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一篇古老悠远的文字 [复制链接]

高原红4344

主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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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高原红4344 于 2010-10-12 09:52 编辑

文／高原红4344

　　“九日天气晴，登高无秋云，造化辟山岳，了然楚汉分。”鬼斧神工的山川，赏心悦目的景致！1300多年前，诗兴大发的李太白，把酒临风吟重阳，为世人展现了好一幅天高云淡、风清气爽、飘逸恬静、时临深秋的重阳画卷！重阳，一篇古老悠远的文字！重阳，一个让我不得不驻足凝视的古老命题！

　　大凡说到春节、端午和中秋，或是国庆、五一及元旦，那样一些民俗节令和法定节庆，就算不甚十分明瞭，国人多半还是有点“那么回事”的概念。惟若即若离的九九重阳节，在故纸堆里渐行渐远，一度淡出了国人曾经贫瘠而单调的日子。也或是一种民俗文化的情结使然，若隐若现中的重阳节，却又始终留在了中国人的文化视野中。文化总是和饱暖息息相关的，于是，特别在近些年，登高望远过重阳，已经在国人的休闲生活中，占了当仁不让的一席之地，这应该被认为是中华古文化传统，在寂寞中重又焕发了本不该磨灭的精神，是为幸事！当然，也是华夏文明史上值得续写的一件文化盛事。

　　每每总是在媒体上，甚至在某些大腕主持的节目中，听其口若悬河，一当说到中秋，便有信口拈来，也或是想当然的一句“每逢佳节倍思亲”，那一刻的喻意，当然是指人在中秋以及油然而生的那份对家人、对朋友之深深的情思。殊不知，那句于千秋万代，走进了万户千家之经典名句，来自极负盛名之唐代田园诗人王维笔下，而唐人王维所说之那个“佳节”，却意谓九九“重阳”，这说明人们骨子里的中秋远甚于重阳了。虽有点张冠李戴的感觉，但也尚不称十分之“乱弹琴”。总之，对于“重阳节”，国人多还是淡忘，甚或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哪怕是写文字、做节目或念台词的不少“文化人”，其也是于王维所说之那个“佳节”不太明晰的。倘再说到“重阳节”的身世如何，就如我写字这会儿，若不翻几页书瞧瞧，不点击几面网页看看，那洋相也一样说来即来了。

　　“重阳”于我，一度也是那样的陌生而遥远。在我的印象中，普通的老百姓对“重阳节”，似乎总是不像对中秋、端午那般的关注。从小给我留下的概念是，凡过年，无论如何总是有点鱼或肉吃，也有几颗糖果放在口袋里，甚或手上还有几颗炮竹作玩儿的。过端午，则也能尝到一点蘸白砂糖吃的糯米粽子；而过中秋，则又可以吃些许冰糖枣仁馅的月饼。而重阳呢？实话说，自儿时以来，直到后来很长的一段日子中，我也虽一次又一次地从秋高气爽、菊花傲霜的深秋时日中，觉出了秋色浓郁，心旷神怡的感受，只是“重阳”的文化概念总是被日子忽略了，这也或是文化屈服于日子的一种悲哀？再后来，偶尔也在一些泛黄的字中见到“九九重阳”之说，则压根儿就没有从心里去细想过。饥饱难料，加之文革十年文化荒芜，文化精神一夜间轰然倒塌。重阳的文化轨迹将究竟流落何处？重阳的历史使命又如何重新拾起？

　　后来的日子中，也似曾认识得每年有一个“重阳”，那是在“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的诗句中得以读到的。虽诗人的心境似乎只在“战地黄花分外香”，但“岁岁重阳”也多少能让我知道点老皇历中，确有那么一个“重阳”的存在。只是父辈们在那些朝不保夕的年代里，也不太在意那个“岁岁重阳，今又重阳”。虽说“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只是在瑟瑟秋风中，那胜似春光的“重阳”一吹就没影儿了。那也没多大事，那时日的市井百姓，大人、孩子，虽肚子不容易饱，但都容易满足，不厌平淡、只求安然，总归是在过日子，而不总是在瞅着过年过节，更且莫说过重阳罢。

　　直到日子里有了一点起色，日子里有了一点闲功夫，便又读了几句宋人李清照的《醉花荫》。诗人写道：“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好一曲被清人许宝善称之为“幽细凄清，声情双绝”之倾诉！我自然读出了诗人那份于深秋里的伤别之情，也读出了重阳里的诗人所流露的悲秋之感，但我还是没有读出重阳节到底是如何走进民间？我更是没有读出那天道地脉中之“九九”又是何意？但至少“重阳节”作为一个不迟于宋代的历史概念，已然在我的心目中立体起来，虽说其轮廓还不称是十分之清晰。

　　“九”字历来在中国的玄学中一马当先，“九”中析出或杜撰的吉祥光芒，也在一直照耀中国的民俗文化。《易经》谓阳爻为九，又列九为阳数。比如从《易经》之“九五”卦出“飞龙在天”，再由“圣人有龙德，飞腾而居天位”，故而以“九五之尊”称中国的皇帝；而从《易经》之“九九”又可卦出“重阳”。倘月和日恰逢双九，即两阳相遇之日，是为“重阳”日。古人认为“重阳”是个非常吉利之日子，值得庆贺，但并非同时诞生了“重阳节”。《易经》意义下的“九九重阳”，充其量只表达了一种杜撰的吉祥美好之喻意。事实上，如果“玄学”真能揭示上下五千年，当年梁漱溟老先生提出其惊天动地之“九天九地”之说，当就不会惹火烧身，当然也就更没有“臭老九”一说了！

看来，“重阳节”作为一个民俗文化概念的形成，如同中秋、端午一样，也要经历漫长岁月之民俗民风的洗礼。屈原所说“集重阳入帝宫兮”，也许算是对“重阳”的较早文字注脚，但其也并非指重阳为“节”，究其本义，还是意谓某“天”。倒是三国时魏文帝曹丕在《九日与钟繇书》中，对“重阳”那一日有比较明确的刻画：“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看得出，曹丕笔下的“九九重阳”，多少有点节令的意味了。

　　古籍中虽尚未见到明确定义之“重阳节”，更莫说其始创于何年何月之记载，但一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重阳节”大体是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才具雏形。至大唐盛世，一年一度之“重阳”，则被正式视为了民间的节日。从唐代流传下来的大量诗文中可见到不乏关于“九九重阳”的题材，其中唐人王维那首脍炙人口的题为《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的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已成为古往今来见证“重阳节”的不朽佳句。

　　晋代文人陶渊明在《九日闲居》诗序文中说：“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史上之陶渊明以隐士诗人出名，也以饮酒、爱菊出名。陶公号称“菊友”，深得菊之佳趣。其不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更对天下友人许下心愿：“菊花如我心，九月九日开。客人知我意，重阳一日来。”似可看出，旧时文人士大夫于重阳赏菊、饮酒之附雅作态状，也多少有些继承陶渊明之衣钵的影子。看来，大约在魏晋时期，于“重阳”日，即已有了饮酒、赏菊的做法。北宋京师开封，重阳赏菊之风盛行。金秋时节那些品种繁多的菊花，千姿百态，烂漫灿然。今日民间还有把菊花盛开的农历九月称为“菊月”的说法。清代以后，赏菊之习尤为昌盛，虽不仅限于九月九日，但仍然是重阳节前后的一桩大事，观赏菊花，也便成了“重阳”日一直以来的首要内容之一。

　　在所流传之各种重阳习俗中，吃“重阳糕”也是较为普遍者。《岁时记》云：“民间的九月初九，以粉面蒸糕，上置小鹿数枚，号食禄糕。”唐代史籍中也有不少关于重阳糕的记载，可见重阳节吃重阳糕的习俗在唐以前就有了。至明代，九月之重阳，皇宫上下要一起吃花糕以志庆贺，皇帝还要亲自到万岁山登高游历，以畅秋志。重阳糕又称花糕、菊糕、五色糕，制无常法，多为随意。九月九日天明时，以糕片儿搭上儿女头额，并口中念念有词，祝愿子女百事俱顺。此也乃古人九月作糕的本意。讲究的重阳糕要作成九层宝塔状，上面还作成两只小羊，以符合重阳（羊）之义。今日节令中的重阳糕，仍无固定品种而呈五花八门，尤以江浙地带花色繁多。各地在重阳节吃的松软糕类都可称之为“重阳糕”。有意思的是，有的于重阳糕上插几面小红纸旗，并燃起蜡烛。这大概是用“点灯”、“吃糕”来隐喻所谓“登高”的意思。如今江浙一带，吃“重阳糕”的风俗尤甚，各种形色花样的“重阳糕”，给千家万户的重阳节，给大街小巷的老百姓，平添了许多的民间喜庆。

　　重阳节当然也属于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其与中秋、端午在意义上也有些区别，后者主要是，或针对一种文化信仰，如中秋；也或是针对一种个人崇拜，如端午。而重阳呢？其突出的则是一种传统文化的个性，也是特具汉民族人文特色的一种个性。民族之个性在于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从而也表达了一种具个性的文化精神。在我看来，重阳节的主要文化精神便是登高望远，放松身心。重阳节的个性也就表现在一种最通俗的精神追求：祈福免灾，扶正辟邪。民族的个性反映了一种整体的精神面貌，这一点从登高临塔、插茱萸、簪菊花、吃花糕和饮菊花酒等重阳习俗中可以窥见。“个性”一词在当今社会上早已成为流行词汇，经查百度，相关网页约52,400,000篇。但当满世界在泛滥“文化”那玩意的时候，有一些东西也正在悄然的流逝，那便是文化的个性。有些日子据网上传言，说中国和韩国达成了共享端午节的意向，但愿这是无稽之谈，中国人的文化个性，何须外来文化染指！

　　比如，颇具个性之九九重阳节，其既无特殊的历史文化事件作背景，也无特别之历史文化人物来影响，是千百年来民风民俗中若干美好愿望的自然凝聚和诸传统文化的自然合成，实属于不折不扣的老百姓自己的节日。重阳之际，不谓不是登高望远好时节！杜甫的《登高》、王维的《九日就日忆山东兄弟》、杜牧的《九日齐山登高》、王缙的《九日作》以及卢照邻的《九月九日玄武山旅眺》等许多著名诗篇，或写人间冷暖之感，或言世间思念之情，都是在抒发一种特别的重阳情结，都是在祈望一种吉祥的人间生活，当然也可以理解成一种自然而生的民族情绪，这种民族情绪堪称是美好的、自由的，也真实地表达了中华汉文化的一种朴素的个性。

　　登高之俗约始于西汉，先前登高用来避祸免灾，后来则渐渐形成了一种民间文化习俗。较早关于重阳“登高”的历史文献记载之一，见诸西汉末经学家刘歆编之《西京杂记》，其中有云：“三月上已，九月重阳，士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于此看，“重阳登高”之历史源头应不迟于西汉。只是更为百姓所津津乐道的一则关于所谓登高免灾的民间故事，值得一提。据梁朝吴均《续齐谐记》所载：“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之曰：‘九月九日汝家当有灾厄，宜急去令家人各做绎囊（红布袋），盛茱萸（果木名，落叶乔木，有刺，果实红色而味辛辣，可作调味品也可入药。），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消。’景如言，举家登山。夕还家，见鸡、狗、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代之矣（已免却灾难）。’今世人每至九日登山饮菊花酒，妇人带茱萸囊是也。”

　　相传东汉年间以后，这个故事遂广传于民间。从此，每逢农历九月初九，插茱萸、簪菊花和登高、饮菊花酒，便成了历代出现于重阳节的重头戏。同时，“重阳节”也便有了“登高节”之称。人们把茱萸佩戴在手臂上，或磨碎放在香袋里，还有插在头上的。大多是妇女、孩童佩戴，有些地方男子也佩戴。除了佩戴茱萸，人们也有头戴菊花的。至唐代，重阳节登高已经十分普遍了。有趣的是，由“糕”与“高”之谐音，民间也有用“吃糕”代替“登高”之风俗说法，此也是古人说话讲口彩之一例。宋代小商品极繁荣，汴梁每逢重阳必有压断街之糕点，糕上还一应插上红色小旗代表茱萸，喻以登高之意。清代，北京重阳节的习俗是茱萸和菊花枝叶或插或贴在门窗上，“解除凶秽，以招吉祥”。总之，古人认为于重阳节这一天登高、插茱萸是可以避难消灾的，这便是一种文化精神，也彰显了一种文化个性。

　　在福建沿海，农历九月初九也是妈祖羽化升天的忌日，乡民多到湄洲妈祖庙或港里的天后祖祠、宫庙祭祀，求得保佑。这一习俗被后人以继承，故“重阳”日也作为祭扫祖墓，纪念先人的时日。至今福建莆仙人以重阳祭祖者比清明为多，那儿俗有以三月为小清明，重九为大清明之说。

　　循着历史的脚步，于曲折中走得并不轻松的重阳节，在历史所赋予的传统意义的基础上，如今又被添加了新的含义。于1989年，中国政府把每年的九月九日定为“老人节”，以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自然而巧妙地嫁接起来。全国各机关、团体、街道于“老人节”里，往往都组织老年人或登山赏景、或临水秋游，使之成为尊老、敬老、爱老和助老的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只是，重阳节的历史内涵，还将继续演绎。“重阳登高赋新诗”，登高望远的中华儿女，除了一如既往的呵护、爱戴自己的传统文化外，继承、光大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已经不可动摇地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一项世纪使命！

　　随着这几年假日文化令人眩目的迅猛发展，其他的休闲文化概念，也在奋力地寻找自己生长、繁荣的一方土壤，“重阳”虽然还没有来得及走进法定假日而享受一席文化殊荣，但作为老祖宗留下的一笔货真价实的文化遗产，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很能唤起神州上下的一种文化共鸣。于是，重阳之际，便见到了这些年登高赏菊之不可谓不热烈、不壮观的景象。以广州为例，上世纪末，就闻知广州市每年有20多万市民于重阳那日爬山游玩。忽一日，再闻知广州市去年有34万多人登上了风和日丽的白云山。

　　除了恍然间意识到重阳一刻，秋日便深了，我更顿生另一种破天荒的感觉：近些年，浩浩荡荡的游人于重阳登高祈福，实属我文化意识中之罕见。传统的民俗文化，看来正日甚一日的渗透进了华夏儿女的衣食住行。但不言而喻，无论是在乾坤颠倒之非常年代，还是在敝衣粝食之艰难岁月，重阳节的吉祥，总是难得真正降临于神州大地上的闲常百姓家。始于上个世纪末，端午和中秋这类民俗文化又开始在国人的文化生活中大行其道，“重阳”这个古老悠久的文化传统，也正在从沉睡中醒来，并名正言顺地在本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重又绽放出了新芽，这也不谓不是炎黄子孙的某种幸望。“又见花糕处处忙”，在继承中发扬光大的重阳节，已经切切实实又回到了有5000年文明的炎黄子孙身边！

　　“......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读完孟浩元《秋登兰上寄张五》这首诗，忽然觉得，我的心际似乎穿越了古老的时空。登高赏菊插茱萸，把酒临风话重阳！那般让人醉心的重阳节！那般让人回味的民俗文化！重阳，是一幅绵延不尽的历史画卷？重阳，是一篇生生不息的古老文字？重阳，是一个让我不得不驻足凝视的古老命题？我的回答：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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