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闲话西滢(1)

芳紫陌

这篇《闲话西滢》“有根”，缘自《西滢闲话》；不过绝对与那场笔战无涉。

　　笔者以为既是“闲话”，跑点野马才有趣，当以不失真为本。

　　——题记且容我娓娓道来——3年前我揖别编席，入盟“每月领取养老钱”、“常与朋友聊聊天”的退休大军，与文坛旧雨品茗把盏，纵论天地驰骋古今。

　　大家轮流做东，不胜其乐。

　　不知何时，形成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每每聚首，由当天的东家开题，做首席发言。

　　然后，大家七嘴八舌附议或抬杠。

　　丙戌岁暮，值我买单，诸公端起酒杯，一仰脖子后，我说了则徐志摩拿错鸳鸯谱的趣话：徐诗人一生为情所累，与张幼仪结婚后，又穷追林徽因。

　　无奈名花有主；又徘徊于陆小曼、凌叔华之间。

　　乃父徐申如对罗敷有夫的小曼不感兴趣，对待字闺中的凌叔华默许认可。

　　1924年6月，徐志摩名义上送泰戈尔去日本，实则是陪林徽因经日赴美留学。

　　回国后，下榻上海新新旅馆。

　　陆小曼、凌叔华双双来信，志摩把玩之后塞进枕头底下。

　　翌日上午徐父申如偕王受庆（王赓）来看志摩。

　　志摩知道父亲喜欢凌叔华，大献殷勤说：“叔华有信”。说着信手从枕下掏出一信递了过去。

　　徐父展读，在侧的王受庆伺机观光。

　　看着看着，志摩见王受庆脸色大变，拂袖而去。

　　志摩自觉不妙，掀开枕头一看，凌叔华的信仍躺在那儿，送上的是陆小曼！徐志摩方知闯了祸。

　　这王受庆是陆小曼的丈夫、徐志摩的朋友，1911年清华毕业后，先入哥大、普林斯顿大学，最后毕业于西点军校，1920年与陆小曼结婚，时为陆军少将，任哈尔滨警察厅厅长。

　　王见妻子致徐的信写得“情意绵绵”，不堪忍受，把陆召到上海，一番大吵，各不相让，旋由刘海粟调停，以仳离告终。

　　徐志摩也由此被逼上梁山，1926年10月与陆小曼结婚。

　　他们还给王受庆发了喜帖，王居然还送了一份贺礼，可谓不失君子之风。

　　我说完开场白后，有人说新鲜、刺激；也有人说我在糟蹋诗圣；更有人要我交代出处。

　　我据实相告，这是徐志摩表弟、儿时玩伴、台湾“国立图书馆馆长”蒋复骢晚年写的《徐志摩轶事》（见台《传记文学》第45卷第六期）。

　　我又拿出刚刚收到的《不容青史尽成灰》（刘绍唐著，风云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作佐证。

　　沉寂片刻后，诸公又抬杠了。

　　有人表示遗憾，凌叔华没能成为徐太太；有人表示惋惜，志摩娶了小曼，搭上了身家性命；也有人说，若没有徐、陆之恋，文坛就失色，不热闹了。

　　两杯下肚后，话题扯到凌叔华身上：《古韵》、珞珈三杰、曼殊菲尔、伍尔芙、朱利安·贝尔和《k》以及虹影的败诉……酒过三巡，话题转到凌叔华的夫君陈西滢头上，众人七嘴八舌：“陈西滢，他是被鲁迅骂出名的！”“骂出名的？你请铁嘴李敖骂你三天三夜，你请王朔在博客上骂你十年八年，你还是你！”“陈西滢一辈子不就一本《西滢闲话》嘛！”“花香不在多。

　　陈西滢一本《闲话》，就可入现代散文十大家！”“夫随妇贵，他的太太比他有名！”朋友们分成两派“杠”上了。

　　我当和事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最后在“有待历史评说”的共识中，我买单。

　　两个月后，又一轮聚会。

　　岂料，该轮东道主苏兄早有预谋。

　　一落座，他便宣布要把主发言权无偿转让给我，而且是命题作文：《闲话西滢》。

　　理由是我为陈、凌编过散文合集《双佳楼梦影》，与他们的女儿陈小滢有过从，与他们的老朋友苏雪林、萧乾熟悉，耳闻多。

芳紫陌

杜若 发表于 2012-11-29 15:34
等更新

{:soso_e178:}好了，谢若儿提醒！

杜若

等更新

我是潜水的

芳紫陌 发表于 2012-11-28 21:26
潜水，这就把他们的关系摆上来！

好啊，我等着呢。{:soso_e112:}

芳紫陌

色妞妞 发表于 2012-11-28 11:29
是胡续冬写的不？

不是，是张昌华。

芳紫陌

色妞妞 发表于 2012-11-28 11:09
这个作者有趣儿。
字写得活泼。

{:soso_e113:}是，也是读着耐看，所以转来！

芳紫陌

我是潜水的 发表于 2012-11-28 09:50
我还以为徐志摩和凌叔华的感情是纯真的友情呢，凌好像只当他是知己。

{:soso_e178:}潜水，这就把他们的关系摆上来！{:soso_e112:}

芳紫陌

杜若 发表于 2012-11-28 09:11
读

{:soso_e178:}问好杜若！

我是潜水的

我还以为徐志摩和凌叔华的感情是纯真的友情呢，凌好像只当他是知己。

杜若

读

芳紫陌

我万不情愿我父亲是‘夫为妻贵’，我父亲之名誉决不是靠我母亲吹出来的。”小滢建议取陈、凌珞珈山住所“双佳楼”为契点，“用《双佳楼梦影》比较合适……那绝对比‘爱山庐’好过百倍，如用‘爱山庐’而包括我父亲，我是绝对不答应的。”（同上信）我觉得她说得极有道理，便采纳了。

　　还接受她的建议，收了1945年陈西滢偕萧乾拜访英国大文豪福斯特的日记，那是第一次发表。

　　后来，我与陈小滢谈到她母亲的自传《古韵》，她强调“其实《古韵》不是自传，而是自传体小说，比如在书中她说她是‘最小’的孩子，但我十四姨还健在，在美国旧金山，是同父同母的妹妹。”小滢是位十分通达的女性。

　　她尊重历史，但绝不准歪曲历史。

　　旅美作家虹影的小说《K》在台湾出版。

　　该书影射凌叔华与朱利安·贝尔的婚外情，且下流之极，影响十分恶劣。

　　谁人管得身后事，唯靠子裔岂有他？远在伦敦的陈小滢，曾请她的友人寄我一册台版《K》，让我评判，并征求对策。

　　她对笔者说：“凌叔华与朱利安有过短暂的婚外情，但两人通信甚为纯洁，并无淫词浪语。”陈小滢愤而挺身，以损害父母名誉为由，将作者虹影和相关报刊告上法庭。

　　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金钱，最终胜诉，维护了父母的名誉。

　　一度蒙羞的陈西滢总算可安心长眠九泉了。

　　然而陈西滢、凌叔华在九泉下睡得也不安心。

　　陈氏墓园在无锡胡埭地区，除陈西滢夫妇外，那儿还葬着陈小滢的祖父母、二叔陈洪、大姑陈浣、小姑陈汲（竺可桢夫人），她每年都回国祭扫。

　　可是，近年来当地驻军准备征用墓园，扩建为球场，幸被无锡太湖文化研究会调查组人员发现，未得实施。

　　有关方面认为陈西滢、凌叔华是无锡的文化名人，他们的墓园应予保护。

　　目前该墓园已被文物局列入市级文物单位，定期清扫、整理，以存史迹。

　　历史终究得到应有的尊重。

　　征引及参考书目：陈西滢：《西滢闲话》，新月书店，1926年版。

　　苏雪林：《苏雪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浦薛凤：《文章，思想与品格》，台湾《传记文学》，第80卷第四期。

　　梁实秋：《悼念通伯先生》，台湾《传记文学》，第17卷第一期。

　　陈纪滢：《陈通伯先生的一生贡献》，台湾《传记文学》，第16卷第6期。

　　黎明、林太乙：《忆念通伯先生》，台湾《传记文学》，第17卷第1期。

　　郑丽园：《如梦如歌——英伦访文坛耆宿凌叔华》，台湾《联合报》，1987年5月6、7日。

　　洛文：《文坛沧桑一红颜——凌叔华与陈西滢、朱利安二三事》，《星岛日报》，2002年12月14日。

　　温源宁：《不够知己》，岳麓书社，2004年版。

　　陈群：《李四光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逄先知：《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陈小滢致笔者的信数封。

芳紫陌

大概西滢先生顾虑较多，没作回应。

　　陈西滢有中国传统文人的品格。

　　他爱国不让人后。

　　凌叔华说：“抗战时，他在重庆为《中央日报》撰写骂日本的文章，这些社论很受人注意。

　　陈先生善于用犀利的字句批评时势，所以他很过瘾，但可把我害惨了。

　　因为当时我回北平替母亲办丧事，我三番两次嘱他以笔名发表，他就是不听，结果害我在北平一年时间，日本北平特务、宪兵等，不时来探我回北平的真实目的，还要我写信给陈先生叫他来北平……反正惹了不少麻烦！”陈西滢的女婿秦乃瑞（John Chinnery）博士是英国研究鲁迅的学者，50年代初曾留学北大，曾任爱丁堡大学中文系主任、苏格兰中国友协会长。

　　秦乃瑞和陈小滢给儿子（Colin Chinnery）起中文名为秦思源，这“源”字据小滢告诉笔者，一是父名；一是饮水思源，不忘中国这个根。

　　秦思源伦敦大学毕业后，供职于伦敦大英图书馆，后到英国驻华使馆，从事中英文化交流工作，现为北京尤伦斯国际艺术中心副馆长兼策划部主任。

　　仅凭女师大学潮事件，定陈西滢为“反动文人”，实在有失公允。

　　改革开放后，《西滢闲话》由多家出版社不断再版，学界对他的评论渐趋实事求是，中肯了许多。

　　毋庸讳言，陈、凌的家庭生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不愉快的或曰不和谐的。

　　据陈小滢说：“母亲凌叔华是一个十分内向的女人，自己的事一向不对人说，这大概与她出身大家族，兄弟姐妹众多，她自己排行第十有点关系。”而陈西滢性格内敛，寡言，在好多问题上两人缺少沟通。

　　小滢又说，好在“父亲陈源是个老好人，宽怀大度，每能原谅别人。”以至到最后仍保持了家庭的完整。

　　陈西滢虽然自幼就受西方教育，但中国伦常礼教在他身上的印迹很深。

　　陈小滢告诉笔者，“陈氏家族很讲孝道。

　　大姑陈浣原在天津女子师范上学，为照顾生病的祖父中断学业。

　　祖父病重时，大姑真的割股煎汤侍亲。

　　祖父的病竟奇迹般好了。

　　大姑终生未嫁，侍奉奶奶到终老。”陈西滢很注重“孝于父母，笃于友人”。他是出名的孝子。

　　抗战时，陈父在南京，受日机轰炸，惊吓而死。

　　陈时在武汉，在家中设灵堂，不烦友人吊祭，独自早晚焚祭。

　　之后，陈西滢把母亲和一个信佛、以事母为终生职志的姐姐陈浣接到家中同住，又一同入川。

　　战乱岁月，物资奇缺，学校常发不出工资，一家五口生活十分困难，锦衣玉食惯了的凌叔华自觉狼狈，与婆婆、姑子之间不时发生口角，以致同住一屋，不同桌吃饭，陌如路人。

　　凌叔华晚年袒露：“所以我常说，我为生活，家族的牺牲，实在不公平，唉……”在四川，陈西滢母亲去世，他哭得像个孩子。

　　别人问他后事怎么办，他说自己方寸全乱，但千万不要委屈苦了一辈子的老人家。

　　不几年，老姐姐陈浣去世，尸陈榻上，陈西滢见姐姐闭合的双眼忽然睁开，大惊。

　　他俯身贴在家姐耳边，用无锡土话告诉阿姐：阿姐不肯闭眼，必是为了老母停厝异地，放不下吧。

　　抗战胜利后，我一定要将老母和阿姐的遗骨运回故乡安葬，现在请阿姐安心归去吧。

　　（后践诺。

　　笔者）这时，陈浣的双眼果然缓缓阖上了。

　　据苏雪林说，她等在侧吊唁的人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1996年我为陈西滢、凌叔华编散文合集《双佳楼梦影》，始结识陈小滢，十多年音问不断，多次晤聚深谈。

　　从中察觉出父母在她心的天平上的位置。

　　当初这本书的编者丁帆先生，就书名拟用凌叔华名作《爱山庐梦影》。

　　我告知小滢后，她提出自己的看法：“总之，我希望你把书名改换了，因为我父亲的文章并不比我母亲差，更何况当年是我父亲在北大任教时，我母亲还在燕大当学生，去追我父亲的。

芳紫陌

他讲话一向缓慢，每隔三、五句就要‘这个…这个’一两次，但是我们后来觉得‘这个……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像无声的音乐，在那刹那之间，我们会忽然有所领悟，那份喜悦是难以形容的。”在联合国任职期间，陈西滢以读书人的头脑周旋在政治家之间，实在力不从心，难以成事。

　　国民党政府每月给他薪金500美元，而陈西滢主动要求降为300美元，此待遇在使馆一秘档次之下，为此凌叔华和他大吵一场。

　　当时教科文组织的办公机关在巴黎，这点工资他无法生存，只好把家迁往费用较低的伦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西滢在教科文组织的处境更为狼狈，因为一旦确定大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台湾在此将被驱逐。

　　陈西滢高度紧张，为维护台湾的权益费尽心机，“四处拉票，几近绑架”。尽管他使出浑身解数，也不能抵挡历史的脚步。

　　法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一年后，陈西滢无奈地搬出乔治五世大街11号的教科文组织办公处。

　　台湾方面责其不力、无能，后来连津贴也不发了。

　　1959年陈纪滢等赴法兰克福出席国际笔会，陈西滢鞍前马后地忙碌。

　　那时，陈居伦敦亚当姆森14号一老式房子，凌叔华曾一度到新加坡教书，女儿也不在身边。

　　陈纪滢说：“家中凌乱，与在珞珈山时代的小洋楼书斋相比，大有天渊之别。”目睹陈西滢捉襟见肘的困境，代表们以囊中的款项相赠，“藉求心安”。陈西滢先是婉拒，经代表们再三央求，他才收下，羞愧地说：“你们太客气了”，“似乎多了点”。如此落魄，叫人心酸。

　　试想一向潇洒、素有绅士风度的陈西滢，倘衣食能周，他是绝对不会伸手接下朋友们的惠助的。

　　那段时日，陈西滢在艰难竭蹶之中，仍勉力工作，推动中外文化交流。

　　他积极在伦敦、巴黎间游走、说项，促成张大千的画展，“使欧洲艺术界首次认识张大千先生的不凡造诣。

　　大千先生其后在法国南部会见毕加索，彼此赠画，成为中西艺术界的美谈，实种因于通伯先生的推介。”鲜为人知的是，威尔斯（H.c.wells）撰的《世界史纲》，有关亚洲的史料都是陈西滢提供，并有署名。

　　陈西滢乐于助人。

　　手头宽裕时，曾借给熊××相当一笔数量的钱，后来手头拮据，写信给熊请他还钱；而熊竟复了“爱莫能助”4个字，弄得陈西滢哭笑不得。

　　一个朋友为儿子到英国读书筹款，要卖齐白石的3幅画，找不到买主。

　　陈西滢帮他去找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终成人之美。

　　鲜为人知的是，李四光当年秘密回国，陈西滢是出了大力的。

　　李四光回国前夕，台湾国民党“外交部”密令“驻英大使”郑天锡，要李四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协委员职务，否则扣留。

　　陈西滢截获这一密令，冒着危险给李四光打电话，使李四光赢得一天时间，只身到了法国。

　　1949年12月25日，李四光由热那亚启程，秘密回国。

　　每每当朋友们称赞他嘉惠友人时，“他会慢慢地把烟斗从嘴里拿下来，一面摇头，一面腼腆地说：‘我没有做什么，主要还是要靠他们自己。

　　’”“他从不领功，他就是这么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性主义者。”陈西滢性清高、内敛。

　　他当年在英曾获博士学位，苏雪林与他在武大共事十余年，都不知他有此衔，直到台湾文星书店为陈西滢出书作介绍时才知道。

　　苏说这并不是他过度谦虚，是孤冷的不屑，是他英国绅士修养之一端。

　　陈西滢有两大喜好：藏书和收藏烟斗。

　　武汉岁月，藏书很多，他对书的印刷、装帧都不感兴趣，因此他的书多为“二手货”。他认为买书是为了“读”，不是为了“看”。他特别喜爱三位作家：简·奥斯丁、H.G.威尔斯和阿纳托尔·法朗士。

　　夏志清教授在2004年致笔者的信中曾说：“中国最有资格写欧美八大家的是陈西滢。”1950年11月，陈西滢的老友徐悲鸿曾致信于他，希望他能早日回国服务。

芳紫陌

其女陈小滢亲口告诉笔者：“父亲也认识到他的性子太直，有话就说，有时得罪了人，自己还不知道。

　　但他对人没有坏心。”又说，她最欣赏父亲那篇名为《利害》的杂文，尤其是“中国人只讲利害，不讲是非”，简直可称为父亲的名言。

　　然而，大家都认为“他说话外貌乱石似的粗糙，那核心里往往藏着直觉的纯朴。”笔者问过苏雪林，陈西滢的为人如何，她说“厚道”。也曾问过他的老友萧乾，萧直说“好人，好人”。陈西滢的胞弟陈洪（次仲）96岁时致笔者的数封信中都称“家兄为人厚道，精文墨有才气。”陈西滢的厚道、率直，由对鲁迅作品的品评上可见一斑。

　　他与鲁迅交恶之后，写新文学运动以来的10部著作时，只选了两个短篇，一为郁达夫的《沉沦》，一为鲁迅的《呐喊》。

　　他评时有敬意也有鄙薄：“鲁迅先生描写他回忆中的故乡的人民的风物，都是很好的作品。”在批评（有些作品，笔者）时指出“还是一种外表的观察，皮毛的描写。”后又说：“到了《阿Q正传》，就大不相同了。

　　阿Q是一个type，而且是一个活泼泼的人。

　　他是与李逵、鲁智深、刘姥姥同样生动，同样有趣的人物，将来大约会同样不朽的。”但话锋一转：“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的其余的文章。”接着便数落鲁迅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作为评论家，他的可贵之处在于用一杆秤称世人。

　　立论为公。

　　陈西滢评论好友徐志摩的作品，在肯定他的文字贡献的同时，也尖锐地指出艺术上的毛病：太无约束，堆砌辞藻。

　　对徐的译作《涡堤孩》，责其不忠于原著，批评他“跑野马”。令人刮目或起敬的是1928年版的《西滢闲话》，陈氏将与周氏兄弟辩论的文字尽行删除，致后来《西滢闲话》由梁实秋提议、洽谈在台影印时，陈氏仍坚持删去了。

　　梁实秋说：“只是时过境迁，对象已不存在，他认为无需再留痕迹，这是他的忠厚处。

　　以视‘临死咽气的时候一个敌人也不饶’的那种人，真不可同日而语了。”有人评论说，陈西滢的这种作风，颇有伏尔泰的“我和你意见不同，可是我宁可牺牲我的生命也要保护你发言的权利”之风。

　　陈小滢说，父亲告诉她，在30年代初的一次文坛聚会上，他与鲁迅邂逅，两人还礼貌地握了一次手。

　　陈西滢当官时忠于职守，“具有优秀管理人员的品质：稳健、清醒、见识。”“太尽忠职守”，太注重操守。

　　陈西滢任武大文学院院长期间，为避人闲话，硬是不让凌叔华到武大教书。

　　温源宁评论说：在武大“他主持学院很有见地，他的学院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同类院校佼佼者。”1932年前后，作为文学院院长的陈西滢，经常在“纪念周”上发表讲演。

　　他的讲演，不讲高头讲章，不谈空泛大道理，而是贴近大学生生活的实际，具有鲜明的指导性。

　　诸如《怎样做笔记》，他不仅在理论上阐明做笔记（听讲笔记、读书笔记）之重要，而且以某成功名人活生生的例子作为佐证；同时传播行之有效的经验、灵活多变的方法。

　　在《谈学习外国文》中，强调要打破闭关自锁，必须要学外文，这样才能汲取西方的文明。

　　还别出心裁地提出学外文的四字诀：“看、读、说、作”。教导学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读外国文的器具（啃字典）。

　　在1934年的《读书与环境》中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学校在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时期中，创造出这个环境来，不可不说是个异数。”要学生加倍珍惜，不负国家、社会的厚望。

　　陈氏的讲演，神游八极，思接古今，信口征引古今中外名人的经典故事，语言幽默，深受学生的欢迎。

　　他的高足、作家吴鲁芹在回忆听陈氏授课时说：“通伯先生讲学是清谈式的，那时教室的布置太简陋，太军事化，我总觉得他应该有张舒适的坐椅，佐以清茶烟斗，那样就真的红花绿叶相得益彰了。

芳紫陌

1969年中风，手脚不灵便，健康状况如江河日下。

　　1970年3月29日告别人世。

　　陈西滢是个人物。

　　对他的逝世，英国《泰晤士报》还发了悼词，称：“陈西滢的逝世，使我们在英国，丧失了一种与现代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一段时期仅存的联系。”（《泰晤士报》1970年4月14日）凌叔华本想葬陈西滢于台湾阳明山，与他的老友胡适、傅斯年、罗家伦做伴。

　　讵料，阳明山公墓拥挤不堪，要“按号分配”，进入无门。

　　凌叔华不得不将陈的骨灰存放在伦敦一家殡仪馆20年。

　　1986年凌叔华第二次患了不治之症，癌细胞已转移到脑部和骨骼里。

　　她既不肯住英国医院，也不肯住女儿家。

　　小滢夫妇无奈，通过好多关系把她送进北京石景山医院，在那儿度过她生命的最后岁月。

　　小滢夫妇和外孙秦思源抬着她逛了北海公园和当年的史家胡同旧宅。

　　1990年5月22日，凌叔华在北京逝世。

　　中国外交部、对外友协、英驻华使馆、中国作协等单位以及邓颖超、冰心和巴金等送了花圈。

　　当年，陈小滢将父母合葬于无锡惠山脚下祖父生前置下的陈氏墓园，并重新修葺了一番。

　　陈西滢毕生著述不丰，除《西滢闲话》外，译过《梅立克短篇小说集》和《少年维特之创造》（由德文译，于郭沫若之前）。

　　有人说他“眼界太高，写作态度变得十分矜重”，惜墨如金，有述而不作的绅士风度；也有人说他才思不敏或太忠于本职，无暇撰述。

　　陈西滢自己说过：“我这把刀，即使有，早就在刀鞘里锈住了，我怎么也拉它不出来。”以致苏雪林大发感慨：“让他那柄犀象、断蛟龙，寒光射目的宝刀，永远锈在鞘子里，我觉得太可惜了啊！”对《西滢闲话》，老友浦薛凤说：“思想精卓”、“不拾牙慧，不取皮毛”、“凡新立论均一本唯美唯真唯善之宗旨，发挥其不新不旧而亦新亦旧，不偏不倚而亦中亦庸之道理。”梁实秋说“陈西滢先生的文章晶莹剔透，清可鉴底，而笔下如行云流水，有意志从容和趣味。”徐志摩说“陈的文章很像19世纪法国文坛巨匠法朗士”，说他学法朗士“有根”。温源宁说陈的评论文章和讽刺，令人想起“晴朗而寒冷的一天，一只小猫在草地上跳来跳去，戏耍着一只老鼠的情景”。有趣又冷酷，真形象生动。

　　唯“一根筋”的苏雪林在悼文中直言：“以今日标准来衡量，有些文章也不见如何出色呢（恕我对死者的不敬）……（时事文章，笔者）当时竞相传诵，时过境迁，便索然寡味。”对陈西滢的为人，不说对立面的评论，即令他那圈子里的人也稍稍有别：“通伯兄从容不迫，潇洒风流，对别人则和蔼可亲，胸无城府，对事则严正不苟，负责认真。”（浦薛凤）“他那脸上有点凶相”，“（人们）只能是对于他那双眼睛的记忆：清澈、漂亮、缺乏善意。”“有话说时他可以滔滔不绝地讲，没有话说时他宁可保持沉默。

　　不轻发言，言必有中。”（梁实秋）又倒是苏雪林能“一分为二”，说他是“外冷内热”。说陈氏口才不好，期期艾艾半天才挣出一句，但说俏皮话、讽刺有名，幽默，好开玩笑。

　　某年夏，他见袁昌英着一身白衣履，上下一打量，说，“奇怪，武大医学院尚未成立，白衣天使倒先飞来了。”袁昌英有时奖励学生太滥，赞一位自命为诗人的学生的一首长诗：“这首诗写得这么缠绵婉转，嫦娥读了恐怕也会思凡下界，何况人间女郎？”陈氏不以为然：“我想你劝劝你那位高足，且莫把这首诗发表，替我们留下这个清辉万古的月儿罢！”袁昌英不解，陈西滢说“（怕）后羿先生一怒之下，又要来弯弓射月哩。”苏雪林称他是嘲谑、讽刺的“爱伦尼”（irony）。

　　连凌叔华也说：“陈先生是不太夸奖别人的，但却善于批评，你要想他说句好听的话，比打他一顿还糟糕。”使得凌叔华也不敢让他做自己作品的第一读者，怕他泼冷水。

芳紫陌

　　他此语一出，众人起哄。

　　恭敬不如从命，我便打开了话匣子。

　　信口胡说，语无伦次。

　　笔者姑妄言之，在此复述；读者姑妄听之，一笑了之。

　　陈西滢（1896—1970），名源，字通伯，西滢为其笔名，江苏无锡人。

　　其父陈育，字仲英，是读书人。

　　早年在乡间开办小学馆，家境较贫寒，后在上海帮廉泉（廉南湖，义葬革命女侠秋瑾的吴芝瑛的夫婿）创设文明书局。

　　陈西滢从上海南洋公学附小毕业后，受表舅吴稚晖的鼓励与资助，于1912年负笈英伦。

　　在伦敦修完中学课程，先进爱丁堡大学，后入伦敦大学研习政治、经济。

　　在英求学期间，生活十分艰辛，经常“吊锅”。“我父亲在英国读书时，常常没钱吃饭，后来得了严重的胃病，就是当时饿出来的。”（陈小滢1998年2月21日致笔者函）十年寒窗终获博士学位。

　　1922年他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时年26岁。

　　1925年，诗圣泰戈尔访华，陈西滢担任接待工作，恰适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凌叔华被学校选派为欢迎泰戈尔的学生代表。

　　凌叔华（1900—1990），原名凌瑞棠。

　　父凌福彭，与康有为是同榜进士，并点翰林。

　　她是其父与三姨太生的女儿，明眸皓齿，柳眉樱唇，是典型的东方美人。

　　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极富才气，与林徽因、韩湘眉、谢冰心并称“四大美女”。她在天津师范读书时与邓颖超同窗，比许广平高一年级，均有情谊。

　　陈西滢、凌叔华由此相识，以致后来有人戏称，泰戈尔是他们的月老。

　　两年后，陈西滢与王世杰、杨振声、杨端六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陈西滢负责《闲话专栏》。

　　在其后三四年间，他在《闲话》专栏上发表一系列杂文，涉及政治、文化和教育，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豪气干云，结集为《西滢闲话》。

　　福兮祸兮，他也由此得了一顶“反动文人”的帽子。

　　《现代评论》创刊不久，凌叔华在刊物上发表了成名作《酒后》，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

　　在陈西滢的鼓励下，凌叔华勤奋笔耕，在《晨报副刊》、《燕大周刊》频频亮相。

　　新月书店、商务印书馆为她结集出版了《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等，一时声名鹊起。

　　徐志摩十分欣赏凌叔华，评论其作品是“最怡静最耐寻味的幽雅，一种七弦琴的余韵，一种素兰在黄昏人静时微透的清芬。”凌叔华后来的英文自传体小说《古歌集》（即《古韵》）在海外引起轰动。

　　夏志清在《现代中国小说史》中评价说：“从创作才能上讲，谢冰心、黄庐隐、陈衡哲、冯沅君、苏雪林等几位，谁都比不上凌叔华。”陈、凌因文会友，以文结缘。

　　在清纯而又微浊的爱河中浴了3年后，结成连理。

　　1929年5月，陈西滢应好友王世杰之聘，接替闻一多出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

　　凌叔华作为家属随往，寓美轮美奂的珞珈山下，独享一幢绿树掩映的小楼，陈西滢命为“双佳楼”，意蕴涵深。

　　凌叔华与近邻袁昌英（杨端六夫人）、苏雪林（张宝龄夫人）同为文坛圣手，被誉为“珞珈女三杰”，名噪一时。

　　1931年凌叔华得一女，名小滢。

　　1940年岁末，由国民党元老、表舅吴稚晖推荐，陈西滢蝉联二、三、四届国民党参政会参政员。

　　1944年陈西滢只身赴伦敦，受命主持中英文化协会，后又被国民党政府派任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常驻代表。

　　凌叔华与女儿小滢后往。

　　当时陈西滢的办公室设在中国驻法大使馆原址，乔治五世大街11号。

　　法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后，法当局令陈西滢迁出。

　　陈拒迁。

　　当局遣警察强制执行，情急之下，陈血压陡升，心脏病发作，昏死过去。

　　后被成功抢救。

　　出院后，陈西滢身心交瘁，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辞呈。

　　获准后回伦敦休生养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