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无蕊 于 2024-3-15 09:42 编辑
昨晚翻完《李白与杜甫》，全集的第四卷算是翻了一遍了，《屈原研究》给我印象最深，然而深的印象不是在屈原，而是作者所提供的屈原所生活的那样一个社会背景。 借这本书，是因为看见里面有以前读过的《甲申三百年祭》，这一回翻，感觉没有第一次在书店里翻的时候好了，《李白与杜甫》闻名已久，很想一读的，这篇近三百页的长文看得我失望透顶，尤其是写杜甫的部分。作者的态度照样是旗帜鲜明的，扬李抑杜。李本不需扬，只是向来抑李扬杜的人很不少，这一回只算是拨乱反正吧，而且是“人民本位”的拨乱反正，也就是说，看看这两位大诗人谁更具人民性。人民性是什么，我不知道，大概是指对于人民的同情吧。如果诗人不属人民之列，仅仅表一点同情，就算是人民性了么。人民是什么，众口尚且难调，其性质就更难揣测了。我不能想象一个诗人以人民本位来写诗，那一定也要弄成八股文的样子吧，替人民立言与替圣人立言，就其不可以发自本心而言，有什么分别。《李白与杜甫》就是以人民本位写出来的文章。 读了《屈原研究》，就期待着从《李白与杜甫》中读到一点唐朝的背景，所谓盛唐气象与安史之乱，以及当时的人如何生活如何思想什么的，唯一的一点收获是文中提到了两个诗人的宗教信仰，李白是信奉道教的，而且“认真地传受了道录”，是“一名真真正正的道士”。而杜甫则是禅宗的信徒，之前也信过道教。作者写这个，也是扬李抑杜的，因为李白在临终之际从道教中解脱出来了。作者解读了李白去世之年的春天所写的一首诗，《下途归石门旧居》，认为是：“在了解李白的生活上是具有关键性的作品”，“是李白最好的诗之一，是他六十二年生活的总结。这里既解除了迷信，也不是醉中的豪语。人是清醒的，诗也是清醒的。”而杜甫呢，作者说：“其实杜甫对于道教和佛教的信仰很深，在道教方面他虽然不曾象李白那样成为真正的‘道士’，但在佛教方面他却是禅宗信徒，他的信仰是老而愈笃，一直到他的辞世之年。”可谓执迷不悟。 我认为这篇文章的主旨就是要摘掉杜甫的“人民诗人”的帽子，而大有把摘下的帽子扣到李白头上去的意思。李杜都是嗜酒的人，“旧时的乡村酒店，爱在灯笼或酒帘上写出‘太白世家’或‘太白遗风’等字样，这是对于李白的自发性的纪念。杜甫也同样好酒，但没有看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任何地方的酒店打出过‘少陵世家’或‘少陵遗风’的招牌。人民的喜爱毕竟和士大夫或者知识分子不同，人民是有人民自己的选择的。” 文章最后，作者提到一名与李杜同时且有过往来的诗人苏涣，这人只留下四首诗，造过反。作者说：“造反诗人苏涣，在封建时代毫无疑问是一位突出的人物。他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他的诗虽然只剩下四首（毁灭了的一定还有更好的作品），但他的造反精神是愈会被后人重视的。如果要从封建时代的诗人中选出‘人民诗人’，我倒很愿意投苏涣一票。” 文章的小标题很说明问题，第一部分“关于李白”的小标题是：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李白的家室索隐；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第一次大失败——待诏翰林与赐金还山；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第二次大失败——安禄山叛变与永王嶙东巡；李白在长流夜郎前后；李白的道教迷信及其觉醒；李白与杜甫在诗歌上的交往。第二部分“关于杜甫”的小标题是：杜甫的阶级意识；杜甫的门阀观念；杜甫的功名欲望；杜甫的地主生活；杜甫的宗教信仰；杜甫嗜酒终身；杜甫与严武；杜甫与岑参；杜甫与苏涣。 关于李白还有一点点考证，“李白与杜甫在诗歌上的交往”总算与诗歌有一点关系，其实只是说诗歌交往中反应出的两个人的关系，作者认为，晚年的李白对杜甫是有点失望的，“他所期待着的知己，虽然同处在困境，但并不如十几年前那样的真正的知己了。” 《李白与杜甫》是以李杜二人的诗歌来说话的，作者对二人的诗歌可谓了如指掌，作者本身又是诗人，作者不从诗歌的角度来评定李杜，而是以人民本位来将一顶虚妄的“人民诗人”的帽子摘来扣去，读罢除了失望，也有一点点费解。这书初版于一九七一年，那是怎样一个年份呢。 对于李杜二人的生活背景交代的比较模糊这一点，不能怪作者，《历史人物》的序的前两段说得很明白，也可以给整卷书做个注脚： “我是有点历史癖的人，但关于历史的研究，秦以前的一段我比较用过一些苦功，秦以后的我就不敢夸口了。中国的历史实在太长，史料也实在太浩瀚，以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要想把全部都要弄精通，恐怕是不可能的事吧。 “不过关于秦前后的一些历史人物，我倒作过一些零星的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更简单地说，主要是凭自己的好。因为出于恶，而加以研究的人物，在我的工作里面究竟比较少。我的好恶的标准是什么呢？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 三月二十四日 （录有竹字头，嶙为王字旁）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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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3-15 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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