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国军仅有的一次海外对日受降

汉唐魂

国军入越，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唯一一次海外对日受降，但国府为自身利益，已变更立场，转而支持法国重回越南。


扶植、援助越南独立运动，是国府1940年以来在越抗日的主要方式

其一，国军确曾在“在抗战最后一年出征越南”，但规模甚微，战果亦不大。不过，自1940年以来，国民政府一直以支持越南独立运动的方式，牵制在越日军。

1940年6月，法国在欧洲战败，对德投降。随后，法越当局与日本签订协定，允许其派遣军队登陆法属越南，并对华关闭印支通道。由此越南成了日军进攻中国西南抗日大后方的前沿根据地。作为因应，国民党中央党部及驻守中越边境的第四战区，开始采取一系列对越策动措施。

这些措施包括：组织专门的对越情报机关；开办各种训练班为越南独立运动培训干员；从财政上接济、援助越南革命团体；庇护避入中国境内的越南革命人士……等。及至太平洋战争爆发，越南被划入中国战区，上述策动遂更显积极，且脱离半秘密状态，完全公开化。尤其以扶植越南独立运动，开展最为深入，其支持对象，不但包括越南国民党，也包括越共在内。①…[详细]

至于国军“入越作战”，一直由第四战区筹备，但始终未能付诸实施。其大略情形，据该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回忆：

“当时(1940年7月)中国对越南做出了‘积极备战’措施：我命令准备食米、医药、通讯与运输设备，简言之，准备进军越南。如此整军备战，是由最高统帅部下令。……我没有就有关进军越南的计划，同印度支那法国当局的代表做过任何接触。……据我回忆，法国政府从未希望中国军队进入越南。”②

尽管“四战区始终一贯计划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但重庆在外交层面的考虑显然更为复杂与慎重，故1943年10月份，蒋给张发奎的指示是：四战区“防御第一，进攻第二”。张说：“我当然想入越作战，但蒋先生感觉时机不成熟，理由很简单：我们没有足够的兵力。……我感觉到蒋先生与最高统帅部的成员不想在越南作战。倘若他们的真的愿意，他们会调派给我必要的兵力。”③…[

直到1944年5月，四战区仍在筹划入越作战，但重庆始终没有下达入越的命令。稍后，日军对华发动“一号作战”，“我们自顾尚且不暇”，入越作战计划，就此无疾而终。④
另，据原第一方面军参谋长马锳遗稿《第一方面军入越接受日军投降纪实》，“1945年4月第一方面军扩编(辖第一、第九两个集团军，总司令卢汉，副总司令关麟征)后，奉陆军总部电令支援第二方面军作战，向侵越日军反攻。各军遂以主力固守既设阵地，以有力之一部向日军进攻(只作小规模的进击)。当时的进击部署：思普方面，第九十三师进击猛马及防沙利。第一集团军方面，暂二十一师袭击猛梭后向蓬陀前进；暂二十二师袭猛得后向莱州推进；第六十军派一部进占老街。第九集团军方面，第一九五师派一营袭击曼美、黄树皮，另派一部袭击花龙、猛康；第二师派一营袭击官坝，成功后向河阳推进。经过四个月的实施，虽有不少次的接触，但谁也不愿去认真努力，作较大的牺牲，因此进展不大，全线仍处于互相观望的停滞状态。”
至于具体战果，据《续云南通志长编》：“ 迄至方面军入越受降时止，先后经过战斗三十余次，占领越边境防沙利、勐得、勐梭、勐烘、莱州、沙坝、老街、勐康、花龙、青门、曼美、黄树皮、马龙寨、官坝、东文、江利、河阳等多数据点，虏获步枪一百八十余支，轻重机枪十余挺，及其它火炮、手提机枪、手枪、手榴弹、掷弹筒、电话机及文件、马匹等甚多。敌共伤亡官兵约三百人，我则伤亡官兵一百数十余人。”与马锳所说“进展不大，全线仍处于互相观望的停滞状态”相吻合。
图注：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

汉唐魂

注释：

①罗敏：《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与越南独立运动关系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②③④《张发奎口述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P246-265。⑤⑥⑦杨元华：《中法关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P108-114。⑧朱偰：《越南受降日记》，商务印书馆1946，P4。

汉唐魂

入越受降时，为自身利益计，国府转而选择支持法国重回越南殖民

其二，国军入越，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唯一一次海外对日受降，但国府为自身利益，已变更立场，转而支持法国重回越南。

开罗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向蒋介石表示：战后决不允许把印度支那交还给法国，而应将其置于国际托管之下；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又与斯大林就该问题达成了共识，罗斯福并告诉斯大林，他将与蒋介石进一步讨论把印度支那置于托管制度下的可能性——很显然，在罗斯福的计划里，国民政府是托管越南的关键角色。⑤…[详细]

但是，因史迪威之破坏，中美关系至1944年迅速降至冰点，蒋甚至决意不惜对美彻底决裂，亦要赶走史迪威。10月10日，即史迪威致电马歇尔要求华盛顿继续施压，逼迫蒋介石向其交出全部华军指挥权的同一天，蒋介石秘密接见了戴高乐政府驻重庆大使贝志高。据贝志高次日向戴高乐汇报之电文，蒋在会谈中表示：

“法国人的思想比盎格鲁-撒克逊人（不管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更接近中国人。……我要再一次向您肯定，……不论对于印度支那或者印度支那的领土，我们都没有任何企图。……如果我们能够帮助贵国在该殖民地建立法国政权，我们是乐意的。请您亲自把我这个意愿正式转达给戴高乐将军。”⑥

及至1944年12月，戴高乐已就恢复法国在越南的殖民地位一事，连续取得了丘吉尔和斯大林的支持。1945年4月，罗斯福去世，继任的杜鲁门亦表示不反对法国重返印度支那。至此，法国恢复其在越殖民统治，已成定局。唯一未解决的冲突是：越南的日军，究竟该由中国受降，还是由法国受降。…[详细]

按盟军统帅部命令，越南已划归中国战区，战后理当由中国受降。但戴高乐政府担忧中国军队入越，会助长越南民族独立运动——戴的这种担忧并非无因，国民政府抗战期间确曾大力扶植越南国民党。不过，戴的担心是多余的，虽然滇军将领卢汉率部入越受降，曾禁止法军进入北纬16度以北地区，受降仪式上亦拒绝悬挂法国国旗，但当戴高乐就此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时，宋子文的回应是：中国人必言而有信，“中国政府不以任何方式反对法国在印度支那所享有的权利。”⑦
卢汉所部入越，其实是蒋为解决云南王龙云而作的精心部署。至于卢汉所部与法军之间的冲突，很可能只是卢汉个人野心（卢一度幻想能够背靠云南，常驻越南）所致。据朱偰——以财政部代表身份赴越处理日军受降事宜——日记，1945年9月15日，行政院曾召开越南顾问团会议，对相关人员指示赴越受降原则十四条。朱认为，这十四条原则，“过于消极，一切出发点，皆以将越南交还法国为前提。”⑧…[详细]

图注：左,1945年9月28日，卢汉与美军将领在河内合影。右,1945年9月13日，日本海军军官在西贡向英军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