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南京大屠杀，谁掩埋了死难者

失败的匈奴

2015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放飞和平鸽


大屠杀后，掩埋遇难者，主要靠以世界红卍字会为代表的慈善组织

南京大屠杀中，日军之暴行尽人皆知。暴行过后，遇难者遗体之掩埋情形，则媒体鲜少有所介绍。据《南京大屠杀史》，当日“有据可查的参加了埋尸活动的慈善机构共有8家，被他们收埋的遇难同胞尸体，计达19.8万余具。”这8家慈善机构中，以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南京市崇善堂、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三者为最主要。

世界红卍字总会1922年设立于北京，是一个由民国著名士绅（如熊希龄、王正廷等人）组成的慈善机构，在全国各省市设有分会、支会300余个。该会南京分会设立掩埋组，自1937年12月22日起开始收埋遇难者遗体；据该会之统计，共掩埋遗体4.3万余具，历时4月。其主要方式是就近或就地掩埋。经费主要来自多方捐赠及日军特务班所提供的“财政支援”——值得一提的是，该会在南京的活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该会在城内设粥厂、放粮、开办施诊所，且在获得日军的许可之后，从事遇难者遗体的掩埋；另一方面，该会的领导人物曾勉强就任日伪之职，获松井石根赞誉“红卍字会不错”；甚至为使日军的性暴行“不必危及私人住户”，还曾参与组织慰安所，以至于亲见其事的拉贝先生相当震惊，“红卍字会中一个我们熟知的、受人尊敬的官员，我们一点不敢相信他竟然属于这类人”。②

南京市崇善堂，是一个私立慈善团体。其设立，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嘉庆年间。南京沦陷后，该会曾组织“崇字掩埋队”，据其战后呈送给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统计表，自1937年12月26日至1938年5月1日，共在城区、乡区收埋尸体11万余具，其中以乡区为最多，达10万余具。《南京大屠杀史》对上述数据持保留态度，“对于崇善堂总共埋尸112266具之数据，因系形成于战后，其在册工人只40余人，较难实现日均数千具尸体之掩埋，故学术界对此存有歧见。对该堂的埋尸活动，尚待进一步发掘档案资料，深入进行研究。”“该堂巨量的埋尸数字，目前还找不到相关过程性的数字予以支持。”惟据档案材料，该会曾致函南京日伪政府，请求补助汽车配件，以方便迅速掩埋遗体。亦有亲历者称，崇善堂曾对外招募人手，应募者“一天弄块把钱”。③

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至1938年7月，共掩埋军民遗体2.2万余具。在所有参与遗体掩埋的团体中，以该会之统计数据最为严谨、可信，其报表“每月都填有按日统计表，……均成于当时，其月报表均为当月最后一日填报，非事后追记。各表统计精确，一丝不苟，甚至连马、狗等畜类尸体都附带统计。”④

除以上三者，参与遇难者遗体的掩埋工作的慈善组织，还有：世界红卍字会八卦洲分会、南京同善堂、南京代葬局、顺安善堂、明德慈善堂，南京市伪政权亦曾组织掩埋工作，日军则多有焚尸灭迹、抛尸入江之举。

世界红卍字会成员在掩埋大屠杀遇难者

失败的匈奴

注释
①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P846。②高鹏程 池子华，《南京大屠杀中的红卍字会——兼论红卍字会活动的两面性》。③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P862-864。④同上，P867-868。⑤程兆奇，《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P212-222。⑥程兆奇，《日本现存南京大屠杀史料概论》，《社会科学》2006年第9期。⑦波多野澄雄、庄司润一郎，《日中戦争——日本軍の侵略と中国の抗戦》，收录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近代史卷），P275

失败的匈奴

部分慈善组织的遗体掩埋统计数据，目前还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

上述慈善组织的遗体掩埋活动，除了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外，概不被日本的“虚构派”（日本政、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立场，存在着屠杀派、中立派、虚构派三大派别）所承认。虚构派常引用日本特务组织成员丸山进之言：“崇善堂和其他弱小团体向自治委员会提出了作业申请，自治委员会因为已将埋葬事务统一委托给了红卍字会，所以没有接受这些申请。他们即使作为下包方从事了埋葬，其埋葬的作业量也是被包括在红卍字会的作业量之中的。”⑤这种辩解，终是缺乏说服力，如崇善堂，即确曾致函南京伪政府请求补给汽车零件以便于遗体掩埋，该函并未经由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

不过，民间慈善团体所提供的遗体掩埋数据，确实存在不少疑问，其中又以崇善堂的统计数据最具争议。如学者程兆奇所言：

“崇善堂之掩埋工作共分四队，每队除主任1人，另有日给米八合队员1人和日给米六合队员10人，此数字出自战后《南京崇善堂掩埋队工作一览表》附件，其时揭露日军暴行惟恐不及，所以断无少报的可能。其中，第一队4月9日至18日间共埋尸体26612具，包括主任在内的12人，每人每日平均掩埋近222具，第二队4月9日至23日间共埋尸体18788具，每人每日平均掩埋约104具。第三队4月9日至5月l日间共埋尸体33828具，每人每日平均掩埋近123具。第四队4月7日至20日间共埋尸体25490具。每人每日平均掩埋近152具，四队在这一时期人均日掩埋150具。而红卍字会的人均日掩埋数，以12月28日6468具掩埋最高之日计，600名员伕人均不到11具(红卍字会参与人手不明确。但据战后报告，有“增派员伕六百名”之目，虽然增派此员伕数时未必是12月28日，但该会掩埋工作自日军进城第二日即已开始，未尝间断，故员伕人数和掩埋人数大体应成正比，而“增派员伕六百名，理当不止600名，故以600名计不致有大出人)。堂、会人均掩埋数字相较，崇善堂是红卍字会最高日的近14倍，多出太多，不免令人生疑。”⑥

这种统计数据方面的争议，也是中日两国学者难以在大屠杀人数上达成一致意见的原因之一。日方学者之大致意见，可参见“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之总结：“日军的屠杀行为导致的死亡人数，……在日本的研究中，则以20万人为上限，有4万人、2万人等各种推算。对于牺牲人数的各种不同说法，其背景是对‘虐杀’的定义、所定地区、时期及埋葬记录、人口统计等资料的验证存在差异。”⑦不过，究其根本，数量并不是南京大屠杀的核心问题；核心问题，乃是大屠杀这一历史事实，不容置疑。

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掩埋队。图片来自《中国红十字会月刊》第34期，1938年4月1日版

失败的匈奴

部分慈善组织的遗体掩埋统计数据，目前还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

上述慈善组织的遗体掩埋活动，除了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外，概不被日本的“虚构派”（日本政、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立场，存在着屠杀派、中立派、虚构派三大派别）所承认。虚构派常引用日本特务组织成员丸山进之言：“崇善堂和其他弱小团体向自治委员会提出了作业申请，自治委员会因为已将埋葬事务统一委托给了红卍字会，所以没有接受这些申请。他们即使作为下包方从事了埋葬，其埋葬的作业量也是被包括在红卍字会的作业量之中的。”⑤这种辩解，终是缺乏说服力，如崇善堂，即确曾致函南京伪政府请求补给汽车零件以便于遗体掩埋，该函并未经由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

不过，民间慈善团体所提供的遗体掩埋数据，确实存在不少疑问，其中又以崇善堂的统计数据最具争议。如学者程兆奇所言：

“崇善堂之掩埋工作共分四队，每队除主任1人，另有日给米八合队员1人和日给米六合队员10人，此数字出自战后《南京崇善堂掩埋队工作一览表》附件，其时揭露日军暴行惟恐不及，所以断无少报的可能。其中，第一队4月9日至18日间共埋尸体26612具，包括主任在内的12人，每人每日平均掩埋近222具，第二队4月9日至23日间共埋尸体18788具，每人每日平均掩埋约104具。第三队4月9日至5月l日间共埋尸体33828具，每人每日平均掩埋近123具。第四队4月7日至20日间共埋尸体25490具。每人每日平均掩埋近152具，四队在这一时期人均日掩埋150具。而红卍字会的人均日掩埋数，以12月28日6468具掩埋最高之日计，600名员伕人均不到11具(红卍字会参与人手不明确。但据战后报告，有“增派员伕六百名”之目，虽然增派此员伕数时未必是12月28日，但该会掩埋工作自日军进城第二日即已开始，未尝间断，故员伕人数和掩埋人数大体应成正比，而“增派员伕六百名，理当不止600名，故以600名计不致有大出人)。堂、会人均掩埋数字相较，崇善堂是红卍字会最高日的近14倍，多出太多，不免令人生疑。”⑥

这种统计数据方面的争议，也是中日两国学者难以在大屠杀人数上达成一致意见的原因之一。日方学者之大致意见，可参见“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之总结：“日军的屠杀行为导致的死亡人数，……在日本的研究中，则以20万人为上限，有4万人、2万人等各种推算。对于牺牲人数的各种不同说法，其背景是对‘虐杀’的定义、所定地区、时期及埋葬记录、人口统计等资料的验证存在差异。”⑦不过，究其根本，数量并不是南京大屠杀的核心问题；核心问题，乃是大屠杀这一历史事实，不容置疑。

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掩埋队。图片来自《中国红十字会月刊》第34期，1938年4月1日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