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夕照老牛 于 2014-9-2 18:23 编辑
乖孩子,坏孩子?
每当“六一”国际儿童节,我看着花儿一样的孩子们欢天喜地地过着自己的节日,幸福地跳跳蹦蹦,唱着我小时候也唱过的歌“小鸟在前面带路,……”快乐的歌声一下子把我勾到了五十多年前。 那是1958年的“六一”节,别的同学在这一天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我却在庆祝大会上被点名批评。我怎么都没弄懂,上学期我还是乖孩子,期末大会上还受奖。这学期,换了个校长和班主任,我却变成了闻名全校的坏孩子。开学以来,班主任怎么看我都不顺眼,我实在是想成为好孩子、乖孩子,努力学习,上课争取举手发言,小手放在背后坐端正……可是,我怎么表现都是错,难道上学期的校长和班主任成了“右派分子”,我也是“右派”了?既然大会点名批评我,那我就是理所当然的坏孩子了。好嘞,要坏就坏到底吧。从此,我开始不遵守课堂纪律,出洋相引起全班同学哄笑,想方设法作弄好孩子,上课把女孩子的长辫子拴在椅子靠背上,在粉笔盒里放一条蜈蚣或者狗粪之类,让老师惊叫,而且满不在乎地被老师拖到黑板前面罚站还要继续做鬼脸。一霎时,所有的原本不坏的“坏孩子”都集合在我的身边,成了一个“团伙”,把一个“红旗班”搅得乌烟瘴气。 谁知,这年下期,又换了校长和班主任。这时,学校也“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地参与大跃进运动,有个把月时间没上课,专门到附近的农村去上山捡茶籽。全校为一个团,我们三年级为三营,我是三营副营长兼一连长,班主任是指导员,我和同学们干得可欢了,班主任是语文老师,他一边带着我们劳动(具体请看我的《那年我九岁》),一边又教我写诗歌,这年“十一国庆特刊”上刊登了我写的诗歌“高粱红,豆子黄,一片棉田白茫茫,红薯茶籽堆成山,人民公社好风光。……”说来也怪,我没像上学期那样捣蛋和恶作剧了,格外听话,也怪!那些跟在我身后的“坏孩子”也都变好了,到元旦节那天,我们有几个上学期的“坏孩子”都光荣的戴上了红领巾,我们班又成了“红旗班”。 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我总结出一条经验,那就是,老师大人对我好,我就拼命做个乖孩子,反之,我就大捣蛋。一直到我下乡当知青也是这样,开始老老实实地干活,努力靠拢组织,成为团支部的干部。后来,老爸挨整,我受牵连,我就想出一些歪点子对着干,哼!充其量也坏不到哪里去! 光阴似箭,星转斗移。时光流到1991年,我被派到一个又穷又乱的乡任党委书记。说这个乡穷,穷到人平纯收220元,说它乱,乱到一年刑事案件发案134起,一年内连续枪毙三个犯罪分子。干部一天到晚忙于林业治乱,穷于对付乱砍乱伐和疲于应付计划生育,治安秩序、林业秩序、生育秩序“三乱”在全县挂了号。我刚上任,就发生一起群体斗殴,两个村的干部带着群众大打出手,一个村把另一个村的支部书记抓了起来,我带着干部赶到那里,就有人说“乡里调走一个吃冤枉的又来一个吃冤枉的”,我窝着一肚子火,副乡长对着那个人骂道“刁民”,要不是我赶快制止,这群失控的人群就会对着我们干了起来,干群关系异常紧张。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我不敢有丝毫懈怠,首先打出当时极为敏感的旗号,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幅标语挂在乡政府大楼上,把巨幅毛主席画像座立在乡政府礼堂的舞台上。然后从整顿生育秩序入手同时整顿治安秩序。我们认真研究了一番,决定把全乡最凶的一户作为重点对象,这家唐性村民是全村一霸,三个儿子均为超生户。他家如若与其他村民发生冲突,就会男女老少全家出动,周围邻里没一个不害怕他们。为计划生育问题,前两年,县委工作队去他家动员,大儿子拿菜刀砍伤一个干部被拘留,二儿子和父亲挑来一桶大粪泼向所有在场干部,大家都说法律手段对他家已经毫无用处,今年再这样就拆了他家的房子,我对大家说“房子不能拆,毛主席当年在井冈山对红军战士们说,土豪劣绅的房子不要烧了,分给贫苦农民住多好。土豪劣绅的房子都不烧,何况他还是个落后农民呢?人民内部矛盾嘛。”大家问那怎么办?我说肯定要动他一下。这天傍晚,文质彬彬的副书记带了两个干部去他家动员,还没半个小时,对讲机里传来急促的呼叫“副书记被打伤,老倌把三媳妇放跑了,你们赶快过来!”当我带着所有干部赶到现场,我们那位副书记脖子上两道红红的掐痕,另一个干部被他家老大老二死死地摁在墙壁边,唐老倌又拿起粪桶去舀大粪。我命两个干部控制住唐老倌,解脱那个被摁住的干部,随后,怒吼一声“给我把他家所有的门板全部卸下来!让你尝尝动武的滋味。”一刹时,这栋房子楼上楼下的前门、后门、侧门、房门所有门板全部卸下来,装上汽车拉到乡政府,临走,甩下一句话“明天叫你的媳妇自己到乡政府来接受计划生育手术,才能把门板还给你。”我们走后,周围的村民都围到他家看笑话,有的说“今年调来一个这样的书记,他不拆房只拆门板,实在是高!”有的开始调侃老倌“遇到对头了吧?也好呀,所有的门都没了,你想到哪个媳妇房里去‘爬灰’都很方便,你的儿子都吓得逃跑了。”“哈哈哈!……”第二天,唐家三媳妇来了,门板拿回去了,唐老倌从此再也不在乡亲们面前神气十足了。 无独有偶,这年秋,唐老倌的孙子玩火,引燃了满地打家具洒落的刨木花,没两分钟大火熊熊烧了起来,这小孩子一害怕,溜进房里,爬到床上,把蚊帐放下来,以为这样就躲起来了。待我们赶到那里,大火已经封住了门,二媳妇坐在地上大哭“哎呀!我的孩子呀……呜呜呜”派出所长试图冲进去,几次都被大火逼住都不成功,我们的黎副乡长急中生智,带了一个干部跑到屋后,用一块大石头用力砸开木窗檩跳进去,抱起孩子递出来,他刚爬出窗户,这房子就轰然倒塌,好险啊!唐老倌接过吓得脸色煞白的小孙子,激动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事后,我们召开干部会议,动员乡干部每人自愿捐助一些钱物,村干部挑着箩筐挨家挨户请村民捐助粮食,帮工重建房子。这些事都好办,就是有几户村民平日受够了他家的气,不愿临时安置他家居住,我们又派出干部和村里干部一起去做思想工作。总算让唐老倌一家安置下来了。此后,这老倌像变了一个人,对村里的公益事业特别关心,修路,修渠都走在前,邻里有困难主动相帮。那年春节期间,乡干部都回去过年,我接到“发了山火”的紧急电话,赶到现场,火已及时扑灭,村民群众纷纷告诉我,是唐老倌带着三个儿子冲在最前面,大家都是在他的呼喊带动下出来救火。我握着老倌的手说“感谢你!感谢你!”谁知老倌说“不用谢,你们看得起我老倌子,我也要对得起政府!” 这件事对我和所有干部触动很大,我想起那年“六一”节的大会批评,联系这件事开了一个全乡三级干部会,我对他们说“小孩子没有谁愿意做‘坏孩子’,如果大人和老师不把孩子当‘乖孩子’看,那么,‘乖孩子’也会变成‘坏孩子’。同理,没有谁愿意违法。毛主席说得对,没有落后的群众,只有落后的干部。从此以后,所有的干部不允许动不动就骂群众‘刁民’,所谓‘刁民’,那是干部骂出来的。像唐老倌这样的村民,虽然本身存在一些毛病和缺点,如果我们的干部歧视他,群众又排斥他,那么他就很难融入到社会中来,久而久之就会变成社会的对立面。......” 我调走的那一年,这个乡基本消灭刑事案件,财政收入翻了两番,所有的公益事业都得到群众支持,畅通无阻,成为全市“综合治理先进文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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