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闲散之人 于 2011-10-1 20:37 编辑
“败”家讲堂
“遑论”鲁迅（16）
昨天晚上，我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是一个朋友对我的这个有关鲁迅系列的一些看法，其中他提到了，其实我不应当刻意回避鲁迅兄弟反目这件事，总觉得我用一种轻描淡写的笔法，似乎在回避什么。
其实这确实是一种误解。我写这个系列，完全是按照自己的视角去解读鲁迅的，在浩瀚而繁杂的历史资料之中，如何选择，如何甄别其实是一件很苦恼的事情。但是有一点我是坚持要遵守的，那就是从我一开始写下这个系列，我就没想去拔高鲁迅，去放大鲁迅，去美化鲁迅，或者去歌颂鲁迅。在我的眼睛里，鲁迅就是一个普通的文化人，因为所处的特殊时代，因为他的锋芒和决绝，所以我才关注，而且，在中国自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你永远不会看不到鲁迅的身影，那么他必然要引起我的注意，而且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当权者处于某种需要，不择手段的把鲁迅架到了神龛上，刻意的引导人们去膜拜他，一时间，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旗手，各种金晃晃的字号都赐予了鲁迅，大中小学的课本里都很轻易的能看得到鲁迅的诗文，杂文，散文，甚至小说，评论。这是鲁迅的本意吗？
既然有人质疑了有关鲁迅兄弟反目的这件事，我当然愿意用自己的视角去解读一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其实我一直在想，当周作人冷冰冰的把那封画地为牢，兄弟绝交的信递给鲁迅的时候，他在想些什么？那毕竟是他的兄长，是曾经承担着父亲一般责任，为他的留洋以及教育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人。
这封信的全文我们如今依然看得到，全文没有多少字，我照抄如下：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正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的院子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在这封至今完好保存的信里，周作人称哥哥为“鲁迅先生”，要哥哥以后不要再到自己的住处来，叫哥哥“自重”！如此绝情、伤心和鄙夷的语言，只有在鲁迅犯下了极端令人不齿的罪错才可写出。 这封信的开头的一句话，引起我的强烈的好奇和推测，“我昨天才知道”，周作人所说的昨天才知道，知道了什么呢？谁告诉了他什么呢？而周作人“昨天才知道”的这些事，或者这件事，显然是让他愤怒到和兄长绝交的真实原因了，在周作人向哥哥鲁迅递上绝交信的前两天，即1923年7月17日的日记，还被他用剪刀剪去了10个字左右，显然是与兄弟反目有关的语句。如果这10来个字在，真相也许早就大白。
当时已成新文化运动主将、青年导师的鲁迅读到弟弟这封信时，是什么表情和什么心情，没有人知道。终身保持记日记习惯的鲁迅在当天日记写下了几个字：“上午启孟（周作人的字）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鲁迅的日记，全是语句简单的记载，连许广平生下周海婴、他48岁头一回做了爸爸这样的大事，也只以一句话打发：“广平产一男。”
从鲁迅当天日记只可以看出，接到周作人的绝交信，鲁迅想找他面谈，但被拒绝，弟弟周作人根本不与他沟通。
解读这件一直被当事人讳如莫深的历史，我并不惊讶的看到，无论是鲁迅还是周作人，在有限的，存留的文字描写里，对这件事几乎都是只言片语。当然从鲁迅的日记里可以看得出，这也是鲁迅的一贯语言风格，他一直是用最简短的笔墨。但是，这简短的文字后面，一定藏匿着许多当事人讳如莫深的缘由。
亲兄弟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能让周作人大为光火，修书并亲自送达，表示与兄长绝交呢？综合坊间有关此事的版本，无非是几种说辞。
第一种说辞是鲁迅曾经调戏过弟媳羽太信子，其中有偷看弟媳洗澡，甚至趴在后窗下听兄弟和弟媳行房云云。
第二种说辞是经济问题导致的羽太信子给周作人进谗言，导致兄弟失和，矛盾爆发。
第三种说辞是很无厘头的，据说是鲁迅在东瀛的时候先是和羽太信子关系暧昧，后来羽太信子却跟了他的兄弟周作人。
纵观这许多说辞，我个人感觉第二种的说法比较靠谱。关于第一种说辞所以站不住脚，是因为一个熟悉鲁迅兄弟的人的说法，这个叫章川岛人说：“八道湾后院的房屋，窗户外有土沟，还种着花卉，人是无法靠近的。”也就是窥浴和听床在客观条件上不太可能。对失和的真正原因，章川岛说：“主要是经济问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而且我也从日本人的生活习惯的角度上说，在日本公开沐浴，男女混浴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作为在日本生活留学多年的鲁迅，自然对这一风俗习惯十分熟知，而羽太信子本身就是日本人，她会在意这种事情吗？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说：
“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即是说，我们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所谓男女大防，在日本并不那么在乎。直到临近世纪末这风俗似乎还保持着，以致连我这样年龄的人也曾亲眼目睹过。那是70年代，我去日本访问，有一回上厕所，看见里面有女工在打扫，她对男士进来小解并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间有门的马桶去方便。据上所述，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窗台外吧？”这段文字肯定不是周海婴刻意要替老爹洗白什么，其实就是一种真实的情况而已。
八道湾这座宽敞的四合院，是鲁迅以多年积蓄加变卖绍兴祖屋买来，然后又花了大半年将其改造为适合一家人居住、特别是适合弟弟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日本生活习惯的构架；在鲁迅为改造和装修劳碌不已的时候，周作人甩开两手去了日本探望岳父母。如今，他却从自己出资出力辛苦筑起的家里被逼了出去！我想，做出搬出八道湾这所宅院决定的时候，鲁迅的内心一定是很痛苦的，他不是心痛自己的钱财，而是心痛和兄弟走到了如今这个水火不相容的境地。 面对哥哥出走，周作人在8月2日的日记里写道：“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L自然就是鲁迅，他已连哥哥的名字都不想提。如此冷漠的文字，背后藏匿的是仇恨和不屑，谁能相信这是描写自己一奶同胞的胞兄呢？
到第二年的6月，兄弟关系恶化到顶点。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去取回自己的书和一些器具，更严重的事态发生。根据鲁迅当天日记和在场目击者的讲述，他刚进西厢，周作人和妻子羽太信子就从屋里奔出，指着鲁迅破口大骂，言辞污秽，不堪入耳；羽太信子又立即打电话喊来几位亲友，夫妻俩一唱一和，当众痛骂鲁迅。骂到酣处，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砸去，幸亏别人接住拦开，才未击中；而忍无可忍的鲁迅也抓起一个陶瓦枕，掷向周作人。在众人拉架劝解下，鲁迅才得以拿了自己的东西离开。
多大的仇恨能让兄弟之间如此撕破颜面大打出手呢？
周氏兄弟从小感情极好。在祖父入狱、父亲又病重的情况下，十几岁的长子鲁迅就挑起了“户主”的重担，请医生等家中一切事务均由他承担，特别是受人冷眼的典当家产，这样给了弟弟周作人一个安全、宽裕的童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周作人的涉外手续、生活杂事，也全由鲁迅包办。在鲁迅深感做为弱国子民的屈辱的时候，哥哥照顾下的周作人在日本却称心如意，反觉“宗邦为疏，而异地为亲”。 1909年，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结婚；为了在经济上支持弟弟，鲁迅先回国就业，安顿下来后，两年后将弟弟、弟妹接回。周作人到北大任教授，也是鲁迅向他的老上司、原教育总长、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推荐。对兄长的照拂，周作人不会不知晓、不感激。
在绝交信事件前的几个月里，兄弟二人在外人看来完全不象潜藏着风暴的模样。1923年3月8日，周作人在《晨报副镌》上发表《绿洲七-儿童剧》，文章充满感情地回忆童年时代与哥哥鲁迅一起在桂花树下自编自演儿童剧的情景。对兄长的尊重和景仰之情，溢于言表。
问题只有一个答案，而这个答案就来自于周作人的日籍夫人，羽太信子。
用样板戏《沙家浜》里刁德一参谋长的一句戏文。那就是：
这个女人哪啊，不寻啊常……
究竟如何不寻常，待我再说。
2011年10月1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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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1-10-1 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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