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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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晚”背后的美学话语：文化工业与权力的媾和作者:王晓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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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1月7日是夜，晚清王朝的“裱糊匠”李鸿章走完了他跌宕坎坷的一生，“再造玄黄”之人终于还是撒手人寰了。临终前，他勉强地让自己的儿子记下了他最后的遗言——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大太监李莲英把这首临终诗和李中堂最后的一份奏折呈给了刚刚逃难回来准备进京的慈禧太后，这位坚忍了一辈子的女强人再也忍不住了，恸哭流涕，捶胸顿足。老太后知道，一辈子的老朋友又走了一个，大清终将是要完了。果不其然，十年后，武昌城里响起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267岁的清王朝缓缓地步入了早已为其准备好的梓宫。

风雨李鸿章

李鸿章，这个办了一辈子事，练了一辈子的兵的人，他的死似乎在冥冥之中预示着什么。或许又没有。无论怎样，他的雕像，他的名字，他一生的丰功伟绩都将供奉在李公祠内，享万世烟火，供后人评说。

有人说李鸿章是晚清重臣，不错，他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他创建了淮军，与恩师曾国藩的湘军一道平定了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叛乱。平定太平天国时，他穿着粗布麻衣和他的将士们一起蜷缩在洋人的铁甲舰里，从安庆上船到上海作战。闷热，潮湿，混浊，但他和他的将士们一起度过了那段艰苦的时间。他筹办洋务，将洋务运动从“自强”“求富”发展到“师夷制夷”“中体西用”。无论是敕建北洋水师还是开办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和轮船招商局，都是为了“自强”与“求富”。无论是代表清廷签订《马关条约》还是奉命出使欧美，都让他坚定了在中国推行“师夷制夷”“中体西用”的思想。前往日本签订条约，上岸不久险遭刺杀，他“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欧美归来，经横滨换船，他命人在两船之间搭木板而行，终不违当日之誓。中国士大夫的风骨展现的淋漓尽致。

也有人说李鸿章是晚清首辅，中兴名臣。是中兴名臣不假，《清史稿》的评价是这么说的，但李鸿章自始至终都没有进入军机处，也不曾出入内阁，哪里又来的“首辅”一说呢。还有人说李鸿章是卖国贼，是无耻小人，这真的是滑天下之大稽。

与李中堂同时代的有哪些人？了解一些晚清历史的都能说出来几个。比中堂年岁大的有恭亲王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左宗棠，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曾国藩，是其恩师与伯乐。还有和中堂一起翻弄风云的张之洞，刘坤一和翁同龢。中堂的晚辈后生还有盛宣怀，袁世凯，梁启超，康有为。这些人，要么位高权重，要么署理一方，要么独善其身，要么欺世盗名。

位高权重的人里，奕?与曾国藩，都将李鸿章视为当时不可多得的人才，是清朝的股肱之臣。左宗棠虽然一直与李鸿章不和，却没有处处掣肘，时时拆台。署理一方的人里，张之洞，刘坤一都是与李鸿章同舟共济的。南洋与北洋虽然时有争执，却也还算是同心同德。庚子之乱，张之洞，刘坤一更是和李中堂一起商讨东南互保，力图为中国守住这南方的半壁江山。袁世凯全面接过了李中堂的衣钵，将北洋发展壮大，推动了中国的历史进程。独善其身的盛宣怀，梁启超，前者为李中堂办了不少具体的事，后者更是为李中堂著书立传，发出了“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的嗟叹。

再让我们来看看欺世盗名的两个人，翁同龢与康有为。不可否认，翁师傅身为两代帝师，是有能力的，可是太过迂腐，沽名钓誉。因为和李鸿章政见不合，担任户部尚书后就只知给太后修院子不知道给北洋水师军饷用以添置更换军备，间接的导致了甲午战败。这之后还推卸责任，始终逃避，没有一丝一毫的文人和士大夫骨气。康有为，这个古今第一大妄人，伪君子真小人。一方面剽窃廖平的《知圣篇》和《今古学考》，一方面制造伪照，诱劝袁世凯谋杀慈溪，间接害死了自己的学生。他还在海外欺瞒华人，建立黑社会组织，花天酒地。康有为，将自己包装成了一个圣人的形象，阻碍着中国的发展进程，不过是太平天国的另一种翻版罢了。更甚者，康有为还想让日本征服中国，让日本和中国成为一个国家，或者称日本为中国的宗主国（此处存疑）。

既然如此，李鸿章是卖国贼，是无耻小人，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他从来都不曾卖国，从来都不曾做一个小人。他殚精竭虑，兢兢业业，无非是努力地做好他“裱糊匠”的本分。

实际上，李鸿章也不在乎世人如何评价他，他自己已经对自己有了客观公正的评价：“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清廷对他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师承曾国藩，他没有机会入相。因为常和洋人打交道，保守派说他“右”；因为是“后党”的骨干，激进派说他“左”。否则也是一位出将入相的人物，是中国历史的一代名相。

他也曾追求过“三不朽”。《走向共和》里李鸿章教导盛宣怀的话“身怀利器，杀心自起。人若有了生杀之权，就嗜杀无忌，有了行政之权就作威作福，有了度支之权就为己敛财。甚至有一点小小的权力，比如说县衙的差役，收税的小吏，官员的随从，如果把权力都用的无所不用其极，那真的是国将不国啊。一个当权者有了权力，第一要紧的什么？不是运用权力，不是滥用权力，而是要遏制自己的权力欲啊。”很好的反应了历史上的李中堂的“德”。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叛乱，是李鸿章的“功”，《李鸿章全集》是他的言。可惜，他还是有他的局限的。“古今完人”他只能是候选。

我常常和朋友，和老师，和同学，和身边的人谈论一个观点。评价一个人，讨论一个人，要先将他看做一个“人”，抛弃那些诸如种族，国籍，性别等等的条条框框，去看他做为一个“人”到底是怎样的。我们的意识形态，不得不让我们一遍又一遍的强词夺理地论证自己的“合法性”，这终究不是一条正途。

好人，被我们论证坏了。坏人，被我们论证好了。

就如这大风大雨中走过来的李鸿章。

2015年的最后一个夜晚，我在西湖边，谨以此文，纪念他，也纪念如他一般的人们。（文/子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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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碧辉煌的垃圾也是垃圾。如果2016年中国央视春晚算是供给侧经济改革推出的产品，就是完全失败的尝试。这锅炖菜，以往某些部分还能够下嘴，现在一口都无法下咽。

看完央视春晚，让人对中国经济改革产生深刻的忧虑。

央视春晚是垄断体制下的产品，不能视作正常的市场商品。客观的说，稍有市场意识的地方台的节目要好得多，休息陪亲戚看电视，地方台从草根气十足的搞笑到拼颜值的电视剧，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什么样的节目能够摸到中年人的笑点、挠到十几岁看脸的少年的痒点。在不那么辉煌的包装下，是精心炮制过的推向特定市场的产品。

请不要跟我们说央视春晚有多少人收看，收视率不是刷金漆的理由，除夕夜每年一个晚上一台晚会外加可疑的统计，这样的数字令人生疑。

中国民众当然可以不看央视春晚，可以上网看电影、看相声，但大年除夕十几个人的大家庭上网看电影并不是个合适的选择。央视春晚在最重要的时刻掌握了垄断权，央视春晚不仅有纳税人的汗水，还有商业广告的明确痕迹。央视春晚以其垄断地位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广告收益，拥有了傲慢与偏见的天然权利，不管你说什么，他都可以给自己打一百分。

如果一年只浪费这一次、只傲慢这一次也可以忍受，但万事万物总是相连的，关键在于，只要拥有垄断地位就不可能只傲慢一次，一个自由的市场也不可能在中国一年中最重要的时刻允许离奇的傲慢大辣辣地出现在公众眼皮底下。傲慢是个系统工程，从内到外慢慢“滋养”培育，终于成为一朵大奇葩。

中国经济的困境之一是产能过剩，从央视春晚来解释，就能看出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如此之多的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的成因大约有三种，或者是贫富差距过大，导致低收入阶层无力消费某些产品。美国大萧条之前镀金时代是“朱门酒肉臭，保障机制少”的时代，李娟娟女士在关于镀金时代、进步时代的论文中写道，1893年美国全国9％的家庭占有全国71％的财富。罗伯特?亨特在《贫困》一书中推算：“很可能，在相当繁荣的年代，处于贫困之中的人不下1000万。”测算1904年全美国至少有400万人靠救济生活。幸运的是，美国依靠法律、媒体、自治团体、保障制度以及残酷的战争等度过了危机，而类似镀金时代的国家，如阿根廷从大农场到农场主的欧洲财富，一直在镀金时代的漩涡里震荡。

在一个法律不健全、博弈能力相差悬殊的社会里，无法发展起庞大的中产社会阶层，要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泥潭，除非有奇迹出现。

产能过剩的另一个原因是产品与市场之间不对接、信息不对称，比如甲村需要棉袄，你非要给人家送上绣花鞋。或者说甲村村民多数没有消化牛奶所需要的酶，某厂家就是要送奶下乡。

通常来说，市场能够解决产品与市场不对接的问题，比如绣花鞋卖不掉，厂家马上就能找到症结所在，回去生产些棉袄，成本还更低了。有时信息不对称需要的调查时间更久一些，送奶下乡后为什么村民拉肚子，进行大样本普检之后发现此地村民不适合喝奶，更适合喝豆奶，豆奶厂也就找到了消费者，所谓适销对路就是个匹配度的问题。在没有信息干扰的情况下，市场能够自我调节，除非这个市场的信息系统大部分被破坏了。

产能过剩的第三种原因是信用不足与品牌辨识度不够。今年春节，约有600万中国人在境外欢度，据美国彭博社推测，中国人在海外餐饮、零售店的销售额将超过去年春节期间创下的6780亿人民币的记录，推测大约等值的人民币将被用来购物。中国是制包业大国、服装生产大国，中国人却路远迢迢地到国外购买，不外乎对国产货的质量、品牌不信任。而中国人在境外大规模购买的化妆品、保健品、奶粉、尿布等，则是因为事关健康的一些产业信用遭遇到摧毁性的破坏，迄今未能恢复。

市场确实有不能自我调节的时候。

美国镀金时代丑闻层出不穷，直到上世纪中叶警察腐败仍是特大新闻，波兰斯基的电影《唐人街》鲜活地描绘了二战前腐败是如何渗透到洛杉矶社会的各个角落的。中国去年发生的股灾，仅从股灾后公安部披露的有限案例，就可以看到股市背后的那只手如何攫取财富。

权贵阶层的特权一旦无法得到有效扼制，拉美化就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国民中属于“血统之外”且无特殊才能的人会生活在贫困的陷阱里，而贫困陷阱则会让人口众多的这一群体陷入可怕的代际贫困传递中。

在中国，市场信息有时会扭曲。让我们假设，上述生产牛奶、生产绣花鞋的企业具有垄断地位，能够得到最低息的贷款让现金流得到周转，工厂无破产之虞，甚至还可以得到政府补贴得到上市圈钱的机会，甲村喝牛奶拉肚子抱怨两声，牛奶厂不会进行吃力不讨好的调查，这些村民会得到一声断喝：这是给你们送来的幸福生活，中国农村正在迈向小康，你们还不知道感恩！

正像对本届央视猴年春晚的波澜壮阔的抱怨声中，总导演吕逸涛给自己打出了一百分，他觉得“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对于观众对春晚的反馈，他也有着好心态：“观众对我们支持，他才会来点赞或批评。好的建议我们可以吸纳，不好的建议我们可以置之不理。”这跟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何其相似，笑对亿万人的需求，照样活得滋润，这胸襟是何等“豪迈”。而一些媒体也纷纷捧上凑趣之作。

一台春晚肉麻些不要紧，可怕的是如果这样的现象在市场中得以延续，在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不可能出现畅通的传导机制，不要说发现引力波，就是消费者群体中闹“地震”、闹信用“灾情”，也无法传导到生产系统中。那么，产能过剩就是个无解之结。因为信用、品牌土壤，传导信息的渠道根本就不存在。

2016年开始中国经济重点解决产能过剩症结，春节期间，国务院印发《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从钢铁业突围解决产能过剩难题，从2016年开始，在近年来淘汰落后钢铁产能的基础上，用5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1.5亿吨，实现钢铁行业兼并重组取得实质性进展。

表面上看，春晚与钢铁、水泥等行业八竿子打不着，不过钢铁行业为什么产能过剩？哪家特大钢企老总觉得自己企业产品过剩，哪个地方政府不是对自己本本提升GDP的钢铁企业扶持了又扶持？哪家作报告时不时强调自己改革又取得了突出成果？哪家在初起之时不是得到了最大的垄断红利？这与央视猴年春晚效应何其相似？

我就喜欢你讨厌我还不得不跟我一起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样子，我就喜欢你说我过剩我还能鼓足干劲生产的样子... ...今年针对央视春晚的段子已经被玩坏了。但企业不是春晚，企业过剩、混乱，会体现在银行不断上升的坏帐中，会体现在产品价格的节节下降中，总而言之，企业要忽悠市场比春晚忽悠大众难。

感谢央视春晚，每个细胞还充满了商业色彩，却让我们认清了产能过剩的本质。（来源/FT中文，文/叶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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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本文无意于通过褒扬贺岁片贬低春节联欢晚会，它们并不具有绝对的可比性。任何一种娱乐方式一旦具有惟一的、垄断的特质，也就成了强迫性的教育或者规训方式，不管它声称自己“寓教于乐”还是“寓乐于教”。本文从“影像共同体”和“集体记忆”的角度分析春节联欢晚会的“召唤”机制，并通过它的地区差分析其中隐藏的病灶和危机，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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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文化工业在中国的发展，春节联欢晚会这种合作社式的文化农业已经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并且在不同地方呈现出地区差。有评论者撰文质疑春节联欢晚会的“北方霸权”，尤其是小品中“北盛南衰”的现象。除去北方语系更容易被各地观众理解的因素，论者认为：“恐怕更为重要的是它的象征意义，一种以普通话为基础，以‘民族团聚’、‘民族统一’为核心价值观的象征。”8在写作者中也有一种“南方写作”的概念，强调不同于正襟危坐的主流叙事的写作方式。如果对中国的南北两方做一番简单的对比，会发现北方具有较强的一致性，比如东北三省或者河南、山东、苏北、皖北这些区域内部分享着很多共同的民俗；而南方则具有较强的差异性，一个省乃至一个市的不同地域往往会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情。在这种情况下，“北方霸权”不仅意味着语言上的“北盛南衰”，还意味着用一致性取消差异性。2005年春节联欢晚会邀请了32个地方电视台的主持人，让他们朗诵具有各地特色的对联，这是否意味着各种差异性得到充分尊重？恰恰相反，尽管那些对联并无雷同之处，它们却遵循着“盛世大联欢”这个横批的叙事规则。与其说春节联欢晚会体现了“北方霸权”，不如说仍然是多年以来“中央集权”的思维在起作用。

    在短期时间里，还看不到有什么节目可以动摇春节联欢晚会的位置。但是，近年来贺岁片的兴起已经预示了它的危机。这是两种不同的娱乐方式，一个是电视、一个是电影，一个在春节前后播出、一个在元旦前后播出。按照惯例，两者似乎并不具有竞争性。事实上，对春节联欢晚会构成挑战未必一定要以“篡位夺权”的方式，“另立中央”同样是一种迂回的致命打击。在暂时不可能有春节联欢晚会的替代性方案的时候，另起炉灶的贺岁片也会对它的垄断地位构成冲击。对春节联欢晚会和贺岁片的关注已经呈现出地理上的差异：前者依然在乡村和中小型城市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而后者主要在都市具有号召力。这与节日的重心有关：在乡村和中小型城市，农历的春节是最为重要的节日，元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都市里，由于圣诞节逐渐普及，它与元旦逐渐连成一体。从观看方式来说，1990年代以来电视机在贫困地区也逐渐得到普及，电影院却基本从乡村和中小型城市消失。尽管盗版碟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地区差异，但贺岁片要在电影院中观看才更具节日的气息。更重要的是，贺岁片属于文化工业的典型产物，它是在竞争性的环境下产生的。一部贺岁片的竞争对手，既包括其它贺岁片也包括其它类型的电影。如果说春节联欢晚会具有一种催眠的“召唤”机制，贺岁片对观众则实行一种激烈的“争夺”机制；如果说春节晚会构建了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共同体，贺岁片构建的却是已经细化并且分层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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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唤”的地理学

    由于春节联欢晚会形成了“想象的共同体”和“集体记忆”，它的“召唤”机制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均具有超强的渗透性。但是正如本文前面所说，这个奇迹是建立在资源垄断的基础上，而且这种垄断在近期内很难被打破。拒绝一个竞争性的多元空间，是国家意识形态“深入人心”的前提条件。“召唤”机制有一个核心秘密，即它会让被召唤者以为自己在自由的状态下接受了召唤。当你“自由”地在它所提供的几个选项中做出选择时，却遗忘了对题目合法性的质疑。观众可以对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评头论足，却没有决定它是否应该继续存在以及如何举办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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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联欢晚会不仅重组了已经发生的“集体记忆”，它本身也将迅速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王小丫的问题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观众“边骂边看”，并不是因为它如何精彩而是因为它将成为“集体记忆”。拒绝观看等于丧失了公共记忆，意味着第二天在餐桌上保持沉默，意味着对一些人和事的“惊人无知”，意味着经常在报纸上碰到一些不知所云的词语。春节联欢晚会作为一个不可回避的存在，即使节目糟糕也无法用“不值一提”来形容，因为它拥有“供批判用”的价值。观众“边骂边看”，正是为了“看了再骂”。演出之前扑朔迷离的节目预测和之后剑拔弩张的节目评论，使得你无法绕开春节联欢晚会这个话题。如果不想被话题排斥，只能观看节目，哪怕你并不喜欢。除此之外，它还以重播和传播的方式形成“集体记忆”。

    春节联欢晚会的“重播”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整台晚会反复重播，另一种是节目化整为零地重播。这种高密度的播放方式，使得一个观众几乎不可能不与这些节目接触。如果说一个观众“不知道在任何特定的时点上这些同胞究竟在干什么”，同一个节目在不同时间段的反复出现则可以让这名观众知道同胞终究会干些什么，尽管不是在同一个时点上。他在看某个节目的时候，不仅会想到有些人“正在”观看这个节目，也会想到有些人“已经”或者“将要”观看这些相同的影像。反复重播促进了春节联欢晚会的“传播”，它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节目的传播，比如每年的大街小巷都会传唱其中一些歌曲；另一种是话语的传播，人们在街谈巷议中使用其中一些词语、句式乃至口气。这种传播使得观众从被动观看节目的“旁观者”变成拥有选择和评判权的“参与者”，虽然后者的权力是被事先指定好的。当他们哼唱某首歌曲的时候，身份被暂时置换成舞台上夺目的歌手。

    春节联欢晚会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没有在除夕之后立即消失，而是成为一种“集体记忆”，以话题、重播、传播的方式存在于一年中的任何一天。节日期间的节目通常会是暂时的、平面的，具有一定的保质期，春节联欢晚会却以长时段的、立体的方式出现在日常生活中。它的意义不仅表现在春节那几天，而是把每一个日子都变成潜在的春节。在一个缺乏娱乐生活的时代，打开电视机或者翻开报纸，在上面看到与春节联欢晚会有关的消息，黯淡的生活则会增添一丝乐趣。更何况，这个“影像共同体”有着各种形式的变形，它可以在报纸上形成“文字共同体”，可以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形成“声音共同体”。它们的势力范围互相交叉并形成互补，你可以拒绝一个节目，却不可能拒绝所有形式的“想象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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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记忆

    中央电视台“开心辞典”经常会出一些古怪刁钻、刁钻古怪的题目，有次主持人王小丫说出一个节目的名称，然后问它出自哪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20多年来重大事件的准确年份，恐怕很少有人能够一一道出。而历届春节联欢晚会总共大概有近千个节目，尽管那道题目已经给出了四个选项，要在其中做出选择也并非易事，但偏偏参与者给出了正确答案。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春节联欢晚会已经成为国人的集体记忆。在谈到“想象的共同体”的时候，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提到一种“同质的，空洞的时间”的观念，并举例说明：“一个美国人终其一生至多不过能碰上或认识他2.4亿多美国同胞中的一小部分人罢了。他也不知道在任何特定的时点上这些同胞究竟在干什么。然而对于他们稳定的、匿名的和同时的活动，他却抱有完全的信心。”7春节联欢晚会则使得10亿左右的观众在四五个小时的时间里，共同保持着观看这一姿势。更重要的是，这种“影像共同体”不仅存在于除夕那天晚上，还以集体记忆的方式存在于一年中的任何一天。

    随着网络文化的兴起，每年春节之前都会出现“虚拟春节联欢晚会节目单”。它们往往以一种戏谑的风格破解春节联欢晚会的密码，将上一年的重大事件编织进各种节目，比如邀请在重大赛事中获奖的运动员客串演出、在台词中以“政治正确”的立场调侃一些国家或事件。春节联欢晚会成为“集体记忆”的编年史，观众通过复习这些熟悉的历史拥有“想象的共同体”。他们得以确信，在过去一年的无数瞬间里，中国同胞进行着哪些“稳定的、匿名的和同时的活动”。事实上，这种“集体记忆”是被筛选和修改过的，它呈现的是“叙事”而不是“事实”。但由于春节联欢晚会的“叙事”印证了观众此前获悉的“叙事”（这是一种内部循环），后者反而更容易把“集体记忆”当作既定事实来接受。当奥运会金牌得主刘翔出席2005年春节联欢晚会，一个中国观众不仅确信在2004年8月27日他与数亿同胞分享了12秒91的瞬间，还确信这名运动员在其他时刻也进入了同胞们的生活。他在接受刘翔获奖这一事实的同时，也接受了“中国是体育大国”等国家叙事，“想象的共同体”得到再次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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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之所以能够成为“春节联欢晚会元年”，与它采用了观众点播节目的模式有着很大关系，尽管当时电话比电视机还要稀少。从1992年开始，《中国电视报》开始评选第一届“春兰杯？我最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当年收到24万张选票。虽然“春兰杯”先后被更名为“伊利杯”、“森达杯”、“健力宝贝”、“珍奥核酸杯”、“绿鸟鸡杯”等，这种节目评选活动却一直延续至今。一个共同体需要成员的参与才能够获得更多的认同感，通过“点播”或“投票”这种方式，处于被动位置的观众获得了主动参与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它通过给与观众评选节目的权利，使得后者放弃了选择晚会的诉求。当观众纠缠于具体节目的评价，他们不会意识到自己实际上仍然是被节目挑选，因为他们面对的节目已经被事先设置好。也就是说，他们享受到挑选答案的快乐，却不知道自己应该享有挑选题目的权利。节目评选转移了观众视线，让他们感受到“影像共同体”的距离之近，春节联欢晚会的垄断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则被略过。

    2005年央视市场研究股份公司在全国100个城市的调查表明，春节联欢晚会总收视率为95.45%，与去年相比提高了8.1％，收视率创20年来最高峰。收视率调查是春节联欢晚会的“编外节目”，即使不从样本选择的角度质疑调查结果，这种由主办方自己调查收视率的做法也缺乏公信力。但对观众来说，收视率却证明了“影像共同体”的合法性，他们在一致性中获得安全感。

    围绕春节联欢晚会形成了一个“影像共同体”，驻各国大使馆的贺电证明了它的边界之广，节目评选活动则说明它离观众的距离之近，收视率表明它拥有着绝对的合法性。于是，拒绝观看春节联欢晚会便不再是拒绝一个电视节目的单独行为，而是成了对整个“影像共同体”的拒绝。即使一个观众想拒绝成为观众，他也很难抵制后者的无形压力，最终往往还是被召唤到电视机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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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代电视机在很多地方是“电影院”的变形，一个地方只要有了一两台电视机，周围的人都会赶去。于是，观看成为一种集会，拥有电视机的家庭成了当地的公共空间。人们不仅观看节目，也在观看的时候交换各自的信息，构成了“地区共同体”。1990年代电视机不再是稀缺资源，人们不需要集中观看节目，特殊时代的公共空间逐渐消失。春节联欢晚会却是一个例外，此时的中国出现规模惊人的人口流动，每年春运客流量达到1.8亿人次。甚至有专家研究发现，大概有7000万吨的质量在地球表面南北移动500公里，根据角动量守恒定律地球转速将会因此加快。观看春节联欢晚会恰恰是家庭团聚的时候，他们在这个时候交换各地的信息，血缘关系又使得他们对这些信息的可信度不会作太多的质疑。于是，一个混杂着耻辱、歧视和艳羡的“国家共同体”慢慢浮现出来。

    不仅观看行为具有构建“地区共同体”或“国家共同体”的功能，作为被看对象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也始终贯穿着国家叙事的基本原则。1984年，香港九龙一家电子表厂的工人张明敏演唱了《我的中国心》，这是香港歌手第一次在春节联欢晚会上出现，与当时中英就香港问题展开谈判这个大背景有关。1987年，费翔演唱了《故乡的云》，他是“第一位”回到祖国大陆去的台湾歌手。“两岸三地”成为关键词，经过挑选的港台歌手一方面符合“政治正确”的原则，一方面又具有“艺术正确”的优势，春节联欢晚会也具有了“文化统战”的功能。鉴于对具体节目的研究已经相对比较充分，下面我将分析贺电、节目评选和收视率调查三种形式在构建“影像共同体”上所起到的作用。

    在节目间隙，主持人总是会朗诵一些贺电，并且播放华人华侨在海外恭贺新年的镜头。如果说他们朗诵各种企业的贺电尚有商业目的，朗诵中国驻各国大使馆的贺电可以达到什么效果呢？其中一些国家与绝大部分中国观众的日常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千金一刻的春节联欢晚会愿意给它们留出时间呢？我们知道，中国对于自己这个共同体的想像并不限于960万平方公里，而是沿袭了“天朝帝国”的世界性想像。但春节作为一种地域性节日，有可能挑战这一想像。朗诵驻各国大使馆的贺电恰恰可以维持“万国来朝”的幻觉，越是不为观众所知的国家越说明“影像共同体”的范围之广，同时观众也更不易发现幻觉背后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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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共同体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一直弥漫着“被开除球籍”的焦虑，民族国家的身份危机挥之不去。这种“球籍焦虑”不仅表现在排球五连冠的集体狂欢和足球未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集体悲情之中，也成为国家权威、知识精英和普通民众的共同语言。此前三方曾长期处于极度紧张的关系之中，“球籍焦虑”恰恰成为心理粘合剂，使得他们拥有了重叠共识，重新回归到一个共同体之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提到两种最初兴起于18世纪欧洲的想象形式：小说和报纸，认为它们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由于小说和报纸构建的主要是“文字共同体”，它在无意间排斥了不通文墨者。直到2002年，中国成人中的文盲率还高达8.72%，文盲绝对数为8500万，在全球仅次于印度。相比之下，春节联欢晚会构建的“影像共同体”，更适合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阅读文字需要基本的训练，而阅读影像不需要太多的前提条件。

    当然，正如本文开篇所说，播放影像的工具电视机在当时还是一件奢侈品，也会排斥部分经济条件薄弱者。但“文字共同体”的准入制度是刚性的，文盲很难通过其他人的帮助（比如请人代读报纸）加入其中，“影像共同体”的准入制度则是柔性的，相对贫困的村庄往往保留着浓厚的人情关系，使得私人电视机扮演着公共财产的角色。电视机的增长速度也不容忽视，中国千人电视机拥有量在1990年达到156台，2000年达到293台。除此之外，围绕收音机等还形成了“声音共同体”，尤其是评书将现代性的民族叙事编织进传统的章回体。可是收音机毕竟不是塞壬，远远无法应对电视机的影像冲击。

令箭

     1983年除夕，拥有黑白电视机（更不用说彩色电视机了）这一物质奢侈品的家庭享受到另一种精神奢侈品：李谷一演唱的歌曲《乡恋》、王景愚表演的哑剧小品《吃鸡》等等——这就是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20多年来，春节联欢晚会在中国民众精神生活中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根本无需论证这种重要性。如果说最初“没有春节便没有春节联欢晚会”，后来则逐渐发展为“没有春节联欢晚会便没有春节”。它成为一个晶体式的研究对象，可以折射出各种学科的视野。吕新雨通过对2002年春节联欢晚会的解读，认为它制造了“真实”的意识形态幻觉：一方面是商业利益与国家意识形态获得“双赢”，另一方面是大众共同参与的平民狂欢的乌托邦意识形态的破产。潘知常认为它与“威权型”的新意识形态有关，“以艺术性作为国家叙事的手段”：观众的“边骂边看”是由于它自身艺术性因素的存在；国家的“挨骂还办”则是由于它的作为国家叙事的载体的存在。3王列军则分析了春节联欢晚会常用的权力技术：“忆苦思甜”、“正反典型塑造”、“神圣形象和象征塑造”。三位学者都着重于对春节联欢晚会的批判，后两位试图回应“边骂边看”这一特殊现象，但潘知常解释为“艺术性因素的存在”，王列军则从“关系/事件的权力视角”分析，两者的解释恰巧构成冲突。

    鉴于20余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已经长达100小时左右，相关文本更是无法穷尽，对它的研究并非一篇文章的篇幅所能容纳。本文将暂时搁置批判，从空间（“影像共同体”）和时间（“集体记忆”）两个角度分析春节联欢晚会的“召唤”机制，最后也试图分析近几年它在不同地区之间呈现出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