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中美关系：需要慎重对待的三个框架

无弦风

孙立平社会观察 3天前

关于当前的中美关系，有两点应当说是人们的基本共识。第一个，中美关系确实是变了，和前几年不一样了，而且回到原来已经不太可能了。第二个，变的方向不是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在变，而是朝着一个坏的方向在变。

中美关系的这种走势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忧。

因为无论如何，现在美国是世界上头号大国，中国无论是从经济实力来说，还是从国际影响力来说，都正在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个大国，世界上两个力量最大的国家，关系在变坏，这对整个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对此感到担忧，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在现在的情況下，这种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种走向意味着什么？将来可能进一步的走向和结果会是什么？就成为大家非常关心和关注的一个问题。

为了使得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能够更深入一些，这里我想介绍三个和这个有关的理论框架或者说解释框架。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三个框架对这种关系的看法都是比较负面的，也就是说不太看好中美关系未来的走向。而且我介绍这三种解释的框架，并不意味着我完全同意这三种解释框架的观点，有的可能是很不同意。

那为什么还要介绍这三个框架？有这样的几个考虑。首先，我们要正视现实。现在中美关系在走坏，这应当说是一个不争的现实。我们要缓解这个关系，首先要承认这个现实。第二，我们分析这些解释框架，可以给我们一个机会去弄清楚，使得中美关系变坏的那些因素是什么，如何来解決这些问题。第三，即使中美关系走坏不是人为的力量能够扭转的，但是还是应当要尽量在这里寻找弹性的空间，因为这种弹性的空间可以降低对立和冲突的力度。

第一个就是人们经常讲的叫修昔底德陷阱。

关于修昔底德陷阱人们其实已经讲了很多了。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的学者叫艾利森，哈佛大学的教授。

他那部很有名的著作，叫作《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其实这个书名有点奇怪，书名的主标题叫“注定一战”，好像是一个肯定的判断。但副题又用了一个问号。他在私下里讲过，实际上美国跟中国的情况很相近，出版社也是标题党，“注定一战”这个题目是出版社的主意，为的是吸引眼球。其实，是副题的问号更能准确表达他的意思，他是想探讨这样的状况有没有可能会得到避免。

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含义，大家都知道，是来自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一句话，他说“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如果用一个比较抽象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当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对一个守成大国形成威胁的时候，就有可能会爆发战争。所以在过去的一些年，艾利森专门做了一个系统的研究。他的研究发现，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事情总共发生过16次，而在这16次冲突当中，有12次导致了战争。

应当说，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第一次用一个形象的概念，正视了这样一种重要的历史现象：当一个新兴的国家在崛起，实力逼近原来老大的时候，这两个国家会面临着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甚至战争。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研究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最坏的结果的发生，是为了促使人们用一种更加智慧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正因为如此，现在不少人用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来解释当前中美关系的演变。有时候一说现在中美关系，有人就说，你别说那些什么价值观、文化，关键的问题就是谁来当老大。这样的解释当然有它的道理，而且也可以说有很强的事实根据。但我认为，在使用这个框架的时候，有两个问题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第一个，假如说修昔底德陷阱是以事实为基础的历史现象，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都很难避免，这里头是不是还有弹性的空间，有腾挪的余地？我们应当如何来利用这个空间，尽量避免在这个过程当中坏的结果，而争取好的结果？第二个问题，大家都在讲这种修昔底德陷阱，好像这是一种必然规律，那会不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自证预言。也就是说，大家都这么看，都觉得会这样，都在为这个做准备，最后反倒促成了这个结果。

无弦风

第三个解释的框架就是所谓文明的冲突。



前一段时间，美国国务院下面的一个团队，在制定一种思维框架，就是在文明冲突的意义上来定位中美之间的关系以及现在中美之间所发生的矛盾。这样的一个消息透露出来之后，引起人们广泛的议论和批评。从我个人来说，对斯金纳的这样一种说法，也是抱一种质疑和批评的态度。



这个质疑和批评主要是在下面这三点上。



第一点，从事实的判断来说，我们知道，在文明冲突的基调上来定义中美关系和中美之间的矛盾，其理论基础就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中，他是把中国和穆斯林看作是对于西方文明最具有挑战性的两个文明，而且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认为，存在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两个文明会联合起来对付西方文明。但这里就有一个问题，究竟存不存在一个和过去几千年一脉相承的这样一个中华文明。如果说这个中华文明都不存在的话，那么整个立论的基础还存在吗？



第二个批评和质疑是，那个团队在讲文明冲突的时候，特别强调了两点，第一个，强调了西方现在所遭遇的这个文明，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很陌生的一个文明，这个文明甚至和上个世纪冷战时期遭遇的苏联的那个挑战都不一样，因为哪怕是苏联，那个挑战也是西方文明内部的事情。还有一点，他们甚至把人种的因素也扯了进来，就是强调说这是一个非白人的、非高加索人种的对手。如果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理解国家和国家之间，甚至是文明和文明之间的冲突，那就有可能造成一种偏向，就是过于强调文明和文明之间那种对立和矛盾。因为我们知道一旦涉及到文明，特别是涉及到人种的问题，这样的矛盾就是很难消解的。



第三个批评和质疑是，用文明的冲突来定义当前的中美关系、中美矛盾，会不会把国家层面的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甚至意识形态的冲突，扩散到民间，扩散到普通老百姓当中？文化和文明的承载者是普通的个人，这个和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不完全一样。换句话说，如果这种冲突进入到普通人的层面，这样的矛盾和冲突无疑是要更为深刻、更难解决的。前一段时间，董洁林教授提到一个概念：民间善意。我觉得这个概念是很值得重视的。



但是，对于文明冲突的框架尽管有上述的批评，我还是认为，这种解释框架还是有其价值的。因为通过这种框架，还是可以使我们意识到现在中美之间面临的这种分歧、对立和冲突的深刻性。在他们看来，深刻到什么程度呢？似乎只有用文明这样一个层面的概念来表述。所以，尽管我不同意他们在亨廷顿对文明界定的那个意义上来讲中美之间是文明的冲突，但同时我也认为，现在中美之间的分歧、矛盾和冲突，确实带有一种文明的含义在里面，只不过这个文明不是亨廷顿所讲的那个文明。

无弦风

第二个就是冷战的解释框架。



也就是说，把现在中美的矛盾和对立比附为上个世纪下半期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那种冲突和对立，即冷战的状态。



对于这种说法，人们现在的意见还不是很一致。有的认为实际上现在已经是一种冷战，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现在还谈不上冷战。为什么谈不上呢？最主要的是因为缺少当年冷战当中两个重要因素。这两个因素，一个是意识形态，一个就是结盟。



当年美苏冷战的时候，整个世界上那些主要的国家，或者说绝大多数国家都面临一个选边站队的问题，你不是属于这个阵营就是属于那个阵营。而且这两者之间一边是社会主义，一边是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它是由一种意识形态来作为旗帜，同时也作为内部整合的机制。所以有人就认为，现在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还很难见到这两个因素的作用。



关于这个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现在中美这种对立当中，确实意识形态的因素和当年美苏之间相比没有那么强烈，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发展模式、不同的体制，在这种对立当中所占的分量。但是客观地说，和美苏冷战的时候比，意识形态对立的程度确实要低一些，弹性的空间可能要大一些。因为那时候两者不但在政治意识形态和体制上是完全对立的，而且经济上体制也完全不一样，甚至两者之间经济的联系、经济的纽带也比较薄弱。而现在的情况是，双方经济体制的差异已经比那时候小得多，而且两国之间经济上的纽带和联系要比当时强得多。



至于阵营的问题，我觉得现在可能做出判断还为时过早。前一段时间法国的前总理德维尔潘曾经提了一个概念：未来会不会是一个世界两个体系。也就是说中国和美国各自发展自己的科技体系和科技的生态体系，这样可能最后就是美国和欧洲形成一个体系，中国和非洲形成一个体系。同时他认为，将来印度和俄罗斯很可能会被拉到美国主导的体系当中，这就看中国怎么来应对了。



对于冷战的这种解释的框架，我个人的看法还是应当尽量来寻找它的弹性空间，至少应当避开那些会加剧冷战、加重对立的因素。利益的矛盾和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应当避免把另外的一些因素，特别更多的是涉及到情感的的因素，与经济利益纠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