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月朦胧~ 于 2014-12-12 20:54 编辑
郑晓龙执导的电视剧《红高粱》热播以来,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它没有尊重莫言的原著,说它缺少了原著中的狂野与神秘、缺少了苍茫与雄浑,说它掺杂了太多的当代魔幻手法,说它人物塑造得没有了原著中女人的丰腴和男人的剽悍,说它剧中的人物太滥、太阴……但我觉得,不拿莫言的原著和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做参照,这部电视剧应该算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好作品之一。
一、从创作形式来讲,它有许多的成功之处
1、人物形象塑造个性鲜明
剧中人物众多,有民、有官、有匪、有军,社会各阶层均有代表且各具特色。剧中的主人公九儿虽然出身卑微贫寒,但她机灵聪慧、勇敢泼辣、倔强大义,其性格具有多面性,让观众既惊叹又喜爱。这些特点在她处理与县长、与土匪、与自己男人余占鳌、与旧情人张俊杰、与新情敌恋儿、与俩叔公、与大伯嫂、与日本人的关系中被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剧中男一号、土匪头子余占鳌的形象,也同样具有复杂性并深得观众的认可:很野蛮,但有原始的正义感,敢于担当,胆量和气魄过人,有情有义又有孩子气,毅然抗战、气壮山河;张俊杰,书生气十足:正直、执着、有骨气、爱憎分明,具有进步意识,能接受革命思想;县长朱豪三,集军阀与官僚气于一身,豪爽仗义、刚愎自用,但在民众和民族利益问题上,绝不含糊,能舍小家保大家、保国家,高密保卫战打响后,他视死如归、身先士卒,他之前所有的错误、毛病都因此而获得了剧中人物和广大观众的原谅……本剧选用实力派演员担任主演,所以人物的表现力很强,表演十分自然细腻,人物的举手投足、一笑一颦,都使得故事好像就发生在演员自己的生活中,没有一点的做作与雕琢的痕迹。人物形象丰满多姿、行为松弛有度,观众的情绪被他们不知不觉地带到了戏中,随着剧中人物或喜或悲,可以说,整部剧的人物塑造完全符合他们各自的身份和心理特征。
2、戏剧冲突的设计以及人物着装、道具使用,基本上还原了中国当时社会的历史状态,实现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统一
当时的中国农村,贫穷、落后、封闭,正处于半封建和被帝国主义侵略下的民不聊生的阶段,军阀混战、官绅霸道、匪盗横行,各种矛盾此起彼伏,社会秩序看似平静或相对稳定,但都具有一触即发的危机:贫雇农与地主或店铺老板之间有矛盾,如余占鳌及其苦难兄弟受尽剥削,想出去单干又惨遭原老板的暗算导致自己没经营几天的轿铺破产关张;家资殷盛的家族,其家庭成员又虚伪狡诈、心怀鬼胎:如九儿的两个叔公总惦记霸占九儿家的资产……官府与百姓之间的矛盾更是突出,官逼民反,很多百姓落草为寇干起杀人越货的勾当,如县长朱豪三因为制造冤案使余占鳌这个本分的人不得不占山为王;中国的积贫积弱和政治的腐败,又使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令中华大地生灵涂炭、百姓遭殃,如剧中的两个团的中央军撤离高密县、山东省主席韩复渠率本部军队弃山东逃往他出使山东百姓被蹂躏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这些都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
剧中人物的穿着十分讲究,尤其是众多人物所穿的肥裆裤,让观众“回”到那个年代“直视了”那个地区当时的风土人情,整部剧没有因为服装、道具而出现其它电视剧中常有的那种低级的“穿帮”错误。
3、情节紧凑、虚构合理、故事性强
该剧中各种矛盾的产生与化解以及各个人物形象的各种生活表现、应激反应都十分自然,没有唐突,符合人物的正常心理走向和社会历史走向,没有拖泥带水的冗长之嫌而且处处扣人心弦。
4、剧情结构完整,前后呼应
“九儿”的大胆敢爱、对自身的解放、缔造生命的瞬间,都发生在高粱地,并由此处将剧情首次推向了高潮;而一个美丽鲜活的生命也是在高粱地荡气回肠、可歌可泣地结束——与侵略者同归于尽。宏观地讲,故事起源于高粱地又终结于高粱地,这高粱见证了剧中两个主人公的邂逅与“野合”,也见证了主人公抗击侵略者的英勇与壮美,“红高粱”是剧情的一条明线,它贯穿了故事的发生、发展、高潮和结局。
5、故事的结局与临近剧终时使用的片尾曲,能够紧紧抓住观众的心
剧终的情节是:“九儿”安顿好儿子“豆官”并与儿子依依不舍地告别后,果断地起身走上高粱地的深处,她边一根一根地推开高粱秆,边唱起凄美的《九儿我送你去远方》,她先是含泪,后是含笑,走得那么坚定、那么义无反顾、那么地令人揪心,她怀着对这片土地和亲人的留恋,怀着对敌人的满腔仇恨,毅然把敌人引向了她的这个方向,当她看到敌人跟她到了酒棚,她微笑了,这是胜利者的微笑、是藐视敌人的微笑、是一个巾帼英雄无悔的微笑,然而她的笑,却让观众的心在哭、让观众的眼里流着泪,这么一个大义、美丽、可爱的女人,为了保护抗日的亲人们,为了消灭罪恶的侵略者,果断地点燃了烈酒,她用她的“十八里红”葬送了侵略者,也使自己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当“九儿”起身推开高粱的情景出现和那首《九儿我送你去远方》响起的时候,观众面部发麻、头皮发乍、浑身发冷、鼻腔酸涩,因为观众猜到了故事的悲壮结局,并且如洪水溃堤般生出对日本侵略者的憎恨:是它们制造了中国社会的人间悲剧,是它们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给我们看”,是它们让我们的人民家毁人亡,是它们让我们失去千千万万个同胞、是它们让观众“失去了”精灵可爱的“九儿”。
片尾的曲子《九儿我送你去远方》不仅感人,还深含寓意:即“九儿”铁了心要把侵略者送回“老家”、送它们去让它们永远都回不来的“地狱”。可以说,这音乐的运用,既能渲染悲壮的气氛,又能起到烘托主题和升华主题的作用。
二、从本剧的主题来看,它能正确引领观众的爱国情感且具较强的震撼力
通观全剧不难发现,电视剧的编创者把本剧的主题基本定格在了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上,即:全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宣扬爱国的情怀,这是这部电视剧令人叫好的重要基础。
有人说,这部剧所表现的主题与原著大相径庭,但我认为这恰恰是它有别于原著的所在。虽然它比原著多出许多人物,在主人公的性格上也明显地突出了美与丑的两面性,但多出的这些内容却不让观众感觉多余和累赘。对它们的编排,不仅是艺术家想用来增加故事情节,更是想用它引出众多的矛盾并利用众多的人物和人物性格的多样性推动各方面矛盾的升级,而所有的矛盾又都是围绕电视剧的主题来展开的,都是在为突出“爱国”做铺垫,因为矛盾的参与方越多、斗争得越激烈焦灼,就越显得后来的中国人矛盾各方能够摒弃前嫌、同仇敌忾的难能可贵,而这一爱国情感正是那时、现在、将来我们都需要加以颂扬和加以巩固的。剧中,土匪曾杀害过县长朱豪三的女儿,朱豪三也曾使诡计诱捕过真假土匪一百余人且使他们丧命,他还多次围剿余占鳌等人;余占鳌对张俊杰来讲,有夺爱之恨;大伯嫂庄淑贤为独占单家大院曾谋害过九儿,九儿以牙还牙地收买钱玉郎使庄淑贤身败名裂;两位叔公总想赶走人单势孤的九儿与庄淑贤妯娌二人……但日本侵略者的到来,让这些相互间有着深仇大恨的矛盾各方握手言和、一致对外:朱豪三忍辱亲自给被他手下抢粮的士兵误杀的余占鳌的“娘”吊孝赔罪;余占鳌归降了朱豪三成为高密县抗日的骨干力量;张俊杰与余占鳌成了生死与共、亲密无间的兄弟和战友;九儿感化了二位叔公使他们不再与她为敌;九儿与庄淑贤也在原来和解的基础上更加地相互照应、亲如姐妹…… 总之,电视剧《红高粱》是想告诉观众:无论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之间有着怎样不易调和的矛盾,归根结底都属于中国人民的内部矛盾,这些矛盾,在侵略者对我领土占领、对我资源掠夺、对我同胞杀戮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都是可以化解的。剧中的土匪戏份占很大比例,并着重表现了余占鳌领导的这股土匪与他股土匪的不同之处:不烧杀淫掠并始终保持着强烈的、朴素的正义感,最终还被改造成了高密的抗日武装,这说明,编者意欲告诉观众:被官逼而反、原本善良的人,经过良知和大义的召唤,仍会回归到人民中来;编者意欲告诉观众:一个有责任感的社会领导者,在国家用人之际,一定要用胸怀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让他们同社会主流的、正义的群体一道为社会出力、为民族出力,这些争取过来的具有爱国情感的力量绝对可以为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这些剧中虚构的情节,可以在史实中找到现实的例证;编者还想通过剧中那些对国事不关心、对政治不觉悟、对侵略者不抵抗之人如自私自利偏安一隅的土匪“花脖子”、暗中与日寇来往交易的成军师、卖国求荣不知羞耻的汉奸钱玉郎、明哲保身为日本人做事的众乡绅、一心想让日本人放过余占鳌的愚蠢女人恋儿等等的结局告诉观众:到任何时候,都不要对侵略者心存幻想,侵略者永远都不会对被侵略国家的人民讲信用、讲仁慈,它们只有兽性、只有阴谋、只有凶残;凡是出卖国家、出卖同胞的人也是没有好下场的,他们活着,遭人唾弃,他们的死,更是轻于鸿毛、被人称“该”,他们生与死都是遗臭万年!这些主题的彰显,应该是编者有意向观众渗透“铁肩担道义”、渗透民族魂魄和爱国精神所用的含蓄手法。
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一个艺术作品都会给人留下这样那样的印象,都会有人赞赏它或否定它,这不足为奇。小说《红高粱》创作的时空背景就好比是一块土地,《红高粱》这部小说就是这块土地里长出的带有泥土味道的生地瓜;张艺谋拍的电影《红高粱》就是把这刚从地里起出的地瓜涮巴涮巴之后烀熟了;而郑晓龙拍的电视剧《红高粱》就相当于把这地瓜去了皮儿、切了块、过了油做成了拔丝地瓜。这地瓜,无论烀熟吃还是拔丝吃,都不可能让所有人都爱吃,因为这地瓜食材本身,也不见得是所有人都喜欢。
2014 - 1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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