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国共双方内战中如何使用日军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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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双方内战中使用日本战俘一事，国人想必早有耳闻，但言及细节，大多数人或许未必了解。本期专题，即尝试依据现有可靠资料，简要梳理出此事之脉络。

内战初期，蒋不赞成留用日军战俘，惟钟爱日本技术人员
在内战初起之时，及双方酣战期间，蒋介石曾一度相当排斥直接用日军战俘打内战，故而曾对阎锡山留用日军战俘的做法非常恼火。

阎锡山战后留用大量日军帮其守山西，蒋介石为此相当恼怒
日军投降之时，由于“在华北除第二战区的阎锡山军以外，几乎再无拥有战斗力的国民党军，同大部分日军对峙的是八路军”，阎锡山自感“依靠山西军独自的实力，抵抗八路军、确保整个山西是困难的”，因而曾“千方百计地要求日军的残留和合作”。

其具体做法：首先，在国军接收之前，日军继续占据山西各据点，帮阎锡山击退任何前来接收的中共军队。据当时负责与阎锡山联络的日本华北派遣军高级军官城野宏回忆说：“日军拒绝将武器交给八路军，而在国民党政府的受降官到来之前，一直以武力确保占领地，如果八路军使用武力，我们也将用武力对抗之，以尽快实现阎锡山返回太原。我们在潞安等地同八路军发生了冲突，但八路军基本上被击退了。”日军的配合，是阎锡山得以顺利接收山西的关键。

其次，违反国民政府“必须遣送日俘全部返日”的规定，用丰厚待遇诱使日军留在山西。阎锡山与山西日军高层达成如下协议：“一、日军响应阎锡山的提议，将日本军人编成部队，并将这些部队置于阎锡山的指挥之下。二、留用的日本军人在现有级别的基础上提升三级。三、给全体人员安排宿舍，并允许在营外居住。四、特别欢迎残留日本军人同中国妇女结婚。”如此，最后约有2600名官兵被编入阎锡山部队，另有技术人员和家属，共约6000余人。阎锡山对所留用的日本士兵发双饷，并一律晋升为少尉或中尉。
对阎锡山擅自留用日军战俘一事，蒋介石相当恼怒。1946年1月20日，蒋在日记中写道：“阎利用日俘，不能遵令解除其武装，乃为匪部藉口，甚不争气也。”3月28日，蒋再次谴责说，“阎锡山仍利用日寇编入其部队，一面谎报已完全缴械，近竟为共匪发觉，捕获其队内之日兵，乃向执行组提出抗议，殊为我军最大之污点，阎之卑劣不仅丧失其个人人格，而且丧失我国格矣，可痛。”当天，蒋还让阎的老部下、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去做阎的工作，称：“山西有利用日俘对共作战之事实，此种**实属破坏国家政策，教敌人看不起，无论对内对外使主席不能负责（不但共党宣布，日人亦有正式报告，美方亦不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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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日俘日侨在内战中起了多大作用？
这些日俘日侨在内战中所发挥的作用，大致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一窥究竟。

1、医疗方面。在四野的医疗部门中，日本人多达7000人，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据陈云在1947年6月致卫生部长孙仪之的信函中说：“南满医生、护士全部日籍，迟早会回国，请你注意并为南满准备必要的医生、护士，千万请注意，否则将一定出岔子。”1948年1月东北军区卫生部长贺诚在一份报告说：“当时医院的工作人员，80％以上是敌伪旧医院的工作人员。一个医院我们顶多派去一个院长，有的只能派去一名军事代表。”1950年解放军第13兵团后勤卫生部表彰的1887位立功者中，日本人的姓名竞占了四分之一。这足以说明，四野的医疗系统中，日本人在一段时间内充当了主力。

2、军工方面。1947年中共东北当局在大连组建了一家大型兵工生产联合企业，即大连建新公司，它为华东及东北的中共部队提供了巨大数量的优质后膛炮弹、引信、无烟火药以及1000多门迫击炮。据1987年辽宁省披露的史料显示：建新公司曾留用了约300名日本技术人员，担任公司有关部、室和厂技术部门的负责人，“建新公司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克服技术上一个又一个难关，制造出炮弹、发射器等军工产品，支援前线，与当时在公司工作的日本技术人员的劳动也是分不开的。”另据辽宁省档案馆馆藏的有关资料记载，到1949年，东总军工部留用的技术人员186人中，日本人就有103人，超过50%。

3、空军方面。原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的林弥一郎部，是关东军的王牌，他们集体加入东北民主联军，总计有飞行员20名、机械师24名、机械员72名以及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以这些日籍官兵为骨干组成的东北老航校为中国空军培养了第一批人才：共培养出飞行员160人，其中23人参加过开国大典的阅兵。后来曾任空军司令员的王海、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以及曾经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张积慧等人都是从这里走出的。

另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近年解密的一份档案显示：“据不完全统计，1948年1年中，在工厂、矿山、铁路、农场、医院、军队等56个单位5154名日本人中，立功者达1429名，占百分之二十八。1949年度，23个单位统计，1925名日本人中，立功者及模范工作者为986名，达百分之五十一。鹤岗日本工人和中国工人团结起来，发明了‘正规回采法’，这一办法，已被介绍给全中国了。全山六个机械化掌子中，四个是由日本工人负责的。在军队中，和蒋匪军作战中日本人也有英勇的，例如七纵队的田中勇，曾立大功一次，小功两次。1949年3月15日，我军战车队表扬了3名战斗英勇的日本人和两名模范工作者。

还有两个微妙的小故事

在行文结束之际，编者还想引述Donald G.Gillin和Charles Etter的研究论文《StayingOn：Japanese Soldiers and Civilians in China，1945-1949》中讲到的两个故事，借以说明日本人在国共内战中的微妙处境：故事一，当时中共部队中有一批日本人参加了对阎锡山部队的战斗，战斗开始后他们发现，对方的部队中不少人居然是日本人，而且过去和自己竟属于同一番号的部队。故事二，一个日本战俘，中文说得很流利，战后跟随中共收编部队、打国军。后来他逃跑的时候被国军抓住了，一审查发现他是日本军官，马上又给予重用，加入了国民党军队。后来在战争中他又被中共俘虏，一审问又发现他是日本职业军人，又把他编入部队重新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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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白团”制订的“空军突击队”计划，让国军仿效日军“神风特攻队”，每架战机携带七枚炸弹俯冲轰炸解放军船团。

中共方面，在内战中也曾使用了大量日俘日侨
蒋介石曾在其日记中很得意地提到：“共匪最初争取日俘、日械之声势浩大……然而最后卒一无所获……如许二百余万之敌伪军队几乎未有一小部队为匪所收编，亦可云奇矣。”事实真像蒋介石所说的那样，中共对日俘日械“一无所获”么？其实并非如此。

日本投降后，中共在各地收容了大量日俘日侨随军服务
面对上百万装备精良的投降日军，不仅蒋介石如锋芒在背，中共也害怕这些日军和装备完全被国军接收。抗战甫一胜利，中共便认为蒋介石和美国“企图组织日军参加内战的可能是存在的”，因而马上以军事委员会和总政治部的名义就处理日俘问题指示各地作“对付的准备”：“各大军区敌工科要开始研究和处理日俘工作，今后凡战场俘虏日人，必须严格执行不侮辱不虐待政策，教育启发他们认识本国的殖民地地位，争取和我们共同反对美蒋”。华东地区的中共领导人陈毅也指示：“俘虏之日军官兵和侨民等，原则上大部即时遣送，小部争取自愿留下（如医生、技师、炮手等专门人才及能做日军工作的）”。争取日俘日侨的政策如此，其效果果又如何呢？

以新四军为例，据新四军政治部1945年10月19日发出的一份文件显示：“最近由九江撤到南京缴械的第二批日军，经我七师地区时，我方派员联络交涉后，送我机枪50挺，估计将有其它物资继续送我，且有一部日军表示愿向我缴械。淮南日军把上万斤黄、黑色炸药卖给我们。苏中日军某旅团长愿亲自与我方代表会谈。……各地应抓紧这一有利时机，向日伪军开展广泛的政治攻势。”此外，据《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敌军工作史》称：“抗战胜利后，华东部队在津浦路战役中招降日军4000余人，高邮战役中俘虏900余人，加上各地招降之日军，总数颇不少”。（南京军区政治部联络部编《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敌军工作史》，1994年）

再看东北，由于此地被苏军控制，中共在争取日本人方面就更富成效。据1948年10月中共东北局一份关于东北解放区日本人概况的内部报告称，截至1948年10月，在东北解放区被留用的日本人的人数为：“军队系统为10000人（军工部2000人、军需部1000人、卫生部7000人）；政府系统下13600人（铁路1600人、工业部连矿山3000人、政府及公营工厂3000人、私营工厂及自由生产者（即日本老百姓）6000人）。共计23000人。这一估计很不完全，实际人数约有30000到35000人”。可见，被中共收编的日本日俘日侨数量不在少数。据1954年10月11日周恩来接见日本访华团时也说：“东北有许多日军在放下武器之后，并没有回国，他们和一部分日本居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充当医生、护士，在工厂工作，当工程师，在学校当教员。去年人多数都送回国了，有260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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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即将被运送回国的侵华日军

内战末期，蒋曾招募日本旧军人赴台
蒋介石不愿日军参与内战的想法，在1949年发生了逆转。由于国民党在大陆彻底崩溃，风雨飘摇中的蒋开始谋划招募日本军人帮其驻守台湾、训练军队。

国民党在大陆节节败退，蒋介石开始谋划“运用日人”
当内战进行到1949年时，国共两党强弱易位，国民政府在大陆已丧失立足之可能，蒋此时内外交困，舆论、道义已在其次，如何力挽狂澜于即倒，才是当务之急。恰在此时，与英美欲放弃支持国民政府的态度不同，日本前政、军界人士多次向蒋氏献策，表示愿意组织日本复员军人为国民政府效力。譬如，台湾“国史馆”蒋介石档案中有一份1949年1月21日的日本人“报告”称：“员等极愿参加东亚反共工作以求中日之复兴与自救。……可招致台湾、缅、越及长白山地区所匿数师团日军，以参加对匪战斗，密派海空陆籍兵工技术人员来华担任修理或战斗工作。此外拟参加之日本主要人员为日皇弟三笠宫、犬养健、石原莞尔等，其所属干部共约三万余人，均为日本政军学各界之名流或学者，颇具潜在势力及领导力。”3月25日，又有酒匂景映致函蒋介石说：“美国军事援助无望，故唯有另取捷径，雇用日人。日本国内现有对中共具有作战经验之复员军人十数万。……”
蒋此时因对美英苏的失望，亦欲转变外交策略，视日本为可合作的战略伙伴。该年3月份，蒋曾派朱世明为驻日代表团团长，着手对日工作；5月份，又派有留日背景的曹士瀓任驻日代表团军事组组长。7月份，曹士瀓拜访了冈村宁次，并交付国民党政府公函，称：“目前大陆上，国军各地战斗均不如意，日日相继败北。确保内地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与广西地区以策持久，而让长江下游、南京、上海江南地区无力与要员后退到台湾，以图重新整编。因此，关于再整编方面，希望日本旧军人同志惠予协助。”冈村欣然受命。此后，蒋便开始其“运用日人”计划，他曾就利用日本军官及复员军人，对曹士瀓有过极详细的指示，指示中从军官训练到制度建设乃至情报、宣传、后勤人才，对日本军官的需要可谓面面俱到。

蒋招募了不少日本军官做顾问，但其拟建10万“中日义勇军”的计划夭折
蒋借用日本旧军人的计划，主要分两步开展。第一步是招募联合参谋团，从1949年10月富田直亮等原日本将校19人在东京和曹士澄签约赴台开始，至1950年1月初止，83名旧日本军官分三批偷渡到了台湾，这些人的原官阶自少将至少佐不等。按照蒋介石严格保密的指示，他们都取了中文化名，由于担任团长的富田直亮（少将，前日军第23军参谋长）中文化名是“白鸿亮”，这些旧日本军官后来就被称为“白鸿亮军事顾问团”。蒋给予了这批人非常丰厚的待遇：“先领安家费8万日元，每月薪资平均3万日元（约为当时台湾公务员月薪的15倍），上等膳宿免费供给。”富田直亮和副官荒武国光抵台北后即马不停蹄地随蒋介石飞往重庆，为国民党国防部抵抗中共刘邓二野及贺龙部解放四川出谋划策。另有原日本蒙疆驻屯军司令官、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官根本博中将等7人则到福建金门指导国民党军筑防，依海岛防御要领，参与制订反登陆作战预案。1950年大陆全部解放后，蒋介石又在台北大直营地成立“圆山军官训练团”，整训、改造其部队，日本教官与华籍教官并肩任课，并参与台防筹划。在国军中，受白鸿亮团教导培训的军政干部近万人。蒋介石还请日本人督训驻新竹湖口的三十二师，后经蒋检阅表示“满意”，将该师调士林官邸周围作为“御林军”。可见蒋对这批日本军官之重视。

第二步系“招募日本人组建东亚国际反共联军或中日义勇军”。1949年8月底，冈村宁次等旧日本军官建议蒋介石：“为反守为攻，击破匪军攻势起见，应速选拔中日两国军人中意志坚决果敢有为之青年，组成一个军，作为东南正面反攻核心力量。尔后随形势之进展，逐次加强扩大，练成精兵十万，编成数个军，组成一强有力之义勇军，成为击灭共军之骨干兵团。其中，每个义勇军新编师，以台湾青年9千名、日本军人1千名混合编成之。排长以上干部技术，人员、指导教育人员均以日本军人充任之。……新编师之师长遴选，以经验丰富智勇兼备之中国将领充任之……其他干部（班长级在内）主用日本军人。”然而此宏大计划最终没有能够被付诸实施。至于该计划缘何夭折，1949年12月31日冈村宁次致函蒋介石总结原因说：“第一，作为战败国和被占领国的日本国民，倘无占领当局之许可，即毫无自由。目前日本政府当局已严厉声明凡私赴台湾者回国后必予严惩，致使本具赴台愿望者，不得不自行放弃。第二，日本在新宪法中已放弃战争与废除军备，而标榜绝对和平。故国内充满绝对和平论调，稍与武力有关的言行即遭排斥。如此，即使是反共的言论机关，也反对公然介入中国内战，日共之猛烈暴露与夸张性的批判更不待言。第三，香港和外国电讯在论及台湾命运问题时，不是主张其不出半年即沦落中共之手，就是认为不远的将来即因岛内民众之反感而自我崩溃，故日本国民大多对台湾前途感到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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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外围战中被中共俘虏的阎锡山留用日军一部。最前戴眼镜者系阎部炮兵少将副队长山田岩。

蒋之所以不愿在华日人卷入内战，有两大原因何以蒋介石会对阎锡山留用日军战俘如此耿耿于怀？就现有资料来看，主要有两大原因。

其一，内战初期，蒋一度认为单凭国民党自身的力量已足以击败中共，无需“利用敌国军队打内战”；且“利用敌国军队打内战”，无论是与蒋的民族意识，还是与国内舆论，抑或是国际法律和道义，都存在着不可回避的冲突。作为国际公认的中国领导人，蒋自然不愿亦自感不必冒天下之大不韪，留用在华日军俘虏——1945年9月8日，他在日记中告诫自己说：“如果偶一不慎，为俄史共毛所藉口诬陷，则个人失败之事小，而民族存亡之前途大，乃可足使万劫不复也。此时除本身诚敬为主以外，万不可借外力或弄小智，徒陷党国于不可收拾之地。应以戒慎恐惧处之”。

其二，也是蒋最重要的一层考量，是担心留用日军战俘对中共更有利。在蒋看来，日军和中共并非不共戴天之仇敌，反而可能变成联合反蒋的伙伴。1945年3月30日，他在日记中分析“共匪行径”时就有如下言论：“……对外宣扬其所谓敌后政权地域之广大，人民之多，而其实勾通敌寇，为敌寇保护后方基地，与敌寇相约各不侵犯，使敌寇可以专意进攻我国军，而彼则反宣传我军无意抗敌，与敌谅解以诬之。今日之势，共匪与敌寇已相依为命，敌寇冥顽，且愿为其效前驱，而以共同消灭我国军与政府。”1945年4月，日本大本营为尽快从中国脱身，开始积极与新四军秘密接触（可参看汪朝光《抗战胜利前后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研究》）。7月9日，蒋得到相关情报后，把它解读为“共匪与倭寇已经连成一片，协以谋我”。其在关于1946年的总结中更是明确提到，“日俘军民共有三百万之众，且有教育、有组织，几乎遍布于全国，如不能迅速遣回与处置，则社会治安之问题固甚严重，而为共党宣传与勾结，投入匪区被匪利用，以祸乱国家危害政府之殷忧贻患将不可胜数矣。”可见，蒋在战后初期，相当警惕“共匪与日本勾结一气，演成极大之动乱”。因此，尽管冈村宁次为首的日本军人积极配合蒋介石受降和接收，但蒋对中共和日本的关系如鲠在喉，必欲尽快遣返日俘回国才能放心。…
不过，蒋对日本技术人员有所偏爱，曾欲大规模留用以帮助政府稳定局势恢复经济
蒋虽对日军遣返态度坚决，但对滞华的日本科学技术人才却青睐有加。战后中国，恢复经济和各项公用事业的正常运转，亟需大量专业技术人员。因而，蒋虽然严格要求战俘中的技术人才必须先遣返，然后才能再招聘使用，但对日本侨民中的科技人才，则指示尽量争取就地留用。早在胜利前夕的1945年6月30日，蒋就曾考虑要“运用敌国技术与人才之组织与人选”。日本投降后，由于“行政院各部会派来之接收人员，对沦陷区敌伪政治经济毫无认识，不知从何着手”，国民政府正式决定征用日籍技术人员以解决过渡时期的困难。9月12日，蒋介石指示说：“日本各种科学技术人才尤以其科学院原有人员应设法收容，以应今后协助建设之需”。随后，国民政府推出《中国境内日籍员工暂行征用通则》，规定：“各事业部门征用日籍员工标准如下：（1）事业不能中断，其技术无人接替者；（2）其技术为我国目前所缺乏者；（3）非征用不能为业务上之清理者；（4）情形特殊有征用之必要者。”10月16日，蒋又提出要“专找日本飞机制造与陆大学员及各种管理人才，设立机械学校、管教学校、参谋或国防研究院”。

尽管美国一再要求国民政府尽早将所有日籍人员一律遣送回国，“避免日人在中国境内恶势力再起”，但蒋介石仍始终坚持留用日本技术人员。仅以东北地区为例，至1946年12月2日，据美国给国民政府的照会称：“据与遣送日侨有关之本国军事当局估计，东北计有7万所谓技师及其眷属人等现被扣留而不予遣送。”其时，国共内战已全面爆发，国民政府留用日人又增加了内战的因素。与此相应，和其他地区相比，东北地区的留用对象更超出了“技术人员”的范围。据1946年12月6日国民政府外交部亚东司的一份内部呈文显示：“东北留用日籍技术人员数额各方所报不一。据熊（式辉）主任6月3日电：留用人员约5万人（全部技术人员为1.5万人）。国防部9月24日统计：留用技术人员为10672人（眷属人数不明）。据东北管理日籍技术人员负责人告本部前赴东北调查战犯人员：留用技术人员及眷属约7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