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与佛教 [复制链接]

指尖弹出盛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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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2-9 07:40 |只看该作者 |正序浏览 |

本帖最后由指尖弹出盛夏于 2023-12-9 07:43 编辑

中国佛教到了唐代开始进入繁荣昌盛的历史阶段，作为一种异域宗教，能在初唐得到迅猛的发展传播，一方面得益于同上层社会的交往，首先佛教得到了唐代历代皇帝的支持，之前在隋朝两帝时期佛教发展已具规模，到了唐代，尽管唐王朝与同为本家李姓的李耳所创立的道家思想有一种特殊的亲近，对道教多有扶持，但自李世民始实行宗教宽松政策，可谓兼容并包，对佛教也同样大力支持。依靠大树好乘凉，佛教的寺院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扩建，各类经卷也得以抄写传译。这是一点，再一个是与底层社会的交往，佛教要传播离不开民间的支持，为了做到雅俗共赏，佛教在通俗化方面下足功夫，一开中国白话文之先河，到了中唐时期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禅宗更是得到平民百姓的响应和支持，遂使南宗发展势如燎原，所以唐朝时期佛教大兴，各种宗派如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等竞相崛起，梵宫林立、名僧如云，佛教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但帝王对佛教的支持更多出于统治的考量，平民对佛教的信仰亦不过限于轮回业报、祈福消灾等浅显的佛理，佛教精深的宗教思想要想扎下根基，还需在文化阶层得到深度响应，在士大夫中得到广泛认同。事实上唐朝名僧与名士互动频繁，佛教文化的影响力传布深远，文人都从佛道两教中都得到思想资源，不过说实在的，我以为以盛唐几位大诗人为例，似乎并没有受到多少佛教的影响，首先杜甫不用说，这个赚卖白菜的钱操卖白粉的心的大诗人，“牵裾惊魏帝,投阁为刘歆”。始终放不下家国情怀，所以被后世儒士推崇，他的思想中佛教没什么影响，而李白是蜀人，更多受到老庄和屈原的影响，遭遇贬谪之时不过在放浪形骸、寻仙求道中寄托怀抱，老子屈原是他人生最伟大的导师、最体贴的父母、最温暖的情人，佛教于他还是有相当的距离。至于王维，名维号摩诘，名字就是佛教人物，足见其一心向佛，但我仔细翻阅王维诗文，发现虽然王维号称诗佛，但佛家思想并未在他文学创作中留下多少痕迹，并未融入他的心灵深处。

王维二十岁后应试及第做了七品小官，很快受牵连被贬谪降级，到济州做官，职卑禄薄，三十岁前后辞官在嵩山归隐，那也是伺机而动，可谓“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不久投奔张九龄，升官做到右拾遗，自此陆陆续续地都在做官，王维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长安，遭逢安禄山之乱后也官复原职，此后一度做到尚书右丞，所以尽管王维一生虽说写了大量田园诗，也经常与方外人士多有交往，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官，妥妥滴。其生平大致是这样的，在二十岁科举及第开始，就先后担任一些地方上的小官。后投靠宰相张九龄，一度做到右拾遗，但张九龄失势后，他也受到牵连，一度隐居，五十岁后在安史之乱中被拘禁，不过在后来得到提拔，官至亨通，官职最高做到正五品的中书舍人。

王维的诗歌可以分为几类，一种最有名的是田园诗，名作很多，一种是送别或赠答诗，数量也不少，再一种就是边塞诗，数量不多，但质量都属上乘。王维诗文全集我还没研究，手头是他的诗选注，大致就是这三类。这几天读来读去，感觉印象最深的还是他为数不多的那几篇边塞诗。譬如：

《使至塞上》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莲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陇西行》

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

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

关山正飞雪，烽戍断无烟。

王维的边塞诗大都写于青年时期，自己出使边关劳军，在旅途中有感而作。我们欣赏古人诗歌，自然渴望探寻诗人的内心世界，了解诗人的心声。这当然是希望诗人说的是真话。读古诗有时难就难在真伪之辨，青年人一般是不说假话的，如果说“为赋新诗强说愁”算假话，那么“却道天凉好个秋”却肯定不是真话。王维与友人赠答的诗不免多些虚文，贬谪后归隐的田园诗貌似冲淡，其实有些也未必是真话，而写边塞风情的诗人正当少壮年华，接触到边塞异域风情，眼界大开，雄心陡增，只觉天下事无一事不可为，笔下的边塞诗自然雄浑壮美，充满朝气。试想李白听得要做官，喜出望外，直呼“仰天大笑出门去”，年轻人做官，意气风发，那种精气神自然非比寻常，所以我有时释卷长叹，为什么不让王维在青年时安心多做几年官，多出使边塞，或许中国文学史上要留下多少边塞诗的杰作，毕竟相较而言，我更喜欢那个写下“慷慨倚长剑”的少年王维。

尽管王国维将诗歌境界分为有我和无我两类，但我以为诗歌最精彩的内容还是在于作者对自我精神世界极剀切的剖析，对多舛命运最犀利的抨击，譬如刘琨“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比如曹植“苍蝇间黑白，豺狼当路衢”，杜甫“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等等，此类笔落风雨、诗泣鬼神的句子在王维诗中几乎是没有的。王维几次退隐并非是“鸟倦飞而知还”，那都是外部政治环境的恶劣，被迫辞官。然而书空咄咄，心中有什么不平，却并不在诗歌中倾吐表达出来，我以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王维是个艺术家，他懂得音律，精通乐器，擅长书法和绘画，兴许在“弹琴复长啸”的艺术生活中了抚平心中的块垒。所以在他绮丽如画的诗句中，写景较多，少有写心，如有也是一带而过不着痕迹。晚年王维颇好佛教，但我想他对佛教教义的理解应不出儒道释的公约数，仅以自娱聊以解忧而已。晚年他对皇上赦免他并官复原职感恩戴德，一心为官，官越做越大，已有悖佛理，言行跟另一个田园诗人陶渊明更是八竿子也打不着了。

王维诗文中除了大量的送别诗边塞诗以及诗酒唱和的应景之作，他的田园诗中多有“荒城”、“古渡”、“寒山”、“荆扉”等字眼，看不出他在隐居生活中精神上的充盈和自足。王维的文章历代文选最多也就收录那篇《山中与裴秀才迪书》，近日我仔细翻阅《王维集校注》，从第八卷到第十二卷俱是文章，但直抒胸臆的少之又少，多是套话、假话和废话，或奏表、或祭文、或画赞，给死人唱赞歌、给活人拍马屁，为上司写功德表，为名僧写墓志铭，如此种种，唯独一篇《给魏居士书》堪称绝世之作，历代文选之所以不受录，我想重要原因是与他被框定的田园诗人多有不符，我敢说彻底颠覆了后人心目中他恬淡淡泊的田园诗人形象。

文人为什么要归隐？之所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就在于“窃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真正的躬耕陇亩的隐居生活是残酷的，除非为逼仄的政治环境所迫，谁会跑去隐居？王维幼年失怙，弟妹成群，身为长兄，他必须挑起家庭的重担，一方面他有着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另一方面也为了物质生活上的考虑，他需要做官，中年时期他在辋川营造了一座别墅，在此奉养老母，这辋川别业量来比陶潜的“草屋八九间”要宽绰许多，若非他多年俸禄所得，何能置办下如此家业？所以他晚年多劝勉亲友出来做官，譬如《与魏居士书》中所言：“且又禄及其室养，昆弟免于负薪，樵苏晚爨，柴门闭于积雪，藜床穿而未起，若有称职，上有致君之盛，下有厚俗之化，亦何顾影跼步，行歌采薇！”这些可谓句句是大实话！皇上圣明，四海咸平，做官既能施展抱负，又能养活妻儿，跑去隐居何苦来哉？

后面一段更是将历代栖隐名士逐一批驳，尤其剑指陶潜，口诛笔伐。隐士是自私的，只为自己不为五斗米折腰，终日贪杯，却不顾家中妻子及几个痴儿的生养，“忘大守小”，这种隐居是极不负责任的行径。由此可见，王维无论是出于施展抱负还是为了贵而多金，都是以“立登要路津”为人生鹄的，至于“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好读高僧传，时看辟谷方”等，都不过是套话而已，所谓“逆旅近僮仆”，王维只在命运蹭蹬时才在佛道教义中找寻一点寄托，其人生志向与佛教义理并没有多少契合之处。

2017.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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