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理解的当代诗歌与现实（转）

罗柏林

我理解的当代诗歌与现实

辛泊平

新世纪以来，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似乎一直都是若即若离的。一方面，是网络催生的诗人聚啸山林、快意江湖，大有全民皆诗人、一切可入诗的阵势，好不热闹；另一方面，则是大众对诗歌的无限远离，除去中学课堂上老师对几首现代诗走马观花式的讲解，除去大学中文系学子为了学分不得不对现代诗蜻蜓点水式的消化，现代诗对于大众来说是陌生的。当然，诗歌与大众的疏离，也是当下诗歌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是大众的原因，还是诗人自身的问题，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新时期北岛们诗歌在思想文化界扮演的先锋角色，已经成为历史，成为记忆了。

从朦胧诗，到第三代，再到各种代际命名、五花八门的流派写作，诗歌的确是从代言的“大我”回到了自语的“小我”，这是诗歌的解放和回归。毕竟，诗歌作为一种文学样式，那种精神启蒙、为民请命的道义不是它的全部，更不是惟一。对个体生命的生存状况和精神困境的关注与表现，才是诗歌的常态。

说实话，我觉得在谈论现实问题的时候，我们总是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那就是，现实应该是集体性质的，是大众的。在这种思维模式之下，现实属于公共话题，是社会热点，比如当下的农民工问题，比如当下的反腐问题，比如当下的诸如房价、物价、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这样理解当然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是否想到，这些所谓的公共话题并不是瞬间如海浪一样涌出来的，而是一个个不同的个体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然后再一点点汇成集体的力量。这种诉诸宏大叙事的现实，是否会遮蔽个体的困惑与不安？想想红旗翻卷、语录震天的荒诞年代，谁能说食指抒发个体苦闷的诗歌不是现实的一种？他从那种形而上的众声无意识的合唱中，捍卫了独唱的尊严，也从另一个层面拎出了历史“被遗忘的存在”，那就是个性懵懂的觉醒和希望。它是一种更为真实更为具体也更为扎人的现实。

在我看来，现实应该是所有人的现实，它既有公共的性质，也应有个体的特征。比如我们所说的乡村，读了许多所谓乡土诗人的作品，却没有读到一个诗人写出当下乡村的真实状况，更多的是保持距离的远观与回忆，那种带着浊重喘息和血泪交织的迷茫与疼痛，我们看不到。这样的诗歌写作，虽然也借助普遍的乡村意象，但只在回忆里有效，不是真正的现场。所谓的乡土诗人，不过是一种省力而讨巧的命名，是一种写作策略，它和真实的乡村并无实质性的血肉关系。那些诗人多数在城市，这才是真正的现实。那么，在这种诗歌里，我们当然看不到农村的现实，却可以看到生活在城市的某个群体，他们或衣食无忧或居无定所，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城市这个冰冷的存在在消解昔日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的同时，还用它的冷漠和规则改造了他们。他们的情感受到了伤害，尊严遭到了漠视，然而，他们已经回不到过去，所以，才会在消费都市文明的同时却念念不忘幻想中的田园牧歌。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一种离心运动的纠葛中挣扎，肉体在都市，灵魂无枝可依，只有记忆。这并不是什么个案，而是弥漫于都市的一种精神状态。可以这样说，那些有乡村生活经验的“城里人”，或多或少都会沾染这种情绪。它可能被旋转的霓虹灯和喧嚣的街道遮住了，但在地下依然缓缓流淌，执拗而决然。如果读者能读出文字背后的东西就会知道，在新世纪的诗歌中，现实并没有被摒弃，而是处处存在。只不过它没有以我们理解中的那种方式出现，而是换了一种更为入时、更为隐秘的姿态。

我常常想，近几年一直在谈论的“中产阶级诗歌”，漠然者有之，讥讽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但我却认为那也是新世纪诗歌对现实的一种反映，自有它成立的背景和土壤。诗歌的现实性，当然体现诗人的良知和担当，表现对社会的关注与批判，但以不置可否、“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姿态面对自身的生存，难道不是现实的一种？近年来，许多诗人和评论家都在慨叹，当代诗歌中流行的小情小调大有成为趋势的苗头。从狭义的现实性读解，这种流连于自身小发现、小感动，肯定是逃避现实的写作。然而，我们不要忘了，在当下，的确有那么一个群体，他们拿年薪，住公寓，开私家车，高收入，零休息，在经济和文化上，他们有自己的理解和追求，和大众保持着合适的距离，既不融入，也不远离，他们是在新世纪语境下诞生的一个群体。他们只关注自身，不是他们不想关注世界，是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现实太快，不容他们转身和回头，在加速度的机车里，他们只能竭尽全力去打拼，才能实现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但是，他们尚能关注自身，还保留着对自身的敏感，这已属不易，难道我们非要逼迫他们完成他们能力之外的关怀？那么，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写出了属于他们的生活和感受，谁又能否认这不是一种现实？他们的文字可能没有普遍意义上的人间烟火，却保留了一种最起码的真诚。全民写地震诗的情况是可怕的，那是诗人的一种自我要求，是诗人让个性屈从于公众的一种妥协，是自觉的盲从。在“众志成城”的背后，是个体的孤独与屈辱；在声泪俱下的情感泛滥中，是理性与真诚的沉沦。

现实远比我们的文学丰富，这是一个相对的真理。以存在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文学写作，多以变形和夸张的手法表现生活的荒诞，其实，这依然是老套的“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文学原理的翻版。所谓的变形和夸张，不过是矛盾人为化的集中和重组。再变形再夸张的文学，和现实的触目惊心、匪夷所思相比，都显得那样冷静和平和。生活本身没有走到舞台，它比艺术矜持。我们通过文字和光影看到的不过是现实的影子。阎连科说“生活中的故事远远比小说的故事更为复杂怪诞、跌宕起伏和含义深刻。”（《文学的愧疚——在台湾成功大学的演讲》），这和契诃夫的“归根结底任何文学在丑恶无耻方面都胜不过现实生活”（《致玛·符·基谢列娃》）的观点是一致的。相对于表现自由空间更大的小说和散文，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则显得尤为暧昧和脆弱。所以，一味强调诗歌现实性的做法是危险的，它虽然不同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专制，但却从某种意义上干涉了诗人的自由。

在我看来，真正的现实应该是全方位、立体式的，它既有那种表现人类苦难、揭示精神困境的宏大叙事，也应有疼痛刻骨民心的个体述说。只要诗人不是为某种利益集团写作，不是为某种意识形态张目，不是为某种写作流派刻意树旗，不隐讳，不虚伪，不矫情，而是真诚地按照自己的心灵，顺着自己的情绪，写自己的感受，写自己的悲欢，那就是对现实的尊重，也是对诗歌的尊重。

                                     ——发表于2013年9月号《星星·理论卷》

有福自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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