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金声 于 2015-1-30 11:17 编辑
一本挂历请姜昆
金 声
80年代初,我热衷曲艺创作,并参加了北京东城文化馆文学创作组。 文化馆有张类似晚报大小的报纸,最初叫《钟鼓楼》,后来更名为《东城文艺》。组员作品可以优先在上面发表,组员发表过的许多作品都被其他报刊转载。我记得自己创作的农村题材相声《两把红果》、反映计划生育题材的快板书《劝老伴儿》等作品,就是先发表在《东城文艺》,后被《北京晚报郊区版》、《中国法制报》等报刊转载。 创作组组长叫王东坡,60来岁,是个非常和善,说话很幽默的老头儿。我在创作组年龄最小,创作也很勤奋,王东坡对我比较偏爱。《东城文艺》每月一期,基本每期都有我的作品,有时还一期发两篇。 创作组每周末晚上活动。每次活动除讨论组员作品外,还经常邀请一些文化艺术界名流讲课。著名作家刘绍棠,苏叔阳;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贾冀光、魏兰柱;著名曲艺作家王存立,许多;《北京日报》、《中国法制报》资深编辑赵尊党,孟毅等都来讲过课。 记得在创作组里有两件事很有意思,至今记忆犹新。一个是我给刘绍棠照相,一个是我请姜昆讲课。 刘绍棠是我心中仰慕的大作家,听说他要来讲课,我很兴奋。当时我月工资才41块钱,特地花了120多元买架海鸥牌照相机。我不懂照相,买完相机别人告诉我,晚上照相没有闪光灯不行。我的积蓄花完了,只好找别人借钱买了闪光灯。 刘绍棠讲课时,当时是冬天。他身材很魁梧,穿一件黑色皮夹克,戴一副深度近视眼睛,谈吐儒雅,颇有大家风范。买了相机,我自告奋勇担任了当晚临时摄像记者。一卷胶卷36张,我一张不拉全给拍完了。拍完后我取胶卷,想去冲洗。按说应该先倒胶卷后开盖,可是我没经验,先把后盖打开了。结果胶卷全跑光了,一张照片也没留下。 下周创作组活动时,大家兴冲冲地跟我要照片。我当时实在不愿扫大家的兴,只好撒谎说照相馆还没洗出来呢。一个月过去了,大家还是追着我要照片。我看实在瞒不下去了,只好实话实说。王东坡听完笑着说:“文化馆有专门的摄影师,我都没用,还指望你小子拍完了文化馆留资料呢,谁知道全让你给跑光了。我看应该给你一个破坏奖。” 面对大家的嬉笑我有苦难言。照相机带闪光灯我花了190多元,那是我近5个月的工资。一张照片没留下。说实话,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儿。 姜昆我是通过一个朋友介绍认识的。当时他的相声《如此照相》火遍全国。我写了一些相声作品。让朋友带给他。没过多久他给我来了信,告诉我他家的地址。 我很快和姜昆见了面。那时他住在劲松。第一次去他家,他爱人给我开的房门。我进门后楞住了。姜昆正披着一个兰色制服棉袄半弓着身子在拖地板。这与我心里的反差实在太大。一个全国著名的相声艺术家怎么也干家务活啊?但他的平民本色也一下子拉进了我和他的距离。我感受到了他朴实和平易近人的一面,来时忐忑不安的心情渐渐放松一些。 姜昆刚从日本回来。他拿出一盒从日本带回来的香烟。他递给我一支。香烟通体白色,很细很长,我在市场没有见过。后来才知道那是专供女士抽的昆烟。 姜昆很亲切,跟他聊天很随意,他丝毫没有大艺术家的架子。他给我讲述了去日本的感受。他认为相声完全可以走入国际市场。并说日本也有相声,不过不叫相声,叫徘优。他还强调相声事业要发展,即要尊重传统,更要重视新作品的创作。他说日本的一个俳优艺术家,周围有十几个人为他创作。他给我说讲述创作技巧,强调相声要有喜剧结构,事件本身最好带有喜剧色彩。他给我举个例子。好像是一个人去农贸市场买王八,结果让王八把耳朵咬住了,大家胡乱给出主意。有人说把王八弄死,也有人说最省事的办法是把耳朵割下来。我记不太清楚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姜昆曾给我写过三封信,都是用小楷写的。我记得有一封信的内容是这样的:“你有一定的相声创作基础,但选材略窄。望努力。”窄字很形象化,比其他字高出一截,又长又细,那字型让我想起了马三立。 文化馆创作组很快知道了我认识姜昆。大家在会上纷纷要求我请他来讲课。我当时很为难。虽然去过姜昆家里,但我实在没有把握能请他到场。王东坡眯着眼睛,笑呵呵地说:“别难为金声了。他请不来,吹吹牛罢了。” 当时自己很年轻,争强好胜,明知道王东坡在将我的军,还是不服气地脱口而出:“没问题。下周五晚上活动时,我把姜昆请来。” 话说出去了,我很后悔。怎么不给自己留余地呢?下周五晚上姜昆有时间吗?创作组完全是免费讲课,姜昆能来吗?我怎么没跟他商量就替他做主了呢? 我硬着头皮给姜昆打了电话。当他得知创作组都是一些业余作者时,立即答复说:“我去,我当年也是从业余作者走过来的。” 得知姜昆要来的消息,大家都很兴奋。王东坡诙谐地说:“金声做件好事。不过这回摄影我要请专业的,不敢再用他。他照相走光。” 我提出一个条件,请姜昆必须要有车接送。王东坡答应了。 周五活动时间到了。我提前一小时来到文化馆。见到王东坡,我问:“车准备好了吗?” 王东坡说:“我说话算数,不会让你丢面子。” 我问:“车在哪儿呢?” “院里。” 隔着办公室的玻璃窗户,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鼻子差点给气歪了。原来是一辆国产加长双排座货车。 用货车接姜昆?我没好气地问:“您找这么辆破车,是去接姜昆,还是去拉沙子啊?” 王东坡用手指一戳我脑门,笑着说:“你小子别说便宜话。借这个车,我还搭了两条大前门烟呢。” 姜昆来了。文化馆北大殿座无虚席。走道的地方座满了人,连外边窗户都趴满了人。姜昆侃侃而谈,大约讲了近两个半小时。 年底时,王东坡把我叫到文化馆。他递给我一本挂历。我接过来,道声:“谢谢。”他立即纠正道:“你谢我也白谢。挂历不是送给你的,这是送给姜昆的。” 一本挂历,成为所有给我们这些业余作者讲过课的文学艺术家们的报酬。 20多年过去了,有多少往事淡如云烟,但姜昆的虚怀若谷,平易近人的大家风范始终令我难以忘怀。
原载: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办杂志《曲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