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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独生子,从懂事时起,书就是我的兄弟姐妹。
小时候,我家有好多小人书。柜子里、抽屉里、盒子里、被窝里,都有。大多数的小人书,封皮上都盖着红戳儿,是我妈从小学校的图书馆借的。遇上我喜欢的小人书,《地道战》、《战地红缨》啥的,借着借着就归我了。
那时候,离家三里地,有个文化活动站,晚上看黑白电视,白天看小人书。活动站里面是一条一条的长木头凳子,可以并排坐十几个小孩,花一分钱可以看一本小人书。文化站的旁边,有家不大的书店,逢年过节还卖年画。书店门脸儿的柜台上,摆着最新的小人书,我踮着脚尖儿,买过一套四本的《山乡巨变》,贺友直画的,里面的线条干净、清新,一如我的童年。
我上小学四年级,开始看字书了,也就是长篇小说。我看的第一本是《巍巍的青峦山》,第二本是《铁道游击队》,都是抗日题材的,就像若干年后看电视连续剧一样过瘾。经常会遇到不认识的字,可由于不认识的字总被认识的字包围着,势单力薄,所以也常常被我看出个大概意思来。
上小学时,印象最深的是在邻居家里看到了一本《十万个为什么》,里面配着插图。记得有一个问题是:军队过桥为什么不能齐步走?还画着士兵们纷纷从垮塌的桥上坠落的情形。这个为什么,讲的是“共振”的物理知识,跟后来的豆腐渣工程无关。抚摸着这本好玩儿的书,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动了盗窃的念头。
初中、高中时,好像很少看闲书了。我经常去小白楼附近的新华书店买教学参考书。那种书老师手里才有,学生手里没有,所以我买到手后觉得很有犯罪感,不敢拿到学校去,只是偷偷地在家里看,仿佛比别的同学占了天大的便宜似的。
上大学后,我突然不爱看书了,爱听齐秦的歌,还学习弹吉他,曾为了一首香港歌曲《明天会更好》的歌词,损毁了学校图书馆的一本杂志,因为歌词里配着吉他和弦。
我不爱去图书馆,对看名著的同学不以为然,宿舍里的丰旭同学在看《约翰·克里斯朵夫》,我随便翻了两页说:“没劲。”学校图书馆的借阅证,我没用过几次,以至于大学毕业后,我还以为钱钟书的《围城》是描写不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的呢。
再一次喜欢看书,始于王朔热。我买了厚厚的一套,四大本。坐着看,躺着看,趴着看,歪着身子看,睡觉看,吃饭看,上厕所时看,特别是那篇《玩的就是心跳》,看得我晕晕乎乎的,可能是用脑过度了。
王朔之后,读了贾平凹和刘震云。基本上他们出一本新书,我就要买一本。贾平凹的散文更好看一些,看他的小说却不太容易进入剧情;相比较,刘震云的小说更贴近现实,还加进了许多冷幽默,既有深度,也让人看着不怎么累得慌。
这期间,我迷上了老舍。老舍幽默,热情,爱生活的一个人,越看越跟我投脾气。我买了许多版本的老舍的散文集、短篇小说集、书信集、演讲集等。可是,对于金庸的武侠书,我却始终想看而看不进去,可能是我俩没啥缘分吧。
还有四大名著,我曾对曹雪芹、吴承恩、罗贯中、施耐庵发誓,我说你们别着急啊,我一定会从头到尾看完的,可是,总是红楼做了一半的梦,西游降了一半的妖,三国打了一半的仗,水浒造了一半的反,我就不再操心了。
有一段时间,我迷上了福尔摩斯探案集,可能是想逃避现实吧;有一段时间,我迷上朱德庸的漫画集,可能是太想放松了吧;有一段时间,我迷上了二次大战的书,可能是唯恐天下不乱吧;有一段时间,我迷上了外国人写的各种名人传记,毛泽东、蒋介石、丘吉尔、希特勒……我想,我可能是做凡人有点做得不耐烦了吧。
家门口有个旧书屋,我每星期总要逛上一两趟。看见想买的书就买,买回家可不一定看,仿佛把书买回家就已经完成了任务似的。逛旧书摊,也是一种瘾,欲罢不能。
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也附庸风雅地买了几本正版书,《丰乳肥臀》《檀香刑》等,可是,看了好长时间也没看完。倒是麦家的《风声》《解密》让我推崇备至。
曾经,我睡觉前必须看书,越看越精神;现在,一看书我就有点犯困。大概,书也会嘲笑我不再年轻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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