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不唱歌。对于一切“抛头露面”的活动,我有本能的紧张。转折是在17岁。
那年家里刚买了音响,引得好些同学天天来玩。我是主人,不能从头到尾地默然,像示威,又像静坐,又像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因此选了《涛声依旧》。先有点跟不上,慢慢地就合上了拍子,到第二段时就不必担心音准、节奏,尽可分出神来,专注感情。那种由生涩一点一点接近成熟,至驾轻就熟,至游刃有余,是相当神奇的体验。由此我喜欢上了唱K。
有些人不仅能唱,还颇有心得,告诉我说在KTV里不要说太多话;不要吃爆米花,伤喉咙;多喝开水,不会嗓子充血;调门高的歌应当站起来以便运气等等。原来窍门如此之多。
唱得好的人是真好!我有个朋友,生活中温文尔雅,典型的婉约派,一唱起来,学着张爱友、郑中基、迪克牛仔,惟妙惟肖。那种粗犷豪放,酣畅淋漓,与平素判若两人。我猜他心里积郁甚多,日常得不到发泄,一有了渠道,就欲罢不能。
另有个女同学,是专攻民歌的。《小二黑结婚》她都会唱,《青藏高原》都不怎么吃力。她的声音是一条带着韧性的缎子,任你九转十八弯,总不会断。唱慢歌时是那样绵延的亮丽,唱快歌就声声爽脆,丁丁当当,大珠小珠落玉盘。
有次偶然和一个朋友的朋友一起唱歌。朋友本人不长于此道,只负责买饮料,买小吃,帮我们点歌。我和那朋友的朋友你一首我一首,毫无后顾之忧。不知别人有无这种体会,即碰到一个水平相当的高手,容易激起愉快的“斗志”。如果同来的人你推我让,死样活气;或者你唱你的,他抽他的烟,呛得你嘴一张就咳嗽;或者她与她拉家常谈衣裳,随你气声、颤音、花腔,都充耳不闻,你马上就兴致低落,意兴阑珊。“俏媚眼做给瞎子看”固然是人生一大悲哀,好歌唱给“聋子”听,又何尝不是?我那朋友的朋友技巧高超,音色优美,音域也宽,难得的是态度认真,一丝不苟。我喜欢这样尊重唱歌的人,相信他做旁的事也是这么专注。他唱一首80年代的校园歌曲,庄重当中带着活泼;唱另一首不出名的中速的歌,懒洋洋的,但一字一句都咬得清晰,绝不拖泥带水。当中有一节前奏,本来用不着唱的,他却随着“过门”轻哼。我听着仿佛小学时,放暑假,坐在屋里,外公外婆上班去了,下午三四点钟,比黑夜更深的寂静,阳光没精打采地照进来,我望着门外的扁豆架子和架子外的小路,有时也打一个盹,比泡在温水里还要妥贴。他刚来时大约想压倒我,之后显然不想了,倒有点惺惺相惜的意思,最后还邀我合唱了一首很少人点的《两忘烟水里》(粤语老歌,82版《天龙八部》的片尾曲)。他仍是从容不迫,我也是一贯的不紧不慢。两人的声调很是融合,每一句都像有回声,影重重的,好像千门万户,层峦叠障,一眼望不尽江天寥落。我每逢激动,例必头皮发麻,这次不仅发麻,还觉得自己分成了两个,一个唱,一个听,在局中又在局外。我们都极高兴,不过走的时候,都没要电话号码或是别的联系方式。所谓“知音”是不是就是这样清贞决绝?留着这点遗憾,也好。
我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卡拉OK前后,我常做出出格离谱的举动。这是至今也无法解释的。某次学姐请我去唱歌,说是心情不好。她是个现实的浪漫主义者,有着清醒的糊涂和循规蹈矩的疯狂,爱在框架以内标新立异。所以我也不担心,陪她玩了一整个下午。她转悲为喜了,我却唱得说话嘶哑。回来的路上,“儿童医院”门口,见到一个大人抱着个小男孩,孩子鼻涕拖得无可再长。也许是唱得昏头昏脑,我一向不管闲事的,却忍不住唐突地叫那大人说:“师傅,小家伙鼻涕要淌到嘴里了。”那人愣住了,我也愣了,都被突如其来的冒失搞得手足无措。我们四目相对了一会儿,他嘀咕了一句,转身走了,不知说的是“谢谢你”还是“神经病”?
还有一次,我跟大学同学逛南京夫子庙,准备玩到六点钟去吃饭、唱歌。从一个小岔道一转,忽然喧闹全消,眼前一条清雅的小道,旁边是“詹王府”,一个收门票的景点。难道是想到将要唱歌太开心了,心神大乱么?我不知哪里来的胆子,竟叫了朋友大摇大摆地往里走,到门口时紧张起来了,脚步却不迟缓。进大门走了一程才觉得后怕。朋友骂我:“疯了你!”我问他:“为什么那人不跟我们收票?”朋友摇头。这个便宜拣得惊险而又莫明其妙。这王府基本上是个园林,没有玉堂金马的富贵,反有些野趣。不过寒烟漠漠,气象衰败,终不及苏州几个园林秀润灵逸。不买票还说人家的坏话,似乎岂有此理,可是当时确实是这感觉。记得从前逛“留园”时正在下雨,在回廊上看零星的几把雨伞在枝叶窗棂间闪过,每个毛孔都睡着了。“狮子林”里奇石最多,局面不大而有峥嵘意,天阴阴的,池水绿得像固体,像翡翠,对所谓“凝碧”有了直观的认识。詹王府也有几处值得品评的,但没有以上两处叫人临去流连。
关于卡拉OK,我有几“最”,列在下面。
最无奈的一次是有个亲戚失恋(他辈份比我大,年龄跟我差不多),严令我陪他唱歌,以谴胸怀。我以前常跟他开玩笑的——好比一天他说好了来我家玩,我预先在门上贴了纸条,正面是“轻轻敲一下门,再看反面。”反面写的是“敲门都这么忸忸捏捏,你是不是男人啊?”他上当后哇哇大叫——现在人家找上门来,我也不好不理了。我从来没见他唱过歌,心想倒可乘机量量他的深浅。结果发现他走调。我自己乐感挺好,听到什么歌,就能用简谱记下来,在琴上弹出来。听他跑调跑到这个地步,又不敢说,只好绝望地坐着。他说:“你别这死样子!我知道我唱得难听,但是按辈份我是你叔叔,难得请你一趟,你不准摆脸色给我看!”我微弱的申辩:“乍一听是难听嘛。仔细一听,还不如乍一听。”被他狠狠捶了两拳。后来想逗他开心,就问他为什么喝了那么多茶不上洗手间。他气虎虎地说:“我不像你,我肾功能好!”我说:“你也只剩下这么个优点了。”他总算笑了。
最可气的一次是跟一个在广州酒吧里当歌手的“远房熟人”一块儿。他技艺精湛,却不用心。每次都笑嘻嘻地演绎那些哀婉的歌。有时又过于炫示功底,流于圆滑。他像《海上钢琴诗》里那长头发的傲慢男人,再怎么本色当行,只因缺了一份对音乐的诚恳,就损折了修养,露出讨人嫌的匠气。这一位也是。我从他花里胡哨的唱腔里闻得出酒吧的轻浮。
最无聊的一次是跟一群不熟悉的人一起,当中只有一个是我的好友。他想藉此结交市里“权贵”的公子,拉了我去助场。我极不舒服,况且向来不是长袖善舞,但这朋友是我从小玩到大的,不得不帮他的忙。好在那些“公子”不讨厌,待人客气,待歌也专心。问题是他们太挚诚了,以至迷信歌星。歌星在两段之间港台腔的插话说“某某观众你们好吗”,他们也别别扭扭地说着;歌星咬字不清,他们明明国语不错,也舍己从人。完全听不出个性,只是不甚高明的翻版,还不如去听磁带了。我想起一篇《二郎庙》,其味同嚼蜡之处,正堪与他们相比:“夫二郎者,老郎之子,大郎之弟,三郎之兄,少郎之父也。二郎有庙,庙前有树。人皆谓树在庙前,吾独谓庙在树后。”——说了等于没说。
最奇特的一次是遇到一对兄妹。妹妹人冷歌也冷,声音里有入骨的寒冽,每个字都像吐出一片雪花,不知她怎么练的。她矜持异常,除他哥以外,整晚不和别人说一句话。哥哥跟我那爱唱张学友的朋友稍微有点像,但又小同大异。我那朋友是粗犷而热烈,他却是粗暴而凶悍,使人想起“月黑风高杀人夜”,或是于仁泰导演的《弗莱迪大战杰森》。我不是笑他,的的确确是有点怕人。小学四年级时,外公住了一年院,我天天到医院和外婆陪床,经常梦中被凄厉的哭声惊醒。那是“老干部病房”里,又有一位老人过世了。第一次还是懵懂的不安,以后就感到死亡的可怕。我甚至想象刚刚去世的老人会一个病房一个病房来告别一下,在小钢丝床上,惊惧地瞪大了眼。那位“哥哥”的歌声不是这种阴森的恐怖,但恐怖的程度则相仿。就如有人说莫言和张爱玲,一个是暴烈血腥,一个是手术台上的洁净,但解剖人性时,一样那么“残忍”。
最惬意的一次是前不久到上海找网友玩儿。一共三位,二男一女。其中一位平时因为工作关系,不得不成天绷着脸,见了我们,不用装假,顿时反弹得厉害。他提议晚上十二点开唱,直到凌晨五点半。生平没有这样赶过午夜场,又有这么大块的时间来奢侈的消磨。他唱《千千阙歌》,到“怎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AH,因今宵的我可共你唱”那几句时,向我微笑示意,颇收“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效果。经历奇特,早晚逃不脱被我写到小说里去(有位老师说我小说里有“三多”,汽车多,喝茶多,唱歌多)。
最不拘形迹的一次是跟初中同学的。国庆众人纷纷回老家,听说我要去镇江上班,说坚守家乡的又少了一个,趁着还聚得齐,赶紧再唱一回歌。彼此实在太熟,对方爱唱什么歌全都一清二楚,于是不约而同开始颠覆,男唱女,女唱男,素来摩登的却唱黄梅戏。然后找了五六首儿歌来大合唱,举凡《黑猫警长》、《两只老虎》、《数鸭子》、《蓝精灵》、“荡起双桨”,一首不漏。有位仁兄连少先队队歌也翻出来唱。大家笑得东倒西歪,砸垫子的砸垫子,抢点心的抢点心,有个本是最最斯文的女生,脱鞋站到沙发上,要全体男士承认她是女皇,还要吻她的脚。我们严辞拒绝,笑不可抑。闹到极处,又不期然的有一缕悲凉,因为这样的聚会,都知道是绝无仅有,将来老了,可以“闲坐说玄宗”的。同学里有人多病,有人刚失了业,有人工作不顺心,有人婚姻不如意,我则是目睹了父母离异、家庭解体。虽不全是“苦中作乐”,也难说其中没有互相慰藉的成分吧?
父亲在家时,我们向来是用电烧水的,他一走,经济上捉襟见肘,改为到附近的茶炉子那儿打开水。这个小小变化给了我深深的刺激,相形之下,人情冷暖,种种炎凉,反是次要的了。据说他曾告诉别人他心里是疼我的,也常关心家里的情况。但是这些真假难辨的传闻并不提供多少安慰,倒是和朋友们唱唱歌,疯一疯,可以卸下一些往事,储存一点温暖,好接着在风风雨雨中走下去。
初三毕业的那年暑假,一身轻松,又新添了音响,许多同龄人闻讯而来。我们勾肩搭背、兴致勃勃地唱着《明天会更好》。17岁的天空如此明净,每一个明天都像是玫瑰色的。一层一层的明天延伸推展出老远,极远处,依稀有今日之我和昨日之我遥遥相对——伴着亦庄亦谐,起落跌宕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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