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牛人，雄文必赏，不服不行（转）

河海森林

这是15年前彭晓光先生写的，15年来验证了彭先生的判断，太神了这位-----------------------


中美关系，为何必将“走向质变”？

我之所以判断中美关系“走向质变”，是基于： 一是，未来的10-15年，全球只有中国存在经济总规模超过美国的可能（虽然届时中国仍将是发展中国家且综合国力弱于美国）。而且，中国还是独立的政治军事大国； 二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锁定“霸权头号挑战者”是所有霸权国家的本能，美国也不例外，而且锁定的对象，几乎只能是追赶自己的中国。

这个锁定，标志着中美关系“走向质变”。这对中美两国而言，都是陌生而措手不及的。 陌生，是因为近现代史上，中国从未被英语民族霸权锁定为“头号挑战者”，即使在中美两国兵戎相见的1950年代，美国依然坚决地锁定苏联为其“头号挑战者”； 措手不及，对美国而言，是美国（在2010年的几年前）还非常自信地认为，中国经济再有潜力，总规模超过自己也是遥远的两代人以后的事（还未必超得过），同时中国在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上将很快“皈依”美国，显然，美国对未来10-15年（其时为2010年）可能发生的进程是严重缺乏心理准备的； 对中国而言，几年前中国也依然认为，未来几十年世界格局还是“一超多强”的局面，仅仅10-15年就可能在经济总规模上超过美国，自己在面临复杂的发展任务、军事硬实力准备远远不够的情况下，很快就被美国锁定为“霸权头号挑战者”，中国对此也严重缺乏心理准备。 （要知道，即使是全盛时期的苏联，经济总量也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二。

1980年，苏联经济实力达到美国的2/3以上，由于人口略多一些，人均数字为美国的60%多） 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不愿意承认中美关系走向质变，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真挚的爱国者，他们不愿意看到，近现代史上英语民族世界霸权（主动或被动）的挑战者，法、德、苏、日失败的命运降临在自己的祖国。 但是，我们必须抛弃虚幻的一厢情愿，冷静理性地面对这个多少有些残酷的国际关系现实： 美国捍卫自己绝对霸权，“决不当世界第二”的信念是极为坚定顽固的，除非中国放弃自己神圣的和平发展权利（这意味着停止或大大放慢发展速度，降低发展质量），否则，美国对中国的锁定，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被英语民族锁定为“霸权头号挑战者”，如果自己意识不到或意识模糊，那就必将对这个国家造成巨大的灾难。 中美关系走向质变，意味着美国主动挑起的中美博弈，将可能会大大升级——美国在意识形态传媒、货币金融经济及地缘政治军事领域对中国的一系列动作，包括日本、韩国及某些东南亚国家在海上的一系列动作，都需要放在这个背景下去把握和应对。 但是，中美关系的质变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认为这场质变和博弈必将导致中美全面冲突和战争的观点，是机械宿命论。

历史地看，英语民族捍卫世界霸权中针对其他世界大国的战略，总体而言是谨慎和保守的，这完全是因为迫不得已，因为任何重大的战略失误，都可能导致英语民族同被其锁定的“头号挑战者”两败俱伤，其他力量中心“渔翁得利”获得世界霸权的局面。 过高估计英语民族的力量，同过低估计一样都是危险的。 极端现实主义的美国战略大师基辛格最近（2010年）公开警告，美中两国必须防止双边关系重蹈上世纪英德关系的覆辙。 对这个警告，人们完全可以合理地询问：谁将扮演上世纪美国“渔翁得利”的角色，取代今天美国的世界霸权呢？（认为英国心甘情愿将霸权让给美国的观点，是对“霸权”概念毫无常识的天方夜谭） 按是否成功捍卫国家民族利益这个标准，俾斯麦、斯大林、毛泽东3位历史巨人是与英语民族霸权博弈的成功者；而拿破仑、威廉二世、希特勒、裕仁、戈尔巴乔夫则是失败者。

新中国之所以成为同英语民族霸权博弈迄今为止唯一没有失败的世界大国，是因为毛主席和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了革命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成功战略（抗美援朝、邀请尼克松访华），而后来的几代中国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这套成功的博弈战略，与此相反，德国、苏联后来的失败，恰恰是俾斯麦、斯大林的继任者背弃了他们的成功战略。

60年前，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们这些今天依然享受“和平红利”的一代人，有责任和义务向前辈和先烈们，致以崇高的敬礼。 我们坚信，中华民族有足够的精神、智慧和物质力量，正视走向质变的中美关系，迎接这场压力巨大、考验空前的美国挑起的中美全球博弈，并最终能够在更均衡稳定的基础上，重建对两国和世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中美关系。 02 三步曲： 英语民族与法德苏日的博弈 1. 锁定“霸权头号挑战者” 除了对拿破仑法国和二战后苏联的锁定几乎毫无悬念外，英语民族其他几次锁定都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犹豫与反复，因为错误的锁定对其霸权而言，意味着致命的危险。

一战前英国对德国的锁定：一战前，英国拥有世界霸权，但美国的经济规模已超过英国，法国、沙俄同英国在世界范围内激烈争夺殖民地，威廉二世德国在工业、海军和殖民地争夺方面也表现得咄咄逼人。 最终，英国锁定了德国，但有一个事件可以证明英国选择的犹豫反复和艰难：仅仅在一战爆发前10年，英国还支持日本打败了（10年后的一战中自己的盟友）沙俄，而德国在战争中则支持沙俄，德皇差点利用日俄战争，通过“毕由克条约”把沙俄拉进自己人的阵营。 二战前英国对德国的锁定：这次英国面临的是更为艰难的选择，美国、苏联两个“幕后”大国实力强大，英日同盟早已解体，张伯伦长期对德国绥靖完全是因为迫不得已； 在欧洲同德国迎头相撞，两败俱伤，不仅可能使苏联红军“席卷欧洲”，还可能导致自己的海外殖民地落入美、日手中，最终，英国再次锁定了德国，并在战争中赔上了自己的世界霸权。 冷战后美国对“头号挑战者”的锁定：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中国虽然是美国急于“和平演变”的头号目标，但消化拥有庞大核武库的俄罗斯，迎接日本激烈的经济竞争，阻止统一后的德国在欧洲坐大，使得美国根本无力将目标专注于中国。 布什和切尼（布什的竞选伙伴）在2000年大选中猛烈攻击克林顿给了中国太多的发展机会，但他们上台不久，就爆发了“9·11事件”，他们设想通过战争控制中东、中亚，加强同中国及其他大国的博弈筹码，但结果却是把美国引入了泥潭。

2. 组建全球包围同盟 锁定“霸权头号挑战者”后，英语民族立刻就启动组建全球包围同盟的程序，不惜出让重大利益，拉拢过去和未来（可能的）自己的主要对手，这包括联合德（普）俄组建反法同盟，联合法俄、法苏组建反德同盟，二战后联合德日组建反苏同盟等。 显然，不组建包围同盟，自己同“头号挑战者”迎头相撞，就不仅必然给其他力量中心以取代自己霸权的机会，甚至自己还有被“头号挑战者”打败的危险，多次成功组建包围同盟，证明了英语民族是国际政治舞台上高明的组织者。

3. 推动“同盟者”首先走向对抗战场 仅仅组建包围同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同盟条约可以在一夜之间作废，英语民族充分利用自己天然的地缘优势，把“隔岸观火”的特权保留在自己手中，创造各种条件（包括利用“头号挑战者”的错误），首先把自己的“同盟者”推向对抗的战场： 打败拿破仑大军的主力是沙俄，一战消耗德国陆军主力的是法国、沙俄，二战打垮德国陆军主力的是苏联红军，冷战如果转化为热战，欧洲、日本肯定先于美国成为战场…… 英语民族非常清楚，如果自己先于“同盟者”走向同“头号挑战者”对抗的战场，那么自己不仅存在被打败的危险，“隔岸观火”的“同盟者”同样有取代自己霸权的可能。

4. 法德苏日：完全可以避免的战略自杀错误 工业革命200多年来，确实只有英语民族（英国和美国）建立了全球性霸权，但这不是因为什么“英语民族霸权天命论”，而是因为法德苏日都先后犯下了完全可以避免的战略自杀错误： 拿破仑在打败奥地利和普鲁士后，如果不入侵沙俄，那么英法博弈的结果还是难以预料的； 俾斯麦通过与沙俄的“再保险条约”为德国的安全奠定了稳固的基石，如果威廉二世和希特勒不背弃成功的“俾斯麦传统”，那么两次世界大战，即使英美联合力量也未必能动摇德国在欧洲的地位； 列宁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使苏联成功打败德国纳粹，成功地在同美国霸权博弈中上升到超级大国的地位，戈尔巴乔夫的背叛，却使得苏联不战而败； 同法德苏不同，日本先后两次对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挑战，都没有单独成功的可能。  从历史中可以发现，在英语民族与其挑战者博弈的200多年中，莫斯科扮演了决定命运的“力量支点”作用，这对直面美国挑起的中美全球博弈的中国而言，不无启示作用。

03 4个误区： 不愿承认中美关系发生质变 对美国捍卫绝对霸权信念的坚定性、顽固性和极端敏感性，中国是缺乏体验的，这就导致了若干认识误区。 误区1：即使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综合国力同美国也有很大差距，美国不会因此锁定中国 霸权捍卫者的正常思路是这样的：因为要分散力量面对众多的大国，所以某个综合国力弱于自己，但却在经济或军事领域迅速赶超自己的国家，就具备成为了“头号挑战者”的要件，如果放任这个国家综合国力超过自己，那就不再是挑战的问题，而是霸权转移的问题。 美国经济规模超过英国的1890年代，美国的综合国力也落后于英国，伦敦城地位高于纽约，皇家海军远强于美国海军，美国陆军则完全不值一提，美国的科学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欧洲，经济也呈现出粗放化、山寨化、盗版化特征，如果再加上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等，美国的幅员也远小于英国…… 但是，最终取代英国霸权的还是美国。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美国会千方百计阻止其他国家拷贝自己的成功经验。

误区2：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不与美国为敌，永不称霸，所以美国不会因此锁定中国 中国目前（2010年）的政策，确实让美国锁定中国更为犹豫并难以凝聚国内共识，但影响美国决定的根本点，还是基本的国力对比变动趋势。 而且，在国际关系中，“A国不把B国作为主要对手，不等于B国也不把A国作为主要对手”。两次世界大战，德国都把欧洲大陆的法国、沙俄（苏联）作为主要对手，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甚至曾多次幻想同英国结盟，但这不影响英国把德国作为“头号挑战者”加以打击，因为英国认为，打败巴黎和莫斯科的德国将必然取代自己的霸权地位，而这是英国绝不容许的。 因为没有清醒认识到被英国锁定，所以背弃“俾斯麦德俄（苏）谅解传统”的德国，犯下了难以挽回的致命战略错误。 同样，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也不把美国当作对手，但这丝毫没有影响美国以金融战、北约东扩等一系列手段，几乎把俄罗斯逼近死角。

误区3：中美有紧密的政治经济合作关系，又共同面对众多全球性挑战，所以美国不会因此锁定中国 霸权国家当然对具体的合作利益和解决国际问题高度关注，但捍卫霸权的本能，决定了其更关注其他大国同自己的相互力量对比。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就在于，虽然美国是双边关系设定议题的主动一方，但和平发展的中国却是改变双方力量对比的主动一方。对此，我们中国人是缺乏敏感的，但美国人却并不缺乏敏感。 一战前，英国锁定德国时，英德（普）有上百年多次共同反对法国而结成的历史传统友谊，盎格鲁-撒克逊人同德意志人是完全的日耳曼同宗，英国的汉诺威王室来自德国，德皇威廉二世的母亲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儿，英德两国还互为对方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 所以，当德军入侵比利时，英国向德国宣战时，德国上下对此感到无比震惊，痛骂英国是“向亲兄弟背后捅刀子的忘恩负义的小人”。（由此也可以看出，德国在国际政治舞台的表现是多么幼稚） 今天（2010年）中美两国关系的紧密纽带，恐怕还不能说超过了当年的德英两国。

误区4：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上“皈依”美国，可以阻止美国对中国的锁定 如此肤浅的观点，除了极少数自由派之外，中国大多数人都不屑一顾了，苏联解体的教训就在眼前。 还有少数人贩卖西方的所谓“民主国家间不相互打仗”的理论，我们以英美关系为例，两国算得上同文同种，有相似的政治制度（自由主义者眼中，两国是渐进式自由民主的典范），共同的法系，可美国独立战争后很快就爆发了第二次英美战争。 要知道，美国南北战争时，英国完全同情支持南方（沙俄倒是完全支持北方，并向美国派出了自己的支援舰队）。一战前的英日同盟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扩张构成了阻碍，美国军方也多次制定修改对英作战计划…… 假如不是德国在欧洲心脏地区的迅速崛起，很难想象后来英国会如此“宽容”地对待美国的发展。当然，历史是没有假设的。 二战后，西方世界内部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战争，核武器和“反苏”是重要原因，但美国确立了在西方世界的绝对霸权则是更重要的原因，由此西方几乎所有大国都成了美国盟友——当然，按美国另一位战略大师布热津斯基的逻辑，那无非是“仆从”“附庸”的代名词而已。

04 9个紧迫课题： 直面升级的中美博弈 中美关系走向质变后，美国挑起的中美博弈必将大大升级，这是不以任何人的善良意愿为转移的。 虽然美国把美中关系比作英德关系，但除非取得颠覆性军事技术突破，美国总体上还是指望像对付苏联、日本那样靠意识形态战争和货币战争击败中国。 同时，美国不会放弃推动其他力量中心走向与中国对抗冲突的第一线，由于美国不可能对中国发动全面经济战，升级中的中美博弈很可能发生在两国经济合作更加深入的情况下，从而给博弈带来极大的复杂性。

1. 地缘政治军事 第1个课题是，中美博弈下的世界其他力量中心。 俄罗斯：极而言之，即使美国向俄罗斯做出巨大利益让步，将俄罗斯纳入反华包围同盟中，美国也根本没有办法，让俄罗斯先于美国走向同中国的正面对抗。 一个幅员世界最大、资源丰富、军事实力仅次于美国的俄罗斯，在中美博弈中“隔岸观火”，这本身就是对美国的极大制衡。 欧元区：欧元区在低碳新能源领域与美国合作遏制中国的可能性最大，与美国合作针对人民币进行汇率战的可能性也很大，但有限度，因为欧元也是美元的攻击目标； 如果美国与中国走向激烈的对抗，那么不管欧元区（德法等大国）如何表态，如何采取象征性动作，地缘优势地位决定了欧元区有资本在中美博弈中“隔岸观火”，这也对美国构成了极大的制约。 印度：一方面，美国西方希望印度的发展能强于中国，否则印度作为所谓“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将给美国西方的意识形态说教带来很大的难堪（国内某些自由派学者不顾基本事实，硬要论证印度的发展强于中国，这使他们成了公众眼中的笑柄）；另一方面，让印度经济腾飞成为第二个中国，美国、西方的世界秩序其实将更难以承受。 美国、英国的某些势力，像需要空气一样，需要印度走向对抗中国的前线：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直接对抗，甚至局部战争，对他们而言绝对是一箭双雕的最佳战略。 同中国竞争是一回事，同中国全面对抗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印度的损失要远大于中国），印度以其特有的夸大其词攻击中国，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从美国西方索要政治、经济及军事装备的支持。 日本：日本在海洋权益方面依然会对中国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但是，在中美对抗中，主动或被动支援美军是一回事，在美国居于幕后“隔岸观火”的情况下，走上同核大国、自己最主要的经济伙伴——中国全面对抗的第一线，对日本而言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对日本而言意味着战略自杀。 当然，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还将更为扩大和深入，但鸠山内阁（其时日本的一个“短命政权”，262天全体内阁成员辞职）的命运让中日两国都清醒地认识到：只要日本依然在政治军事上被美国牢牢控制，排斥美国的东亚（经济）共同体和亚元区的建立，就基本没有可能。 第2个课题是，日益多发的周边地缘冲突与经济合作、资本流动的关系。 在金融危机和美国国内经济复苏艰难的背景下（2010年），支持、挑动日本、韩国及东南亚部分国家同中国的海洋冲突，迟滞东亚经济合作的深度广度，阻止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甚至制造东亚局部激烈的对抗冲突事件，引导亚洲资本大量回流美国，对美国而言是低成本、高收益的战略选择。 美国“重返亚洲”，美军提出的“空海一体”作战理论，都是这个战略的组成部分。这对中国而言，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紧迫课题。 第3个课题是，美军可能的颠覆性技术突破。 美军在太空、反导、动能定向能、机器人、生物基因、地球物理、网络信息领域的颠覆性技术突破，将打破美国同中国、俄罗斯之间的战略平衡，使美国获得强行改变国际和平格局的有力筹码。对此，中国需要高度警惕并力争在最尖端的军事技术领域迎头追赶。

2. 意识形态传媒 第4个课题是，中华民族与中国青年近卫军：信仰的力量。 需要清醒地看到，统治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与犹太资本神圣同盟，有着强烈的称霸世界的宗教天命（当然，他们同盟内部也存在着毫无调和余地的“终极信仰冲突”），这就需要中华民族和青年一代，在同美国的博弈中，同样展现强大的“信仰的力量”。 延续了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加上中国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英雄主义情结，深深刻在了我们民族（包括青年一代）的灵魂深处，即使偶尔被商业社会的惯例所遮掩，在重大命运关头，这个强大的“信仰的力量”依然会自动展现出来，对此我们有着充分的信心。 某些自由派文人认为，因为没有西方（基督教）宗教传统，所以中华文明现在处于“信仰缺失”状态，这充分暴露了他们对信仰和宗教的无知。（控制美国传媒的犹太民族显然更不会同意自由派文人们的这个观点） 在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一神教存在“终极信仰冲突”的当今世界，中华民族包容的“天下主义”精神信仰，对推动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第5个课题是，“习惯性批判”舆情背景下的意识形态传媒战场。 通过意识形态传媒战争，像击败苏联一样击败中国，对美国而言是代价最小、收益最大的博弈方式，这决定了未来中美博弈，意识形态传媒战场的突出重要地位。

与此同时，全球化、网络化时代，世界各国的舆情都呈现出了“习惯性批判”的特点，这使得全球的意识形态传媒战场对各国而言都更加复杂而难以驾驭。 中国的网络舆情“习惯性批判”，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痛恨腐败，二是基于强烈的爱国主义，对被少数所谓专家歪曲的“韬光养晦”严重不满。对此，我们认为： 首先，从事意识形态传媒工作的人员，自己要对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有基本的信心，这个信心，不是建立在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充分的基本事实数据之上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经济规模与印度接近，是苏联的14%，是美国的3%，中国模式60年后的今天（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是印度的4倍，俄罗斯的4倍，美国的35%，并可能在10-15年内超过美国，这些基本的事实应该足以让意识形态传媒工作者有比较充分的自信。 其次，对广大群众和网友们痛恨的腐败现象，要比较及时地予以处理和反馈，中纪委将网络作为重要的反腐渠道，是非常重要及时的。 第三，对中国面临的某些“战略困境”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政策，要坦率地告知公众而不是遮遮掩掩，要坚定地相信公众和网友们的水平，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中的大多数。这对防止美国借突发事件离间中国政府和公众的关系意义重大。 中国在经济和地缘上的若干“战略困境”，主要是面对美国形成的（同周边国家的海权争议，美国也是公开或暗中插手），这种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由冷酷的国际力量对比而不是我们的政策决定的。 英语民族和美国又是国际博弈的顶级高手，中美博弈必将是一场“持久战”，指望短时间内彻底改变某些被动和困境是不现实的，我们坚决反对投降主义，但也不得不防止冒险主义。

相对于经济规模超过欧洲大国和日本的“平静”，中国经济规模接近美国的进程将会是特别“不平静”的，政府和公众为此都需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战略困境”不是中国特有的，俄罗斯对加入北约的中东欧小国的公开挑衅，也没有太好的应对之策，德国法国建立统一欧洲的宏图，也时常在几个中东欧小国的阻挠之下难以推进（更别说德国依然在政治军事上被美国牢牢控制），日本不仅在美国的货币金融战打击下“失去了二十年”，至今依然被美国牢牢控制，而且在同俄罗斯、韩国的领土争端中束手无策。 曾经的世界霸主英国，“沦落”到了美国跟班的地步，以至于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提问“布莱尔是不是美国的哈巴狗”，布莱尔只能以英国式的自嘲对布什说“乔治，千万别回答是”。

就是超级大国美国，迄今为止（2010年），面对远弱于自己的朝鲜、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公开挑战，也只能一再寻求国际间妥协的方式加以应对。 各国都存在自己的“战略困境”，这是当今国际关系格局复杂而真实的写照。 中美博弈的“持久战”性质，要求对公众坦率说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政策的本质。“是锋芒毕露好，还是夹着尾巴做人好？当然是夹着尾巴做人好”，类似这样的解读不仅只能引起公众的极大不满，是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政策的歪曲和抹黑，而且还缺乏逻辑常识，因为“不卑不亢，堂堂正正”这个真正正确的选项被遗漏了。

第四，以“借力打力”战术，应对原教旨自由主义者对中国社会制度及公众爱国主义的持续攻击。 在“习惯性批判”舆情背景下，正面宣传处理不当就有可能招致反感和副作用，所以，对原教旨自由主义者挖空心思攻击中国制度和爱国主义者的言论，可以采用一个简单的“借力打力”战术： 把类似的事件和逻辑反用于美国、印度等所谓“民主大国”身上，原教旨自由主义者的反应肯定是不惜歪曲事实，对中国和美印等采取“双重标准”，这样，他们就等于是公开撕下所谓“自由民主”的假面具，公开暴露出“洋奴”媚外、毫无逻辑的本质。 原教旨自由主义者，作为“反面教员”，在持续催生公众爱国主义情感、破坏美国对中国“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方面，发挥了奇妙而特殊重要的作用，这应该是中国没有重蹈苏联覆辙的重要原因之一。

3. 货币金融 第6个课题是，美国可能的全新金融战武器。 若能依靠战胜日本经济挑战的货币金融战模式，战胜中国，对美国而言，同样是代价很小、收益很大的博弈选择。 但是，中国模式的“国家控制资本”特点，使得美国无法照搬对日货币金融战战略战术，这次金融危机（2008年、2009年），被巴菲特称为“金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金融衍生工具（CDO、CDS等），在重创美国西方金融体系的同时，都未能撼动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 富于创新精神的美国，一定会针对中国模式的特点，设计全新的金融战武器，而对这个领域的深入研究跟踪，也就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一道紧迫课题。

4. 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与资源环境 第7个课题是，中国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之路的重大意义与巨大困难。 转变发展方式，自主创新与产业升级，是中国模式解决资源环境困境，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但是，我们中国人要充分认识到，同建成中低端“世界工厂”相比，建成高端的“中国制造”“中国创造”难度要大得多。而且，美国西方对此的“切肤之痛”也要敏感得多。（美国，欧洲在同中国的战略对话中，都把“自主创新”列为单独的议题） 未来10-15年（其时为2010年），围绕着中国的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中国同美国、西方的激烈博弈也将大大升级。

5. 中国内政 第8个课题是，中国模式、人民民主与共同富裕。 中国一方面要坚持迄今为止被证明是比较成功的中国模式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也要以创新的精神对中国模式进行重大改进和升级。 这其中，核心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防止美国“资本控制国家”模式，以所谓“西方自由民主”的形式破坏中国的稳定发展。 加大劳动收入的比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共同富裕，是让人民生活得有尊严、让内需有效启动、让中国的发展更具可持续性的关键，也是成功应对中美博弈的关键。

6. 美国内政 第9个课题是，美国模式与美国的阶层与族群问题。 被中国自由主义者捧上了天的美式“自由民主制度”，本质上不过是“资本控制国家”模式而已，黄光裕被判刑后（2010年5月），在美国一个大型网络论坛上出现了这些有趣的议论（大意）： “什么，如果这样的人被判刑，那美国的一多半资本家和政客都该坐牢。” “可惜这位中国首富生错了地方，要是他在美国，肯定会被捧为金融天才。” “还可能被任命为政府主管，获得自由勋章。” “这至少说明中国的法律敢对首富判刑，在美国，官员和法官不过是富豪的门童。” “美国的富豪和官员们，看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唱起爱国歌曲《我自豪我是一个美国人》。” ……  这种激烈情绪的背后，不仅折射出美国社会普通大众与大资本尖锐的阶级矛盾，也折射出更加错综复杂的社会族群矛盾。（传统白人社会、犹太裔、非洲裔、墨西哥裔等） 美国的阶层与族群问题的演进，对美国模式、美国国内政治以及美国对华关系的影响，是一个紧迫又容易被忽视的重大课题。

05 质变、博弈后的中美关系重建 中美关系再平衡的重建，将主要基于以下因素： 一是中国成功顶住了美国在意识形态传媒及货币金融领域的进攻，没有重蹈苏联日本的覆辙； 二是由于俄罗斯、欧元区因为地缘优势可以“隔岸观火”，美国升级中美博弈受到极大制约，根本不敢同中国走向全面军事经济对抗之路； 三是由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不重蹈法国、德国的历史覆辙，导致美国无力推动中国周边大国直接与中国进行全面对抗。 随着中美两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接近，中美关系将可能迎来一个拐点，即美国认识到继续升级博弈将极大损害而不是加强美国的世界地位。 这时，中美关系有可能在更加均衡稳定的基础上得以重建，对这样的前景，我们目前抱谨慎乐观的期待。

河海森林

兰羽 发表于 2025-4-23 23:30
查了下彭晓光先生的身份背景，原来是国务院智库专家。
文章逐字逐句读了，很震撼的感觉，超前的眼光，有战 ...

以前觉得卧龙凤雏是神化,现在看还真有这种神人存在,运筹帷幄之中决战千里之外,太牛了

河海森林

垃圾鹰 发表于 2025-4-23 19:18
为了传销他们的“普世价值”，中国自由派特别需要维护一个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神话般的美国西方，所以他们根 ...

刻画得惟妙惟肖

兰羽

查了下彭晓光先生的身份背景，原来是国务院智库专家。
文章逐字逐句读了，很震撼的感觉，超前的眼光，有战略思维。
这篇文章如果是现在写的，好像也没什么，15年前的文章就很了不起了。
文章看得出，此人对近代世界政治有过深刻的研究。
15年前的预见今天都成真了。

梁发财

暂时是英语，英格里希 点头噎死摇头弄。

日本船不太鸟完，也会是亿部落帝国。咔母， 阿不噎！

梁发财

魔咒   不见得一定是呓语 也好象有那么些必然的可能

垃圾鹰

为了传销他们的“普世价值”，中国自由派特别需要维护一个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神话般的美国西方，所以他们根本不敢谈美国传媒的“政治正确”潜规则，根本不敢谈美国法律对多少类“言论自由”是不保护的，否则按“普世大本营”美国的标准，中国自由派的很多言论，不仅逾越了道德底线，也逾越了法律底线。 金融危机后，美国公众在网络上表达了对美国“资本专政”体制的极端愤怒，由于涉及到更深层次的基督教与犹太教的“终极信仰冲突”，这些愤怒很多时候以极为激烈的话语形式表达出来，激烈程度远远超过了中国网络上的“左右论战”及“民族主义与普世价值论战”。 对这类激烈言辞，中国自由派是会“捍卫美国人民反抗暴政的自由”呢，还是会诅咒美国公众是“民粹主义”、“义和团暴民”？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

有道理。

河海森林

彭晓光：中国民主、自由派：将陷入百年边缘

中国的自由派，无条件信奉西方，特别是英语民族（美英）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政治上主张多党制，经济上主张彻底的私有化和“完全”的自由市场，对外关系上主张完全“融入”所谓的（以美国西方为主导的）“现代主流文明社会”。他们把上述主张抽象为“普世价值”，以宗教般的虔诚来信奉，并作为他们评价所有世界问题与中国问题的唯一标准。据此，他们站在了当今中国模式与中国发展道路的对立面，也对中国青年一代的爱国主义精神极为抵制反对。

中国自由派的主要影响力，集中体现在若干被他们渗透的各类传媒上。他们大多数是片面的文科思维知识分子（当然，不是全部），表达方式带有浓烈的“文艺腔”色彩，其对国家民族独立自主、工业化进程、完整的经济体系、货币金融的本质、国际军事及国际战略的理解，甚至不如众多的普通网友。 中国自由派偏执的信条，知识结构的重大缺陷，扮演“公共知识分子”与“意见领袖”的强烈愿望，再加上几乎连一分钟都不愿停止的表达冲动，导致了他们一系列曲解历史、曲解现实的表述，一再出现在中国的公共话语体系中。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今年，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九一八事件爆发八十周年），苏联解体二十周年（海湾战争爆发二十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这几个重大历史事件，都和中国近现代走什么道路这一重大命题密切相关，中国自由派自然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他们已经开始了其早已进行多年的“影射史学”活动，通过对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曲解评价，将矛头全部指向当今的中国模式与中国发展道路。


但是，心气再高的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也无法否认这样一个铁的历史事实：拥有世界最强大阵营英语民族（美英）长期支持的他们，在辛亥革命前后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百年后，始终在中国扮演的是可悲的边缘化角色，不论在旧中国整个国家民族需要救国救亡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力进入快速上升通道时期，不论中美关系处于对抗状态下，还是处于合作与博弈交织的正常状态下，都是如此，这对中国自由派而言，显然是莫大的难堪。奢谈百年辛亥的中国自由派，恐怕更应该想想自己的“百年边缘”。

中国自由派=科济列夫+盖达尔，苏联解体后，前者担任过俄罗斯外交部长，幻想不惜一切代价融入美欧“主流文明社会”，后者担任过俄罗斯代总理，主持了引发全面经济社会灾难的休克疗法和全盘私有化，这两个人是俄罗斯激进自由派（俄罗斯称为“民主派”）的典型，毫无真正的群众基础，他们短暂登上历史舞台，完全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的失败改革和叶利钦的掌权。在造成了俄罗斯巨大的经济社会灾难后，他们又沦落为边缘人。中国自由派“百年边缘”的难堪处境，使得他们像渴望得到呼吸的空气一样，渴望中国出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渴望摆脱自己“百年边缘”的历史宿命。至于他们“掌权后”必然给中国造成俄罗斯式的巨大灾难，他们想都不想或根本无所谓。

中国自由派在自己渗透的媒体上标榜什么“在这里读懂中国”，可惜1840年以来的历史告诉中国人，只有从国家民族独立与工业化体系建立这个视角，才能真正读懂中国。 真正读懂中国：建党九十年、独立自主、工业化与国防 1840年以来，中国一直处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亡国危机中，国运直线下降，拯救国家民族乃至每个个人命运的关键，只能是以信仰的力量，组织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摆脱半殖民地地位的独立自主的国家，进而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防体系。腐朽的晚清政府做不到这一点，辛亥革命后的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也做不到这一点，辛亥前后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自由派，面对如此艰巨复杂的任务，软弱无力，束手无策。历史给了所有主义以机会，但它们都没有完成拯救中国国家民族命运的使命。

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新中国，做到了这一切，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防体系得以建立（现代农业同样要依靠工业体系提供的良种、农机、农药、化肥等工业产品，绝大部分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提高更加离不开工业体系的支持），由此中国国运进入快速上升通道。 我们认为，这才是读懂中国的根本线索和思路。 中国自由派的“读懂中国”：影射史学与“末日论”针对中国模式 中国自由派依照其“普世价值”标准，对新中国的诞生一直持“精神抵制”心理，据此，他们发展出了一套影射史学，按他们的“普世价值”理论评价中外历史，矛头只有一个：1949年以来的中国模式发展道路。 中国自由派的影射史学，包括了对美英、欧洲、苏联、日本、印度等国历史的评价，也包括了对晚清和民国历史的评价，所有评价不论直白还是拐弯抹角，结论只有一个：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是一个历史错误。 但是，中国模式60年的发展，完全不支持中国自由派的结论。

为此，中国自由派开始贩卖某种类似“末日论”的东西：别看中国现在发展的很快，但只要中国不走我们信奉的“普世价值”道路，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崩溃，在全球“中国崩溃论”大合唱中，中国自由派的声音显得尤为尖锐刺耳。 依据这套影射史学和“末日论”理论，中国自由派极力夸大（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中国高速发展中的社会问题，并反复论证只有根本改变体制才能解决问题。与此同时，对美国西方印度等国同样出现甚至更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自由派则竭力无视或缩小，最后再来那么一句“只要走上普世道路，这些问题都不算什么问题。


”为了贩卖“末日论”，中国自由派，特别是其中的原教旨主义者，对中国公众的爱国主义，对中国公众欢迎国家取得的进步，表现出了特别不能容忍的偏执。 与类似“假先知”的中国自由派不同，中国官方，大部分学者及公众，对中国和世界问题的评价是理性客观的，即为中国模式取得的进步感到自豪，又清醒地看到了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并且都在探索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

中国自由派：媒体人的角色与形成原因 部分媒体人士是中国自由派中特别活跃的部分，他们深受美国西方新闻学的影响，认为自己应该成为中国权力体系中独立的一极。 他们不知道（或不愿知道），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是“资本”，以“资本控制国家”的典型美国为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上是控制美联储与华尔街的资本，传媒作为资本控制下的企业工具，监督三权是顺理成章的。

为了传销他们的“普世价值”，中国自由派特别需要维护一个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神话般的美国西方，所以他们根本不敢谈美国传媒的“政治正确”潜规则，根本不敢谈美国法律对多少类“言论自由”是不保护的，否则按“普世大本营”美国的标准，中国自由派的很多言论，不仅逾越了道德底线，也逾越了法律底线。 金融危机后，美国公众在网络上表达了对美国“资本专政”体制的极端愤怒，由于涉及到更深层次的基督教与犹太教的“终极信仰冲突”，这些愤怒很多时候以极为激烈的话语形式表达出来，激烈程度远远超过了中国网络上的“左右论战”及“民族主义与普世价值论战”。 对这类激烈言辞，中国自由派是会“捍卫美国人民反抗暴政的自由”呢，还是会诅咒美国公众是“民粹主义”、“义和团暴民”？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

中国自由派最大的悖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政治体制不适应” “政治是经济最集中的体现”，政治与经济的相互适应确定应该是动态的，但持续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合乎逻辑地证明了中国政治体制是合理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体制。 中国自由派认为，中国经济越是高速发展，就越是证明中国政治体制不适应，与此同时，对世界上大多数经济发展速度远落后于中国、甚至陷入停滞中的国家，中国自由派认为“问题不大，因为人家有万能的普世价值”。

为了维护自己的偏执信念，中国自由派只能不顾一切，把人类正常的逻辑思维扭曲到极致。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经宣称“历史的终结”，认为美国西方的自由民主是“人类社会形态进步的终点”，“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成”，最近他却认为“美国民主没什么可教给中国的”，中国模式虽然无法输出（中国也根本无意输出），但对中国的发展还是意义重大的，而美国模式则越来越思想僵化，无力应对长期财政挑战。 美国保守主义评论家帕特·布坎南，则以一连串的反问，质问为什么中国要仿效美国：政治家们宝莱坞式的表现，不能平衡预算，州政府的财政破产，制造业外流……并认为，到了用别人的眼光来看我们美国的时候了。 美国学术界的反思是令人尊敬的，我们捍卫中国模式的人，同样需要具备深刻的反思和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