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语有一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兄弟在家里吵闹,外人打到家里来时则能患难与共、一致对外。不过问题是,打跑了外敌,接下来继续“阋于墙”吗?古希腊的雅典和斯巴达就是这个例子,打跑了波斯,结果迎来了十年内战,最终拼了个两败俱伤。我在翻看斯巴达地图时,忽然心念一动,将身边地球仪猛地一拨,飞旋到东亚,定格在朝鲜半岛,瞧,太像了,又一个希腊,不是吗?朝鲜半岛与希腊半岛在地理特征上实在太像了,都是三面朝海,海岸线曲折,到处是崇山峻岭,也有少量冲积平原。在这半岛上,朝鲜就像是斯巴达,韩国就像雅典,他们其实又本自一家,是不是很相似呢?当然,我可以详细说说。
朝鲜,金家王朝已历三世,奉行先军政策,穷兵黩武,国民经济一穷二白,文化艺术仅限歌功颂德,在国际上失道寡助,臭名昭彰,对比之下是韩国的富庶,曾是亚洲四小龙之一,文化繁荣,政治开明,韩剧一度风靡神州大地,先后承办过奥运会、大力神杯足球赛这种世界级的体育盛会,韩国现代汽车、三星、LG电子产品、锦湖轮胎都是响当当的世界级品牌,在国际上比同胞朝鲜真是倍儿有面子。同样,对比雅典的富庶和繁荣,斯巴达能对外拿得出手的就是公民的德行---对纪律的绝对服从。斯巴达没有金三世,政治上实行双王制,不过曾经出过一个大人物,叫莱库古,颁布了一部莱库古法典,勾画了斯巴达文明的大致轮廓,说到这个莱库古,有人考证是虚构的,或者很可能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即许多英雄事迹都集中到某一人身上,历史上文明的进步往往经过许多人的共同努力,但落到史书记载中集体的智慧成果往往只归功于少数几个人,主张圣人创世论的史家笔下多有箭垛式的人物,中国历史上诸如三皇五帝都是类似箭垛式的人物,古斯巴达的莱库古便是如此。
莱库古之后,斯巴达城邦发展逐渐与古希腊其他城邦尤其是雅典大异其趣,几乎是走上了另一条文明的道路,男子从小离开家庭,接受残酷的训练,锻炼六亲不认和坚韧不拔的意志,从20岁到60岁都要服兵役,除了母亲,认不得其他亲人,只将城邦年长的父辈统统当作父亲。 斯巴达公民中的男性不得从事商业贸易和手工业生产,他的职业只有一种,就是当兵。斯巴达人打仗未必实行中国特色的连坐法,但对城邦绝对的忠诚是最高的德行,打仗时舍生忘死、前赴后继是他们公认的美德,怯懦怕死都要受到同侪的嘲笑,他们每天只吃两顿饭,都是集体用餐,在战斗中表现英勇的年轻士兵可以和长辈坐在一起同进晚餐。说到餐桌的食品则永远谈不上丰盛,但他们都不以为意。斯巴达的女人似乎相较希腊其他城邦的妇女地位较高,因为他们认为英勇的男人都是女人生的,所以女人地位优越,行动自由,可以接受教育,享有私产。
相比莱库古,雅典人则出现一位贤人--梭伦,通过梭伦改革,雅典走上一条追求自由开放,政治民主,文化多元,经济繁荣的道路。看看东方的“希腊”,朝鲜的莱库古就是金一世,上位后排除异己,搞得全民皆兵。至于韩国的梭伦,我们可以拿麦克阿瑟充当,他在日本的改革成就,完全可彪炳史册,韩国的民主政治也归功于他的影响。但不论走向文明还是走向野蛮,反正斯巴达人都是努力将自身与其他诸邦尤其是雅典区别开来,骨子里都表现出一种近于盲目的优越感。契诃夫写过《套中人》,那么有没有一种套中的文明?有,斯巴达城邦四面环山,偏远闭塞,古斯巴达几乎就是一种套中的文明,地理上的封闭阻隔,形成了他们这种夜郎自大的性格。他们对比雅典的繁荣富庶,就标榜自己“革命理想高于天”,他们对外来的文化一概排拒,关起门来老子天下第一。相比雅典伯里克利大兴土木,鼓励文艺创作,斯巴达人不搞这一套,城邦看起来更像乡村,因为他们不修建城墙,因为他们将建造高大的城堡视为怯懦的体现。他们不论贵贱,衣着极为简朴,不论冬夏只穿一件衣服,且不讲求样式,穿着华丽服装则一概被斯巴达人视为软弱的象征。他们都很少喝酒,喝了也掌握分寸,绝不喝醉,因为像雅典人那样滥饮,烂醉如泥,丑态毕现,是缺乏教养的体现。
可为什么斯巴达人在西方文明史上产生相当的影响?西方一些大哲都对斯巴达文明表现出羡慕和迷恋?譬如柏拉图和他的《理想国》,按理说柏拉图对斯巴达城邦的考察时间不会太长,对之了解极为有限,因为外国人到古斯巴达城邦游览,期限很短,期限已到立即由士兵护送出境,柏拉图对其政治文化不会有多深入的研究,我想这很可能源自对雅典民主的弊端的痛彻认识,隔锅饭香故而对邻家斯巴达文明另眼相看,这很像中国近代的梁启超,痛恨国人麻木不仁的劣根性,跑到日本,惊讶地发现明治时期日本人整齐划一,一呼百应,行动效率极高,因而极为推崇,一如柏拉图痛恨雅典人的极端不服从,一旦见到斯巴达人的极端服从,不由对之大为赞赏,这实在是饮鸩止渴,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了。
斯巴达发展出这样堪称奇葩的城邦文明,多半源自他们奉行的等级制,除了斯巴达公民之外,还有三分之二人口是希洛人和少量边民,“希洛”即俘虏的意思,主要是拉科尼亚人和美赛尼亚人,他们几乎就是农奴,希洛人是斯巴达城邦的经济基础,是希洛人的辛勤付出养活了耀武扬威的斯巴达士兵。斯巴达公民拥有地产,但都交给希洛人代种,农奴一般只负责耕种,倒也享有一定的自由,但替主人种地的条件是收获时扣除一半的粮食,这样残酷的盘剥让希洛人经常因反抗而发起暴动,斯巴达人如此常年备战,将城邦搞得如同一座硕大的兵营,原因就在于此。他们也常常向希洛人宣战发起攻击,斯巴达步兵骁勇善战,都是从常年战斗中磨练出来。学者考证古斯巴达人本来也是和其他希腊城邦人一样能歌善舞,结果作法自毙,搞得全民皆兵,导致在文学艺术、科技教育方面几乎是一片荒漠,正如“东方的斯巴达”朝鲜,本来也是能歌善舞多才多艺的民族,可在金家王朝统治下,除了歌颂“金囧日偷鸡”之外,文化艺术一片空白。所以学者威尔·杜兰在《希腊的生活》书中谈到斯巴达说:“斯巴达人非经政府许可不得出国,为压制斯巴达人之好奇心,特施以夜郎自大之训练,并使其深信他国实无可供‘借鉴’之处。因为要保护本身,所以它的制度自然也就谈不上合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三分之二是农奴,所有的主人也等于奴隶,这个与世隔绝的世界如果能吸收到一点自由、奢华、文学和艺术的空气,就可使这个奇异的社会崩溃”。
再回到“东方的斯巴达”---朝鲜,转动着地球仪的我,忽然想弄明白朝鲜的希洛人在哪里,让他们吃饱喝足,整天拿刀弄杖惹是生非的希洛人究竟是谁?思索之下,猛然脑洞大开,不由喟然长叹,我--我们,十四亿堂堂中华儿女,就是被这个东方斯巴达常年骑在头上肆意欺凌、盘剥、讹诈的希洛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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