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门众生相，百态无重样

归隐宋朝

文/归隐宋朝

       一直有个冲动，想从酱油兄的《找一点乐儿》编选“一点乐儿”出来。可能这是个无用功，人家已经“自选了”，你还编个什么劲儿？这就是我“轴”的地方，我喜欢将我的“喜欢”强加于人。就像谷川俊太郎的诗句：我把欢笑喜欢过了/像穿破的鞋子/我把等待喜欢过了/像过去的人偶/ 我把悲伤喜欢过了……

       有个“脉动”饮料的广告，人们只要接触，就跟被传染似的不由自主的倾斜起来。甚至，连楼宇都跟着倾斜。其实，这才是我们生活的常态。想想看，我们的生活所包裹得一切，就是由一个个斜面组成的，它们并不均衡，也并不平等，只是这些个斜面累加重叠在一起，就都牢固得平衡了。酱油兄的这些文字，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个立体的斜面，但已经被他堆砌得平实了。

       电影《一代宗师》中有一句台词，说的是堪悟人生的三个阶段：看自己，看天地，看众生。说到底，都挺难的，哪一样不都得经过死去活来、百转千回？看众生，那是对别人的揣测与度评，看不清自己又怎能看得了众生？当你的众生在感悟中一次次交集，它们就升华成你的宗教了。这样，你就不能再熟视无睹，而真切地体味“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久别重逢”这句话的内涵。我们总有时候，会把有些东西干干净净地放在那儿，不想独占，甚至不忍触碰，只是想让那些东西保持那份美好。

       酱油兄的《找一点乐儿》，楼是盖越高，不仅高还十分受看。从一个人的文字中可以品读出他的思想脉络和人生感悟，它会让我们了解更加真实的一面，而不是一种表象。酱油兄的津门众生相，百态无重样。我们就仅仅把它当做是一种领悟吧！面对这些悲欣交集的过往，还能怎么样哪？

花开富贵

莫冉 发表于 2014-10-9 15:56
他写，或者不写，粉丝都在这里……

寂寂喜欢，粉丝素质太高了！

醉笑陪君三千场

莫冉 发表于 2014-10-9 15:55
一直宅在麻麻家，跟粑粑拌嘴玩，嘿嘿~

{:soso_e140:}

莫冉

我是来打酱油的 发表于 2014-10-9 15:58
是不是还看看台湾电视剧啥的。

你咋知道的？

我是来打酱油的

莫冉 发表于 2014-10-9 15:55
一直宅在麻麻家，跟粑粑拌嘴玩，嘿嘿~

是不是还看看台湾电视剧啥的。

莫冉

花开富贵 发表于 2014-10-8 21:43
宋朝兄的粉丝都去哪里了？

他写，或者不写，粉丝都在这里……

莫冉

我是来打酱油的 发表于 2014-10-8 19:11
小莫，过节去哪玩了？

一直宅在麻麻家，跟粑粑拌嘴玩，嘿嘿~

归隐宋朝

沈眉珊 发表于 2014-10-8 23:54
感谢宋朝兄的整理，说实话，我怕爬楼，这样我就可以好好欣赏了。

我只是开了个头而已。{:soso_e181:}

沈眉珊

感谢宋朝兄的整理，说实话，我怕爬楼，这样我就可以好好欣赏了。

花开富贵

莫冉 发表于 2014-10-8 16:34
一看宋朝兄就是实惠仁儿，这些字要是放在别人手里，怎么也得盖一百来层楼。

宋朝兄的粉丝都去哪里了？

我是来打酱油的

莫冉 发表于 2014-10-8 16:35
文字还是这么质朴典雅，赞一个！

小莫，过节去哪玩了？

莫冉

文字还是这么质朴典雅，赞一个！

莫冉

一看宋朝兄就是实惠仁儿，这些字要是放在别人手里，怎么也得盖一百来层楼。

我是来打酱油的

落花生 发表于 2014-10-7 13:25
哈哈，瞧了半天，终于看到了酱油哥的初恋，轻描淡写地就过了

我觉得我都写多了。

我是来打酱油的

信以为真 发表于 2014-10-7 11:07
给你把序写好了

长庆、张正、我的初恋写了，你的没敢写。正在重新写一篇《刘雅川》。

信以为真

我是来打酱油的 发表于 2014-10-6 22:43
好好，等我全编好了，有劳宋朝兄整一篇！

给你把序写好了

我是来打酱油的

归隐宋朝 发表于 2014-10-6 21:32
不敢，但若酱油兄认可，我倒是乐意为之，可不仅仅若此。

好好，等我全编好了，有劳宋朝兄整一篇！{:soso_e183:}

归隐宋朝

妖蛾子 发表于 2014-10-6 16:46
主帖是宋朝斑斑为酱油文集作序吗？
可以这么认为，点个赞。

不敢，但若酱油兄认可，我倒是乐意为之，可不仅仅若此。{:soso_e100:}

归隐宋朝

开的是寂寞 发表于 2014-10-6 16:20
什么时候方便，首版也秀一下自己的字呗

秀谈不上，嘚瑟一下还是可以的。{:soso_e113:}

开的是寂寞

什么时候方便，首版也秀一下自己的字呗

西风

好文字！太长了，得慢慢看。

我是来打酱油的

宋朝兄给我做广告了，比脉动做得好，做得我脉搏加快了跳动！
闲得没事，整理在六星发过的帖子，用笊篱过滤了一下，发现还有一些干货，再把文字、标题重新修改，帖子顺序重新排列，发现四年多的六星没有白上，终归写了一些自己想要写的文字。重新审视这些文字，虽然不自信，可也不自卑，特别是六星的好朋友们热情捧场，追着这些文章看，跟我一起回忆童年、回忆青春、回忆曾经生活过的时代，还给我提了一些宝贵的建议，让我在互动中体会到了乐趣，也感受到了温暖。
《有一点儿找乐》的编辑工作我还在继续，借此机会特别感谢重磅企鹅、花开富贵、开的是寂寞、落花生、妖蛾子、舞婆娑、沈眉珊、一抹微笑、锦瑟、莫冉等众多好友的支持和鼓励，也特别感谢其他六星朋友的默默关注。
最后，衷心感谢宋朝兄，你的精彩评论，给我的这些文字拔了一个高，也给我的编辑工作在空中加了一次油。
有时候，我很怀疑玩论坛的意义和价值，还好，有了这些文字，便也有了一些意义和价值，所以，也真的要感谢六星。

归隐宋朝

      我的小学
      我没上过幼儿园，在大杂院和胡同里无拘无束地玩儿了几年，直接上的小学。
      我的小学叫新官讯小学，坐落在新官讯大街上，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那条街、那座学校在天津火车站后广场改造中一同消失了，仿佛带走了我的童年。
      现在还记得那个情景，每天早晨，我和七八个小伙伴，迎着七十年代的朝阳，排着路队走在大街上。我是那个路队的小队长，走在路队最前面的是一个大眼睛、长睫毛、瓷娃娃一样的小女生，叫陆莉；走在路队后面的是一个留级多年的大女生，个子高挑，长得怪怪的，有点像现在科幻电影里的阿凡达。
      那时候，上学的门槛不高，我所在的一个班里，就有三个智力有问题的。一个外号叫铁蛋，脑袋大，脖子粗，课间爱打架，下手还没轻没重的；一个叫立新，脸色惨白，身体嬴弱，有次上课突然把早晨喝的豆腐脑吐了一课桌，老师赶紧派同学找来了立新的爸爸，我们目送着立新的爸爸用自行车把立新驮走；还有一个就是走在路队最后一个的阿凡达，她的名字里好像有个“红”字，“红”的爸爸在学校忆苦思甜大会上做过报告，一挽胳膊，露出了被地主老财用镰刀砍的伤疤，那时候，我们对这事儿毫不怀疑。
      说到路队，想起了那时有部木偶剧，叫《放学路上》，是反映小学生跟破坏分子做斗争的，以至于我们在上学、放学的路上，总是睁大警惕的眼睛。我们没遇上啥破坏行动，不过，拉车给城里运菜的马匹在马路上肆无忌惮地撒尿，有时候还公然发情，让我们两小无猜的共和国接班人情何以堪啊。奇怪的是，我们上下学走在马路上，从来也没一起唱过歌，可能是不好意思吧。
      我们唱歌是在音乐课上，教音乐的于老师，是个和蔼可亲的胖胖的老太婆，每次上课前，几个男生要帮她把脚踏琴抬进教室里，我们唱《小松树》、《我们的田野》，夏天的时候，教室的窗户四敞八开，微风吹进教室，我们的歌声也传到了操场。我们学校的教学楼是四层，那年唐山地震时被削去了一个角，并无大碍。
      我们学校的操场是正方形，围着操场的除了能提供阴凉的教学楼，还有三排小平房，依次是文艺宣传队的排练室、少先队的大队部、学校广播室、工人宣传队驻地兼木工室、校办小工厂的车间、水房、厕所还有传达室。我们学校的大门是红色的，操场四周还有些绿树，那时的天总是蓝的。
      我们最爱上的是体育课，体育老师姓高，是个小帅哥，个子高高的，脸白白的，穿着深蓝的一身秋裤或绒裤，右手的食指总摇着一串钥匙，顺时针或逆时针，嘴里还总吹着口哨。他教我们投篮，教我们打垒球，赶上下雨，我们躲回教室，他就给我们抱来一箱子小人书。
      我们最怵头的是珠算课，瘦小枯干的女老师摆弄着一个夸张的巨型算盘，三下五除二地就把我们算晕了。幸好，她还教我们描红课，描红课又叫写大字，我们研起墨来，教室里嘎嘎作响，字写得好坏不说，瞧这气势。
      小学里，我最难忘的老师是教算数的刘维贤老师，刘老师早先教过私塾，曾是我姑姑的老师。他接近一米九的大个子，爱穿对襟的老式服装。我小时候，习惯性驼背，刘老师经常猝不及防地拍我一下，说：“小小年纪，直起腰来！”有一次，我们在小工厂劳动，把长条的麻袋片卷成一卷一卷的，干完活儿，我从小工厂出来，正碰上刘老师迎面走来，我说：“刘老师，我们劳完动了。”刘老师一听就急了，说：“劳动两个字怎么能分开？应该说劳动结束了。”印象最深的是，一天，刘老师给我们上算数课，不知怎么，讲起了周恩来总理的故事，说周总理怎么在外交场合给美国人难堪。我知道，他除了教我们算数，更教我们爱国。
       我上小学时，遇上的大事有唐山大地震，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去逝，粉碎“四人帮”，国歌的更改和恢复。对了，还有红小兵变成了少先队员，可不管怎样《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让我们唱得热血沸腾，我们在填表格的时候都骄傲地写上出身“贫下中农”。当然，我们也是发奋图强的新一代，我们爱科学，我们决心为“四化”做贡献，为了赶超世界，我们还忍辱负重地学习日语，我五年级下半学期，因为搬家转学，又学习了英语，那时候的电影，最时髦的就是男主人公、女主人公煞有介事地捧着一本书学习英语。
      我上小学的后期，学习越来越重要了，分数也越来越重要了，我们的学“马列”小组不再活动了，考试成绩开始全班大排名了。但是，回想我的小学生涯，学习从来不是一种负担，我的军绿色的小书包总是薄薄的，里面还有手绢、抹布、水碗儿，简称“三带”。
      我们每天很早就放学回家了，我们在胡同里打羽毛球、捉迷藏，女的踢毽子、跳猴皮筋，男的撞拐、推铁环。夏天，我们用涂着松香的长棍儿粘知了，用抄网捉蜻蜓；冬天，我们踩着竹劈子划冰，在院子里扫雪后堆雪人，煤球是雪人乌溜溜的黑眼睛，胡萝卜是雪人长长的红鼻头儿。
      这是我们最快乐、最自豪的时光，学习是一辈子的事，而无忧无虑、纯粹好玩的时光，就那么几年。
         我与书
       我是独生子，从懂事时起，书就是我的兄弟姐妹。
      小时候，我家有好多小人书。柜子里、抽屉里、盒子里、被窝里，都有。大多数的小人书，封皮上都盖着红戳儿，是我妈从小学校的图书馆借的。遇上我喜欢的小人书，《地道战》、《战地红缨》啥的，借着借着就归我了。
      那时候，离家三里地，有个文化活动站，晚上看黑白电视，白天看小人书。活动站里面是一条一条的长木头凳子，可以并排坐十几个小孩，花一分钱可以看一本小人书。文化站的旁边，有家不大的书店，逢年过节还卖年画。书店门脸儿的柜台上，摆着最新的小人书，我踮着脚尖儿，买过一套四本的《山乡巨变》，贺友直画的，里面的线条干净、清新，一如我的童年。
       我上小学四年级，开始看字书了，也就是长篇小说。我看的第一本是《巍巍的青峦山》，第二本是《铁道游击队》，都是抗日题材的，就像若干年后看电视连续剧一样过瘾。经常会遇到不认识的字，可由于不认识的字总被认识的字包围着，势单力薄，所以也常常被我看出个大概意思来。
      上小学时，印象最深的是在邻居家里看到了一本《十万个为什么》，里面配着插图。记得有一个问题是：军队过桥为什么不能齐步走？还画着士兵们纷纷从垮塌的桥上坠落的情形。这个为什么，讲的是“共振”的物理知识，跟后来的豆腐渣工程无关。抚摸着这本好玩儿的书，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动了盗窃的念头。
      初中、高中时，好像很少看闲书了。我经常去小白楼附近的新华书店买教学参考书。那种书老师手里才有，学生手里没有，所以我买到手后觉得很有犯罪感，不敢拿到学校去，只是偷偷地在家里看，仿佛比别的同学占了天大的便宜似的。
      上大学后，我突然不爱看书了，爱听齐秦的歌，还学习弹吉他，曾为了一首香港歌曲《明天会更好》的歌词，损毁了学校图书馆的一本杂志，因为歌词里配着吉他和弦。
      我不爱去图书馆，对看名著的同学不以为然，宿舍里的丰旭同学在看《约翰•克里斯朵夫》，我随便翻了两页说：“没劲。”学校图书馆的借阅证，我没用过几次，以至于大学毕业后，我还以为钱钟书的《围城》是描写不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的呢。
       再一次喜欢看书，始于王朔热。我买了厚厚的一套，四大本。坐着看，躺着看，趴着看，歪着身子看，睡觉看，吃饭看，上厕所时看，特别是那篇《玩的就是心跳》，看得我晕晕乎乎的，可能是用脑过度了。
      王朔之后，读了贾平凹和刘震云。基本上他们出一本新书，我就要买一本。贾平凹的散文更好看一些，看他的小说却不太容易进入剧情；相比较，刘震云的小说更贴近现实，还加进了许多冷幽默，既有深度，也让人看着不怎么累得慌。
      这期间，我迷上了老舍。老舍幽默，热情，爱生活的一个人，越看越跟我投脾气。我买了许多版本的老舍的散文集、短篇小说集、书信集、演讲集等。可是，对于金庸的武侠书，我却始终想看而看不进去，可能是我俩没啥缘分吧。
      还有四大名著，我曾对曹雪芹、吴承恩、罗贯中、施耐庵发誓，我说你们别着急啊，我一定会从头到尾看完的，可是，总是红楼做了一半的梦，西游降了一半的妖，三国打了一半的仗，水浒造了一半的反，我就不再操心了。
      有一段时间，我迷上了福尔摩斯探案集，可能是想逃避现实吧；有一段时间，我迷上朱德庸的漫画集，可能是太想放松了吧；有一段时间，我迷上了二次大战的书，可能是唯恐天下不乱吧；有一段时间，我迷上了外国人写的各种名人传记，毛泽东、蒋介石、丘吉尔、希特勒……我想，我可能是做凡人有点做得不耐烦了吧。
      家门口有个旧书屋，我每星期总要逛上一两趟。看见想买的书就买，买回家可不一定看，仿佛把书买回家就已经完成了任务似的。逛旧书摊，也是一种瘾，欲罢不能。
      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也附庸风雅地买了几本正版书，《丰乳肥臀》《檀香刑》等，可是，看了好长时间也没看完。倒是麦家的《风声》《解密》让我推崇备至。
       曾经，我睡觉前必须看书，越看越精神；现在，一看书我就有点犯困。大概，书也会嘲笑我不再年轻了吧。

        放烟花
        小时候过年，舍不得放鞭，买了鞭要拆开来，一个一个地放。一挂鞭炮，说悬了能放一个寒假。
        拆开了的红色小炮，我一般每次拿十几个、二十几个，放在口袋里。每次放炮后，口袋的底部缝隙中都要留下一些黑色粉末状的东西。
        放炮之前，要点燃一根卫生香，通常要喊几个小孩，每人都从家里拿一些炮，凑在一起放。你放一个，我放一个，他放一个，一是比谁放得响，二是能充分合理地利用有限的资源。
       有时为了烘托气氛，我们还用嘴“啪！啪！”地给炮配音。有时嘴响了，炮没响，俗称“蔫儿炮”，也很尴尬。
       记得晚上，胡同黑漆漆时，我们还用废弃的锯条在石头砌成的墙上划出点点火星，找一找放烟花的感觉。
       说起放烟花，那简直就是奢侈和腐败了。
       记得有一年春节，我用平时积攒的五毛钱，买了一只烟花，叫“春回大地”、“大地开花”之类的名字。
       那时，我家住在一个大杂院里，院子里有几十口子人，都是亲戚。
       我把放烟花的时间，安排在了大年三十。那时谁家也没有电视机，除夕夜也就吃个花生、嗑个瓜子、聊个天儿、斗个纸牌啥的，枯燥得很。
       放烟花之前，我挨家挨户地通知：“我要放花了！我要放花了！你们都出来看啊！”   
       这时，天已经黑了，我心想，露脸的机会来了，我猛地跑回家，我奶奶、我妈正在包饺子，我爸爸正在用摁钉往墙上钉年画。我点燃一根卫生香，小心翼翼地从抽屉里取出那个宝贝烟花，一手持烟花，一手持香，喊了一声“我去放花啦！”，兴奋地跑到院子当中。
       这时，我发现老舅爷家的门口挂着汽灯，“丝丝”作响，发出贼亮贼亮的白光，为了不影响烟花的效果，我找到正在拾掇地窖的老舅爷，求他先把汽灯关了。
       等放烟花进入倒计时，那场面已经相当壮观了，里里外外围了两大圈儿人，我爸、我妈、我奶奶也来了。我奶奶拄着拐棍儿，嘴里还跟别人叨叨：“大耐人儿放花了！”“大耐人儿”是我奶奶给我起的小名儿，是可爱、招人喜欢的意思。
       我毕恭毕敬地把烟花放在地上，稳了又稳。
      “我点啦！我真点啦！”我嘴里说着，手却不动，真舍不得点啊。
      “快点吧！快点吧！我们都等不及了！再不点我们走啦！”观众们已经急不可耐了。
      “好吧，我正式点啦！”终于，我把点燃的卫生香伸向了烟花露在外面的引芯……随着“刺刺拉拉”的声音，刹那间，赤橙黄绿青蓝紫光芒四射，眼前真的是“火树银花不夜天”了。
       大家一边看，一边欢呼，我更是得意，手舞足蹈的。
       谁知，等烟花燃尽，眼前又恢复一片漆黑时，不知谁大声喊了一句：“五毛钱没喽！”还有人随声附和：“没喽！没喽！”
       当时，这些风凉话对我的刺激是相当大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反思，到底该不该请这些人一起观看烟花？我甚至想，是不是我应该自己找没人的地方偷偷放，或者，只叫我妈、我爸、我奶奶观看？
       当然，现在一想，那时还真是小心眼了。
      “五毛钱没喽”是事实，人家说就说呗；放一只烟花能让这么多人同时看到，还同时欢呼，不管怎么说，都值了。

       一点也不逗乐
       小时候，邻居家有个小孩，叫二囝子，他爸是邮局的投递员，身高马大，穿绿衣，套绿裤，骑绿自行车，还戴绿帽子，整个一个“绿巨人”。
       小时候，家门口有一所中学，我总在校门口玩儿，特别爱看里面的同学上体育课，有个女体育老师在指挥学生齐步走的时候，总爱喊：“1、1、1、1……”始终不喊“2”，真急人。
       1976年9月的一天下午，我正在马路边儿帮着老舅奶奶卖冰棍儿，突然，附近机务段的大喇叭里传出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低缓、沉痛的播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路上行人纷纷止住脚步，我和老舅奶奶原地不动，站在冰棍儿车旁，肃立默哀。过两天，小学校里隆重召开了追悼会，我们胸前别着白花，眼里挂着泪花，悲恸不已。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在教室黑板正上方的毛主席像旁边，并排挂上了华主席像，从小喊“毛主席”喊惯了，冷不丁地一喊“华主席”还有点口生。有一天，我们几个同学在放学路上练习喊“华主席”，有的喊二声“滑”，有的喊四声“画”，我两个发音都试了试，还是口生，于是偷偷试了试一声和三声。
       1979年，刚搬进楼房时，还有大杂院的惯性，一个大单元里的三户人家走得很近，一家熬鱼，三家吐刺儿；一家来客，三家端茶；一家买电视，三家看节目。印象最深的是在邻居刘娘家看现场直播的话剧《日出》，里面胡四的扮演者比现在的李玉刚还娘们儿，一出场就是满屋子的笑声。
       刚住楼房时，邻居有个女的，工人，三十岁出头，生了一对龙凤胎，第一次进我家时倍儿客气，我说：“您喝水吗？”她说：“不渴。”我说：“您吃块儿糖吧？”她说：“不会。”吃糖还不会？准是说顺嘴儿了。
       上中学时，在校园里，对面走来一位老师，我有时会突然大脑短路，怎么也想不起这位老师姓嘛，可是也不能躲，躲了对老师不礼貌，我就勇敢地迎上前去，在与老师四目相对之时，大大方方地喊一声：“老师，您好！”
       上中学时，家与学校一墙之隔，一天，眼看上学要迟到，情急之下，我翻越墙头，跳进校园，不知怎么被人反映到校领导那里，放学后，班主任范老师对我说，这件事的性质很严重，请你家长过来一趟吧。范老师是女的，圆脸，卓娅头，慈眉善目的，我就跟她讲道理，我说，首先我错了，给老师添麻烦了，向您表示歉意；其次，您请我家长，让家长批评我，我觉得不如您直接批评我效果好；第三……我还没说完，范老师摆摆手放我回家了。
      上大学时，我妈一共给我写过两封信，一封信告诉我，买了一台东方S4-35照相机，并告诉我中学同学商思源到家里找我了，我妈告诉他周日再来；还有一封信，我妈告诉我《今晚报》给我寄稿费了，4元钱，那是我暑假时在家门口采访，写了一篇300字的消息，内容是：河东区香山道街开办为民服务站。
      上大学时，我班教室里有一台电视机，彩色的，图像不大清楚，印象最深的是全班男生围在一起看1986墨西哥世界杯足球赛，西德的舒马赫、法国的普拉蒂尼、阿根廷的马拉多纳，熠熠生辉。看世界杯时，同学们有坐椅子上的，有坐桌子上的，有坐椅子背儿上的，有坐地上的，还有看着看着一激动从椅子背儿上摔到地上的。
     
      我的幽默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周围的人说我很幽默。
      幽默的意思，我理解是指说话很风趣，是蔫嘎嘎的那种风趣。
      可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我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幽默的。
      我是独生子，从小就习惯一个人呆着，性格内向。
      我从小就不喜欢打架，你捣我一拳我踢你一脚的事我从来不干，我觉得无论打成什么样也不划算。我要是当美国总统，萨达姆和本•拉登肯定还活着。
      别说跟人，跟动物我都没打过架。
      小时候住在一个大杂院里，院子里除了有人，还有猫、狗、鸡、鹅、兔子、鸽子。我不喜欢狗，还有鹅。这两种动物都有替人看家的本领，以保安自居。我每天清晨背着小书包去上学，总要先过保安这一关。狗喜欢盘查，鹅喜欢威慑，它俩我谁也惹不起。吃早点时，我总要剩两小块儿饽饽，待经过狗保安、鹅保安的身边时，我夸张地抡圆了胳膊，将饽饽投掷到与我行进路线相反的方向，狗保安、鹅保安的生活水平也不高，看见饽饽就扑了过去……
      过了狗、鹅这一关，还不算完。出了院子，胡同里还有脸上有疤的小霸王。小霸王比我大五六岁，从来不要饽饽，要钱。那时候的钱多值钱啊，一分钱买一块水果糖，二分钱买一块奶油糖，三分钱买一根水果冰棍，还俩色儿俩味儿的。
      吃过几次亏后，我摸索出了对付小霸王的招数，一个字：躲。那时候的胡同，九曲羊肠，峰回路转，而且成功的路不止一条。我只要用眼睛给小霸王定了位，那他休想堵住我。长大后，有一天，我在商场卖游戏机、学习机的地方，看到高高挂起的一个横幅上写着醒目的大字——“小霸王”，我虽然没被吓跑，仍是惊出了一身冷汗。
      所以，那个时候，去一趟学校不容易，我是很珍惜课堂上的幸福时光的。我记得有一位教语文的女老师，讲课时不喜欢站在讲台上，而是喜欢绕着课桌之间的过道儿边走边讲。有时她就站在我的右前方半米远的地方一动不动，我把两只小手背在身后，得仰着小脸儿才能看到女老师的大脸。女老师朗读课文时，情深深雨蒙蒙，她的唾沫星子常常溅到我的脸上，以至于我脑子走神了，情不自禁地在心里唱起了“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离不开共产党”。
      对了，我从小就爱唱歌。我爱唱歌可能是受了我爸爸的影响。我爸爸经常一边洗衣服一边唱歌。那时候洗衣服都用大木盆，带有一道一道凹槽的搓板斜在大木盆里，把要洗的衣服平摊在搓板上，打上肥皂，天津话叫“胰子”，人的双手就负责让衣服和搓板互相摩擦。我爸爸洗衣服时，爱唱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插曲“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待到衣服洗好，搭上院子里的晾衣绳时，我爸爸正好唱“砸碎万恶的旧社会，万里江山披锦绣”，虽然花花绿绿的衣服跟锦绣比尚有差距，但还是配合着我爸爸唱出了对新社会的感情。
      我小时候唱的第一首歌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我记得暑假报名去少年宫参加唱歌兴趣小组，我选的就是这首。可是，我不像女同学那么会表演，比如唱“我爱北京天安门”时，要用双手指向心脏；唱“天安门上太阳升”时，要用双手迎接阳光；唱“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时，要一手指向远方，一手做出紧握红宝书的造型。我本来就内向，心理素质又差，唱歌时跑调不说，动作也没做出来，惨遭淘汰。
      唱歌小组进不去，我就想进绘画小组。我摸索着用毛笔和墨汁画熊猫。我先在宣纸上画四个大大的墨点，分别代表熊猫的两只耳朵和两只眼睛，我再画长短不一的四道粗黑块儿，代表熊猫的四肢，我没着墨的地方，一般人都能想像得到，那是熊猫身上的白毛儿，最后，我在熊猫眼睛下面的不远处，画一横着的月牙，代表熊猫笑了。熊猫笑了，老师看了都要哭了，没等他说话，我端着墨汁就回家了。
      我后来进的是拍电报的兴趣小组。在少年宫一间黑漆漆的小平房里，我们十几个少年“间谍”滴滴答答地练习发报，练得我手都酸了，头都大了，熬了不到一个礼拜，我假托有病，再也不去了。
      但是，我骨子里还是喜欢艺术的，小学二年级学校组织“六一”文艺演出，我终于脱颖而出，崭露头角。
      我记得我表演的节目是跟学雷锋做好事有关的，我们班三个男生、三个女生一起登台，其中就有我。我们都穿蓝裤子、白褂子，脖子上系着鲜艳的红领巾，三个女生站第一排，三个男生站第二排，我们是交错着脑袋站着的，所以，站在第二排也不影响台下的同学看到我们，尤其是我，站在第二排最靠右的位置，后来买商品房时，我知道这个位置是金角。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我演出的台词，其中一句是“头发长了我给推”，意思是学雷锋义务为过路群众理发。我记得我说这句台词时，我的左手做出了摸头的姿势，我的右手做出了拿推子的姿势。可是，我说话的声音小，离麦克风还远，那天还有点儿顶风，我估计台下的同学根本就没听清我说的嘛，我也不知道我做的动作他们能否看明白，但是，我清楚地记得我话音未落，台下竟然有了笑声。三十多年后，我在家里看英国喜剧《憨豆先生》的DVD时，发出的也是这种笑声。
      我想，我的幽默，大概从那时起，就开始有了吧！

归隐宋朝

       明信片
      每到圣诞、元旦，我总会想起明信片。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二十几张大学时期的明信片，它们大部分是我小学、中学的同学寄给我的。那时候，由于通讯很不方便，我们分散在不同的大学读书，日常联络很少。
      我今天拿出那些明信片，重温了一下尘封的往事，也重温了一下寄给我明信片的那些人。
      这些明信片盖的是1985年或1986年的邮戳，上大学的头两年，寄明信片的心气儿最高。这些明信片的右上角，贴着2分或4分的邮票，2分是天津本地寄来的，4分是北京或外地寄来的。时间落款最早的是12月18日，距圣诞节还有一周；最晚的是12月29日，距元旦还有两天。明信片都是朴实无华型的，一张硬纸片而已，一面是字，一面是图片。图片有不知哪个画家画的两只大老虎，懒洋洋的；有不知哪个画家画的北京景山观妙亭，古树参天，亭子两层圆顶子，上面还一尖儿，跟皇上的帽子似的；更多是摄影图片，有傣族舞，有花鸟宝瓶，有武汉长江大桥，有天津百货大楼，有南开大学图书馆，有塘沽新港，还有美国华尔街。我仔细端详了一下塘沽新港，发现港里的水是绿的。我想起了小时候，我姥爷带我去新港里面钓鱼，我看到有人用手捞起了海蛰。嗨，扯远了。
      这些明信片里，最独具匠心的是对外贸易学院的乔霖同学寄来的，他在明信片上用炭素钢笔画了一幅剪影：一个骑士，举个小旗，驾驭着一匹站立起来的高头大马，大马的后蹄踩在“1986”上，最下面是一个轮胎状的东西，轮胎里侧是一圈黑底儿白字母的英文，轮胎的中心贴着一张天蓝色的2分邮票。这幅剪影画的右侧，写有“HAPPY NEW YEAR ！”字样，充分说明他是外贸学院的学生。乔霖是我的高中同学，长得挺壮实，戴宽边眼镜，还会拉小提琴。乔霖最喜欢英语，据说后来去了美国。
      冯德永也是我高中同学，他在寄给我的明信片上，抄录了一首歌词，“问候你朋友，桃花又开透，一年一年消息，遥远的你是否依旧……”这首歌是香港歌星汪明荃唱的。冯德永是个小矮个，爱踢足球，他的偶像也是小矮个的足球明星古广明。冯德永喜欢英语，也学了外贸，大学毕业后的几年，我骑自行车在马路上遇见过他，他说心情不好，单位快要黄了。
      明信片邮寄距离最近的是南开大学的同学，有位女生叫马红，也是我中学同学，圆脸，胖乎乎的，一笑俩酒窝。她在明信片上这样写道：祝你在新的一年里，成为一个出色的“歌星”，也当好“排球教练”！
      提到“歌星”，说来惭愧。我上初中时，开始喜欢唱歌，确切地说是喜欢台湾校园歌曲，《赤足走在田埂上》《外婆的澎湖湾》，我做梦都想登上学校操场上的混凝土舞台，可学校从来没给过我机会，每次表演都有一个身材修长白衣飘飘的女生唱《鼓浪屿之波》，每次表演都有我班一个手上脚上挂铃铛的女生跳印度舞，每次表演都有原来在我班后来留级的一个大胖子男生唱京剧《赤桑镇》，我最多参加了班级的联欢会，记得有一次，我学李双江唱《战士有颗赤诚的心》，学蒋大为唱《骏马奔驰保边疆》，学克里木唱《塔里木河》，我每人学两句，一会儿低沉，一会儿高亢，一会儿鼻音，着实把同学们给唱乐了。至于“排球教练”，更有点不敢当，我所在的中学是天津七中，体育活动开展得很好，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每个男生都会点儿，我一上大学才发现，许多同学以前根本就没摸过排球，有一天，马红等南大的几个女生到师大找中学同学玩，正赶上我在排球场上发球，我随便这么一发，网子那边的同学没接住，直接得分，这不该我露脸嘛。
       我南大最要好的同学是商思源，小学、初中我俩都在一个班，到了高中，他理科，我文科。他在明信片上写道：“新年来临，由于较忙，可能不再去找你，特祝你在新的一年里学习进步，不断进取，以出色的成绩完成学业。”唉，学理科的词汇量忒少，一点“彩儿”也没有。商思源上的是数学系，他还用计算机研究象棋，大学二年级就获得了全国大学生象棋赛冠军。我是学新闻的，我在报纸上发表的第一篇人物通讯，写的就是他。那篇通讯发表在《天津青年报》上，标题是《通往冠军之路》。
       有一张明信片的落款挺特别，叫“南开四杰”，这是四个男生的“雅号”，他们同在南开大学分校社会学系就读，经常来我班男生宿舍串门。这张明信片上写了一首诗：
       个性的碰撞，
       迸发出炽热情感，
       从此，
       我又拨响了久搁的琴，
       单调的不协调里，
       飘出一首惬意的和谐，
       淡淡的、淡淡的，肯定淡淡的——情！
       这首诗的题目是《友谊》，想必是原创，那时候，大学里流行写诗。“南开四杰”里，我印象最深的是宋怡宾，一米八几的大个，满脸青春痘，爱戴墨镜，爱穿风衣，还爱讲黄笑话。有一天晚上，宋怡宾住在了我们宿舍，用我班张正同学的脸盆洗了脚，然后就迫不急待地讲黄笑话：
       有个女画家，善画蝴蝶，画作价格不菲，一男子偷艺，扒窗看女画家作画，惊见女画家脱衣裸臀沾墨后，在宣纸上“坐”出了一只蝴蝶，偷艺男子回家效仿，深夜里亦脱衣裸臀沾墨“坐”画，次日，其与人炫耀：“我也画出了蝴蝶！”别人看罢，质疑：“你这画的哪是蝴蝶？分明是蜻蜓嘛！
       记得那晚，我们都睡着了，还有同学忍不住地笑出了声。宋怡宾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计划生育委员会工作，对外称自己是“计委”的，后辞职经商。据说，他爸是某法院的庭长，不知在生意上能不能帮上忙。
       不知从哪年开始，明信片失宠了。记得有一年，我手里有几张明信片没发出去，我写上我家的地址，写上“新年快乐”，出门扔进墨绿色的信筒子里，没多久，它们就又回到了我的手中。
         我的理想
      上中学时，写作文《我的理想》，我写的是想当科学家。
      我早就听说过陈景润的故事，对当科学家还是比较有把握的。陈景润走路，走着、走着撞树上了，还跟树说“对不起”。老师说，这个故事说明陈景润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太专心致志了。可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陈景润的精神还是不够集中，真一门心思琢磨问题，还有功夫跟树说话？
      当科学家是我上初中时的理想，我上小学时的理想是当一名交通警察。
      上世纪七十年代，马路上见不着什么汽车，人们虽然挣钱少，可不少人都有正儿八景的工作。上班时间，马路上还是很清静的，特别是夏日的午后，马路上光听见知了叫，走路的人都很少。偶尔过一辆马车，车把式还睡着了。那时候的交警是坐在岗楼里的，我从底下踮着脚尖往上看，可以看到岗楼里摆着一个大茶缸子，还有一把暖壶。岗楼一般坐落在十字路口的一角，红绿灯是人工控制的，我想，里面肯定还有几个按钮。不知为什么，那时候的交警竟然胖子居多。我特别羡慕很胖的交警踩着“凹”字形的梯子，很吃力地爬进岗楼里的样子。太帅了！
      我的理想不是当教师。因为我爸我妈就是小学教师。虽然那时候也尊师重教，但我爸我妈的工资，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比邻居家的普通工人还低。那时工厂搞改革，工人们多劳多得，财大且气粗，很有领导阶级的范儿，不像现在，连工厂在哪都找不着了。同样是加班，我爸我妈没有加班费，我觉得，那时做教师唯一的好处是，每年元旦、春节期间，能收到学生家长偷偷摸摸送来的电影女明星的挂历，刘晓庆、陈冲、张瑜、龚雪、丛珊、萨仁高娃、娜仁花……把她们挂在墙上，蓬荜生辉。不过，我爸我妈真没赶上好时候，据说，现在小学生的家长逢年过节都争先恐后地给老师送银行卡了。
      我的理想也不是当兵。虽然男孩子一般都想当兵，但我从来没想过，理由如下：
      第一，我不写日记。雷锋是个兵，特长是做好事。比如背着老大娘上汽车，这个其实我也行，关键时刻让我背孕妇，我也能背。雷锋做好事不留名，这个我也行，我还会留个假名字。我跟雷锋的主要差距是我不写日记。不写日记，就没法把自己做的好人好事记下来；不记下来，谁也不会知道；谁也不知道，那还叫雷锋吗？
      第二，我胆小。欧阳海是个兵，除了半夜练习投手榴弹，白天他还会拦惊马。我拦不了，不惊的马我都不敢凑得太近。退一步说，就算我一咬牙一闭眼冲上去了，我要是当场昏倒了，恐怕会给国家财产造成更大的损失。再退一步说，即使我神智清醒，怎么拦惊马？拦哪个部位？这些技术性问题我也一窍不通。
      第三，我个子不高。真要让我举着炸药包炸个桥梁嘛的，我怕炸药包光炸着我了，没炸着桥，我的性命是小事，关键是部队白白浪费一个炸药包。
      第四，我贪生怕死。万一敌人捉了我逼我当叛徒，我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不当；要真是一不小心当了叛徒，那我当兵是不是给部队添了麻烦？
      第五，我爱开玩笑。如果战士们执行任务埋伏在草丛里，我管不住自己的嘴说了一个笑话，逗得战士们嘎嘎大笑，会不会暴露我军的目标？
      第六，我有心理阴影。我家邻居刘娘，今年80多了，她50多岁时，大儿子因为当兵成了烈士，刘娘也成了烈属。她儿子的“事迹”竟然是这样的：几个城市兵平时老拿一个农村兵找乐儿，农村兵急眼了，偷偷积攒了几颗子弹，在一天夜里，把宿舍里的几个城市兵用枪打死了，其中就有刘娘的儿子。
      虽然说了这么多我不能当兵的理由，但是，如果国家需要，我还是会勇敢地走上战场的。如果部队首长慧眼识珠让我当个文艺兵，我也没嘛意见。部队出发时，我就在后面打快板儿；部队冲锋时，我就在后面用男高音喊“冲啊”；部队打胜仗时，我就窜到最前面唱《嘻唰唰》。
      总之，我不是个兵，可我也有……兵的气质！

      金蛇狂舞
      我跟文艺有缘。
      我五六岁时，就弹过琴。而且是钢琴。
      不过，就弹了几次。每次，就弹了几下。
      我妈是小学老师，教语文的。
      有时候，一般是某个周日，她去学校值班，就带上我。
      学校是个大绿门，大绿门套着一个小绿门。
      过小绿门时，我妈会扶着我，怕把我摔了。
      进了小绿门，我妈左转，进传达室，通常跟看大门的老头儿聊几句；我直行，撒丫子跑开了，一直跑到操场边有钢琴的一间大屋子里。
      屋里有高年级女生在排练节目。可惜我那时对女生还不太感兴趣。
      钢琴敞着盖儿，旁边有个凳子。
      我站在钢琴和凳子之间，很赶落地弹了一曲。
      曲子很简单，简谱是56565,656565。重复N遍。
      这曲子是有歌词的。我们胡同的小孩儿都会唱：“新娘子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是大人们结婚，小孩儿们起哄时唱的。
      一般曲子刚弹几小节，我妈就差不多进来了。她说，别搅合，看小人书吧。那时我最喜欢看《战地红缨》的小人书。
      我妈是那些女生的班主任。我妈经常在值班那天，把她们通知到学校，排练文艺节目。
      那时没有流行歌曲，唱的都是革命歌曲。有经典的，也有原创的。
      通常，我妈会写一首歌词，学校的音乐老师会把曲子谱上。
      我妈识谱，但五音有点不全。有时会借助一下钢琴。
      编排舞蹈动作，才是我妈的长项。
      记得家里有一张黑白照片，是妈妈带着表演节目的女生们在照相馆里照的。我妈左手抬高，与身体呈45度角，右手划个弧形放在胸口，眼睛向左上方盯着左手的指尖儿，七八个女生有的蹲着，有的站着，有的弓着，但目光统一交汇在我妈左手的指尖儿。
      可惜，这张照片找不着了。
      我妈可爱照相了。1999年，我妈在北戴河的海边照了一组艺术照。其中有一张，她手捧花篮，穿一身仙女的古典服装。2000年，我妈去世，估计她是成仙了。
      我上小学时，学习很好，人又老实，所以班主任推荐我参加了学校的文艺宣传队。其实是一支民乐队。
      民乐队有两个老师。一个姓培，长得很白，很瘦，像麻杆儿；他出事儿了，辅导女生弹琴时出的事儿，定性是耍流氓，判了几年刑，出狱后又回学校的校办工厂，劳动改造，以观后效。
      另一个姓宋，长得很黑，很胖，像红高粱。宋老师高度近视，戴一宽边眼镜。他让我把手伸出来，又摸了摸，说：你学拉二胡吧。
      我听了很不高兴，心想：我学习这么好，怎么也得让我打扬琴呀，表演时坐在舞台的正中央，聚光灯直射脑门儿，俩手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地一通忙乎，多带劲儿！
      可能是心情关系，二胡我怎么也拉不好。看别的同学眉飞色舞地打扬琴，精神抖擞地弹月琴，热火朝天地吹笛子，我恨不能一头扎进学校的防空洞里去。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会望着窗外的月亮反思，同样是拉二胡，为什么别的同学能拉《赛马》、《送公粮》，我就只会拉56565，656565？
      我找到了宋老师，我把一块松香递到他的手中，我说：我想练练打击乐。
      可能是我那时候有点儿闹情绪，想敲锣打鼓，出出气！
      宋老师说，我正想找你呢，有个同学病了，你来敲钹吧。
      钹是嘛玩意？这不拿我打镲嘛！我心说。
      钹就是镲，比镲大。宋老师说。
      好嘛，真让我打镲。好，我打镲。我咬牙答应了。
      当时，民乐队正在排练《金蛇狂舞》，六一晚上要在区礼堂代表学校参加文艺汇演。
      那天，我头一次看到钹。觉得面熟，因为我以前见过镲。镲比钹小，是一对儿，与地面垂直，左手拿一个，右手拿一个，一打，就镲了。钹比镲大，是一个，与地面平行，左手攥着钹中间钻出来的红布条，右手拿鼓槌儿一敲，就钹了。
      闲话少说。演出那天，我蓝裤子、白衬衣、塑料鞋、红领巾，自己都觉得自己倍儿精神！
      在酱紫色的大幕拉开之前，我胸有成竹地站在了舞台最后面、最右边的位置。
      大幕拉开，掌声雷动。
      演出开始了。我总觉得观众看不见我，心里那个着急啊，心想我练了一个月，连露脸的机会都不给我，越想越气，脑子一下子就乱了。
      同学们金蛇狂舞着，宋老师筛糠一样地指挥着。
      说实话，我站得太靠后了，勉强能看到宋老师的眼镜和头发，运气好时能看见他的胳膊。突然，我看见宋老师的手了！好像在指我！我身体一激灵，就把钹给敲响了。刚响一下，前面的同学回头看我，左边的同学拿眼瞪我，我心想，可能是敲错了……
      那天演出之后，宋老师并没有责备我。没过几天，他调到别的学校去了，我心里挺愧疚的，心想：不会是因为我吧？

归隐宋朝

      性教材
      有些事情，小孩们尚浑然不觉，大人们先炸了营。最近，北京某小学试用一本性教材，名曰《成长的脚步》，有人士看罢火冒三丈，指其内容“赤裸裸”，竟有“插入”、“射入”等不堪入目的字眼，特别是插图“太黄”，强烈建议把正在做演示的“男女二人”换成“两只卡通小熊”。
      据说，这本性教材是针对小学一二年级学生的。我回想了一下，我在这个年龄的时候，已经从毛主席语录里知道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但是，对于小孩子是从哪里来的、怎么来的、来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我在思想认识上还是很模糊的。那时候，听过童话故事《小蝌蚪找妈妈》，但并不了解，爸爸的身体里也有无数的“小蝌蚪”，这些“小蝌蚪”也会拼了命地找妈妈。
      这么说吧，我小时候没有受过正规的性教育，更没有什么性教材，手抄本的《少女之心》也没看过。但是，我幼小的心灵对性知识也不是一无所知，其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渠道：
      一是观察。我现在还记得我的老舅奶奶在陆续有了七个孩子之后，肚子又像气球一样膨大了的壮观景象，我那时就知道她的肚子里装的不是饭菜，而是她和老舅爷的第八个孩子。
      二是倾听。我从大人们骂街的话里，多少听出了一点门道。据专家研究，欧美人骂街重在贬低对方的人格，国骂是“粪便”、“狗娘养的”；日本人骂街重在贬低对方的才能，国骂是“蠢猪”、“混蛋”；而中国人骂街重在羞辱对方的长辈，国骂如用文明的词汇形容，就是希望和对方的母亲、祖母甚至八辈祖宗发生不正当的性关系。我从小就不爱骂街，但我却从骂街中了解了必要的性知识，如男女的外生殖器官、男女性行为的主要方式，等等。
      三是触摸。记得上小学时，男生的同桌必是女生，借半块橡皮时，会有手部、臂部皮肤的碰撞、摩擦和触摸，不知是什么原理，触摸的一刹那，身体里真的会有电流产生。我记得，一次看电影《春苗》或是《红雨》，在黑漆漆的电影院里，我的右胳膊肘和坐在我右边的女生的左胳膊肘在座椅的扶手上碰到了一起，双方竟然心照不宣，一直互相顶到了电影散场，这大概就是异性相吸吧，这大概就是朦胧的性意识和性觉醒吧。
      我上中学时，突然有一天，老师宣布不让男女生坐同桌了，这事让我郁闷了好几天；突然有一天，老师把全年级的男生赶到操场上自由活动，听说要给全年级的女生集中上生理卫生课，这事也让我心里不平衡，感到多少有点性别歧视；突然有一天，男生和女生不许在一起上体育课了，这事让我怒火中烧，我常常痴痴地望着操场上那一端穿着粉红色运动服的女生在单杠上做着各种各样的动作，鄙夷地瞄一眼站在女生身边热心指导的穿着蓝色运动服的50多岁的有些谢顶的男体育老师，我一边朝空中吐痰，一边在心里骂：“这个老流氓！”
       我在中学时受到的最记忆犹新、最震撼人心的性教育，竟然来自法院的布告。那时正赶上“严打”，我经常在校门口看到一辆辆的大卡车拉着一排排五花大绑、剃着光头的罪犯去郊区执行枪毙的情景；与此同时，校园里贴满了一张张的白纸黑字的大布告，上面盖着人民法院猩红的大印章。学校本来是让我们接受法制教育的，可是，布告里的内容实在太刺激了，什么“强奸”、“奸淫”、“猥亵”、“鬼混”，还有具体的部位、一连串的动作、让人心潮澎湃的过程描述。女生们都不好意思看，男生们不但好意思看，还好意思念出声来。我比较腼腆，一天放学后故意晚走，在天蒙蒙黑的时候，独自一人把布告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看后觉得自己好像犯了罪一样。
      上高中时，班里一个男生因为“搭伴”受了记大过处分，所谓“搭伴”就是男生和女生搞对象。我所在的中学是市重点，大家都埋头读书，男女间的事情不敢多想，但我确实曾在上课时盯着右前方一位漂亮女生的黑黝黝的扎着彩色蝴蝶结的马尾辫子走过神儿。到了上大学，一进校门就得知有个高年级的女生因为和外校男生搞对象怀孕而被开除学籍。这件事情，给了我很大的打击，以至于我在大学二年级谈恋爱时，始终放不开手脚，生怕出现什么大的闪失。
       但不管怎样，大学终究是大学，跟中学比还是开放了不少。记得大学一年级，班里组织舞会，把课桌、椅子统统推到教室四周，不知谁从家里拎来一台灰色的卡式录音机，不知谁从哪里录来一盘大杂烩的磁带，里面三步、四步、探戈、伦巴、迪斯科一应俱全，我尤其喜欢那首《万水千山总是情》。那时也奇怪了，上课时总有人装病不去，跳舞时总是全勤。大热的天呀，男生女生的手抓在一起都攥出汗来了，大家仍乐此不疲。但跳舞活动坚持了不到一年，男生和女生之间突然生分起来，女生们更喜欢扎在宿舍里说说笑笑或写日记，男生们更喜欢在有电视的教室里喝着啤酒、汽水看世界杯。
      大学四年一眨眼就过去了，同学们分别参加了工作。在大学里谈恋爱的男生女生，十有八九劳燕分飞。毕业后再谈恋爱，都有了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记得我班男生第一个结婚的是张正，在他的孩子出生后不久，我们班的十几个男生骑着自行车风尘仆仆地到他家庆贺。那天，张正的老婆贾莉抱着孩子回娘家了，可能是为了让我们吃喝时更加无拘无束吧。张正在上大学时就自学了厨艺，以“宫保鸡丁”最为拿手。不一会功夫，满满的一桌菜就上齐了，我们喝着白酒、啤酒，祝贺张正喜得贵子。席间，不知谁眼尖，瞅见了电视机下面的录像机，遂提议放段黄色录像。那时候还没有VCD，更没有DVD，黄色录像因为转录多次图像也不那么清晰了，我们一边吃着桌子上红彤彤的肉，一边看着录像里白花花的肉，像看喜剧小品一样大笑、起哄，像看体育比赛一样为一对对健壮有力的男女主人公加油、助威。可是，毕竟不是那么个氛围，看了一会儿，我们就把录像关掉，改看中央台的《动物世界》了。
       如今，我们早过了不惑之年，在我们的心中，不神秘的性已经不是单纯的性了，经历了生活的磨砺，回首成长的脚步，性和情的有机交融才是我们真正的追求。我们还不算老，但我们毕竟已不再年轻。
        听相声
      上中学时，我喜欢上了相声。
      我每个月都在音乐厅附近的报刊亭买一本杂志，叫《天津演唱》。里面有快板、单弦、坠子、时调、山东快书、西河大鼓的唱词，连三句半都有，当然，主要的还是相声的台词。
      刘伟、冯巩，从天津走出去的相声演员。他俩上中学时就爱说相声，因为比我岁数大，多看了几期《天津演唱》，人家出名了。他俩说的成名作是《春姑娘》，就刊登在这本杂志上。不过，很长一个时期，他俩就会说这一段相声。
       高英培、范振钰，也是天津的，他俩中年成名，说相声可以用火爆形容。最有名的代表作是《教训》，里面的一句“你他妈的他他妈的咱他妈的都他妈的”脍炙人口。还说了《钓鱼》、《不正之风》、《皆大欢喜》、《跟谁对着干》等，后被全总文工团挖走。
      北京姜昆、马季的相声，我也是喜欢的。现在郭德纲的粉丝讽刺姜昆“江郎才尽”，其实，那时的姜昆比现在的郭德纲还火，广播有声，电视有影，代表作有《如此照相》、《我与乘客》、《爱的挫折》、《诗歌与爱情》、《时间与青春》、《祖爷爷的烦恼》等，很受青年人的喜爱。马季则以歌颂型相声见长，而且说的相声好多是自己写的，这很不简单。
       侯宝林的相声，我不太爱听，因为他总在相声里唱京剧。但在电视上看侯宝林的演出录像，还是很佩服他的。人家那眉毛、鼻子，一扭一动都能说话，绝了。
       除了侯宝林，堪称大师的就是马三立了。
       我上初中时，有幸和我爸爸在天津的八一礼堂，看到了马三立的真人。
       马三立说相声像是拉家常，絮絮叨叨的。
       跟侯宝林一样，马三立的现场表演同样精彩绝伦。
       一晃30多年过去了，可马三立那天表演相声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
       马三立瘦瘦的，身穿灰大褂，脚蹬黑布鞋，脸上涂着腮红，跟猴一样一样的。
       马三立的搭档是王凤山，白白胖胖的，跟娃娃鱼似的。
       马三立先出来了，台下的观众纷纷起立，一边笑着一边鼓掌。马三立双手作揖，从舞台的中央走到舞台的右前方，又从舞台的右前方走到舞台的左前方，还不忘跟楼上的观众打招呼，诙谐地问：赵大爷、张二伯今天来了没有？
       王凤山很谦虚，一直站在台口处，让马三立独享这两三分钟的荣耀。
       那天，马三立、王凤山说了一段新相声《精打细算》，返了两个小段，一个叫《说学逗唱》，另一个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但是，大师的风采，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现在，除了刘伟、冯巩、姜昆，上面提到的其他相声演员都已作古。姜昆当领导了，冯巩演小品了，刘伟连个人影也见不着了。说相声的，似乎就火了郭德纲和他的徒子徒孙。
      郭德纲是有心计的。雷锋做好事写在日记里，郭德纲把好几年说的相声都刻成了mp3，媒体和网络一给力，一夜之间就蹿红了。
       郭德纲有条好嗓子，基本功也扎实，他把所有的传统相声都翻了一遍新，成了自己的知识产权。
       郭德纲相声的笑料，绝妙的“可上九天揽月”，低俗的“可下五洋捉鳖”。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他的相声是经得住听的。不像有的相声演员，抖包袱跟晒床单似的，刚说上半句，观众就想到了下半句。
      前几年，我常听天津的茶馆相声。有些老演员，如尹笑声、黄铁良、佟有为、马树春，表演起来比郭德纲强多了。
       尹笑声出身相声世家，其父艺名“尹傻子”。尹笑声6岁随父学艺，7岁登台演出，受到相声大师马三立的钟爱，并收他为弟子。有一年夏天，我买了一本众友相声艺术团的小册子，在开场前，我到后台找尹笑声签名。当时气温很高，后台的小屋只有几平米，七十多岁的尹笑声膀大腰圆，身穿一件老头衫，汗流浃背，白色的老头衫早已变成肉色的了。他一手扇着大蒲扇，一手给我签名，还侧过脸来客气地问我：你贵姓？我说：免贵姓王。
       前面提到的佟有为，早先是计生委主办的家庭报的副总编。上世纪90年代初，我所在的报纸和家庭报在一个印刷厂排版，常见到戴着一副眼镜的佟有为。佟有为肤色黝黑，酷似农民工，但一本正经起来，还是很知识分子的。
       不过，人的本性难移。家庭报里有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叫陈虹，一天中午，我找陈虹办点事儿，离着十几米，就听编辑部里跟有人吵架似的。我走过去，推门一看，只见佟有为的脸上贴着纸条，太阳穴处青筋暴露，突然，他噌地站起来，右手使劲儿从左手抻出两张扑克牌，居高临下地把牌甩到茶几上，高声叫道：“别动！我管！俩3！你还几颗？”好嘛，打六家，还真有瘾！
      近几年，茶馆相声，也叫小剧场相声，成了天津旅游的一大特色。外地的游客逛逛劝业场，吃吃狗不理包子，好像也没什么地方可去了，干脆听相声吧。
       我在中国大戏院的门口，多次看到外地旅游团在此游览。导游举着绿色的、蓝色的或黄色的小旗子，向大家介绍天津大戏院的历史。大戏院的小剧场是专门说相声的，导游们来到这里也仿佛幽默附体，故意把“天津大戏院”五个字念成“天津大妓院”，游客听了，大多数也比较配合地哈哈大笑了。
       可能是离得近，北京的旅游团来天津听相声的居多。一次，在名流茶馆，我去晚了，突然来了一个北京的团儿，把座位给包圆了。我正要离开，只听一个40多岁的女服务员端着茶杯喊着：“还有台上的票！”
      那天，我平生第一次，和十几个观众一起，一人搬一把凳子，大大方方地坐在舞台上，看着相声演员们的侧脸，完成了一次全新的体验。
  
      老三样
       1985年，我上大学。每周住六天校，回一天家。每次从学校回家或从家回学校，我都要惦记着三样东西：钱、手表和钥匙。只要带上这三样东西，心里就踏实了。
       先说钱。那时上大学，花销并不大。我们是师范生，学校管饭，住宿舍也不花钱，有个头疼脑热的还可以去医务室拿药。
       刚入学时，除了交书钱，最主要的是准备几“大件”：脸盆、暖壶、被褥和皮箱子。
      我起初不知道上大学还要有个皮箱子，我只是想着别忘了用尼龙网兜儿带上一只篮球。当我看到宿舍里每人都有一个棕色或黑色的皮箱子时，我回家就跟我妈急了，非让她去百货大楼给我买个皮箱子，人造革的都不行。
       皮箱子的功能，主要是放衣服和书。我们班有个丰旭同学，因为“少白头”，还在皮箱子里藏了一瓶药酒，每天临睡前都要喝两口。
       除了置办这几“大件”，平常花钱的地方并不多，花一毛多钱喝一瓶儿黄灿灿、凉丝丝的山海关冰镇汽水，花两三毛钱看一场电影《成吉思汗》，或《神秘的黄玫瑰》，花点钢镚儿买些信封、邮票，逢年过节再买点儿贺年卡、明信片儿，暖壶摔坏了，出校门拐几个弯儿去胡同里的小铺换个瓶胆，会抽烟的同学还要买各种牌子的香烟，自己偷着抽，或互相换着抽。
       记得我花钱比较多的一次，是1986年11月14日过20岁生日时，请班里十几个男生在南市食品街二楼吃饭，点了十几个菜，总共才花了20多块钱。
       我平常不抽烟，吃零食也“二五眼”，从理论上讲，我那时即使兜儿里不带钱，也能过个十天半月的。但是，就跟战士上战场一定要带上枪一样，如果身上不带钱，我心里总是不踏实，尤其害怕自行车骑半道儿，带扎了，都没钱补胎。那个时候，我的裤兜里只要装上十几块钱，基本上就能“镇宅”了。
       再说手表。那时没有BB机和手机，宿舍里也没有电视和电脑，如果手腕子上不戴块儿手表，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上课、下课，什么时候吃饭、熄灯，搞对象的同学更是没办法约会。
       记得我刚上大学时，戴的是一块我表哥大刚托人从南方走私过来的电子表，电池快没电时，怎么看怎么像88点88分。后来，电子表坏了，我换了一块儿机械表，表盘上3点钟附近还有一个显示日历的小方框，一到星期天，日历还跟现在的国内股市一样短暂地翻红。
      由于每个同学都戴着手表，有的表快，有的表慢，往往上午最后一节课的最后十分钟，同学们都看着腕子上的手表，躁动不安。有把书合上的，有把笔帽儿插上的，有把饭盒攥到手里的，有把书包挎在肩上的，有望着天上的白云思念亲人的，还有盯着树上的小鸟儿渴望飞翔的。到了最后三分钟，同学们基本上都在互相对表了。
       最后说说钥匙。钥匙主要有以下几种：家里的钥匙，宿舍的钥匙、自行车的钥匙、皮箱子的钥匙，有的心思重的同学，还会在日记本上加一个袖珍锁头，于是又多了一把跟小指甲盖儿大小差不多的钥匙。此外，还有学生会的钥匙、教室的钥匙、班里邮箱的钥匙，不过，这些钥匙都掌握在个别人的手里，比如我班张正同学，一上大学就跟远在武汉读书的高中女同学贾莉鸿雁传情，我班邮箱的钥匙长期被他“霸占”，他也乐此不疲地做起了“邮差”。
       时间过得多快呀，现在社会发达得都没有几个人戴手表了，不戴手表的原因无非是这么几种：一是手机人人必备，看时间也很方便；二是手镯子、手链子、佛珠子也要在手腕子上占个地方；三是现在的时间，好像越来越不值钱了，现在一到傍晚，就有乌央乌央的大妈大婶大叔大伯们在居民区的空地儿上跳广场舞，好像要用舞步把时间踩走似的。
       现在的钥匙也比以前多了：私家车的钥匙、车库的钥匙、狗窝的钥匙，一些人模狗样的领导干部，手里还有小金库的钥匙、藏娇金屋的钥匙、宾馆包房的钥匙，等等。
       现在的钱变化也很大，以前是“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现在谁要捡到一毛钱甚至一块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都算干扰民警执行公务了。
       唉，钱、手表和钥匙。钱，早就“毛”了；手表，快要“歇”了；钥匙，更别提它了，现在小偷只要一盯上你，随便拿出一个工具，都比你手里的那把钥匙“灵”多了。

归隐宋朝

      真真，你还记得么
      真真，你还记得么？小时候，特别是天冷时，咱顺手把鼻涕抹在袄袖上，袖口总是油光锃亮的。
      真真，你还记得么？小时候，咱躲着掏粪的马车，紧捂着鼻子；追着运豆饼的马车，还屁股一扭就坐在了车尾上。
      真真，你还记得么？小时候，有一种绿盒装的婴儿奶糕，总是摆在商店比较高的货架上，让咱垂涎欲滴。
      真真，你还记得么？小时候，咱在胡同里玩捉迷藏，玩着半截，总有不讲信用的孩子不打招呼就回家吃饭去了。
      真真，你还记得么？上小学时，咱上课都把手背在后面，手都酸了，老师提问时，才能举起右手活动一下胳膊。
      真真，你还记得么？上小学时，一到冬天，教室里还得点煤球炉子，一般负责生炉子的是学校的工友，老师上课时也顺带捅捅炉子，下课时咱都争着把手拢在热乎乎的烟筒上。
      真真，你还记得么？上小学时，同学们都喜欢上体育课，有的学校操场小，老师会带着同学们走出校门，在马路上跑圈儿。
      真真，你还记得么？上小学时，咱在学校的操场上，开过伟人的追悼会，开过坏人的批斗会，开过庆六一联欢会，还开过忆苦思甜会，请苦大仇深的人现身说法，学校还让同学们尝了难吃的糠和苦菜。
      真真，你还记得么？上中学时，同学们一起看电影《青春万岁》，还在班里朗诵激情澎湃的诗歌：“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真真，你还记得么？上中学时，中国女排三连冠，还有日本电视连续剧《排球女将》热播，让排球这个陌生的东西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真真，你还记得么？上中学时，中午休息，学校的大喇叭会播放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操场上，树荫下，教室里，都是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听书的同学。
      真真，你还记得么？上中学时，谁和谁搞对象，叫“搭伴”，属于流氓行为，学校发现了会给个警告处分。
      真真，你还记得么？上大学时，一个女生因为怀孕，被开除学籍了。
      真真，你还记得么？上大学时，写朦胧诗、写爱情诗、跳交谊舞、跳霹雳舞、滑冰、弹吉他、写信、寄明信片，这些东西都风靡一时；对了，你们女生热衷琼瑶和三毛，我们男声热衷齐秦、崔健和马拉多那。
      真真，你还记得么？上大学时，保卫处的老师会制止同学们在宿舍里打麻将牌，发现有同学用电炉子煮方便面，会连炉子带面一起没收；最可乐的是，那年五六月份，保卫处的处长在楼下冲楼上喊：你们打麻将就打吧，别上街游行就行。
      真真，你还记得么？上大学时我们唱的那些歌：《迟到》《甜蜜蜜》《信天游》《一无所有》《外面的世界》《让世界充满爱》……对了，我们还分成几排站在学校礼堂的舞台上，在一曲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过后，满怀激情地唱起了《长征组歌》。
         安  可
      我上大学时，校园里流行交谊舞，流行三毛和琼瑶，还流行朦胧诗。
      我跳舞不行，总踩女生的鞋。三毛的书，翻过；琼瑶的书，看两眼就起鸡皮疙瘩。写诗我也不行，朦胧诗，连看都看不懂。当时，系里有一东北的男生，叫王立夫，身高马大，吟得一手好诗，追捧者众，其人穿风衣，戴墨镜，得瑟一时。
      那时，我爱唱歌，通俗的。张行的《迟到》、齐秦的《大约在冬季》，我没事儿就哼哼。最拿手的是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我把“黄山”唱成“黄三”，几可乱真。
      最崇拜的是齐秦。崔健也很火，但声嘶力竭的风格，跟我不太搭调。我喜欢齐秦，他的歌旋律凄美，歌词更是打动人心。比如《外面的世界》：“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着你的归期。”真是情景交融、天人合一。
      相比港台，大陆的通俗歌曲，旋律总是不够好听，歌词呢，要么太直白，“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呀，往前啊走，莫回呀头”；要么华而不实，“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醉人的笑容你有没有，大雁飞过菊花插满头”，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唱了半天也不知所云。
      话说我大学毕业之后，分到了一家法制报社。那时单位里大学生不多，我跟一位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女记者比较投缘，她叫董洁，那时候刚结婚，老公是她的大学同学，在法院工作。因为都爱唱歌，她和她老公多次请我去歌厅。
      我们去的是一家小歌厅，是作家冯骥才的弟弟开的。歌厅在一所小楼的二层，里面昏昏暗暗的，几个小圆桌上点着苹果状的蜡烛，唱一首歌三元钱，一人唱时，其他客人都安静地聆听，间奏、结束时，还绅士般地鼓掌。
      董洁的老公很精干，会的歌也比我多，王杰的《安妮》是他的保留曲目。一次，他唱了一首新歌，姜育恒的，我觉得挺好听，就找他要了歌词，没过多久，我也会唱了。这首歌的歌名，是我唱过的歌里最长的，叫《我其实是一个很容易掏心的人》。
      开头几句歌词是：
      有一种爱，
      一点点，
      就能打动你的心；
      有一种酒，
      一点点，
      就能醉你到天明；
      有一些歌，
      不必安可，
      就能让你记住那些声音；
      有一种微笑，
      带点伤感，
      还是那么诚恳……
      其中的“安可”两个字，啥意思我没闹明白，一直装傻充愣地唱了十多年。
      近年来，网络越来越发达了，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把“安可”两个字输进了百度的空白框子里，这才知道，“安可”是英语“Encore”的音译，是“要求再唱”、“再来一个”的意思。
   
      饼  头
      大学二年级暑期，天津师大组织各系的学生奔赴革命老区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我去了河北省的涞源县。想当年，八路军在这里击毙了一个日军中将，叫阿部规秀；想当年，这里出了一个给日军带进包围圈儿的抗日小英雄，叫王二小；想当年，一个加拿大人，在这里的一个小庙，弯着腰为八路军伤员做手术，叫白求恩。
      因为我是学新闻的，中文系的领导让我牵头办一份《涞源团报》，临行前，我和张正、李玮等几位同学备好了蜡纸、钢板。我们吃住在涞源县城的一所中学，那里有油印机，还有手摇电话。我们到的时候，学校放假了，但还有住校没走的中学生，前来考察的大学生便为这些孩子们补习功课。
      我们算是总部的人，还有很多小分队，下到了各乡镇。距离近的小分队会派人给我们的《涞源团报》报送信息，撰写稿件；距离远的，我们就在总部给他们打手摇电话，一边询问，一边记录，相当于电话采访了。
      有时，我们也放下身段，深入基层采访。一天，我们“蹭”了一辆拖拉机去王安镇分队采访。在那里遇到了为山区孩子们义务讲课的中文系的一位姓徐的师哥。
      当晚，吃完革命老区的“素”食，师哥给我们讲了一个略微带点儿“荤”的革命故事。月光下，微风中，在讲到一个男子和与他相好的一个女人时，师哥神秘言道：“他和他的那个‘饼（bing）头’啊——”我们当时光顾听故事情节了，没太在意，等师哥讲完故事去厕所，我们几个人相视而笑，异口同声：“他说的应该是‘姘（pin）头’吧？！”言毕，又集体哈哈大笑。
      那个姓徐的师哥，在社会实践活动结束后，写了一篇有关白求恩在涞源的长篇报告文学，不知后来发表了没有；听说，他现在是一位兢兢业业的高中语文教师，不知“姘头”的发音问题解决了没有。
  
      者  记
      高考填志愿的时候，我的第一志愿是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第二志愿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第三志愿是北京大学，啥系我忘了。
      我高考的分数并不低，如果第一志愿报个冷门的系，估计北京大学也能考上。我之所以铁了心地报天津师大，是因为我妈曾经教过的一个姓刘的男生，先我一年考上了天津师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听说将来能当新闻记者，这个对我很有吸引力。而且，上学期间还享受师范生的待遇，吃饭不花钱，素有“天津吃饭大学”的美誉。
      果然，刚一开学，我们就领到了第一个月的饭票，厚厚的一摞，还箍着猴皮筋儿。食堂里有大锅菜，也有小炒儿，小炒儿以“鱼香肉丝”最受同学们的青睐。我班男生共计14位，均眼刁嘴馋，最得意的就是“红烧排骨”。每逢排骨“上市”，个个两眼放光，端着油渍渍的铝制饭盒，争先恐后地在小窗口排队，排到个儿了，点头哈腰地冲里面的师傅说：“来一份排骨，受累多盛点儿肉汤！”
      我班男生不光嘴馋，还不爱看书，除了一两个走路倒背手、假装老学究外，均贪玩成性。我们玩足、篮、排、乒乓各种球儿，还举杠铃、弹吉他、滑冰。我曾经晚上十点多，顶着凛冽的寒风，蹬着自行车去几里地外的一家影院，看了一场《山本五十六》，待深夜返回校园，看门的老头儿差点没让我进去。
      有一阵子，宿舍里兴起了打麻将。开始赌饭票，后来赌现金。一次，我坐庄时，胡了一把百年不遇的大牌，用专业术语应该叫“天胡儿会儿吊龙”。我把手里的牌一摊，略带歉意地对那三位爷说：“对不起啊，不是故意的，这牌胡得有点儿大！”然后，我就算钱，我说，保守估计，这得算胡八个“龙”啊。谁知，天有不测风云，那三位爷输急眼了，一唱二和地说：“虽然这牌胡得不小，可是，咱事先没讲好啊，规则有漏洞，这样吧，算你胡了一个自摸。”
      打那天以后，我就戒赌了。
      时光飞逝，一眨眼的功夫，我们都快毕业了。一天，宿舍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巧了，此人正是我妈当年教过的那个姓刘的男生，斯时，他已经是一位专业小报的编辑、记者了。这位刘师哥，四方大脸，面色红润，头发虽不茂盛，但油光可鉴。一阵寒暄过后，刘师哥潇洒地给我们每一位小师弟发了一张新印的名片，我们拿着名片，爱不释手地端详着，突然，有位男生看着名片笑出了声，我们几个人凑上前去，围成一团，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只见名片上，刘师哥的尊姓大名之前，赫然印着四个秀气的小字：编辑、者记。

归隐宋朝

      三个舅爷
      解放前，我奶奶在静海县农村织席，她的三个弟弟赶大车搞运输，算是早期的“物流业”吧。挣了一些钱，就在现在的天津站后广场附近买了一个大院子，盖了一些房子，号称“田家大院”，我的三个舅爷一下子从农民变成了市民。
      解放后，我的三个舅爷都有了可以领国家工资的正式工作。我的二舅爷成了一名扫马路的清洁工，我的三舅爷和老舅爷都进了运输厂，哥仨儿都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后来他们退休的时候都胸前戴着大红花，坐在卡车上，被单位同事敲锣打鼓地送回了家。那时的工人，俩字儿：光荣！
      这三个舅爷还有一个哥哥，就是我的大舅爷。据说大舅爷是资本家，往东三省卖席起家，发迹后在河北区意租界买了一座楼，文革中被革命群众“共产”了，大舅爷也进了监狱。
      大舅爷不住“田家大院”，我就不说他了。主要说说我的另外三个舅爷。

      老舅爷
      老舅爷是个“花神”。我小时候，“田家大院”里满地都是花，都是老舅爷种的。黄灿灿的向日葵，火辣辣的美人蕉，紫绿相间的葡萄架，五颜六色的菊花、月季花、茉莉花、喇叭花、芍药花、狗尾巴花，还满院子里飞蜜蜂，飞蝴蝶，飞“老贺”（蜻蜓），飞“花大姐”（七星瓢虫），当然，也飞蚊子，飞苍蝇。在院子里走着走着，脖子上、头上还会有毛毛虫突然降落。
      院子里有一个男女共用的旱厕，那是老舅爷种花全部肥料的来源地，也是各种苍蝇的快乐大本营。别的不说，那时候苍蝇的种类真多啊，金色的、红色的、黑色的、绿豆色的、杂色的，个个肥头大耳，心宽体胖，再看飞起来，嗡嗡隆隆的，跟轰炸机似的，比现在苍蝇的体质可强多了。
      老舅爷的体质也不错，共计生有三男五女。
      老舅爷在五十岁时遇上一个坎儿，脖子上突然长了一个瘤子，据说是恶性的。老舅爷的大儿子叫小磨，在医院里当木匠，也算内部职工。记得老舅爷做完手术一段时间后，我和我爸我妈去医院看他，老舅爷的精神头儿还不错，坐在病床上，正用硬泥巴、细铜丝、各种颜色的尼龙头绳编织开屏的孔雀。
      令人惊奇的是，老舅爷出院后，每天拎着喷壶儿给花浇水，又蹦蹦跳跳地活了30多年。

      三舅爷
      三舅爷是个“老烟袋锅儿”。平时不爱说话，用三舅奶奶的话说，“八竿子打不出一个屁来”。三舅奶奶成天跟一帮老太太斗纸牌，还让年少的我帮她去杂铺买一毛九一盒的“战斗”牌香烟。
      三舅爷不会玩牌，业余爱好是有一搭无一搭地养兔子，经常懒洋洋地揣着手晒太阳，更多时候是在墙根底下抽烟袋锅儿。他的眼神从来跟“炯炯有神”不沾边，眼皮好像遮阳伞坍塌了一样，总是支不起来。
      就这样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我的三舅爷和三舅奶奶竟然生了不少的优质孩子，女孩儿个个肥壮，男孩儿个个魁梧。
      其中一个男孩儿叫田殿魁，家族大排行名列第十位。这个孩子跟他爹一样懒，上小学后嫌在作业本和考卷上写名字麻烦，擅自做主，把自己名字改成了笔画简单的“田大十”。
      三舅爷的大儿子是汽车司机，有一年摊上了大事儿，开汽车把人给撞死了，被法院判了三年刑，弄得我三舅爷吧嗒吧嗒多抽了好几锅儿烟袋，本来计划活八十岁的，因为多发了三年愁，结果七十七岁就去天堂养兔子去了。

      二舅爷
      二舅爷是一名清洁工，上下班推着一辆手推车，车上放着扫帚和簸箕。
      二舅爷不光扫马路，还“兼职”掏厕所。据说从茅坑里掏过金戒指、玉镯子。文革时，许多有历史问题的家庭为了避免被革命，都会派人以去公共厕所解手的名义开展“义捐”活动。
      二舅爷跟我的奶奶，兄妹之间的感情最深了。二舅爷下班后，常给我奶奶在劝业场附近买烧牛肉，那烧牛肉用草纸裹着，酱红色，冒着油光，可以一丝儿一丝儿撕着吃，那个香呀。
      二舅爷“文武双全”，“武”是爱好体育锻炼，每天早晨在院子里拿铁棍子朝自己的腿上擂，擂完左腿擂右腿，然后擂胳膊，擂完左胳膊擂右胳膊，越擂越美。二舅奶奶看着二舅爷的“雄姿”，常常捂着嘴躲在蓝布门帘子的后面偷着乐。
      “文”就是爱听、爱唱京剧，二舅爷是个“京剧迷”，他买了一台电唱机，收藏了好多京剧名家的唱片，没事儿就来上一段《秦香莲》里的“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赤桑镇》里的“自幼儿蒙嫂娘训教抚养”。
      二舅爷最有先见之明的举动，是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花四百多块人民币，在南市一家委托店里，买了一个金丝楠木的大衣柜，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二舅爷在手推车上垫了草帘子，用绳子把金丝楠木大衣柜“五花大绑”，一步一步推回了“田家大院”。
      这大衣柜中西合璧，柜子中间可摆佛龛，两边的柜门镶着比利时的镜子。二舅爷五女一子，这大衣柜落在了独子田九魁门下，成了价值不菲的传家之宝、镇宅之宝，备受全家人的呵护。
      二舅爷享年八十三岁，金丝楠木大衣柜现仍光亮如初。
  
      大  了
      天津人管婚丧大事的组织者叫“大了”，这个“了”读liɑo，了事的意思。
      说起“了”字的读音，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一个笑话，这个笑话也算我的原创吧。
      记得大学毕业不久，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班（85新闻班）的彤与84新闻班的斌，喜结良缘。彤是电台音乐节目的主持人，斌是电视台的记者，俩人在学校就搞对象，如胶似漆。记得大学二年级冬天的一个晚上，我提着暖壶去锅炉房打开水，借着昏暗的路灯，发现彤和斌正站在煤堆上亲嘴儿，真够浪漫的。
      闲话不说，单表彤和斌结婚那天，我们中午在斌家吃了捞面，晚上“移师”天津师范大学南院的一个小礼堂，大概有一百多人吧，欢聚一堂，连吃带喝，开了一个婚礼大party。party的主持人是84新闻班的欢，欢的胸前佩了一朵大红花，大红花的下面飘着一段红绸子，上书俩字：大了（liɑo）。
      记得那天的party开得很热闹，录音机放了《婚礼进行曲》，穿着婚纱的彤挽着穿着西服的斌，小心翼翼地从楼道里步入礼堂。
      那天的文艺节目也不少。我班的李长庆，嗓子哑了，带病上场，在小号、吉他的伴奏下，唱了一首崔健的《一块红布》。唱之前，他还出人意料地从裤兜里掏出了一块红布，叫别人帮忙，像被劫匪绑架似的蒙住了双眼。
      我也唱了一首歌，姜育恒的《驿动的心》，考虑原来的歌词比较忧郁，我没唱原词儿，临时编了几句跟结婚有关的新词儿，琴瑟和谐、计划生育啥的。唱之前，为了活跃气氛，我灵机一动，加演了一个小品：我走到欢的面前，装作好奇地端详着他胸前红绸子上面的“大了（liɑo）”两个字，故意提高嗓门，用天津话把这两个字读成了“大了（le）”，没想到，话音未落，礼堂里笑声一片，跟提前闹洞房似的，再看新娘彤和新郎斌，二人的脸都臊红了，我趁热打铁、添油加醋地说：“你们都想哪去了？我这个真不是黄笑话……”
   
       校园之恋   
      上大学时，师大北院的男生宿舍发生了一起“裸画事件”，惊动了校方。事件的始作俑者，是我班的李长庆同学。
      李长庆，毕业于著名的南开中学，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红孩子”，“事迹”上过天津电台的少儿广播节目。他还有两个特长：武术和美术。
      上大学后，长庆学会了喝酒、抽烟，脸上的粉刺崭露头角，还戴上了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长庆经常熬夜作画，宿舍熄灯后，他点上蜡烛照明，无意中发明了一种“泼蜡”画法。罗丹说：世上最美的东西就是女人的身体。长庆的第一幅“泼蜡”大画名曰《蹂躏》，一对裸体男女，男的眼冒蓝光，女的柔情似水，画面极尽大胆暴露之能事。这幅画挂在了宿舍的门后面，参观者络绎不绝，一睹为快。结果，惊动了学校保卫处，若不是新闻教研室的老师们集体力保，纵使能留住学籍，处分也是免不了的。
       长庆在家里排行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弟弟。长庆与女孩子的第一次“肌肤相亲”，是参加全区优秀三好生表彰大会，坐在主席台后排的长庆和一位叫丽丽的女生都憋不住尿了，手拉着手一起去一道长长的屏风后面“方便”，在那个炎热的夏天，长庆和丽丽都穿着短袖衫，交头接耳之际，臂弯不经意地触碰到一起，一股无以名状的快意从“触点”迅速向周身蔓延，会武术的长庆差点被一名小女子“撂倒”……
       就像这次“肌肤相亲”一样，长庆的初恋故事也是“点到为止”。在男女交往中，长庆通常是相对“被动”的一方，一位在南开大学读编辑专业的中学同学虹，绰号虫子，与长庆携手踏上了初恋的旅程。虫子最早打动长庆的，是她的才华，进一步接触，长庆发现她的性格虽然“隔色”，可是很有魅力。两个人通信、约会，一起去外地游玩。长庆后来回忆，彼此喜欢，可就是找不到恋爱应有的滋味儿。彼此“别着个劲儿”，在分手前还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彼此谁也听不懂谁的话”。不知后来长庆创作裸画《蹂躏》，是不是内心压抑情感的一次爆发。初恋是单纯的，甚至是不懂爱情的，但它无疑是一次刻骨铭心的记忆。而毕业后，长庆的恋爱史、婚姻史是我班男生最复杂的，“梅花三弄”，这都是后话了。
       那时候，大学生谈恋爱还是比较保守的。我班陈虹同学是最早谈恋爱的一个，每次约会前，都要去洗漱间的水池子处狠狠地刷牙，牙膏的泡沫在他嘴里咕嘟咕嘟的鸣响，为此还遭到了同学们的嘲讽——接吻，好像是一个很好笑的事情似的。
       那时，班里谈恋爱的男生没有几个，最为人称道的是张正同学的“鸿雁传情”，而且这场恋爱最终修成正果。张正是我班男生最早结婚、最早生孩子的。张正的爱人是贾莉，大家闺秀，美丽端庄。上中学时，张正和贾莉最初彼此还有些“敌意”，贾莉是又红又专的代表，张正是调皮捣蛋的代表，贾莉是文科班的团书记，为了“拉拢”班里的落后分子，贾莉采取了“擒贼先擒王”的策略，经常与张正谈心，还千方百计“拉拢”张正入团，甚至替张正写了入团申请书，毕业前，他俩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就像“好哥们儿”一样。1985年的那个夏天，张正考上天津师范大学，贾莉考上远在武汉的中南财经大学。那时候，家里没电话，单位才有电话，中学同学考上大学后，都互相写信进行联络，张正和贾莉最初的通信也是这种性质，可是，随着通信次数的增多，感情也在暗暗地积攒，大学二年级下半学期，张正终于寄出了一封求爱信，等回信的那几天，张正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女孩的心事谁能猜得到呢？终于，人生路上最重要的一封回信来了，打开信封时，张正血压蹿升，几近窒息。张正后来回忆，虽然直觉上有把握，但毕竟有面临宣判之感。据统计，张正、贾莉在大学期间，互相写信150多封，张正至今写的最好看的几个字是：中南财经大学 贾莉（收）。打长途电话只有十余次，且是“蹭”打，系里的电话、实习单位的电话等。张正还利用假期，坐火车“三下武汉”，与贾莉“团聚”。那时火车票价是27元，为了凑够“盘缠”，身材魁梧的张正很长时间都买食堂里最便宜的2毛钱一份的素炒白菜。
　　说起来，张正也算是我初恋时的“特派联络员”。大学二年级暑期，师大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受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卞国华委派，我、张正、李玮、辛明怡、刘惠成立了《涞源团报》编辑部，我任总编。这五个人中，辛明怡和刘惠是女生，前四位都是85新闻班的同学，只有刘惠是86中文乙班的同学，报纸是油印的，因为她的字写得漂亮，专门负责刻钢板。刘惠是个“小美人”，圆脸，双下巴，多才多艺。我性格内向，但说话幽默，也有浪漫的一面，比如，吃完晚饭上山散步，我会深情地吹起口琴《在水一方》。社会实践结束后，卞书记欣赏我的才气，又交给了我更重要的任务，接过84新闻班的旗帜，领衔办好系里的《中文导报》，而且，卞书记又把刘惠派到我的身边。这时，报纸已经由油印“进化”到复印，不用刻钢板了，但需要用碳素笔在白纸上写字、贴照片、画图案，刘惠当仁不让地继续“写字”，美编则请了85中文乙班的杨建民。很多时候，中文系团总支的小屋里，夜晚还亮着灯，只有我和刘惠在工作。忙里偷闲时，我会弹起吉他，唱起张行的 《小秘密》 ：“我心里埋藏着小秘密，我想要告诉你……”可是，这小秘密唱了多少回，我也说不出口。最难忘的一次，一个寒冷的冬天，刘惠在楼道等我，她穿得挺单薄，头戴一只蓝色的线帽，像个白雪公主，手里还攥着一本琼瑶的小说《雁儿在林梢》。终于，一天下午5点多，张正气喘吁吁地跑回宿舍告诉我：“二哥、二哥……刘惠让我告诉你，她6点在楼下等你，一起……一起去食堂吃饭！”于是，我的初恋故事就这样开始了。我们每天在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起上晚自习，还一起滑冰，一起看电影，一起去公园，我还陪她上绘画班、朗诵班，她给我写诗，给我织毛衣，我们骑着自行车一起来我家，一起去她家，一起回校园，那时候，我对未来没有一点规划，感觉那是很遥远的事情。浪漫的初恋持续了一年多，刘惠不经意地告诉了我一个秘密：一个南大的研究生一直在给她写情书！我听后，竟然没有愤怒，只是说：如果他能给你幸福……那天晚上，我俩乘坐地铁，漫无目的地坐到了一个终点站，又一起坐了回来，在校园外面的小树林，依然如往常一样紧紧拥抱，此时，天正下着雨，两个人都淋成了落汤鸡。漫长的一个暑假过后，开学前夕，我正闹“红眼病”，她也终于做出了最后的选择——我俩正式分手了。

归隐宋朝

       任老师
       任老师是我爸的同事，也是邻居，退休少说有十来年了。
       任老师好动。清晨，当我端着盆儿去街上买早点时，常常能看到任老师运动归来。任老师是个干净人，夏天的时候，白背心白短裤白球鞋白袜子，透着精气神儿。任老师走路蹦蹦跳跳的，手里不是拿着羽毛球拍，就是拿着太极球拍。
       退休前，任老师是小学校里教图画课的，图画课是副科，不受重视。可是，任老师特别认真，学生画不好他就生气，气急了还家访。学生家长一看是教画画的老师，都有点哭笑不得。任老师心里藏不住事儿，据我爸说，有一次，区教育局派人观摩任老师的图画课，任老师听说后，心事重重地一连几天晚上睡不着，观摩课前的那个晚上，任老师一宿没合眼，也不知是兴奋，还是心慌。任老师本来就失眠，一遇上什么事，干脆就合不上眼了。为了治失眠，任老师吃了不少药，身体都有抗药性了。
       退休后，任老师每天坚持锻炼，以打球为主，有时也跟一群老大妈、老太太围成一圈儿，踢毽子。任老师喜欢扎在女人堆儿里玩儿，踢毽子时还爱整个花样，出个洋相啥的。可是，从去年秋天起，任老师却很少出屋了。春节前，我在小区的出口，看到了任老师和老伴从外面回来。当我看到任老师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任老师被老伴搀扶着，脸色憔悴，嘴和下巴缩在黑色大衣的领口里，我跟他打招呼，他匆匆而过，好像怕见人似的，眼睛里也没了神儿。我回家问我爸，任老师怎么了？我爸说，听说是抑郁症，天天在家胡思乱想，后半夜还起来照镜子，一端详就是好半天。我说，任老师都瘦得没人样了，恐怕……我怕说出来不吉利，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2013年清明节的早晨，任老师家单元的门外，摆了一长溜儿的花圈，我端着盆儿买早点路过，一看，挽联上写着“任伯伯千古”，我知道任老师已然驾鹤西去了。后来一打听得知，任老师在清明节的前夜，悄悄起身、出门，此时，夜空中星光灿烂，他径直走到月牙河边儿，跨过石岸，扑通一声，就沉入了冰冷的河中。有夜路人发现报警，为时已晚。
       据说，任老师早就写好了遗嘱，并几易其稿。

       活见鬼
       我刚上初中时，我爸学校分了房子，住进了教系楼。
       教系楼，顾名思义，是教育系统盖的楼。
       在这个楼里，我结识了新的玩伴儿，要好的有张立、罗力和阿登。
       张立的爸爸是印尼归国华侨，爱穿花衬衫，长着蒜锤儿一样的小脑袋和金鱼一样的大眼睛。他常年哮喘，喉咙里像拉了风箱。
       罗力的爸爸是中学校长，身材高大魁梧，戴一宽边眼镜，常提着篮子去买菜。他爱听邓丽君的歌曲，翻录了十几盘邓丽君的盒带，听了那么多温柔缠绵的歌，可是他的脾气却依然暴躁，经常大声训斥罗力，外加拳打脚踢。罗力在家里就像小老鼠一样，胆小，怯懦。
       阿登的爸爸是中学的数学老师，个儿不高，脸很瘦，胳膊上的肌肉却很发达。他爱打篮球，有一次，我在学校的篮球场上，看几所中学教师之间的篮球比赛，其中就有阿登的爸爸，穿深蓝色运动裤、深蓝色跨栏背心。我记忆犹新的是，篮球在空中出界，眼看快要落地了，阿登的爸爸一个鲤鱼打挺，又一个海底捞月，硬是把篮球救回队友的手中。
       大约过了五六年，我们几个玩伴陆续搬家了。张立和阿登住得比较分散，罗力住得离我家不远。
       1985年，我上大学，每周六的下午骑一破自行车回家。一天，我刚进家门，罗力来了。他说，听说张立的爸爸死了，咱去他家里悼念一下吧。我说，好，把阿登也叫上。罗力说，阿登联系不上，咱俩吃完晚饭一起去吧。
       夜幕降临了，我和罗力骑着自行车奔了张立的家。
       快到张立家了，我说，咱俩别给他爸买花圈了，不实用，随点份子钱吧。罗力说好，我俩锁了车子就上楼了。
       楼道里黑漆漆的，静得吓人，我和罗力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迈着无比沉重的步伐，低着头，一言不发地上到了三楼。
       “咚咚咚。”罗力敲门。
       门很快就开了，屋里的灯管泛着白光，我定睛一看，开门的不是别人，竟然是张立的爸爸。依旧蒜锤儿一样的小脑袋、金鱼一样的大眼睛，依旧哮喘，喉咙里像拉了风箱。只是，看上去苍老了许多。
       “伯父，您挺好的啊！”我一边失魂落魄地问候着，一边狠狠瞪了罗力一眼，心说，你提供的这是什么情报呀？幸亏没买花圈，活见鬼了！
       “伯父，张立没在家呀？”罗力进屋后东张西望。
       “哦，张立去阿登家了，阿登的父亲昨晚去世了。”张立的爸爸缓缓地走进屋里，坐在了床上。
       半小时后，我和罗力骑车赶到了阿登家，见到了哭肿眼睛的阿登，也见到了在他家帮忙的张立。我、张立、罗力除了随了份子钱，还一起为阿登的爸爸送了一个花圈，花圈的黑色缎带上写着白字：伯父千古！

      父  亲
       父亲是一个普通人，为了给抗日增加力量，生于1938年。老家在河北静海，后划归天津市静海县。据说，我奶奶年轻的时候，是编织苇席的一把好手；我爷爷死得早，一个小肠疝气就要了他的命。我奶奶大半辈子守寡，拉扯我父亲和我姑姑，在解放初期，跟着三个赶大车的弟弟，一起进城，住在了“田家大院”。1966年的秋天，这个大院子里多了一条小生命，那就是我。
       父亲跟着他的母亲还有三个舅舅在一个院子里生活，用俗语说，是在姥姥家长大。父亲很懂事，上学用功，平时还要帮大人们干活。父亲的特长是挑水，一根扁担，挑两大桶水，压得他上中学时就开始驼背了。我上小学二年级时，一个身材挺拔的绰号“大刘”的数学老师，在操场上狠狠踢了我屁股一下，厉声对我说：“小小年纪，驼背！”我也纳闷，一桶水也没挑过，咋还驼背了呢？后来知道了：遗传。
      父亲中学毕业时，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当火车司机，二是考师范学校。舅舅们一致认为当老师光宗耀祖，于是，父亲就上了师范。说真的，父亲根本不是开火车的料儿，眼睛小，还近视，勉强能骑自行车。我现在坚持认为，父亲这辈子最大的功绩就是没当火车司机，为保障我国铁路运输的安全做出了无形的贡献。
       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当老师的父亲有一辆公车——飞鸽牌二八型自行车。父亲那时候除了教语文、算数，还经常带着学生们去郊区参加学农劳动，所以学校专门为他配了一辆自行车。那自行车顶多有五成新，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曾骑着它一天撞过三个人。父亲每次学农劳动回家，总要用自行车驮着几大捆马蓿菜，然后几家分了，洗了，剁了，跟肥肉末搅在一起，包包子吃。马蓿菜还叫马齿苋、长寿菜，健脾利湿，益气利尿，可那时候，它就是不招人待见的野菜，人们吃它就为了省钱，不吃白不吃。现在，马蓿菜早已身价倍增了。
      我没上学的时候，白天跟着奶奶，父母都是老师，早出晚归。那时候，只有礼拜日一天公休，父亲一边用搓板洗衣服一边唱“小小竹排江中游”的场景，像电影胶片一样存在了我的脑子里。当然，每天临睡前，父亲也给我讲故事，我现在还记得的有《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农夫和蛇》的故事、《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这些故事我并不爱听，我爱听有趣儿的，所以，父亲给我讲的最多的是黄蛤蟆的故事，也就是刘宝瑞的单口相声《黄半仙》。其中有个情节是：黄蛤蟆算命倍儿灵，被请到皇宫，一天早晨，娘娘为了试探黄蛤蟆的功力，手里攥着一个东西让黄蛤蟆猜，黄蛤蟆正洗脸呢，眼睛上还有肥皂沫儿，随口答道：“娘娘，大清早的你别逗啦！”没想到娘娘把手伸开，惊呼：“你算得真准，我手里就是有一个大青枣！”后来，父亲在学校的课堂上，也给学生们讲了这个故事，没想到，有一个学生笑完之后，跟校长打了小报告，说王老师在课堂上宣传迷信，为此，校长还批评了我父亲一顿。
      父亲岂止宣传迷信，他还支持赌博。我小时候，家里就是一个赌场，我奶奶、我二舅爷、我三舅奶奶，还有叫“狗食大圣”、“陈老二”、“猴儿老陈”的一些亲戚，经常在我家斗纸牌，父亲除了负责给他们沏茶倒水，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是制作新的纸牌。那时候，居委会的小脚老太太权力可大了，有一次居委会开会，我亲眼看见一个老太太带头高呼：“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这个老太太还经常带着其他老太太挨家挨户抓赌，我家的一个昏黄的白炽灯用一张牛皮纸拢着，就怕暴露目标，可即使这样，也被小脚老太太抓了几次，每次的结果就是纸牌被没收，于是，父亲就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制作新的纸牌的任务，二舅爷提供纸张，父亲用学校的毛笔、颜料进行手绘，我记得有一张叫“小鸡”的牌，画的是一朵鲜艳的红花，红花的上、下配着养眼的绿叶。画纸牌的最后一道工序是上永明漆，这样的牌做好了，拿在手里，输钱都高兴。
      父亲比母亲大5岁，没想到母亲2000年突然去世，让父亲耍了单。父亲62岁没了老伴，头两年不大适应，平生第一次输液，后来血压偏高，又开始服用降压药，近些年开始失眠，我给他用决明子和白杭菊做了一个中药枕头，开始效果不错，后来效果一般，现在每天晚上泡脚、喝牛奶。父亲曾动过找后老伴的念头，后来他自己也认为没嘛意思，万一找个晚上也睡不着觉的老太太，一晚上开着灯，多费电。
      父亲算是一个虚荣人，退休前是小学校的校长，退休后还跟人说：“我是王校长。”
      父亲算是一个实在人，手机里收到垃圾短信，他还回复：“不要给我发短信了，谢谢！”
      父亲算是一个勤快人，做饭、洗衣服……拦都拦不住。
      父亲算是一个大方人，买彩票，半年中不了一次，把钱都赞助给了国家的体育、福利事业。
      父亲算是一个乐天派，去牌站打麻将，输多赢少，就为了解闷；去戏园子看戏，一边看一边跟着哼哼，就为了过瘾；去澡堂子泡澡，泡完澡做按摩、做足疗，就为了新旧社会对比，彰显一下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父亲算是一个民间歌手，隔三差五地跟歌友们去歌厅，唱完歌还轮流请客，在饭馆里吃饭。父亲爱唱民族歌曲、流行歌曲，也爱唱评戏，最拿手的是反串新凤霞，连唱带比划，唱评剧《刘巧儿》的选段《采桑叶》。
      父亲也算是一个新潮人，我的头发白了好多，他的头发却乌黑发亮——染了；更让我耿耿于怀的是，他会的新歌竟然比我多，那天，他让我买一盘蒋大为的DVD，我买回家，他看了一眼就把盘扔一边了，“我要蒋大为新出的一张专辑，这张，都老掉牙了！”父亲摇着头，失望地说。
      2014年4月的一天，父亲头晕，差点跌倒，原来是擅自停了二十多天的降压药。其实也不全是，我看了一下日历：那天是4月22日，母亲的忌日，冥冥中，父亲和母亲还是有感情联络的。

       商同学
       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姓商。从小脑袋就大，还又圆又硬，远看跟俩肩膀扛一西瓜赛的。
       我们上小学时，少年宫有各种兴趣小组，唱歌、画画、乒乓球……我是拍电报，滴滴答答的，倍儿烦人。这位商同学是下象棋，楚河汉界，炮打隔棋子，车走一溜烟儿。
       那时候，家里房子都小，一间屋子半间炕，猛一进门黑乎乎的。没电视机，没游戏机，小孩子们整天在胡同里疯跑，打打杀杀的。
       这位商同学好静，不好动，就爱下象棋。尤其是夏天，马路边，树荫下，一棋案，俩板凳，他和叔叔大爷辈儿的人对弈，输少赢多。
       我在他家的小黑屋里看到过一本很旧的象棋棋谱，叫《橘中秘》，纸都黄了，跟谁尿过似的，他在被窝里还研究这个。初中、高中，他的业余时间仍是下象棋。
       上大学，他报考的专业是数学系，那所大学里有个象棋研究所，所长是象棋特级大师黄教授。商同学就拜在了黄大师的门下，黄大师把门一关，他就成了关门弟子。
       我经常去商同学的棋舍，他跟我下盲棋，炮二平五，马8进7……我睁着眼，他闭着眼，我不偷棋子，下不过他；一偷棋子，他还知道。
       黄大师我见过，南方人，大脑门儿，谢顶，一看就聪明。商同学的大脑袋和黄教授的大脑门儿一碰撞，就产生了耀眼的火花。大学一、二年级之间的暑假，黄大师带队，商同学一举夺得全国大学生象棋赛的冠军。
       我在大学宿舍里，常拿商同学当自己人来炫耀。我班的陈同学爱下象棋，脑袋也不小，个头儿还高，他不服，非让我把商同学叫过来跟他比试比试，结果，该他走运，竟然下成了和棋。商同学临走时，让我一顿臭骂，心说，我以后还怎么拿你吹牛？
       大学毕业后，商同学留校，现在是所在大学数学系的副教授了。他也一直在研究象棋，并经常参加各种大赛，成了本市数一数二的棋王。
      一天，我翻看《中老年时报》，看到了商同学讲解中国象棋的专栏文章，还有他设计的象棋残局。我只端详了一下他的名字，因为，我不摸棋子已经很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