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在中国从来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更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算不论隋炀帝下扬州所引发的一系列民间传说与趣闻轶事及戏剧曲艺等,单是从诗词、小说与影视中运河题材的一次次出现,也可发现“大运河”在中国文学艺术的长河中从未缺席。
大运河系由隋朝第二代皇帝隋炀帝下令开凿。隋朝史称“流星王朝”,其兴也勃,其亡也速,文治武功曾煊赫一时,却不到四十年就分崩离析。继之而起的是中国封建王朝中最强大的唐朝和最富庶的宋朝。这两个王朝恰好是“诗的朝代”和“词的时代”,因此诗词中常常显现大运河的身影就不足为奇了。
比如白居易的《隋堤柳》,对炀帝开运河持较为严冷的否定态度。诗风仍是所谓“乐天体”,与《长恨歌》《琵琶行》一脉相承,明白如话,老妪能解,唯艺术成就不及那两首脍炙人口之作,主题上也有持论过苛之嫌——只见大运河的“祸在当代”,不见它造福民生、沟通南北的“功在千秋”;只认定隋炀帝开此一河是恣意享乐,完全抹杀(或真的想不到)他的战略眼光与长远布局。在白居易的这首诗中,大运河的形象很不光彩,可说是对河与人双重的不公平。事实上隋炀帝通此一河,以如此浩大的工程只为一睹琼花的尊容,只为饱览沿途风光,在政治家的层面上有多少可能性?炀帝的动机客观来说是“公私兼顾,以公为主”,虽不排除借此巡行观光的因素,却更是为了要把天下一统前的北齐、北周故地与江南的陈政权以一条畅通的大水路紧紧扭结在一起,让隋王朝真正在经济交流上、文化心理上融为一个完整的国家。有鉴于此,《隋堤柳》足够真诚,却不足够冷静与超迈。
与此相似的诗作还有一批,这多少反应了当时诗人群体的主流认知。
到了北宋,与隋朝在时间上拉开了距离,而享受到的运河的便利比唐代显著,不同的声音就此出现。宋词光耀千秋,以婉约派为正宗,离愁别绪为最常见的题材之一,恰好与汴河(运河)上的迎来送往息息相关。相当多的词作明显地不再把运河作为一个穷奢极欲的对象来处理,而是拿它当作羁旅乡愁的人生之河。运河的整体面貌柔软和亲切了不少。
柳永著名的《雨霖铃》就发生在运河畔。“杨柳岸,晓风残月”,“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早已成为千古名句。那“风情”岂不也间接地印证了运河的风情吗?
说运河的风物滋养了一代代诗人词人,应是不夸张的。
小说与大运河缘分亦深。
汪曾祺是沈从文的传人,他们与周作人的弟子废名一道,把“小说散文化”发挥到了极致。汪曾祺小说中时有大运河的身影,汪先生可说是喝着运河水长大的。他在散文《我的家乡》中回忆道:“我的家乡高邮在京杭大运河的下面,我小时候常常到运河堤上去玩。”语极淡而情实浓。
运河在中国小说中的灵光可上溯到明清白话章回说部(文言小说如《唐传奇》等绝少运河踪迹)。有敏感的学者就发现,《红楼梦》第一回说:“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有个姑苏城,城中阊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阊门位于苏州城外,运河之旁。后四十回出自他人之手,但不可忽视的是穿着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宝玉拜别贾政时在比陵驿,即今常州老西门古运河北岸。续书时有违反曹雪芹原笔原意的地方,但以运河始,以运河终,从首尾呼应这一点来看,续作者也算体察和尊重了原作者的构思与心思。
近现代表现大运河的力作仍时时闪现光芒。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曾入选语文课本,反映的是江南运河一带农民“丰收成灾”的悲惨境遇,充满了深沉的人文关怀。
当代不论是长篇历史小说《大运河》,还是号称运河文学新地标的《永远的大运河》均有建树,且比前代多了一份磅礴的气象和宏阔的格局——我们大可以不必厚古薄今的。
通观小说里的运河,有两大特点:一是有较为明显的由俗入雅的倾向。在章回小说中,它们多与通俗故事和市民百姓的审美趣味密切相关,其生发出的常是跌宕起伏、曲折动人的“传奇”;而近现代以降,运河笔墨宛然换了一副色调,与民生、民本靠得更近,与现实人生贴得更紧,随处可见深切的思考与浓稠的悲悯。哪怕当代历史小说《大运河》采用了章回体形式,但此章回非彼章回,形似神异,骨子里还是与“五四”以来关注现世的新文学传统更加亲近。二是早期小说写到运河,要么作为背景,遥遥叙述;要么作为插曲,略作点染。越到后期,运河在文本中的地位越高,重要性越突显。如果说此前的是“写到运河的小说”,当代的便是“写运河的小说”,一字之差,相去千里。
比起诗词与小说中多姿多彩的大运河,影视作品中的相关题材不免黯然失色。
1987年有部长达58集的香港电视剧《大运河》,主演梁朝伟、陈玉莲、刘青云、曾华倩、黄日华等,阵容强大,星光熠熠,梁、刘二人更是日后的影帝。该剧是当年的台庆剧,以今日的眼光看来制作粗糙,然而演员的出色表演和那个年代特有的港剧韵味足以补救。问题在于此剧其实与运河没什么干系,倒像是某种意义上的“隋唐演义”,从杨广到李世民,以至风尘三侠等等,他们的生平与运河文化呼应甚浅。偶尔运河现身,也是惊鸿一瞥,无关宏旨。它只能算“运河影视”的外围。
与此类似的还有根据金庸名著改编的《鹿鼎记》和根据席绢言情小说拍出的《上错花轿嫁对郎》。两书原著中主人公均出生扬州,因此不可避免地涉及运河。不过两位作家都没有把重点放在这一块面,韦小宝很快到了北京,李玉湖杜冰燕也各自嫁往外地。在电视剧的二度创作后,运河元素稍微突出。尤其是张纪中央视版《鹿鼎记》,前几集对运河两岸生态的描绘颇为生动,镜头不多,但那种繁华、古典、拥挤热闹的水城之气颇为传神。可惜一带而过,未够淋漓。显然,运河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
重头戏要迟至2017年才姗姗而来。这一年正式开机的大型年代史诗剧《大运河》是不折不扣的宏篇巨制。跨越半个世纪的宏大故事折射家国命运,尽显沧桑变迁。一线编剧高满堂与《闯关东》导演张新建联手,水准自有保障。而运河儿女的情怀境界,运河的风土风韵也传达得荡气回肠。
运河文化创作是一个大命题。诗词里的灿烂,小说中的丰饶,影视中的贫瘠,留给我们意味深长的反思。往返观照,或许可以说,诗词中的运河最具个性,小说中的运河雅俗兼备,影视中的运河还留有进一步丰富和拓展的空间。汲取“诗词运河”的神韵、内蕴,借鉴“小说运河”的深邃、开阔,定可促成“影视运河”的华彩、绚烂。“影视运河”的探索又能反哺“小说运河”和以白话诗书写的新时代的“诗词运河”。三者互相借力,定可将运河文化创作推向盛世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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