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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文化符号，转：恋父文化已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权力文化心理 [复制链接]

归隐宋朝

主楼

发表于 2015-2-24 16:00 |只看该作者 |正序浏览 |

本帖最后由归隐宋朝于 2015-2-24 16:01 编辑

来源：凤凰读书 文/李静

近来偶翻旧书，发现《世说新语·德行》里有一则关于“二难”的典故，让我颇感困惑。典故说的是东汉名士陈寔，有长子元方，少子季方。季方一次在人前因论其父功德，很给陈寔争得了面子。后来，元方的儿子陈群和季方的儿子陈忠，有一回也各论父亲功德，二人相持不下，最后找他们的爷爷评理去。陈寔捋着胡子慈祥地说：“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是为“二难”。这件事是作为“德行”载入《世说新语》的，可见歌颂父亲功德，自古以来都被视为最堪嘉奖的品性。后来《红楼梦》里贾政骂宝玉贾环也是“二难”，是难以教训的“难”，概是因为宝玉不但不颂父德，还像耗子躲猫一样老躲着他。这真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古人何以如此受用儿子对老子的歌功颂德？莫非他们不知“肉麻”二字怎么写么？

前些时又看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出的话剧《正红旗下》，发现该剧对“父亲”的膜拜，又远胜于“二难”。老舍本意以此刻画可悲可悯的“八旗人格”，怎料浩劫降临，先生含屈自尽，此书便未能完成。改编后的话剧上半场还好，因为有原著可依；下半场是李龙云的续写，不知为何就改变了方向，变成一支八旗子弟振奋精神、抵抗外侮、保家卫国的颂歌，恍惚间像是出自一位义和团大师兄之手。其中令我尤其困惑的是这场戏：老舍的父亲在抗击八国联军的战役中于南长街米店身负重伤，将要牺牲，临终前问福海哥道：你说，圣上此时若像我这样，会对你说点什么？福海摇头。舒先生端坐在米袋之上，对福海哥做了个苍凉的手势：他会说，福海啊，跪安吧。言罢凛然微笑，从容死去。此时悲壮的音乐隆隆响起，三声呼喝伴以长长的回音：“跪——跪——跪——”，福海大行臣子的三跪之礼，以助这位老实的长辈在对至尊之位的意淫中，心满意足地死去；同时在另一光区，作为叙述人的老舍先生（焦晃扮演）也由站立转为长跪不起。这场“跪戏”持续了大约七八分钟之久，是下半场的高潮。我的困惑之处在于：为什么要在舞台上，把“跪拜”这一放弃自我表达孺慕之情的动作，强化到如此地步？再定睛一瞧，原来他跪的是父亲、皇帝、“民族大义”，真可说跪出了中国传统的正根儿。在这个传统中，孺慕者愈跪，跪拜对象——父亲、皇帝、民族——便愈崇高和壮伟，我们心中那股唯我独尊（这个“我”，该是指我们的民族）的“浩然之气”便愈盛。最后，由于长久的俯伏，我们会感到“自我”已在战栗和狂喜中消亡，而“父亲-民族”的图腾却深深融化在血液里。只要外敌来犯，血液里的民族义愤便一点即燃，一致对外，所有“家丑”便都不作数，堆积如山的问题亦大可不必追究和解决。此一心理过程，或可称之为“恋父”。

现在，“恋父情结”的“父”已超越了它的个体指涉范畴，无限扩展到公共空间，而升华成一种权力文化心理——它体现为对族群、国家、传统、威权等集权价值的激烈认同与强悍护守，以及对个体权利、个性与自由的先验轻蔑。秉承这种文化性格的人，尤其是一些学者，对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总是抱有超乎寻常的责任感，《新京报》7月16日刊登的韩毓海先生专访《韦伯：怀着悲壮的心情投身学术》，就体现出这样的责任感。韩先生嘉许韦伯，乃因为他认同韦伯的观点——我不懂德语，不知道韦伯是否确曾如此说过：“德国学术和德国经济学必须服务于德意志民族复兴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帮助民族的敌人去瓦解和出卖本民族的长远利益。”他还赞赏韦伯的研究中“充满了对于德意志民族的深切关怀，从德国现实出发的强烈使命感、以德意志文化自豪的强烈自信心”。按说这些看起来都没什么问题，但我只是对韩先生没论及的几个问题颇不放心：

1.如果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存在严重的制度弊端，普通公民的个人权利时常遭受侵害，人们是否有权力以公民的名义，审视、批判和改变之？是否有人一旦审视、批判和要求改变了，他就是“帮助民族的敌人瓦解和出卖本民族的长远利益”了？批判的方向究竟应主要指向自身的缺陷，以求其改进和更新，还是把矛头向外，把危机的产生归咎于“民族敌人的侵略”，然后“安内必先攘外”？

2.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如果存在反人性和反自由的因子，是否可对此文化传统进行反思和批判？是否一旦冷峻地反思和批判了，他就被视作“没有文化自豪感”而成为“汉奸”或其他的什么“奸”了？

3.“民族的伟大复兴”到底何意？是立足于这个民族的每一个体成员的公正与幸福，还是不考虑甚至牺牲每一个体成员的公正与幸福，以成就一个民族面对其他民族时显现出来的庞大规模与威慑力？

这三个问题实在是我这个无知老百姓的心病，如今憋在这里，也不知去问谁。

在这篇访谈的结尾处，韩先生引用了卡夫卡的话：“人们只应该读那些刺痛和伤害他们的书。”我倒深以为然。如果一个民族长期生活在歌颂祖德的恋父阴影中，那么检讨本民族、本国家之有限性与不健全性的书，无疑是富于“刺痛和伤害”的；而一本老是称颂己身伟大光荣的书，则只会使少数心怀忧思、热望改进的人感到“刺痛和伤害”。不知韩先生所称道的“刺痛和伤害”，究竟是指哪一种。

（摘自《必须冒犯观众》/李静/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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