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大脸猫 于 2014-4-27 11:27 编辑
文/归隐宋朝
有时候,我真不知道还用什么拖拽住旧日的时光,当所有的建筑、街道和人们的行为习惯都被轻而易举的颠覆之后,你所能做的只是一些被当下的年轻人嘲笑的有气无力的追忆了。我的生活的意义如此,就连一些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口舌之欲也是如此。
对于吃喝,我总是有一种特别的情绪参加进去,那些植根于记忆之中的种种香味儿,似乎从未在味蕾产生兴奋之后消失,只要再见到某种类似的菜肴就会引发一次“比较作用”,当然记忆里的那些美味会很自然的更胜一筹。
记忆中,我爷爷就做过一回菜,做得大费周章。那是对越自卫反击战以后,大量的援越物资转为内销,我记得我家买了好多“爱国肉”。我爷爷在房前(平方,套院)的空地上特意用三块立砖做了一个简易的土灶,架上一口日本锅(伪满时传下的,中间带沿儿,正好卡在砖上)炖大块猪肉,不放水也不添汤,微火虚炖了三个多小时,那个香味儿和入口即化的感觉令我终生难忘。
上小学时,我放学经常在离家两站地的五商店站下车,当然这得取决于我的口袋里有没有五分钱。现在的北国之春大酒店原址是重庆路饭店的炒菜部(沿重庆路的南侧一趟二层楼房),对着十字街口有一座语录墙,它的背面有一间国营小店单卖麻圆。五分钱两个。每次我都是紧捏着已经渗出油渍的油皮纸袋穿过两条街回家,与弟弟分享依然滚烫的麻圆。
重庆路饭店的北侧是著名的长春饭店,进去那里吃饭的人可以被罩上身份的光环,虽然只隔了一条街道,但长春饭店与重庆路饭店绝对是两个不同的阶层。在它们都已消失了二十余年之后,我依然会清晰的记起当年从这两个饭店里走出的食客们不同的衣着和神态。当然,更多的还是乘坐着62路无轨电车从它们跟前驶过时默默注视的人们。
我刚上高中的时候,长春有一种点石成金的花卉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疯狂之势——告诉了人们什么叫市场经济——君子兰。一株动辄成千上万甚至十几万,有多少人、多少单位建了多少大大小小的花窖(花房,因多为半地下建成因而得名),无法统计。那时我一发小时常从家里(他家是君子兰大户,他初中毕业就不念了)偷出一两株小苗儿到我学校门口等我,我俩一起去君子兰市场,当时在朝阳公园南侧的一条路上。撕一张纸把两株苗摆上蹲在一边,不出半小时,准能卖了,一般50—80元成交。奇怪的是,买者多为半懂不懂且好虚张声势之人。张口一句:偷的吧?卖多少钱啊?我们也就嗫嗫的跟着:自家养的,100。这人多半会说:我看就是偷的!这样吧,给你们50,我要了。那会儿我爸一个月才挣64元。
那年月有了钱买穿戴不行,家长会看出来,说不清道不明。吃行,到后来长春的大小馆子有什么好菜我们都知道。有一次,去重庆路饭店二楼,你要注意是二楼,带隔断的雅间。几个人花了12元钱要了一桌子硬菜,刚动筷子,过来仨人。“小兔崽子,别吃了!先说说钱哪来的?”“卖君子兰挣的。”“君子兰哪来的?”就怕这个,我们都站在那儿不吱声了。“妈的,小小年纪不学好,下不为例。滚蛋!”在我们仓皇而逃尚未奔出一楼大门的时候,他们已经在二楼喊着要啤酒了。那时的重庆路饭店需要先买票再到窗口取菜,一桌子好菜就这样喂狗了。12元啊!酥白肉、锅包肉、焦溜肉段、狮子头炖粉丝、素鸡豆腐…… 好景不长,君子兰灭了,我们重又回到了以前的艰苦日子。
上大一的时候,有一次我去红旗街,正看见我的一个高中同学从他的发廊里奔出,狠狠地把怀抱着的铁炉子摔在街当间儿,又踹上几脚。我见状哈哈大笑,他也笑了。“操他妈的,这破炉子老冒烟。”“走,别整了,喝羊汤去。”在他的发廊一侧的街角有一家国营的羊汤馅饼店,我时不时的去了有几年了。几个似乎永远也不会认识你的服务员更多的时候是在旁若无人的唠着家常,并且总是很不耐烦你小心翼翼地打扰了她们。你得自个买票、自个到窗口取汤和馅饼,赶上好时候你会买到一盘爆炒羊杂或水爆肚。我们有个习惯,进门第一件事是到放置碗碟的桌子旁,很认真的为自己挑一个尽可能少点豁牙漏齿的汤碗、一双看起来不那么油腻的筷子、一把尚能保持原来形状的铝制汤勺。但是——,我再没吃到那么好吃的馅饼喝到那么好喝的羊汤了。我的那位同学已经举家去了珠海,而那家馅饼店成了现在的亚细亚商城。
让我始终记住并且留存于口齿之间的还真是一些小店、小吃,可惜多已不在。对于过去,我始终不能很理性的判断出今天的抛弃与坚守之间的利害关系。正如嘎玛丹增所言:“我的记忆,在经年流转中不断变换角色,最早那些印记已经被需要修改得面目全非,就像一个从来不照镜子的人,突然站在镜前认不得自己。我像一个被往事追踪的那个不知是谁的人,一直忙着找寻留在身体内的形态、声音和色彩,而不是大地上更多没有见过的事物。”过去过于空旷了,而现在又过于拥挤;过去整天晃晃悠悠,现在像是被什么东西撵着;过去可以轻易的获得自认为幸福的某种元素,现在……
现在,我去西安大路的万达商城就会想这里曾有一家国营灌汤包店、孔雀美发厅、民族商店;去大马路老街就会想起真不同熟食店、六发和茶庄、鼎丰真老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