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承传———读古歌谣谚记（6）：读《桓帝初天下童谣》

坏菜

小麦青青大麦枯，

谁当获者妇与姑。

丈人何在西击胡。

吏买马，君具车，

                                        请为诸君鼓咙胡。
    读张养浩的小令《山坡羊·潼关怀古》，总忘不了结尾处充满愤激的两句话：“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老百姓不招谁惹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食其力，却不幸总是与苦难形影相随，总是处于被驱使、被奴役又而孤立无援的境地，人世间的种种艰难困苦，似乎注定要由他们来承担，他们是苦难而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无望的愤恨与不平化作谣谚在民间顽强地流传，这些辛酸悲愤的歌谣才是硬道理，才是真正的历史，它胜似任何粉饰与造作，它们如一枚枚坚硬的钉子，钉在历史的大船上，透过这些钉子，人们可以迅速地触摸到那些真实跳动的脉搏，窥察到令人震惊的画面。

    上面录下的那首童谣载于《后汉书·五行志》，汉桓帝元嘉（公元151---153年）中，凉州的羌人部族屡屡反叛，“南入蜀汉，东钞三辅，延及并、冀，大为民害”，而汉朝的军队，屡战屡败，并且越是失败，越是更多地征调兵卒，老百姓陷入深深的苦难之中。男子汉们都去打仗了，田里的麦子无人照理，妇女们在心急火燎地收割，这是一幅悲惨的画面。汉廷对付羌人的军事行动不仅波及到贫困的农民，而且使一些官吏也难逃干系，他们也必须自己买来战马和车辆支援前线，这些沉重的负担引起了广大百姓及其官吏的不满，但他们也只能在私下里嘀咕嘀咕，无奈地相互诉说诉说。
    史载，从公元140年起，羌人军事集团向东已扩张到中国内地，羌人不断大规模地袭击汉廷的京畿地区，汉王朝的边境地区不得不部分或全部地放弃给羌人和其它部族，安定和北地完全由凉州撤退到关中地区特别足以表示羌人威胁的严重性。在这种情况下，京畿地区成了事实上的边界，到公元168年从河套地区的云中、五原到甘肃的汉阳都落入羌人之手，由此可以看到羌人已对汉王朝的统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于是一批又一批的农家子弟被武装起来，调往前线与羌人作战，但汉廷的劳师并未取得什么象样的战绩，相反，国弊民穷，士兵死伤无算。
    为了更加了然地弄清这首歌谣产生的背景，这里引用《后汉书·西羌传》中有关汉廷状况的两条记载。其一，汉元帝元初五年（公元118年），“自羌叛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240余亿，府币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其二，公元145年，“自永和羌叛，至乎是岁，十余年间，费用80余亿。诸将多断盗牢禀，私自润入，皆以珍宝贷略左右，上下放纵，不恤军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此时的汉廷国力衰微，政治动荡，军事腐败，被征调的士卒如砧上之肉，处境非常悲惨。那些已化为白骨永远也回不了故乡的士兵冥冥之中把一种悲伤的情绪传给了他们的亲人，而他们的亲人在另一个不见硝烟的战场上正在为农事艰苦劳作，她们是多么希望这些体格健壮的男子汉挥汗于家乡的田间地头啊，这些歌谣事实上在以另外一种方式悲惨而愤怒地叫喊：把我们的丈夫还给我们吧，我们要安宁的生活！但没有人听见，更没有人站出来替她们说话，她们的苦难一直没有尽头。多少年过去了，没有人知道她们是谁，她们与苦难一道走完生命的旅程，唯一留传下来的就是这首歌谣，一个经历苦难的见证，一份血泪斑斑的诉状。
    往事越千年。公元1958年，共和国元帅彭德怀在平江县作调查访问，12月22日早晨，两位老人暗中偷偷递给他一张字条，上面写道：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这位钢打铁铸的汉子读后非常痛苦，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是群众多么沉痛的呼声！”他决然要为人民鼓咙胡，他马上给党中央写信，建议减轻老百姓负担，把当年的征粮从1200亿斤减到900亿斤，之后便是庐山上万言书，再次为人民鼓咙胡。他把给群众说话、减轻群众的重负当做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虽因此屡遭迫害而百折不回、至死无悔。共和国的老百姓啊，毕竟还有犯颜直谏的开国元勋为之“鼓咙胡”啊！有此铿锵有声的硬言硬语，即使暂时没有改变那种苦难的局面，也青天有盼，于心有安呀！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曾被誉为“天府之国”的四川，在李井泉的书记任上，“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一千万人！他弄虚作假，为博得上级欣赏，拼命向外省调拨粮食，致使四川有的村一个人不剩，全部饿死。出现了如此的惨剧，他却把消息封锁的如此严密，连一首歌谣都传送不出去，这种专制的魔掌是多么灭绝人性呀！苦难的四川人民呀，你们在专制压迫下失语，但无论如何，不能忘记呀。
    两首谣谚历经1800余年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下穿越时空连接起来，中国的老百姓啊，苦难总是一脉相承。面对苦难，他们是那么容易沟通，几乎不需要任何言语，他们承受、挣扎、呼喊，并用最简单的方式使苦难流传，告诉后人一个又一个惊人相似的场面，提供一份又一份苦难承传的档案。后世的“明君圣主”啊，在宣扬自己功德的同时，可莫忘记那些流落在野的歌谣，它们的传承要比任何雕琢粉饰的颂辞更长远，它们是神话的破灭者，是现状的实录，是孙悟空洞烛一切的火眼金睛。

    （参阅《史记》、《彭德怀传》。李井泉事参阅07年1期《随笔》王思睿：《了解真相的难与易》）

牛鲜花儿

听我爸爸说的，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家里隔一堵墙就是生产队的大场院，里面堆满了粮食，老百姓没有一个人去偷去抢，宁可饿着。这就是所谓的愚忠吧？

坏菜

是啊，太可怕了！四川竟然饿死了那么多人，现在却被人忘记了

野花

政治真凶险可怕，

知音

老百姓就是蚂蚁。了解真相又如何？

信以为真

老百姓永远不容易

坏菜

   了解真相的难与易

       国人对于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历史，要想了解全部的真相，通常是非常困难的。譬如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网上就常常争得一塌糊涂。有人说是四千万，有人说是三千万，有人说是两千万，也有人说应当减个○，不超过两百万。由于官方一直没有公布权威性的数字，因此网民的争论时起时伏，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近读了原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的回忆录《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载《回眸当代四川要事实录》，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版），才知道当年即使是官方想要了解“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真相，也是困难重重。   

   

       廖伯康当年是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处于枢要位置，但他也很难得到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人数”的可靠数字。因为民政厅有一个数字，公安厅有另一个数字，两者相差了四百万人，竟然整整相差一倍。后来，他经过独立的研究，确认了一个数字，但要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中央，还要由几个“半勇敢分子”通过特殊管道才能实现。   

   

       受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鼓舞，重庆团市委的几位书记副书记商量后决心给中央写信反映四川省的真实情况。为了防止查对笔记，这封信是用打字机打的，团委副书记于克书为了更加保险起见，安排了一名哑巴打字员，决不可能说出去。托人从重庆带到武汉交邮局发出的信，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如此处心积虑地进行的“地下工作”，最终还是被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指令公安部门查获。   

   

       1962年6月，廖伯康到北京出席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期间，向老同事、老朋友向洛新夫妇、曾德林夫妇谈到四川的情况。“我说死了一千万以上啊！并对中央封锁，下情难于上达，许多情况不为中央所全知。这次小聚中的谈话，引起时任团中央候补书记兼办公厅主任曾德林的高度重视和深深忧虑，随即向耀邦同志作了反映。”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专门约谈了廖伯康，又安排他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直接汇报。“为了掩人耳目，团中央对我们这次汇报采取了一些保密措施，以调我参加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于克书是由团中央办公厅通知小组，说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也请了假。去之前我同于克书商量，全面情况由我汇报，涉及农村某些具体情况由于克书补充。在当时向党中央反映情况还要如此遮遮掩掩，形同地下状态，这说明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到了何种程度！当然我们也理解，这是团中央对我们的保护措施。”   

   

      《杨尚昆日记》下册1962年6月28日记载：“下午约重庆青年团二同志来谈话，谈农村工作问题，由三时到六时半。”谈话时有杨尚昆，中央办公厅的群工组组长、两位书记处工作人员（三个人作记录），加上曾德林、廖伯康、于克书，共七人在场。多年以后，廖伯康对杨尚昆说：“‘大跃进’时期提出一天等于二十年，我比‘大跃进’还要‘大跃进’，我当年只向你汇报了三个多小时却挨整了二十年。”   

   

       杨尚昆首先说：你们省里李大章、廖志高我都同他们谈过。重庆的廖苏华我也找她谈过，不过她不了解情况，谈不出什么来。我也找任白戈谈过，他有顾虑不敢讲真情。最近我还找了一位你们四川来京开会的省委部长谈，他环顾左右而言它，同我打太极拳，也不得要领。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四百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煤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鈎，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死了八百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然后他问廖伯康，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伸出一个指头说，四川的问题是这个问题，死了一千万人。“他问我，你这个一千万是怎么来的？我说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他说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我说我看文件和你看文件不一样，你看文件是备查性质，我看文件要贯彻执行，为了贯彻执行我就要研究文件。1962年5月，省委批转《省委行政机关编制小组关于全省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工作的意见（草案）》，规定各市、地、州要分别按照城乡人口的比例定编。这个文件本身很简单，但后面附有一个各个地区的人口数字及各地干部定编数。我一看，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六千二百三十六万，而另一个材料《户籍年报》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七千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我又说，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不止这个数字。杨尚昆问为什么？我说从1957年到1960年有个自然增长数；同时，1961-1962年上半年，全国都好转了，但四川却还在死人。”

   

       廖伯康举了几个典型例子：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到涪陵召开川东片区组织工作座谈会后到重庆，萧泽宽和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高兰戈请他吃饭。吃饭时问他涪陵死人情况怎么样？他说他们问了一下，全地区各县加在一起死了二百多万。1962年省委工作会议期间雅安地区的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还描绘说有的一个村死得一个人不剩，连埋人的人都没有了，只得派另一个村的人到这个村来埋人，这些埋人的人没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体力劳动，结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从其他的村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反映荥经县情况的这份简报按规定要发到各组，还应上报中央，但廖伯康刚看到就接到通知要收回去。杨尚昆当然就不可能看到这份简报了。“我说，四川死人最严重的地方，一个是雅安地区的荥经县，一个是涪陵地区的丰都县。……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死的人还应加上二百五十万，有文件可查的是一千万，再加二百五十万。我说，我认为这个数字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一千万。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并立即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旧式折叠账本式的本子，一折打开看了后说：‘就是你这个数字！’”   

   

     “告别时，我对尚昆同志说，今天我们反映的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建议中央派人去四川进一步深入了解。我还说，我们今天告别时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事希望保密，万一传到省里，我们便活不出来了。”“后来知道，我们向杨尚昆同志汇报后，7月2日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开会，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杨尚昆等参加。杨尚昆在会上汇报了四川的情况和问题，并反映了我们希望中央派人到四川进行深入调查的建议。小平同志说，按照他们的意见派人去。遂决定派一批司局级川籍干部以返乡探亲访友为名进行调查。派司局级干部到四川调查，也是我们当时的建议。因为部长一级的干部到四川要报告省委，司局级干部来不必上报，也不那么引人注目，可以自由找人谈话。当时杨尚昆也分管组织工作，他便要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在中央机关司局长一级的四川籍干部中提个名单。安子文专门在中南海西楼召开了一些部委党组书记会议，提出了一个十六人的名单交给杨尚昆。这次西楼会议是保密的，除参加者外，其他的部党组成员都不能告诉。后来到四川调查的是十七个人，多了一个唯一不是四川人的萧风。萧风原任人民日报社总编室副主任兼报社机关党委书记，当时刚调到中央办公厅任财贸组组长。”萧风行前，“杨尚昆和中办副主任、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分别与他谈过话，都说，四川农村情况严重，七千人大会时没有完全把问题揭开，会后有不少干部群众来信来访反映问题，因此中央要组织一些干部到四川了解情况。”但是，这些司局级干部的调查结果出来后，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扭转了政治潮流，本应受到惩处的人再度受到重用，搞调查的人和向他们反映情况的人则成为罪人，所谓“四川萧李廖反党集团”就是这么来的。   

   

        2002年下半年，廖伯康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与九十三岁高龄的萧风取得联系，并得到了萧风当年调查报告（《四川情况》）的底稿。这个报告记录了四川灾情的基本情况：   

   

       1958年以来的四年中，四川的人口、粮食、征购、生猪、耕牛都是大幅度下降。

   

       人口。1957年7300万人，一说是7175万人。1960年省委组织部批转各地编制时6200万人，再加上1961年、1962年春、夏荒死亡数，以及生死相抵，共约减少1200多万人，减少17%左右。

   

      粮食。1957年465亿斤，1961牟260亿斤，减少40%。

   

        征购。1955～1957年三年平均每年96亿斤。1961年65.5亿斤，约减少1／3。

   

        外调。1954年以来平均每年38亿斤。1961年原计划12亿斤，后改为上调4亿斤。

   

        口粮。1959年计划每人每天1斤。1961年后，规定贸易粮6两、4两（16两秤，下同），有600万人口的特别严重地区，每天只有2～3两。

   

        生猪。1957年2500万头，1959年底3000万头，1960年底1700多万头，1962年7月1030万头，比1957年减少40％，比1959年减少约2／3。

   

        耕牛。1957年515.5万头，1959年556.3万头，1961年469.5万头，1962年5月底452万头，比1957年减少12.3%，比1959年减少18.8％。过去每年出生小牛40多万头，近两年平均每年少生20多万头。

   

        以上数字，除人口减少外，都是从省委历次的讲话、指示等文件中摘出的（按：萧风当年共查阅四川省委下发的362份文件）。

   

       ……至于非正常死亡率的数字，据说“因为保密”，“因为讲了小资产阶级害怕”，各方面都不了解。四川的同志们反映，死人多的主要原因：一是高指标，大改耕作制度，造成大减产；二是高估产，大压口粮标准；三是执行标准政策“左”，扣得死，转得慢。   

   

       当时，连中央书记处的邓小平、杨尚昆都难以全面掌握农村的真实情况，需要采用秘密派人微服私访的方式来了解真相，就更不用说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里的普通市民了。很多地方的红卫兵、造反派对于“走资派”的满腔愤怒，是由于他们在运动中了解到一些大规模饥馑与饿死人的情况。譬如笔者所在的中学，是在一位校工上台控诉他家在三年困难时期的悲惨生活而校方没有给予任何帮助时，气愤的初中生才开始打校领导的。四川的造反派特别痛恨李井泉（大跃进时期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晋升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因为1959年、1960年的时候，他为了讨好最高层，在四川已经饿殍遍野的情况下，还慷慨地向外省大批调运粮食，加剧了四川的灾情。当然，红卫兵、造反派对于历史真相的了解还是非常有限和片面的，否则，他们就不会只把怒火发泄到“走资派”身上同时又盲目地崇拜这场“人祸”的始作俑者。不过也有少数例外。原“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司令、北京地质大学“东方红公社”头头朱成昭，在与被他们从四川押回北京批斗的彭德怀促膝长谈，并看了彭随身携带小箱子里的一套绝密材料后，就成了彭德怀的拥护者和毛泽东的反对者。据说文革结束后，上面曾准备树两个反文革的典型：一是死去的张志新，二是活着的朱成昭。但是最后被叶剑英一笔勾去，因为朱成昭曾经和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有过一段无果的恋情。   

   

       时隔四十多年后，寻觅当年大灾难的真相似乎更加困难了。但是，廖伯康回忆录其实已经指出了走出历史迷宫的路径。首先，虽然由于最高领导人的蓄意掩盖和压制，当年各地都没有上报正式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但是，在各种各样的内部文件中不难找到相关的头绪和线索，只要像廖伯康、萧风那样作一番认真的梳理，再由专家对所得数据进行适当的审核与推断，就可以得到各个地方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其次，由于保密期已过，现在可以把“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将那个“旧式折叠账本式的本子”中的数字公之于众了。这套数字是当时杨尚昆领导的中央办公厅通过各种明察暗访得来的，尽管不一定完全准确，但可以与根据各地内部文件整理出来的数据相互参照。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肯下功夫，解开“非正常死亡人数”之谜并非难以企及。而让国人了解历史的真相，有助于今后防止发生各种新的“人祸”。

   

   

    （原载广州：《随笔》，2007年第1期）

斯徒乱码

与采薇之哀，黍离之悲一脉相承罢。颇不如《诗经》之雅。

坏菜先生这样的帖子，在所谓的文学论坛很少见。如何关联解读且不论，单是这种认真做学问的态度就令人十分佩服了。

强烈支持。

野妞

先沙发再看，这样的文得细品才有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