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娱乐至死》及其评论 [复制链接]

归隐宋朝

主楼

发表于 2011-9-4 10:17 |只看该作者 |正序浏览 |

本帖最后由归隐宋朝于 2011-9-4 10:40 编辑

文/归隐宋朝

最近一段时间，六星不断出现关于读书的文章并引发一定的热议与争论。我以为，这是一种好现象，起码表明，我们仍未忘记读书和思考的重要性。有意思的是，大家似乎都有自己选定的目标和标尺及较为成熟的认知度，如：天晴的余秋雨、南沙贝的卡内基、芥末的高尔泰、色妞妞的渡边淳一，等等。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上个世纪末期曾有人哀叹，随着电视、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日趋成熟，人们已经对印刷术的衍生物失去了兴趣。人类热衷于读书、思考并乐于探求真理的时代，在十八、十九世纪已经处于巅峰，随之而来的只是逐渐的衰落和消失。持有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就是尼尔・波兹曼（1931-2003），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其代表作《娱乐至死》（或被译成《把我们自己娱乐死》）。

初次读到这本书是在十余年前，当时我不认同波兹曼的观点，前几日偶然看到一个电视的访谈栏目，说的就是这本书，突然感觉颇是那么回事，就百度了一下相关的评论，还真是热闹，特此归纳，“娱乐”一下。

《娱乐至死》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引人注目的是，波兹曼在书中用了一个章节论述了赫胥黎的预言并以此作为总结，赫胥黎曾预言：一旦无人想读书，无人想知道真理，一旦文化成为滑稽戏，文化就灭亡了。波兹曼认为，赫胥黎的预言已经应验了。对此，我国著名学者周国平如此评论：“这个结论也许太过悲观，我相信，只要人类精神存在一天，文化就决不会灭亡。不过，我无法否认，对于文化来说，一个娱乐至上的环境是最坏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任何严肃的精神活动都不被严肃地看待，人们不能容忍不是娱乐的文化，非把严肃化为娱乐不可；如果做不到，就干脆把戏侮严肃当作一种娱乐。面对这样的行径，我的感觉是，波兹曼的书名听起来像是诅咒。”

由此看来，周国平多少也是认可波兹曼的。有位可爱的女士在读《娱乐至死》时，很细腻地把波兹曼推崇的赫胥黎同被称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的奥威尔做了一个有趣的比较：奥威尔警告人们将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是因为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繁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的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在我看来，无论是短命的奥威尔还是睿智的赫胥黎，他俩都看无法看到当今世界的万千变化了，但他们的预言都足够凶猛和灰暗。看看周遭的一切，这种变化已经在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下无可避免的呈现出来。想想看，我们每天的信息来自何处？我们是否认真地去辨识过这些信息的可靠性？我们是不是仅凭电视新闻和网络信息来感知世界的一切？会不会人云亦云？甚至会不会把我们主观情绪的悲喜和生存状态的优劣溶合进去，添枝加叶的放大？有多少信息和真相是靠我们理性的探查得来的？有多少历史和真相是依据我们主观的好恶被人为的篡改和杜撰？最起码是被有选择性的加以利用和发挥。

不管你是否愿意，也不管你是否承认，这是个“速食时代”。人们似乎已经到了没有更多的精力去思考、去探究，可能已经懒得去做这些“无谓”的举动，只要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相信就好。不相信“官媒”，那就相信“私媒”好了；不相信铅字，那就网络好了；不相信“正途”，那就只有相信“小道”；不相信真相，那就只好相信谣言。呵呵，这可真是个乱象丛生的年代！人们探寻与思考的努力永远赶不上人们隐瞒和讹传更上心，看热闹的场面永远不缺少人手，而这些看客大多会把心和大脑放在别处，只带着眼睛和嘴。其实，也不能责怪这些太多的“我们”，每天来自电视和网络的信息告诉我们的只是这些未经证实或推敲的东西，而我们的内心也只是想娱乐一下而已。只要事不关己，只要不太沉重，完全可以为了娱乐而娱乐。

“与有情人做快乐事，莫问是缘是劫”的菠菜，她认为《娱乐至死》是一篇缅怀印刷术担忧多媒体娱乐的檄文。她似乎对当下的电视节目特别反感：我们的电视节目惟恐别人知道自己好看，怎么恶心怎么整，难得出一个好看的，全国电视台就有本事群起而模仿之，模仿到观众恶心得不行，直到现在这个惯性依然存在。说什么靠看电视节目娱乐至死……我觉得吐死或者无聊死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在我们电视台还没成个样子的时候，互联网已经兴起了，就如《世界是平的》里面的乐观预言般，我们瞬间就和资本主义社会同步了。……但电脑与电视机最大的区别在于，电脑的强制性远远没有电视机来的如此强烈。……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反思一下。多媒体文化最大的弱点在于——和书中所担心的一样，就是缺乏关联性。

菠菜以女性特有的方式作了总结：“娱乐至死”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在笑但是我们却不太快乐。我倒觉得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有件事情必须正视或者理解：许多事情，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许多事情，是值得我们痛苦的；快乐和自在是我们的朋友，寂寞和宽容同样是我们的朋友。而我们不应该因为困难而降低了对自己的要求，放弃做一件事情，离开某个人，忘记履行一个诺言，放纵自己的欲望……这些都很简单，但我们也不应该拒绝一些有难度的事情，可以笑也可以哭，学会娱乐也学会思考，渴望成功但不会被失败打跨，享受拥抱的温暖的同时了解孤单的宁静——回忆过去，珍惜眼前，展望未来，我无法选择人生的长度，我只有慢慢体会做人的尊严。

当然，对于《娱乐至死》还有另外一种声音。“越低俗越舒服”的叶子风，在其博客发表一篇评论：读过波兹曼的书就会知道，他说的“娱乐至死”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他根本不在乎娱乐节目的泛滥或媒体的娱乐化倾向。他写这本书是写给自己的知识分子同行的，他呼吁他们回到书籍中去，认真地写作和思考，而不要贪恋在电台、电视节目中侃侃而谈，一夜之间曝得大名。“娱乐至死”是他对媒体知识分子的警告。他认为，印刷机更适宜于理性思考，电台电视只会沦为大众娱乐，任何有志于知识工作的人都应该清醒，回到书面写作，那才是他们该呆的地方。波兹曼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观点可能被扭曲，他还特别做了如下的解释：
　　“为了避免我的分析被理解成对电视上的‘垃圾’的司空见惯的抱怨，我必须解释一下，我的焦点是放在认识论上，而不是放在美学或文学批评上，说实话，我对这些所谓‘垃圾’的爱绝不亚于其他任何人，我也非常清楚地知道，印刷机产生的垃圾可以让大峡谷满溢出来。而在生产垃圾这一点上，电视的资历还远远比不上印刷机。因此，我对电视上的‘垃圾’绝无异议。电视上最好的东西正是这些‘垃圾’，它们不会严重威胁到任何人或任何东西。而且，我们衡量一种文化，是要看其中自认为重要的东西，而不是看那些毫无伪装的琐碎小事。这正是我们的问题所在。电视本是无足轻重的，所以，如果它强加于自己很高的使命，或者把自己表现成重要文化对话的载体，那么危险就出现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样危险的事情正是知识分子和批评家一直不断鼓励电视去做的。”

叶子风下面这段话虽然与本文的议题存在距离，但我还是忍不住贴过来：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活着一群顽强的动物，他们严肃又自作聪明，他们傲慢又神经过敏，他们颐指气使假托圣言以讹传讹，他们将错就错不知悔改批判愚民。”别误会，这首歌赞美的不是羊驼，而是中国特色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他们的确顽固又强硬，不屈不挠，但他们克服的不是自然环境，而是商业和市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没多久，他们嘴边经常挂着一个新词“媚俗”，专门攻击大众的文化选择。这个词出自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实际上却是被译者篡改过的。原文KITSCH，意思是“自我感动”，拔高自己，自以为崇高。如果译成“媚雅”还更准确，结果活生生被韩少功译反了。韩少功是一名精英左派，这种栽赃昆德拉的勾当未必是故意，却充分暴露了他的潜意识。不过，话说回来，当时又能有几个知识分子不左呢？于是KITSCH被抛弃，“媚俗”大行其道，那些被昆德拉嘲笑的伪善人士打着昆德拉的旗号，振振有词地反庸俗反低俗起来。直到今天，人们使用“媚俗”这个词，想到不是那些“感动XX”评选，不是学校里播放的《感恩的心》，不是……，而是郭德纲的相声和小沈阳的二人转。谁会料到，不敬神的昆德拉在中国，竟成了弘扬主旋律、铲除杂乱音的理论权威。与其说是造化弄人，还不如说中国的山寨精神太强悍，俯卧撑、躲猫猫、指鹿为马、正龙拍虎，一脉相承，推陈出新。

还是回到正题，叶子风如此评价波兹曼的理论：他太关心知识分子的使命和利益，以至于失去了观察现实的耐心，连文明与野蛮的标准都有些把持不住了。例如他说，“各种各样的专制者们都深谙通过提供给民众娱乐来安抚民心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认为民众会忽视那些不能带给他们娱乐的东西，所以他们还是常常要依靠审查制度，而且会在意这种差别，因为审查制度就是他们对付某些严肃话语的方式。现在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了，所有的政治话语都采用了娱乐的形式，审查制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那些过去的国王、沙皇和元首如果知道了这一点，会感到多么高兴啊。”

最终，叶子风颇为严厉地指出：这条道路，正如我们看到的，其实和地狱之路一样，都是由鲜花和良好的愿望铺就的。

尼尔・波兹曼生前一直在纽约大学任教。他在纽约大学首创了媒体生态学专业。直到2003年，他一直是文化传播系的系主任。2003年10月波兹曼去世后，美国各大媒体发表多篇评论，高度评价波兹曼对后现代工业社会的深刻预见和尖锐批评。
　　波兹曼出版过20余部著作。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技术垄断》三部曲，以及《诚心诚意的反对》、《疯狂的谈话，愚蠢的谈话》、《如何看电视》、《建造通向18世纪的桥梁：过去怎样改变未来》等。其中《娱乐至死》和《童年消逝》已译成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在此文中，我更多的是在引述别人的评论，甚至波兹曼本人的理论都鲜有连贯性的表述。的确，我是诚心向大家推荐这部著作，在“文化即娱乐日渐成为新的约定俗成，只有娱乐才是文化即将成为不争的事实”的今天，在我们被娱乐的同时，不妨也来听一听另一种理性的声音。

再有，希望那些已经为人父母者能够同时看看《童年消逝》，有的版本与《娱乐至死》是合订本。它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可能更具实际意义，因为中国的儿童已经被“中国式教育”逼得杀红了眼的中国的爸爸妈妈们折磨得惨不忍睹了，童年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段被强力填鸭式的所谓教育把本该属于童年的各种元素挤压出去并带来各种心理生理疾病隐患的挥之不去的梦魇。唉，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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