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抗战没飞机可用，该怪谁？

失败的匈奴

坊间传言：宋美龄把空军军费存在银行，导致抗战爆发无飞机可用

众所周知，宋美龄因深度参与空军抗战事务，故曾被誉为“空军之母”。不过呢，坊间也广泛流传着另一种说法，认为正是宋美龄把军费存起来吃利息，不买飞机，延误了空军抗日备战的大事。这种说法的源头，是杨延年1964年于大陆所撰写的“文史资料”。据杨讲：

“宋美龄上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不久，忽然想到，飞机我们既不能自造，全靠的外国购买，价格又非常之贵。而世界飞机制造业发展迅速，飞机性能日新月异，一种新飞机出世，最多保持两三年，便为另一种更新式的所取代。这样，我们就买不胜买，徒然花了很多的钱。因此，她想出一个办法，把空军经费储蓄起来，暂时停止购买飞机，只要现有的飞机能维持经常训练就行。到必要时，只要有钱，何愁买不到飞机呢。秘书长把这个意见告诉了（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周至柔立即下令给经理处，由经理处执行，将空军经费全数存在香港外国银行里。秘书长宋美龄和周至柔的谈话这一节，是周至柔在空军的一次例行会议上对大家说出的。这一件事，在空军内部是公开的秘密，凡在航空委员会办公的官员无不知之。事实上，由于宋美龄的这个决定，在抗日战争前两年，空军已经停止了新机补充。”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了一个最高军事会议，空军由周至柔出席。据随周至柔赴庐的参谋处科长罗机事后透露消息，会议进行的第二天，蒋介石问周至柔，空军可以参战的飞机有多少。周至柔取出预先绘的空军实力位置图表送到蒋面前。蒋介石拿起来一看，颜色顿变，把图表往桌上一掷，一语不发。周至柔立于其旁，战战兢兢。白崇禧、冯玉祥相继离座，拿起图表略看一看，各冷笑一声，亦不发一语。整个会场一时陷于沉默之中。良久，蒋介石厉声问周至柔：‘怎么只有这几架飞机？你把空军经费搞到哪里去了？’周至柔这才期期艾艾地把秘书长的见解和办法说了一遍。蒋介石听了，没有再说什么，参与会议的人也没有插话。最后，蒋用手一拍桌子，说：‘没有空军，也要抗战的。’会议开完，周至柔回到南京，参谋处科长罗机传出这个消息。”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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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杨延年，《旧中国空军20年见闻回忆录》，收录于《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15 军事机构 上》。②《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五册，2015，P304-370。③《我在中国那些年 陈纳德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13，P51-52。④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中华书局，1948，P166。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党政府的中央机器厂》，《历史档案》，1982年第7期。⑥1936年2月8日，蒋在日记里写道：“妻任航委会秘书长，勤奋可感，会务为之一振，空军必有长足进步也”；14日，蒋又写道：“夫妻同心，前途远大也。”见：《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五册，2015，P14-16。⑦《机器制造厂筹备委员会自开办迄今工作报告》（1938年），现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委会档案第6721卷。转引自：薛毅，《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P164-165。⑧（俄）卡利亚金着，《沿着陌生的道路（1938-1939）：一位苏联驻中国军事顾问的笔记》，解放军出版社，2013，P80。⑨参见：《国民党政府的中央机器厂》，《历史档案》，1982年第7期；陈应明，张伟家，《中国空军“马丁”轰炸机传奇》，《航空知识》1995年第8期；《谭光（中央银行秘书）谈孔祥熙与国民党政府的军火贸易》，收录于《中央银行史料（1928.11-1949.5）（上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P210-213；等。⑩《我在中国那些年 陈纳德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13，P46-48。“91架”这个结论，后来被航委会内部接受。淞沪会战期间，航委会作战科科长罗机，曾对第九集团军作战科长史说言及：“一四空战开始，只有八十九架飞机能作战，不久即消耗殆尽。”见：史说，《淞沪会战记略》。（11）《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五册，2015，P161。其他军政要员，也和蒋一样，不了解实情。如1936年5月20日，徐永昌从航委会主任周至柔口中获知，“至明年六月以前， 能使用于国防前线飞机可得 三百五十二架，（全数一切如练习 机等共有九百九十余架。）”7月24日，又从中央航校校长陈庆云处获知，“我全国能应战之飞机不及五百架”。见《徐永昌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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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仅91架飞机可用，是误信意大利人，及孔、宋内斗的结果

不过，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国民政府的空军建设，存在着严重的派系斗争。其中最大的矛盾在宋家内部：宋子文一派，主张向美国购买飞机，聘请美国教官；孔祥熙一派，则高度依赖意大利人。孔祥熙自1932年访问意大利，与墨索里尼政府搭上关系后，意大利顾问团和意大利军火商在中国空军中的势力，就开始迅速膨胀；直接导致1935年美国对华输入的“飞机价值”，较之1934年锐减半数。⑤与意大利合作的南昌飞机制造厂、洛阳航空学校，其风头也迅速超过了与美国合作的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公司、杭州笕桥航空学校。同时，腐败事件的频发，如1934年发生了真相迄今未明的“南昌空军基地大火案”，1935年防空委员会主任杨杰向蒋介石告发航委会购入的是意大利已报废的飞机……则给了宋子文一派攻击孔祥熙的机会。宋美龄于1936年初被蒋介石任命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正是为了调和这种矛盾。

虽然蒋介石对自己的这一安排颇为自得，⑥但宋美龄的介入，并不成功。譬如，1937年初，与宋子文关系亲密的资源委员会，曾计划联合航委会，与美国道格拉斯公司合作，生产飞机发动机；但遭到了航委会内部由孔祥熙支持的意大利顾问的强烈反对。后者主张公开招标，前者则认为，飞机发动机事关国防机密，不可公开招标。宋美龄无力解决这场冲突，最后只能由蒋介石作“和稀泥”式裁决：一方面，指示资源委员会，“厂屋可先行建造”；另一方面，又赞同意大利顾问，主张“仍应公开招标”。⑦

简言之，导致抗战前夕中国空军陷入无飞机可用之困境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在空军“四年建设计划”（1933-1937）开始时，因孔祥熙的缘故，错误地信赖了意大利人。陈纳德于1937年春应宋美龄的邀请，对中国空军的真相进行调查，他的结论是：“我到达中国的时候，意大利人已经完全控制了中国的空军，而且垄断了中国的航空市场。……中国向意大利订购军用飞机的款额已经飞快地上升到不知几百万美元了……（但）意大利人当时在中国搞的是阴谋破坏，……真正能够壮大空军力量的实事一件也没有发生。……意大利的训练方式……断送了中国空军的前程。……意大利在南昌的飞机组装厂也是个大骗局。……当战争打响时，航空委员会拥有在册飞机500架，而真正能够参战的只有91架。”⑧航委会防空厅长黄镇球，也对苏联顾问大吐苦水：“孔祥熙要和航空委员会前主任周至柔将军一起对中国空军现状负主要责任”，他们从意大利买了大量不堪使用的废品。⑨

第二，航委会长期陷入了孔（祥熙）宋（子文）内斗。其实，宋美龄并没有真的把钱存在银行，也没有真的停止对外采购飞机。据资源委员会的估计，1936年，仅飞机发动机一项，对外采购的金额“当在1000万以上”。同年，航委会借蒋介石50大寿，发起“献机祝寿”活动，所筹款项也曾被用于购买美国MARTlN飞机公司的“马丁轰炸机”，共计9架。因现款不够，还曾与美国军火商william Pawley商定用资本输出的方式建立“中美合办飞机制造厂”。⑩但这些都是皮毛，那些对空军建设至为关键的项目，像前面提到的中美合作生产发动机一事，则大都因为内斗而流产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聘用陈纳德进行调查之前，蒋介石和宋美龄，从来不知道空军的情形如此令人崩溃。在1936年，蒋甚至怀有一种盲目的乐观，认为在五年内，空军的实力可以赶超日本——1936年10月12日，蒋视察笕桥航空学校后，不无得意地在日记中写道：“以三年精力与夫妻合力而得有今日成绩，五年之内期欲赶上倭空也。”（11）当然，在蒋获悉真相后，孔祥熙与宋子文在航委会中的地位，也发生了颠倒。

1936年10月34日，上海各界募款捐机10架，停于龙华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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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言有严重硬伤，但在1936-1937年，中国的飞机采购量确实不大

杨延年在国民政府空军中，长期担任文职工作，远离决策核心。他的这一“道听途说”，是有硬伤的。蒋介石确于1937年5月底上庐山，主持暑期军官训练团及“国事共同谈话会”，至7月20日傍晚才返回南京。但在此期间，蒋并没有在庐山召开过“最高军事会议”。直到8月7日，蒋才在南京约集各派系军政领袖（包括白崇禧、冯玉祥等在内），针对七七事变召开首次“最高军事会议”（国防联席会议），与会者一致赞成对日抗战。②另据陈纳德披露，7月份时，他曾与宋美龄一道上庐山，向蒋介石汇报了中国空军实际战斗力的真相。8月份“最高军事会议”召开时，蒋早已了解空军实情。③换言之，无论是在7月份的庐山，还是在8月份的南京，蒋介石和周至柔，都不可能出现杨延年所说的那种戏剧性的对话。

一种常见的解释是，宋美龄“也许是听信了某著名军事理论家的一个观点：即战斗飞机一旦造出来很快就会被先进的飞机淘汰，这位军事理论家主张平时不要多买飞机，宁可把买飞机的钱存起来，到将要开战的时候再去买最先进的战斗机。”这个“某著名军事理论家”，指的当是蒋百里。蒋百里曾经感慨：“美国是一个富国，中国是一个贫国。美国造一架飞机，如果有新的理论发现，马上拆下来改造过。中国可就没有这样大的气魄。所以中国学习航空的人，更应当在理论上下功夫。”④虽然杨延年的说法存在硬伤，但自1936年初宋美龄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至抗战全面爆发，空军的购机量不大，确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1936年3月，《汗血周刊》封面蒋介石夫妇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