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色妞妞 于 2013-1-22 14:08 编辑
初到六星视点，受到同学们的热情招待。特别，色妞妞同学突然仰慕了一下，暗示我糖果或红包或诸如此类任选一样。急掏腰包时，除了以前一些旧货，却没能掏出点像样的货色来，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古人云得好，送我木瓜，还你瓜子。看这里正热火朝天地自由发现，那就随便说几句，权当葵花籽，给有兴趣的香香嘴吧。我想，色妞妞发起“自由。发现”活动，大概是想看到一些独立思考后的观点。我就说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歪论吧。只是，我这不是参赛帖，也不是赞助帖，只是一些由兴而起的不成熟的思考，欢迎质疑，欢迎砸砖，欢迎讨论。
中华文明步入现代的进程，是该从辛亥革命算起。我以为，革命，寻求的是朝代更新，本质上是权利的重新分配。殷革夏命，革的是夏朝的天命，其实就是推翻夏朝统治的合法性。辛亥革命以前，包括清朝的历代王朝的国家最高权威，来自于“天授”。天命是统治合法性的依据，以暴力取得政权，往往被说成是承天受命、替天行道的结果。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森林法则被罩上了天命的外衣时，往往会被相信阴阳五行的中国社会赋予一种宿命论的解释，从而取得理所当然的统治合法性。对王朝皇权的制约，并非来自百姓，而是来自上天。《春秋》载“西狩获麟”，孔子就说“吾道穷矣”。因此，谶纬、祥瑞一直是被受天命的王朝统治者视为皇权统治合法性的佐证，如同现代所说的“被历史选择”“承担历史所赋予的重任”后，“形势一片大好”，那意思也是“天授”后，“祥瑞”出。
而辛亥革命，就推翻了最高权力的天授论。其后由孙中山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则就明确了国家的主权所有者是人民。国家的最高权力出自于人民的授权。不管以后实际执行如何，就法理上说，是明确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其实就是划时代的进步。
其次，辛亥革命是民族主义的革命，是汉革满命。占国家人口多数的汉族取代满族占统治地位。尽管孙中山、袁世凯等都提出“五族共和”，即汉、满、蒙、回、藏五族共治，但实际上还是汉族占据领导地位。就共和的概念来说，历史上，周厉王出奔，周公、召公共同执政，称为共和；而现代的共和概念，来自于希腊民主的republic，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文翻译就是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而republic的本质是其成员平等的具有平等权利的集合体，也就是成员对公共事务具有平等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五族共和强调了五族的平等地位和权利，姑且不论对其他民族是否公平，那种平等是限在民族的层面，却并没有具体深入到人民个体层面，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代表民族的该是谁？某个人或某个团体？
因此，这样一种对“共和”的认知，使得中国至今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民党、共产党都以民族的代表自居，都声称实行共和，但却终于都没有实行全民意义上的共和体制。共和范畴内的民主，成为了“党主”。这样一个问题一直被有意无意的漠视：党终究代表的是部分人而不是全体，即便是绝大部分人。而共和体制下，国家全体成员的权利是平等的，即便是极少数人的权利也是无法剥夺的。中国人习惯了被代表，被代表不是问题，问题是，这个代表是否得到合法意义上的授权。辛亥革命推翻了君权神授，而实际上，自那以来，不管是哪个党派，都没有取得法律意义上的人民授权。人民这个词，往往以整体的形式被捏成一团泥巴，塑造成一枚公章，在立法、执法、司法，在国家和社会管理的文件上盖戳，为权力的合法性背书，个体却没有话语权。这是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政治现象。辛亥革命取得了民族主义层面的胜利，却没有在建立公民国家方面取得成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辛亥革命后，专制从皇家的君主专制转向了团体专制，或是依仗武力的军阀，或是依靠政治理念的党派。最终，党派专制成为国家政治的惯例。这种政治专制，并非没有社会基础，并非没有文化上的支持，并非是人人深恶痛绝的。这里，我不想讨论这种专制的得失，倒是想探究一下这种专制形成的社会基础，寻找这种专制产生的根源。
（裹脚布可能比较长，如不嫌臭，就继续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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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3-1-21 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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