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蒋介石眼里谁是抗战第一功臣

汉唐魂

对孔祥熙在抗战结束后，受到舆论铺天盖地的攻击而被迫辞职一事，蒋氏深感遗憾，视之为国民党丢失大陆的一大重要原因。

蒋介石赞誉孔祥熙对抗战“贡献为最大”

在民国政客中，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财政部长等职的孔祥熙，其政声舆论，实可谓“臭名昭著”。然当1967年8月孔氏病逝时，偏据台湾一隅的蒋介石，却亲撰悼文《孔庸之先生事略》，赞誉其在“国家环境最为险恶，与军民生计最感困窘之际”临危受命，“卒能沉着筹维，屡使革命大业转危为安，抗战军事转败为胜。”

《事略》并概括孔氏之历史功勋有四：“其一、为统一全国币制。其二、为统一各省财政。其三、为维护教育经费。其四、为充实军队饷粮。”

蒋氏尤其感念孔祥熙为抗战胜利所做之努力。《事略》并分抗战前、抗战中两个阶段，分别陈述。前者，蒋氏以交通建设为例，赞誉孔氏在抗战准备方面，“贡献为最大”：

“依照当时所定战略方针与经济政策，筹拨铁路公路建设经费为第一，在日本军阀向我大陆侵略之前，(孔庸之)协同交通等部，将粤汉铁路、浙赣铁路、湘桂黔铁路，以及陇海铁路——由河南观音堂至西安之线，如期完成；另并筹建成宾等重要干路，以及西南之粤、桂、湘、赣、黔、滇与西北之豫、陕、甘、晋、绥、宁、青，暨陇新各公路，均依照战略交通计划，一一完成，其对于抗战成败关系之大，尤足称道，……当时我政府决策，对日本军阀之战略，舍弃由北向南，而决取由东向西之计划，使敌人在我大陆，不得不深陷泥淖，达八年之久，而无法侥幸得逞，并使我国以时间换空间，积小胜为大胜之战略，获得最后胜利者，实当时主持行政与财经责任之庸之先生之贡献为最大。”

后者，蒋氏高度肯定孔氏在抗战期间努力维系军需供给之艰难，誉之为多难至危时刻的“兴国”、“治国”之才：
“当日本军阀侵华之初，沿海各港口皆被敌人封闭，我国陆海交通与贸易与国外完全断绝，迨至民国三十一年太平洋战争既启之后，国际交通路线仍在封锁之中，而我前方军需，后方民生，皆无匮竭之虞，更为其对国家贡献最堪纪录之时期，所谓‘兴国者必于多难之时，治国者必于至危之地’，先生实足以当之。

1963年，孔祥熙(右)80寿辰，何应钦(左)前来祝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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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还认为，孔祥熙被迫辞职，是国民党败退台湾的重要原因

对孔祥熙在抗战结束后，受到舆论铺天盖地的攻击而被迫辞职一事，蒋氏深感遗憾，视之为国民党丢失大陆的一大重要原因：

“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告终，……企图推倒我国民政府者，必先推倒我财经当局……，于是其(舆论)矛头乃集中于庸之先生之一人，使其无法久安于位，而不得不出于辞职之一途。……然当其辞职以后，国家之财政经济与金融事业，竟皆由此江河日下，一落千丈，卒至不可收拾。”①

终蒋氏毕生，能获其亲写悼文之殊荣者，仅孔祥熙与戴笠两人而已。以孔氏政声之恶劣，而蒋氏不惮于舆论压力，公开发表如此盛赞之悼文，且于悼文内质问国人：“其为贪污乎？其為清廉乎？其为无能乎？其為有能乎？”并宣称：“先生一身之进退，对国家之安危，其关系之重大如此！当此盖棺论定之际，世人与历史，自有其公正之论断。”不难揣见，悼文所写，句句乃是蒋氏的肺腑之言，代表了他对孔祥熙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的切实认知。

蒋氏之言，亦确有部分史实基础，以抗战期间军费之筹措为例，1939年全年财政预算，支出需28万万元，而收入只有2.9万万元，缺额全需由孔祥熙筹措到位，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②因是之故，当傅斯年于1939年攻击孔祥熙时，胡适却竭力劝说傅斯年不要如此，理由是搞掉孔祥熙，其他人上台接手行政院长，国势会糟糕得多，并以在美争取贷款颇有成效的陈光甫一干人等为例，认为除孔祥熙外，他人均不能用人如此得心应手。末了，胡适质问傅斯年：

“当此和战未决之局，若行政院长为精卫，其结果如何？若汪长政院而兼外长，其结果如何？若政院为宋子文，其结果如何？若为孙哲生，其结果又如何？”③

尽管如此，将孔祥熙盛誉为抗战第一功臣，亦仅系蒋氏个人之看法，并非公论。不过，由此当不难窥见蒋氏去台后，总结丢失大陆之教训时的基本思路。

孔祥熙。孔氏留在史书中最显眼的标签，乃是“贪腐”。

注释：
①蒋介石：《孔庸之先生事略》，转引自：郭荣年：《民国孔庸之先生祥熙年谱》，(台) 商务印书馆1981，P240-245。②谌旭彬：《“极密”报告披露抗战财政之苦》，《短史记》第52期。③王汎森等/整理：《史语所藏胡适与傅斯年来往函札》（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