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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己臭烘烘的鼻孔闻气味儿，并因为牢牢地掌握着“话语权”，可以公然地定义判断这个世界的是非曲直之乎者也。这种事情本来匪夷所思，可更匪夷所思的是，在当今社会，却在我们身边司空见惯地发生着，让我们先是愕然、痛心疾首，继而麻木不仁见怪不怪。
或者只是换了个说法，和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看天下万象的家伙倒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呢，鼻孔臭是先天带来的臭底子，而有色眼镜呢，是后天形成的产物。要论二者的危害性嘛，先天不足较之后天，尤甚！
草根作家梁晓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中篇小说《溃疡》。其中深刻地论及官员腐败，论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裙带关系。他发人深省地以其自身患有的“胃溃疡”病做了个经典的比喻。如是说：我的胃口又在隐隐作痛。我去过医院，医生说，如果想根治，就要割除三分之二个胃，我想了想，舍不得；而不根治呢？这个巨大的病灶，随时都可能发生其它病变，要了我的命。何去何从，这可真的让人为难啊！
上世纪八十年代。距今，已近三十年了，胃，还是这个一直都没有得到根治的胃。那么现在怎么样了呢？还有根治的机会吗？如果现在根治，需要切除多少？老牛才疏学浅，不敢妄下结论。
况且，也许他梁晓声还赶上了好时候了呢！常听有人抱怨，说什么这个年代为什么不产生鲁迅了，大声疾呼鲁迅再世。可是，土壤变质了啊，于是桔变成了枳。如今这个年代，谁要是还有胆子想做鲁迅，不但甭想以一枝秃笔让别人遗臭万年，一个不小心，自己就会落个遗臭万年的下场。因为，你不但没资格不能去影射触犯那些“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大吏，连一个当初鲁迅根本不会搁在眼里的小小的“江州”府衙的总班头，都可以放言威胁你：“敢让老子不爽，老子就‘双起’你。”更有甚者，可以将事情一路演变为让你变作“看客”他们“主刀”的“案子”，于是很有可能让你进入绝境，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
有人说，民主都是血拼出来的，是付出了血的代价之后的民主。民主是个好东西，起码在所谓的“民主国家”，以人为本已成金科玉律，占主流的说法总是说要的是更加全面的舆论监督，而不像有着官本位优良传统的所在，不但试图使舆论成为“一部分人”的喉舌，对那些有“逾越”之患的媒体，更要举起“双起”的大刀，让他们心惊胆战、集体失语。
可是怎么办呢？我们的先人其实为了所谓的“民主”，抛头颅洒热血，已经做出了太多的牺牲了，然而却依然如此“西桔东枳”。掌握着“双起”之能的人物，不但能代表了我们的“最根本利益”，甚至时时以其臭烘烘的鼻孔为凭，硬说我们口臭！
变生肘腋之余，国际上也不太平。小兄弟朝鲜动作不断，先是炸沉了韩国的“天安舰”。面对着跟着的铺天盖地的指责，却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地不予承认。这倒罢了，因为朝鲜一直如此，即使偷东西被人捉住了手脖子，仍能够保持面无愧色死硬到底的本性。1987年，其实行国家恐怖主义，派特工在伊拉克搭上大韩航空飞往汉城（今首尔）的班机，在机上安装定时炸弹。班机飞至缅甸上空时爆炸，令机上一百一十五人全数遇难。对无辜的平民犯下如此深重、令人类文明都难以饶恕的罪行，事后朝鲜不但不对事件负责，反而猪八戒一般，倒打一耙，说该事件是韩国人自己做的。厚颜无耻的程度，令人发指。
而朝鲜，作为咱们的“好邻居”，凭着与咱们的“鲜血凝成的友谊”，一直受到咱的“特殊优待”。这不，天安舰事件还没硝烟散尽，朝方又悍然炮击延坪岛。拿着咱的大米、石油和外汇，又这么一次次地把咱往坑里领，而咱们的外交部，就上述事件一次次发表的声明，那语焉不详、犹抱琵琶的难受样子，足足能让全世界人民笑掉大牙。
想一想简直可怕！咱的这些好朋友，从当年的阿尔巴尼亚、越南，甚至红色高棉，和一直以来的朝鲜，为什么这些国际社会公认的另类、弃儿，一概成了咱们的宠儿、座上客了呢？究竟是咱的鼻孔出了问题，还是咱们被有色眼镜了呢？
咱中国人，一直对诺贝尔奖心怀向往，急欲染指，却欲速则不达，一直未能如愿得逞。而头几年，那达赖喇嘛得的那奖，不但没让国人高兴，反而犹如伤口上撒盐，让国人有苦难言。
好在不久前，咱真正的中国人的一分子，刘某某，竟忽为诺贝尔基金会的那些人青睐，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了。老牛刚想欢欣鼓舞欢呼雀跃，官方却大肆抗议说：西方反华势力这是在借诺贝尔奖干涉中国内政！顿时把老牛吓得尿急，喝彩之声顺着抽水马桶鸟儿一样远遁去也。
所以说，在一个鼻孔极臭者占据主流的社会中，说话是要好好思量的。今天在此地说得是对的，明天，或是到了彼地，就是错的！这就叫与时俱进！而你若自以为是在“实事求是”，恰恰会惹祸上身。对此，本牛早在一篇名曰《说真话的代价》的妙文里极为详尽地列举了众多史实了。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君不见，江州那总班头，被媒体封为什么“打黑英雄”时，乐得满面红光，那时候的他，怎么不发表惊世骇俗的“双起论”呢？打黑除恶，原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本职工作，是公权、是国家机器的基本职能，何用大书特书某一个人的功绩？他要是不挂着“班头”的衔头，你让他打黑打打看！媒体如此卖命地鼓吹，实在是一种可鄙的权力献媚！才是最应该被“双起”的！
而恐怕越是自诩为“实事求是”的人，越不喜欢听真话。就好比，越是自诩为“公仆”的人，却越是贪腐不甘人后。说真话，常常会惹得听者不舒服，要是一不小心激怒了这些手握印把子掌握生杀大权的“公仆”，甚至可能招来杀身灭门之祸！钱云会走得不远，正在前头等着你。这也全不在话下。命可只有一条啊，照流氓无产者的前辈英雄韦小宝的话说：我还要好好地留着这颗脑袋哩！嘴巴要留着喝喝美酒，尽尝珍馐百味；眼睛要看美女，多多益善；耳朵要听小曲儿，最好是漂亮粉头唱的十八摸什么的。而若一旦说错了话，头被人砍将下来，可就吃什么都不香喽！
所以，老牛混过了卅载才算明白，这说真话嘛，得分场合地点，要命的关头，不说也罢。有什么呢？无非就是罢了罢了，退一步海阔天空，清风明月地做一闲人看客罢！所以，年少弱冠之时，读彭大将军在庐山那一段，直读得热血填膺，热泪盈眶。“老子就操你三天娘而已”，不由得大呼操得过瘾！为了正义，为了公理，死又何惧，死则死尔！然，现在想来，死尚且不可怕，怕的正是人心之叵测诡谲啊！让你死不足惜之余还要遗臭万年！那彭大将军身经百战，立下了赫赫战功，自也是有资格可以鼻孔臭的一分子，最终他没死在沙场之上，却因为“口臭”，死在红卫兵小将们“文攻武卫”的铁拳之下，死了，也要背着沉重如山的“反革命”的大帽子。呜呼！所以，到了而立之年，经过了，看尽了林林总总的是是非非，放下了手里的“乌托邦祭”，放下了“历史在这里沉思”，转而喜欢怀抱美人泛舟五湖，烟水里陶然忘机的范蠡公了。人生变化之急遽之诡异，老牛始料不及也！
便又想起了小时候，那时天天不绝于耳的，都是些共产主义理想云云，戴着“鲜艳”的红领巾，被人撺掇着，在红旗下不断宣誓：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要把敌人，消灭干净”。这当是每天必修之功课。仍记得，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因为第一批少先队员的名单里没有我，我竟痛苦了数月，茶饭不思，辗转而不眠。
后来，长大了一些，提共产主义的机会就少得多了，多听到的，是什么集体主义观念。再后来，上了大学，多听多说的就变成了“修身慎独”。而现在呢，全社会都在呼吁弘扬提倡一种叫做“诚信”的东西，提倡什么小儿科一样的“八荣八耻”。才发现，我们从小就受所谓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就曾在红旗下无数次地宣誓：“时刻准备着！”，却原来，连做人最起码的诚信、荣辱观都还不具备啊！又或者，是看透了识别了众多的拙劣伎俩之后的大彻大悟？人成长着，许许多多的事物都在不断地变幻着，让人得而复失，失而复得。
但，纵然勘破了世道，天性也总会在冥冥之中不时地提醒着我们：说真话，做实事！令我们在越过了沧海桑田之后，还要第二次踏入满是暗礁的河流。
好在，如今除了“打黑英雄”，已经不是产生别的英雄的年代了，大是大非早离现实生活远矣！此等年月，即使有人跳出来主动请缨，要做遇罗克做张志新也未必可得。说真话的风险和成本就降得多了。尤其是现在网络发达，在网上行走，偶尔过过说真话的瘾，只要不说吴忠的那些事儿，大概好歹可保身家性命无虞，还可以在后来人生漫长的自省中告慰自己：我，竟然还是能够说真话的啊！
当然了，网络上的真话也会因为其不得人心（受者）的缘故，听的人或反唇相讥，混淆视听，甚至破口大骂欲挥动老拳的也不乏其人。对此，老牛只好叹上一声：都是跟咱那好兄弟朝鲜学的！
至于闹到要见面会上一会，凭武力取其短长，也未必绝无仅有。而持此论者的心态嘛，老牛就不好妄断了。
对终于辩白出谁是谁非，老牛早不抱任何奢望，如同脚下的路，直也好，弯也罢，只管向前走吧。
唯有向前走。我行我素而已。
牛伯一
4月17日于大连古松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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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1 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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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2 08: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