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王安石和张居正的变法,无一不是为了富国强兵;他们所提出来的改革方案,也无一不是切中时弊,对症下药的天才设计。然而这三个人的最终下场,一个被车裂、一个被罢相、一个被抄家,呜呼哀哉,为什么变法总是悲壮的呢?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三人的变法历程:
商鞅变法,是因为秦孝公痛感秦国在诸侯争霸中长期处于挨打的局面,所以决心要励精图治。
当时的秦国,贵族垄断官职、民风粗野,各部族经常火拼、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军队战斗力弱、政府公信力差,随时面临被其他大国侵略的危险。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商鞅首先徙木立信,重新在群众心目中,树立了政府的权威。然后:
1、重农抑商;奖励垦荒、耕织,提高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
2、奖励军功,打破贵族对政治的垄断。
3、以严刑酷法管束人民,实行株连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削弱部族势力。
重农抑商,是为了囤积军备。奖励军功,是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实行株连政策,是为了让百姓有纪律有组织,随时可以从人民变成民兵。
而王安石的变法呢?
王安石的变法,是在宋神宗的支持下,为了解决:冗官、冗费、冗兵等积贫积弱的情况而开展的。
当时的北宋,地主一方面不断兼并农民的土地,一方面不断偷税漏税,致使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国家财政收入日益减少,而且这时候,公务员编制越来越臃肿,士兵战斗力越来越差,每年还要对外支付大笔大笔的战争赔款。
如果宋神宗不果断改革,那么他会就成为宋徽宗。
王安石为了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既倒,在经济上实行“均输法、市易法、免行法、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这些理财方法的作用总结起来就是:通过物价指导,打破超级富豪对于贸易的垄断、创办国有企业、为农民提供小额低息贷款以度过生产难关、清缴富豪欠税、兴办公共工程、实行雇佣制。
通过这一系列的改革,王安石实现了“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目标。
大家注意,王安石变法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他没有向臃肿的公务员开刀!在他主政期间,他是只有精兵没有简政。为什么会这样?我个人的理解是:为了减少改革阻力,所以王安石选择了先向富豪开刀,而不想和整个官僚系统做正面交锋。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王安石其实不仅有天才的策划能力,他还有高明的执行能力。
在增加了国库收入,缓和了阶级矛盾之后,王安石开始强调军队训练,他采取了保甲法、保将法、保马法等措施,保证了兵源的充足,提高了将军的指战权力,开拓了军队的机动能力。于是,1073年,北宋讨伐吐蕃,破天荒的取得了收复五州、增加疆土2000里、招降羌族30万户的大胜利!
而张居正的变法呢?
张居正是万历皇帝的老师,在万历皇帝还在穿开裆裤的时候,他就代天摄政,后来独揽大全10年,开展了中国历史上最轰轰烈烈的变法。
其实张居正所遇到的困境,跟王安石变法之前的环境,没什么两样。一样是国库空虚、吏治腐败,人浮于事,内则军备松弛,外则鞑靼虎视眈眈。
但是张居正做得比王安石更绝!
王安石清缴富豪欠税,张居正就清丈天下土地;王安石实行雇佣制,张居正干脆推行一条鞭法,规定人民交税,一律交钱不交物。王安石没有改革吏治,张居正制定考成法,对公务员采用优进劣汰的退出机制。王安石在教育上主张学生要“经世济用”,张居正在教育上主张要“推陈出新”。王安石在军事上实行保马法,张居正则明令开放边市,直接引进塞外良驹。
所以张居正10年改革所取得的成就,远远高过王安石。死气沉沉的明朝,在张居正担任帝国首辅的那十年,一下子朝气蓬勃,国富民强,令四夷不敢侧目。
那么这三人又是怎么失败的呢?
商鞅,因为没有处理好跟第二任老板,秦惠文王的关系,被车裂了。
王安石,他只是得到了宋神宗的鼎力支持,而没有得到宋神宗的死力支持。结果,败给了地主、商贾阶级。
张居正,因为功高盖主,死后被他的学生万历皇帝夺秩抄家。
这三人立面,最幸运的是商鞅,因为他虽然不得好死,但好歹改革成功了。最不幸的是王安石,虽然生前没有遭到虐待,死后族人也没有受到牵连,但他是眼睁睁地看着朝政被庸庸碌碌之徒把持,国家每况愈下。
为什么三人里面,商鞅的变法能成功呢?
第一、我认为商鞅的变法,主要是为了秦国赢氏一族变法。也就说商鞅变法成功之后,最大的受益者,是秦国的王族!因为商鞅变法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秦国一统天下,而秦国一统天下的过程,必然是一个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过程。秦国人民在商鞅变法的过程中:言论和行动自由受控制、平时要辛辛苦苦的生产粮食布匹,一旦国家要开战就立马被征召入伍,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邻居犯法了,会把自己也给连累到大牢去。
而王安石、张居正的变法,虽然也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定、朝廷统治。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改善民生入手,他们的变法,是削减了官僚、地主和商人的利益来补偿给农民、手工业者。
所以,不管秦国王族怎么憎恨商鞅,他们都不会因为商鞅而否定商鞅变法。而宋神宗和万历皇帝,变法成不成功,他吃的也一样,穿的也一样、睡的女人也一样,他们对变法的迫切性有一定认识,但是他们对变法成果的切身感受,没有秦惠文王那么深。所以他们对变法的支持,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不会为了一个人而与全世界为敌。
第二点:秦国即使在商鞅变法几十年后,也不能说就是战国时期的头号强国。他随时面临着楚、魏、赵、燕、齐的直接威胁。
而北宋和明朝,国土之辽阔、兵员之众多、后备力量之庞大,是秦朝所不能想象的。所以宋神宗和万历皇帝对外族的威胁,感受也肯定没有秦惠文王强烈。
这两个原因构成了商鞅变法能成功的要素。
纵观王安石与张居正的变法,我个人觉得有一点非常遗憾:王安石和张居正的改革,都有为民谋利的一面。但是他们在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这一块,没有重视。群众不知道你的变法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你怎么可能利用群众的力量来和官僚、地主、富豪战斗?
变法需要时间,夜长梦多。变法家们随时可能变法未成身先死,所以,向群众宣传自己的变法理念,在群众中不断提拔出能继承自己的变法理念的人才,集结社会精英收拾政治流氓,这才是妥善的变法之道。光靠一个皇帝的支持,力量是有限的。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诸葛亮。当国与国之间,国力相差无几的时候(事实上魏国的国力要高于蜀国一筹),光靠个人智慧,穷兵黩武地跟人家硬拼,有啥胜算呢?如果诸葛亮也在蜀地搞个改革,富国强兵之后,再找魏国算账,他又岂会屡屡因为军粮运输的问题而发愁?
改革是什么?就是人民还没有造反之前,政府通过种种手段,缓和阶级矛盾的一种做法。
有人问过我的政治主张。我的政治主张是:1、经济上“无为而治”,政府的作用一是保障市场经济的公平、公正、公开。二是防止垄断和生产过剩。
2、政治上保障舆论自由。只有舆论自由,才能保证政府高效廉洁以及司法独立。
3、由国家财政保障人民能得到充分的教育和医疗权利,从而提供国人的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继而形成理性社会与个性公民。
至于军事和外交,这个需随机应变。
不要小看我这上面的三条主张,事实上,无论哪个国家要实现这三条主张,都是需要付出血的代价的。
谁来流血呢?改革家们!
其实改革并不难, 难的是有人愿意为改革牺牲!纵观商鞅、王安石、张居正等人的变法,其实流程无外乎就是:抑制豪强——开发经济——提高国防。这并不难做到。为人臣者,最想也最难做到的是福寿双全!
你以为像王安石、张居正这种天才级的政治家,他们没有考虑过变法失败的后果吗?
以他们的智慧,难道不知道福寿双全的好处?但是他们仍然愿意为国为民去做这些事情。他们愿意放弃自己甚至家人的福寿双全,去为天下苍生,以及那些反对他们的人的子子孙孙,做一些可能会让自己瞬间就被千刀万剐的事。这让我想起了地藏王菩萨的谒语:众生度尽,始证菩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其实,想改变世界很难吗?不难!关键就在于你有没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只要你有了这种精神,你自然会逐步在烈火中脱胎换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