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云盖山 于 2014-4-3 19:05 编辑
蛋动河南 这些天,网络上又沸沸扬扬地谈论由台湾传来的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紧接着,按照常规,吃不起茶叶蛋的糗事又落到了河南人头上。河南人的头好像特别大,脖子的承受力也特别强,无论什么样的恶名,什么样的糗事,都能承受的起。按我老家话说,河南人成了放家伙的地方。 “好事不出名,恶事传千里”,这句话我从小就听过并且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并且一次次一遍遍地被印证着。 中国人实在是太闲了,太爱咸吃萝卜淡操心了,太习惯于用自己固有的见识去揣度去解释去阐释去发挥所见所闻了。 要说也是,河南人太多了,上亿人的大省,外出打工的超过了2000万,可不并是只有好人才能出去混营生,坏人就不能出去混营生;或只有坏人才出去混营生,好人就不能出去混营生。素质好的人当然会做好事,素质不好的自然也会弄出点状况。 好多出去混营生的人,文化水平也太高了点,在别的省区,文化水平还不如他们的年轻人都成了大学生、专科生,而他们因为河南高招录取的分数线太高,而失去了求学的机会,不得不外出淘营生。有时候,恶作剧一把发泄一下,也是有的。 人多事就杂,保不准就像北京话说的,谁会弄出什么么蛾子。“恶事传千里”,一粒老鼠屎弄坏一锅汤,一个人便成了所有人的代表。就像中国人的国外弄了什么糗事,人家就会认为中国都会弄什么糗事。 河南和河南人的历史太悠久了,悠久到民族的摇篮和华夏的起源,悠久到夏商周断代工程需要在这里找根据,悠久到中华文明的源头河图洛书,悠久到中国文化的分野《道德经》……历史悠久了,进化的历史就理所当然地长了,脑子就理所当然地复杂了;加之中原多战事多变故多逐鹿,移民就多了,远缘就多了,经历就多了,就不轻易上当受骗了,就时不时地耍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了,就惹了祸了,就犯了众人恶了,就成了千夫所指了,就的承受恶名糗事了。 历史久了就容易被误读被误解,就说我最熟悉的。有著名历史学家和权威历史辞典说,汉初三杰中的“谋圣”张良,安徽人,家乡为城父,在安徽亳州东南。《史记》记载,张良家族“五世相韩”,他爷爷他爸爸,先后当了五个韩国国王的宰相。韩国国都,即我的家乡禹州,禹州城周围多处有张良参加抗秦革命事业前读书、生活的遗迹。参加革命后和刘邦第一次分兵分手,就是为了夺回改姓秦的家乡的土地。禹州和邻邦郏县交界处,有几处张家庄园的遗迹。 张良怎么好端端地就成了安徽人了呢?就因为现在安徽亳州东南有个城父。我也曾想,是不是张良的爸爸模仿后世的乾隆下江南抛洒爱情而留下了后代?仔细想想不会。从禹州去亳州,当时是出国,虽然不要签证和护照,当时既没有高铁有没有航班甚至连快巴都没有,两地相距500里,谈何容易!何况张良爷爷和爸爸为相时,正是大秦帝国欲图一统的历史时期,韩国作为东进中原的门户,其战略位置实在太让人心热眼红了。张爷爷张爸爸作为宰相,终日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哪还有什么舍近求远抛洒爱情的机会和心情? 那么,城父在哪里呢?张良那年月,城父就在禹州、郏县交界处。亳州为什么会有城父呢?以现代人的智慧,重名重姓的尚多,何况2200多年前?不信查查全国各地有多少个“界首”?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当年韩国被灭时,城父的父老乡亲们东逃至亳州落户,为纪念故土,依然把落脚地命名为城父。就像韩姓多来源于被灭掉的韩国一样。老蒋当年炸掉黄河花园口造成豫东水患,扶沟县李庄的人远逃新疆,在新疆重建一李庄,八十年代时新疆李庄的人口,居然比扶沟李庄还多一口。 都是历史惹的祸啊! 于是,诸多河南的文化人就愤愤不平了,就出来鸣不平了,一句话,“河南人招谁惹谁了”? 于是,河南的省委书记们就坐不住了,先是徐光春同学让媒体发掘在外地的河南人的“英雄事迹”,连不顾性命“见义勇为”的事迹,居然都发掘出了一个系列,全国性的“见义勇为”奖,不乏河南人。至于琐琐碎碎的好事,就不用说了,人家也不会都记得。好多中国人都具有农村老太太的水平,别人送她一碗米、面,常常吃过变成了便便,遗忘在厕所里。如果谁收了她老人家一个鸡蛋,老人家至死都不会忘记,忘记就意味着背板,可就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了。 后有卢展工同学一再丰富完善他眼中的河南人:2010年,他提出“普普通通的河南人,踏踏实实的河南人,不畏艰险的河南人,侠肝义胆的河南人”;2011年他再提出“包容宽厚的河南人,忍辱负重的河南人,自尊自强的河南人,能拼会赢的河南人”。 河南人真的应该感谢这两位来自浙江的好同学! 由此,我想起了我最崇拜的文学大师苏东坡老先生和佛印和尚斗法的故事,领悟了心中有佛、眼中有佛的禅理,心中无牛粪,何来牛粪?喜欢骗人的人,最受不得被骗。喜欢捉弄人的人,最厌恶被捉弄。文人谈书,屠夫谈猪,骗人谈骗,二之人谈二,如此而已。 其实,作为媒体人观察,河南人的糗还因为媒体效应所致。我曾经嘲笑北京国家级媒体的同仁:你们干嘛不去搞山东?你们不敢!山东人大官多,政治局就有好几位,你们搞搞山东试试?你们干嘛不去搞河北?你们不敢!河北靠近北京,你们同样得罪不起。你们干嘛不去搞东北?你们不敢!东北黑社会厉害,北京染黑的多是东北人,你们就是在东北不出事儿,在北京你跑了和尚你跑不了寺。你们干嘛不去搞云贵川?成本太高。就河南最方便,在火车上睡上一觉,天明到郑州,雇上一车,下去跑一天两天,材料到手了,钱也到手了,两全其美,打道回府。 再说河南人也扯淡,知道告状闹得越大越好,层次闹得越高越好,材料搞得越细越好,就是花钱也干,破财消灾,卖孩子买蒸笼,不蒸馒头争口气,谁不知面子是人的第二生命呢? 河南人告状最有心得,可不是有二说三,而是有八说七。其中的奥妙是,你说得多,上面一查,没那么多,心理上情感上就会有逆反,八分重就降成了五分重。你拣最吃劲的说,上面一查,还多出来几分,五分重就成了八分重。别看这三分两分,处理起来可就大不相同了。河南在北京工作的人又多,谁不会找个关系往上捅? 捅来捅去,再正的形象也给捅歪了,观念就成概念了。再用挑刺的眼光看河南,看河南人,洪洞县里没好人了。 · 我是河南的客家人,我的先辈来自山西运城关公的故乡,我们家族人中既有南方客家人的优良基因、品质和传统,又有河南人的那些不优良,毕竟环境塑造人,时势改造人。我看河南和河南人,还有几分客观吧。其实我很认同河南籍作家刘震云笔下《我叫刘跃进》中那个刘跃进的形象,那才叫地道的河南人:忠厚中有些许狡猾,狡猾又不失忠厚,勤奋而又周到,还有点打肿脸充胖子式的爱面子。 刘震云曾这样表述河南人,说是一河南人见一北京人,京片子说在北京没有他办不成的事。河南人问,办事需要上菜吧?京片子说,当然,经济社会嘛都要讲经济,要谁一条胳膊50万,一条腿100万,一条人命200万。河南人连忙说,那拿刀弄杖的事咱不能难为你兄弟,我出2000万请你给办个简单的事,你把我爹的照片挂到天安门城楼上。京片子蔫了。 河南还真有这样类似的事。我毕业后遇上批邓,下乡驻队时一邻近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外号王大个,说起批邓,他说,批了好啊,越批名声越大、威信越高。杂曰你扯淡,让全大队的人批批你看啥样儿?王大个不屑地说,别说一个大队,就是一个公社都批我,也没球意思。他继而说,谁要是把“打倒王大个”的大标语贴到天安门城楼上,哪怕贴到“打倒邓某某”的大标语后,来往食宿路费我都管了,另加500块钱工资。靠,我一年的工资还不到500块呢! 话说回来,如果说河南有人舍不得吃茶叶蛋,倒是真的;如果说河南不是人人都吃得起茶叶蛋,也是真的;如果说河南人都吃不起茶叶蛋,就TMD的扯淡了。台湾人就都吃得起茶叶蛋吗?如果有个把人吃不起茶叶蛋,就说台湾人都吃不起茶叶蛋,不同样扯淡吗? 捂着眼睛让人逮老魔儿,河南土话骂之曰:去蛋吧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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