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公理力 于 2023-7-23 19:43 编辑
读醉笑【读书笔记】有感：关于魏晋风度的定位 文：公理力
魏晋风度，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士人性格构成中一个独特存在，称其为广受后世仰视、追捧，不算夸张。
但在公某看来，在这个事情上，务虚较之务实或许更可取。换句话说，不宜过于渲染魏晋士人们那些具体的“时尚”观念。
基本背景正如醉笑文中所述及：“到了三国两晋时期，政权更替频繁，新旧思想文化激烈碰撞，‘玄学’、‘名教与自然’思潮随着‘名士清谈’而兴起，成为魏晋时期的思想主流。”
伟人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死了。竹林七贤堪称魏晋风度的恰当象征。七贤中尤以嵇康最具代表性。而千百年来，嵇康之所以最抓眼球，除了他在当世享有非凡社会影响力，更与其死得悲壮，包括身后美化有莫大关系。史书记载，嵇康入狱，引发巨大社会反响，豪杰名士纷纷站出来，愿与之一同入狱。更有三千太学生联名为他请命。
假如当年司马昭顺应民意，不将他处死，其民望反而不见得会如此之大。当然，这并非重点。
问题的要害在于，玄学，肇始于老、庄两位圣哲先贤，构建了道教整个思想大厦。然而，它从来不是，也没有理由成为任何社会的主流。究其根本原因，一言以蔽之，与以仁、礼、和为核心的儒学这种入世学说相反，玄学，属于以无为而治为基本特征的出世哲学。
虽属任何社会都应该，也足以包容纳的基本文化支流，但是，至少在中国文化底色与民族性格塑造层面，玄学是应该力避的！华夏民族性格最差强人意的是缺乏进取精神，这是近代落伍于欧美的深层原因。
再具体一层，魏晋士人们醉心于“名教”与“自然”之辩，崇尚“清谈”之风，其正面意义非常有限，更多的是与积极进取背道而驰的出世清高、消极风尚，是现代社会合格公民理应警惕的不食人间烟火“症候群”。这也是魏晋后期导致“清谈误国”恶果的基本原因。
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发生在竹林七贤内部的一些史实。有一个说法，除了嵇康，其余六贤，均属晚节不保——最终都放弃了与司马氏不合作的初衷。
而嵇康在狱中写下了《家诫》。谆谆告诫儿子，说话要谨慎，做事要懂得进退取舍，甚至饮酒要节制这种琐事都嘱咐到了——与竹林七贤的放浪形骸正相反。《家诫》主旨无非是做人要圆通、圆滑，不可任性！
最典型的当属嵇康的挚友山涛，入世当了司马氏的高官，且在官场混得风生水起。嵇康的反应则是愤然与山涛绝交。但在他生命最后时刻，既没把一双儿女托付给胞兄嵇喜，也没托付给志同道合的好友阮籍，恰恰托付给了已绝交的山涛！嵇康临刑前，对儿子嵇绍说：“巨源在，汝不孤矣。”
山涛果然不负所托，最终将嵇康的儿女养大成人。之后，山涛又举荐嵇绍出仕为官。“八王之乱”中，嵇绍为保护晋惠帝（就是蠢言“何不食肉糜”那位）而殉难，成为晋朝著名忠臣。但他与其父走了恰恰相反的路，亦因漠视杀父之仇而影响后世评价。
嵇康死后，竹林七贤中的向秀亦接受司马昭的征召出仕。向秀有一次见到司马昭，对方竟奚落他：你不是一直想归隐吗，怎么现在出来了？
提以上这些，并没有贬低竹林七贤或魏晋风度的意思。公某真正想说的是，今人面对这个事情，应有清醒认识，不宜一提“魏晋风度”，就一味吹捧、膜拜，分寸感更重要——至少他们那些具体的观念与主张并非都可取。
对待魏晋风度，公某以为，避实务虚，改一个字，称之为“魏晋风骨”，或许更恰当。
中国士人这个阶层，之所以广受尊敬，根本原因正在与其风骨、傲骨。从先秦的介子推、屈原、苏武，到竹林七贤，境界上可谓一脉相承。嵇康在《家诫》中，就如数家珍般提到伍子胥、夷齐、柳下惠、苏武几位士人。
风骨、傲骨这一条，就是在崇尚民主、自由价值观的当今世界，也依然具有先进性。
竹林七贤被后世视为中国传统文人清廉正直、不畏强权精神的代表，就十分恰当。说句套话，真理多走一步，就可能走向反面！
顺便说一句，古代士人，与今天广义的知识分子有别，与大右派“臭老九”们这类学界良心倒是吻合的。
2023-07-21 匆匆草就 【110楼有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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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23-7-22 0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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