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春水秋霜伊人 于 2025-9-16 15:05 编辑
回望旧世纪:鲁迅与钱理群的精神歧同路
——也说钱为什么成不了大师
文字/林子携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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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旧世纪,康梁章太炎是落伍了,蔡元培胡适鲁迅,当然还有李叔同,柳亚子,还有南陈北李……
——属于他们的第1个文化高峰。
再就是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三四十年代的人,能改革开放后吐出毒奶,反本清原,不忘初心,融合文明,在家国情怀的驱使下面向未来做的精神启蒙和文化创造。文学也是。
——这是第二个高峰了。
这一代人和50 60年代的人不同。我们50和60的同年人喝了毒奶都吐不出来。
钱理群不是我这样想。是他自己毒奶也吐不出来。
他再出来骂高等教育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骂谁呀?
是骂改革开放还是不改革开放?是骂人性本善还是人性不善?
钱理群是他们那一代人的糟粕。
钱的文化造诣精神追求,和鲁迅比是南辕北辙,无可恭维。
回望新中国跨世纪的中国思想光谱,似乎有钱理群,刘再复、王小波等。而鲁迅与钱理群的名字常被一起讨论。
前者是开一代风气的精神旗手,后者以“鲁迅研究”为立身之学。
看似存在学术脉络的延续,实则在精神底色与时代选择上,横亘着难以弥合的歧路。这种歧路,恰是理解二者格局分野的关键,也映照出旧世纪转型中部分学人的精神局限。
鲁迅的精神核心,是“破”与“立”的辩证统一。他以笔为刃,撕开封建礼教的虚伪面纱,痛批国民性中的麻木与愚昧,这份“破”的勇气,源于他对民族命运的深切焦虑;而他呼唤“德先生”与“赛先生”,倡导“立人”思想,试图以新文化重塑民族精神,这份“立”的清醒,又扎根于对传统的理性审视——他反对的是僵化的封建糟粕,而非对文化根脉的全盘否定,始终在批判与建设中寻找平衡。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他的思考始终与时代同频,既不沉溺于复古怀旧,也不盲目追随西化,以独立之精神为民族探寻出路,这份担当,让他成为跨越时代的精神坐标。
钱理群的学术路径,却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这种“破立平衡”的传统。他以鲁迅研究起家,却似乎只抓住了鲁迅“批判”的表皮,未能触及“建设”的内核。在旧世纪向新世纪转型的关键节点,当许多同代学人以“拨乱反正”为己任——回归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初心,重拾“德先生”与“赛先生”的理性光辉,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寻找文化出路时,钱理群的研究始终停留在对历史的单向度批判中,既未能像冯友兰那样,以哲学思辨重新诠释传统的现代价值,也未能如赵朴初那般,以文化实践搭建传统与现实的桥梁。他的讨论多聚焦于历史的伤痕与现实的缺憾,却鲜有对未来的建设性思考,仿佛批判本身就是目的,而非通向改变的手段。
这种精神歧路,直接决定了二者的格局差异。鲁迅的“批判”是为了“建设”,他的文字里藏着对民族的爱与期待,因此能穿透时代,成为照亮前路的光;钱理群的“批判”却陷入了自我循环,他的研究始终在既定框架里打转,未能为当下的文化困境提供有效解答。
钱理群不明白所谓“拨乱反正”,核心是“正”——回归理性,回归启蒙,回归文化发展的正确路径,而钱理群始终未能迈出这关键一步,他的学术始终悬浮于现实之上,既未真正扎根传统,也未真正回应时代需求。做了他自己的学术包装和茧房装潢。
林深数树说,旧世纪的学人,能否成为“大师”,关键看是否在时代转折中承担起“拨乱反正”的责任。冯友兰以《中国哲学史新编》重释传统,在理性中回归文化根本;赵朴初以宗教与文化实践,推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他们都在“正”的道路上留下了坚实足迹。而钱理群,既未能在学术上实现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也未能在思想上回应启蒙的时代需求,始终在批判的迷局中徘徊。他成不了大师,并非能力不足,而是精神格局的局限,最主要他没有胆识,甚至歧路和柳亚子是一样的——当一个学人的思考始终与“建设”脱节,与“正途”疏离,与“良知”绝缘,即便著作等身,也终究难以跨越“学者”与“大师”的鸿沟。
回望旧世纪的思想星河,鲁迅的光芒源于他在批判中坚守建设的初心,而钱理群的局限是沽之又沽之,良知没有,胆识提都不用。他在学术中会有“拨乱反正”的担当吗。这种歧路提醒我们,真正的思想者,从来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时代的建设者——唯有扎根传统、回应现实、面向未来,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真正有分量的印记,而这,正是钱理群与大师之间,最大的距离,或者说他的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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