十几岁四肢刚刚圆滑鼓胀的少年，有白人、黑人、黄人、棕色人，在那个圣诞夜里，我们从各处奔逃到二十二街躲入一幢又黑又旧的高楼里，在一间间蒸气迷漫的密室内，我们赤裸着身子，围在一块儿聚餐，大家静默而又狂热地吞噬着彼此的肉体。我离开那间三层楼象迷宫一般的土耳其蒸汽浴室，走到街上，外面已经曚曚亮了，天上的雪花给寒风刮得乱飞，到处白茫茫的一片。我坐地下铁回家，走过中央公园门口，突然间，里面树丛中闪出一团黑影来，紧紧跟在我的身后。平常夏夜里，中央公园那一带树荫下，经常人影憧憧，在那里互相追逐，就是冬天，有时候，还会剩下几个孤魂野鬼，在寒风中，徬徨徘徊，直到天明。那天，我已精疲力尽，遍身麻木，於是便加速脚步，往七十二街家里走去。走到公寓门口，后面跟着我的那个人，却追了上来，声音颤抖地叫道：‘先生，有零钱么？我饿了。’我回头看，发觉那竟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裹在一件黑呢带斗篷的大衣里，斗篷盖在眉上，遮掉他半张脸，他佝着背，一身抖瑟瑟的。我对他说，我楼上有热可可，他便跟了我上去。进到房中，他脱去大衣，里面只穿了一件暗红色破旧的套头紧身衫，露出他那瘦羸的身子来。他有一头大卷大卷乌黑的头发，蓬松松地堆在眉上，一双大得出奇的黑眼睛，深深嵌在他那张削薄青白的上，烁烁发光。他看起来约莫十六七岁，象是一个波多黎哥的孩子。我冲了一杯热可可端给他，他接过去，双手捧起杯子，也不怕热，咕嘟咕嘟一口气喝得精光，他那张冻得青白的脸上才渐渐泛出一丝血色来。他坐在我的床沿上，一双大眼睛闪烁烁地望着我，在期待着。我知道，那些孩子们要的是什么，二十块、三十块，一个礼拜的饭钱，一个礼拜的房租。我过去伸出手去剥他的衣服，我要尽快打发他走，好蒙头睡觉。当我的手指尖戳中他的胸前，他突然啊的一声惊叫了起来，我赶忙缩回手，孩子抬起了头，对我歉然地笑着，可是他的眉头却紧皱着，一双大眼睛好象痛得在迸跳似的。他自己缓缓地将衣衫卸下，露出了赤裸的上身来。在他那瘦骨棱棱青白青白的胸膛上，横横斜斜，赫然印着几条伤痕，条条有手指大小，青的青，红的红，交叉的地方，一块伤疤，有酒杯口大，正正压在他的心口上，伤口破了，发了炎，浮肿起来，鲜红的，在淌着黄色的浆液。孩子告诉我，前几天的一小晚上，他在公园里，撞见一个穿皮夹克骑摩托车裤带上挂满了铿铿锵锵白铜锁匙有虐待狂的家伙，将他带了回去，用一根长长的铁链子把他捆绑了起来，鞭着他象狗似在地上爬。‘绑得太紧了，磨破了——’孩子指着他胸口上那块酒杯大的伤疤说道，他嘴角上一直浮着一抹歉然的笑容，那一双深坑的大眼眼，闪烁烁的。那一刻，就在那一刻，突然间，我在他心口鲜红的伤疤上，看见了那把刀，那把正正插在阿凤胸口上的刀。阿凤倒卧在地上，一身的血，也是那样望着我，一双大眼睛痛得乱跳，可是他那抖动的嘴角上，也是那样，挂着一抹无可奈何歉然的笑容。多少年来，我完全失去了记忆，失去了知觉。可是那一刻，那一刻我好象触了高压电一般，猛地一震，心中掀起一阵剧痛，痛得我眼前一黑，直冒金星。我抓起那个孩子一双冰凉的手，握在掌中，拚命揉搓。我跪倒在他面前，把他那双又脏又湿裹满了雪泥的靴子脱掉，捧起他那双僵冻肮脏的脚，搂进怀里，将面腮抵住他的脚背，来回磨擦，一直抚弄到他那双僵冻的脚温暖了为止。那个孩子被我弄得手足无措起来，我也不顾他反对，把他抱上了床，替他脱去衣裤，去找了一瓶双氧水，用棉花蘸了，替他把他胸上的伤痕轻轻洗干净，然后将一张厚厚的毛毯盖到他身上去。我坐在他头边的地板上，守着他，直到他闭上眼晴，疲倦地睡去。我站起来走到窗边，斜对面中央公园里，树上地上都盖满了一层洁白的雪，太阳刚升起，照得一片晶亮，眩人眼目。我企立在窗前，一身的血，在翻腾，在滚烧，脸上一阵阵的热，如同针刺一般。从前的事，一幕一幕，象万花筒似的，拼凑起来。猛抬眼，我瞥见窗玻璃里，映着一具骷髅般的人影，多少年来，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了自己——

    “那个孩子，在我那里居留了三个多月。他的名字叫哥乐士，哥乐士是波多黎哥人，是从圣璜来的，他的英文破破碎碎，夹满了西班牙话。他告诉我，三年前他们全家移民到纽约，父亲不愿负担家累，弃家而走，母亲就那样疯掉了，给关进了市立神经病院。有一天，我们走过东河河边，哥乐士指给我看，对面河岸凸出一个半岛，半岛尖端，有一所红砖大楼，四周都围了很高的铁丝岗。‘我母亲就关在那里头。’哥乐士对我说道，他说他在纽约街头已经流浪了一年多了，遇见过不少奇奇怪怪的人，也染上了一身的恶疾。他的生殖器上，凸起一块块的红斑，我带他到医院去治疗，他患了二期梅毒，打了许多针。他的内衣裤总沾着点点斑斑黄浊的脓汁，晚上换下来，我便用消毒药水替他洗干净。我那铺单人床窄小，晚上我们躺在一起，我一翻身，手肘触中他胸上的创伤，总是痛得他从睡梦中叫醒，于是我便把我的床让了出来给他睡，我躺在他床下的地板上，在黑暗中，我听得到他均匀熟睡的鼻息。三个多月，我天天喂他鸡蛋牛奶，还有草莓冰淇淋——哥乐士人瘦，食量却大得出奇，每天可以吃一小桶冰淇淋哩—一他的面颊渐渐丰满起来，胸前那几道铁链子箍出来的创伤也慢慢平复了，结成一条条殷红的疤痕。有一天，哥乐士告诉我他要去探望他的母亲，可是他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然而，阿青，哥乐士失踪了，可是纽约的曼赫登那些棋盘似的街道上，还有千千万万个象哥乐士那样的孩子，日日夜夜，夜夜日日，在流浪、在窜逃，在染着病，在公园里被人分尸。那么多，那么多，走了又来，从美国各个大城小镇。有时候在中央公园的树丛里，有时候在地下车站的厕所中，有时候在四十二街的霓虹灯下，我会突然看到一双闪烁烁的大眼睛，那是阿凤的眼睛，痛得在跳跃的大眼睛。于是我便禁不住要伸出手去抚摸那个孩子的面颊，问他：‘你饿了么？’有一次半夜我带了一个十三四岁的犹太孩子回家—一他蜷卧在公园外面人行道的长靠椅上，睡着了。我把我的床让给他睡，可是天还没亮，他却爬了起来，到处翻我的东西。我没有作声，看着他把我的皮夹从裤袋里拿出来，还顺手牵走了我一副太阳眼镜。又一次，我带了一个饿得发抖的意大利孩子回去，我煮了通心粉喂他吃，吃完后，他却倏地抽出一把弹簧刀来，逼我给钱，那天正好我的现款用光了。他以为我说谎，暴怒起来，一刀戳到我胸上，戳偏了，没有中要害。我倒在地上，也没有呼救，血一直沁到我的夹克外面来。我听得到自己的血一滴一滴落到地板上，渐渐昏迷了过去。第二天，房东太太叫救护车来把我送进了医院，在里面住了一个星期，输了两千CC的血。我的肉体虽然很虚弱，可是感觉却异样地敏锐起来，敏锐得可怕，好象神经末梢全部张开了，一触便发痛。出院那天，是个星期天的下午，走出医院外面，八十二街近公园那里，靠墙坐着一个老黑人，一个满头花白的瞎子乞丐，眨着一双青光眼，在拉拉一架破烂的手风琴，冬天的夕阳把他那张皱得眉眼模糊的脸照得赤红。那个老黑人正拉奏看一首黑人民谣：GoingHome。手风琴的声音在寒冷的暮风里，颤抖抖的。我背着夕阳，踏着自己的影子，走着走着，突然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欲望：我也要回家，回到台北，回到新公园，重新回到那莲花池畔。可是我还得等两年。两年后，我父亲才过世——”

    龙子那汩汩上冒的声音，突然间好象流干了似的，嘎然中断。窗外那轮黯红的月亮，冉冉沉落到那几扇肥大的芭蕉叶来了，院子里的夏虫，一声短，一声长，仍在细颤颤地叫唤着。我的眼睛酸涩得张不开了，蒙着睡去。等到醒来，纱窗外已经透着青濛濛的曙光。我感到呼吸困难，胸上好象压着一根沉甸甸的铁柱一般，是王夔龙那只钉耙般的手臂，正正地横卧在我的心口上。

    “你喜欢什么颜色的衬衫？阿青？”王夔龙带我回来的时候，问我道。

    “蓝的，”我说。

    “明天我们到西门町替你去买一件，”他把我脱下的衬衫挂到门背上，我的衬衫右肘，破了一个大洞。

    王夔龙要求我搬到他父亲南京东路那幢古老的住宅里，跟他一块儿住。

    “再给我一个机会吧，让我照顾你。”

    他在黑暗中向我幽幽地乞求道，他说怎么我也会有那样一双眼睛，一双痛得在跳的眼睛，他头一晚在公园里便发觉了，他伸出他那只瘦棱棱的大手，在不停梳耙着我的头发。离开家三个多月，在有一顿无—顿，昼夜颠倒的流浪日子里，也曾有几次，半夜里突然惊醒，有时在候车站的下流旅馆里，有时候在万华一间又脏又热的小阁楼一铺陌生人的床上，也有一次，竟倒卧在公园里博物馆前的台阶上，醒来的那一刻，心中确实渴望着有一间能长久栖留的居所，可是有人要收容我的时候，我却又借故溜脱了。我在公国里才出道一个星期，便遇见了一个好心人，一个姓严的中年人。他在西门町银马车当经理。他介绍我到银马车去当小弟，并且收容我到他金华街的那间公寓里。他对我说，才出来还有救，陷下去就要万劫不复了。我穿上了银马车雪白洁净的制服，托着咖啡、红荼、酸梅汤、芒果冰淇淋，十小时不停脚地周旋在那些到西门町来看电影买东西的客人中间。到了第四天晚上，我在厕所里悄悄地脱下制服，换上自己的衣裳，趁人不注意，从后门溜了出去。我从中华路朝着小南门一直奔跑下去，愈跑愈快，一口气奔回到公园里，跳到莲花池畔的台阶上。

    我突然起了一个逃走的念头，逃出王夔龙父亲这幢古老的官邸外面去。前些时在新南阳看过一张美国西部片：“黑峡双枭”，是讲落为草莽出没峡谷的两兄弟—一哥哥是亨利方达演的。两人一生抢劫为恶，最后被官兵追赶，哥哥掉进了流沙里，弟弟伸手去救，一齐给拖进了泥淖中，两个人揪着扯着，慢慢沉沦下去，最后只剩了四只手，伸在流沙外，拚命地在抓。我轻轻将龙子的手臂从我胸上挪开，他那根钉耙似的手臂，压在我心口上，那样重，直住下沉，我觉得就如同黑峡谷里强盗哥哥伸出的那只急切拚命的手一般，要将我拖进流沙里去似的。我悄悄地下了床，穿上我那件破了洞的衬衫，走了出去。外面的铁闸大门上了锁，铁闸很高，门上耸着三尺长黑色的铁戟。我费了很大的劲，才翻越出去，把小腿都刺出了血。

    20

    我跟吴敏约好，我在房间里等他。我在二楼二一五，他在三楼三四四。杨教头叫我和吴敏到中山北路京华饭店去，只告诉我们旅馆房间的号码。那个人临离开房时，没有开灯，留下了房间钥匙，搁在床头五斗柜上，在黑暗中低声说道：房钱已经付过了。我没有看清他的面貌，也没有问他的姓名。他开门掩身出去时，我只觉得他的背影很高，大约有六呎。隔壁的七七餐厅是开通宵的，凌晨一点了，犹自传来隐隐约约的音乐声，我躺在床上，抽完了一支烟，吴敏才来敲门。

    我跟吴敏两人，悄悄地走下楼去，也不到拒台去还房间钥匙，趁着柜台的伙计不注意，溜出了京华饭店。一出去，我们两人不约而同地便跑起步来，往圆山那个方向跑去，跑了一段路，灯光渐疏，我们才停下来，松了一口气。路上行人已经绝迹，路的两头都是空荡荡的，我的一只手搂在吴敏的肩膀上，我们两人的脚步，同一步调，在人行道上，咄咄咄地一直响了下去。

    “小敏，你的手好了么？”我看见吴敏的左腕上的纱布绑带已经除去。

    “结疤了。”吴敏把左手却插进了裤袋里去。

    “你这个家伙，那天要不是我和小玉、老鼠及时赶到，你这条小命早送掉了！真没出息，姓张的那种人，也值得你去为他割手！难怪小玉骂你，他前天还说，要你把他的血还给他呢。”

    吴敏低下头去，一边踢着脚。

    “也不是这样说，”吴敏低声说道，“我在张先生那里住了那么久，不知不觉便把他那里当做自己的家了。那天突然间给张先生撵了出来，一时心慌，觉得走投无路，才做出那种事来。张先生那里你是知道的，干干净净，舒舒服服，怎么不教人留恋呢？”

    我记得我每次到光武新村张先生的公寓去找吴敏，他不是在擦地板，便在洗厨房，把张先生那个家，收拾得有条不紊，我还跟他开玩笑说张先生请到一位最好的小管家。

    “阿青，我记得我头一夜搬到张先生家，在他那间洗澡间里，足足磨了一个多钟头。”吴敏摇着头笑道。

    “你在洗澡间里玩那么久干什么？”

    “你不知道，张先生家那间洗澡间有多棒，全是天蓝色的磁砖砌成的，连澡缸也是蓝的——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漂亮的洗澡缸，澡缸上面还有瓦斯炉，一打开龙头，热水哗啦啦啦就出来了。我放了满满一缸热水，泡在里头，一直舍不得爬起来，泡得一身红通通——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洗了那么个舒服澡！”

    “你这副德性！把张先生的洗澡间也说成天堂了！”我忍不住好笑。

    “你哪里懂得？”吴敏叹道，“我跟你说过，我从小便跟着我爸到处流浪，我们租的房子，就从来没有一个洗澡间。夏天还可以在天井里冲凉，冬天两三个礼拜才去一次澡堂子。身上臭得自已闻见也要作呕。我又是最爱干净的人，张先生那个洗澡间，不是天堂是什么？”

    吴敏的父亲，在台北监狱，坐牢已经坐了两年多了。他在万华一带贩毒，卖白面，给抓了起来。他父来是广东梅县人，吴敏说刚到台湾时，他老爸身上还带几根金条的，可是他好赌如命，喜欢赌台湾人的四色牌，把金条输光了便干起贩毒的勾当来。头一次下牢，吴敏的母亲刚怀了他，出世几年都没有见过他老爸，他是在新竹他叔叔家长大的。他父亲出狱把他接走了，东飘西荡，混了几年，又给捉进牢去。

    “给人家扫地出门，滋味不好受哩。”吴敏幽幽地说道。

    “我知道。”我用力搂了他的肩膀一下，那天父亲将我撵出门，我身上没有带钱，在西门町逛了一个下午，平时走过老大房，起士林，玻璃窗橱里那些糕饼，从来也没有注意道，可是那天，那一叠叠一堆堆的红豆糕芝麻饼，看得人直咽口水，腹中咕噜咕噜响个不停，胃里空得直发慌。

    “我跟着我老爸流浪，两三年倒换了七八个住的地方，总是因为欠房租，让房东撵走。有一次我们住在延平北路一条巷子里，那家房东太太是个母夜叉。我们欠租，赖了两天，她豁琅琅一家伙把我们的东西统统扔到巷子里去。脸盆、漱口杯，到处滚。我老爸两副最心爱的四色牌，也撒得一地。我老爸先溜了，留下我一个人满地捡东西，邻居都在围着看。那一刻我恨不得钻到地下去！搬进张先生家后，我以为总算有了个落脚的地方，所以特别小心，半点错也不敢犯，没想到末了还是让张先生扫地出门。”吴敏又那样怨怨艾艾起来。

    我们走到圆山儿童乐园门口，停了下来，坐在门口外面的石阶上，我们都脱去了鞋子，打了赤足，并肩靠在一起。白天这一带那么热闹，儿童乐园里都是孩子们的尖笑声，此刻四周都是静悄悄的，只有吴敏那怨艾的声音，在黑暗里浮沉着。

    “那天黄昏，我提了个破箱子，从张先生家走出来，愈走愈迷糊，自己都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经过一条小河，大概是舒兰街那边吧，我把那只破箱子往河里一扔，心里想：人都不想活了，还要箱子做什么？我是不忿的，我并没有做错事，张先生也那么不留情——”

    “张先生是个‘刀疤王五’，有什么情？”

    “‘刀疤王五’？”吴敏愕然道。

    “他笑起来，嘴角上好象划过一刀似的，不象个‘刀疤王五’象什么？”

    “你真缺德，那么会损人！”吴敏有点不以为然。

    “哟，你这条小命差点送在那个姓张的手里，还那么卫护他！”

啼妃

吴敏双手抱膝，佝起身子，半晌，才缓缓说道：

    “张先生那个人，脾气是怪一些，有点忽冷忽热，捉摸不定。但是我看他也不是完全没有心肝，只是不太容易亲近。他撵我出门的头一天，对我特别好，还送了一只声宝牌的小收音机给我玩，又赞我的豆瓣鲤鱼做得够味，那晚难得他兴致那么高，跟我两人喝光了一瓶白干，对我说道：‘阿敏，你知道，你跟我算是跟得最久的了，你想你能跟我一辈子么？’我当然说能，张先生却冷笑道：‘你又来哄我了，你们这些兔崽子，全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给你们几分颜色，你们就爬到人头上来了！’张先生告诉过我，从前有个孩子跟他住，他很宠那个小家伙，谁知那个小家伙不但不领情，还倒踢一脚，把他的东西偷得精光溜走。张先生一提起就恨。我半开玩笑对张先生发誓道：‘张先生，你不信我，我就死给你看！’他叹了一口气，一脸的酒意，摸摸我的头说道：‘阿敏，你哪里懂得？四十岁的人，不能伤心，也伤不起！’阿青，你莫笑，我宁愿在张先生家天天洗厨房洗厕所，也强似现在这样东飘西荡游牧民族一般。阿青，你的家呢？你有家么？”

    “我的家在龙江街，”我说，“龙江街二十八巷。”

    “唯道你不想家么？”

    “我的家漏了，漏得好厉害。叮叮咚咚、叮叮咚咚——”我笑了起来，“前年黛西台风过境，把我们家的屋角掀走了一大块！”

    我记得第二天，台风过后，我们家里涨水，泥滚滚的雨水，冒过了床脚，总有一尺深，父亲率领着我和弟娃，我们三个人都打着赤脚，穿着短内裤，父亲手里提着一只大铅桶，我和弟娃用脸盆，父子三人，拚命舀水往屋外泼。父亲嘴里一直哼哼嘿嘿在咒骂，弟娃却咬着嘴唇偷笑，好象舀水是件乐事似的。水退后，我们那所又阴又湿的矮房子里，一股泥腥，总也除不掉。父亲后来弄来几把艾草来烧，他说可以去毒，因为弟娃皮肤敏感，中了湿气，发得一身的红疹子。

    “你家人呢，你不想念他们？”

    “我想我的弟弟。”我说。

    “他在哪里？”

    “他睡在这个下面。”我往地上指了一指。

    “哦——”吴敏转过头来，望着我，路灯下，他那清秀的脸上，满布着稚气，“他长得象你么？”

    我把他搂过来，在他面颊上亲了一下。

    “他长得倒有点象你，乖乖。”

    “莫开玩笑了。”吴敏咯咯地挣扎着笑了起来。

    我提着鞋子站立起来，吴敏也立起身，我们两人，光着脚板啪哒啪哒跑到了中山北路的路中央去，我跑在前面，吴敏跟在我身后，一条中山北路，连汽车也看不见了。

    “小敏，我们是匈奴还是鲜卑？”我一边跑着步，喘着气回头问吴敏。

    “嗯？”

    “你不是说我们是游牧民族么？”

    “是匈奴吧？”吴每笑了起来。

    “匈奴王叫什么来着？”

    “叫单于。”

    “那么我是大单于你是二单于。”

    吴敏追上来，气吁吁地问道：

    “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我们呢，阿青？我们逐什么？”

    “我们逐兔子！”我叫道。

    我们都哈哈笑了起来，我们的笑声在夜空里，在那条不设防的大马路上，滚荡下去。

    21

    回到锦州街，已经两点多，我房里的灯竟还亮着，大概小玉回来睡觉了。这两个礼拜，小玉下了班来找我补化学，但是补完后，他仍旧回去陪他的林祥，不在我那里睡觉。可是我一上到楼梯，便听到房间里有人吵架的声音，我心中暗叫不好，是老周，到底让他逮住了。老周来过几次，都让我和丽月两人敷衍过去。有一次，我告诉老周，小玉的外婆得了绞肠痧，小玉赶回杨梅去了——那是小玉教我讲的，其实他外婆家根本不认他母子。老周在我房里，站在床边，指手划脚。他那一张肿胖的面包脸，油汗淋淋，赤得象猪肝，一下巴铁青的胡须桩子，好象根根倒张了起来一般，眼睛瞪得怒圆，在冒火。身上一件孔雀蓝绸的夏威夷衫，肥厚的背峰上湿透了一大块。

啼妃

  “你说吧！”老周指着小玉喝道，他那一口上海国语，讲急了，舌头在打结，“你这几天到底在哪里卖？捞了多少啦？”

    小玉坐在床沿上，穿着老周送给他的那件猩红衬衫，胸前一排扭子都打开了，跷着腿子，打着一双赤足，嘴里歪叼着根香烟，也不答话，呼噜呼噜，猛抽了几口，吐了两上烟圈，才冷笑道：

    “你周大爷又不是我的老鸨，我在哪里卖，你管不着。捞了多少，也不必跟你算帐，难道周老板还要来抽我的头不成？”

    “不要脸的贱货！”老周狠狠地啐了一口，“你瞒得过老子了？谁不知道你泡上了一个日本华侨——”老周突然又转向我乜了一眼，“你们这起小赤佬，全是一个鼻孔出的气！我问你——”老周的手差不多戳到了小玉头上，“那个华侨佬，一夜贴你多少了？”

    “林祥么？”小玉又吸了一口烟，慢条斯理地答道，“我是不要他的钱的。”

    “你听听！”老周又转向我，这回却嘿嘿地笑了，“你看他下流到哪一迳？人家是华侨，他就颠着屁股上去，白赔了！你以为你交上个华侨就涨了身价了？一样还不是个卖货？有本事，就马上叫你那华侨佬带你回日本去，叫他拿个笼子把你养起来。”

    “林祥说，他正在替我办手续，申请入境证。等我到了东京，要不要他养，还要考虑一下哩。”

    小玉说话时，半仰着面，一脸得色。老周却一下子找不出话来了，闷吼了两声，脸上的油污鲜亮鲜亮，一条条往下流。小玉不慌不忙地把半截香烟按熄在一只破酱油碟里，却倏地立起身来，脸一沉，指着老周厉声喝道：

    “你小爷白赔谁，干你屁事？你姓周的又没有我的卖身契。谁不知道我是公园里的大卖货？还要你来替我做广告？我下流，你不下流？你不下流，你就颠起屁股上来—一”

    啪的一下，小玉脸上早着了一记响巴掌，小玉头一歪，另一边又挨了一巴掌。小玉蹦跳起来，喊道：

    “你敢打人？小爷到警察局去告你！”

    小玉一头撞到老周怀里，揪住老周的衣领便往外跑。老周抡起拳头乱揍一轮，小玉左闪右闪死也不肯放手，两人扭成了一团。我赶紧上去，将小玉扯开。老周喘了半天，嗓子都发抖了，说道：

    “我买给你那么些东西——”

    小玉一纵身钻到床底，哗啦啦拖出一只破皮箱来，掀开盖子便豁琅一倒，把里面的来西都倒到地板上，乱抓乱掏，抓起了三条西装裤，六件各色衬衫，裹成一团往老周怀里一，手上那只精工表也褪了下来，搓给了老周。老周捧着一堆花花绿绿的衣裤，气咻咻正要往门外走上，小玉赶上去，连揪带扯，把身上那件猩红衬衫也脱了下来，扔到老周肩上，喊道：

    “拿去！”

    老周刚离开，丽月却香喷喷地闯了进来，她穿了一袭镂空的黑纱裙，透着一身的肉色。

    “这是怎么说？警察来抄过家了么？”丽月用高跟鞋踢了一下撒得一地的衣服。小玉立在乱物堆中，赤着上身，一头一脸的汗水。

    “老周刚来过。”我朝丽月使了一下眼色。

    “哦，”丽月笑道，“胖阿公呷醋了！咦——”

    丽月凑近小玉，扳起他的下巴颏，小玉腮上—边五道赤红的指印。小玉赶忙推开丽月的手，垂下头去。

    “挨揍啦，”丽月摇头叹道，“这就是乱拜干爹的下场！到阿姐那边去吧，小玻璃。阿巴桑熬了桂花酸梅汤，去喝一碗，解解热毒。”

    “阿姐这么晚才回来，生意忙啊！”我笑道。

    “好说，差点命都没有了！”丽月把胸口的扣子松开，露出胸脯来，用手扇了两下，“今晚吧里来了个大黑人，总有六呎五，起码一吨重，活象架坦克车！他一直缠住你阿姐，还要找你阿姐出去开心呢。我哄他上厕所，便从后门溜走了。”

    22

    “阿青。”

    “嗯——”我刚矇着，小玉又把我推醒了。

    “我睡不着。”小玉一个人躺在黑暗里抽烟。

    “睡不着你就去宝斗里去卖！”我翻过身去没好气地应道。

    “阿青，林祥已经走了。”

    我的瞌睡已经让小玉吵醒了大半，他把烟递给我，我吸了一口。

    “几时走的？”

    “今天早上。前天东京总公司打电话来催，那边业务忙，他们老板又病倒了，马上要他回去。”

    “那还不好，你的华侨干爹可以接你去东京了。”

    小玉转过身来，一只手撑着头。

    “昨天晚上，我跟林祥谈到半夜。林祥真周到，什么都替我安排好了。他在我们公司里另外给我安插了一个位置，做潘经理的助手，一个月五千块，比现在要多一倍。”

    “嚄，这下你可抖了，玉仔。”＿

    “他说他回去后，仍旧会按月寄钱来，供我去读夜校，他要我好好去考试。”

    “那么我先来考你一下，硫酸的分子式是什么？”

    “H2S04。”

    “要得嘛，小子，开窍了。”

    “其实我认真起来，也能读书的。可是——我不要去考开南了。”

    “什么？”我叫了起来，“你拿你哥哥开玩笑！大热天，替你补习。”

    “成城我也不要去做了。潘经理你看见了？凶神恶煞，我还去受他那副老虎狗的脸嘴呢？五千块，哪里捞不到？裤带松一松，只怕还不只那一点。”

    “臭美！”我笑道，“你值那么多？”

    “我去上班，念书，全是讨林祥的欢心呀，他走了，还有什么心思？昨晚他跟我讲得很坦白，他说以后有机会，他会回来看我，东京，他是不能带我去的——”

啼妃

小玉猛吸了一口烟，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他那位满洲太太倒没有关系，只会念佛，不管事的。就是他那个儿子太厉害。他儿子知道他的事，有一次，在新宿一家酒吧门口，他儿子撞见他带着一个孩子出来，回家后闹得天翻地覆，弄得他简直无法做人。他儿子便乘机要挟，家里的事，他儿子倒做了一半主。把我带到东京，他儿子发觉了，更不得了。”

    “你的樱花梦又碎了，玉仔。”我说道。

    “我倒一点也没有怨林祥呢。人家对我真心，才肯对我讲真话。临走时，他也很舍不得，身上的几千块台币都掏了出来给我，他常用的一支派克六一也留下给我做纪念了。阿青，我和林祥在一起没有多少日子，可是每一天我都是快乐的，从来我也没给人家那样爱惜过——”

    小玉把烟按熄在床头的酱油碟里，躺了下去，双手枕在头底，沉默了半晌，突然问我道：

    “‘好色一代男’你看过么，阿青？”

    “没有，我很少看日本片。”

    “池部良在里头真帅！他穿了雪白的一身和服，站在一棵樱花下面，——我到东京去，就想穿得那样一身雪白，在栅花树下照张相。”

    “你穿起和服来，我看倒真象浅丘琉璃子！”

    “你知道，阿青。‘好色一代男’是我阿母带我去看的，她自己看过五六遍。她说，我那个卖资生堂化妆品的阿爸，穿起和服来，象足了电影里的池部良。”

    “小玉，我看你想去日本想疯了！”

    “你知道什么？你们有老爸的人懂个屁！我这一生，要是找不到我那个死鬼阿爸，我死也不肯闭目的！”

    “好吧，就算你到日本去，找到你老爸了，他不认你，你怎么办？”我看见小玉那般认真，便存心逗他道。

    “我也不一定要他认的！”小玉冷笑道，“我那么不要脸？自己老爸不认，还要死赖不成？我是要知道确实有这么一个人就行了，就算他长得不象池部良也不要紧，我要看看那个马鹿野郎，是个牛头马面，还是个七爷八爷！”

    “要是你爸爸已经死了呢，小玉，那么你的心血不是白费了？”我再激他一下。

    “他死了么？他的骨头总还在吧！”小玉的声音有点忿忿然起来，“我去把他的骨头拣回来，运到我们杨梅乡下去，好好地造一个墓，供起来，竖一块大理石的墓碑，刻几个大大的金字：显考林正雄之墓。以后清明，我便可以真的替他去扫墓了——”

    “玉仔，我看你游水游到日本去算了。”

    “游得过去我一定游，”小玉叹了一口气说：“阿青，有一天，我要是真能离开这个地方到东京去，我就改名换姓，从头来起。好兄弟，我十四岁便在公园里出道，前后也快四年了。你以为那个地方那么好混么？你看看赵无常，还不到三十哩，好象哪个坟里爬出来似的。我听说，有人给他五十块，他就跟了去了。我看见他那个鸦片鬼的模样，心里就发寒。你说老古董，也不好伺候呢！我跟老周也有一年多了。今晚他那些话，很好听么？就算我不好，在外面野，他来找我，讲几句好话，我也会跟他回去了的，到底他对我还不算坏哪！你听见了？他骂小爷是卖货哩！笑话，他又不是百万富翁，那两个臭钱，就想买小爷了？”

啼妃

小玉猛捶了床一下，却又落寞地叹道：

    “不是自己的亲骨肉，到底是差些的。连林祥那样体贴的人，还不能自己做主呢！”

    “算了，玉仔，”我拍了一拍小玉的肩膀安慰他道，“反正你是个考古专家，不怕找不到真古董。”

    “也难呀，”小玉笑叹道，“看走眼也是常有的。”

    “睡觉吧，玉仔，天都快亮了。”我转过身去。

    “阿青，”小玉突然好象记起了什么似的，一骨碌翻身起来，推我道，“你喜不喜欢吃猪耳朵？”

    “猪耳朵？”我笑了起来，“我喜饮吃卤的。”

    “明天我带你去吃卤猪耳朵。我阿母今天下午托人带信给丽月姐，要我明天回三重去吃中元拜拜。她那个山东佬到高雄送货去了。”

    “万岁！”我叫道，“好久没吃拜拜了。明天我要狠狠灌他几盅老酒。”

    “这次小爷回去，吃他娘一对大猪耳！”

啼妃

23

    我们睡到第二天中午，两人睡得一身汗，爬起来，冲了个冷水澡，都换上了干净衣服，才出去。小玉先到西门町今日百货公司去买了一大堆资生堂化妆品带给他母亲。他说他母亲虽然上了些年纪，可是仍旧喜次擦脂抹粉，所以他每次回去，总带些给她，他把那些化妆品用一张印了青松白鹤的花布包袱包了起来，那张包袱就是他跑出来，他母亲替他包衣服用的，他一直留着。小玉母亲住在三重镇天台戏院后面一条摆满了摊子、人挤人的小巷里。我们到了小玉母亲家的大门口，小玉却不敢进去，带了我悄悄地绕到后门厨房，探头探脑张望了半天，回头向我咋了一下舌头说道：

    “那个山东佬果然走了，他跟我阿母说：‘俺抓住那个小兔崽子，劈开他的狗脑袋！’”

    小玉清了一清喉咙，才高声叫道：

    “阿母，玉仔回来了。”

    小玉母亲从后门跑了出来，她看见小玉，先满头满脸摸了一阵，又扎实地捏了一下小玉膀子，说道：

    “怎么又瘦了？天天吃些什么？丽月那个婊子刻薄你么？一定天天在外面野，没好好吃，对么？”她又打量了小玉一下，说：“头发倒剪短了。”

    小玉母亲大概四十七八了，可是却打扮得非常浓艳，脸上着实糊了一层厚厚的脂粉，眉毛剃掉了，两道假眉却画得飞扬跋扈，嘴上的唇膏涂得鲜亮。她身上穿了一件菜青色飞满了紫蝴蝶的绸子连衣裙，一身箍得丰丰满满，前面露出一大片白白的胸脯来。从前小玉母亲大概是个很有风情的红酒女，她那双泡泡眼，虽然拖了两抹鱼尾纹，可是一笑，却仍旧眯眯地泛满了桃花。小玉那双眼睛，就是从他母亲那里借来的。

    “阿母，我带阿青来吃拜拜。”小玉牵了我过去见他的母亲。

    “好极了，”小玉母亲一把搂住小玉的膀子，往里面走去，一面对我笑道，“我们隔壁老邻居火旺伯家里宰了一头两百多斤的大猪公，今晚我们都过去。”

    “阿母，你擦的是什么香水？难闻死了。”小玉凑到他母亲脖子上，尖起鼻子闻了一下。他母亲一巴掌打到他屁股上，笑骂道：

    “阿母擦什么香水，干你屁事？”

    进到里面厅堂，小玉笑吟吟地把手上那个包袱解开，在桌子上抖出了几瓶化妆品来：一瓶香水，一瓶雪花膏，一管口红，一支描眉毛的画笔。

    “这是‘夜合香’，有薄荷香的，夏天擦最好，你闻闻。”小玉打开那瓶玉绿色玻璃瓶的香水，擎到他母亲鼻子下面。

    “也不怎么样，”小玉母亲撇了撇嘴笑道，却迳自打开那罐雪花膏闻了一下，“倒是这瓶雪花膏还不错，我那瓶擦完了，正要去买。”

    小玉将香水倒了几滴在手掌上，用手指蘸了，在他母亲耳根下点了两下，其余的又抹到她头发上去。

    “这点象足了你那个死鬼老爸！”小玉母亲瞅着他点头叹道，“你老爸从前就爱搞这些胭脂水粉，他走了，除了你这个祸根子什么也没留下来，资生堂的粉底倒丢下二三十盒。我用不了都拿去送人去了。阿青，”小玉母亲摩挲着小玉的腮转向我笑道：“我偏偏生错了，把他生成了个查埔郎，从前我的眉毛都是玉仔替我画的，我老说：‘玉仔是个查某就好了！也免得淘气，到处闯祸—一’”

    “阿青，你不知道，”小玉笑嘻嘻抢着说道，“阿母怀着我的时候，跑去庙里拜妈祖，她向妈祖求道：‘妈祖呵，让我生个查某吧。’哪晓得那天妈祖她老人家偏偏伤风，耳朵不灵，把‘查某’听成‘查埔’了，便给了我阿母一个男胎——”

    “死囝仔，死囝仔呵——”小王母亲笑得全身乱颤，轻轻批了小玉面颊一下，一面用手绢擦着眼睛跑了进去，不一会儿，端出了一大盆西瓜来，放在那张油腻得发黑的饭桌上，她递给我和小玉一人一大片鲜红的西瓜，我们都渴了，唏哩哗啦地啃了起来。小玉母亲挨在小玉身边坐了下来，手上擎着一柄大蒲扇，一面替小玉打扇。小玉母亲这间厅堂，阴暗狭窄，连窗户也没有一个，案上又点着两根蜡烛，一大柱香，在供着保生大帝，空气很燠热，我和小玉两人额上的汗水，不停地流泻。

    “丽月那个婊子怎么啦？天天还跟那些美国郎混么？”小玉母亲问道。

    “丽月姐的生意愈来愈旺啦，纽约吧里她最红。有时候郎客多了，她忙都忙不过来。常常叫腰痛，要我替她按摩。”小玉咯咯笑道。

    “呸，”小玉母亲啐了一口，“那个贱东西！前几年她跑来看我，哭哭啼啼，说是她那个美国大兵丢下她溜了。那时候我替她拉线。喏，玉仔，就是火旺伯那个大仔春发呀，丽月那个婊子，还嫌人家长得丑，斗鸡眼，碎麻子。人家阿发哥的皮鞋生意现在做大啦！火旺伯一家人都发财了。丽月不听我的话，叫她打掉那个小杂种她不肯，现在拖着个不黄不白的东西，累死她一辈子！”

    “阿母，你那时为什么没有把我打掉，生下我这个小杂种，累死你一辈子，也害我活受罪。”小玉抬头笑问他母亲，他鼻尖上沾了两滴红红的西瓜水。

    小玉母亲一把大蒲扇啪哒啪哒拍了几下，莫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

    “还不是你那个死鬼老爸林正雄‘那卡几麻’，那个野郎，我上死了他的当！他说他回日本一个月就要接我去呢——你看，你现在都这么大了。”

    “阿母，“小玉突然歪着头叫他母亲道，“我差一点找到林正雄——你那个‘那卡几麻’了！”

    “什么？”小玉母亲惊叫道。

    “我说差一点，”小玉拍了拍他母亲的肩膀，“这个人也姓林，叫林茂雄，差了一个字！那晚他告诉我他的名字，我的心都差点跳了出来。我问他有日本姓没有，是不是姓中岛？他说没有。阿母，你说可惜不可惜？”

    “这是个什么人？”

    “他也是个日本华侨，从东京来的，到台湾来开药厂。”

    “哦，”小玉母亲摇头叹道，“你又去乱拜华侨干爹了。”

    “这个林茂雄不一洋，他对我很好呢。他在台北办事处给了我一个位置，晚上还要供我去读书。”

    “真的么？”小玉母亲诧异道，“这下该你交运了。玉仔，不是阿母讲你，你在台北混来混去，哪里混得出个名堂来？现在碰到这样好心人，就该好好跟着人家，学点东长西短，日后也不至于饿饭哪！”

    “可是人家已经回东京去了，”小玉耸了一耸肩，“去了也不知几时再来。”

    “嗳——”小玉母亲有点失望起来，叹了一口气。

    “阿母，”小玉凑近他母亲，仰起脸问道，“你老实告诉我。”

    “告诉你什么？”

    “你一共到底跟几个姓林的男人睡过觉？”

    “夭寿！”小玉母亲一巴掌打到小玉脑袋瓜上，笑骂道，“这种话也对你阿母说得的么？还当着外人呢，也不怕雷公劈？”

啼妃

“阿青，”小玉指着他母亲笑道，“阿母从前在东云阁红得发紫，好多男人追她，比丽月姐还要红。”

    “丽月是什么东西？拿她来跟你阿母比，也不怕糟踏了你阿母的名声？”小玉母亲撇着嘴，满脸不屑，“从前我在东云阁当番，随随便便的客人，我正眼都不瞧一下呢！哪里象丽月那种贱料子？黑的白的都拉上床去。”

    “可是你告诉过我，那时追你的人，姓林的就有三四个呢！”

    “咳。”小玉母亲暖味地叹了一声。

    “阿母，你到底跟几个姓林的男人睡过觉嘛？”

    “死囝仔，”小玉母亲沉下脸来说道，“你阿母跟几个姓林的男人睡过觉，关你什么事？”

    “你跟那么多个姓林的男人睡过觉，你怎么知道资生堂那个林正雄一定是我父亲呢？”

    “傻仔，”小玉母亲摸了一模小玉的头，瞅着他，半晌才幽幽地说道，“你阿母不知道，还有谁知道？”

    “阿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