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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六星网 情感休闲 抗战军魂 [史记]陈诚日记中大骂:桂系万恶、万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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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陈诚日记中大骂:桂系万恶、万恶!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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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5 09:23 |只看该作者 |正序浏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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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出版之《陈诚日记》,对李宗仁所执掌之第五战区,批评极多——陈诚曾主政湖北,第五战区长官部亦坐镇湖北老河口,双方因兵役、粮政事务往来频繁。据陈之日记,第五战区当日之军纪、民生,实在不堪已极。

1942年,陈诚评价桂系第五战区:军纪之废弛,深为可怕

试以1942年第五战区粮政风波为例。本年湖北、安徽、河南等省灾荒严重。第五战区军粮不足,遂向陈诚施压——如9月13日白崇禧在军事委员会作报告,称“第五战区无隔宿之粮。(粮政局无粮,只好发票与军粮局,该局转发兵站,兵站转发部队,部队只好向人民要,军民交困而坏纪律。)”军政部次长钱大钧则指责此事乃是“鄂主席陈辞修扣粮所致”。①

10月7日,蒋介石召见陈诚面谈,嘱咐其“对于鄂东与五战区军粮问题”,须亲赴老河口与李宗仁相商。9日,陈向参政会报告湖北的灾荒情形,希望中央能有所援助;但粮食部长徐堪表示中央亦无办法,五战区军粮仍须全部由湖北省府负责。12日,陈再次面见蒋谈五战区的粮食问题,直言:“如顾及民众死活,即无法满足粮政当局及五战区欲望。否则就只好不顾民众死活了。”蒋被陈的言语激怒,平复情绪后亦只能无奈指示“对民众不能姑息”。②

10月26日,陈启程赴老河口。30日,于歇马河中心小学内,听取了五战区兵站总监部直属第一支部长罗志杰的报告。陈在日记中记下了报告的大致内容:

“一、该部每月由兴山所雇之民夫须九百名,每十天换一次,全月须二千七百名,但如不能(如)期调换,亦有服役二十天者。二、每夫每日给费九角五分,发米二十两,扣洋一角五分,并扣菜钱三毛,每夫每人仅得五角(查有仅四角者、有完全不发者)。三、每人服役一次至少须赔累三十元至五十元(查如有违背不当夫者,则行棍责或枪毙)。四、因服役而死者,今年已达千余人,沿途虽妇孺均参加耕种,仍多荒芜也。”③

报告中提及的壮丁死亡率,无疑是惊人的。故陈诚感叹“此绝非长久之计,希望此次赴鄼有以解决之道”。但其实并没有任何办法。11月3日,陈抵达老河口,与李宗仁会面。4日,与五战区长官部开会商讨军粮问题,五战区之人“众口一辞言系(征粮)方法问题,而非(粮食)有无问题。兵站总监谓:有枪不怕无粮。又有人谓:无粮可收钱,无钱可收地。”陈诚闻之骇然。五战区众人如此跋扈,陈毫无办法。5日,召开鄂北行政会议,李宗仁在会上公开质问:为何1939年之前,军队多于今日,未发生粮荒;今日军队减少,反而无隔宿之粮?矛头直指陈诚。陈未作任何辩解,勉励了一番地方工作人员须重视征粮工作,即草草结束会议。④

11月8日,陈与五战区各县长谈话,“得悉五战区军纪之废弛,深为可怕,如八分校盗卖军粮及走私情形、兵站总监之囤积居奇(在竹山私存稻谷一万六千石)、五十四军在各县买田(随县一处一千余亩)、抗不纳粮还税,以及其他抢派民粮与营私舞弊情形,可谓形形色色,无奇不有,尤以河口一处之妓女,竟达五千余人,更足以证明长官部及各机关人员之行为矣。”⑤

陈的老河口之行,并没有为负担沉重的湖北民众争得喘息。1943年1月8日,陈在日记中写道:“王冠吾局长而(由)鄂北回省,报告鄂北征购粮食情形,人民有卖牛卖谷缴军粮者,并有麦苗草叶者,五战区此种迫民走绝路,实非抗战前途之福也。”⑥稍后,蒋调陈诚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陈向蒋辞去六战区长官和湖北省府主席之职,蒋面有难色,对陈言:“无论任何人对五战区(皆)无法对付”。蒋、陈俱感无奈。

1943年1月,桂系大别山根据地被日军攻破,安徽省府临时所在地“立煌”亦被焚毁。陈诚在日记中愤怒写道:“五战区大别山失败之原因,在干部个个(班长以上)有钱,班长以上均有临时家庭,该部前军长张义纯并有‘只要敌人来五战区,无不败之理’之语,今已验矣——桂系万恶、万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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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
发表于 2017-1-27 08:37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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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5 09:27 |只看该作者

注释

①徐永昌日记,1942年9月13日。②《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东方出版社,2009,P342。③国史馆,《陈诚日记》,1942年10月30日,P394。④《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东方出版社,2009,P345。李宗仁对陈诚的的质问,亦曾质问过第五战区粮食管理处处长黄宗儒,黄答复李:“一因陈诚故意为难第五战区。二因军粮局派兵逐家搜粮,老百姓将粮食收藏。三因……”见:黄宗儒,《新桂系在鄂北与陈诚的矛盾》,收录于《湖北文史资料》第40辑。⑤国史馆,《陈诚日记》,1942年11月8日,P398-399。⑥国史馆,《陈诚日记》,1943年1月8日,P408。⑦国史馆,《陈诚日记》,1943年1月16日,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P411。⑧庞盛文,《陈诚和李宗仁之间的矛盾》,收录于《湖北文史资料 总第31辑 陈诚史料专辑》。⑨庞盛文、杨学瑞,《有关五战区军粮问题》,收录于《襄樊文史资料》第4辑。⑩《李宗仁回忆录》,1988,P608-609。(11)庞盛文、杨学瑞,《有关五战区军粮问题》,收录于《襄樊文史资料》第4辑。(12)张寿龄,《在李宗仁戎幕中的十年》,收录于《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18》。(1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第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军事询问案及何应钦之答复》,《民国档案》1997年第3期。(14)(15)《何成浚将军战时日记》,(台)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P446-470。(16)何章海,《记天河口民变》,《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7)《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东方出版社,2009,P31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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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17-1-25 09:25 |只看该作者
陈诚所言不虚,五战区苛政终激起“天河口民变”

以上陈诚对李宗仁五战区的观感,并非虚言。桂系干部之回忆,多有与陈诚一致者。如五战区长官部调查室调查科长庞盛文(负责情报工作)承认,当时针对百姓供应军粮问题,“(陈诚的立场是)一定要先顾民食;如不先顾民食,湖北3000万百姓将无以聊生。陈意是待百姓有余粮时再拿来拨充军粮,李宗仁则认为当前是抗日时期,军粮重于民食。……当时鄂北一带粮荒严重,粮价大涨,军队缺粮就硬找老百姓要,百姓苦不堪言!”⑧

庞盛文还讲述了两个五战区粮政腐败的具体案例。其一是他亲自参与调查的一起骇人听闻的活埋士兵事件:“十补训处驻白家湾的一个营。这个营的军官把士兵关押在屋子里,到开饭时还往士兵喝的稀汤里撒把砂子,使士兵连稀汤也难得喝饱。这个营的士兵一批一批地饿得倒地不起。军官们就扒个坑,将饿死的士兵一埋了事。军官们不仅吃了薪饷、空额,而且连士兵的埋葬费也揣进了腰包。”⑨这起活埋事件,李宗仁晚年在回忆录中也有提及。不过,李很巧妙地把责任推给了“五战区第十补充兵训练处第二团团长何中明”,抨击何中明因系“黄埔毕业生”而未被重庆军法总监部判处死刑。⑩

其二是老河口军粮库库长曾曙先盗卖军粮老马失蹄:“当时管军粮的官员不怕打仗,最喜欢打仗,……他们盗卖军粮,一遇上打仗,就把盗卖的军粮往战争损失上一推,谁也查不出。一九四0年春,日军发动春季攻势,老河口军粮库的库长曾曙先(广西柳州人)闻风将仓库军粮销售一空。谁知日军……并未向老河口进攻。待到五战区长官部从谷城石花街迁回老河口时,曾曙先的仓库里已无一粒粮食可供军用,引起舆论界大哗,群情激愤。李宗仁无法,只有将曾曙先枪毙以安定人心(有人说枪毙的是个假的)。”(11)此事,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军法执行监部督察官张寿龄的回忆也有提及,且据张的披露,曾曙先盗卖军粮,乃是与李宗仁的警备司令部司令刘剑奇合谋,事发后刘抢先告发曾,得以全身而退。(12)

1944年的“天河口民变”,可谓五战区民众对桂军之扰害与压榨的一次总爆发。该年7月17日,数千民众(一说数万)攻击了桂系设于随县天河口镇的“鄂豫边区游击挺进总指挥部”,双方战斗六小时,指挥部被捣毁,总指挥何章海被俘虏,“其余官佐被杀甚多”。

对此事之缘由,李宗仁与随县参议会,双方的说辞完全不同。李宗仁给军委会的报告称:“事变之起因,系由于原有之黄学会组织尚未根绝,当地股匪遂利用该组织并煽惑当地愚民乘机暴动叛变”;随县参议会则指出民变的起因是驻军将民众逼到没有了活路:“豫鄂边区挺进军总指挥何章海在随县天河口、唐县镇、高城一带纵兵向民间派征柴草、伙料、勒扣国币,每斤五元或八元以上,并宰杀猪羊,割取菜麻,掠夺家具,奸污妇女,征夫运货,公然走私。适值天气亢旱,农民正车水灌田,乃复迫使壮丁逃避,以致禾苗无救,该地人民素有迷信团体,又迫于生计,遂聚众与该指挥部抗拒。”(13)

湖北省府方面的说法,与随县参议会大致相同。军委会军法总监部执行总监何成浚8月份接到多份湖北省府官员的电报与信函,“均言随北民变,系鄂豫边区游击队郝某(何某)所部,勒索、强夺、奸污、残杀过甚,民众于死中求生,铤而走险所致,无他种原因。”“鄂北今夏百日无雨,又加以蝗蝻伤稼,秋收不及两成,民众既久苦驻军之苛扰,尤迫于征粮之过多,遂致铤而走险。”何愤然于“抗日时竟有此等不若禽兽之军队”,故特意致电李宗仁“请其秉公依法处理”。(14)

民变发生后,日寇大作宣传。李宗仁为挽救恶劣处境,竟调集四个师的部队前往镇压。何成浚闻讯,于日记中感慨道:“军队不用于作战,而用于屠杀民众,各地民众自无一幸存者。此等事倭寇知之,友邦闻之,真我国家民族莫大之耻辱也。”何担忧李宗仁为求脱身,会将民变的帽子扣在“异党”头上——“深恐匪军方面,见民众死伤太多,诳报中央,指民众为受异党或伪组织运动,冀免减其妄肆屠杀之罪”——故曾请求蒋介石下令将桂军调开,“再派员前往查明肇祸原因”。但就在何请求蒋介石的同日,李宗仁已向军委会报告称“民变”乃共党之阴谋。何在日记中废然长叹:“其手段之毒辣,果不出吾人所料。”(15)反倒是曾一度被民众俘虏后又得以脱身的何章海,能够坦然承认“民变”系当地民众“在秧苗枯槁、秋收无望的情况下”,与宗教组织“黄学会”相结合的产物。(16)

其实,“天河口民变”并不是第五战区唯一的农民暴动,类似者颇多。比如,同年4月,湖北谷城县农民也曾因不堪压榨而起事,焚毁了当地三个乡公所。1941年9月1日,陈诚曾密呈致蒋介石,指责“五战区长官部幕僚及部队不肖之徒,贪污成风,保运烟土,包庇赌娼,贩卖仇货,私营盐粮,利之所在,无所不为。老河口囤积仇货如山,强迫人民运销,无不疲于奔命”,实乃“制造共党之显著者”,可谓中肯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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