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说点文化

独醒客

近段时间镰刀斧头锤子帮在连篇累犊说文化，建设文化，我老人家听的耳朵痒的难受，心里更是痒的难受。那就说点文化。

查阅维基百科关于文化的定义，其概念如下：

文化在汉语中实际是“人文教化”的简称。前提是有“人”才有文化，意即文化是讨论人类社会的专属语；“文”是基础和工具，包括语言和/或文字；“教化”是这个词的真正重心所在：作为名词的“教化”是人群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的共同规范（同时这一规范在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的对象化成果中得到体现），作为动词的“教化”是共同规范产生、传承、传播及得到认同的过程和手段。

既然“人”是最重要的，就来说一说文人。文人分两种，有一种文人，肩负着为主子歌功颂德掩过饰非的使命。譬如郭沫若，余秋雨，王兆山之流。这样的人，不值一提。

而另有一种，他们肩负着为历史民族传承文明的使命。下边我打算花一些时间，说几个文人。


声明一下：以下文字，参考《细说民国大文人》一书。甚至相当章节或许会照搬。只是想让大家知道一些事情。

海纳百川

看独兄的帖子还是很长知识的，有高度、也有深度。学习学习。

南沙贝

不知找来这样的文字来教化何人？写文化大革命史被公认第一的人物，已经潜逃西方。
我记得前不久，艺文有人 ...
归隐宋朝 发表于 2011-11-9 16:56

    总是会有有深度思考的人出来说一说话，赞赏！

归隐宋朝

不知找来这样的文字来教化何人？写文化大革命史被公认第一的人物，已经潜逃西方。
我记得前不久，艺文有人提到这样一件事：梁漱溟问毛泽东，若鲁迅先生还活着会怎么样？毛回答说，或在牢里，或什么也不说了。
陈寅恪、吴宓、顾准等人，其实维护的不是名节，而是骨子里被熏透了的传统思想，是为任何政府所不容的思想，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这才是他们的悲剧所在。文人的自重，宁可杀头也不弯腰！那好，就杀你的头好了。
现在，可能有许多人在抱不平，那是现在允许你这样做了。当时，又有多少人站出来维护他们哪？只怕是人人喊打了。这就是历史的黑暗，纵观中国的历史，亘古如斯，历来如此，不分哪一朝和那一代。秦始皇焚书坑儒、乾隆帝大兴文字狱，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是今天的那些痛陈罪恶、歇斯底里之人，没准在当时也是一个施以拳脚的造反派哪！这才是尤为可恨之人！他们只是轻飘飘地说上一句，“那时年少无知”便由此痛快地原谅了自己。
历史总是在做这样的重复，一脉相承的历史更是如此。造孽、反省，再造孽、再反省。是在考验我们的忍耐力？还是在拷问我们的良知？不管怎样，这样的过程足以促使我们进步，促使我们找出心中的罪恶感。所以，历史就是历史，今天让我们认为罪恶的东西在当时是否也是罪恶哪？若是你，在当时会做出何种选择？我想，这样的拷问，才适用于我们民族的未来。

马樱花

这样的历史我等翻开来一一细读，如剜骨蚀心。

南沙贝

关注老独说的知识文化界名人的惨痛经历，如同我关注那些革命的先驱们他们的惨痛经历。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后代从不同的角度看共产党所犯的错误。象吴宓先生和顾准先生那样的遭遇，在党内历次斗争中有很多的案例，大多数也是冤假错案，不知为什么他们仍那样拥护共产党！

空杯

如刀剜心。。。。。。。

素颜

独醒客

简池：谢顶。

小左：久不来，干啥了？来玩呗。

老笑：和政治怎么讲良知？

行难：还有许多。


顾准：

顾准

严格说起来，顾准或许和陈寅恪吴宓他们有所不同，陈先生他们比较单纯的学者文人一类的大师，治学，教书育人。而顾准是思想家，他的研究是真正的经世致用。是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指明方向。拆骨为烛，照亮前行的路。

非常惭愧的是，我个人仅是在差不多十年前才知道顾准。当时看王元化、李慎之、吴敬链他们的作品中频频提到这个名字，并且顶礼膜拜。就找来《顾准文集》来读，然后才有了大致的了解。

顾准，字哲云。1915年生于上海一个小商人家庭。因父亲破产，家境贫困，无力求学，12岁的时候到一家会记所做学徒。15岁时，便因在会记学方面的成就和造诣，享誉上海滩，被为少年天才。19岁时，写下《银行会记》一书，为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记教才，被各大学采用。同时在大学任兼职教授。

顾准于十五岁时创办组织了秘密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1935年加入共产党，曾任华中区分局财委委员，山东省财政厅厅长，1949年后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和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他接管上海财政系统后，在三年时间内，把这座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从濒于崩溃的烂摊子变成支撑新中央政府的最大财源，同时也为日后的计划经济体制奠定下基础。

但在此之后，他开始思考更加深刻的东西，从政治，体制，思想，文化方面思考自己所信仰并且在执行着的一些东西。用纯数学化的逻辑去推导。于是，信仰的大厦坍塌了。但他并没有就此止步，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

在那样的一个年代，能够思考的这么深，并且眼光看到这么远的。举国唯其一人。朱学勤称他是在一个人“单兵掘进”。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八十年代之后的改革开放他在差不多三十年前就已经意识到是一条必走的路。而他预见到的政治体制方面的问题，直到现在未为完全施行。

他是中国唯一一个被两次划为右派的人。第一次被划为右派下放在河南商城劳动改造，每天十五六个小时，强体力劳动，由于身体原因，无法长时间弯腰，只能跪在泥里，用双臂支撑在田间爬行。在他的日记中记载，能吃上红薯叶子，就如同生活在天堂。

1966年，他被秘密羁押，妻子为了四个孩子的命运，与他离婚。并且孩子书面声明与他脱离父子关系。之后妻子喝卫生院用来消毒的来苏水，自杀。痛苦万状，死况惨极。

顾准是一个坚强的不会轻易放弃真理人，但在最后的时刻，他签下的认罪书。是为了以后自己的孩子能够少受到一些牵连。他哭了，他说这对他是奇耻大辱。

1974年12月3日凌晨，凛风朔雪之中，顾准离开人世。斯时，老母与他相距数百米，却不得允许见最后一面。

马樱花

我们有幸完整保留下个钱钟书先生嘛
俺费劲滴绞尽脑汁儿滴说，也没全给革了命，好歹还留个把念想儿。

知易行难

由此可見，政治家是駕馭“文化”，文人被文化所“駕馭”

老笑人

用东北话说：看了眼泪哗哗地，我想有良心的人当和我们一样吧！

素颜

继续学习。。

正义左使

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事，淡定从容，随遇而安才是正题，教师就是教书，要那么多傲骨和爱国情怀干什么，死相仅次于刘少奇嘛

南沙贝

南沙贝：我们应该想的更深些。

说到软肋了哦。想深点那是你们男人和玲珑的事，我喜欢跟在想深的人后面学习，有灵感用故事来表现深度

简池

由谁来记这些帐?
由谁来担这些责?



简池

简池

这个++
埋头一D!


简池

马樱花

不忍卒读。
天才何其不幸，留我大陆兮遭此劫难。。

独醒客

暮雪：那就说说吴宓，本来第二个想说顾准的。

南沙贝：我们应该想的更深些。

素颜：共同学习。

夏雨：长夜当哭。

马花：这样的悲剧还有很多。

色妞：荣幸荣幸。



吴宓

吴宓字雨僧、雨生，笔名余生。陕西省泾阳县人。民国著名西洋文学家，比较文学家。在近代学术史上，有三大成就：其一，是作为中国20世纪比较文学的奠基人，把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带进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新领域；二是在主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期间，培养了诸如钱钟书、季羡林、徐中舒、高享、许国璋等一大批同样堪称学贯中西的大师级学者；三是，主持创办了《学衡》杂志，形成了现代文化史一个重要的思想文化学派“学衡派”。

吴宓在美国留学期间，成绩优异，尤其对十九世纪英国文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

吴宓记忆力惊人，据说他甚至能背诵整篇的莎士比亚的剧本。

归国后，吴宓创办了清华国学研究所。为请王国维不惜屈尊跪求。

吴宓在治学上极为严谨，在南岳时，教授宿舍紧张，吴宓只能与沈有鼎、闻一多、钱穆四人同住一室。钱穆看来，其他三人平日孤僻，不爱交游。每天晚上，闻一多自燃一灯放在座位上，默默读《诗经》、《楚辞》，每有新见解和新发现，就撰写成篇。吴宓则为明日上课备课，抄写笔记、纲要，逐条写，又合并，有增加，写好后，用红笔加以勾勒。吴宓严谨备课给钱穆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钱穆感慨：“余与雨僧相交有年，亦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

吴宓与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私交很好，钱钟书在考上清华前，吴宓安排他在清华旁听一年，并亲自辅导他学习外语。钱钟书年少轻狂时，曾说吴宓太笨，不足以做他的导师。吴宓并不生气，却说这是一种文人骨子里的高傲。吴宓曾对学生说：“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年轻一代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


1949年4月，解放军直逼武汉三镇，时在武汉大学的吴宓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邀吴宓任该校文学院长，并告知陈寅恪已应聘到校，他没有应允。国民党教育部部长杭立武亲自出面动员吴宓到台湾大学文学院任院长，吴宓不为所动，他说：“生为中国人、死在中国土。”

文革开始后，在一次全校的批判大会上，已72岁的吴宓被勒令跪下，一直跪了两小时。学生们用竹条、树枝或扔小石子打他，在被押进会场时，两边沉重用竹条不停敲击吴宓头肩背不休，吴宓在日记中说：此时最痛。


69年5月9日，在梁平分校召开的中文系第二次批斗吴宓大会上，两个学生狠狠将他从高台上推下，致使他腿骨跌断。但腿骨跌断的吴宓并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被迫跪坐地上接受斗争三个多小时。大会结束后，吴宓被架回住处时日记记载“已成半死”。



腿断后，吴宓只能爬着要几口水喝，几口饭吃。有时，连水、饭也没有。饥渴难当之时，他对着窗外大喊：“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

曾有一次吴宓关在黑暗牢房太久，全身脏痒难受，向把守的红卫兵请求洗澡。红卫兵提来一桶凉水扒光他的衣服，把凉水用搪瓷盆浇在吴宓身上，然后用刷打吴宓。当时是寒冬的初春季节，凉水冻入心扉，吴宓浑身发抖，接着毛刷在他身上乱刷，直到吴宓跪下磕头求饶哭叫，红小将才将整桶凉水从头淋下来，说是为他“提壶灌顶”。

不堪折磨的吴宓躺想绝食求死，红卫兵们把吴宓按在床上，朝他鼻子里通往食道处塞一根胶管，然后灌入厨房丢弃的潲水，把他的胃填得鼓胀、秽臭不堪，痛苦难当。吴宓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直到他同意自己掏钱去买饭菜吃，红卫兵们才停止了这种惨无人道的“鼻饲”。

1977年，生活已经完全不能自理的吴宓，由其胞妹吴须曼领回陕西老家照顾。每当吃饭时端起碗来还要问妹妹：要请示吗？

1978年1月14日，吴宓忽然食量大减，第二天只能喝几口牛奶。随即吴宓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弥留之际，吴宓仍无法驱散在西南师院那段疯狂岁月里被残酷折磨时留下的阴影，他大声叫喊：“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

　17日凌晨3时，吴宓先生辞世。终年84岁。

花花

学习学习 恩恩

马樱花

这应该属于国殇级的悲剧吧。

夏雨冬阳

如此人物，如此命运，如此愤懑，如此鲜明。

夏雨冬阳

愤懑激昂

素颜

得学习学习。。。

南沙贝

老独接着写，我喜欢读！

南沙贝

看了老独陈寅恪的结局，其实我心有说不出的悲怆。这个文革啊，害了一大批人，国家损失了多少栋梁之才啊！过去一年中我走访的老革命将军们的遭遇都是如此，更何况。。。。。。。
读罢，我决定要在我的《红星照我去战斗》中要写一写冯白驹将军从50年代起遭遇的“地方主义”的迫害，一大批海南干部被地方主义的冤案迫害从此销声匿迹。
（我们在出书的时候，这一环节基本都被审查和谐掉了）

暮雪

想起另一位大师，吴宓教授最后的呼唤，总令人心痛

独醒客

陈寅恪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破碎山河迎胜利,残余岁月送凄凉。

若说到近代的文化大师，陈寅恪无疑是一座绕不过去的高峰，其人号称大师中的大师，教授中的教授。留学期间，与与吴宓、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回国后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一起被尊为清华国学研究所四大导师。

不论是哈佛三杰，还是四大导师，这其中的人物对陈寅恪都是尊佩有加，甚至这中间了不起的人物，对陈以师礼相待。当时梁启超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时说：“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却还比不上陈先生寥寥几百字有价值。”

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太平湖，其墓志铭为陈寅恪撰写，此文被后人誉为光照千秋，其中有一段：先生之所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所著，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共久，和三光以永光。

以王国维一代国学大师身份，有资格为他写墓志铭，并且在墓志铭中说观堂先生之所述不章，所著可商的。放眼当时之中国，恐怕唯有陈先生有这个资格。

也由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为清华校训。

清华国学大师刘文典，眼高于顶，桀骜不驯，但谈及陈寅恪时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蒋介石败退台湾前，专门登门拜访陈先生，劝先生一起去台湾。建国之初，太祖访苏联，斯大林专门问及陈先生近况，英国女王访华，专门拜访陈寅恪。

中印战争之后，中共方打算以麦克马洪线为准谈判边界问题，但当时印度方面资料文献却无人知晓，毛泽东想到了陈寅恪。当时陈寅恪已被打倒，早已双目失明，但他凭借记忆历数每段每句当在某书某页，向政府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证据，使得我国在谈判中占了主动，不失领土。

1953年，陈寅恪的学生汪籛，带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函来到广州，劝说陈寅恪“北上”出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他提出两个条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特别强调“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做挡箭牌。

此事终做罢论。于是陈先生继续留在中山大学。

这样的一个铮铮傲骨，国宝级的人物。在最后的岁月中，中山大学没有主动安排年轻学子跟他学习，助手黄萱是他私请的，最后又被撵走。他叹曰：“纵有名山藏诗稿，传人难遇又如何？”
陈先生晚年，体弱多病，目盲，骨折导致残疾不能行走，妻子一人无法照顾，申请保留一老工友助陈寅恪坐椅、上厕并干杂活，但因陈寅恪和妻子工资停发，少量的存款也被冻结，无法支付工友的工资。

有一张陈先生晚年写的申请书：“因心脏病需吃流质，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四支，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令人泪下，不忍卒读。

造反派们把大字报糊满陈寅恪所住的房子，从房子外到房间里，然后把高音喇叭绑在陈先生的床头，高呼革命口号。本已体弱多病心脏不好的陈寅恪被这惊悸的口号声搞的痛苦万端。

1969年春节过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住居。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有亲友偷偷登门探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