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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天晴 于 2011-8-22 15:52 编辑
心理学上说，青春期发动是一个既美妙又危险的时期，身体里的荷尔蒙催使孩子们更富激情、关心广泛。这个时候孩子们对父母的依赖和需求突然减少，面对变化了的自身身体和外面的世界有了强烈的求知欲望的他们转而增加了对外探求欲望。记得台湾学者蒋勤谈到他的青春期，他觉得，这个时候的问题不是父母能解决的，他就看书学习，他要明白自己、明白女孩子的结构，还要明白这个世界的好多好多，他的母亲看他把自己锁在小屋里一呆就是几个小时，极不放心，老是过来敲他的门。
利用好青春期发动的巨大动力，孩子的对外意识会大大扩展，从而获得快速的成长机会。反观《荆棘鸟》中梅吉的兄弟，就是因为其青春期发动被大大抑制而造成终身不娶，其意识范围，只能是一个农民。
那么，没有荷尔蒙的帮助，我们能不能也迅速的扩大自己的意识范围，从而获得快速的心理成长呢？
四年前我开始看余秋雨的书的时候，对于文学、美学、历史、地理还是一个门外汉呢。余秋雨的书是饕餮盛宴，别说一口、就算一年你都不能吞下去并较好地消化吸收，所以我看的很慢，借助百度我了解他提到过的人物，借助地图和地形图我查清楚他说到的地方，为了补充我的历史知识，我有看了《东周列传》《五代史演义》《两宋风云》《明朝那些事》等，为了对考古的陶器、瓷器、绘画等增加一些必要的感官接触，我下载了好多这方面的图书或图片。
我还有另外几条道路扩展我的学习范围。电视方面我爱看央视的《走遍中国》《探索与发现》《大家》，凤凰卫视的《石评大财经》《一虎一席谈》《锵锵三人行》和更多的专题节目，香港阳光卫视的《子夜》和一些别的栏目也很不错。
经济上我看过张五常的文章和《石评大财经》里石齐平的谈论，从而对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有了较深的了解；国家战略方面最主要是石齐平的分析和刘亚洲将军的论述，这里对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的战略都有论述；地理上是各种地图加《走遍中国》，我对祖国大地有了较深的了解和切切感情……；为了解决我的抑郁，我特别关心我周边发生的事情，从中汲取快乐，并可以对外有快速的反应……。
我是学科学的，我关心最大的宇宙、我关心最小的粒子，我关心200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我关心50亿年的地球发展史、我关心生物DNA……。
这样学着、看着、走着，脑袋里时常想着书中所见，我经常感到我是“生活在别处”，大的悲切、大的感动时时向我袭来，看问题我有了新的坐标，就像从高处下望，我能看到蚂蚁搬家还有更好路线可供选择。我的对外意识空前扩展，随之而来的脱胎换骨的感觉一次次降临我身，状态的提高即是显而易见又是持续不断，过一段时间我就能感到我整体能力的提高，我感到我的身上，就像第二次青春发动，只是这次发动的激励因素不是荷尔蒙，而是我的求知欲望和我懂得了选择。
懂得的越多，我对人类的关切和对素不相识人的同情就越深，在马路上给对方让路的总是我，对问路的人最有耐心、最热情周到的人也是我，身先士卒、担任起领导别人过马路责任的人还是我……，我做这些因为我快乐。
记得看余秋雨《借我一生》，他提到他为了研究国外文化而租住一间十三平米的小屋，用了七年的时间，潜心研读十四个国家的哲学、文学、美学、戏剧等方面的著作，为了搞清楚这些学问产生的环境，他还必须看这十四个国家的历史。书中他提到，看完了这些书以后，再回到中国文化界，他说，他不会说话了。我知道余秋雨头脑清晰、反应能力和语言的流畅都是一流，怎么不会说话了？我百思不解。
后来他多次提到这件事我才明白了其中的要理。他说，七年读书，用国际的坐标再来看国内文化界，他觉得语言系统都不能和国内合拍，而国内当时的研究动向还不允许他出奇冒泡。他还说，经过这七年，他看问题的方法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他一再说，他是换了一个人。结合他其他方面的文章，我仅举一例予以说明：
当时国内对戏剧发生学的普遍认识是“劳动产生戏剧”、“经济水平决定戏剧”、“阶级矛盾造就戏剧冲突”，而余秋雨认为是游戏产生了戏剧。生物界（狗、狼都有游戏）的游戏有两大原则，一是自愿原则，二是公平原则。看戏、演戏都是自愿的，毫无强迫（这很符合戏剧的原则），所以是游戏产生了戏剧。可是要想突破这一观点，当时危险很大，甚至连出版都成了严重的问题，所以他只能借助于王国维先生的巫觋学说来艰难行事。
七年的苦读给余秋雨带来了什么？在一次谈话节目中他谈到了这些，我全文打上来（可凡是采访者，余秋雨是被采访者）：
“然后我突然发现现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来到了，改革开放使我更多地要了解外国，了解世界。那么这个学问呢，我不能根据现在报纸上这么报道来看，要从根子上来，所以我很明白要从古希腊读起。可凡你知道，那个时候，大量的书都没有翻译过来，我必须读英文原版。但英文原版，因为我的英文不好，我的英文真的不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翻字典来读。从图书馆借来，我们校图书馆当时有很多老教授捐献的英文书。这个读原版呢，原版其实也不是原版啦，因为如果好多著作原来是希腊文的，当它从希腊文翻译成英文的时候，这个英文严格讲，现在看来是比较浅显的，它转移过来后都比较浅显，但这比较浅显的英文，我当时既要把它翻译成我所写作时用的一段段引文，这个非同小可，因为有好多专家看到过，不能随便说，这个就很难。所以我必须要在上海找一些英文很好的老人去问，有的还实在是找不到有些老人就问我以前的英文老师。一点点问，所以读得很慢。读得很慢效果其实是很好的，因为您记得非常牢，为了几句话的准确表述，就是我要好几天时间徘徊，东翻字典西翻字典。这样的话呢，我把世界上十四个国家，就是思想、文化、哲学方面的贡献特别大的那些国家的最重要的文献，能够找得到的，我都读了一遍，这个对我就帮助太大了。我觉得是换了一个人，真是换了一个人。我一边读一边翻译，一边作笔记，这个笔记整理出版以后就变成我的一本一本学术著作。是当时得到了很多荣誉，给了我很多，我就很快就十五个，我是十五个之一，当时荣誉就很大。上海人事局还说鉴于我的学术贡献，给我连提两级工资，上海各报都登了。那么我知道这只是我的补课，这些书只是我的补课作业。这个我不是谦虚，现在看起来就是这样，只是补课。但为什么这些东西很重要呢，因为我在补课的时候，我们的民族也在补课，所以就需要这样的补课笔记，是这样的一件事，所以就有了第二次的习作和苦读，所以那一次在奉化的苦读，其实对我是一次启发。这就出现了第二次，所以第二次苦读以后人就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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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1-8-22 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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